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政分析论文范文10篇

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全球网络化、数字化、信息化势不可挡，科技期刊编辑的角色也正在发生改变。编辑不再仅仅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编辑加工者，而是要成为紧跟时代潮流的复合型人才。科技期刊编辑不仅要做好日常的编辑工作，更要通过不断学习，总结经验，开展编辑学研究，撰写和发表编辑学论文，提升自信，提高素质，成长为编辑人才。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部以“发挥行业示范作用、办国际一流期刊、培养一流编辑队伍，立足西部、影响全国、走向世界”为奋斗目标。自2018年至今，在编辑部主任的鼓励和带领下，编辑团队撰写并发表了20余篇编辑学论文，其中多篇获各级期刊编辑学会优秀论文奖。本文结合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部撰写发表编辑学论文的典型案例，分析科技期刊编辑撰写编辑学论文的作用并总结归纳编辑学论文的选题途径，以期与科技期刊编辑同人交流探讨。

1撰写编辑学论文的作用

1．1有助于编辑自身的成长

目前，许多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并非编辑学专业出身，刚进入编辑行业时往往面临缺乏自信、对编辑行业认可度低、无职业规划等问题［1］。成功发表编辑学论文能够提升自信、提高对编辑行业的认可度。编辑在不断撰写编辑学论文的过程中，能够逐渐学习了解编辑学，规划自身在编辑行业的发展目标和实施途径。科技期刊编辑撰写论文以编辑学研究为基础，这一过程需要科技期刊编辑理清研究思路，选择科学研究方法，合理规划研究技术路线［2］。这一方面可以培养编辑的科学思维，提高科研能力;另一方面能促使科技期刊编辑定期对编辑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针对问题查阅文献找出有效的解决办法，不断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提高编辑业务水平。撰写发表编辑学论文也是科技期刊编辑职称评审时的重要支撑。写作能够让青年编辑快速成长为一名优秀编辑，也是国内职称评审制度对青年编辑发展成才的基本要求［3－4］。只要将压力化为动力，将外部动机化作自身的内部动机［5－6］，平时多看多读多思考，科技期刊编辑就能从文献中、从工作中找到撰写编辑学论文的思路。科技期刊编辑一旦认识到写作的重要性，从心理上和行为上克服了写作障碍，迈过初始写作关，撰写论文就会成为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7］。

1．2有助于编辑团队的建设

高素质的编辑团队是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由13人组成的华西口腔医学院编辑团队，团结协作、充满活力、学术氛围活跃，这也得益于编辑学论文的撰写。“传、帮、带”不仅体现在经验丰富的老编辑会带领新编辑学习科技期刊编辑方面的知识，练好编辑基本功;也体现在老编辑会帮助新编辑选题和修改文章。老编辑一直坚持写论文，为青年编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赶、帮、超”的学习氛围和撰写编辑学论文的传统无形中提高了团队撰写文章的积极性。为不断紧跟编辑学前沿热点，找到撰写编辑学论文的选题，编辑团队经常参加国际国内编辑行业高水平专业会议和编辑系列培训。编辑部定期开展集体业务学习，不断总结归纳编辑学知识和工作中遇到的问题。这不仅对实际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也形成全员积极学习向上的氛围，还能从中找到合适的选题进行编辑学论文的写作。通过不断撰写编辑学论文，编辑团队不仅提升了贯穿于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加工、宣传营销等出版全过程的人文素养，还培养了与时俱进的创新素养［8］。运用科学的方法指导和组织中青年编辑有效地进行编辑学研究，完善研究成果，撰写发表编辑学论文，既能增强编辑工作的成就感，又能提升编辑团队整体的编辑素养［9］。

一、财政监督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经济信息量急剧增大，这迫切需要财政监督机构改变传统手工作业的监督方式，实现监督手段信息化，使监督工作人员从繁琐的数字运算、法规查证中解放出来，提高工作效率。

另一方面，随着计算机、数据库、网络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广泛运用，被监督单位在管理手段、信息存储等方面发生了本质的变化，这些对财政监督的对象、范围、线索以及监督程序造成很大影响，传统的以审查纸质账目为基本手段的监督工作方法己经不能适应新环境的要求。因此，财政政监督手段必须顺应发展趋势，加快信息化建设，改变监督方式、手段和技术。

二、信息化建设的作用和实施条件

2.1信息化建设的作用

目前，财政监督系统存在着信息不畅通、信息链脱节、监督手段落后和监督资源浪费等问题，而实现监督手段信息化正是解决这些问题的有效途径。

［摘要］良好的教学方法对于提高学生学习积极性、保障教学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基于安全工程专业特点、生源特点系统分析了目前专业英语教学中存在的不足，结合专业英语课程特点提出了鼓励式教学、互动式教学、启发式教学相结合的教学方法，并对教学内容进行了改革。同时，本研究以成绩考核、创新成果奖励作为手段，鼓励学生主动学习、积极思考。实践结果表明：该方法有效提高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其他课程教学方法的改进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改革；保障措施

河南城建学院安全工程专业是一个培养学生掌握安全基础理论，并将之灵活运用于安全实践的工科专业。其涉及的行业不仅包括电器安全、机械安全、化工安全、建筑安全、矿业安全，还包括环境安全、饮水安全等。为了使学生了解国际前沿安全研究进展、新技术，便于学生取长补短，与国际接轨，学院特开设了安全工程专业英语课程。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是本科生在修完安全学原理、安全工程学、系统可靠性等专业课程的基础上开设的一门专业必修课。这门课程的开设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让学生掌握安全工程专业的专业英文词汇，拓展学生对国际前沿安全知识的认识，能够通过英文网站进行资料的查询等；二是能够掌握安全工程专业英文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方法，能够与国际同行进行交流与学习，也为进一步深造奠定基础。该课程不仅作为一个工具，向学生介绍安全工程专业的相关理论、技术，同时也为学生进一步提高专业知识和了解国际前沿进展提供平台。河南城建学院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由安全专业教师进行授课，该课程开设较晚，尚未形成系统、成熟的教学方法。由于该课程内容烦琐，导致学生学习过程枯燥乏味。同时，课程难度较大，容易造成学生信心不足，甚至是失去学习兴趣。一些老牌院校开设了安全工程专业英语，形成了系统的教学方法，新开设院校可以进行一定的借鉴。但是，不同学校安全工程专业的侧重点、就业方向、生源情况又不完全相同，照搬照抄其他学校的教学方法，可能不适应本校的实际情况。为此，安全工程专业英语的教学必须结合专业特点、培养目标、生源情况等，探索与之相匹配的教学方法，从根本上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营造活跃的课堂气氛，提高课堂教学效果。

