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观念论文范文10篇

摘要：英国哲人科学家皮尔逊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本文详尽而深入地论述了他对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的研究实践和有趣见解，同时探讨了他的编史学观念。这一切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皮尔逊历史研究编史学哲人科学家

Abstract:KarlPearson,Englishphilosopher-scientist,isahistorianinrealityaswellasinname.Thispaperdiscussescomprehensivelyandthoroughlyhisresearchpracticesandinterestingopinionsonhistoryofscience,historyofremoteantiquity&civilization,historyofwitchcraft,historyofMiddleAges,historyofreligion,historyofarts,historyofsex,historyofmorals,historyofGermanyhumanism,historyofideas.Hisviewsofhistoriographyisalsoexpounds.Allofthepaperhasenlighteningvaluesforus.

KeyWords:KarlPearson,researchesonhistory,historiography,philosopher-scientist

卡尔•皮尔逊（Karl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学者[1]。作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遗传学、优生学中都有开创性的贡献，是现代统计学的奠基人。作为哲学家，他在科学哲学和伦理学中颇有建树，其名著《科学的规范》（GrammarofScience，1892）早已包含了逻辑实证论的主要思想要素。使我们感兴趣的是，皮尔逊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历史学家：他钻研过科学史、远古史和文明史、巫术史、中世纪史、宗教史、艺术史、性史、道德史、德国人文主义史、思想史等等。

皮尔逊在剑桥大学图书馆专家布雷德肖（H.Bradshaw）等人的鼓励下，从1880年代起就致力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史的研究，后来又从事科学史研究。直到桑榆之年退休，他还忙于与头盖骨测量有关的英国史探索。在漫长的历史研究过程中，他也形成了他的历史哲学或历史研究方法，也可以说是编史学观念。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周族原为臣属于殷商的小邦，逐步强大并最终取代殷商的统治地位，这在当时是一个巨大的社会振荡。殷商末年，商朝的个别政治人物已经预感危机，向商纣王提出警告，而纣王则认为他受大命于上天，不以为意。〔[3]〕可见在商代，除极少数人之外，统治者对“天命”皆抱有极其僵化的迷信。周灭殷商之后，周仍然面临着殷民的反抗，这一切引发了周初主要统治人物的忧思：殷商为何败亡？周政权如何巩固、如何避免重蹈殷商的覆辙？于是形成了明晰的“宜鉴于殷，骏命不易”观念，〔[4]〕意思是：以殷商的覆灭为鉴戒，则知“天命”之难保，即从历史思考而重新认识天命。这种思考得到反复的强调与深化，例如《诗经·大雅·荡》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这里所说的“殷鉴”，是指殷朝应以夏为鉴。这自然会导出周以夏、殷为鉴的认识，《尚书·召诰》言：“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即将夏、商兴亡的历史引为借鉴。“殷鉴”是周初统治者提出的概念，表达了对历史的思索与总结，就是要以前朝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行政的借鉴与警惕。这种思索深化到天命与人事的关系、民众的作用以及施政措施和政治原则等问题，形成了在天命论外壳内具有理性精神的历史观与政治观，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中国古代史学之极其兴旺发达，在世界文化史上独树一帜，史学发展上的连续不断，史籍形式与内容的丰富多样，是其他任何单一的古代民族和国家所无与伦比的。这种文化特点的出现、巩固和持续发展，当然有着很复杂的原因，但追溯到中国文化起源的先秦时期，探讨当时史学观念的形成与发展，以及如何奠定了中国古代史学日趋繁荣的基础，则为史学史研究所必须关注的焦点。

一、“殷鉴”――中国上古理性思维的第一线曙光

人类的意识，是从原始社会就存在的，但意识进步到理性思维的程度，则经历了较长的过程。这里所说的“理性思维”，是指具有深刻性、系统性的逻辑思考。原始人在生产斗争中，会得到丰富的感性认识，但却不能以系统性逻辑思考的方式认识其本质，原始神话是当时思维和认识的最高成果，其中包涵神天迷信、自然崇拜以及征服自然力的愿望，而这种思维寄托于虚幻的想象，不属于理性思维的性质。

当人类社会携带原始宗教意识与征服自然力的愿望步入阶级分化时期，一方面自然力的人格化即神的信仰被统治者强化，可能使思想更趋向于麻木；另一方面社会变革、社会分工与脑力劳动者的出现，以及生产力的进步，都可能使理性思维迅猛发展。这两种对立的因素的消长，将决定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在“文明”时代到来之际的文化发展状况。

