硕士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在工商管理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校注重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对于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研究培养单位的工作重点。硕士学位论文质t是体现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最好指标，硕士学位论文从研究方法上分主要有两种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要求作者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并经过数据分析来证明理论假设，对作者的研究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实证研究硕士论文写作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校的科研能力。

一、硕士学位论文实证研究现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收录了各高校的优秀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按照严格标准收录的文章体现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的优秀作品，具有很强代表性，能够体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川通过检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自l郊冷一2(X刀年收录的优秀硕士论文，在本研究中主要检索了工商管理类的优秀硕士论文，学科类别有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会计学等，发现全国8所财经类高校工商管理类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实证论文比例普遗较低，检索结果如表1: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全国8所财经类高校被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的工商管理类论文中，1999一~2008年间共有626篇，其中实证类论文只有33篇，占总数的5.27%。在研究工具上，以SPss的应用较为普遍，结构方程软件应用很少，硕士论文的研究普遍还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初级层次。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200斤一2008年该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旅游管理等三个专业的硕士论文中实证论文情况如表2: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X哈一2008年的硕士论文中实证的比例逐年提高，而且总体的比例也超过了10%，但是实证论文主要集中在市场营销专业论文中，实证论文在专业分布上还不普遍，没有引起各专业的普遍认识;在实证质量上，实际调研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主要局限于因子分析，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论文较少，数据分析工具主要是sPss，能够用到结构方程软件的论文没有，这说明论文质量虽然有所进步但是学术水平一般。

二、国内主要期刊学术论文实证研究现状

虽然国外在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重视实证研究方法在学术研究中的普及和应用，但是实证研究在国内到上世纪卯年代才受到重视并逐渐开始流行起来。与硕士学位论文实证研究层次较低相对应的情况是:国内顶尖的学术期刊越来越重视实证研究，而且重视研究的深度和规范性。在此，我们选取了国内六种学术期刊做文献计量分析，分别为《管理世界》、《心理学报》、《南开管理评论》、《中国工业经济》、《中国管理科学》和《科研管理》，因为人力资源管理专业归到工商管理学科大类，近十年有关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在理论和实践上发展迅速，能够代表工商管理领域理论研究所呈现的特点。本研究中主要统计分析了1997一2加7年间在以上六种学术期刊中人力资源管理类学术论文的发表情况，截止2加7年12月这六种期刊上共发表人力资源管理类论文563篇，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从表3可以看出，国内这6种重要的学术期刊10年间发表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中，实证论文比例很高，在1997一2001年间，这些期刊发表的人力资源管理论文共146篇，其中实证论文56篇，实证比例为37.58%;2加2--刁(X)7年间，论文总数为414篇，实证论文233篇，实证比例为56.28%;1997一2007年间，论文总数为563篇，实证论文289篇，实证比例为51.33%。其中侧重心理学研究的《心理学报》十年间共发表人力资源类论文%篇，其中实证类论文93篇，实证比例高达%.88%;实证比例较低的如《科研管理》，其实证比例也有23.6%，说明实证论文逐渐成为学术论文的主流趋势。就论文分析工具而言，以《管理世界》为例，1997ee2(X)1年间发表的16篇人力资源管理类实证论文中，仅有1篇用到了SPss，13篇用excel做了简单的描述分析;而在2002一2(X)7年间发表的53篇实证论文中，用到SPsS的有41篇，比例高达80.39%，用到结构方程软件如LISREL或者AMOS的有20篇，比例为37.74%(sPss和结构方程软件一般配合使用，同一篇论文中可能同时使用两种分析工具)，论文在分析的深度和规范性上都有很大的提高(本处限于篇幅不再论述其他期刊的论文的分析工具使用情况)，说明学术论文越来越重视论文的分析深度和规范性。

三、培养硕士研究生实证分析能力的模式的启示

在工商管理类研究生的培养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学校注重学生的实际分析能力，对于硕士研究生的科研能力的培养也是研究培养单位的工作重点。硕士学位论文质t是体现研究生科研能力的最好指标，硕士学位论文从研究方法上分主要有两种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其中实证研究要求作者通过实际的调查研究并经过数据分析来证明理论假设，对作者的研究能力要求较高，所以实证研究硕士论文写作情况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一校的科研能力。

一、硕士学位论文实证研究现状

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和中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收录了各高校的优秀硕博士论文，数据库按照严格标准收录的文章体现了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论文中的优秀作品，具有很强代表性，能够体现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学术研究水平。川通过检索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自l郊冷一2(X刀年收录的优秀硕士论文，在本研究中主要检索了工商管理类的优秀硕士论文，学科类别有企业管理、市场营销、旅游管理、会计学等，发现全国8所财经类高校工商管理类优秀硕士学位论文中实证论文比例普遗较低，检索结果如表1: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发现，全国8所财经类高校被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数据库收录的工商管理类论文中，1999一~2008年间共有626篇，其中实证类论文只有33篇，占总数的5.27%。

