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经典论文范文10篇

同志们：

现在，我受市党的建设学会第三届理事会的委托，向大会作工作报告，请予审议。

*市党的建设学会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是*年*月召开的，根据上级有关指示精神和学会实际工作需要，学会理事会决定召开本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大和*届四中全会精神，总结回顾工作，讨论今后一个阶段的工作，对市党的建设学会章程的部分条文进行修订，选举产生新的理事会机构，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市党建研究工作，推进我市党的建设事业。

一、对第三届理事会成立以来工作的回顾

四年来，在市委和市委组织部领导下，在市社科联的指导下，市党的建设学会始终坚持以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十五大和*大精神，以研究党建理论和实践中的突出问题为重点，紧紧围绕我市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展党建研究活动，加强学会自身建设，取得了一定成绩。

1、以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主线，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理论研究活动

一、艺术学科科研成果分类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1.艺术学学科本身发展的需要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文化艺术产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有需要就有市场，也就有了产品的提供者。近年来，国内各大艺术院校纷纷适应市场需求，拓展学科领域，除了传统的音乐、美术等学科，还出现了传媒、设计、工业设计、文化产业、艺术管理等新兴专业，这使得艺术类科研成果表现形式越来越多样化、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于2011年2月中旬通过了最新版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调整方案，将艺术学科从上个世纪形成的文学门类下的“一级学科”提升为“门类学科”，并下设艺术学理论、音乐与舞蹈学、戏剧与影视学、美术学、设计学五个一级学科，这对于艺术科学的建设与发展乃至对于当代文化艺术的大发展大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国家层面对艺术学新的认识、新的评价、新的定位，也会改变传统的“艺乃小道”、仅只是“形下之器”等不重视艺术的观念与行为，对于艺术的人文的、社会的、审美的价值给予更充分的认识与评价，这必将对艺术学的科研成果的推广与应用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为艺术类科研成果设置一个科学的分类标准也就显得尤为重要。

2.实际管理工作的需要首先，上级主管部门对艺术类高校的管理需要。近年来，笔者经历的几件事情引起了对艺术学科科研成果类型与认定的思考。第一、中央财政支持地方高校发展项目；此项目一般支持以下几个方面的建设：重点学科建设类、教学实验平台建设类、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类、人才培养和创新团队建设类等，在这几类建设内容中，其所给表格一般都是按照理工类院校实验室设备购置来加以设计，很多人文社科的科研成果根本无法填，更不必说艺术类科研成果了；第二、江苏优势学科建设项目；第三、国家、省重点学科建设；第四、教育部学科评估。还有诸如每年的社科统计、江苏高校科技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等表格。这些项目的申报，都要填写大量的表格，而这些表格中往往非常重视科研成果及其转化问题，但是由于这些表格的设计一般偏向于传统的、特别是理工类学科的科研成果形式，艺术类科研成果几乎很难填入、特别是要填成果转化的时候，艺术类院校更是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如果能为艺术类科研成果及其转化提供一个相对比较科学且得到教育部、教育厅等主管部门认可的分类标准，那么对于这些部门今后在政策、表格的设置方面将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也使得他们的管理更加有效。其次，艺术类高校科研管理部门管理的需要。笔者在一所综合实力靠前的艺术院校从事科研管理工作多年，具体工作内容涉及到制订、实施、修订学校科学研究、科研机构建设、知识产权管理的制度、规程及措施，并组织实施和督促检查；国家级、省部级、省厅级、校级等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管理工作；各类科研成果的申报、鉴定、宣传、统计等工作；职称评定中的科研成果的审查与认定工作；组织各类重点学科的申报工作；博士、硕士学位点的申报工作。无论是起草制定科研管理、学科建设方面的规章制度文件，还是具体的各级各类项目、成果的申报，都涉及到科研成果的认定和转化问题，比如在评硕士、博士生导师的时候，老师们提交上来的成果形式多样，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认定标准，会给科研管理部门的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二、具体分类

