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治理法范文10篇

[摘要]社区治理法治化是我国实现“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及四中全会都明确了法治化的建设目标，社区作为我国社会的基层载体，对于我国全面依法治国政策的推动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在新形势环境之下，社区治理之路面临着许多新情况与新挑战。文章通过分析认为，深入发展社区治理的法治化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与实现和谐社会的目标有着重大意义。因此，研究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困境与进路，以谋求长远发展具有极大的实际价值。

[关键词]社区治理；法治化；复合共治

自1980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重新公布《城市街道办事处条例》与《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以来，我国社区治理处于稳步发展状态。国务院于2017年6月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出台的关于城乡社区治理的纲领性文件，该文件的出台，对于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意义极为重大。文件中提出要确立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充分发挥基层政府的主导作用，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为基础，各方社会力量作为社区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治理，使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得到全面提升。该文件中也给出了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建设的完整路线图，这对于我国社区治理法治化的推进有着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社区治理法治化的内涵

（一）社区治理的内涵。社区是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基本场所，也是我国政治生活的基本单位。其将以人为本作为治理的核心思想，通过改进社区的治理模式方法以激发社区活力，从而实现社区内活力与和谐相统一的理想目标。简言之，社区治理是通过政府、社区组织、居民及第三部门之间合作与共同参与的方式，解决社区在发展与建设过程中所存在的各种问题，其是多元主体之间讲求平等关系所追求的共同利益，将自上而下及自下而上的方法相结合，通过合作及沟通协商的方式，以此来达到对社区治理目标的认同。①（二）社区治理法治化。社区治理法治化指在社区之内，以法律法规和法治理念为基础，社区内利益相关的各主体通过多种形式与方法，共同参与社区事务与社区政治等方面管理，以此使社区建设与发展步入法治化与制度化阶段。法律法规和行政规章也会在治理实践过程中充分显示其合理性与权威性特征，由此形成社区内的良性循环过程，使社区治理法治化深得民心。

二、社区治理法治化的进展

为进一步贯彻实施依法治国基本方略，适应新形势新条件下城市管理对法制宣传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推进我委各项城市管理工作法治化进程。根据国家、省“六五”普法规划要求和《市普法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在全市公民中开展法制宣传教育的第六个五年规划（--）》文件精神，结合我委工作实际，制定本规划。

一、指导思想、主要目标和工作原则

（一）指导思想：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展观，按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要求，紧紧围绕我市城市管理中心工作，深入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坚持法制教育与城市管理相结合，与执法实践相结合，树立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理工作，为构建和谐平安及城管事业持续稳定、健康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

（二）主要目标：适应社会主义城市管理事业展大局需要，适应全委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对法律知识的现实需求，通过深入扎实开展法制宣传教育和法治实践，进一步提高广大干部职工的社会主义法治理念，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各部门干部职工依法治理的自觉性，提高依法管理城市和服务社会的水平。

（三）工作原则

1．坚持为城市管理中心工作服务。紧紧围绕我市城市管理事业的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认真落实城管法制宣传教育的各项任务，服务于落实科学展观、管理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我市城市管理工作的展和稳步前进。

今年上半年，我局司法行政工作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在区人大、区政协关心下，在上级业务部门的指导下，充分发挥司法行政职能优势，服务区委政府工作大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基层基础等各项工作稳步推进，现总结汇报如下：

一、普法依法治理工作：

1、开展“农村法制宣传月”活动。今年5月，按照市依治办的安排布署，我区紧紧围绕“加强农村法制宣传，促进社会矛盾化解”的主题，广泛开展“送法下乡”进村入户活动。活动期间共送给农民《农村普法简明读本》、《法律援助宣传手册》等法律宣传资料5000余份。

2、认真组织五五普法考核验收工作。今年是五五普法的最后一年，考核验收工作是今年工作的重中之重，就省市安排的五五普法验收准备工作，局领导专题向区政府做了汇报。对照考核验收标准，进行了任务艰巨而繁琐的台帐资料准备工作，并对各乡镇、街道所辖社区（村）的民主示范村（社区）进行走访和检查，指导并督促他们进一步完善各项检查验收任务。