在研究工具上，以SPss的应用较为普遍，结构方程软件应用很少，硕士论文的研究普遍还停留在实证研究的初级层次。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为例，200斤一2008年该校企业管理、市场营销和旅游管理等三个专业的硕士论文中实证论文情况如表2:

从表2可以看出，虽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在2(X哈一2008年的硕士论文中实证的比例逐年提高，而且总体的比例也超过了10%，但是实证论文主要集中在市场营销专业论文中，实证论文在专业分布上还不普遍，没有引起各专业的普遍认识;在实证质量上，实际调研的数据分析处理方法主要局限于因子分析，研究变量间因果关系论文较少，数据分析工具主要是sPss，能够用到结构方程软件的论文没有，这说明论文质量虽然有所进步但是学术水平一般。

摘要：通过运用课堂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心理教育能力三个变量对顶岗实习前后高师生的班级管理能力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比较研究，结果表明，顶岗实习对高师生班级管理能力具有正影响，影响程度按课堂管理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心理教育能力依次递减。

关键词：高师生；顶岗实习；班级管理能力

一、顶岗实习高师生班级管理能力

班级管理（classmanagement）是围绕班级目标所进行的组织管理、活动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总和〔1〕。教师的班级管理能力是教师的重要能力之一，美国的《威斯康辛州教师资格专业标准》中规定,教师应“具有管理课堂的能力,理解个人和群体动机及行为,以便创造一个鼓励积极的社会交往、主动参与学习与自我激励的学习环境”〔2〕。鉴于顶岗实习生仅在实习学校工作数月，其参与的班级管理工作具有渐进性、局限性和特殊性〔3〕〔4〕。顶岗实习高师生班级管理能力是顶岗实习高师生在原有班级建制基础上，快速进入角色，协调各项教育资源，采取恰当方式，有计划地推进课堂管理、组织活动管理、学生心理教育等工作，并完成教育任务的能力，见下图。

二、顶岗实习高师生班级管理能力培养方略

顶岗实习开展以来，为优化实习效果，提高顶岗实习高师生的教育教学能力，诸多专家学者献计献策，提出了很多卓有成效的顶岗实习培养方略〔5〕〔6〕。笔者结合自身顶岗实习经验及访谈调查结果，在原有培养方略的基础上创新培养思路、改善培养方法，并利用驻县管理工作的方便，在顶岗实习高师生中实施培养方略。方略一：搭建平台。利用QQ群、微博、博客、微信等网络媒介，搭建独具特色功能的长效网络平台，定期进行问题答疑和主题讨论，邀请管理专家答疑解惑，及时解决班级管理问题，不留问题死角。建立如此之多的网络平台看似冗赘，但利用多元网络平台进行交互，可以使顶岗实习高师生积极工作，快速找到自己所需、对号入座，及时解决问题。方略二：专家引领。为顶岗实习高师生和国培教师之间搭建桥梁，充分利用“国培计划”资源，在顶岗实习中，邀请年轻“国培教师”对顶岗实习高师生进行班级管理经验交流和问题解答。定期邀请管理专家（心理学专家、教学论教师、优秀班主任）对顶岗实习高师生进行理论和实践的引导，督促他们快速进入角色，明晰班级管理相关事宜，增强班级管理洞察力，先让其“敢管”，而后再通过针对性的指导，达到“会管”和“管好”。方略三：多元活动。一方面，组织顶岗实习高师生进行独具地方特色的顶岗实习班级管理经验分享，使他们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每月经自我举荐或同学推举，选出班级管理能力突出的顶岗实习高师生为大家撰写经验分享报告；另一方面，组织顶岗实习高师生进行以班级管理为主题、以情境模拟为形式的竞赛，在竞赛中增长能力。

一、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在国外

国外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发端于英国剑桥大学学者哈格维斯(D.H.Hargreaves)1999年在英国教育研究集刊(BritishJournalofEducationalStudies)发表的《创造知识的学校》(Theknowledge-creatingschool)一文。[1]这几乎成为日本著名知识管理学者Nonaka1991年在哈佛商业评论发表的传世名作《创造知识的公司》(Theknowledge-creatingcompany)8年后在教育领域的一个遥相呼应,因而哈格维斯这篇论文被认为是目前国外研究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最直接而重要的一篇文献。2000年哈格维斯又一篇力作《教师和医师的专业知识之生产、媒传及应用:一项比较分析》(Theproduction,mediationanduseofprofession-alknowledgeamongteachersanddoctors:acomparativeanalysis),首次将研究的视角切入到教师的专业知识管理方面,因而又一次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在推动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方面,国际经合组织(OECD)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国际经合组织下属的教育研究与创新中心2000年出版了《学习社会中的知识管理》(KnowledgeManagementintheLearningSociety)论文集,该论文集收录了关于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研究论文。[2]教育技术专业英文杂志《EducationalTechnology》从一种促进教育技术专业发展独特视角密切关注着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从1999年到2003年,一共刊发了3篇关于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论文(如表1所示)。由于《EducationalTechnology》是一种世界性学术刊物,因而它对于引领全世界广大教育技术专业人员积极投身于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起到了十分重大的促进作用。在推动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方面,我们理当特别提到美国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协会(ISKME,InstitutefortheStudyofKnowledgeManagementinEducation),这是一个致力于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推广、应用的非赢利性机构。2002年12月,ISKME和另一个美国著名的知识管理研究机构旧金山湾地区和硅谷知识管理论丛(theSanFranciscoBayAreaandSiliconValleyKnowledgeManagementClu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成功地举办了全美第一次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高峰会议。