古希腊的奴隶制由于具有打破了氏族公社的框架，解除了氏族血缘关系纽带对人们个性的束缚，手工业与农业的分工比较明显，商业比较发达，神权的统治比较松驰，政治上形成奴隶主民主制等等社会条件，产生一批人身与思想皆比较自由的脑力劳动者，带来了学术文化的繁荣，产生了较为系统的科学和哲学。而中国进入阶级社会之后，仍袭用氏族制度的躯壳以建立统治政权，血缘氏族纽带经过改造形成了更为紧密的种族关系与宗法关系纽带，适应水利的需要而实行土地公有制，在政治上也表现为王权专制，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即反映了这种状况。于是，与王权专制对应的上帝崇拜和反映宗法关系的祖先崇拜相结合，形成牢固的神权、族权观念，各个层次人们思想的理性自由受到扼制，文化的发展走上与古希腊不同的途径。

中国上古从夏代至商代，弥漫着浓重的宗教迷信观念，夏代遗存的文化资料很少，商代的卜辞则反映出凡事皆须仰求上帝以定然否，一切皆由冥冥中的神秘力量所决定，人是绝对被动的，统治者也没有对事务独立判断的自觉意识，而最早的脑力劳动者基本上均担任或兼任占卜、祭祀一类的神职，并不具备独立进行理性思维的社会条件。文化发展的成就主要呈现在与农业生产、日常生活相关联的气象、历法、冶炼及直接观察的天文星象等方面，却缺乏如古希腊那样灿烂的学术遗产。据传夏朝经历了约五百年，商朝的历史也达五百年之久，然而至春秋时期，孔子即发出夏、商“文献不足”的浩叹，〔[2]〕其实更为不足的乃是理性思维及其成果。夏商两代，漫漫千年，社会意识上严重缺乏自觉精神，充满盲目和蒙昧。在中国上古，理性思维要冲破神天迷信罗网的禁锢，只能等待机缘、另辟蹊径，这机缘就是殷周之际的政权变革，这蹊径就是首先从历史思考上打开缺口。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档案是研究新疆历史和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材料。撰写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运用档案史料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并且对论文的观点和主体思想提供可靠的论据。撰写论文的学生来说，发掘和运用档案史料，具备扎实的档案史料知识和研究方法，对于写好毕业论文和研究论文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档案史料；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撰写是高等院校大学生四年培养教育的最后阶段，是总结之前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大学生学以致用能力的实践环节。搜集资料和运用资料是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环节之一。选题之后，就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即按照选题的要求搜集材料，解决用什么样的材料和内容来证明作者观点和看法的问题。文献资料是撰写历史学毕业论文的要素，是提出观点和论证主题的基础。所以，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认识档案资料的性质，对写作工作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初步探讨档案史料在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的运用、作用和意义等问题。

一、《史料》的内容与价值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和直接凭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缅怀既往，探求未来的重要依据。文书是传达政令的工具，是国家机关上传下达的纽带。文书办理完毕之后，例行存档以借查考。讲求实事的前提是必须有可信的史料，而档案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可信史料。学生在利用档案史料前，应该对档案史料的性质、内容、意义以及形成的历史背景有个基本的认识，这样能够正确认识档案史料的史料价值。1.掌握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运用档案史料撰写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首先要了解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内容。这对学生全面而深入了解所运用的档案史料有一定的帮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建设抗战大后方、开展抗日捐献、保障国际援华交通线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民开展节约活动、劳动竞赛和推销公债活动，促进新疆建设，巩固抗日后方；发动群众募捐，积极支援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疆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国际上尤其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批军火、物资、药品和各种军事人员通过新疆源源不断运达抗战前线。作为抗战大后方、新疆本着抗战高于一切服从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以实际行动踊跃认购同盟胜利公债，补助抗战费用；完成征献军马1万匹任务；开展各种慰劳募捐运动、激励前方抗日战士奋勇杀敌。新疆各族上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募金和募集寒衣运动”。新疆抗日募捐档案史料是在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疆各族民众抗日募捐活动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2.认识档案史料的内容与价值历史学毕业论文利用档案史料得出的新观点为构建论文的框架和思路提供丰富的史料依据。这些档案史料为研究该时期新疆中国共产党人、新疆各民族民众、新疆民间团体在抗日募捐活动及其作用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史料》由五个部分组成，综合篇里有212件档案，募集寒衣运动篇里有43件档案，文化劳军运动篇有162件档案，鞋袜劳军运动篇有226件档案，献机运动篇有27件档案，共收录670件档案。收录档案起自1936年12月16日，终于1943年9月。《史料》共收录档案文书670份，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挑选。《史料》用670份珍贵的档案资料给读者展示了一部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支援全国抗战的历史画卷，也为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一部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史料》对研究新疆历史和抗日战争史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写论文之前，掌握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正确认识所运用的档案史料的内容与价值，是了解材料的来源、选择材料、鉴别材料、明确目的、酝酿思路的过程。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础和前提。

