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技术范文10篇

摘要:“十三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丰硕成果，但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乡村的宏伟蓝图仍有一定距离。“十四五”期间，面对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农村生活垃圾污染治理、农村农业污染治理及农村工业污染治理等多方面问题，归结于资金保障不足、规划能力较欠缺及技术不完善等方面原因，可通过细化资金保障来源、科学匡算投入、科学帮扶、搭建技术共享平台、健全“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通道及加大宣传力度等方式，为“十四五”的顺利实施保驾护航。

关键词:“十四五”;农村生态环境;对策及建议

党的五中全会提出，在“十四五”期间要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农村宜居环境将是乡村振兴中的重要一环，且国家也一直在探索解决办法。

1“十三五”期间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成效

1.1组织架构得到完善

完善的组织架构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机构改革组建生态环境部，明确了其制定并组织实施生态环境政策、规划和标准，负责生态环境监测和相关执法工作等一系列主要工作职责。这次机构改革从本质上明确了生态环境部监督者的职责，使我国建设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有了基础和条件［1］。

1问题提出

党的十八大报告将生态文明置于突出地位，并纳入了“五位一体”发展的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环境；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生态文明纳入“十三五”规划，足见党中央对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视。在此背景下，各地方政府也纷纷推行环境绩效考核机制，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作为重中之重的工作来处理，使得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目前，我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农村仍然处于弱势地位，综观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整体改善不大，甚至呈现出资源约束趋紧、局部环境恶化、食品安全事故频发的局面，致使农村生态环境问题陷入了治理困境。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管理的基础作用，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最大限度的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农村生态环境包容性治理既是对当前我国农村生态治理问题的深入反思，也是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国家治理理论的运用和创新。目前，学术界对城市生态环境治理和改善的相关研究已经比较成熟，而针对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还相对薄弱，研究主要以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原因、治理改善和对策建议等内容为主。关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卢智增从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加强生态宣传教育、建立健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制度、践行可持续发展战略和借鉴国外经验五个层面提出了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1]。李咏梅指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要加大公众参与力度[2]。王春凤认为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协同作用，在市场和政府间寻求一个平衡点，实现治理成本和产权划分间的平衡，是解决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不足的途径之一[3]。黄英等利用DEA分析法，分析了农村经济发展与农村环境治理效率之间的关系[4]。本文在此研究基础上，通过对农村生态环境现状及治理困境的再分析，把包容性治理的理念引入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中，认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应该坚持以人为本位，以保护弱势群体农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通过协同发挥政府、企业和农民的治理，实现农村生态环境的优化。

2包容性治理的内涵界定

包容性治理是治理理论在内涵和外延上的拓展，是在西方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基础上衍生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全球治理委员会认为“治理是个任何公共或私人机构管理其公共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合，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人民和机构统一的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各种非正式的制度安排”，“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5]。英国学者格里•斯特罗克(GerryStroker)梳理了治理理论的五个基本主要命题：1)治理包括政府与非政府部门的行动者；2)在处理社会及经济议题时，责任与界线的界定并不是非常清楚；3)在集体行动中，行动者彼此间存有权力互赖的关系；4)治理系一个行动者拥有自主性且自我管理的网络；5)治理强调政府运用新的政策工具或技术来指导或驾驭来成就目标，而非一味依赖权威或命令[6]。可见，治理不再意味着唯政府主义，政府不再是单一的治理主体，但是市场和社会的不足与政府的职能决定了政府必须承担起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治理”是一个舶来概念，作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产物，这一理论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能否采用拿来主义，尚值得商榷或证伪。但毋庸置疑的是，西方治理理论所强调的治理主体的多元、多种模式的运用与协作的理念，对于发展中国家实现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己成为社会管理尤其是公共部门治理的一个重要理念和目标追求。包容性治理的内涵与善治理论内涵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善治理论主要是引用西方“goodgovernance”理论，即善治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保持公共利益持续增长的管理过程。中国古籍《汉书》载有：“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贤不能善治也。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俞可平教授将西方的善治、“goodgovernance”理念与中国传统的善政善治的内容有机融合，形成了具有中国韵味的善治概念，即认为善治是一种力图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是政府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新型关系，是采取一系列经济、政治、管理等手段综合治理力求实现的一种国家、政府、公民互动合作、互促互进的一种最佳状态。基于此，从本质上讲政府善治是一种治理模式的选择，是一种治理路径的选择，是政府作为治理的主体，以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最大化和可持续增长为目标和归宿，将国家权力回归社会，还政于民，真正做到以“民”为本。包容性治理是在治理理论和善治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包容性的“发展”与“共享”理念发展出来的一个概念。包容性是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也是中国治国之“大智慧”。中华民族是一个极具包容性的民族。中国古籍中有大量有关“包容性”的论述。“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是指“领导、统治”，“公”是指办事公平、公正、公道，“常”是指常规、规律，包括社会发展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等。因此，“包容性治理”这一新命题是一种具有普世价值的治理理念和治理方式，体现了真理和价值的有机统一，其实质是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基础上，以“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胸怀寻求公平正义。提倡包容性治理理念，就是在社会治理中要尽可能吸纳各方社会力量，带动社会参与，扩展服务内容，满足多方位、异质性的社会需求[7]。从本质上看，包容性是民主治理的一项核心价值[8]，它的关心的是弱势群体基于法治的平等参与、平等对待和平等权利。