来自全美各州的中小学、大专院校、研究机构的4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会后,ISKME主席皮特瑞兹(LisaA.Petrides)将这次会议经验交流的集体智慧撰写成一篇专论-《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范畴的确定》(KnowledgeManagementinEducation:DefiningtheLandscape),这篇专论对中小学、大学如何运用知识管理来提升学校效能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又是众多研究者集体智慧的结晶,因而备受人们关注。LisaA.Petrides的其他研究成果还有《知识管理:教育管理者探索学校未来发展的一种生态框架》(KnowledgeManagementforSchoolLeaders:AnEcologicalFrameworkforThinkingSchools),亦有非常大的影响。此外,国外关于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的文献还有JillindaJ.Kidwell的《如何将公司在实施知识管理的实践经验应用到高等教育中》(ApplyingCorporateKnowledgeManagementPracticesinHigherEducation),J.MichaelSpector的《知识管理在教学设计中的应用》(KnowledgeManagementinInstructionalDesign),AdisornNaUbon的《知识管理在在线远程教育中的应用》(KnowledgeManagementinOnlineDistanceEducation),AndreasAusserhofer的《迈向终身化学习社会的知识管理和E-learning》(E-learning&KnowledgeManagementtowardsLife-longEducation),DarrellWoelk的《知识管理和E-learning的整合》(IntegrationofEl-earningandKnowledgeManagement)等5篇论文。

(二)教育领域的知识管理研究在我国大陆

摘要：区县医院的临床教学管理水平和条件有限，如何提升区县医院的临床带教水平和质量，以教学发展为中心，推动医疗及学科综合发展，提高医院的救治能力，是多年来科教管理者面临的现实问题。医院近年来通过采取完善教学管理架构、规范教学场地建设、制定教学管理制度、加强教学质量督查、落实教学奖惩机制等有力措施，教学工作各方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绩。

关键词：区县医院;教学管理;效果观察

区县医院科教条件和水平有限，既往普遍存在“重临床，轻科教”现象，科教管理者对临床实习带教要求和教学基地标准不熟悉。如何突破医院教学工作发展的瓶颈，总结出适合区县医院的教学管理措施，是科教管理者的现实问题，医院于2011年成为重庆医科大学教学医院以来，积极探索了一系列促进教学发展的措施。

一、医院概况

梁平区人民医院是集医疗、教学、科研于一体的二级甲等综合医院，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梁平医院，开放床位1200张。在岗职工1172人，高级职称93人，中级职称161人，全区学科带头人12名，硕士研究生34名。年门诊量60万余人次，出院病人4万余人次。

二、教学管理的有力措施

在应法律出版社要求撰写这篇自述性文字时，我无法掩饰自己对韩非这句名言的偏爱，将它录在了本文卷首的题记位置。毫无疑问，韩非的这一论断是十分深刻和大气的。当时，战国纷争，诸候称雄，秦王朝顺天时，立新法，励精图治，变法自强，最后终于灭六国而统一天下。但秦朝统一后，却行独裁暴政，施苛刑峻法，终致激起民变，二世而亡。“呜呼！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朝兴衰强弱的原因固然很多，但行良法之治，人人奋发；施恶法之治，人人自危，则无疑是其内在的根本原因。唯有崇尚和信奉集人民之智慧、聚民族之精神、合一国之力量的良法，才能万众一心，所向披靡，推动国家走向强盛。

建国于公元1776年的美国，之所以能在短短的100多年后即成为世界首强，首功当归因于美国的开国精英们制定了一部顺应法治规律、适合美国国情的《美利坚合众国宪法》，以及在此宪法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法律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我有幸生活在中国有史以来真正开始从人治向法治迈进的“盛世”。“法治”已不再是仁人志士的梦想，而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高度共识，是中国21世纪唯一正确的政治选择。法治正在由于我们每个公民的不懈努力，而变为可触可摸的实实在在的具体制度乃至生活方式。“奉法者强则国强”。两千多年前韩非子揭示的这一深刻道理，正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成为现实。而我决心做这千千万万个“奉法者”中的一员，将毕生精力贡献于探索中国的行政法治之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回顾自己近20年来探索行政法治的漫漫历程，深感其间既充满了努力耕耘的艰辛，又洋溢着春华秋实的甘甜。