一、目前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存在的不足

由于河南城建学院安全工程专业开设时间短，教学经验不足，对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与探索还不到位。同时，从事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的教师少，在教学方法交流与探讨方面做得不够。因此，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方法运用还不够成熟，在一些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这些不足主要集中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教学理念落后。良好的教学理念是保证课堂教学效果的关键。安全工程专业英语作为一门应用型课程，要注重应用方法的掌握、工具的利用，而不仅仅是英文词汇的记忆。通过课堂学习不仅要教会学生如何掌握重要知识点，更应该教会学生如何去学习，如何充分利用图书馆、网络的便利条件，快速有效地找到自己所需要的知识，并能够灵活运用所学知识，快速提高自身能力。同时，应让学生掌握了解学科前沿的方法，了解如何能够快速了解国内外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而在其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实现技术、理论新的突破，避免不了解研究前沿的条件下进行重复性的研究。但是，由于教材内容、教学学时、教学计划的限制，教师没有多余的时间进行拓展性的教学，只能按照教学计划按部就班地进行教材内容的讲解。而专业英语作为一门对英语基础要求很高的课程，对于大多数工科学生来说存在很大的学习难度，如果课程进度过快，会导致学生失去思考时间，对内容理解不够深入，严重影响教学效果。（二）教学方法单一。安全工程专业英语教学普遍采用传统教学方法，即以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式接受。在整个讲解过程中，由于课程内容枯燥乏味，导致学生逐渐失去兴趣，甚至是昏昏欲睡。同时，专业英语教学主要以PPT教学为主，每节课的课程量非常大。而且，专业英语词汇相对生僻、难懂，当大量生僻词汇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学生会由于难度较大，而失去信心，最终失去学习兴趣。教师为了让学生理解课程内容，需要对生僻单词从拼写、发音、词义方面进行详细的讲解，从而使课程内容的讲解被迫中断，严重影响了教学的连续性。对于这种被动式的知识接受，学生理解往往不够深刻，在教师讲解过程中或许能够理解所学内容，而在下课铃响的一瞬间，又将所学内容大部分交给了教师，在下一次上课的时候对课程内容的记忆所剩无几。同时，这种传统教学方法也给了学生更多的自由，可以心不在焉地听课，甚至是玩手机，难以使其集中注意力，导致课堂效果大打折扣。（三）教学内容脱节。教学内容的脱节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课本知识过于陈旧，缺乏新意。由于教材编制时间、出版周期等的影响，教材内容相对滞后2~3年，甚至更长，不能与时政紧密结合。比如，我们所采用的教材为2011年出版的，则其知识可能停留在2010年，甚至是更早。同时，由于教材内容的烦琐，上课教师少，需要教师进行全部课件的制作，导致备课时间远远大于上课时间，很多教师不愿意进行教材的更新，以避免重新进行备课。这进一步加深了课程内容更新的难度。另一方面学生所学知识缺乏运用，导致学生理解不够深入。目前本科生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机会较少，对国际前沿知识学习的渴望不够强烈，很少有学生主动进行外文文献的阅读。同时，与国际学者或留学生交流的机会比较少，对其所学英语知识应用较少，尤其是不考研学生，可能在毕业之前很少用到。作为一门应用型、工具型课程，就是要为学生进行国际交流、外文文献的学习、写作等提供方法。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导致学生学无用武之地，进而导致学生对专业英语理解不够深入，缺乏活学活用的能力，没有很好地起到预期效果。（四）教学检查制度的限制。考核制度的限制主要体现在对考核内容的限制。教师在开学之前就根据教材内容进行了课程的规划，对于每周课程内容都进行了设计。在实际上课过程中，可能出现新的安全理论、方法或者标准、政策的更新等，也可能出现一些关注度比较高的安全事故等，这些新内容的详细讲解会占用过多的课堂时间，导致课程计划内容不能按时完成。而作为安全专业教师，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的讲解，会导致学生一知半解，在以后的安全工作中不能及时、有效地采取合理措施。这就需要改变原有的教学检查方法以适应新的变化。（五）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课程时间安排不合理包含课程学时过少和每次课间隔时间过长。目前，安全工程专业英语课程设计为13学时/学期，两周一次课，每次课2学时。教材采用樊运晓主编的《安全工程专业英语》第二版，共16章内容。根据教学安排，13学时要完成8章内容的讲解。根据教学实际，每次课（2学时）只能完成1章内容的讲解，并且中间不能加入任何教材以外的内容。这最终导致学生难以一直保持注意力高度集中，且对内容理解不够深入，难以活学活用，教学效果严重打折。同时，还存在每次课间隔时间过长的不足。根据教研室安排，每次课要抽出一定时间进行科技论文阅读与写作方法讲解。而由于两次课间隔时间过长，在学生上课时，对上次讲解的论文写作与阅读内容的记忆已所剩无几，教师需要帮助学生对上次内容重新进行回顾，最终导致课堂时间被浪费的同时，教学效果也不够理想。

二、教学方法的改革

*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北京分校凭借多年的培训经验，根据去年国家报考形势，预测性地为考生总结了一些应试经验，备考信息，以求在今年夏季的公务员复习中，为考生带来一些福音。具体说来，表现在以下八个方面：

一、考试态度要端正。

现今社会是竞争社会，有竞争就有成败。端正态度，是成功的前提。在注重物质的社会，考生切不可抱有考着好玩的姿态。如果只是为了玩儿，何必浪费精神！不考则已，一考就要惊人！所以，要正确对待自己，敢于面对考试，善于反思，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辩证地看待自己的长短得失，还要有自信，有机会就不要放弃，真正把考试当回事。