二、基层基础工作

（一）立足人民调解职能，为我区营造和谐、安定的社会环境

摘要:城市社区治理是我国社会基层治理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法治化离不开硬法与软法合力的作用。我国软法理论与实践起步较晚，软法在基层治理中独特作用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和释放。充分认识软法的内涵、特征及相关理论基础，重新评估软法在基层自治中的特殊作用即完善社区治理法律体系、弥补社区治理硬法不足、有效保障社区自治实现。针对我国目前城市社区治理软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健全软法规范体系、协调软法与硬法关系、强化软法实施保障机制等建议，从而充分发挥软法在城市社区治理应有的作用。

关键词:社区治理;软法;法律多元;软法治理;软法作用

随着我国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深入，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成为国家社会治理格局的重要环节。软法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开始受到重视。继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章程、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1］后，党的四中全会提出要“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社区治理是基层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其发展的重要方向和目标是实现社区治理的法治化、现代化。社区治理的法治化要求主体的行为必须有法可依;社区治理的现代化要求转变传统社区管理模式，在法治化的基础上，注重社区治理法律规范的多元化。而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出现及其功能的发挥与社区治理法治化、现代化的要求高度吻合，软法参与下的社区治理一改传统单一主体的管理模式，引入多元治理主体及治理方式，并在国家制定的硬法基础上，为各类社区主体提供多样的法律规定约束其行为及活动。因此，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研究不仅是基层社会治理研究的新方向，更是软法研究的新突破和新进展。