艺术类院校哪些智力作品可以认定为科研成果？怎样的形式或者社会效益可以算作是艺术类科研成果的转化？艺术学科科研成果形式及其转化与传统意义上的理工科类学科的成果及其转化有何异同之处？上级主管部门对于艺术类科研成果的认定与转化效益的衡量是否区别对待？这些问题，我们在平时的材料申报等工作中经常遇到，但是没有引起大家的足够重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研究也几乎处于空白。艺术类院校的科研成果形式除了与一般人文社科类院校相同的成果形式诸如学术论文、专著、编著、译著、教材、校点选注、有价值的资料集、工具书，研究报告(包括调查咨询报告)、软件、光盘以及不宜公开出版的确有学术或应用价值的研究成果，还有其很多特殊形式的科研成果。比如，美术学科技法类老师的画作；音乐与舞蹈学科老师的作曲作品、指挥一场高层次音乐会、编排一个颇具影响力的舞蹈；影视与戏剧学专业老师成功刻画一个人物、传媒专业老师制作的数字短片；设计学院老师设计的各种作品均可以列为科研产品。因为这些作品当中不仅仅是一些技法动作的简单组合，其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理论与经验知识。笔者根据实际的工作经验和调研，初步将艺术类科研成果分为三类：

三、基础理论类

一、读书的特色和要求

1.要有方案

研讨生读书方案应该包含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专业读书方案。研讨生专业培育方案管着研讨生大的读书方案，三年的读书方案。研讨生要安身专业，将来靠专业所学安居乐业。这是长时刻的、大的读书方案。

第二个层次：研讨方向读书方案。研讨生在第二个学期、至迟在第三个学期要赶快在导师指导下断定自己的研讨方向，在专业培育方案的根底上，依据自己的需求拟定研讨方向的读书方案。这是中期方案。

第三个层次：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方案。在初步完结研讨方向读书方案，有了立异观念的根底上，将研讨方向细化为学位论文的选题，进而断定自己学位论文的科研读书方案。这是短期方案。研讨生的读书首要要有读书方案，而且必須完结这个读书方案。没有或不完结读书方案，三年的研讨生学习根本上就是打烂仗。

年底了，又是各高校交论文的高峰期，很多学生都需要写开题报告，这篇文章就讲一讲如何写论文开题报告。关于论文开题报告的写法有很多种，已下讲的是比较常用的写法及作者的一点经验。希望不会令您失望。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直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

一、学前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原则

《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2]指出教育活动内容的选择要体现既适合幼儿的现有水平，又有一定的挑战性原则；既符合幼儿的现实需要，又有利于其长远发展；既贴近幼儿的生活来选择幼儿感兴趣的事物和问题，又有助于拓展幼儿的经验和视野。因此，在对幼儿进行传统文化教育时要讲究自然，防止生硬刻板。选择的内容要适合幼儿的认知水平，能培养儿童良好生活习惯，培养儿童思维能力和动手能力的好素材。比如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建筑、陶瓷等。要讲究“因势利导”，形成正确启蒙，以正当、正确、正面的内容和方法教育蒙童，保证幼儿健康成长。要注重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相结合，加强亲子教育，共塑儿童完美性格。

二、学前儿童传统文化教育的基本方法

1.形象教学法

幼儿的思维方式，0-3岁是直观行动思维，3-7岁是具体形象思维，7岁以上才逐步发展为抽象逻辑思维。面对幼儿直观、具体、形象的思维特点，选用图画来开展教学活动是最有效的教学方法。形象教学法，就是利用图示、图文等以直观的视觉效果进行教学的方法。

2.表演教学法

GarfieldE创立的科学引文索引和引文分析理论是科学计量学研究的基础，引文分析反映了文献引证和被引证的知识网络，“被引频次”是引文知识网络最直观的体现。虽然学界针对负面引用、错误引用、不良自引等行为提出“被引能否作为合理评价指标”的质疑［1］，但不可否认，被引频次已经成为现今衡量论文学术影响力、期刊评价、学者评价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中国学术走向世界，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多次强调要大力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加强中国科研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对于提升中国科研话语权和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进一步实施，人文社科领域积极开展国际性问题研究、召开国际会议、扩大英文期刊国际传播、加强国际学术合作和人才交流。增加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国际被引是扩大中国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影响力的重要表现，但期刊论文被引具有复杂性，受到主客观和偶然性因素的影响，因而，了解中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有助于我国学者有针对性地选择合作模式和学术期刊，提高中国人文社科成果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1相关研究

