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论文范文10篇

一、税权分析

(一)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分析。

税权作为一个税法概念，应当将其置于税收法律关系中，按照法律权利的一般原理对其进行解释。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形式多么复杂，最基本的当事人是国家和纳税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权不是国家单方面的权力；国家和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两极，理应享有对等的权利义务，税权也应是国家和纳税人同时享有的税收权利或税法权力。

从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看，税权即税法权利，是指税法确认和保护的国家和纳税人基于税法事实而享有的对税收的征纳和使用的支配权利。由此可见，对于国家而言，税权体现为对税金的取得和使用的权利；对于纳税人而言，税权体现为纳税人对税收要素的参与决定权和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等。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和纳税人作为税收双主体之一的角度来认识税权，提升了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并将纳税人税权系统地划分为税收使用权、税收知情权、税收参与权、税收监督权、税收请求权等几类。

(二)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

对于税收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认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另一类是以西方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等价交换说、税收价格说和公共需要说，认为税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是公民为获取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摘要]与私法之债相类似，从实践论角度讲，税收之债也具有可移转性。税收之债的移转包括税收债权的让与和税收债务的继承以及税收债务的承担三个方面。从各国税法实践来看，税收债权的让与主要有税收债权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让与，税收债权在税务机关之间以及税务机关与其他征税机关之间的让与三种表现形式；税收债务的继承主要有纳税人的合并与分立过程中税收债务的继承，第二次纳税义务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继承人、受遗赠人、遗嘱执行人或遗产管理人税收债务的继承等三种情形；税收债务的承担则表现为第三人代为履行税收债务的情况。以上三个方面税收债务的继承是税收债务移转最常见的、最主要的方面。税收之债的移转原因主要在于税法的直接规定，除此之外，税收债务也可以通过意定移转，这也是世界各国税法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

[关键词]税收债权，税收债务，移转，继承

一、问题的提出

税法学界对于税收法律关系的性质认识历来有权力关系说和债权债务关系说之争。日本税法学家北野弘久教授从区分法实践论与认识论的角度认为“只有从法实践论出发，将租税法律关系统一地理解为债务关系，从法认识论的角度出发，则在整体上将租税法律关系把握成权力关系才是正确的……就税法学领域而言，法认识论能够起到客观地把握税法现象构造特征和法则理论的作用，法实践论则尽可能在以宪法为统帅的实定法框架下，极力地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可以说，立足于债务关系说的理论来构造具体的实践性理论（租税立法、适用和解释税法的方式），对维护纳税者的人权具有重大的意义。”[1]但是，债务关系说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才具有实践意义，则是需待从各个角度加以深入研究的问题。基于债务关系说，北野教授在《税法学原论》一书中就诸如理解租税债务的成立时间、时效进行的开始日、和其他全权抵消以及租税诉讼中的若干问题等税法解释学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作了论述。但当现代租税被看成是一种特殊的债的时候，是否能够象一般的私债那样具有可移转性，北野教授仅提到了申报义务的承继，对这一问题则并没有论及。

我国税法理论和税收立法实践对税收的债权、债务属性已基本得到认可。[2]但目前的研究大都还集中在从总体上对税收法律关系性质的认识、构成层次及要素的研究方面。[3]从税收债务关系的角度专门研究的理论成果则主要集中在税收代位权、撤销权以及税收一般优先权等方面。而对税收之债的移转性问题的探讨，国内仅有少数学者有所涉及，但也仅限于从税收之债的继承或从纳税义务角度研究其变更。[4]关于税收债权的移转，刘剑文教授认为“就税收债权而言，我国税法学界有国家是税收债权的唯一主体之说，依此理论，税收债权似乎也不可能出现移转的情况。因此，一般来讲，税收债权人不会发生变化。”而对税收债务而言，少数学者仅承认税收债务可以继承，并且将这种继承限定在纳税人合并、分立以及财产继承或赠予关系这样狭窄的领域，认为这种继承不是由当事人通过合意产生的，而是由法律的规定而产生的。[5]绝大多数学者基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的考虑，一般认为税收之债特别是税收债务主体应该是特定的纳税人，禁止纳税人将税收债务以约定的方式移转至非特定的第三人。但从各国税收立法实践来看，许多国家的税法都承认税收之债可以移转。如德国、日本税法规定税收债务可由第三人清偿，我国新《税收征管法》也规定了纳税人在有合并、分立情形时未缴清税款的，可以由合并、分立后的纳税人继续履行未履行的纳税义务。[6]可以说，与国外税法以及我国税收立法的实践相比，我国税法的理论研究已明显滞后。