一、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基本理论

软法进入我国法学家的视野后引起了广泛关注，从否认软法是法到对软法进行规范性研究，确认软法的法律属性不仅是软法研究者不懈努力的成果，更是国家法中心主义观念转变的体现。法学界已经有很多学者对软法的概念、特征等内容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本文将软法构置于城市社区治理视阈下，着重研究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涵、特征及相关理论基础，从而为研究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作用提供基础理论支撑。(一)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内涵。治理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的平等合作、多元主体的协同共治，意味着法治保障下公共利益与个体权益的最优实现［3］。社区治理打破传统社区管理单一主体模式，接纳多元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过程中，鼓励非政府主体与政府合作，协同进行社区治理活动。政府转变职能，为多元主体提供发挥作用的空间，同时，社区自治组织、居民、社区社会组织等主体为更好的实现社区公共利益和维护社区居民合法权益，主动制定了约束自身治理活动的行为规范———即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作为国内软法的组成部分，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具有独特的内涵及特征。1．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国内社会软法的组成部分，其具有所有软法的基本要素，同时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因其产生及适用领域与其他社会软法不同而具有特定的内涵。长期以来，在社区治理中占主导地位的法律规范是硬法规范，即由国家或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制定，其主要表现形式为国家制定法或国家政策，由于国家政策是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制定的，因此将其归于社区治理硬法体系内。一方面便于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范围进行明确，另一方面有助于防止软法的泛化。本文将社区治理中软法的制定主体限定为非国家主体，也正是在此基础上对社区治理中软法进行界定。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不仅在于是否依靠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更在于其制定主体是否为国家立法机关或代表国家意志的主体。在此基础上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界定为在社区治理过程中非国家主体制定的规范自身及相关利益主体行为且不具有强制约束力的行为规范。通过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有助于深入发掘这类软法的特征，从而更全面地认识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及其在多元主体治理社区过程中发挥作用。2．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种类通过对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界定可以得出，社区内软法的制定主体为非国家机关，至此限定了社区治理中软法的范围，就我国目前社区治理建设发展现状来看，切实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的主体主要包括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社区社会组织。这三类主体各自根据社区治理活动的需要和自身及相关利益主体的需求制定软法规范。因此，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根据制定主体的不同分为三类:第一，居民委员会制定的软法，包括居民委员会治理社区事务的活动规则、章程和居民委员会工作准则等;第二，居民共同体制定的软法，包括居民公约和业主大会决议;第三，社区社会组织制定的软法，目前最主要的社区社会组织就是物业服务公司，它们针对各社区治理情况制定的物业管理条例。以制定主体为标准的社区软法分类优势在于排除了国家制定法或国家政策等硬法规范与软法规范的混淆，同时也与在社区治理中发挥作用的习惯法、民间法及道德等规范相区别，形成更加明确的社区治理软法种类。(二)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特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不仅不同于硬法，也与其他国内社会软法具有明显不同。社区治理中软法与硬法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制定主体上，而与其他社会软法，如行业自律软法或高校自治软法的不同则表现为代表的利益主体，而软法的柔性约束主体行为的方式更是凸显了其与国家法、高校自治软法的不同之处。1．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作为社会软法的组成部分，其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不仅区分了软法与硬法，更凸显非国家主体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不可忽视的作用。尤其是在城市社区中，原本单一国家主体管理方式的失灵呼吁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活动。这不仅要求基层政府转变管理观念，允许其他主体参与到社区治理活动中来，更要求政府在社区中与其他主体通过平等、协商、合作的方式共同实现对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社区治理中三类软法的制定主体分别是: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社区社会组织。通过对软法制定主体性质的分析可以看出软法制定主体的非国家性。首先，社区居民委员会作为社区中最常见的组织形式，现行国家法律规定，居民委员会的性质是居民自治组织，并非基层政府组织部分，它通过组织本社区内居民来实现对社区治理活动的自我教育、自我组织、自我管理职能。居民共同体是社区自治最主要的主体，居民是社区中真正的主体，是社区治理活动必不可少的力量，居民通过自发组织居民会议、业主大会等形式来实现对社区的自我管理。社区社会组织是为社区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重要组织，在实践中多以物业服务公司形式参与社区治理。这三类主体治理职能的实现和发展壮大与国家还权于社会具有重大关系，国家还权于基层社会的同时，三类主体承担其相应的治理职能，确保了社区秩序的稳定，维护了社区和居民的利益。非国家性主体在社区治理过程制定软法是其治理能力的重要体现，也是社区中软法与国家法的不同之处。2．代表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国家法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其适用范围广泛，而社会自治软法所代表的是内部成员的共同利益，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共同体内部。在不同的社会自治软法之间的划分标准不仅是制定主体的不同，更在于其代表的利益主体不同。社区治理软法以其代表的利益群体区别于其他软法规范，例如，社区治理中软法与行业协会自律软法之间的区别在于:社区治理中软法代表的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而行业协会则代表的是参与其中的商业主体的共同利益。社区治理中不同种类软法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柔性约束方式实现对行为主体行为的制约，从而维护社区公共利益和居民权益，无论是哪类主体制定的软法都必定符合这一目的。社区中各类主体在制定软法过程中都经过广泛的成员参与和平等的协商，最终形成代表社区和居民整体意志的软法规范，这些软法规范中所体现的并非各类组织中某个人的意志，也不是多数成员意志的简单加和，而是经过参与制定软法规范的成员协商后达成的共识。在软法规范内容中以规定主体权利和义务的方式实现对各方行为主体的约束和保障，从而实现对社区整体利益和居民利益的维护。