一、开启思想的心智

我于1958年7月7日出生于安徽省舒城县的一个干部和教师家庭。据县志记载，舒城在周武王克纣后即被立为舒国，战国时代灭于楚。汉高祖四年（公元前574年）初置舒县，翌年别置龙舒县，唐开元23年（公元735年）置舒城县，沿续至今。舒城自古以来虽未必英雄辈出，却也不乏人杰俊才。最著名的当数三国周瑜，有苏东坡的《赤壁怀古》为证：“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其文韬武略、风流倜傥的青年英才形象，跃然纸上。近代以来，舒城在教育文化上与邻县桐城一样，尊师重教的传统十分深厚。可能正是得益于这一传统，当我6岁时，因不在父母身边，就自己搬着凳子，从寄养的乡下舅奶家到二里外的村小学报名上学了。从此与书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中学有一段时间甚至是嗜书如命。如果不是1975—1977年在本县山区插队劳动两年，我的眼睛和身体说不定会严重受损于读书。或许有这个原因，我至今对曾插队两年的山村仍有一种怀念之情。

我虽然爱读书，但与生长在那个极“左”年代的大多数青少年一样，既没有读到太多的好书，也没有真正读通书。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思想和行动带有当时极“左”年代的鲜明印记。记得我插队到山村不久，一些农民在议论年代饿死了很多人。我当时一听就大为愤怒，斥为谬论，以致双方差点动起手来。可后来才知道，我自己就差点饿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还有一件事至今仍印象深刻。那是1976年9月9日，当我正扛着红旗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时，突然听到广播里播出主席逝世的讣告，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竟下意识地长时间盯着太阳，看太阳有没有陨落和变色。因为在人生的最初18年里，我是听着“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的歌声长大的。红太阳已经成了的化身。太阳怎么会陨落呢？怎么会去世呢？这是我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

但是，从来没有想也不敢想的问题一个又一个接踵而至。一个伟人去世了，又一个伟人登上了中国的历史舞台；一个时代结束了，又一个中华民族的“盛世”改革开放时代来临了。我们这一代或许命运注定将要承受不同时代社会现实的巨大反差，不同时代价值观的猛烈撞击，以及不同时代人生道路的曲折多变。孟子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孟子在这里没有说“必先变其观念”，我也不敢说我们这一代是“天将降大任”的一代。但历史已经证明，我们这一代是在两个时代断层的挤压碰撞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勤奋、坚韧、勇于追求真理、负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品格主调。

1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现状

1．1实验技术力量不足，可持续发展受阻

近年来，随着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大，在校生人数大幅增长，专业教师力量不断充实，实验室规模不断扩大，实验仪器数量快速增加，但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建设却远远滞后于学校的整体发展。实验工程技术力量不足，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支撑力度不够，严重影响学校的全面建设。队伍规模偏小是实验技术力量发挥不足的重要原因。以2013年教育部统计数据为准，国内重点高校（九校联盟）专职实验技术人员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均不足10％。笔者曾对国内外5所知名大学做过调研，这5所大学技术人员占教职工总数的比例在15％～22％之间，平均18％，具体见表1。可见，一流大学普遍重视技术人员的规模配置，以确保对教学和科研工作的支撑力度。国内高校在编制核算、岗位设置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弱化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发展规模，从根本上削弱了实验与工程技术力量的发展和实验技能的提升。我校也面临同样问题，编制数不足，同时在岗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中，又有部分人从事管理、科研或其他岗位的工作，并没有真正从事实验和工程类的工作，导致真正从事实验室工作的人员数量实际上更少。高层次技术人才缺乏是一个原因，实验与工程技术力量发挥不足更是另一个重要原因。优秀技术人才难以引进，缺少行业领军人物或顶尖人才，使得实验与工程技术队伍的技术结构不合理，队伍可持续发展受到阻碍。调研发现，院（系）对高层次技术人才的需求一直存在，并且有增长趋势，但长期得不到解决。

1．2评价体系不完善，发展目标不明确

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主要为教学和科研提供实验测试分析和其他技术服务性工作、操作维护仪器设施、落实实验室安全、保障教学和科研正常运行。教学和科研工作可以以论文、教学、科研奖励、课题经费等量化数据对教师进行考评，但是这些标准却不适合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不能反映实验室实际工作状况。许多高校以论文、科研等数据考核实验室人员，偏离了实验室工作实际，导致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在考核过程中很难获得合理评价，在职称晋升和职级晋升中受到许多限制。在培训培养方面，缺乏完善的激励机制，发展目标不清晰。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学术交流、出国研修的机会比教师少很多，职业幸福感不强。物质条件、工作成就及个人发展等方面与教师相比有较大的差距，严重制约了实验与工程技术人员工作积极性和创造力的有效发挥。