3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及治理困境

3.1农村生态环境污染形势严峻

1研究综述和方法

1．1国内外关于城乡结合部地区生态环境及其治理的研究

城乡结合部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特有的社会现象，国外城市化进程中也存在类似我国城乡结合部的现象。在国外，埃塞俄比亚学者Nigussie以巴赫达尔市的城乡结合部附近的一个小规模农户为研究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分析了城市扩张及其对土地利用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了评估。印度学者Veena以晨奈为例，通过人类－环境耦合系统建模方法（CHES）考察并得出城市化和水的脆弱性之间的关系。Franziska等提出用标准化的方法来量化生态系统服务尺度，重点研究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中生态系统供给与需求之间如何权衡，并对实现可持续的资源供给和需求如何平衡进行了阐述。国内学者专门针对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问题研究较有限。魏东辉等从哈尔滨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实际情况入手，对该区域的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从规划、管理、法律等方面多角度地提出了生态环境改造对策。沈清基从城乡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总体状态及类型评价、关联性分析、协调性分析等方面阐述城乡生态效益的分析内容与分析框架，提出了基于生态效益的城乡生态环境一体化规划框架。姜英通过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地理信息系统建立的技术路线的论述，探讨了地理信息系统在城乡结合部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纵观国内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治理的研究多为针对经济发达城市、地区或生态环境破坏相当严重等地区的研究，而对中小城市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研究比较少。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关于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治理问题解决方案中专门针对政府提出的对策建议比较多，目前还没有提出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思路和方案。针对这些不足，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城乡结合部的生态环境治理研究是本课题的研究价值所在。

1．2研究方法

（1）样本城市及样本人群。本文选取湖南省湘潭市作为样本城市。“湘潭市总人口约289万人，总面积约5015km2，下辖湘潭县、岳塘区、雨湖区、湘乡市和韶山市五个县市区。湘潭市是湖南省重要的工业城市之一，城市化率达61％左右”，工业是湘潭经济的主导产业，企业是破坏生态环境的重要主体。湘潭矿产资源丰富，有铁、锰、铝、铅等金属矿产，因此矿业开发和生产加工比较发达。企业对环境的影响很大，所以环境治理离不开企业的积极配合。走访了几家曾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大的企业，目前已逐步建立起矿区生态建设示范基地，矿山生态环境得到很大改善。基于政府是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力量，对湘潭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负责人进行访谈。同时对生活在九华经济区域内的居民及周边的村民、部分流动人口进行了问卷调查。

（2）研究步骤。本文所采用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个案访谈、问卷调查、内容分析法等。对城乡结合部生态环境的政策主体、政策执行者、决策制定者、受众进行多角度考察分析，了解不同主体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感知和认知。

摘要：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党的报告和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又再次强调指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目前相对薄弱的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意义更为重要、问题更为突出。本文通过分析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分析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突出问题，提出从提高和普及农业科学技术、提升农村居民生态环保意识、协调推进城乡生态环境治理等方面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持续不断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