3．柔性方式约束多元主体的行为。软法曾因不依赖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而遭到质疑，经过实践检验后发现，并非所有的法律规范都必须依靠强制力来实现其法律效果。社区是一个更加偏向于利用私法化解问题的领域，加之治理理念侧重平等合作，在此基础上的社区治理活动需要更为柔和的法律规范。在社区治理中，与硬法规范以命令等强制方式相比，居民委员会、居民和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区治理行为的实施者，采用软法的柔性约束方式规范了自身及相关主体的行为，更加体现了各类软法制定者之间、软法制定者与实施者之间以及软法制定者和适用者均处于平等地位，因此软法中的各种约束力都是平权主体之间发生的效力，以相对柔和、弹性的方式更为合适。同时，软法是各类主体通过协商一致达成共识制定的，其内容中设定的权利义务以及相应的处罚都经过主体的同意，因此对行为主体具有比硬法更直接的约束力，而软法通过为行为者提供可选择的行为模式实现法律的指引功能，以弹性约束方式规范主体的行为。而且与行业自律软法或高校自治软法相比，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柔性最强，行业协会和高校自治都会对其内部成员具有一定的处罚权限，最严重的甚至是剥夺资格，但社区治理中的软法则采用更为柔和的方式对主体行为进行规范。(三)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理论基础。1．“活法”理论“活法”也被称为。“行动中的法”，其被认为是相对于“纸面上法”的法的形态。“活法”理论是奥地利法社会学家埃利希提出的。埃利希以法社会学视角考察法律与法治，他认为法律的根本在于社会生活本身，并将“活法”界定为与国家制定法相对应的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的各种社会规则，也就是各类社会团体的内在秩序。埃利希指出法并不均是由国家创制，诸多保障秩序之社会规范亦是法，这些不是国家创制之法谓之为“活法”［4］。社区作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约束其主体活动的法律规范除了国家制定法外还必须包括各类社会团体，如社区居民委员会、居民共同体、其他社会组织等制定的“活法”，这些“活法”就是社区治理中不同种类的软法。“活法”理论为软法的独立提供了理论根基，“活法”现实存在为软法提供了生存土壤。软法就是国家制定法之外的法律规范。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规范，是社区治理共同体———居民会议、社区居民委员会等主体在国家制定法预留的空间中制定的约束居民行为、保障居民权益的法律规范。“活法”所要求的法律根植于社会也为社区中软法起源于社区治理活动提供了合理性支持。软法区别于国家制定法不仅局限于主体，更重要的是软法强调并重视实际效果，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也是如此，这也与“活法”理论看重法律的社会实效具有一致性，城市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是社区治理主体在治理行为中产生的各种规范。2．法律多元理论。法律多元主义是与法律中心(一元)主义(或称国家主义、集权主义)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意味着法律不可能只有一个中心［5］。法律多元理论在处理国家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关系方面肯定在国家法之外存在其他法律规范，而且法律多元理论的重要特点是强调法律的社会效果，在国家法治理社会的同时，非国家主体制定的法律规范也同样存在并发挥作用。我国具有历史悠久的多元文化传统，为法律多元性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和群众基础，结合我国城市社区建设的具体情况，更应该注重国家法之外的软法规范的存在与发展。法律多元理论为软法的存在提供了最为直接的理论支持，通过法律多元理论可以看出，在国家法体系外，软法是有存在空间及合理性的，软法的出现打破了长期由国家垄断的法律资源和立法权，为社区居民共同体、社会组织等非国家机构行使自治权提供了全新的途径。尤其是在城市社区治理领域，广泛的非国家主体———社区自治组织、社会组织及居民制定的法律规范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社区治理的实践中，国家法在制定之时就为软法预留了空间，软法在社区治理中也潜移默化地受到国家法的影响。同时国家法与软法之间相互作用的实际情况也与法律多元理论相吻合，国家法与软法并非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在法律逻辑上具有复杂的关联性，并且在功能上相互补充，协调发挥作用。要在社区治理中构建软法体系，必须借助法律多元理论，同时注重我国文化多元为软法提供的丰富本土资源。为此不仅要重视软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的实际效能，更要重视软法的理论构建，从而真正实现软法的规范化、体系化。3．基层自治理论。基层自治中“自治”的基础是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形成不具有强制性的自治组织;自治的功能是自治体全体社会成员共同解决他们的公共事务，即自治能力，而不是统治和管理功能;自治的主体是自治体的全体成员［6］。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基层自治理论认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二元的对立，因此通过硬法对自治组织进行规制。但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文化、经济等多元化需求增多，国家在克服政府治理不足的同时不断转变政府职能，将原本全部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部分转移给社会组织，这就要求社会组织逐步健全自身职能。在城市社区治理中也是如此，国家不断下放基层自治权，激发社区自治组织、居民共同体等主体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明确多元主体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地位，此时单纯依靠国家制定法来规范主体的行为和保障社区居民的利益已经远远不够，因此多元主体根据社区发展、维护切身利益及相关主体利益的需求制定软法规范势在必行。基层自治理论要求广泛的公民参与、完善的自治组织和多元的自治规范，为软法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基层自治理论还为多元自治主体的自治权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制定软法规范是社区治理主体行使自治权的重要方式，制定软法规范不仅约束主体行为，更为多元主体发挥社区治理能力提供了新途径。所以说，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从基层自治理论中获取了合法性及合理性。4．协商民主理论。2000年左右，协商民主理论开始成为我国政治学、公共管理学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它强调在多元社会背景下，通过普通公民参与，就决策和立法达成共识。其核心要素是协商与共识。我国长期实行的以代议制民主为核心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通过表决赋予其所制定的法律具有合法性，也正是因为国家制定法在制定环节无法充分实现公民直接参与，国家法在基层社会实施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均不理想。与此相比，城市社区治理中的各类软法由于涉及的公共利益范围较小，其参与人数也较为有限，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社区居民参与，同时基层治理体系本身就是一种民主体系，它比管理体系更为尊重民主规则，更要求广泛的共同参与和共同治理。以协商民主理论为基础构建软法体系更有利于凸显协商民主理论的优势，为软法治理的合法性提供保障，实现软法多元化社区治理的功效。而且在我国基层社区建设发展中，协商民主理论早已取得显著的实践成效，基层协商民主、社区选举等都丰富了协商民主理论，并为社区治理提供了更平等的交流和沟通平台，而社区治理中的软法以协商民主为基石，不仅软法相关理论获得支撑更在实践中完善制定软法的过程更加理性。在收集民意的过程中，协商民主原则使得公共理性成为规范对话、交流和沟通的主要基础，从而找到公民意见的“最大公约数”，达成民主共识［7］。而社区治理中的软法正是通过这样的过程达成共识，从而获得主体内心认同和自愿服从。