1．3实验室管理体制不顺

一、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及其最近的发展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一、欧美行政法学术传统中的平衡思想及其最近的发展

欧美行政法的学术传统主要有两个源头：以戴西（A.V.Dicey）为代表的规范主义模式（theNormativistStyle）和以狄骥（LéonDuguit）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模式（theFunctionalistStyle）。（注：最早作出这种划分的行政法学家是J.Willis教授，参见’ThreeApproachestoAdministrativeLaw:TheJudicial,theConceptual,andtheFunctional(1935)’,IunivofTorontoLawJournal53.willis的“judicial”路径仅指对行政权的司法控制，属于“Conceptual”范畴，即认为行政法的目标（object）主要是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作者认为这可理解为以戴西为中心的一种行政法传统，另一种传统即归属为功能学派（theFunctionalSchool）。这种划分在30年代英美学界已获得广泛的认同，参见RalphF.Fuchs,’ConceptsandPoliciesinAnglo-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Theory(1937)’TheYaleLawJournal,Vol.47:538—576.MartinLoughlin后来明确以这两种模式作理想类型进行系统的研究，作者研究公法的两种思想传统是以廿世纪行政法的兴起和占主导地位为前提的，因此学界普遍把其等同行政法学术传统的划分。相应的模式，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称为“红灯理论”模式（Redlighttheories）和“绿灯理论”模式（Greenlighttheories），近似的模式，罗豪才教授称之为控权模式和管理模式。）这两种模式的分歧奠基于学界对行政法的性质、范围、功能、制度安排及其理论基础的不同理解。规范主义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法”，其旨在通过一套规则设置保护个人免遭政府侵害，因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优于行政便利或行政效率，在制度安排上重行政程序和司法审查的机制设置，该模式根植于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经济理论，普通法传统，经典宪政主义（17、18世纪宪政）的人权保障和有限政府观念及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文化传统，自戴西以来的英美行政法学界曾长期占主导地位。韦德（H.W.R.Wade）、史密斯（deSmith）、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大多数学者都可归入这一模式。功能主义模式认为“行政法是有关行政的法，它决定着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注：IvorJennings,TheLawandtheConstitution,LondonUniversityPress,1959,p217.詹宁斯完全接受法国狄骥等学者的见解，他说：“现代法国行政法的读者对于何为行政法不会再有疑问了。它是关于行政的法——行政法是确定行政机关的组织、权力和职责的一套规则，”Ibid.p236.）把行政法视作政府有效推行社会政策，实现社会管制或提供公共服务的工具，强调法律对提高行政效率和促进公共利益而具有的管理与便捷功能（Regulatoryandfacilitativefunctions），主张以行政为中心（注：在英美行政法学界，古德诺（FrankGoodnow）第一个创立了“非以法院为中心的行政法理论”（anon—Court—Centeredtheoryofadministrativelaw）。倡导政治与行政的严格界分，强调行政法平衡多种社会偏好的中立功能。参见F.Goodnow,’thePrinciplesoftheAdministrativeLawoftheUnitedStates’.H.Y.:Putnam,1905,pp1—7.pp66—68

。）节制司法审查和革新行政程序制度，其理论基础可以在社会实证主义（SociologicalPositivism）、社会进化论（EvolutionarySocialTheory）和实用主义哲学（Pragmatism）中获得解释。（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05.）这种模式发韧于欧陆行政法学界，狄骥（LéonDuguit）的“公务论”即为最初的经典表述，在本世纪20、30、40年代的英国与美国，拉斯基（HaroldJ.Laski）、詹宁斯（W.lvorJennings）、罗布逊（W.A.Robson）、威利斯（Willis）、威尔逊（W.Wilson）等人在批判戴西模式中使功能主义模式导入英美行政法学界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注：罗布逊等人申言“在行政法的所有特征中，以能够恰当地服务于公共利益为条件，最具裨益的莫过于行政法庭有权推进某个特定领域的社会改良政策”，因此“行政法庭能够真正地有助于行政大臣执行其政策。”参见，W.A.Robson,JusticeandAdministrativeLaw(London1928),P.Xi.次年，戴西的拥护者认为，英国时下的风气表明法治正经历着明显的衰败，行政法专制主义在抬头。参见LordHewart,TheNewDespotism(London1929)，相类似的情形，美国学者称为行政专制主义时期，认为当时行政法有两种暴政，一是实体法上的（Substantivetyranny），一是程序法上的（Procedualtyranny）。参见PaulR.Verkuil,’TheEmergingConceptofAdministrativeProcedure’(1978),ColumbiaLawReview,Vol.78:284.）关于这两种模式的主导地位问题，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有学者指出，纵观英美整个行政法学术传统，“功能主义模式只是作为一种异端的传统（adissentingtradition）维持了它的生命力，该模式的价值和方法很难挑战占统治地位的保守的规范主义模式。”（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181.）AlfredC.Aman教授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自新政以来的美国，或者，可以说自30年代经济危机以来至70年代末的整个西方世界，倚重工具主义的行政法功能主义模式一直占主导地位。（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下列事实可能淡化了人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代意义：英美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整个欧美行政法学界，逐渐打破上述两种传统模式的界限而走向新的融合，如何使政府在被广泛授权的同时受到有效的节制，如何在提高行政效率和保护个人权利，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之间维持合理的平衡成为现代行政法一个共同的发展趋势，学者认为，导致这一情境的原因主要有：欧共体的发展与“欧洲行政法”的统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政治法律制度的趋同；（注：AlfredC.Aman,AdministrativeLawInAGlobalEra,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2;’AdministrativeLawforaNewCentury’,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90—117，另参见：J.Delbrück,’GlobalizationofLaw.Politics,andMarkets—ImplicationsforDomesticLaw—AEuropeanPerspective’(1993),1IndJGlobalLegalStud9.）现代国家面临的社会问题和对公共行政的要求变得越来越相似，文化之差异，在现代行政法的理论建构中已显得相对不重要。（注：RainerPitschas：《论德国行政法总论之改革》，黄钲堤译，载《宪政时代》（台北），1998年第1期。）事实上，有关学术史的研究资料表明，在两种学术传统之外，关于行政法制度模式及其理论基础的理解，欧美学界始终存在一种“全球化时代”的行政法观念和平衡思想，这种非主流的传统构成了80年代以来学界进一步倡导和发展现代行政法平衡理论的一个直接的、最重要的学术渊源。以后来居上的英美行政法学为例，行政法平衡思想的发展经历了三个历史时期。