关键词：生态文明建设；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对策

“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中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也是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桥梁和纽带，各个环节的建设均离不开“生态文明建设”。自十八大以来，我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步伐，并取得较为丰硕成果，尤其是城市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更为显著。相对来说，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难度较大、推进工作更为艰巨。党的报告中强调，“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良好生态环境是农村最大优势和宝贵财富”。面对当前困扰农村生态环境的突出问题，我们应积极分析挖掘问题根源，探索实践出一条适应于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道路，为建设美丽富饶、生态宜居的乡村保驾护航。

一、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重要意义

1.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我国是人口大国，粮食安全问题事关国之根本，良好的农村生态环境能够为农业生产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不竭动力。尤其是在粮食生产的主产区，土地、水资源等生产环境直接影响着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近年来，我们一直在加大农村生态环境监测和治理，但由于前期污染情况较为严重，再加上可耕地仍旧在不断耕作，相应的治理修复期就会延长。因此，必须进一步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查证根源，从源头治理和过程监控中大力推进农村生态环境建设，保护好、治理好耕地、水资源等，为粮食安全提供有效资源保障。2.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能够有效推动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党的报告中首次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面对农村发展现实和全面小康目标之间的差距，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村发展指引了前进方向。新时代搞活农村经济，不仅要强化农业基础，更要在此基础上大力推进农村第二、第三产业的发展和三者之间的融合发展，形成有效的农业生产产业链，做强做大农村产业。而农村产业融合和经济发展的前提是，必须拥有良好的投资环境、生产环境和人居环境，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农村生态环境建设，推进农村环境走向生态宜居的发展道路。

二、当前我国农村生态环境建设的基本情况

2021年4月，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这里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是对传统现代化道路的深刻反思，又是对民众生态诉求的积极回应，凝结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和汗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立足新发展阶段，聚焦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必须以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抓手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当然，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依靠治理主体的协同参与，强调治理方法和治理体制的全面变革。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形成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治理格局。生态文明建设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事业，关乎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中国共产党是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能够确保生态文明建设的正确方向，为生态文明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提供根本保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坚持党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全面领导，强化各级党委对生态治理的总体设计、统筹协调和督促落实职能，以确保生态文明建设决策部署不折不扣地贯彻落实。政府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决策者和管理者，具有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职能，在推进生态治理的制度建设和监管执行中发挥着主导作用。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明确生态环境产品的公共属性，厘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理顺不同行政区域、不同部门的环境治理责任，以形成生态治理的协同机制。

企业作为绿色低碳技术的创新主体，是促进生产方式绿色化转变的基础和关键。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建立健全绿色低碳的市场体系，完善排污权、碳排放交易制度，利用财政税收等手段引导企业加强绿色创新技术的研发，进而走节能减排、绿色发展之路。社会组织作为生态治理的协调者，是民众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载体，在丰富生态服务的供给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要促进生态治理现代化，必须加强对环保社会组织的扶持和管理，引导社会组织积极监督、有序参与环境治理。公众是环境治理的群众基础，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参与者。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从小事做起、从点滴做起，营造艰苦朴素、勤俭节约的良好氛围。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各司其职、各尽其责、相互配合、密切协作，必然形成推动生态治理的强大合力。只有更好地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势，不断健全环境治理责任体系，积极贯彻共建共治共享原则，统筹协调各方面力量，使全体人民群众在思想和行动上紧密联系在一起，才能汇聚生态文明建设的磅礴力量。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坚持系统思维来提升生态治理效能。人与自然是辩证互动关系，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必然受到自然界的限定和制约。生态系统的运行过程具有客观性、复杂性和多样性，促进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必须尊重生态系统的属性和运行规律。系统思维也是一种全局观、整体观，强调对客观事物进行全方位、全过程、多方面的考察，进而形成关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有效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坚持系统思维和方法统筹推进生态治理工作，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方位展开。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各构成要素唇齿相依、相互关联，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全方位治理本质是综合治理，强调从陆地到海洋、城市到农村、江河湖海到林草湿沙，各领域全覆盖、不留死角、不留盲点、齐头并进、协同进行。