二、档案史料在撰写论文中的运用和作用

马克思眼中的历史学应是世界上一门最大的学科。但现状确实历史学在中国几乎成为高校最小且最弱势的学科，且史学教化功用及其社会影响也日益下降。

一、史学困惑

上世纪末伴随改革开放,人们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求，作为培养人文素质的学科—历史学受到冷落。高校历史学专业发展受到制约，遇到众多问题。首先，“史学无用论”泛滥。市场经济条件下，特别就业压力下，就业形势好的专业倍受欢迎。作为冷门的历史学自然不被大众看好。以至于“史学无用论”的言论流行，导致人们对史学功用产生质疑疑问。白寿彝《在史学史助教进修班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学习历史，就是要认识时代，增加人们的智慧，让人们更加自觉地认识历史，看清楚整个社会前进的方向。这种认识，集中起来是巨大的物质力量，其社会效益是不可估计的”。而市场经济条件下，白先生的观点显然很小众。其次，招生难。历史学科实用性较差，就物质生产而言确实作用微弱。相对技术性和应用性较强的专业的热门专业而言就业形式惨淡，而热门专业自然吸引考生报考,从而促进热门专业的繁荣。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部分院校历史学专业多在专业名称上做文章，增加宽口径课程或兼容其他专业课程，期望以此改变被动的状况。再次,学生的学习热情不高。历史学专业学生，填报高考志愿很少首选历史。近几年虽比以往有改善，但绝大部分学生学习历史专业是不得已的选择。据调查显示学生志愿学习历史仅的总数10-18%，该现象和心理严重损害学生学习兴趣，对高校历史教学产生极大负面影响。最后，就业难。历史学毕业生就业日益严峻，供大于求。本科生要进入正规公立学校任教十分困难，即使私立学校需求也极少。毕业生有的需从头做起新职业，面临局面比较尴尬。

二、高校历史学专业困境分析

1.社会根源。高校历史学专业形势严峻，究其根源是社会需求因素。历史学专业是高校特别是师范院校传统专业，连绵不断的办学历程，培养大量的教师和专业研究人才，造成社会对历史学专业人才需求不旺盛。2.就业压力。市场经济之下，就业竞争日益激烈。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生活质量有更高需求，把目光投向经济、信息、通讯等不同的热门专业。历史学由于缺少应用性、技能性不强遭到冷遇。3.高校历史学专业定位缺失。高校历史学专业定位在培养多层次教师和专门研究人才。这样的定位太狭窄，不便于就业。虽然多年的高校教改促成了各院校的多样改革实践。如部分院校历史学专业为吸引生源、维持生存,对在专业名称上大作文章，扩大专业容量，调整课程设置，这对促进高校历史学专业发展起到一定积极作用,但为触及实质问题。笔者认为要让历史学从根本上摆脱困境要对症下药，这种缺失历史学专业定位的改革，只是治标不治本，仍无法适应社会发展需求。4.高校历史学专业存在的问题。目前高校历史教学中仍然采用“授人以鱼”的传统教学观念。教师讲授为主要形式，教师始终是教学过程的主导和主体，虽然现在教学倡导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主体作用相结合，但实际教学中很难实现。教材陈旧也是不容忽视的严重问题。高校历史教材无一例外都采用编年体，这是中国通史教材的传统模式，千篇一律，十分乏味。教材内设章、节、目，且记叙手法如出一辙，都是从政治扩展到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教学手段也相对落后。现在高校历史教学多引入多媒体现代化教学手段。但手段虽新，讲授形式缺老旧。灌输教学方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启发式、探究式仍没成为高校历史教学主流。