二、复习计划要周密。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所以，考生复习要有周密的计划，好好利用4个月的时间。要根据去年颁发的考试大纲，提前制定一个周密复习计划，整体把握备考全过程，对时间分配、课程分配、复习进度等有一个宏观的把握，尽量做到周密、实用、高效。注意要一心投入复习计划中，千万不要“欠账”，绝对不要拖到“明天”。

三、“题海战术”不可少。复习之前，要读懂大纲，熟悉题型，掌握题目难度和出题技巧，增强快速反映能力和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在平时复习中，争取每两天做一道题，练习做题的准确度和速度。相对而言，大学生是国内应试文化相对较高的人群，所以在考试练习上相对其他群体而言应更充足，所以一定意义上的“题海战术”是十分必要的。特别是对行政能力考试大有裨益。

四、“仿真”不能太当真。虽说“题海战术”不可少，但对于各种“仿真”也不能太不当“真”。从国家历年考试的情况来看，虽然很多考生也从诸多仿真题、考试指南、考前辅导资料中得到不少锻炼，但尽信书不如无书。建议认真选几本精致权威的资料以及往年的真题，进行练习积累。书不在多，有用则行。但要知道这些资料的作用，不是让你“邂逅”真题，而是让你熟悉题型，把握规律，获得解题的敏锐性和临考的经验。

摘要：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中，自由和谐的人文社会是我国在现代化经济建设中，更为注重的发展方向。作为具有千年历史文化的大国，我国对于德育的培养至关重要。各高校秉承党的指导思想，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教育和渗透。茶文化便是学生需要重点学习的传统文化之一。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了人文社会下茶德思维在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中的应用。

关键词：人文社会；茶德；传统文化；教育

1茶文化人文社会

1.1茶道人本主义

茶道的人本主义是促进人文社会发展的潜在驱动力。在茶道“以人为本”的思想观念下，无论是宏观下的社会和谐发展，还是微观角度的人际交往，人本主义都是促进整体社会运作的桥梁。在茶道人本主义下，我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不被经济和资本世界影响，坚持自身的人文主义社会理念和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在高校学生的教育中，也时刻以人（学生）为主，促进教育事业的创新发展。一方面，高校注重教学设备、基础硬件等设施的普及，旨在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另一方面，高校在教师培养上也以师德为先，旨在培养关心学生全面发展的优秀教师，而非以成绩衡量学生的教师。在茶道人本主义的影响下，我国教育事业不断走向良性循环的道路，学生受到良好的教育后，也积极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促进了整体人文社会的发展。

1.2茶德仁爱理论

期刊编目工作是图书馆信息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书目数据质量的高低直接影响读者的使用体验，是图书馆服务质量的关键指标。期刊每年新编数据不多，编目工作主要集中在旧数据维护上。本文重提数据维护这项传统业务，是因为随着编目规则和国家标准不断更新，数据维护工作的精细化程度也在不断加深，编目员所面临的问题也更加复杂。笔者结合自身编目经验，以国家图书馆中文期刊书目数据为例，谈谈如何发现和处理期刊数据维护工作中的错误，以期对提高数据质量有所帮助。截至2016年6月，国家图书馆中文期刊书目数据共有52868条，其中新中国成立前（1949年以前）出版的期刊数据为15596条，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后）出版的期刊数据为37272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期刊数据中，过刊数据为26611条，现刊数据为10661条，上述庞大的期刊数据都是编目员日常维护的对象，也是本文的数据采样来源。

1错误发现机制

发现错误是解决错误的前提，传统的中文期刊数据错误发现方法是每年进行“地毯式”排查，也就是全面维护。国家图书馆采取的方式是编目员进库提取最新一期的期刊，查看各项出版信息是否发生变化，依据文献的最新数据源来据实更新，最后全面复查数据格式。全面维护时，编目员主要关注编辑部地址、主编、期刊标识号等信息是否发生变化，卷期标识是否发生变化，期刊价格是否发生变化，数据在格式上是否存在错误等内容。“地毯式”排查的优点是准确率高，能全面发现问题。但目前面临的实际情况是期刊出版数量激增，而图书馆编目人员的数量却不可能无限扩张。国家图书馆期刊编目员每月常规维护量为100条，人均管辖期刊1200~2000种，完成一次全面数据维护需要一年的时间。在这个出版物“爆炸式”增长的时代，地毯式排查维护周期过长、数据更新缓慢的弊端日益凸显，已不能完全适应新的出版形势。程序校验，顾名思义就是“用程序进行校对和验收”。结合文献编目工作的实践，可以理解为：根据不同文献载体，结合不同文献的出版特点，根据CNMARC各字段的定义，由文献编目员提出需求，让编程人员做出相应的校对程序，用机器取代人工进行校对。在2013年之前，国家图书馆一直没有通过程序对已有的中文期刊数据进行系统的校验，编目员只能是在工作过程中发现问题再解决问题。2013年为配合“国家书目”的出版，首次采用了程序校验。校验程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校验各字段是否按照《新版中国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正确著录，二是校验多个字段间的著录是否匹配。中文期刊涉及的主要匹配参数如下：（1）当210$d子字段字节>=9位，100字段第8位非“b”，报错。（2）100字段第9~12位与210$d“-”前出版年不一致，报错。（3）100字段第13~16位与210$d“-”后出版年不一致，报错，但当100字段第8位非“b”且100字段第13~16位为“9999”时，不校验。（4）100字段第8位为“b”，100字段第13~16位为9999，报错。程序校验的优点是能迅速发现错误，筛查出大部分的“硬伤”（格式错误），但由于提出的需求不是针对具体一个对象，而是“一对多”的情况，所以通过程序校验生成的“问题数据”并不是每条都有错误，需要人工逐条查看。此外，程序校验的局限还在于无法发现“软伤”———由于编目员知识更新不及时、编目规则不清楚所造成的错误。

