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艺论文范文10篇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在当代世界上，技术之网无孔不入地操纵着人类的衣食住行、生产建设、经济贸易、文化娱乐各个方面，乃至武装战争、走私贩毒，的确就像一张巨大的罗网笼罩着人类，因而技术圈也就是一种技术网。现代人广泛地使用技术，依托技术网而生存，特别是现代高新技术的产业化加大了技术网的强度。人们在观念上或者过分迷恋技术，或者以为技术不过是一种手段，往往忽略了技术网的另一面。其实天下事物皆有阴阳或正反两面，技术也不例外，它既有有利于人类生存的一面，也有反生态的另一面。

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相当活跃、收获颇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建设、唯物史观与当前文艺创作、文化研究、生态文艺批评、网络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都是近5年来提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现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做一疏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当历史进入21世纪，随着科学发展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提出和实践，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进，当代中国文艺理论发展相当活跃、收获颇丰。科学发展观与和谐文化建设、唯物史观与当前文艺创作、文化研究、生态文艺批评、网络文学及其理论发展、关于底层文学的理论探讨都是近5年来提出并取得很大进展的一些文艺理论问题。现就一些比较重要的文艺理论问题做一疏理，回顾过去，展望未来。

——编者

20世纪中叶以来，随着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全球生产力空前提高和社会经济总量迅猛增长，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状况得到了很大改善，但人类在改造自然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遇到了诸如人口失控、环境污染、粮食短缺、能源枯竭等严重的生态危机。人们不无遗憾地深切感到，物质财富的创造与生态环境的恶化几乎是同源、同步地降临到人间，人们往往尚未来得及享受和品味现代化的成果，就频频陷于恶劣环境的困扰与折磨之中。更为严峻的是，当今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不仅表现为人与自然关系的严重失衡，而且也扩展为新的社会危机、文化危机和精神危机。如何开辟一条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已经引起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以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人，从中国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实际出发，在21世纪之初就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观”，“促进人和自然的协调与和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发展理念，为我们在新世纪新阶段破解发展难题，创新发展思路，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开拓了广阔视野。就此而言，我国方兴未艾的生态文艺批评的出场可谓适逢其时，它是“人类减轻和防止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领域的必然表现”。

然则，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现状如何呢？它在发展中存在哪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也需要我们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下予以认真总结。

在我看来，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经过了一段短暂时间的“西天取经”之后，目前正处在良好的文艺生态过程中。首先，它初步生成了创作与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我们知道，文艺批评固然具有超前引导文艺创作的功能，但它的基础仍然有赖于文艺创作本身的发展，缺乏丰富文艺作品支撑的文艺批评只能是胡说八道。从这一点来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始终是与生态文艺创作齐头并进的，已经初步生成了创作和批评共展的良好生态文艺场域。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生态文艺创作异常活跃，涌现了包括姜戎、陈应松、叶广芩、胡发云、哲夫、郭雪波、阿来、李青松、陈桂棣、徐刚、莫言、贾平凹、张炜、李松涛等著名作家在内的一支实力雄厚、生态意识明显的创作队伍，也奉献出了一批很有分量的生态文艺作品，其中像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2001—2004）、姜戎的《狼图腾》（2004）和阿来《空山》的第二部《天火》（2005）更是达到了相当高的艺术水平。与此同时，生态文艺批评也呈现出异常繁荣的发展态势，生态批评队伍日趋壮大，生态批评研究日趋深入。在鲁枢元、曾繁仁、曾永成、徐恒醇、胡经之、王先霈、王宁等知名学者的大力提倡下，在王诺、赵白生、宋丽丽、刘蓓、彭松乔、盖光、陈剑澜、韦清琦等年富力强的中青年学人积极参与下，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正在有声有色地开展起来，其中像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2000）、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2000）、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等论著，从某种意义来看，更是起到了奠基作用。其次，它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毋庸讳言，中国生态文艺批评的崛起是直接受到西方生态批评的启发而产生的。所以，以介绍西方生态批评为己任的“译介式”生态批评无可争辩地获得了话语优先权，像王诺的《生态批评：发展与渊源》、朱新福的《美国生态文学批评述略》、梁坤的《当代俄语生态哲学与生态文学中的末世论倾向》、刘蓓的《生态批评研究考评》等论文，宋丽丽直接与西方生态批评家对话的文章，特别是王诺的西方生态批评专著《欧美生态文学》（2003）都是很有分量的西方生态批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从事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特别注重对西方生态文艺创作和生态文艺批评的推介，如《世界文学》2003年第3期，有一辑就是“美国生态文学小辑”；清华大学出版的《新文学史》丛刊就设有“生态批评”专栏，选载英美生态批评译文。这些有关西方生态批评的研究和介绍，为中国21世纪生态批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系。而中国本土生态批评研究的崛起，更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从最近几年的生态批评研究来看，以中国本土具有生态意蕴的文学文本和理论文本作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与著作正呈现逐年递增的态势，并且研究队伍越来越壮大，越来越趋向年轻化。这其中既有钱中文、陆贵山、童庆炳、李衍柱等学术前辈的有意介入和推动，也有陈炎、王德胜、张皓、黄秉生、彭松乔等学人的着意建构，还有一批更年轻的研究生的积极参与，目前已经取得了一批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其中张皓主编的国内第一套文艺生态探索丛书（2002）、彭松乔最近推出的《生态视野与民族情怀——生态美理论及生态批评论稿》（2006）以及以黄秉生教授为学术带头人的广西民族大学文艺学学科对民族生态美学与民族生态文学批评的研究尤为值得关注。无论是侧重于西方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还是侧重于中国本土生态批评建构的学者，他们在各自的研究领域里辛勤耕耘，又注意互相取长补短，这无疑为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发展搭建了西方与东方互动的良好生态批评研究平台。