1.1引用现象研究AvramescuA［2］利用科学信息扩散论将论文的引用周期分为5种类型:广泛认可的引用曲线、基本认可的引用曲线、很少认可的引用曲线、“睡美人”型引文曲线和“昙花一现”型引文曲线。屈文建等［3］重新归纳为6类:将前3种统一为“经典引文曲线”、重新定义“指数下降引文曲线”、“睡美人”引文曲线2类、新增指数增长引文曲线、多峰引文曲线、波形引文曲线3类。高被引论文往往是领域突破性或创新性成果［4］，其价值和意义得到了科学界普遍认可和重视，分析高被引论文的特征因素、预测高被引论文方法拓宽了学界对高度引用现象的认识，科睿唯安的“引文桂冠奖”正是利用论文的高被引特征成功预测出多位诺贝尔奖得主。科学界也存在一些从未被引用的论文，但论文未被引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学术价值，VanRAFJ［5］从这些零被引文献中发现被“延迟承认”的“睡美人文献”;国内学者杜健等［6］、LiJ［7］等对“睡美人文献”的特征、潜力预测等开展系统化研究。论文引用规律和引用现象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人们对引文结构网络的认知。1.2引用动因研究研究人员引用他人论文的原因是复杂多样的，引用行为不仅仅是出于对科研成果的认同，还有很多非科学因素［8］，GarfieldE［9］最先提出引用的15种动机，HarwoodN［10］提出引用的11种动机，马凤等［11］归纳出6类引用动机，邱均平等［12］将引用动机分为内在引用动机(知识主张、价值感知)和外在引用动机(信息源便利性、引用输出、引用重要性)两类，内外动机相互影响信息行为。也有学者针对引用中对编委的阿谀奉承、为利益派别的不正当引用现象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负面引用并不能有效提高引用［13］。随着引用研究的深入，一些学者尝试用理论的角度来解释引用动因。段庆锋等［14］以规范理论和社会构建理论，提出引文是学术性和社会性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杨思洛［15］将前人对引用动因的理论解释归纳为5类:“科学规范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心理过程理论”、“自反引文理论”、“引文进化理论”;AksnesDW等［16］用“可见动态性”概念解释引用行为，认为引用也存在“马太效应”。1.3影响因素研究TahamtanI等［17］从高度相关的198篇文献中总结出28个与论文被引有关的因素，整体上归为3类:论文相关因素、期刊相关因素、作者相关因素。牟象禹等［18］、韩毅等［19］以中文图情领域为例，分别实证分析了论文被引和未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当前对论文被引影响因素研究可以分为4个方面:1)期刊相关因素［20－21］:如期刊规模和扩散力、开放获取、影响影子等;2)作者相关因素:如研究团队规模与作者合作网络［22］、性别因素［23］、作者学术成就［24］、跨国的合作团队［25］等;3)内容相关因素:如主题词组合新颖性［26］、关键词的数量与多样性［27］、论文热点持续能力［28］等;4)其他指标:如参考文献［29］、论文的长度［30］、期刊出版商［31］等。分析方法不一而足，分析结果也各有异同，如DidegahF等［32］以WOS纳米技术相关期刊论文集为数据，得出期刊影响因子是被引最有效的决定因素之一;而FinardiU［33］以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期刊论文集为例，得出影响因子与被引没有显著相关性。究其原因，论文被引受数据集来源、学科领域［34］、国内外平台［35］而有所不同，被引频次影响因素也存在差异性。1.4引用预测研究由于论文引用关系特性，被引需要一定的时间积累，为了更早发现具有高被引潜力的论文，了解相应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大发现，学界利用机器学习、回归模型对论文引用进行预测研究。FuLD等［36］以生物医学文章为数据集，认为使用基于内容和文献计量特征的机器学习模型来预测生物医学文献中的引用计数具有可行性。IbáezA等［37］以生物信息数据集测算了叶贝斯网络、逻辑回归、决策树和k近邻算法，并得出朴素叶贝斯和逻辑回归模型4年范围内被引预测成功率可达89.4%和91.5%;耿骞等［38］以图情领域文章数据作为训练集，测算逻辑回归、朴素页贝斯、支持向量集、GBDT、AdaBoost、XGBoost、随机森林7种算法，得出GBDT、XGBoost、随机森林具有较强的预测能力;ZhuXP等［39］采用神经网络模型确定引文计数的最佳特征，提出了GPR、DNN、MLR、SVM等机器学习方法预测论文引文，发现作者特征群影响最大，SVM方法更适合引文预测。YanR［40］比较了线性回归、K近邻、SVR、CART模型的预测效果，CART预测效果最理想，最佳回归预测模型在R平方中实现了0.740的平均预测性能。1.5研究不足之处国内外文献研究发现:1)人文社科国际被引研究较少。受人文社科国际影响力重视程度、人文社科成果多样化、国际论文数据复杂度等因素影响，目前对论文被引研究多集中国内数据库或国外自然科学领域，鲜少对人文社科国际论文成果的被引因素展开深入研究。2)论文被引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被引频次受学科领域、时间范围、数据库来源等方面影响，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性，已有的研究多具有特定研究对象，不一定适合中国人文社科国际成果被引因素。因此，本文以WOS收录中国人文社科领域论文为例，分析中国人文社科期刊国际论文被引与作者机构特征、期刊特征、文献特征、其他计量特征指标的相关性，识别论文被引的主要影响因素，从而为提高我国人文社科期刊论文国际被引，加速人文社科成果国际化传播提供数据参考。