2常见错误解析

国家图书馆通过常规地毯式排查，共发现各类期刊数据错误351条；通过程序校验系统核查，共发现硬伤856处，其中出版地与出版国别代码问题数据742条，期刊格式问题数据114条，现将几类主要错误加以分析。GB/T3792．3—2009《文献著录第3部分：连续性资源》规定：“当连续出版物发生主要变化时，视发生主要变化的资源为新资源，需要另行著录”。因此，是否为“主要变化”，是编目员新编数据正确与否的依据。如果同一正题名下期刊分多个版本出版，一段时间后其中某一版本更换了副题名，按照新标准应新编书目数据。但有些编目员未新编数据，只是在附注字段进行描述。以《湖北教育》为例：该刊1966年创刊，创刊半年之后休刊，于1973年复刊。2002年，该刊按“教育教学”和“政务宣传”两个内容出版，其中“教育教学”一直正常出版，“政务宣传”于2007年更名为“时政新闻”，“时政新闻”又于2009年更名为“综合资讯”。在实际操作中，编目人员将上述样例中的第3、4、5三条数据省略为一条数据，只在3XX字段做附注说明，其错误做法如下：2001#$a湖北教育$i综合资讯304##$a2007年前小标题曾为：政务宣传304##$a2009年no．12前小标题曾为：时政新闻这个错误使得期刊的发展演变关系无法通过数据展示出来，“政务宣传”和“时政新闻”从文献出版链条中消失。按照文献编目规则和新的国家标准，正确维护后的该期刊应该有5条书目数据，关键字段如下：（1）2001#$a湖北教育446#1$12001#$a湖北教育$i教育教学446#1$12001#$a湖北教育$i政务宣传（2）2001#$a湖北教育$i教育教学431#1$12001#$a湖北教育（3）2001#$a湖北教育$i政务宣传431#1$12001#$a湖北教育440#1$12001#$a湖北教育$i时政新闻（4）2001#$a湖北教育$i时政新闻430#1$12001#$a湖北教育$i政务宣传440#1$12001#$a湖北教育$i综合资讯（5）2001#$a湖北教育$i综合资讯430#1$12001#$a湖北教育$i时政新闻再以《青年文学》为例：该刊于1982年创刊，于2003年按分成“A版”“B版”出版，编目人员分别以“A版”和“B版”新编两条数据，并同《青年文学》进行了链接。其中“B版”于2006年停刊，“A版”继续出版一年后于2008年改为无“A版”字样出版，也就是变成了新的“青年文学”（理解为改回原“青年文学”亦可）。按照编目规则，需新著录一条编目数据，但编目员没有进行新编而是更改了2001#$a，其做法如下：2001#$a青年文学207#0$a2003，no．1（2003，1）-=总241-304##$a小标题曾为A版431#1$12001#$a青年文学这种做法使得平行出版的两条数据“青年文学•A版”和“青年文学•B版”无法同时被检索到，检索后只能获得“B版”的数据及馆藏信息，“A版”的相关内容被掩盖了，由“青年文学•A版”再到“青年文学”这一继承关系也未被体现。但由于新国家标准中也提及“若无法确定资源的题名或版本的改变是主要变化还是次要变化，按次要变化处理”，所以后续编目员未对此条数据进行修改。在做频率维护时，常出现的错误是326字段描述性语言与110字段第2个字符不匹配。例如：一个期刊由半月刊改为月刊，编目员只维护了326##$a月刊，但忘记将110的第2个字符由e（半月刊）改为f（月刊）。这个错误只是编目员由于一时疏忽导致的“小硬伤”，但另一类错误更需要值得重视，这类错误多发生在出版混乱的多版本期刊上。这类期刊的出版大致都处于以下状态：刊社一部分版本公开发行，另外一部分版本只针对行业内部发行；刊社自己出现经营困难，在出版自己期刊的同时将刊号交给其他团队运作，而这些团队发行的刊物是非法出版物，不对外公开；国内大多数单位职称评定“论文”是首要硬件，刊社以“”为商机，专门出一个论文集版本，该版本只针对论文作者做定向发行，不对外公开。对于上述期刊，如果编目员对书目数据维护不及时，某一个版本（如下半月或某一旬）会完全缺失。但有时编目员已经明确了期刊的频率，却仍然无法全部入藏所有的版本，面对这种情况，有些编目员在著录频率字段时采取了错误的做法———把本该著录的实际频率著录成了本馆的实际入藏频率，并在3XX字段进行描述。错误样例如下：326##$a［月刊］315##$a下半月非法出版，未入藏正确的做法是依据实际情况客观著录：326##$a半月刊300##$a下半月非法出版编目员不应将入藏情况与编目数据据实著录相混淆。3XX字段虽然可以自由行文，但只是对CNMARC0～7字段的各个著录项目进行必要的补充说明，而不是针对自己所在图书馆的收藏进行描述。2．3出版发行地与地区代码问题人为因素造成的数据“硬伤”在出版发行地与地区代码错误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国内统一刊号著录在091字段，是非常重要的中文期刊标识号。在期刊编目过程中，102字段$b出版地区代码（6位数字，后四位为0000）与091字段$a的地区号（2位数字）在一般情况下应该著录一致，如不一致，即为错误。如《光学精密机械》是吉林长春出版的内部资料，吉林省地区代码为220000，编目员在著录102字段时键入了102##$aCN$b210000（210000为辽宁省的代码）；有些则是将期刊的邮发代号前两位著录成了地区代码，如《今古传奇》邮发代号为38-83，在著录102字段时编目员键入了102##$aCN$b380000，而行政地区代码并没有38这个号段；还有的错误是将地区代码后4位“0”直接著录在前面，如《厦门特区党校学报》著录成了102##$aCN$b000035。这些错误均是手误，通过认真检查和仔细校对就可以避免。但有些情况下，102字段$b与091字段$a两者一致却是错误的。早期军队出版的期刊，统一刊号的地区代码均为CN81-XXXX，出版地则分散在全国各地，著录时应按照实际出版地著录地区代码。例如《军队政工理论研究》在上海出版发行，原刊号为CN81-5010，但在著录102字段时，编目人员直接著录102##$aCN$b810000，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划简册给出的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区代码，810000代表的是香港地区，正确著录应为102##$aCN$b310000。此外，由于期刊出版发行比较复杂，一些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号源紧张，用异地刊号出版的刊物越来越多，特别是北京地区已启用了CN10-XXXX刊号，依照格式的相关要求，在著录时CN地区号（10）与出版地的代码（11）也应不一致。期刊出版起止年在期刊编目数据中共涉及3个字段，即：通用处理数据100字段中第9～12位字符出版起始年和13～16位字符出版终止年，卷期年月或其他标识项207字段，以及出版发行项210字段的子字段$d。互观三者，就可以判断著录是否正确。当一个刊物还在出版发行时，这3个字段的相关著录不易出错，但当一个刊物需要做停刊数据维护时，编目员往往忘记修改100字段的出版年2，即第13～16字符还显示为出版状态（9999），或者是207字段已做停刊，而210字段还显示正在出版。例如下条数据：210##$d1993-207#0$a1993，no．2（1993，6）-2007，no．6（2007，12）=总39-113$av．25，no．1（2008，2）-v．31，no．6（2014，12）=总114-157上述著录207字段已做封口处理，表明该刊已经停刊，但210子字段的著录又表明该刊还在出版发行，这就出现了前后矛盾，产生了数据错误。