笔者认为，对税收之债移转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首先，对于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善而言，研究税收之债的移转性不仅可以促使我国税法向更人性化方向发展，促进税收征管机关职能的转变，有利于纳税人合法权益的维护，更为重要的是确立税收之债的可移转性，还能促进交易，提高税收征管效率。其次，对于税法学研究而言，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探讨，则有助于丰富我国现有税法解释学的内容。

法律关系是指在两个或数个权利主体之间，基于一个具体的事实关系，根据法律的规范所产生的法律上关联。通常法律关系是由彼此相对立的或互相关联的各种权利与义务所构成。当其基础的法律规范如可归类为税法时，则其法律关系即属于税法上的法律关系。税法是一个综合的法律部门，由实体性规范、程序性规范等集合而成，因而其法律关系也显现为多种类型，流行的分类为税收实体法上法律关系、税收程序法上法律关系、税收争讼法上法律关系及税收处罚法上法律关系。[1]本文仅就税收实体法律关系进行研究，希冀能对我国薄弱之税法起到理论提升的作用。

一、税收债务关系说的提出

税法上的法律关系是由程序的部分与实体的部分所组成。税法上程序部分的法律关系，称为税收义务关系，属于行政法性质，是为了配合或确保税收债权的实现，而由附随的非财产权性质的税法上权利与义务所构成的法律关系。

税法上实体部分的法律关系，是以财产法性质的请求权，即金钱给付之请求权为标的的法律关系，又称为税收债务关系。税收债务关系的请求权，包括税收请求权、担保责任请求权、退还请求权、退给请求权、退回请求权以及税收附带给付的请求权。[2]税收程序法上的种种义务规定，其终局的目的即在于配合或确保税收实体法上请求权的实现。

基于税收法定主义的精神，当有可归属于某特定人之法律事实符合税法所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的构成要件时，该特定人即依税法规定负有现实的纳税义务，亦即该特定人负有对于课税权人（国家或地方政府）给付一定数额税收的义务，而课税权人对于该特定人（纳税人）亦有请求其为特定财产上给付的权利。此种纳税义务关系的特征，抽象言之，即为特定人（纳税义务人）对于特定人（课税权人）负有为一定金钱或财产上的给付义务，换言之，即为特定人（课税权人）得对于特定人（纳税义务人）请求一定给付之权利，此特征正与债权债务的特性相符合。[3]正由于这种形式上的共通性，税收的缴纳义务才可以被称为一种公法上的债务。

私法上之债，是指特定当事人之间的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古罗马的《法学阶梯》认为：“债是拘束我们根据国家的法律而为一定给付的法锁。”[4]现代民法通常认为，债是特定当事人之间得请求为特定行为的法律关系。就私法上债的本质，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1）债为民事法律关系之一种；（2）债为财产性质的法律关系；（3）债为特定主体之间的法律关系；（4）债为当事人之间的特别结合关系；（5）债为当事人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法律手段。[5]

一、税权分析

(一)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分析。

税权作为一个税法概念，应当将其置于税收法律关系中，按照法律权利的一般原理对其进行解释。在税收法律关系中，无论形式多么复杂，最基本的当事人是国家和纳税人，最基本的法律关系是国家与纳税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税权不是国家单方面的权力；国家和纳税人作为税收法律关系的两极，理应享有对等的权利义务，税权也应是国家和纳税人同时享有的税收权利或税法权力。

从法律权利与义务的角度看，税权即税法权利，是指税法确认和保护的国家和纳税人基于税法事实而享有的对税收的征纳和使用的支配权利。由此可见，对于国家而言，税权体现为对税金的取得和使用的权利；对于纳税人而言，税权体现为纳税人对税收要素的参与决定权和对税款使用的民主监督权等。从权利与义务的角度和纳税人作为税收双主体之一的角度来认识税权，提升了纳税人的主体地位并将纳税人税权系统地划分为税收使用权、税收知情权、税收参与权、税收监督权、税收请求权等几类。