2评价指标与研究方法

2.1数据处理。选定WOS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两个研究大类中共含39个研究方向，加上应用科学中运筹学与管理学、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2个研究方向，共计41个研究方向;限定来源数据库为SSCI和A＆HCI，研究国别为CHINA，文献类型为Article、Review、ProceedingsPaper。为了使论文得到充分引用，参考方红玲［41］对SSCI收录图情类期刊和姜春林等［42］对文史哲等学科成果的引文评价时间，选用5年前(即2014年)收录6564篇论文及引文信息为数据源，数据获取时间为2019年5月5日。同时为了解论文的其他补充计量特征是否与论文被引具有相关性，于2019年5月10日利用Altmetrics获取论文的补充计量特征数据共计2844条。2.2评价指标选取。结合上文中论文被引频次影响因素研究，从作者机构指标、期刊指标、文献指标、补充计量指标四大类进行论文被引评价指标的选取，并对所有数据类别进行定义，影响因素的特征编码参见表1。1)作者机构特征指标:作者是论文写作的主体，本文主要考察作者数量、作者国别、跨国合作模式和机构属性等对论文被引是否具有显著影响。2)期刊特征指标:期刊是论文的载体，主要考察论文在高影响因子、高分区或知名的出版社中是否有更好被引表现。3)文献特征指标:文献本身的相关特征，如参考文献数量、OA资源、页码数量，文献标题的长度、关键词数量等是否对论文被引具有显著影响。4)补充计量特征指标:利用论文DOI于Alt-metrics获取对应记录的其他补充计量指标，统计发现除Twitter提及数、Mendeley读者数、Dimen-sion引用外，其他指标多为0，因此这里仅选用Altmetrics的三项补充计量指标数，以及论文元数据中180天使用次数和2013年至今使用次数。2.3研究方法。为验证26个二级指标与论文被引的相关性，利用SPSS20.0分析软件，采用非参数K－S单样本方法对连续变量进行正态性检验，显示14个连续变量显著性水平均小于0.05，不符合正态分布。因此，相关性分析方法采用Spearman，根据相关性取值范围，以0.2为区间，分为极低、较低、中度、高度、极高5种相关程度;对于分类变量组间比较采用非参数检验方法;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论文被引多因素分析。

3研究结果分析

关键词:研究范式/行政法学/政法法学/立法法学/社科法学

内容提要:文章借鉴苏力教授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分类，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并分析各自的趋势。其中，“立法法学”是文章作者创造的一个词汇。

学术研究需要不断地回顾和反思。在中国行政法学会成立20周年这个具有符号意义的年份，回顾和反思中国当代行政法学似乎有了特别的意义。可是，面对数以千计的著作、数以万计的论文和难以确切统计的学术研讨，我们如何去梳理其中的脉络呢？已经有多位学者从不同的方面，作过富有启发性的评述。本文打算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角度，检讨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的路径，并试图对未来的发展作一点猜想。