随着中文期刊非核心业务（拆包分拣、记到加工）逐渐外包，采编人员不能在第一时间接触到期刊，有些出版信息的变化需要记到人员的反馈或者在进库房查刊才能更新。如果前期能够加强记到员的培训，使采编人员和记到人员能够及时沟通，就可以把编目员从繁重的全面维护中解放出来。对于“硬伤”性质的错误，各图书馆可以引入程序校验方式进行批量检查，如上述2．4类型的错误就完全无需人工逐条核查，通过程序筛查可以大大提高数据维护的效率。错误在所难免，但错误产生的原因需要反思。有些错误靠认真检查就可以避免，但有些错误则是源于认知问题，是编目知识更新的不够及时造成的。一个合格的编目员需要数年才能养成，但很多编目员没有系统学习过《中国文献编目规则》及《新版机读目录格式使用手册》等专业书籍，前人著录，后人模仿，形成了约定成俗的著录方式。时代在发展，编目规则和国家标准也在不断地更新，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编目员养成方式已不能适应现在的编目工作。正如前文所说，期刊每年新增数据不多，大部分工作都是对旧数据进行日常维护。新编数据有审校人员进行把关，但数据维护没有人进行复查。编目员要树立正确的期刊维护意识，变被动为主动，要意识到维护不是简单地见到某一个信息变化就更改某一处，而是应该像编新刊一样各字段逐一核对，对数据进行全面的梳理。只有这样，期刊数据维护才是主动的维护、积极的维护，是对原数据进行一次新的“校对”。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

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

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同属于意识形态领域。一个时代的思想和文学，会受到其时期经济基础的影响。文学风貌与时代政治、社会经济和创作主体的关系较为明显，而与思想和学术的关系则相对隐晦。虽然如此，思想和学术依然是影响文学发生的重要外部因素。本文以东汉儒学发展变化为线索，论述儒家思想和学术对文学的影响。