(二)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分析。

对于税收本质的认识，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分配论，认为税收是国家凭借政治权力对社会产品进行再分配的形式；另一类是以西方社会契约思想为基础的等价交换说、税收价格说和公共需要说，认为税收是公民依法向征税机关缴纳一定的财产以形成国家财政收入，从而使国家得以具备满足公民对公共服务需要的能力的一种活动，是公民为获取公共产品而支付的价格。

论文关键词：税收社会职能社会问题社会危机社会安全

论文摘要：当前，我国学界对税收职能的认识比较统一，但仅局限于税收的财政职能和税收经济职能等，均没有突出或是强调税收的社会职能，我国的税收立法也未从制度上普遍体现这种职能，从而降低了税收的社会效用。这种缺憾既与国家职能的历史演进、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和客观的社会情况发展有所脱节，也与我国税制改革向人本性方向发展不相适应。而事实上，加强税收的社会职能，进而增加税收制度服务社会的功能，建立科学、合理、人本性的税制结构是我国今后税制改革的重点。

税收的职能，属国家社会管理职能的重要内容，它是税收这种分配关系本身所固有的功能和职责，反映了税收在分配过程中所具有的基本属性。当前，我国学界对税收职能的认识比较统一，但仅局限于税收的财政职能和税收经济职能等，均没有突出或是强调税收的社会职能，我国的税收立法也未从制度上普遍体现这种职能，从而降低了税收的社会效用。这种缺憾既与国家职能的历史演进、社会公共政策的实施理念和客观的社会情况发展有所脱节，也与我国税制改革向人本性方向发展不相适应。而事实上，加强税收的社会职能，进而增加税收制度服务社会的功能，建立科学、合理、人本性的税制结构是我国今后税制改革的重点。

一、税收社会职能的提出

(一)对税收职能的认识

当前不论是经济学界还是税法学界对税收的财政职能(组织财政收入的职能、收入职能等)和经济职能(或称配置资源职能、调节经济的职能、宏观调控职能等)的认识是统一的，但有学者还提出了税收具有以下职能：

关键词：税收原则；财政；效率；公平

一、问题的核心：财政能与效率、公平并列作为税收原则吗

所谓税收原则，是建立、改革和完善税制所应遵循的理论标准和一般准则，是一定时期治税思想的直接体现。

自税收产生以来，人们就在不断探索优化税制的标准。但我国长期处于封建专制社会，皇粮国税、“苛捐杂税”的观念和事实影响了我国税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没有形成系统的、权威的税收原则。一些思想家提到了税收问题，但受封建小农经济意识的限制，主要是从平均主义出发，以公平标准来衡量税收的优劣，“不患寡而患不均”。新中国成立以后，长期受到“非税论”思想的影响，也就难以产生真正的税收原则。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税收地位越来越重要以及历次重大的税制改革，税收原则开始浮出水面，但主要是对西方税收原则的介绍，对符合中国国情的税收原则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总的说来，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的税收研究侧重于实际的、应用的税收问题研究，对属于基础性的税收原则重视得不够。为数不多的一些研究也由于缺乏鲜明的、严谨的经济理论支撑，难以形成权威的、上升到税收思想的税收原则。

在这方面，西方国家的研究较为深入、系统，并形成了不同时期广为接受的税收原则。其中较受推崇的观点如下：

1.威廉·配第的税收原则理论

2001年1月10日，总书记在出席全国宣传部长会议时提出：面对新世纪、新形势、新任务，特别需要在全党和全社会大力宣传和弘扬“五种精神”，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紧跟时代、勇于创新的精神，知难而进、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务求实效的精神，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的精神。用这些精神武装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使之成为大家的自觉追求，成为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巨大精神动力。本文将就新时期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弘扬艰苦奋斗精神的意义及方法作出探讨。

一、艰苦奋斗精神的基本内涵

不同时代、不同使命所要求的艰苦奋斗精神的内涵必须有所不同。那么，在当今时代，艰苦奋斗精神的时代内涵究竟是什么呢？现在看来，至少应该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居安思危，永不止步