自从科学史家库恩提出“研究范式”（paradigm）的概念[1]，它被人文、社科学者广泛借用来分析各自领域的研究状况。例如，有学者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出现了从“革命史”向“现代化史”的范式转变。[2]虽然研究范式概念的确切含义和它作为分析工具的有效性至今仍饱受争议，库恩所开创的“研究范式”似乎已成为学术史研究的一种范式。2000年，中国法学界曾经发起一场关于法学研究范式的讨论。[3]北京大学的苏力教授以“政法法学”、“诠释法学”和“社科法学”三种范式概括了中国当代法学的面貌。[4]此后，在行政法学界内，宋华琳博士曾经讨论过中国行政法学的知识传统和学术背景，主要评论以“平衡论”为代表的一种行政法学研究范式。[5]石佑启和金自宁两位博士也分别讨论过行政法学范式的转变。[6]但是，石佑启博士着重谈的似乎是公共行政改革背景下行政法的变迁，而不在于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转变。金自宁博士讨论了规范性研究在行政法学中的历史定位，并主张“开放的行政法学”；这一问题和观点与本文比较接近。但是，对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研究范式的梳理，仍有待进行。

撇开关于概念的种种争论，本文将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和使用“研究范式”：当学术共同体中一定数量的研究形成比较固定的“套路”，即大体相同的问题领域、运用类似的方法和知识，就可以说有了一个研究范式。需要强调的是，本文关注行政法学研究中问题、方法和知识，而不在于立场和观点；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学术流派。例如，对行政法理论基础的问题，讨论者在观点上可能针锋相对，各持一论，却属于一个大体相同的研究范式。研究范式是对学术研究状况的一个概括和分类，研究者可以蹈循不同的研究范式，也可能突破既有的研究范式（尤其是面临重大的学术创新）；在这一意义上它不同于人人必须遵循的学术规范。

本文准备借鉴苏力教授的观点，用政法法学、立法法学和社科法学三个范式来描述中国当代行政法学的主要研究。与苏力教授明显不同的是，我用“立法法学”代替他说的“诠释法学”。这不表明行政法学研究不存在“诠释法学”，而是因为它从未主导过行政法学。即使是我所借用的“政法法学”和“社科法学”，它们的面貌与苏力对整个法学研究状况的描述也有所差异。

摘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高素质应用型人才。近年来，我们从行政管理专业人才的核心能力入手，创新育人机制，助推各主体持续互动，探索公共管理人才实践能力培养，并取得了明显成效。尽管这一做法还存在不足，但为地方高校同类专业探索学生实践能力培养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三育”理念；行政管理专业；实践能力培养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渴求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毫无疑问，地方高校应担负起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使命，这是适应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地方高校自身生存与发展的需要。为此，我们以地方本科高校行政管理专业为例，探讨其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法与路径。

一培养“应用型”人才，改革势在必行

与学术型、综合型大学相比，地方性高校更应突出“应用型”定位，立足于服务地方，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和人才支持。早在19世纪末，美国应用型大学以所在区域为依托，结合该区域的优势资源，走特色办学之路，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海湾地区、康奈尔大学与当地农牧业经济的发展等，都是大学与区域经济和区域社会密切合作的典范。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系统最庞大的组成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应实行开放式办学，强化和地方合作与交流，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走为地方服务和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从而实现良性互动和共同发展。行政管理专业是一个应用性、实践性很强的专业，以培养既有一定理论基础，又有较强动手能力和操作能力，熟悉行政管理的组织结构和运作程序，能在各级各类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从事行业管理与服务的应用型、复合型人才为目标。然而，由于培养方与用人方少有对接，行政管理人才培养长期处于能力结构不明、培养主体单一、培养路径不清、实践能力欠缺的窘境，以至于培养出来的学生在短时期内难以适应各自的岗位，少数甚至不符合政府、企事业单位用人的基本要求。为了探究这一问题，课题组成员长期坚持密切合作、相互磋商，近年来，我们先后主持多项质量工程与教学改革项目，主要有：“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应用型人才实践能力培养研究”、“校政合作协同培养管理专业人才机制创新的探索与实践”、“’三型’导向下行政管理专业分层分类人才培养创新研究”、“行政管理专业综合试点改革”、“电子政务实验模式研究”等等。与此同时，围绕行政管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设置、课堂教学方式以及实践能力培养等领域，先后撰写了多篇教学改革论文，如《顺应时代要求，协力共推素质教育》、《高校协同创新的本质与路径探析》、《市政设施管理行业人才需求状况分析》、《地方高校行政管理专业学生实践能力的调查与思考》、《地方高校行政管理本科人才培养探析》、《应用型人才导向下电子政务实践教学的困境与思考》、《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以双文速记输入法课程为例》等等。