自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成为统治两汉社会的主流思潮，是两汉社会的主要意识形态。但儒学发展的道路并不平坦，一直受到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使两汉儒学思想呈现出复杂的面貌。西汉末年，伴随着汉王朝地位的岌岌可危，以谶纬学说为主要内容的神学思潮，继承了董仲舒的灾瑞之说，以神学理论附会儒家经典，开始侵入到儒学内部。进入东汉初期，儒学面貌就逐渐发生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整个东汉王朝，从初期的儒学面貌发生变化开始，到中期儒学的统治地位产生动摇，到汉末儒学彻底衰颓下去，儒学经过了一个由盛转衰的发展变化过程，这是一条贯穿东汉社会思潮的主要线索。而由儒学派生的谶纬神学“、自由学派”①以及“汉末子学”，它们或附会儒学，或补充儒学，或修正儒学，这些内容共同形成了东汉儒学的整体风貌。东汉初期，由于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提倡，神学思潮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制高点，必然会与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发生冲突。而东汉初期的今文经学，以追逐利禄为其强大的发展动力，大量的繁琐解经、饾饤成文之风又导致了今文经学本身陷入僵化，必须寻找生存和发展的突破口。追逐利禄的本性使得今文经学很快向神学靠拢，经学必须依靠神学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神学也需要借助经学，才能将其荒谬的思想和学说正统化、经典化，今文经学因此很快走向神学化的道路。神学化的今文经学是儒学的变异，它产生的是一种学术的怪胎。它通过神化孔子和六经，把孔子塑造成知后世有汉的预言家；通过肢解六经原文，把六经弄成谶纬之书。于是大量关于孔子的预言和六经的纬书充斥于东汉初期的儒学之中，成为东汉初期儒学思想的最主要理论形态。这种变异后的儒学，是儒学的表象，神学的本质。它是两汉儒学发展过程中的一次巨大的波折，如果没有儒学内部的今古文之争和外部“自由学派”的强烈反对，儒学将在神学思潮的侵袭下面目全非。今文经学的僵化的学风，以及和神学联姻之后的荒诞思想，必然导致它走向一条没有出路的死胡洞。在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之下，它得以占据学术思潮的统治地位，成为东汉初期最主要的学术形态。到了东汉中期，随着王朝的政权开始走向衰亡，今文经学也就走向了自己的末路。这期间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潮，在反对今文经学的过程中应运而生，逐渐占据学术领域的重要地位。东汉中期，儒学整体上处于内部的自我调整之势，今文经学趋于衰落，古文经学代之兴起，这是儒学自我调整的重要表征。今古文经学在其诞生初期，就由于治学的风格不同存在争端，只是由于今文经学得到统治者的支持，一直压倒古文经学，但古文经学因其灵活务实的学风而广为流传，也几度立于学官。尤其是今文经学与神学联姻之后，古文经学虽也不能完全避免神学思潮，但总体上与神学比较疏离，保持自己学术上的独立性。到了东汉中期，今文经学退出学术的主要阵地，古文经学代之兴起，成为儒学在东汉中期的代表，占据重要的思想地位，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古文学者与今文学者相比，更具有开阔的视野和广博的知识，古文经学不拘于今文经学的“家法”、“师法”，转益多师，具有灵活的传承关系和广采博纳的学风。古文经学追求对经书本义的正确理解，完全不同于今文经学为迎合统治者和神学思潮而曲解经文、谬申经义。古文经学多从文字训诂、名物典制入手，力图达到对经文思想内容的准确把握，这种朴实求真的学风，比较质实可靠，对后世学风也有相当大的影响。从学术内容上，今文经学以《春秋公羊》为主，以阴阳五行和天人感应为主要特色，古文经学以《周礼》为主，拒绝或者疏离神学，由今文经学言灾异的特点，而向朴实礼学转化。从学术风气上，古文经学由今文经学那种虚妄的作风，转向求真务实。古文经学就是以这种学术姿态，占据东汉中期学术领域的重要阵地，对东汉社会以及文学创作产生影响。东汉末期，儒学彻底衰落，由此而形成了“户异议，人殊论”的局面。但思想不能是真空的世界，也不能永远处于混乱之中，汉末“子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盛起来。子学的兴盛，并没有完全脱离儒学发展的轨道，但又在一定的程度上表现出对东汉儒学的反拔。汉末“子学”的典型特征是对时政的批判，它们在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与批判中，构建自己的思想理论。以王符、崔寔、仲长统为代表的汉末子学家，都有代表他们思想成果的专著：《潜夫论》、《政论》、《昌言》。王符掀起了东汉批判思潮，崔寔继承了王符的思想并有所发展，仲长统则代表了汉末批判思潮的终结。它们都注重理性的分析和哲理的升华，它们的思想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汉末“子学”主要继承中期“自由学派”的学风，哲学上反对神学思潮，体现出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现实上对汉末腐朽的社会进行分析和批判。汉末“子学”虽然尚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们并非简单的就事论事，而是进行深刻理性的分析，严肃的哲学思考，体现出和汉末政论文不同的学术的特征，并对汉末的时代和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文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个社会的思想主潮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尤其是在东汉儒学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文学创作也不同程度的受其影响，出现一些新变的特征。东汉初期，文学以赋体为主，延续着西汉以来的歌颂传统。随着上层学术思想发生较大的变化，神学思潮侵袭着整个社会，文学创作也不可避免的受其影响。东汉初期的诗赋创作，都包含有明显的神学思想内容，作品引用谶纬祥瑞所占的比重，远高于西汉时期。这种神学内容在诗赋创作之中，主要用来歌颂大汉盛世以及帝王的“天命神授”，这是神学思想影响到文学创作的主要表现。今文经学虽然与神学融合，但儒学的根本属性并没有完全丧失，依然以其强大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文学作品在歌颂帝王的时候，特别注重发扬他们在礼乐文化方面的功业，将帝王塑造成文化的创造者和儒家圣贤的形象。这些礼乐文化，无外乎儒家的仁政、德治、教化等内容，实行仁政德治的帝王，具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东汉初期的诗赋，集中描绘帝王的祥瑞征兆和礼乐教化，正是东汉初期的儒学神学化影响文学的表现。东汉中期，随着今古文经学此消彼长，文学面貌也发生较大的变化。具体来说，今文经学的衰落，使受儒家神学化桎梏的汉代文学，获得了一定的“自由”发展的空间，主要表现是诗赋向抒情化的文学本质回归。由东汉初期的“理胜于情”的述志赋，向纯粹吟咏人生况味的抒情小赋转化，这是汉末文学变革的前奏。古文经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增加了文学作品的内涵和意蕴，也使文学作品具有更加广阔的视野，更加广大的知识容量。东汉末期，儒学整体走向衰落，对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冲击和影响。汉代文学几百年的发展，一直笼罩在儒学的光环之下。失去儒学制约的文学创作，并非文学作品的内容中儒家思想的消亡，而是文学创作没有了儒家教条的束缚，以各种方式加快了向文学本位回归的步伐。具体来说，儒学衰微首先影响到儒者本人，儒者完成了向文士转化的过程，并逐渐向才情和艺术的方向发展，这为汉末儒学的变革准备了主观上的条件。汉末各体文学的繁盛，是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它们与儒学衰微也有一定的关系，它们大体遵循“儒学陵替，文风趋华”的整体趋势，但不同的文体发展变化也显出各自不同的特征，有的文体甚至出现反向逆动的情况，这种现象应该与文体内部的发展规律有关。儒学衰微所引起的汉末文学的变化，在诗赋体裁上表现得最为明显，它是儒学变化所引起的文学变化的主要体现。儒学衰微导致儒家思想对人们的束缚减弱，诗赋的创作也从这种束缚中跳出来，以各种方式回归文学的道路。对于诗歌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抒情的增强。诗歌创作逐渐脱离儒教的影响，表达内心喜怒哀乐的真实感受。《古诗十九首》作为汉末抒情诗最高成就的代表，就是诗歌抒情增强的集中体现。脱离了儒家教化之后的“诗言志”，真正回到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由此也带来诗歌表现形式和诗风相应的变化，使诗歌最终取代赋体而成为文学创作的主流。它带给后世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中国文学由此走上了以诗歌创作为主体的道路，抒情也成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对于汉赋来说，占领文坛主流两百年的汉大赋基本衰落，赋体创作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新变，在东汉中期题材扩大的基础上，进一步开拓了远离儒教影响的几种题材，并表现出不同以往的艺术特征。辞赋可以批判社会，可以写艳情，写新婚，写美女，写游戏，情感抒发出自内心而非大赋的因文造情，为后世种类繁多的抒情赋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汉末文学的这种变化，都是在儒学衰落之后，由于文学自身发展规律作用的结果。在汉末儒学衰落的大背景下，“子学”的兴盛是伴随着儒学的衰落。“子学”的发展作为一种学术的系统还不够成熟，它对文学的影响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有明显的体现。由于“子学”和汉末政论的内容都是基于对汉末社会的批判，所以二者之间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它们同受汉末社会现实的影响，汉末“子学”的政治思想以批判和改良为主，对现实政治和社会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政治和经济上的改良方法。如重视国君的地位和作用，认为这是社会变革的关键所在；希望国君能够任用贤臣，疏远小人，以达到国家中兴。汉末政论文的批判现实虽然激烈，但也是出于维护政权而不是改变的目的，其矛头也是首先指向国君，既谴责了国君忠奸不分、扬恶罚善的昏聩行为，也依然对国君寄托了希望，向国君推荐贤臣，希望国君重用他们，以挽救危难中的国家和社会。这是二者基本相似的地方；汉末政论文的批判方式，较多以灾异发端，具有明显的荒诞性，所以才会出现政论家以其政论文中多灾异而免罪的怪事。汉末子学家则在冷静观察历史和现实的过程中，构建自己的批判理论，从而对现实社会进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这是二者完全不同的地方，其因在于汉末“子学”继承和发展了东汉“自由学派”的思想，反对天命神学论，而汉末政论文还延续汉初政论以灾异推演政治的风气。同样是针对汉末社会，“子学”和政论文的批判方式却完全不同。“子学”和政论文之间，也存在相互影响和促进的关系，汉末子学会影响到政论文的思想和内容，而政论文也会促进汉末子学在政治理论上的构建；汉末子学和政论文在汉末政治社会的背景之下，既独立平行的发展，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相互补充，共同促进。