其次，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域展开。中国陆地宽阔绵延，山脉、水系交错纵横，不少山脉河流跨越多个省市区行政区域。海洋大气则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其中的污染物迁移扩散速度很快，且空间边界无形，难以分割。可见，自然生态各要素构成有机整体，山上山下、上游下游、地上地下命脉相连。开展全域治理，即强调要打破行政区域的局限，统筹考虑山川河流的各组成部分，“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最后，要推进生态环境治理的全过程展开。环境污染治理是十分艰巨而长期的系统工程，不可能轻易取得成功。地球生态系统经过漫长的演进历程，形成相对平衡稳定的运行结构，一旦遭到严重损毁，就会很难恢复。大气污染、水污染的治理动辄几十年，而土壤污染的治理周期会更长、治理过程会更艰难。要推动生态环境的系统改善，必须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坚决整治顽瘴痼疾，统筹协调各环节的治理任务，注重每一个节点的衔接配合。坚持全过程治理，主张保持和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注重持续发力、驰而不息。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以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为根本着力点。制度建设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影响，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是提升生态治理效能的根本保障。然而，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如果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势必影响制度的权威，导致制度虚设。总书记多次强调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主张树立制度的刚性和权威，让制度成为不可触碰的高压线。要强化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至少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宣传教育。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实践问题，又是认识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出台、修订、更新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为解决生态环境领域的突出问题提供基本遵循。要让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充分发挥效力，必须提高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领导干部对生态文明法律法规、政策文件的认识，逐步明确具体的环境保护责任，使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转化为全体人民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强化规则意识、程序意识，树立依法办事、法律至上的精神，让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底线。其次，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配套措施。制度的执行力与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和可行性密切相关。要提高生态文明制度的执行力，不仅要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顶层设计，而且要完善制度细节，切实建立科学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完善生态文明制度的配套政策，健全生态文明建设的保障体系，增强各项制度的耦合性，使各项制度环节衔接流畅，以确保各项环境治理工作能够有法可依。最后，要强化对生态文明建设的监督考核及责任追究。为增强生态文明制度的威慑力和影响力，党和国家已经明确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考核地方党委和政府领导班子的工作实绩，并对追究党政领导干部的生态环境损害责任作出相应制度性安排。要坚持“不动摇、不松劲、不开口子”，必须健全国家权力机构、行政机构、司法机构、社会媒体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监督系统，综合运用常态化监督与巡察监督等多种方式，以构建全方位监督体系；必须拓宽监督体系的覆盖广度，不断创新监督方式，抓实抓细监督职责，使所有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行为都得到严肃惩治。

要促进生态环境治理现代化，必须具备更开阔的国际化视野。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很多环境问题也日趋全球化、复杂化。总书记一再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保护生态环境、推动可持续发展是各国的共同责任”。中国作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必须加强国际合作，为推进全球气候治理、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及海洋污染治理等贡献力量。首先，要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更加全面可行的解决方案。能够发现问题、敢于面对问题是推动国际生态治理的前提和基础，而促进国际生态环境问题的有效解决才是真正的目的。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必须立足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积极顺应时展趋向，不断提升生态环境治理的本领,统筹协调不同国家的利益诉求、价值取向、风俗文化，努力开创国际生态合作的新方式，致力于画最大同心圆。其次，要积极掌握生态治理的国际话语权。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积累了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并形成了解决生态问题的强大制度优势，为其他国家自主探索生态治理模式提供启发性思路。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包含了丰富的绿色基因和生态智慧，为开展全球生态治理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必须掌握生态治理的国际话语权，切实推动话语阐释力和表达力的提升，确保生态治理领域的科学理念、创新方法和解决方案能够有效传递出去。同时，要积极参与国际生态领域中的议题设置、规则制定，不断提升国际事务的参与协调能力、国际舆论引导能力，以发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效应。最后，要批判地借鉴国外生态治理经验。世界文明是在交流互鉴中走向进步，要破解全球生态问题，理所应当要汲取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借鉴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总结全球生态治理的基本经验，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基本原则，不断完善生态治理规划，着力整合民族地域特色资源，注重绿色技术的引进消化再创新，循序推动生态治理进程。