二、城市社区治理中软法的作用分析

第一篇

一、主要业务完成情况。

1、排查矛盾纠纷152起，成功化解148件，调解成功率97%。

2、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5件，法律援助事项140件。

3、办理公证19件。

4、社区矫正对象当月接收3人，解除3人，现有在矫人员161人。办理审前社会调查10件。

社区成立了城市管理办公室，街工委、社区领导的高度重视下。负责城市管理和土地管理工作。

一.城市管理工作：

并定期召开城市管理工作会议。1社区副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

并有会议记录。2及时传达上级对近期城市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工作正常开展。3有城市管理专职干事和城市管理协管员队伍。

做好社区城市管理日常性工作：

今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为进一步加强全镇城乡规划建设工作，规范国土资源管理，推动城乡一体化和加快新农村建设，现结合工作实际制定本意见。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十八大精神为指导，坚持科学规划、节约集约土地资源的原则，着力打造新村建设亮点、新村规划点和集居点，加快推进新农村建设。

二、工作原则

坚持“以人为本、管理创新、落实责任、完善机制、节约资源、注重实效”的原则，加强规划和土地资源管理巡查，促进城乡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常态化、制度化、规范化建设。

三、工作目标

一.城市管理工作：

1社区副主任担任办公室主任，并定期召开城市管理工作会议。

2及时传达上级对近期城市管理工作的相关要求和规定，并有会议记录。

3有城市管理专职干事和城市管理协管员队伍，工作正常开展。

做好社区城市管理日常性工作：

1经常向社区居民宣传城市管理法律、法规，营造“人民城市人民管”的良好氛围。

为全面提升城乡社区治理法治化、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和组织化程度，促进城乡社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按照省、州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社区治理工作要求，现将加强和完善社区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开展情况