其三，它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在生态文艺批评的首倡者鲁枢元、曾繁仁等学者的引导与规范下，中国21世纪生态文艺批评的话语形态真正体现了多元共生的生态精神。有人曾经在《文艺报》上撰文专门论述生态文艺批评的多元话语形态，将之概括为“宏阔的、开拓建设的生态批评观”，“激进的、生态主义的文学批评观”，“温和的、以人为本的生态批评观”，“低调的、要求学理化的生态批评观”，“宽容的、主张多元化的生态批评观”等五种基本形态。虽然这种概括不一定完全符合中国生态文艺批评实际，但是说中国21世纪的生态文艺批评已经创设了主流与边缘共生的良好生态批评话语空间则是可以肯定的，其中主流的生态批评声音十分强劲，同时边缘的生态批评声音也颇具特色。正因为如此，每一次生态文艺批评会议的召开总是予人以和谐、进步的积极效应。以山东大学文艺美学研究中心在教育部社教司支持下2005年8月19日至22日于山东青岛举办的“人与自然：当代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美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议吸引了国内外180多位学者与会，收到了100多篇学术论文，并分为“中国当下的生态文学与生态美学研究态势”、“西方的生态批评与环境美学”、“东方生态智慧和生态文化”、“生态伦理与生态美学”四个论题展开研讨。尽管研讨会上大家的观点有很大不同，有时甚至争论得面红耳赤，但由于主办者及在场学术前辈秉持多元话语共生的学术胸怀，会议开得十分圆满，达到了团结广大学人，推进生态文艺批评研究和生态美学研究的预期目的。

论文摘要：艾特玛托夫是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一个著名作家。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近三十年的学术研究历程，从20世纪80年代单维的政治一人性批评，到当下多维视角的文化批评，可以看做中国文艺批评观念演变的一个缩影，即从80年代的”新启蒙主义”到90年代的形式主义批评，再到21世纪的文化批评；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学者研究俄苏文学的方法论转向，亦即从外部研究到内部研究继而走向内、外部研究的融合互渗。

论文关键词：艾特玛托夫；俄苏文学；文学批评

20世纪60年代，苏联时代吉尔吉斯地区的著名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作品开始走进中国，力冈先生翻译他的成名作《查密莉雅》，在《世界文学》1961年第1期一经问世，即引起较大的社会反响。此后，其作品陆续被翻译过来。1981年，石南征的《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长篇小说(一日长百年)》(《外国文学动态》1981年第3期)，打破了此前学界有译无评的局面(“”中庸俗的政治批判除外)，此后，关于艾特玛托夫其人其作的评介在各种文艺刊物上不断涌现。因此，严格说来，国内关于艾特玛托夫的学术研究应该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本文拟对近30年来艾特玛托夫的研究状况作以系统的梳理。

一、启蒙语境中的艾特玛托夫研究

20世纪80年代，艾特玛托夫及其作品成为中国学者关注的一个焦点。文艺理论家刘再复认为：“艾特玛托夫的作品被热烈传诵的程度大约不亚于海明威。”…学者汪介之指出：“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最大的当代苏联作家莫过于艾特玛托夫。”众多名家之所以盛赞艾特玛托夫，是因为他的作品契合了国内新时期人们的精神诉求。基于“”反思与改革开放的政治语境，现性启蒙在当时的中国，逐渐成为思想主潮，“新启蒙主义”是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公共话语，人的“主体性”也成为知识精英们关注的核心问题。“别求新声于异邦”，此时期中国学界从苏联文学中找到了精神价值的高度认同感，俄苏文学的译介掀起了一个高潮。

艾特玛托夫是一个典型的人道主义作家，其作品努力讴歌真诚美好的人性，批判践踏人性的官僚主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他不仅注重个人对社会的贡献，还强调社会对每一个公民的责任。艾特玛托夫思考问题的辨证性和圆融社会主义人道价值观的理解，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国民的普遍心态。“如果说50年代那批青年还不大容易理解，那么，他们从22年‘炼狱’，从极左路线与个人崇拜的灾难中，重新返回文坛的时候，由于有了切肤之痛与情感体验，他们重新阅读《一个人的遭遇》以及艾特玛托夫的《扎米莉亚》、尼林的《冷酷》……怎能不痛思连翩，怎能不情感爆炸，满腔热忱地呼唤人性和社会主义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复归!”学者偏重于挖掘艾特玛托夫作品中人性美的内质，但是批评者并未剥离具体的政治历史语境，对“人性”概念作抽象理解，而是把“人性”与社会现实密切结合起来思考。这一时期涌现了许多探讨艾特玛托夫作品中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论文，如浦立民的《“严格的现实主义”——谈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点》(《俄罗斯文艺》1985年第4期)、曹国维的《走向现实美与幻想美的结合——试论艾特玛托夫的创作特色》(《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等等。尽管当时国内学界对现实主义的理论内涵还存有争议，但学者对艾特玛托夫作品的现实主义精神总体上持褒扬态度，大多认为其作品饱含一份厚重的现实关怀和人文精神。这其中渗透着知识分子对“”历史的沉痛反思与新人文主义的精神渴求。

一门学科的形成是精神发展内在逻辑、现实需求呼唤、相邻学科促进、杰出学人努力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文化美学也不例外。

文化美学是把人类的生存方式作为审美对象的学科，这是宏观的美学。人类对自身生存方式进行反思和观照，这是理性发展到相当高度的产物。文化美学的内容的积累有着漫长的历史，而作为一门学科建构，则是很晚近的事，西方自20世纪五十年代后有文化美学（文化诗学）与文化批评的建构热潮，而中国是在20世纪90年代后才开始建构文化美学的。从广义来讲，对社会、历史、精神、艺术、人自身的系统性审美观照都属于文化美学，柏拉图的理想国、黑格尔的艺术哲学、康德的精神体系、维柯的诗性世界、卡西尔的符号学等均是文化美学的前身；狭义来看，文化美学不仅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也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和重构。它是带有点超人视角、非功利色彩、类意识情怀的宏大叙事的美学，同时又是冲淡平和宽容多元的。虽然美学的理想向度不可避免地使文化美学在其形成过程中不时显露其批判文化现实的锐利思想锋芒。