作者：刘燕 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1模型构建与数据处理

1.1经济与生态环境关系分析

生态环境拥有较为固定的供容力、有限的抗外界干扰能力和自我调节能力.而经济发展是建立在资源环境的基础之上，良好、健康的经济可以提升技术与科技，帮助抵御恶劣环境，减轻自然灾害影响，但另一方面，区域经济的过快或不健康发展会损坏生态环境平衡，破坏生态环境自愈或供给能力，造成环境恶化、资源供给降低等问题，引起政府干预，生态环境系统便通过环境成本提高、政策限制等方式反馈制约经济的发展.生态系统主要是以自然资源（包括原材料、土地等）和供给能源的形式参与经济系统活动，而经济系统活动主要以“三废”回流生态系统。可以看出，经济与生态环境是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但又通过积极和消极的作用联系在一起，经济活动是以生态环境为基础，而生态环境又受到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影响.只有当两个系统互相以积极的效应抵消掉消极效应，形成协调、健康发展才能实现良性循环与两系统的可持续发展.

1.2数据来源及处理

山东省作为国内的经济大省、农业大省、人口大省，处于南北经济连接处，研究其环境-经济系统，有其良好的借鉴与推广价值.总体来说，近年来山东省GDP呈不断增长的趋势，“十一五”年均增长12.3%.2011年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较快发展，GDP达到了45429.2亿元，比上年增长10.9%.2012年GDP实现50013.2亿元，比上年增长9.8%.年均增长率在10%左右，总量居全国第三位.经济效益不断提高，处于经济快速发展阶段，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大省.根据经济-生态环境系统的划分及特点，本文主要按照科学性、代表性、实用性等原则，借鉴环境-经济协调发展的评价体系研究成果［13-14］.构建山东省经济与生态环境两系统发展的指标体系，选取了山东省1996—2012年的数据进行分析.数据来自1997—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山东统计年鉴》、《山东省环境状况公报》及山东省统计局的官方网站，个别年份数据的缺失采用相邻年份值插值法补齐.

2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立足于山区环境综合治理问题，以西双版纳州象明彝族乡为例，对象明彝族乡山区环境综合治理中出现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首先阐述象明彝族乡的自然环境特点，分析其面临的主要环境问题，继而对其环境治理中存在的难点和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并针对问题，提出解决对策，力图为该地区环境综合治理提供参考和借鉴，以促进地区环境的修复和完善，全面推进环境综合治理进程。

【关键词】山区环境；综合治理；水污染；问题

山区环境治理历来是环境保护与治理中的重点问题。由于山区地形复杂，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生态具有脆弱性，山区环境治理存在诸多困难。山区环境综合治理不仅关系着区域内整个生态环境的发展，还与区域内经济、社会的发展繁荣紧密相连。如何从全局出发，做好区域内环境综合治理，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促进区域资源的开发和经济发展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1自然环境简述

象明彝族乡位于勐腊县北部，是西双版纳州唯一的彝族乡，地处北纬21°59′~22°19′，东经101°08′~101°26′，东与易武镇接壤，南与勐仑镇相连，西与景洪市勐养镇、基诺乡交界，北与景洪市勐旺乡毗邻。辖有倚邦、安乐、曼林、曼庄、龙谷5个行政村，60个村民小组（66个自然村），具体情况见表1。该地区属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气候湿润，降雨量较大，地势复杂，多山多水，环境条件复杂，环境治理和开发难度大。总体来说，象明彝族乡区域的环境呈现以下几个特点。首先，该地区多山多水，且年降雨量较大，雨水和河水冲刷力度大，土质营养流失，这严重影响了区域内农业发展，不利于农业大规模种植，产量也受到极大影响，同时给区域内人们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地质灾害隐患，影响区域内人们正常生活。其次，生态环境脆弱，农业活动、生产生活等不合理的开发利用都会对该地生态环境造成威胁。此外，该乡区域位于小黑江流域，辖区内所有河流都汇入小黑江。随着开发力度的加大，水资源污染逐步加重，给当地水质造成严重的不利影响。总体来说，象明彝族乡区域自然环境复杂，生态环境具有脆弱性，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进一步开发，居民生活废弃物逐渐增多，处理问题难解决，村庄环境也面临严峻的挑战，综合治理难度大。