三、素质教育是高校历史学专业的必然选择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书信选集》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整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摘要：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的出现旨在引领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前进方向。积极探索各种突破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失分困境的有效策略是应对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的必经之途。历史教师应通过重视专题学习、建构“完整的历史”，厘清答题流程、构思“完形的答案”，品析范文成果、借鉴“完好的创作”，解读评分标准、明晰“完美的尺度”等策略助力考生顺利应对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

关键词：高中历史；高考；历史小论文题；专题学习

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年年有变化，然而变的是外在的“包装”（材料呈现方式），不变的是内在的“产品”（考察学生的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历史小论文题以其“独特、新颖、开放、综合”的外在表征首次出现在2001年上海高考卷中，后来频繁出现在全国卷的第42题，该题型的出现旨在引领高中历史新课程改革的前进方向，考察学生历史核心素养水平达成的境况，指导高中生日常的历史学习方式。基于此，历史小论文既是体现历史高考改革创新成果的重要表征，又是精准测量学生历史核心素养落地情况的常规题型。对于高考历史小论文题，所有师生在平时教学中用力颇多，但是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失分惨重的现实成为每届师生心中永远无法抚平的“伤痛”。那么，考生临场应答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又有哪些？针对这些问题，有哪些比较好的教学策略呢？本文拟以近几年高考历史（全国卷）第42题为例，着力深挖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失分归因并探索应对高考历史小论文题的有效策略。

一、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的失分归因

1.选题问题选择适切的论题是顺利完成历史小论文的关键而且是第一步。选择适切的论题一般要坚守三个原则：一是“宜小不宜大”。这里的“小”和“大”是指论题的范围，包括论题涉及的领域、时空的跨度、内容的多少等等。在历史高考中，考生往往因“选题过大”而在小论文论述过程中“泛泛而谈”失去目标，或者“蜻蜓点水”失去深度。例如，2020年高考历史（全国卷Ⅲ）第42题，题目要求考生自拟一个论题，有的考生选择了“改革开放促进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这个论题，这个选题范围太大，论述时难以驾驭。二是“宜新不宜旧”。这里的“新”和“旧”是指论题选择的视角，论题选择应该有新发现、新视角、新层面，而不能使选题“老调重弹”“落入俗套”。三是“宜易不宜难”。这里的“易”和“难”是指向考生对论题的熟悉程度，论题选择应该立足于自己熟悉的历史知识、立足于自己感兴趣的时政热点和生活热点，而不是一味地为了“求新求异”去选择从自己陌生的层面或角度寻找历史论题。2.论证问题论点、论据、论证、结论是小论文写作中不可或缺的四个要素[1]。论点是历史小论文阐释的具体观点或者看法，相当于写作文的标题；论据为论点服务，一般用史实或作者自己的解释来说明、支撑论点；论证是按照一定的思维逻辑运用相关理论来阐释论题；结论是紧扣选题对全文进行归纳、总结和升华。考生在论证方面一般会出现的失误有四：一是论点不明确、闪烁其词，如2019年历史高考（全国卷Ⅱ）第42题，材料呈现了一位学者对19和20世纪历史发展的认识，对此认识要求考生提出自己的见解（赞成、质疑皆可），但不少考生在论证时模棱两可，具体反对什么，支持什么，赞同什么，不赞同什么，旗帜不鲜明、立场不够坚定；二是论据素材单一、不典型，或与观点不吻合；三是论证过程缺乏学科知识的逻辑性；四是结论丢失，或者虽有结论但缺失“点睛之笔”。据此，论证问题方面的失误是考生在历史小论文题型失分的又一重要原因。3.表述问题高中生撰写历史小论文要求文字语言表述精练精辟，切中要害，层次分明[2]。然而，由于平时对史学阅读与理解不够重视、对历史抽象概念的理解浅尝辄止、对历史学科话语体系置若罔闻、对历史知识的掌握支离破碎，使得高中生不管在平时练习中还是历史高考过程中，都难以用较为精准的历史术语或历史概念组织语言阐述具体的历史问题。高中生在表述层面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表述“无中心”，缺乏主旨意识。比如，2020年历史高考（全国卷Ⅱ）第42题，考点涉及的是“欧盟”这个区域性组织，但是不少考生在论述过程中没有紧扣“欧盟”这个主题，而是随心所欲地写成其他国际性组织或区域性组织。二是表述“无语序”，缺乏一定的逻辑性。历史事物本身具有“萌芽→发展→繁荣→衰落”的过程，而且人们认识或研究历史现象、历史问题也都是由浅及深、由表及里、由具象及抽象的。这两个过程便是历史学科的逻辑性。表述缺乏逻辑性就是忽视了历史事物本身的发展逻辑，也忽视了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的认知逻辑。比如，2021年高考历史（全国乙卷）第42题，学生在具体叙述自己所选的“党历史上的两次会议”时，出现了时空颠倒的问题，哪个会议在先，哪个会议在后，自己写着写着就迷失了方向。