文化美学是全球化时代文化广泛交流的产物，是生态文明建构阶段自然系统与文化系统矛盾充分暴露阶段的产物，也是高科技时代人类绝对优势和人类文明的空前风险高调碰撞的结果。文化美学在后现代主义解构废墟的精神空场中出现，对文化的整体性把握是其前提，在文化比较中以他者的眼光观照自身是其重要方法，对文化体系包含的价值系统的透彻分析是其逻辑基础，文艺学的扩张和美学自身转型形成其主干内容，现代性的反思与重构及日常生活审美的泛化构成其发展的现实基础。

一、文化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审美视野——文化人类学及文化研究理论的启示

审美是要把对象作为整体来清晰把握的，排斥任何混乱、无序、碎裂、恶无限和不可思议的混沌的东西（超出人的感官和理性可承受的范围），文化作为审美对象的前提是被人意识到，而不再是“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无意识或潜意识的存在。

在文化人类学视野中，人类的不同的生存方式成为考察和认识对象，研究者把他者的生存方式作为对象，而研究成果以理论模型和田野调查中的实证案例描绘了人类文化形成的不同形态和各种可能的发育模式与方向，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多样性。人类学家在对原始部落的考察中理清了人类文化的发展脉络，人类学向民族学发展、向文化学过渡的过程中，对不同生存方式的作了宏观的整体性的考察，从他者的目光上升到超人类的视角，对人类文化的源流脉络规律走向等进行了系统全面的学术描述和科学解析，这为审美地把握文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今天文化旅游在民间盛行之际，对异域异族异质异向文化的这种审美性总体把握已成时尚，文化人类学的文化概念也便成为全球化时代的重要关键词而广泛流行。

【编者按】由本刊编辑部与文艺报社、武汉大学中文系联合主办的“高新技术产业化时代文艺的发展问题”学术研讨会于2001年11月1日在武汉大学召开。来自全国高校及科研机构的50余名专家学者，针对高新技术时代文艺的发展方向及其特征、网络文化及信息技术革命对文艺功能的深刻影响、时代与艺术发展的矛盾关系等问题进行了广泛研讨。本期除以笔谈形式刊发的一组文章外，还重点发表了中共中央党校龚育之教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毛崇杰教授的两篇专题论文，前者在对于科学技术发展所进行的人文思考中论述了“科学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及意义，后者从哲学的角度对艺术进步的概念、高新技术时代艺术形式的变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影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摘要题】科技与文艺

【正文】

一、反生态的技术之网

我们生存在一个被技术笼罩的时代。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博得有关人士的青睐与崇拜，同时又暴露出致命的反生态倾向，构成人类无法回避的“技术圈”或“技术网”。

现代生态学家将地球生态环境逐一划分为岩石圈、水圈、大气圈、土壤圈、生物圈、文化圈、技术圈等。人类生存在技术圈之中，就像依存于大气、水土一样。例如《只有一个地球》的作者提出，地球上的人类“在技术圈中共存”（注：〔美〕芭芭拉·沃德、勒内·杜博斯：《只有一个地球》，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46页。）。所谓“技术圈”盖指构成群体共同生存基础的技术体系；在我看来，也就是笼罩人类生态的技术之网。

摘要：从四川文化艺术学院的教学和科研出发，探索学院的艺术教育体系中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传承与实践。从而寻求地区民间音乐与高校艺术教育相结合的长效机制，达到推进地区民间音乐持续发展的目的。

关键词：四川；民间音乐；艺术教育；传承

四川省位于我国西南地区,民间音乐资源丰富，包括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等种类，如巴山背二歌、川北薅草锣鼓、川江号子、川剧、四川清音、蜀派古琴、口弦等。其中，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达30多项，还有数不胜数的省级、州级、市级、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四川文化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川文艺)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是川西北地区唯一的艺术类全日制高等学校。目前该校共有绵阳、梓潼、成都三个校区；下设音乐舞蹈学院、美术学院、传媒学院、文化经济学院等5个学院；涵盖音乐学、美术学、环境设计、表演与编导等34个本科专业、16个专科专业。因此，将地区民间音乐与高校的艺术教育体系有机结合，能够完善高校的艺术教学课程，优化教学资源，促进地区民间音乐的发展。

一、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教学中的传承

笔者通过问卷调查、网络调查、实地采访等形式，了解到川文艺全校学生对四川民间音乐的认知情况(见表1)。通过对表1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川文艺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情况：(1)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认知普遍偏低，大部分不知道、只有部分音乐专业学生了解少量的四川地区民间音乐。(2)音乐专业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高于非音乐专业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的认知。(3)学生对四川地区民间音乐认知顺序依次是民间歌曲、说唱音乐、戏曲音乐、器乐音乐、歌舞音乐。认知最高的是民间歌曲，最低的是歌舞音乐。针对上述情况，笔者将从川文艺的科研、教学两方面，讨论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如何与川文艺的艺术教育体系有机结合，从而在高校中建立传承与发展的长效机制。

二、四川地区民间音乐在川文艺教学中的实践

论文关键词：生态批评文学现代性主体间性

论文摘要：本文试图在自己理解的生态批评与文学现代性理论体系中，寻找两者之间联系，并尝试性进行阐释。

生态批评作为现在国内文学理论批评界的显学之一，已经成为众多著名的文学理论批评者关注的焦点。但是浏览一下国内专家众多论述，大多是在谈论他的历史、渊源、理论基础和一些批评原则，或者持相反的意见，对其"生态中心论"进行批评，但是很少有把生态批评与另一个比较热门的话题"文学现代性"联系起来论述。至于国外理论界，本人限于资料和信息以及外语水平的不足，不敢妄加判断，但仅仅就现在翻译过来的文章我还没有注意到有人涉及到这一点。我想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两者在当今中国都处于摸索阶段，还没有形成比较统一的理论体系，即使在世界范围内两者也是出于起步阶段，因此很难统一起来去论述。本文本着尝试的态度，试图将这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因为两者的理论体系在中国的不统一，所以在论述这两者的关系之前我必须阐述一下自己对于两者的观点，然后在我认可的理论体系范围内进行论述两者之间的联系。