2环境综合治理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同志们：

这次全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现场会的主要任务是，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回顾总结近几年来全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成效和经验，研究部署今后一个时期的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进一步推动我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再上新台阶。等一会，王厅长还要给我们作重要的讲话。下面，我就如何进一步落实科学发展，建设生态文明，努力开创我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新局面讲两点意见：

一、开拓创新，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成效显著

进入新世纪，我们针对浙江非金属矿山多，露采矿山多，小矿山多，矿产开发对自然生态环境破坏和影响较大的实际情况，按照科学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要求，明确提出要积极探索建立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新机制，努力实现矿产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并确立了“确保不欠新账，逐步还清老账”的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阶段性目标。五年多来，这项工作在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全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在各兄弟部门和有关大专院校、科研机构的大力支持下，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省厅已连续两年被省政府评为生态省建设优秀单位。

（一）建立了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新机制。矿山生态环境如何做到“确保不欠新账”，这是我们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建立新机制入手，只有建立新机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新账”不欠的问题。**年颁布施行的《浙江省矿产资源管理条例》确立了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规定采矿权人在领取采矿许可证的同时与国土资源主管部门签订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责任书，并交纳治理备用金，治理备用金应当不低于治理费用。自**年以来，省政府根据有关法规先后发出了《关于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收取管理办法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通知》等三个文件。同时，我厅为贯彻落实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先后出台了《关于印发浙江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收取管理实施意见的通知》、《关于切实加强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工作的通知》等配套文件。这些法规文件，为我省在全国率先建立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新机制提供了重要依据。全省各级国土资源部门，特别是县级国土资源部门，认真贯彻落实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有关法规文件，严格执行矿山自然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制度，在采矿权人领取、延续、变更采矿许可证的同时，与采矿权人签订治理责任书，收取治理备用金，落实治理责任。到**年底，全省已有3424个矿山交纳了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备用金，累计金额49735万元，有251个持证矿山，投入9402万元治理资金开展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工作，累计治理面积达1867万平方米。矿山自然生态环境“谁开发、谁保护，谁破坏、谁治理”的良性互动的新机制基本建立。

（二）形成了以规划统领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新格局。作为《浙江省矿产资源总体规划》的专项规划，《浙江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于**年施行。在此基础上，我们制定了《浙江省市、县级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编制技术规程》，明确了市、县两级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的编制技术要求，大力推进市、县两级规划的编制工作，建立了全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体系。各级政府及国土资源部门认真实施规划，将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主要指标纳入生态市、县建设的考核目标。经过三年多的努力，规划确定的近期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初步建立了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监督管理体系、全面开展了矿山开采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不断完善了矿山开发利用方案与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方案，着重推进了城镇周边、旅游风景区、历史文化保护区、主要交通干线两侧及其它重要保护区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特别是规划确定的17个重点治理工程完成了治理任务。《浙江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规划》的实施有力地引导促进了我省矿山自然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工作的开展。

摘要：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总书记在2014年参加贵州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让绿水青山充分发挥经济效益，不是要把它破坏了，而是要把它保护得更好。”近年来贵州省紧紧围绕“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不断加大生态环境的保护力度，围绕大生态做优长板。花茂村地处贵州遵义，曾经是个尘土飞扬，污水横流的“荒矛田”，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美丽乡村建设改善生态环境，如今成为“最美田园”。本文通过总结花茂村建设生态文明村建设的经验，以点带面进行推广，坚持绿色发展提升地区环境竞争力，让群众吃上“生态饭”的同时保住这碗饭。

关键词：生态环境治理；环境竞争力；乡村生态旅游

环境竞争力是近些年出现的新概念，是基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日益突出的背景下提出的，是一个地区通过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推动了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核心竞争力，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相互作用和协调能力。生态环境竞争力对这一地区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因此，环保政策的制定也影响着这一地区生态环境的竞争力。