第一阶段是本世纪初到二战前，行政法迅速发展，关于这一部门法在盎格鲁—美利坚（Anglo—American）法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地位、理论基础及其发展方向等根本问题，学者围绕戴西传统和新兴的功能主义思潮（在美国表现为以促进效率和公共利益为名的新公共行政运动）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一批著名的英美行政法学创建者，包括韦德（E.C.S.Wade）、古德诺（FrankGoodnow）、弗莱恩特（ErnstFreund）、弗兰克（JeromeFrank）、庞德（RoscoePound）等，认为工业革命、福利国家及其相应的公共行政的职能变迁导致了传统行政法理论的现代化（themodernisationoftraditionaladmimistrativelawtheory），未来的行政法发展应当转移以司法为中心（Court—Centered）的传统法治观念，但要避免陷入另一个极端——官僚支配（bureau—ridden）模式。就行政法的目的和功能而言，它应当在授权与限权、行政权力与公民权利、行政效率与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balancebetwemindividualismandsocialism，戴西认为这一时期行政法在英国的发展是社会主义取代个人主义传统的征象）之间维持一种合理的平衡（areasonablebalance）。（注：有关资料，参见FrankGoodnow,ComparaticeAdministrativelaw,NewYork:putnam,1893,Vol.2,book5,charp3,andhisThePrinciplesofAdministrativelawintheUnitedStates,NewYork:Putnam,1905,pp.1—7ErmstFreund,AdministrativePowersoverPersonsandproperty,ChicagoUniv.Press,1928,pp.145—187.在该书中，Freund率先提出“控制—服务”（Control&Service）的行政权模式，认为两类行为的自由裁置权及遵守法治的要求是不同的。JeremeFrank,BrownlowCommisssion,ReportofthePresident’s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Management,Washington,D.C:GovernmentPrintingoffice,1937,pp3.9.18.183.;RoscoePound,AdministrativeLaw:ItsGrouth,ProcedureandSignificance,PittsburgUniv.Press,1942,pp.19—20.p.55;Pound,’JusticeAccordingtoLaw’,14ColumbiaLawReview(1914),p13;E.C.S.Wade,ConstitutionalandAdministrativeLaw,LougmanGroupLimited,1931,’Developmentandnatureofadministrativelaw’.）与此同时，英国在“新专制主义”的压力下主持的部长权力调查委员会（1932）及战后行政裁判所和调查法委员会（1957）都主张行政法应有大的发展，但对行政权要施以民主的控制，并认为行政法的目的是在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theproperbalancebetweenpublicandprivateinterest）。（注：ReportoftheCommitteeonMinistorspouers,Cmnd,4060(1932);ReportoftheCommitteeonAdministrativeTribunalsandEnquiries,Cmnd.218(1957).Pt.iv,Ch.30,No.408.）然而，客观地说，这一时期的平衡思想并未有沿着既定的方向发展下去而成为一种理论或主流传统，一个重要的原因是30、40年代“行政专横”（庞德语，administrativeabsolutism）的现实使得当初提出平衡思想的学者也部分地改变了立场，甚至重新接受了传统的以司法为中心的行政法控权模式。