（一）文学现代性

首先我将讨论一下有关文学现代性的问题。

在这之前必须对"现代性"加以定义，这是一个十分头痛的问题。因为这个概念的复杂性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它的使用范围涉及不同的领域，它们在不同的情境中表达的意思是不同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它已经成为文学和审美批评领域、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众多领域的一个关键词。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集最相矛盾的词义于一体的十足的杂音异符混合体。

1湘潭县文化建设现状

1.1县域文化网络逐步形成。全县已构建成覆盖县、乡、村、社的文化设施网络，服务功能不断增强，为满足城乡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创造了条件。目前，县级拥有县文化馆、图书馆、花鼓戏剧团、电影公司、文物管理所、白石文化广场等文化企事业单位和公益文化活动场所。文化馆已达到文化部县级文化馆一级馆标准；图书馆藏书15.7万余册，拥有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基层网点，被评为县级公共图书馆二级馆；纪念馆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被中央六部（委）确定为“红色旅游圣地”、“全国百佳旅游景点之一”；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集电影放映、表演、乒乓球训练、器械健身等功能于一体；白石文化广场集体育锻炼、休闲娱乐、文艺表演等多种功能于一体。此外，修复开放了齐白石故居，完成了尹氏宗祠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申报工作，建成了省电视监控的高标准文化库房。19个乡镇均建有宣传文化站，乡（镇）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稳步推进，云湖桥镇建成投资20多万元的文化大楼，文化站被省文化厅命名为“全省百强文化站”称号；石潭镇建成一栋400平方米的文化广电大楼，图书借阅、文艺培训、活动开展等功能一应俱全。村级文化活动室蓬勃发展，县城八大社区和50%以上的行政村均建有文化活动室和中心图书室。1.2群众文化活动开展丰富多彩。目前，形式多样、内容健康的文化活动在县内普及开展，村村有节目、月月有活动。同时，在节目内容、节目表演形式等方面力求彰显地方传统文化特色，如闹元宵龙狮彩车游城、元宵文艺焰火晚会、石鼓•青山唢呐、湘潭花鼓戏、皮影戏、剪纸等民俗文化中的优秀项目已成为我县文化活动的重头戏，各社区都成立了文艺宣传队，排练健身舞、腰鼓、狮龙表演等节目，为全县人民提供了新鲜活泼、喜闻乐见的精神食粮，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精神需求，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品牌，大大提升了县域知名度和美誉度。1.3文化遗产保护初见成效。该县历来重视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省、市、县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及库存文物均得到有效保护。故居、齐白石故居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石鼓•青山唢呐被列入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项目名录，石鼓木偶和响塘纸影戏被列入湘潭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1.4文化体制改革稳步推进。稳妥推进行政管理体制的整体改革，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版权）局和广播电视台。深化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改革，在其内部推行岗位设置管理制度，现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方案设置。有序推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企改制工作。1.5文艺培训和创作成绩突出。全县文艺培训经常持久。县文化馆常年开设声乐、器乐、舞蹈培训班，近10年已培训学员5000多名；各乡镇常年开展文艺培训，参训人员达12000余人。文艺创作成绩喜人。群舞《QQ宝贝》在湖南省“三湘蒲公英”青少年音乐舞蹈大赛中获金奖，歌曲《江边有个湘潭县》在湘潭市“湘人湘歌”大赛获一等奖，论文《鸣箫牌子与筚管浅谈》获文化部“群众文化理论论文”评奖活动金奖，新编剧目《花郎缘》、小品《照镜子》、《太后吉祥》等广受称赞。尽管该县在文化建设工作中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依然较多。基层活动在丰富，但其内涵有待提高；群众参与面在扩大，其组织化程度有待加强；阵地在拓展，其规模和影响有待提升等。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经费投入不足。经费问题是长期以来困扰的一大难题。县级财政吃紧，对文化建设的投入有限，在乡镇一层尤为严重。尽管对文化经费的投入有文件规定，但真正落实很难到位。除了人头经费外，县、乡用于农村文化建设的专项资金几乎没有，导致文化设施建设滞后。乡镇文化站不能依靠自身发展，依靠产业化、市场化运作生存困难。二是文化遗产的发掘保护任重道远。齐白石文化旅游区项目计划自1999年实施以来，至今仍未达成预期效果。白石镇是齐白石大师的故乡，不仅交通条件优越，而且这里拥有丰富的旅游资源，独特的人文景观、齐白石早期艺术渊源、贡莲等乡土特产、湘中民俗风情、亚热带山区风光和风水、民间传说等相互融为一体。根据湖南省的旅游发展战略重点：岳阳-长沙-韶山-南岳-郴州的“名人名城名山名水旅游走廊”，新建的白石文化旅游区正处于这一走廊的中点站，是省旅游重点确定的“长沙-韶山-乌石-花名楼-白石”名城名人胡里游的一部分。该项目规划面积为20平方公里，主要建设“三区一中心”：白石艺术园景区、莲花寨景区、紫荆湖竹海景区及中心贸易区。此外还有黎氏八骏艺术馆、晓霞宾馆等休闲娱乐设施。白石镇具有得天独厚的文化与自然旅游资源，走旅游开发之路切实可行，前途广阔。然而为什么从1999年的项目制定到现在的2014年，时隔十多年，这旅游开发却看不到当年计划之中的成效呢？