回顾中国共产党业已走过的80年艰难历程，我们经过不屈不挠的艰苦奋斗，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任务，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开创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开创了正确道路，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使亿万中国人民掌握了自己的命运；建立了独立的和比较完善的国民经济体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不断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全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日益丰富；彻底结束了旧中国一盘散沙的局面，实现了国家的高度统一和各民族的空前团结；锻造了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建立起巩固的国防；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事实充分证明，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以上这些成就的取得而骄傲与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千万不能忽视甚至漠视目前及今后摆在面前的巨大考验。从国际环境看，中国经济的弱势还相当明显，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例如，1949年中美人均国民生产值之比为1：19，而1997年则扩大为1：43。从国内环境看，我国人均资源要素占有率低，生态环境恶化仍在延续，严重影响可持续发展。加之中国作为一个超大型国家和超大型社会，在实现社会形态的转换过程中必然带来的诸如社会失序、道德失衡、政治动荡等一系列尖锐问题，都时刻提醒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如果不能居安思危，不断前进，后果将不堪设想。

(二)励精图治，知难而进

税收自由裁量权，是指税务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法律事实要件确定的情况下，在法律授权范围内，依据立法目的和公正、合理原则，自行判断行为条件、自行选择行为方式和自由做出行政决定的权力。实践证明，税务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自由裁量权是税务机关的一项不可缺少的权力，它的合理、适度运用，将有利于提高税务行政效率，保护国家、社会和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同时，税收自由裁量权也是一柄双刃剑，如果对它不加以控制，就会侵蚀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给国家、社会带来损害，为此我们需要构建和完善相关的制度控制体系。

一、税收自由裁量权及其制度控制体系

(一)我国税收自由裁量权的主要体现

税收自由裁量权的实质是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制度标准和价值取向进行行为选择的一个过程。由于税务行政的专业性和技术性很强，而且我国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税收制度处于不断变化中，国家赋予税务机关较为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具体包括：

1．权力行使方式的自由裁量。税收法律法规对权力的行使未作规定，或虽有规定，但比较笼统和原则，需要税务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否行使这一权力或如何行使这一权力，它包括作为及如何作为与不作为。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八十五条中“税务机关应当建立科学的检查制度，统筹安排检查工作，严格控制对纳税人、扣缴义务人的检查次数。”至于如何“统筹安排”、具体多少“检查次数”没有明确规定，给税务检查留下了自由裁量的空间，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由决定。

2．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选择。权力行使方法的自由裁量是指税法对税收执法权行使的方法未作规定或未作详细规定或规定了多种方法，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行为的方法。如《征管法实施细则》第四十条规定税务机关应当根据方便、快捷、安全的原则，积极推广使用支票、银行卡、电子结算方式缴纳税款。在税款征收过程中，税务机关可以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适当的方法。

一、加入WTO对黑龙江省财政税收状况的影响

（一）对财政收支状况的影响。

1.从财政收入上看，减收因素较多，但税收增长的长期趋势不会逆转。由于加入WTO后产生的＿些直接冲击所导致的负面影响主要有：（1）由于出口取消政府补贴和国内市场竞争加剧的影响，许多行业或企业的不景气，导致相应的税收减少。其中，以石化业所受负面影响最为直接。（2）由于黑龙江省农业受到的冲击较为明显，粮食作物种植效益普遍降低，将导致相应的农业税收明显减少。虽然这对全省总的财政收入影响不大，但农业税收对绝大多数县（市）来讲，是其骨干财源，直接影响县级财力，县级财政将变得更加困难。（3）财政非税收入呈减少趋势。加入WTO后，无论是对政府行为的规范性要求，还是从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地方投资环境方面考虑，财政收入逐步规范成为必然，由此将导致行政事业性收费、罚没收入等非税收入呈减少趋势。另外，由于黑龙江省经济结构类型决定了其出口对地方经济拉动作用较小，因此，财政收入面临减收因素较多，而且影响范围较大。不过，也有许多有利因素：国家必将采取的一系列保护和应对措施，过渡期内企业的自我调整与提高，国外资金、技术、管理引入的增加，必然为地方经济带来新的活力和增长点。如外资的进入有利于扩展第三产业的发展，国外商品陆续增加使消费者选择余地更多，﹁定时间内将刺激消费，也会相应的增加税收。因此，在面对许多不利因素的同时，也应看到加入WTO后带来有利于地方经济长期发展的有利机遇，从长期看，财政税收持续增长的趋势不会发生逆转。