第二阶段是70年代。民权运动（后期）、经济滞胀、能源危机、环境保护等问题困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环境及其相应的职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传统的行政法模式的有效性和合法性再次受到学界的关注，平衡思想由此得以复兴和发展。其中，哈佛大学RichardB.Stewart教授的研究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在《美国行政法的创新》（注：RichardB.Stewart,’TheReformationofAmericanAdministrativeLaw’(1975).HarvardLawReview,vol.88:1669—1813.）一文中，他试图系统地研究一个取代传统行政法模式（thetraditionalmode，控权模式）的“利益代表模式”（InterestRepresentationmodel）。Stewart教授首先分析了美国传统行政法模式的特点及其缺陷，他认为，传统模式旨在通过公正的程序制约和司法审查制度确保行政自由裁量权在合法的限度内行使，禁止政府对个人自由和财产的非法侵犯，以协调政府权力和个人自治间各种相互冲突的主张。传统模式最大的弊端是把行政法视作控制政府权力的一种消极的工具（negativeinstrument），看不到政府“积极的一面”（theaffirmativeside），即政府政策的制定和执行代表个人和社会的利益，并能增进这些利益。另外，传统模式注重对权利的消极保护，而忽略了公民有效作用于行政过程的参与机制。因此，传统模式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激励。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美国行政法进入转型和创新时期，关键是如何重新界定行政法的作用和调整对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态度。当时，有多种替代传统模式的方案，但“利益代表模式”（联邦法官们的主流意见）最富建设性。Stewart教授认为，现代行政法调整的领域已超出传统行政法模式所理解的“政府权力和私人自治”这二维关系，而发展为一种多种相关利益（affectedmultipolarinterests）冲突和共存的多元关系，如政府在环境保护行为中决定是否给某个能源企业发放许可证的行为就涉及到包括居民在内的多方环境利益。行政法的目标应该通过多种有效的机制设置，扩大相关利益的参与机会并在各种冲突的价值和利益间保持平衡（balanceamongcompetingvaluesandinterests），为实现这一目标，行政法应该更多地考虑保护相对较弱的一方的利益（comparativelyill—organizedinterests），以抗衡（counterbalance）地位较强的行政机关及其对有组织的利益、特殊利益可能存在的偏私。Stewart教授认为，在这一新视野下，行政法的一些重要制度要进行相应的改革，“解决行政程序问题的出路在于为有关利益方提供代表参与的机会；行政实体政策的核心是根据各种具体环境，在这些相关利益中进行公平的调节（equitableaccommodations）；司法审查旨在确保行政机关为利益代表提供公正程序参与机会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公正的协调。”Stewart教授对“利益代表模式”作出了深入而富建设性的研究，但最终没有发展为一种系统的理论。