二、高考历史小论文题型失分的应对策略

一、创一个时代：史学建构与传道育人

中国电影已走过百年历程，历经沧桑，在发展的道路上时而突飞猛进，时而步履蹒跚。它以影像的方式记载着华夏大地炎黄子孙的生存繁衍、政治更迭、文化兴变，折射出时代的悲欢和历史演进的轨迹。从我国拍摄的第一部影片《定军山》起，到今天互联网环境下的大电影研究，中国电影史学家们可谓鞠躬尽瘁，他们一边冷静客观地书写着中国电影百年巨变，一边又为其扼腕叹息或激动不已。这其中，就有李少白活跃的身影。李少白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中国电影史学家，对中国电影事业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他撰写了大量历史、理论文章及专著，其中《中国电影发展史》《影心探赜》《影史榷略》《中国电影史》等均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的必读书目。李少白提出的“史论结合”的电影史书写方法与他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影响了几代人。他对中国电影史始终怀有温情，将中国电影的发展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去看待，对历史作出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作为《中国电影发展史》的作者之一，这部“官修”史曾经成为李少白人生的“污点”，在“”期间被指摘为“毒草”，但正是这样的“污点”成就了中国电影史研究的里程碑之作，《中国电影发展史》也成为中国电影史研究绕不过去的学术基点。同时，李少白还是《中国电影艺术史》写作的策划者和实施者，尽管这本历史巨著由于种种原因未能问世，但史料收集和思路框架都已完成，激励了无数后来的电影史研究者为着这一目标而奋斗。它的流产是李少白人生的缺憾，却开启了后世电影史研究的康庄大道。李少白同时又是一个电影理论家。20世纪80年代，西方电影理论大量进入中国，他积极参与了关于中国电影理论和电影美学的讨论，并发表了许多有分量的学术文章，比如《历史地看待电影的多元属性》《电影民族化再认识》《论电影艺术形式》《电影本性纵横谈》等。他从电影的本性、艺术性、美学、创作规律、历史与现代性等多个方面论及电影理论建构过程中所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李少白不但是中国电影史学专家、电影理论专家，也是一个教育家，他开创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培养了大批电影研究人员，为电影学人才培养构建了系统完整的学科体系。他也是我国第一批申报电影学硕士和博士培养的专家，并培养了一大批学者，如丁亚平、陆弘石、钟大丰、王汉川、鲍玉珩、李道新、高小健、赵小青、石川、秦喜清、虞吉等，这些专家学者如今已经成为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中流砥柱和带头人。《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的史学观念、电影理论和教育理念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多为当前在中国电影行业从事电影学教育和研究的著名学者专家，如孟犁野、王人殷、郦苏元、陆弘石、陈墨、丁亚平、李道新等，他们或为李少白的同事朋友，或是他的学生后辈，对他的学术思想、研究方法和教育理念等有着深刻的认识和见解，在生活中也与他有着深厚的情谊。他们试图通过本书向读者还原一个真实的历史学家，还力图透过历史的表象，对李少白的学术思想、教育理念和管理理念提供一个全景式的深入介绍和探索。以便读者对这位曾为中国电影史和电影理论的发展作过巨大贡献的学者，能够从本质上产生较为深刻的了解。