2突出地方特色袁推进文化强县建设的思考

2.1加快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完成县城湖湘文化体育、金霞山广播电视中心（含广播电视自立发射塔）、县文化馆文艺培训中心等工程建设。完善县电视台、纪念馆、白石文化广场、湖湘文体公园等重点文化阵地建设；在滨江风光带项目建设中，着力融入历史和湖湘文化元素，将滨江风光带打造成一条集群众休闲娱乐、文化品赏于一体的综合性景观长廊。加快乡镇文化站业务用房、村级农民体育健身工程和文化室建设，形成县有园、乡镇有站、村有室、组有户的公共文化设施体系。全面建成设施先进、功能健全、运行高效、惠及全县人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丰富群众文化生活，提升群众幸福指数。2.2大力开展群众性文化活动。按照方便群众就近参与文化活动的原则，加强社区配套文化设施建设，在居民小区建设一批文体活动中心和体育健身场所，推动公益性文化设施和场所逐步向社会免费开放；在农村切实加大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中心、广播电视“村村通”和无线网络的建设力度。组织好传统节日、重大节庆、纪念日的群众文体活动。重点办好中国（湘潭）湘莲文化节，广泛开展全民健身运动和群众性体育活动。加强乡镇、街道文联组织建设，切实发挥文联在基层文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定期举办乡镇唢呐艺术大赛、龙舟赛、花鼓戏表演等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活动，提高群众对文化活动的认同感和参与度。积极繁荣文化创作，建立优秀作品奖励机制，依托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定期举办湘莲文化艺术节和多种形式文化交流活动，吸引更多的文化艺术人士来湘潭县采风、创作，弘扬湖湘文化、白石艺术文化的独特魅力，建设文化强县。2.3保护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湘潭县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历史，有着丰富的人文资源，必须深入挖掘湘潭传统文化和历史文化，使之焕发新的时代气息。加大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发利用，加大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力度，加快文化遗迹的修复建设速度，不断丰富文化内涵。保护开发罗亦农、王闿运、黎氏八骏等名人故居地；加快易俗河老街的保护和开发，展示以“千年洛口”为核心的文化名片，提升县域文化品位。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石鼓青山唢呐”的传承保护为重点，鼓励更多民间艺人投身这一领域，推动我县唢呐艺术团的发展壮大；完善市县两级非遗代表作保护名录，加强对白石书画艺术、白石胡秀英剪纸、石鼓木偶戏、石鼓油纸(布)伞制作工艺等非遗项目的保护，充分发挥历史文化在现代文化建设中的作用。2.4加快发展文化产业。一是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围绕“神洲人文圣地、三湘生态乐园”主题，着力打造“人文之旅、红色之旅、生态之旅”三个品牌，打响做强文化品牌，增强文化感召力和吸引力，变资源优势为发展优势。弘扬湖湘文化品牌。挖掘湖湘文化内涵，传承湖湘人不畏艰险的革命精神、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和务实拼搏的进取精神。发展湘莲文化品牌。弘扬湘潭县爱莲、植莲、咏莲的文化传统，坚持办好两年一届的湘莲文化节，以文化艺术作品展、文化专题讲座等方式，充分展示湘莲文化的丰富内涵，不断提升“中国湘莲之乡”的品牌形象。二是发展文化休闲产业。生态休闲业已成为现代旅游业的发展方向，重点开发以金霞山、晓霞山、昌山、花石水库、中路铺水库、上石坝水库、湘江水系、涓江水系、涟水水系及易俗河老街为主的山水品牌。积极发展农业生态休闲游，创建一批省级旅游名镇（村），提升镇村旅游名气，打造一批星级“农家乐”；整合旅游资源，创建一批上档次的旅游景区和旅游酒店，合理规划旅游线路，加快与韶山、衡阳景区对接，融入大韶山旅游圈，努力将该县由旅游资源大县打造成为省级旅游强县。三是加快发展文化传媒产业。依托电视、报纸、网络三大媒体传播平台，以资产为纽带，加大资源整合力度，调整媒体结构和节目布局，打造新闻服务品牌。大力发展移动电视、手机电视、网络电视、楼宇电视等新媒体业务，加快发展数字媒体，用现代科技提升传统印刷产业，建设湘潭出版发行印刷产业园。四是大力发展书画产业，依托齐白石纪念馆，筹建书画艺术品一条街，建立书画艺术创作交流中心，健全艺术品交易拍卖市场，擦亮“中国书法名城”“、中华诗词之市”等品牌。2.5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县级财政对文化的投入占比不少于1%，且每年增幅不低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重点支持发展前景好、市场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项目和社会影响大、群众受益度高的文化事业建设，设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引导资金。明确文广新局、旅游、规划、财政、工商等部门引导和支持文化发展的具体举措。支持民营资本以多种形式进入文化发展领域，狠抓文化项目招商，突出引进战略投资者，引导社会力量支持文化发展。

作者:蔡月芝 单位:中共湘潭县委党校

不论是对于西方理论的深入思考，还是对当下文艺问题的热切关注，或者是古代文论的研究，2011年的文艺学研究都呈现出了新突破，表现出更加缜密的理性思考与更为开阔的学术视野，所思考的问题更加深刻，研究的方法更为多元化，提出的观点也颇多创新与突破。本文试择取其中若干重要问题予以论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时逢建党九十周年，不论是学术会议还是论文报告，都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予以了特别的关注，研究者特别致力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当代价值的挖掘。以往研究多侧重于分析法兰克福学派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理论承继了马克思主义的批评传统，对垄断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工业进行了批判，而近期研究则侧重于挖掘英国文化批评与美国文化批评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吸收。如冯巍《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马克思主义纬度》［1］一文提出，马克思主义所倡导的社会—历史维度是纽约学派文化批评的重要理论来源。