一、花茂村生态环境治理现状

贵州省在生态环境上已经有了很好的基础，花茂村位于黔北地区，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这里山川清奇，风景秀丽，接下来就是将花茂村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2003年开始，花茂村开展“四在农家”创建活动，建设湿地公园、生态种植园进行生态治理，使花茂村的生态环境得到改善。2015年6月，在花茂村调研考察时感叹，在这里找到了乡愁，花茂村依托田园风光建设美丽乡村有了成效。花茂村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旅游政策，开始改善人居环境，将旱厕茅房、乡间小道、老旧电路等基础设施更新，在花茂村原有的田园风光基础上优化环境，建设美丽乡村，提升了农业技术且保留了原生态的自然资源，摒弃了传统农耕方式，利用现代化农机设备和管理模式，增加了生态产品的产量。如今，花茂村的果蔬、陶土工艺品已经成为特色品牌，极具竞争力。

二、花茂村生态治理对环境竞争力提升面临的现实困境

摘要：新型城镇化建设更加注重经济、社会、生态等各方面的协调发展，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制约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因素。现实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工作更多依赖于行政手段。与行政手段相比，法律手段更具有约束力，且更加严格、明确。构建更为完善的农村环境治理法律机制，能够为环境治理提供方向指导和法律保障。

关键词：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治理；法律机制

“以人为本”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特征，农村城镇化进程中要以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为前提，从长远出发，为农村地区经济社会的健康持续发展做贡献。早在2014年末，我国就确定了一些城市为首批新型城镇化改革的综合试点，伴随新型城镇化的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法律机制建设问题日益凸显。

一、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我国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突出问题

（一）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引发的农村生态环境问题

1.农药过度使用引发的问题。农药具有杀虫效果迅速、防治面广、价格低廉等优势，但如果对其种类和用量方面不加以限制，会在不同程度上破坏农村生态环境的平衡。目前我国在农业生产经营过程中对农药的种类和计量上的使用存在着法律法规上的盲区，过度使用农药不仅对土壤质量下降和生态环境破坏带来比较大的风险，还会给农、副产品带来了严重的农药污染，在农、副产品上形成农药残留，很多未被植被吸收利用的农药进入了土壤、河流和空气当中，这样就或直接或间接地对农村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健康带来危害。大量的农药使用不仅在伤害了害虫的天敌和其他非目标昆虫的同时也使要消灭的害虫产生了抗药性。为了能达到消灭害虫的效果，农民不得不使用更大剂量的农药，这样就进入了恶性循环。2.化肥过量使用引发的问题。由于我国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旧依靠化肥来提高产量，而化学肥料的大量、不合理的使用导致了水质的富营养化。大量的水生植物由于水质的富营养化导致其异常的生长，严重影响了农村鱼塘经济鱼类的生产。水质恶化使鱼塘水体含氧量减少，继而致使鱼卵或者幼体的成活率大为下降，另一方面，未被充分利用的化肥通过降水经由地表流入河流，最后汇入大海，使海洋的赤潮问题越发的严重，影响了海洋的生态环境稳定。同时化肥也会经过雨水的渗透进入到地下水，影响村镇乃至城市人群的生产生活。化肥的过量使用也会使原有土地的土壤肥力不断降低、导致土壤的板结化、土壤中的有机物质含量不断降低。3.秸秆焚烧引发的问题。由于我国农村生产经营方式相对落后，相当多农业废弃资源被浪费或是成为新的污染源。我国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民习惯通过使用农作物收割后废弃的秸秆进行焚烧的方式来提高土壤肥力，这些秸秆经过焚烧后的灰烬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可以提高耕地的土壤肥力，也相对减少了化肥的使用，同时还节省了农民在地清理土地所付出的人力和物力。但是秸秆的焚烧行为又带来了农村与城镇的空气污染问题，焚烧所产生的粉尘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有害气体严重污染了农村甚至是城镇的空气环境，最典型的影响就是“雾霾”，废弃物的焚烧也加剧了温室效应。4.塑料地膜滥用滥弃引发的环境问题。塑料地膜的滥用滥弃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生态环境，未经处理的地膜严重改变了土壤原有的肥力。而且地膜在土地中难以分解、降解。有的塑料地膜在光照下产生物理上和化学上的分解的同时还会释放一些有害物质，这也衍生出来了农作物的食品安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