第三阶段，80年代以来，英美行政法学界进入学科反思及重构时期，学者的努力，旨在探究现代行政法得以独立存在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并由此促使新的学术传统的形成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这些研究主要是从下列几方面展开的：第一，把行政法的理论基础置于整个政治社会背景，尤其是变革传统社会的情境下进行考察。如，P.P.Craig指出：关于行政法的性质、目的等理论基础（Rationale）的探究只有进一步研究了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方式、互动关系及其政治理论背景后才会有准确而透彻的理解。（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pl:PublicLawandDemocracyintheUnitedKingdomandtheUnitedStatesofAmerica,Oxford:ClarendonPress,1990.pl.）第二，建立了“规范主义模式”、“功能主义模式”、“红灯理论”、“绿灯理论”等理想类型（IdealTypes）的分析框架，对传统行政法理论模式的划分获得了普遍的认同，新的理论基础的探索得以建立在一个最低限度的共识上。第三，从行政法功能与目的的视角揭示了传统模式关于效率与公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制度设计的紧张对峙与内在的不对称性，并进一步阐明传统模式由于对政府和公民都缺乏有效的激励和约束机制而难以回应传统社会的转型。第四，超越和置换两种传统的行政法理论模式，遵循平衡思想重新理解行政法的性质、目的、功能及其法律体系。CarolHarlow和RichardRawlings指出，传统行政法学的红灯理论模式（自戴西以来，视行政法为控制行政权保护个人自由的法的一种学术传统）和绿灯理论模式（把行政法视作授予和尊重积极行政的权力，旨在提高行政效率，有效提供社会服务和增进公共福利并对严格的司法审查中心主义提出疑问和节制的一种学术传统）都难以契合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持中立场（themiddleground）才是明智的选择并且更易达致认同。如何在行政利益（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特别机构）和公民利益的冲突中维持公正的平衡（afairbalance）应该成为行政法的主要功能，如何实现兼顾效率与公正的人道主义行政（ahumaneadministration）应该是行政官员和行政法学家共同关注的目标。（注：CarolHarlow&RichardRawlings:LawandAdministration.London:Weiden&Nicolson,1984,pp47—48.另见，NeilWalker:’TheMiddleGroundinPublicLaw’(1991),LawandSociety28.）MartinLoughlin认为传统的功能主义模式和规范主义模式都未能为我们现时代的经验和法律现象提供正确的解释，新的理论模式应该考虑如何使两种传统思想得到有机的结合，走“中间道路”，即可以通过抛弃法律工具主义和实证主义观念，公开承认法律的规范性价值而重新改造功能主义传统。（注：MartinLoughlin:PublicLawandPoliticalTheory,OxfordUniversityPress,1992,pp230—264.）KennethF.Warren从社会契约理论的视角论述了政府和公民的权利义务的平等关系，指出行政法如何从强调“正当程序”的传统转移到行政法面临复杂而持久的政治困境时，如何使行政机构的公共政策有效地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即行政法的目标和对公共行政的挑战是平衡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BalancingSocietalandIndivisualRights）。（注：KennethF.Warren:AdministrativeLawinthePoliticalSystem,N.Y.:PrenticeHall,1996,3rd.ed.pp509—569.）LiefH.Carter和ChristineB.Harrington强调了行政法对公共行政的赋权与控权的平衡功能，“行政法，并不限于对政府权力的控制，而同时包括对政府的授权并维护这种权力的合法行使，因此，当我们描述行政法的时候，请注意这个法律体系的调节方式，包括授予、尊重政府权力和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这两个同等重要的方面。”并对“行政法的核心功能是平衡”这一命题提出了建设性的商榷意见，论者认为，只有清晰地界定公正、效率、公共利益、个人利益等平衡要素的内涵及偏好序列之后，“平衡”才具有可操作的实质意义。（注：LiefH.Carter&ChristineB.Harrington:AdministrativeLawandPolitics,2nded.N.Y.:HarperCollinsPublishersInc.,1991.p48,pp.481—544.）P.P.Craig从行政机关和公民（包括私人团体）权利义务关系探讨了平衡的法律机制设置问题。他认为，行政法对行政机关、公民和私人组织两方都要同等地授权和予以制约（bothempowersandConstrains），但这种平衡的机制设置既涉及激励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信息问题，只有满足“激励相容”的原则，平衡机制的实现才是可能的，为此，他讨论了公共选择和机制设置理论的相关问题。（注：P.P.Craig:AdministrativeLaw,3rd.ed.,London:Sweet&Maxwell,1994,【编者按】232—242:’PublicLawandControlOverPrivatePower’,inMichaelTaggart(ed.),TheProvinceofAdministrativeLaw,Oxford:HartPublishing,1997,pp196—216.）此外，有些公法学家试图从现行的立法和传统的理论模式中挖掘“平衡”的基础。（注：如DavidH.Rosenbloom&RosemaryO’leary:PublicAdministrationandLaw.3rded.N.Y.:MarcelDekker,Inc.1997.pp51—262;MarshallE.Dimock:LawandDynamicAdministration,PraegerPublishers,1980.Chapter2."ANewEquilibrium."在传统的规范主义模式里，韦德（H.W.R.Wade）、戴维斯（K.C.Davis）、盖尔洪（W.Gellhorn）、施瓦茨（B.Schwartz）等法学家也强调了行政法对行政权与公民权、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平衡功能，但他们的观点与本文所谈的“平衡模式”的有关观点有一个根本性的差别：前者在经典“平衡宪法”（balancedconstitution）的视角下观照这一问题，旨在通过司法对行政的控制这一外部机制实现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后者直接以行政权与公民权的平衡关系作研究对象，并进行相应的机制设置。）

一、引言

近年来，就业压力不断增大，很多本科毕业生为了暂时逃避就业现实，选择了读研。然而，上了研究生，仍然面临着各种各样的压力，虽然研究生作为学生，首要任务仍然是学习，但是研究生的年龄特点不同于小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目前迈入研究生阶段的学生，至少是二十一二岁了，生理上的成熟和心理上的成人感，都不允许他们还像之前那样心安理得地花父母的钱了。另外，他们还面临着恋爱交友甚至婚姻的人生任务。最后，即便是研究生毕业，还是要回归到找工作的行列中。因此，笔者认为，研究生面临的压力主要来自于这几个方面：学习、生活、情感、工作。这些压力如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疏导,必将对其身心健康造成严重的危害。

二、研究生压力源分析

（一）学习压力

研究生阶段的学习不同于本科时候的学习模式，本科阶段主要依靠课本，上课形式是讲授式的，而研究生阶段，需要查阅大量的专业书籍和中外文资料，上课也大都是讨论性的，这样，研究生从被动学习到主动学习，从机械学习到研究性学习，他们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而且，本来研究生在入学前就已经经过数月甚至数年的备战考研,身心俱已疲惫,成功的喜悦还没来得及细细体味,马上又要投入艰辛的学习中，其压力可想而知。

另外，大多数高校对研究生实行外语过六级、公开发表至少两篇学术论文等硬性过关指标，甚至有学校规定必须在SCI收录的杂志上才允许毕业，否则不授予学位证书，这又增加了研究生们的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