论文认为，纽约学派只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种批评方法，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的结论。韩振江《齐泽克:新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2］认为，齐泽克在继承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哲学、意识形态层面对现代性以及西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的同时，深入分析了全球资本主义语境中美学、文学、电影、艺术、大众文化等诸多审美领域，深化和拓展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周海玲在《历史中的文本———托尼•本尼特对大众文化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研究》［3］一文提出了阅读构形与文本间性理论，在对文本与读者之间关系、社会历史的动态生成过程的考察中，建立了一套历史化文本实践的方法，从而实现文学研究向文化研究、大众文化研究的理论转轨。刘坛芸、孙鹏程《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质主义困境及解构策略———以托尼•本尼特的反本质主义文论为视角》［4］同样关注托尼•本尼特对马克思社会化和历史化逻辑的借鉴。论文指出，托尼•本尼特从通俗文学与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关系入手，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学定义是僵化的、非历史化的，属于文学本质主义，因而将通俗文学排除在外。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高建平《发展中的艺术观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当代意义》［5］通过对艺术观的回溯，特别是对康德美学和杜威美学的分析，揭示出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科学性就在于肯定艺术对物质财富生产所带来的社会变化起到调整、制约和平衡的作用，进而肯定其当代意义就在于美学应回到一种批判的立场，在论争中使自身得到发展。赖大仁《马克思主义文论与当今时代》［6］指出马克思主义文论作为一种开放性文论形态，其把文艺问题与时代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联系起来的方式是具有长久生命力的，不断激发人们去探索和回答新的时代问题。不论是立足于中国实际还是探讨西方学派，这些研究都不约而同地关注到马克思主义文学研究对于社会———历史阐释纬度的重视。正如我们所知，马克思、恩格斯在分析文学时，并不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自足体，简单地就文学论文学，而是将文艺问题置于宏阔的历史视野中，置于社会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的深刻考量之中。这一开放性阐释方式，使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在时代性和思想性上超过其他文论形态，是值得我们进一步借鉴吸收的。文学的全球化与地方化不论是全球还是我们本国疆界都可以看作是一个同心圆式的“中心—边缘”结构。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各国之间联系越来越密切，之前以西方为中心的格局不断被打破，呈现出多元化发展的趋势。于是，文学创作的全球化与地方化问题凸显出来。文学应“全球化”还是“地方化”?总体而言，大部分研究者都主张在有世界视野的同时着力于本民族特征的展示。如，王大桥《审美习俗的历史性和地方性———以孙悟空视觉形象的建构为例》［7］就以中外文化中多样化的孙悟空视觉形象来探讨审美习俗的强大影响力。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根据既有的审美习俗赋予孙悟空形象以不同内涵:中国在绘画、戏剧、影视、动漫的不断变迁中最终确立了潇洒英俊的美猴王形象，人性、神性、兽性完美融合;日本动漫则在时展中将本民族特征注入孙悟空形象;韩国基于国内文化产品市场考虑，赋予孙悟空形象更多现代性和全球性;而泰国则将孙悟空作为神灵崇拜。通过对孙悟空形象本土演变和海外流传的考察，我们看到，所有的文化信息和符号都是在民族的历史和文化语境中产生的，而这些文化信息和符号作为民族归属的象征，有利于民族身份的认同。有的研究则通过中国当代小说创作来考察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关系。

张清华《在世界性与本土经验之间———关于中国当代文学的走向与评价纷争问题》［8］认为，世界视野与本土经验、现代性与民族性之间的对立，是造成中国当代文学评价纷争的根源。本土经验这一命题应包含几个维度:传统性、地方性或地域性色彩、本土的美学神韵;在实现本土经验表达方面，中国当代小说实际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超越种族和地域限制的人类共同价值的含量，对于本民族文化和本土经验的充分展示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而孟繁华《文学革命终结之后———近年中篇小说的“中国经验”与讲述方式》［9］重点研究了中篇小说创作的本土经验，认为中篇小说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高端成就:浪漫主义文学暗流涌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正在重建，多样化的讲述方式构建了一个没有主潮的文学时代。也正因为如此，尽管文学不可能再产生当年的轰动效果，但对于人类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却不会消失。贺绍俊《从思想碰撞到语言碰撞———以严歌苓、李彦为例谈当代文学的世界性》［10］选取严歌苓、李彦两位华人女作家进行比较研究，通过分析异质性文化碰撞对于她们写作的影响，认为尽管同样是处理“红色资源”，严歌苓侧重于思想层面，以一种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上的思维模式来彰显苦难生活中人性的光辉，而不是追问生活的意义和价值判断;而李彦更着力于语言层面，摆脱现代汉语的思维局限，用英语思维来处理红色资源，虽在思想层面并未触动国内主流的历史评判，但仍能够突破历史而超越到精神层面。近代以来，在东西方关系中，中国始终处于弱势地位，使得其一直在现代与民族、世界与本土这一悖论中艰难地寻找着平衡。而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本土经验的生动呈现，反映了中国文化、文学自信力的增强。但是这份自信万不可走到极端，变成了民族主义。我们认为，世界文学具有一种超民族性，但并不是存在着超民族或是民族应该取消。因为文学作为人学，总有些意蕴是超越了阶级、地域、民族、国家等界限，能够引起全世界的共鸣。好的文学总是能够拨动所有人的心弦。文学创作一定要“眼高手低”，既要有远大的追求，不局限于为本民族本时代的人而写作，而是为全世界、未来的读者而写作，此即为“眼高”;又要充分汲取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养料，立足于当代社会现实，自觉探索人的内心，捍卫作为人的尊严，保持关注现实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品格，此即为“手低”。从空间维度上处理好现代性与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即西方与中国的关系;从时间维度上淡化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的差异。边疆文学的研究在本年度得到了强化。如，张柠、行超《当代汉语文学中的“边疆神话”》［11］认为，新时期的“边疆小说”具有自身特殊的叙事模式:朝圣模式、历史叙事和探险叙事，作家笔下的“边疆”已经被神化成了一个类似乌托邦或是香格里拉的符号，作为福地乐土被人所向往。这一方面是现代文明种种弊端的暴露，不断被异化的人只能希冀于遥远的边疆;另一方面是边疆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落后的局面被遮蔽，呈现出来的是边疆纯真朴实的精神、顽强的原始生命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也涉及世界性与本土化关系问题。宋建林《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12］首先肯定了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取得的成就，特别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的颁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的启动、少数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的设立、民族民间文学艺术的保护等等。而面临的问题我们更是不能忽视的，如遗产资源所赖以生存的民族文化环境和社会生活基础不断恶化、老一代传承人的相继离世造成了文化传承的后继不足、外来文化的强力介入与冲击不断改变着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的弱者心态上是双重的，一方面是发达与落后之间的落差，一方面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而民族问题始终是衡量社会发展的标志之一。