儒学对于文学影响的强弱，往往取决于儒学是否成为“官学”。儒学一旦成为官方文化的代表，对文学影响比较明显；一旦失去官方文化的地位，对文学影响便隐微。东汉一代的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这样的态势。东汉初期，神学思潮具有强大的官方支持，不但侵入到儒学内部，改变了此期儒学的面貌，而且对此期的文学创作带来极为明显的影响。谶纬神学本是荒诞的学说，但王莽、刘秀都依靠它们走向政治舞台，于是他们在掌握皇权之后，以国家的意志将谶纬神学颁行天下，以为天下法则。正是因为有最高统治者的强势推动，神学思潮得以充斥整个汉初的社会。儒学为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不得不迎合统治阶级的意志，向神学靠拢，乃至和神学融为一体。谶纬神学就这样在最高统治者的大力推动之下，占据社会意识形态的主要地位。当然，儒学根本的属性还没有完全异化，也还能以其长期的惯性力量，影响到文学的创作，这个时期的文学就带有儒学和神学的双重特征，儒学和文学的关系就很密切。到了东汉中期，随着国家政权开始衰落，儒学也失去了强大的支持力量，一些在民间流传的思潮就开始占据学术的阵地，为了这一社会思潮的变化，儒学就进入内部的自我调整时期。以扬雄、桓谭、王充为代表的“自由学派”，他们的思想本身就反对代表官方意志的神学和经学，属于“民间学术”，根本不可能得到官方的支持，还可能受到官方的压制，桓谭为此几乎送掉了性命，但它们在反对今文经学、推动今文经学走向衰落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儒学的这种变化，使之失去了对文学的直接干预力量，因此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就没有东汉初期那样显著。到了东汉末年，国家政权频临灭亡，儒学完全失去了对国家社会和士人的影响力，也就无可救药的衰颓下去，受到儒学思想长期控制的文学创作，因为这种控制力量的完全衰落，爆发出文学自身的力量，而焕发出全新的光彩。完全失去官方支持力量的儒家思想，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对文学创作的控制影响的能力，汉末文学以各种方式向文学本位回归。汉末“子学”以批判时政为主要思想内涵，完全是一种“民间学术”了，更不可能得到官方力量的支撑，而此时汉室政权已经走向了灭亡的边缘，任何思想和意识形态都无法挽救其覆灭的命运，只能等待新的政权和思想取而代之。

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透过这种现象，能够看到一代思想主潮的发展演变与文学发展演变的内在联系，揭示文学发展变化的社会动因。而儒学对文学的影响结果，很难以好或坏来评判。东汉文学逐渐脱离了儒学的影响，至汉末呈现出全新的文学风貌，似乎是儒学制约了文学的发展。但儒学深厚的思想内涵，能够直接影响到文学作品的精神，这是作品的“文学描写”难以完成的。袁行霈先生云：“文学适合儒家思想，出现过许多优秀的作家，如杜甫、韩愈、白居易、陆游等。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也出现过许多优秀作家，如陶渊明、李白、苏轼、曹雪芹等。”②精确地揭示了儒学和文学之间的关系。文学部分离开儒家思想的时候，文学作品的思想内涵也不可能是真空的世界，它必然又有另外类型的思想来填充，如陶渊明、李白、苏轼，他们的作品都呈现出超然物外、通达人生的道家色彩，曹雪芹《红楼梦》则表现出佛教“万事皆空”的思想理念。文学无论是“文以载道”，还是“独抒性灵”，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思想基础之上，一种时代思想主潮必然对文学产生或隐或显的影响。

［摘要］政治认同是思想政治学科四大核心素养之一，突出了立德树人的根本导向。校本课程的开发在弥补国家课程不足的问题上具有巨大意义和价值。文章将在实践的基础上结合《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着力探索和研究基于政治认同素养的高中政治校本课程开发的策略。

［关键词］政治认同；高中政治；校本课程；开发策略

当前，我们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复杂的国内外环境时刻考验着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开发高中政治校本课程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政治认同素养，提高政治教学的灵活性、开放性，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和教师素质提升。

一、政治认同与校本课程的界定

11.政治认同《普通高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2017年版2020年修订）》（以下简称新课标）中明确提出，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包括政治认同、科学精神、法治意识和公共参与。这里把政治认同列在了思想政治学科核心素养的首位。新课标还明确指出，我国公民的政治认同，就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22.校本课程新课标在“对地方和学校实施本课程的建议”中提出：学校要发挥教师课程资源建设的主体作用，鼓励和支持教师根据当地实际，充分挖掘并有效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课程资源，为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有效实施创造有利条件。笔者认为，有效、合理地开发校本课程，是对国家课程必要的补充，是新课标理念的重要体现。校本课程，即以学校为本位的课程，是指由实施课程的学校自己决策、自己设计的课程。校本课程与国家课程（国家制定统一标准开设的课程）、地方课程（结合地方特色开设的课程）相对应。校本课程的开发在弥补国家课程不足的问题上具有巨大意义和价值。