二、冰心一片：诗人之气与历史之魂

《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收录了李少白的集外文选、诗选49篇，这是他非常珍爱的文字。诗言志，歌咏言，世事浮沉，李少白将自己的人生感悟、心灵轨迹写进诗里，也透出几许对生活的无奈、事事不遂如人愿的感慨。但更多时候，他像一个站在古崖上的诗人，衣袂飘然，怀着几分时移世易的喟叹，一个人陷入深深的沉思，留给人一抹孤独的背影。板凳甘坐十年苦，文章不写半句空。半生辛劳，治史一生。李少白倾其一生研史、治史，直至病重，床头还放着他珍爱的电影史书籍。但他又是一个灵魂的诗人，他对这个世界的爱、对这个世界的眷恋深深地触动着人们。丁亚平在书中写道：“他平静地看着我，未必想太多。这个时候他走过的路，去过的地方，看过的书与文章，如何创一个电影学术时代，如何研究历史和人物，在脑海中已经逐渐模糊了。但我想象中这时的他心里会在燃着一堆篝火，灼热气体和星火在升腾，噼啪作响。他的最后岁月里，陪伴他的是诗词集，是电影史学上的三两本书。当自己研究过的电影史上的某些历史现象、人物变得面目不清时，缠绵病床多日的他偶或会翻看、回望、沉思；当很多重要的东西在有意无意间都丢了时，他愿意通过诗句来参研、雕琢、重新塑形。他也会让另一些事情在最后的生命凝眸中纹丝不动，比如想念，比如血缘亲情，比如爱。”作者写下这段感人至深的文字时，或许眼角噙着泪水，或许被记忆拉向了更悠远的历史深处。李少白的诗与他的史学研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有着诗人的孤绝与浪漫，也有着史学家的赤诚与执着。他的这种诗人之气和历史学家的灵魂也契合了中国电影史学书写的文笔要求。

三、看向历史的纵深处：血脉传承与电影史学史的建构

在李少白身上，既能看到中国电影史的建构过程，又能看到电影史学的一脉相承。这位成名于20世纪60年代的老知识分子，一生坎坷，几经漂泊，而始终没有放弃对电影史的研究。在那个大多数人还不知道电影史为何物的年代，他却能够从历史的纵深处看向未来，为电影这门历史并不久远的艺术门类书写历史。李少白的选择，实际上根植于数千年来中华民族的史学意识和历史传承精神，当时的社会政治大环境也许对这一选择也有过一定的影响。《电影史学的维度——李少白学识与人格研究》一书将这份血脉传承的过程记录下来，它与以往的传记类书籍有着很大的不同，不仅是一本人物回忆录，更是一本兼学术思想与史料结合的专业书籍，更重要的是对老一代史学家的史学观念、史学方法进行研究书写，本身就属于史学史的范畴，它将新中国以来中国电影史学研究的过程较为真实、客观地记录了下来。里面大量的采访和回忆类的文章、书信、工作报告等将电影史的研究过程生动地展现出来；丰富的史料、原点性的素材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研究提供了资料支撑。该书还秉持了治史一贯的严谨态度和一丝不苟的精神，收录了大量对李少白评论与缅怀的文章。可以说每一篇文章、每一个故事都是一篇人物的聚焦和特写，将李少白的点点滴滴、转瞬即逝的生活瞬间，用温情的笔触记载下来。这些从记忆深处“捡”来的生活片段本身就是一种对资料的运用、对历史的尊重。全书资料新颖、范围很广，各作者以与李少白直接交往的第一手资料写成，集几十位专家学者之回忆，大量而翔实的史料、朴素而真诚的笔触、深刻的思想和独到的见解使得该书具有巨大的史料价值和可读性。书中收录了大量研究李少白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电影理论和教育思想的文章，对李少白进行历史的、客观公正的评价的同时，也将他的学术思想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整理，有助于读者对其思想进行更加清晰深刻的认识。书中还收录了一些青年学生的文章，他们都是李少白的后辈学生，对老一辈电影史学家有着自己的看法和认识。在电影迅速发展的今天，他们为电影史的研究和书写注入了一丝新鲜的血液。李少白的史学观念也在这些青年学生身上得到了传承和发展。整本书散发着淡淡的哀思和深深的怀念。该书的三个主编都是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极具分量的人物，以文字书写的方式来纪念和缅怀自己的老师。丁亚平从事中国电影史研究已有20多年，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执着和热忱，笔耕不缀，先后出版个人专著《艺术文化学》《影像中国（中国电影艺术：1945-1949）》《老电影时代》《电影的踪迹》《影像时代（中国电影简史）》《中国当代电影史》等十余种，发表学术文章400余篇，获首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奖，国家、省部级奖十余次，并担任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和《中国大百科全书》（第3版）电影电视卷主编。陆弘石曾先后供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当代文艺研究室、影视研究所，北京电影学院理论研究室，《北京电影学院学报》副主编，现为国家广电总局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出版专著《中国电影史》（与舒晓鸣合著）、《中国电影史（1905-1949）——早期中国电影的叙述与记忆》等，是李少白学生辈的同事，两人共同经历了中国电影学学科创建的过程，亦师亦友。高小健则是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和文化、戏曲电影方面的专家，出版著作《中国戏曲电影史》《新兴电影：一次划时代的运动》等，同时发表了许多中国电影史、电影理论、电影文化、电影剧作理论等方面的论文和影视评论。李少白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他们身上得以传承和发展，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血脉才如此生生不息，在他们的不懈努力下成为“显学”。李少白一生治史不辍，却从未为自己著书立传，这本书则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使他的史学精神和人格魅力得以流传，同时也使得这位前辈史学大家的史学观念和治史方法得以传承。该书以最真挚的情感和史学家治史的专业精神淬炼而成，不但向我们还原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国电影史学家，同时也为中国电影史学史的研究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摘要：人类历史其实质就是一部人类社会的创新史，人类社会发展的创新性决定了历史学科学习过程的创新特征，在历史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是历史学科教学时代重任。在教学实践中要明确实施创新教育的目标和意义，探索创新教育的途径和方法，使创新教育成为历史学科教学的核心内容。