文学创作向边疆迁移，整体上是有利于少数民族经验的展现。同时我们也应借助“申遗”热，应加大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视觉文化与文学之关系首先被关注的是视觉文化下文学的命运，对此有截然对立的两种观点。赵勇《影视的收编与小说的末路———兼论视觉文化时代的文学生产》［13］对小说的命运持比较悲观的态度，认为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论文通过对中国当代作家及其作品与影视交往历史的回顾，认为80、90年代之交第五代导演与先锋作家的合作是建立在精神气质、叙事模式等方面相似的基础上，是精英文化之间的对话;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文化开始转型，作家与导演之间的关系也发生变化，由精英文化转为大众消费文化。标志性事件是六作家为张艺谋电影撰写《武则天》小说剧本。至此作家便频频“触电”，引发视觉思维与影视逻辑对于小说构成的渗透:小说生产方式逆向化，先有剧本后改写成小说;叙事手法剧本化，对话增多，语言运用能力退化;故事通俗化;思想肤浅化。因此，现在小说创作的繁荣只是一个假象，实际上小说的“闲”与“慢”的阅读传统已经被视觉文化所谋杀，而影视化小说用视觉思维和影视逻辑所创作出来的快节奏小说不可能成为文学的救世主，因为其所追求的画面感、节奏感不断满足人们的感官刺激，使小说成为一种消遣，进一步摧毁着小说阅读。所有这些使得小说在视觉文化时代命运岌岌可危，不可能有大的作为。而戴文红和黄发有均认为视觉文化对于文学的确存在着冲击，但是文学并非不堪一击，仍然能够找出突围之路。戴文红认为，突围之路是构筑“可能生活”;其《构筑“可能生活”———视觉文化中经典的接受及其意义》［14］一文认为，电子书只是作为传统书籍的延续，不可能取代传统书籍。而可视化阅读这种动态接受方式才是经典的最大威胁。但可视化阅读通过将经典转为影像或是电视文化讲座的方式，却使经典沦为一种空洞媚俗的浅层阅读，成为戏拟消解政治、刺激感官、商业炒作的“景观制造”。而这也正需要经典的力量予以拯救，为我们构筑“可能生活”，给我们以向上的指引，诗意地栖居于大地上。黄发有《浅阅读语境中的浅写作》［15］则从接受者角度来分析视觉文化下文学写作的命运。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的盛行导致普遍的浅阅读，特别是作家、批评家对于深度阅读的背叛更是令人痛心疾首。而这种浅阅读又刺激着浅出版的盛行。浅阅读与浅出版之间的恶性循环抑制了文学的创造性。这一切不仅冲击着文学，也制约着知识创新和文化传承，因此我们必须在深度阅读中重新发现和激活伟大的文学传统。学者们对于视觉文化的态度也所差异。肖伟胜《视觉文化的衍生与艺术史转向》［16］对视觉文化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回溯，认为其作为反对文化精英主义的一种理论工具，是由围绕着文化界定所引发的一系列争论所兴起的，以一种多中心、对话性与关系化的阐释模式，成为进入互文性对话的多元世界的入口。另一方面与艺术史学科的发展密切相关。“在大众传播时代，视觉形象已成为文化实践的中心”。而视觉文化通过对形象所传达的社会思想、信仰和习俗的揭示，成为文化建构的新领域。邹广胜《谈文学与图像关系的三个基本理论问题》［17］则主张语言与图像并不存在孰高孰低的问题，应该充分尊重两者的差异和价值。从插图本对绘画叙事与语言叙事的充分融合入手，认为对图像的感受力是与生俱来的，具有语言难以取代的优点，而且受众面更为广泛。潜在于语图之争背后的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间的冲突。吴琼《视觉机器:一个批判的机器理论》［18］以视觉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视觉机器为对象，指出其产生背景是19世纪开始的视觉转向。这次视觉转向不同于以往之处就在于充当观看中介的是真正的机器，因而将改变原有的观看手段、观看机制、观看主体、权力配置等。视觉机器作为一种批评理论，只有对机器作解构式的批评才可能为观众摆脱机器的配置提供一条路径。作为当代主导性的文化形式，视觉文化的发展是不可逆转的，我们不可能螳臂挡车般予以阻止。视觉文化确实对当下文学创作产生了冲击，就作家而言与影视的结合在带来名利双收的同时，造成作家创作水平的下降;在商业利益面前迷失方向，在市场操纵下文字已经失去了力量。就读者而言，影视图像和网络媒介使得人们不断追求感觉刺激，放弃生命的沉潜与思考，更追求空洞流于表面的东西，不再阅读传统的文学与文化经典。

就文学本身而言，一方面经典被戏拟、大话、重构，在传承经典的同时摧毁着经典，另一方面各种迎合读者趣味的畅销书取代了经典，量多而质不高的作品充斥着网络与图书市场。但这并不意味着文学就没有发展的空间，相反，任何危机的背后都是发展的机遇。因为，文学从根本上说，不是媒介事件和现象，也不是纯粹的物质性商品，而是同我们的生命存在休戚相关的东西。西方文论研究之反思近年来，人们对于西方理论研究从盲目引进介绍到开始进行审慎的反思。任何理论都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都有其思想渊源和产生的具体社会历史背景，有发展也有衰落期，有优势也有弱点。几乎每一波西方理论大潮涌入都会成为中国学术的研究热点。比如说女性主义引进之后，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出现了很多以此为解读视角的研究。诚然，理论工具的创新对促进术研究新的增长点的出现是有其价值。但是对于每一外来理论没有审慎地考察其源流，是不可能真正理解的。热点有时就像被风吹过的的海平面不时掀起波浪，但是风平浪静之后我们又能在沙滩上找到什么却是一个大问题。所幸，近来的研究早已去掉了刚开始时的激动与焦虑，开始以一种平静审慎的态度来深入研究西方理论。如，章辉《后殖民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批评》［19］从历史、现实、文学、个人四方面分析了后殖民理论在全球兴起的原因，指出这是数百年来东西方反殖反帝的文化运动和实践的产物。怎样看待文化研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金惠敏认为，文化研究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其《走向全球对话主义———超越“文化帝国主义”及其批判者》［20］一文提出，全球化文化研究极不简单认同现代性，也不是后现代性的产物，而是对二者的综合和超越。刘方喜《当代马克思主义文论的“跨学科性”》［21］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跨学科性来揭示在学科分化弊端凸显的当下文艺学应该怎么做。我们既不曾拥有真正的“跨学科”眼光，只强调文艺美学与其他学科的分化，把其他学科视为是恒定不变的，又不曾认识到现代学科在分中有合的状态中总有一种学科的理论范式处于主导地位，特别是没有真正理解“文化研究”背后的社会学范式。文化研究对于跨学科是有借鉴意义的，超越学科分化、遵循社会学范式而具有“去经济化”的特点、“去哲学化”。在当挥马克思主义文论跨学科优势，必须拓宽马克思主义文论的研究范围和哲学基础，特别是马克思的“关系哲学”意义重大。盛宁《走出“文化研究”的困境》［22］则认为，文化研究十多年来虽然轰轰烈烈却鲜有真正有分量的成果问世，造成这一困境的首要原因是把本应是批评实践的文化研究误当作是理论与那就来深入研究，只有把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兴趣转向具体的个案分析，立足于中国的社会现实，去挖掘探究和当下文化现状密切相关的问题，避免以政治利害作为评判思想是非的标准，而是在义理层面对各种文化现象进行全方位的研究。“日常生活审美化”也是新世纪的热点问题之一。乔焕江《日常生活转向与理论的“接合”———从“日常生活审美化”论争说起》［23］认为，当代文艺学由于对自身结构性的盲视，如过分强调审美造成与日常生活之间的距离不断被拉大，放弃了价值判断与历史认知，从而丧失了介入现实的能力等，并且未能认识到当代社会文化结构的未定性与复杂性。而正是这双重结构性盲视，使得当代文艺学未能认识到生活世界转向这一理论生产的趋势。段吉方《理论的终结?———“后理论时代”的文学理论形态及其历史走向》［24］对“理论之后”、“反理论”、“理论的抵抗”等观念的生成语境与论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理论之后”并非意味着理论真正的危机，而是理论在一种新的文化生态中的价值诉求，呼唤着更高层次的理论形态的出现。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新进展2011年古代文论研究成果很多，依然聚焦于古代文论的基本理论和主要问题的探索与推进。限于篇幅，仅选取其中较有特色的研究予以概述。