2.从财政支出上看，增支压力明显加大，收支平衡难度增加。（1）社会保障支出压力明显加大。加入WTO后导致市场竞争加剧，不景气企业会大量增加，下岗与失业人员增加速度会明显加快，从而增加社会保障支出的压力。（2）对县乡的转移支付需求增加。加入WTO对农业产生的冲击，一方面导致农民收入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短期难见成效，贫困化问题加重；另一方面，影响县级地方收入，县级财政困难更加严重。所以，无论是从保持农村社会稳定，还是县乡机构的正常运转，都需要加大对县乡转移支付的力度。（3）客观要求增加对经济结构调整及产业升级支持性支出。为了适应加入WTO后的新局面，无论是农业还是工业，面临的结构调整与产业升级任务都比较繁重而迫切，客观要求财政增加相应的投入。在支出需求增长的同时，地方财政又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全按公共财政要求从相应领域撤出，在收入增长有限的情况下，面临收支平衡的难度增加。

（二）财税工作自身将面临较大转变。

1.在财政模式上要求加快向公共财政转变。我国加入WTO，无疑会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的进程，客观上也就要求加快由计划经济体制的财政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公共财政转化的进程。从实践的需求看，无论是从政府加快职能转变的要求出发，还是从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改善调控经济的方式出发，都要求尽快构建公共财政模式。并由此导致财政的具体职能、支出重点、调控手段发生一系列的转变。其中，在加入WTO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加强对农业的投入以及支持战略产业和民族经济关键行业或企业将成为财政支出转移的一个重点内容，而这一任务，更多的是体现在国家与省级财政。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在税收之债的制度构成中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基于租税法律主义的要求，税捐债务在税法所规定的金钱给付义务的构成要件实现时即告发生。因此，只有满足税捐构成要件，才会发生税捐债务，此即所谓“构成要件合致性原则”。[1]由于税法侵权法的特性，必然要求税收构成要件必须由法律明确加以规定，以使“国民对国家之干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见并可以预测”。[2]因此，有必要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加以考察。

一、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重新解读

（一）税收要素的传统学说的不足

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学界亦称为税收要素或课税要素，是在实体的税收规范中，所规定产生税捐债务的各种抽象前提要件的整体而属于一项总括的概念。[3]它所解决的是税收之债的当事人之间的债权债务的具体形成问题。学界对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的研究是较为深入的。如日本学者金子宏认为，课税要素包括纳税人、课税对象、课税对象的归属、课税标准以及税率五种。[4]台湾学者陈清秀认为，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应包括税捐主体、税捐客体、税捐客体的归属、税基、税率。[5]此外，我国学者则提出了税法主体、征税客体、税目与计税依据、税率、税收特别措施、纳税环节、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税务争议和税收法律责任等税收要素。[6]

从税收之债的成立的角度来说，学者们对税收要素的概括仍有所不足。具体说来，纳税人仅仅代表了税收之债的一方当事人，即承担税款给付义务的税收之债的债务人，作为享有税款受领权利的税收之债的债权人则并未予以反应。尽管以税捐主体取代纳税人，足以弥补上述缺失，但由于征税客体仅仅表明税收之债所依存的对象，作为一种客观的存在，它或者可以作为各个税种相互区别的标志，却很难表征税收之债成立与否。以增值税为例，增值税以商品和劳务为其征税对象，但单纯的商品或劳务的存在本身并不会产生增值税的税收债务，而仅仅在商品经销售或劳务经提供之后，税收债务才会现实的发生。税法上所规定的征税客体，仅仅限定了税收之债所指向的对象，而该对象只有与税收债务人的经济行为相联系，才能现实的导致税收之债的发生。我国学者对税收要素的总结几乎囊括了对税收之债产生影响的所有要素。但纳税时间、纳税地点、纳税期限、纳税环节所涉及的仅是征纳的程序问题，即如何以及何时履行债务的问题，并不影响实体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的成立。另外亦有学者认为，税收优惠措施也是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7].但税收优惠措施仅在个别的税收债权债务关系中存在，并非一般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而是特殊的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税务争议本身即是针对税收债权债务发生的争议，并不最终决定税收之债的成立与消灭。而税收法律责任是在税收之债未被完全履行时由相关义务人所承担相应的法律义务，是在税收之债成立之后发生的，也不会影响税收之债的成立。

（二）税务机关的核课行为与税收之债的构成要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