二以“三育”为理念，探索实践育人新路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在国际哲学界、逻辑学界蓬勃兴起,国内逻辑学界也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介绍、引进国外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的研究成果,目前对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从总体上讲,国内仍处于消化、吸收并尝试进行创造性研究阶段。哲学逻辑和逻辑哲学这是两门密切相关的学科,二者都是现代哲学与现代逻辑相互渗透的产物,但它们是两门不同的学科,有着不同的研究对象与范围。然而,由于“哲学逻辑”至今是一个充满歧义的词,不同的学者对它有不同的理解,并在很不相同的意义上使用它,冠以“哲学逻辑”之名的书籍五花八门,因而,和逻辑哲学在词义上发生了混乱。为了进一步推动哲学逻辑与逻辑哲学的研究,促进这两门新兴学科的确立与完善,因此,有必要对哲学逻辑的精确涵义及与逻辑哲学的关系作一番梳理与辨析。

一哲学逻辑词义的历史演变

最早[论\文\网LunWenNet\Com]明确使用“哲学逻辑”一词的是英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逻辑学家罗素。他在《我们关于外在世界的知识》一书(1929)中,指出:“数理逻辑,除了它的初创形式之外,就连最现代的形式也不直接具有哲学上的重要意义。在初创以后,它就属于数学而不属于哲学了。我将要扼要论述的,是数理逻辑的初创形式,只有这个部分才真正称得上哲学逻辑。往后的发展,尽管没有直接的哲学意义,但是对哲学研究有很大的间接用处。”①他还认为,哲学逻辑的真正对象乃是为各种命题和推理所共有的逻辑形式,哲学逻辑乃是对逻辑形式的研究。以往的哲学由于被语言表面的语法形式所蒙骗,未能认清其隐藏着的真正的逻辑形式,而犯了许多重大的哲学错误。

可见,罗素对“哲学逻辑”一词的词义只给予了初步界定,而未加阐释。后来的英国著名学者斯特劳森赋予了“哲学逻辑”以明确的含义。1967年,斯特劳森编辑出版了一本题为《哲学逻辑》的文集,该文集收入了弗雷格、格拉斯等学者的相关论文,他为此书撰写了一长篇序言,在序言中,斯特劳森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观点。他把整个逻辑领域区分为两部分:“逻辑是关于命题的一般理论。它有形式的部分和哲学的部分。”分别叫形式逻辑和哲学逻辑。在他看来,形式逻辑研究命题之间的可演绎关系或蕴涵关系,它要以系统的方式排列有关这种蕴涵关系的各种规律;而哲学逻辑则要研究形式逻辑产生的哲学背景和哲学预设,以及由此引出的一系列哲学问题,例如:究竟什么是命题?说一个命题为真是什么意思?命题联结词的准确性质,特别是出现在条件命题中的蕴涵的准确性质是什么?意义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真理概念和分析性概念应当怎样加以分析?指称和述谓((Predica2tion)的区别与联系是什么?哲学逻辑学家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回答有关语言和各种语言表达式的性质与功能等问题。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实际的言语活动模式;意义理论;语言交际的特性与条件,等等。②