童庆炳《〈文心雕龙〉“物以情观”说》［25］以刘勰《文心雕龙》反复提出的“情”的范畴为讨论对象，论文分三部分:第一部分，认为刘勰突出提出“情”的问题是有现实针对性的。他批判“为文而造情”所针对的就是当时作品的空洞之情、虚假之情和艳俗之情，他说“体情之制日疏”，也是具有丰富的现实感的，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至于刘勰对与山水诗、咏物诗和田园诗所体现出来的“情”，即那种社会性较小个体性较强的“情”，也加以肯定。刘勰既肯定那种以《诗经》为传统的情志，也肯定因自然景物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的自然情感，既肯定社会的、群体的、理性之“情”，也肯定个体的、自我的、感性之“情”，刘勰在“情”的问题上是在古典与新声中徘徊，反映出他的折中主义思想倾向。第二部分，刘勰对于文学情感问题的贡献在于他全面揭示了情感在文学创作中的运动。作家心中的情感是怎样产生的?主体触物起情后，所产生的情感是如何“移入”作家的心中的?作家在构思或动笔之时，心中的情感又是如何灌注到外物，与外物融合为一?即主体如何把心中的情感“移出”，投射于对象上面?概言之，“情以物兴”是情感从外物移出到作家的内心的过程，“物以情观”则是情感从作家内心移入到对象的过程。从“物以情兴”(“物感”)到“物以情观”(“情观”)，是情感的兴起到情感评价的过程，是审美的完整过程，它们构成了诗人在创作中的情感全部运动。第三部分，讨论中华古文论中情感的表现方式。长期以来，人们只是注意到“物感”说，而忽略了“情观”论即情感的移出过程。此文对于“物以情观”的再发掘，突破了以往的研究，完整揭示了刘勰的情感表现理论。王文生认为研究《文心雕龙》者都称赞其体系严密完整，但很少有人对《文心雕龙》思想体系的内涵及作用进行深入的研究。其《＜文心雕龙＞思想体系考辨》［26］一文从《序志》、《原道》、《徵圣》、《宗圣》等篇入手，认为儒家思想在刘勰文学思想体系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刘勰所建立的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用儒家思想来阉割文艺自身特性和规律，用伦理政治价值来取代文学自身价值，刘勰对中国文学思想发展的贡献在于其实事求是、细致精微地对文学传统和现实经验进行总结而形成的文学创作论。在对《文心雕龙》“体大而虑周”一片赞扬声中，本文发出了不同的声音，值得《文心雕龙》研究者关注。吴子林《超越“实用”之思———孔子诗学思想之再释与重估》［27］一文对“《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这一孔子诗学思想中最系统、最集中、影响也最大的诗学命题作了全新的系统阐释，认为该命题所论为“学诗之法”，并非人们一般理解的诗歌功能论。具言之，诗的兴发感动使个人的主体生命开始觉醒，进而反省社会、他人与自我，从《诗》中“彻悟”或“发现”某些人生的“意义”;在学《诗》过程中，“兴”与“群”构成了互动互补的关系，诗情的兴发感动，使学诗者在共同感受之下相互联结起来，产生对于自己所处社会的归属感、亲和感;“兴”与“观”的学诗阶段不介入到外部的对象世界，到了“群”则认识到了个体存在的有限性，而力求参与、融入到对象世界之中，达到人与天、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个体的人格由此提升了一层。“怨”是由于达不到“群”的理想境界，而表现为主体与对象世界的疏离、冲突，其真正目的是追求“群”，以根本的消除自己为目标。在“学诗之法”之中，最重要、最根本的意见是《诗》“可以兴”，审美的优先性毋庸置疑。这篇论文颠覆了20世纪以来郭绍虞、刘若愚、李泽厚等学者对孔子诗学思想的论说，提出与其说孔子的诗学思想是“实用理论”，毋宁说是重视人格修养之人生实践的生命诗学，追求理想的人格精神和生命存在的完美境界，是其最高旨趣:这是一种“内在目的”论，而不是“外在目的”论。在培育生命意识，涵养人的情性，协调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造就一个充实、整全、和谐的社会等方面，孔子的诗学之思有着极其重要的现代意义。这对于深化我们对于孔子思想的认识具有一定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