（一）社区管理体制更加健全。积极构建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居（村）委会为基础、社区行政事务服务站为平台、社区居（村）民广泛参与的新型社区管理服务体制，按照“一社区一服务站”的要求设置社区服务站，实现城乡社区“一委一居一站”全覆盖。

（二）社区服务体系更加完善。全面提升社区服务功能，建立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积极推行“一站式”服务，充分发挥社区服务群众的功能，规范服务标准，提高服务水平，实现社区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

（三）社区民主自治更加推进。扎实推进社区民主自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建立健全民主听证、协商对话、民主议事、居（村）务公开等制度，畅通社区居（村）民参与社区事务渠道，提升社区民主自治水平。

（四）社区社会秩序更加稳定。全面加强社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构筑社区治安防控体系，扎实推进平安社区建设。建立健全社区居民利益协调机制、诉求表达机制、矛盾调处机制和权益保障机制，促进社区和谐稳定。

2015年12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指出：“政府要创新城市治理方式，特别是要注意加强城市精细化管理。”作为城市精细化管理的重要内容，社区物业管理问题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保障和促进城市民生的一项重要工作。2015年以来，湖北省武汉市多次开展“电视问政”，都将视角聚焦到社区物业管理问题上，还将其列入市政府“十个突出问题”整改范围，对创新社区物业管理机制进行了积极探索。本文以武汉市为例，对社区物业管理机制创新进行探讨。

一、新形势下社区物业管理面临的挑战

所谓社区物业管理，是指在特定的城市社区范围内，由业主和物业企业签订物业服务合同，对社区内的房屋及配套设施、社区环境卫生和公共安全秩序进行维护管理的各项活动。作为我国中部地区的中心城市，武汉市的物业管理工作起步于20世纪90年代初，与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相伴而生。经过20多年努力，呈现了良好的发展趋势。然而，在社会转型变迁、城市治理升级的大背景下，社区物业管理的多元化特征逐步显现，各类利益关系交织叠加，造成社区物业管理工作错综复杂，现有的物业管理体系和服务水平面临新的挑战，具体表现为：

1.从指导思想来看，相关立法缺位滞后,现行“小区”管理模式尚未厘清一是现行部分法律、法规不合时宜。一方面立法缺位问题突出，对于物业管理方面的专门立法尚未出台，相关规定仅散见于一些法律条文之中。另一方面现行地方立法滞后于政策，例如饱受诟病的物业管理基本事项的简单多数表决原则（双二分之一）和重大事项的特别多数表决原则（双三分之二）。二是现行的“小区”管理模式混淆了物业管理与政府管理、社区治理的界限。现实操作中，物业企业在按照合同提供物业服务的同时，往往还需要额外承担大量应当由政府部门、事业单位、街道和社区应当提供的公共服务内容，造成物业供需矛盾日益突出，物业企业不堪重负，出现“契约失灵”。

2.从政府层面来看，政府职能未能理顺、权责不明晰

一是政府市场监管主体缺位。目前在市级层面建立了物业管理事务指导中心，但是区级层面并没有相应改善，尤其是街道没有明确相关部门负责业委会组建和监管。开发建设遗留建筑质量安全隐患较多，专营单位转嫁矛盾问题突出，老旧小区物业企业经营困难的局面没有得到解决。二是政府社会管理职能缺位。一方面，社会民间组织的准入门槛高，另一方面，政府相关部门在配合上普遍存在职权交叉、政出多门等弊端，在物业监督、指导等多个环节出现“跑冒漏滴”。三是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缺位。因政府提供物业管理信息的缺失，导致物业管理市场产生信息判断困境，造成信息不对称，进一步增加了物业服务企业的成本。四是行政执法进小区的沟通协作机制有待完善。在治理小区违法建设、“胶囊房”、住改非、噪声油烟扰民等问题的过程中，执法工作还没有真正落地生根，进小区行政执法不及时、不到位的现象还有出现，小区矛盾纠纷和突出问题还不能及时有效地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