很明显,在斯特劳森那里,“哲学逻辑”其实质不是逻辑,而是某种形式的哲学,是对与逻辑有关的哲学概念和哲学问题的仔细探究,它的成果和方法有直接或,间接的哲学意义。在斯特劳森观点的影响下,英国哲学家大都在哲学意义上使用了“哲学逻辑”一词。例如,格雷林在《哲学逻辑引论》一书中指出:“哲学逻辑是哲学,尽管它是提供逻辑学知识,对逻辑问题很敏感的哲学,但它是哲学。”他甚至认为,在“哲学逻辑”这一名词中,“逻辑”这一字眼的作用会引人误解,因为,哲学逻辑并不是关于逻辑的,也不是逻辑学。正是基于这些看法,格雷林的《哲学逻辑引论》所研究的主要是:命题;必然性、分析性与先验性、存在、预设与摹状词、实在论与反实在论,③等等。与格雷林同为英国牛津大学讲师的沃尔夫拉姆在1989年出版的《哲学逻辑导论》一书中,沃尔夫拉姆也阐述了他对哲学逻辑的看法。在他看来,哲学逻辑是关于论证、意义与真理的研究,它的主题与形式逻辑相关,但其研究对象不同,它不像形式逻辑那样处理有效论证,它只检验已经建构好的逻辑系统中的基本概念。根据这种观点,沃尔夫拉姆在书中主要研究了指称与真值、必然真、分析与综合、存在与同一、意义问题,等等。④在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筹划,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主编的《哲学主要趋向》(1979)一书中,所沿用的都是这种意义上的哲学逻辑概念。

然而,数理逻辑诞生以来,数理逻辑成果被广泛运用,大批应用逻辑分支如同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很多哲学家与逻辑学家关注了这一情况,赋予了哲学逻辑以逻辑的含义。众所周知,在逻辑发展史上,莱布尼茨最早提出了创立数理逻辑的理想,他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却未能获得成功。

一、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回顾与分析

海外华文文学主要指中国本土之外作家用汉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包括双语写作的华人作家用非汉语写作又被翻译成汉语的作品)。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则指上世纪初以来发生在海外各国的汉语文学，目前分布于70多个国家，大致可分为东南亚、东北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不同“板块”，近年来南美华文文学也有所兴起。近30年来，包括大陆、台湾、港澳在内的百年中国文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而百年中国文学除在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在内的本土取得成就外，也在海外有了丰富的延伸和重要的影响。一是中国作家旅居海外的创作;二是华侨、华人在东南亚、东亚、北美、欧洲、大洋洲等地创作形成的居住国华文文学，这种华文文学属于居住国文学，但其以第一代移民和华侨身份创作的文学，与中国文学仍有极为密切的关系，尤其是香港、台湾的公民身份政策和欧美等国的移民政策，使已加入外国国籍的华人与中国也仍有密切关系;三是各国汉学家对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成果(也可包括非华人用华文创作的作品，但数量很少)，这虽不是华侨、华人所写，但反映出百年中华民族新文学的世界性影响，也构成对民族新文学的重要影响，尤其是其中用中文写作的内容。这三种形态在不同层面上反映了中华文化传统在世界的传播，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的主要内容，也与百年中国文学构成密切的互动关系，其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雅与俗等重大问题上的实践及其经验已产生世界性影响，并使得汉语文学成为世界性语种文学，推动着世界各语种文学多元共生秩序的形成。而其本身已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和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借鉴，也是世界文化格局中不可缺少的部分。海外华文文学在近百年中生存强韧、发展强劲，1980年代以来遍及的国家更多，创作更丰富，提出的课题更多样，而其分布广，个人性文学活动多，显得散零、边缘的文学现象中有更深层的内在联系。面对这样的文学存在，展开整体性研究显得格外重要，即在20世纪世界文学和中国文学的背景上，打通不同板块、国别的华文文学，探寻其内在联系，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经典化”研究，在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写作、海外华文文学的重要课题的研究上取得突破。有文学创作就会有相应的文学研究，但有较自觉的学术意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则大致开始于上世纪70年代。新加坡的方修等对马华文学(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史的研究及相关文学史著述的出版，台湾旅美学者对美国华文文学的研究及相关研究著作的问世，可以视作东、西方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自觉展开。40年过去，海外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依旧构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重要一翼。尽管其研究大多出于华文教育和华人社会生存的需要，注重本国华文文学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但也不断提出整体性的问题。