二、政治认同素养培养与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

摘要：文后所列参考文献是学术论文的主要内容之一，国家标准规定了参考文献的著录格式。高职院校内刊学术论文参考文献著录存在5种常见错误，包括：文献类型标识代号、期刊论文格式、专著格式、学位论文保存地点、会议论文格式等著录错误。分析了这5种常见错误，给出正确示例。最后，指出高职内刊避免参考文献著录错误的应对措施和策略。

关键词：内部学术期刊；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常见错误

一、前言

多数高职院校都办有学术期刊，且大部分为内刊。内刊为本校教职工提供了学术交流平台，通常还免费赠送兄弟院校或部分图书馆，因此其交流、传播范围也较大。主管部门对内刊质量有严格规定，所刊学术论文，既要符合国家大政方针和国家标准要求，又要保证具有一定学术水平。调查研究发现，多数内刊的参考文献著录格式不够规范，甚至存在明显错误，不符合GB/T7714—2015《信息与文献参考文献著录规则》(以下简称“GB/T7714”)的规定。为此，本文根据部分学者的研究成果[1-6]，并结合高职院校内刊编辑实践，对参考文献著录格式常见错误进行解析，并给出部分示例，供广大作者撰写论文著录文献时参考。

二、参考文献著录常见错误解析

（一）文献类型标识代号错误.GB/T7714规定的常见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为：专著（或普通图书）M、会议论文C、汇编G、报纸N、期刊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部分作者常混淆会议论文、论文汇编、学位论文、报告或标准，错误著录或未著录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会议论文C包括各类学术研讨会、交流会等会议论文集中析出的单篇论文，汇编G通常指非会议论文集(可以是多位作者，也可以是个人作者)中析出的单篇论文。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关于高职教育教学类、时政研究类学术论文也常引用政策、法律、法规等文件，其文献类型标识代号也为S。（二）期刊论文著录格式错误.GB/T7714规定期刊论文著录格式为：[序号]作者.篇名[J].期刊名称:其他信息,年,卷(期):起讫页码.高职内刊参考文献中，期刊论文著录格式的常见错误如下。1.“作者”著录格式错误3位以下（含3位）作者，需要著录所有作者；3位以上作者，只著录前3位作者，后面加“等”（中文）或“etal”（英文）。对外文作者，按规定，姓在前名在后且姓大写，名可用缩略形式。2.“期刊其他信息”著录格式错误很多大学学报分为“社会科学版”“自然科学版”“工学版”或“医学版”等，其著录格式为：“XX大学学报：XX版”，而不是“XX学报（XX版）”。《中国科学》也分很多辑，包括“数学”“物理学力学天文学”“化学”等辑，其著录格式为：“中国科学：数学”“中国科学：技术科学”等。Nature和Science有很多子刊，但子刊名称前不用加冒号。3.“年卷期”著录格式错误某些期刊（比如国内期刊《中国社会科学》）未设置卷数，这种情况不著录卷。多数期刊按年分卷，但对于并非月刊的期刊，其出版月份与期数不一致，常有作者错误地将出版月份作为期。某些国外期刊每年出版多卷，如每卷不设期，这种情况不著录期；如每卷不是单独设期，而是连续编期（比如著名期刊Science只有总期数），这种情况就著录总期数。4.不著录起讫页码常有作者引用二手文献或网络文献，因其信息不全，往往未著录起讫页码。作者应当查阅原始纸质文献，或者借助期刊自身网站和知网、万方、维普、百度学术等网络资源，检索文献准确信息。以下列举两个正确示例：[1]张盾.马克思与生态文明的政治哲学基础[J].中国社会科学,2018(12):4-25.[2]宣益民,李强,张平.高温条件下的固-固界面接触热阻测试方法与系统[J].中国科学:技术科学,2019,49(5):491-500.（三）专著或教材著录格式错误.GB/T7714规定专著（或普通图书，包括教材）著录格式为：[序号]作者.书名[M].其他责任者(任选).版本项.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引用起讫页码.需要指出的是，对于第1版著作，无需著录版本信息；对于译著，“其他责任者”是指译者（与“作者”信息处理方式一致。若为3位以上作者，只列3位，后面加“等”）。部分作者常在专著的作者后加“著”，在教材的作者后加“主编”，也有作者将译著的作者、译者放在一起，还有作者不著录出版地，这些均属格式错误。另外，国外某些大型出版商（比如Springer）可能在多地设有分支机构，因此引用这些机构出版的著作，也要认真查阅原著的出版地并正确著录。以下列举两个正确示例：[1]冯琦.线性代数导引[M].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1-5.[2]田海.中国历史上的白莲教[M].刘平,王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1-3.（四）学位论文著录格式错误.GB/T7714规定学位论文著录格式为：[序号]作者.题名[D].保存地点:保存单位,授位年份:引用起讫页码.因部分授位单位（大学或研究机构）多地培养研究生，国外某些大学有多所分校，常有作者不著录学位论文保存地点（指城市）或著录地点错误；也有作者画蛇添足在保存单位后边加上“学位论文”字样。正确示例如下：[1]DAIJS.ScrewImageSpaceandItsApplicationtoRoboticGrasping[D].Manchester:UniversityofSalford,1993:1-8.（五）会议论文著录格式错误.GB/T7714规定会议论文著录格式为：[序号]作者.篇名[C]//论文集编者.会议论文集名称.出版地:出版者,出版年:起讫页码.会议论文著录格式较复杂，是内刊论文参考文献著录中格式出错最多的文献类型。常有作者引用来自网络或其他文献（即二手转引）的国内外会议论文，仅知会议名称，不知论文集编者、出版地或出版者等信息。这种情况下，作者应尽可能查找相关会议信息，如无责任者或确实无法查找责任者，此项可以省略；如无法查找出版地，可著录［出版地不详］（中文）或［S.l.］（英文）；如无法查找出版者，可著录［出版者不详］（中文）或［s.n.］（英文）。正确示例如下：[1]ZSOMBOR-MURRARYP,GFRERRERA.3Rwristpositioning:Aclassicalproblemanditsgeometricbackground[C]//KECSKEMÉTHYA,MÜLLERA.ComputationalKinematics:Proceedingsofthe5thInternationalWorkshoponComputationalKinematics.Berlin:Springer,2009,174-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