关键词：历史学科;历史教学;创新教育

1问题的提出

谈及历史，一般的认识就是“对既定事实的记录和呈现”，那么学习历史就被看作是对历史事件的了解与记忆，从而在初中历史学科教学中形成以下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教学方式单一，照本宣科现象严重，忽视学生历史思维能力和历史素养的培养；其二，学法枯燥陈旧，死记硬背现状突出，缺乏对历史事件的探究意识、批判意识、创新意识；其三，评价方式简单粗放，受升学考试的影响，初中历史学科普遍受到冷遇，甚至被边缘化，学校对历史学科的考查也就是走过场，根本谈不到能力、素质、情感世界观的评价。这些问题严重影响历史学科的教育价值的实现。为此，如何利用历史学科的创新性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能力，消除历史学科教学中存在的种种弊端，落实历史学科教学目标，提升历史学科教学的有效性，成为历史学科教学必须重视和探究的课题。

2历史学科教学中创新教育的原则

第一，创新教育应渗透于历史学科教学之中。创新不是空中楼阁，也不可能信手拈来，它需要扎实的基础知识和灵活的思维能力作为基础，因此，创新教育应该是有目标、有计划、有设计地渗透到历史学科教学的各个环节，不能因为创新教育而抛弃基础教育。比如在学习中国古代“四大发明”时，引用史料：英国汉学家麦都思指出：“中国人的发明天才，很早就表现在多方面。中国人的三大发明（航海罗盘（司南），印刷术，火药），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那么，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是如何传入欧洲？又是如何对欧洲文明的发展提供异乎寻常的推动力的呢？无疑，这样会使学生产生浓厚的兴趣，并对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的贡献进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从而潜移默化地引导学生进行创新性学习。第二，创新教育必须以素质培养为核心目标。初中阶段的创新教育不是培养科学家，也不可能培养出科学家。如前所述，历史学科在创新教育中有其独特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主要体现在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创新方法的培养上，但并非像科学家一样实施发明创造，因此，历史学科创新教育其实质是创新素质的培养与提升，不是改编历史事实也不是否定历史规律。比如在学习“太平天国”历史时，首先让学生分析总结其先进性和落后性，然后总结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原因，最后让学生联系实际说明太平天国的历史经验教训对当今社会历史发展的意义。第三，创新教育必须建立在教学创新的基础之上。历史学科教学中的创新教育首要的任务就是教学创新，没有教学创新，就不会改变现有的教学状况，创新教育也就无从谈起。教学创新是创新教育的前提条件，教学创新应该包括教学方式创新、教学资源创新、教学手段创新、教学策略创新等，而这些创新还要为创新教育创造良好的环境，要有利于创新教育在教学中的实现。比如利用网络环境让学生收集史料，归纳分析各种不同的观点与评价，提出自己的结论，并撰写成小论文，可以有效地提高学生研究史料，提出新观点的历史创新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