一是会从本国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中产生出富有挑战性的话题，这些话题往往事关海外华文文学发展的根本性问题，例如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界提出的马华文学“经典缺席”等问题，新加坡华文文学界提出的“双重传统”等问题，美国华文文学界提出的“流动”文学史观等问题，其实都涉及了海外华文文学发展中的根本性问题。二是在海外现代文学理论资源的直接影响下，会产生出一些文学的前沿性问题，这些问题的探讨深化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例如东南亚华文文学学者所作的“越界”研究，北美华文文学学者侧重的“离散”研究等，都有多维度、多层次的研究特色，深入到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价值等层面，对海外华文文学的创作和研究都起了推动作用。台湾、香港与海外华人华侨的关系在1950年代后显得格外密切，从华侨华人史研究中逐步独立出来的华文文学研究，其重点除了香港、台湾移居海外的作家研究外，更多的是中华文化传统在海外华文文学中的传播等。香港在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年代扮演了在海外延续、传播中华文化传统的重要角色，而台湾国民党当局也以“文化中国”的正统代表来聚集人心。这种情况使得台湾、香港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较多地从传统在“离散”中的延续和丰富的角度关注海外华文文学的命运。尤其是香港，从上世纪50年代起，就自觉打开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窗口，充分发挥了其沟通东西方华文文学的桥梁作用，很多刊物、出版社在这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例如，创办27年、出版发行了300余期的《香港文学》是全世界刊出海外华文文学专栏和作品最多的刊物，涉及的国家、地区和作家也最多。中国大陆的研究是由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港文学研究扩展到八、九十年代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基本上是在“世界华文文学”的框架中进行。它的提出，与“大中国文学观”、“文化中国”等观念的倡导有密切关联，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关系密切也就不言而喻，而海外华文文学强调的多重的、流动的文学史观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也产生了影响;由于其“跨文化性”和“世界性”，也被比较文学学科关注，甚至已成为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同时它本身包含的“离散性”、“本土异质性”、“中心与边缘”、“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民族与世界”、“东方与西方”、“现代与传统”、“本土与外来”、“身份”批评等课题等也为文艺学所关注。这种研究“领域”的跨学科性如果得到深入沟通，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也会得到深化。19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就其成果而言，大致在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一是海外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的研究，东南亚国家的华文文学史尤其较早得到研究，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史研究则显得薄弱。例如陈贤茂主编的4卷本《海外华文文学史》(1999年版)，东南亚华文文学占了近3/4的篇幅。之后，新加坡、菲律宾、泰国等国的华文文学史也得以出版，《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等也都分国别展开华文文学史的叙述。这些国别华文文学史在国别华文文学研究上提供了很好的基础，但尚未有历史的整合，有的在历史的叙述上有较多缺漏，或缺乏史料的提炼，在作家、作品的“入史”上较粗疏，缺乏“经典化”，欧洲、北美等的国别华文文学史研究空白较多。倒是其中一些取专门的研究视角的国别、地区华文文学研究在海外华文文学的“内部”和“外部”研究上都有深入。二是海外华文文学的专题研究，这些专题一般都关注了海外华文文学的特质，并展开了相关理论的探讨，如2000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作为世界性语种文学的华文文学之研究”，2003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从华人文学到华人族裔文学的当代转型”，2004年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身份理论与世界华人华文文学”等，海外华文文学的“语种性”、“双重传统”、“越界视野”、“多重身份”、“离散写作”等问题得到探讨。

形象学的探讨有深入，“异”的形象尤为受到关注，但也受视野所囿，问题的探讨与文学史结合不够。三是从中国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角度展开的研究，或是将海外华文文学置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历史格局中予以考察的研究，这些研究沟通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双向内在联系，不过，这方面的探讨还较为表层。近年来，《中国与海外:20世纪汉语文学史论》(2004)、《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2007)、《汉语新文学通史》(2010)等著作相继出版，则反映了学界在中华民族文学的背景上对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关注，并从“汉语文学”这一角度作了开掘的努力。但这种努力刚刚开始，无论是海外华文文学资源的开掘和提炼，还是相关文学史观的调整和深化，或是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关系的把握等等，要解决的问题也很多。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古典文学关系的研究有深入，文化母题在异域环境中的嬗变尤为受到关注，杨匡汉的《中华文化母题和海外华文文学》对此作了很好的研究。四是海外华文文学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方面的研究，其中20世纪80年代后的“新移民”作家的创作尤为受到关注，新世纪以来的海外华文文学也得到相应研究，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建设性意见，但还是显得较为零散，同时由于受到一些非文学因素的制约，一些重要作家、作品仍被遮蔽，影响了整体上对“新移民”创作的评价。五是关于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研究，近年也有拓展，以往较被忽略的国家的汉学研究开始得到重视，当代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由于对中国大陆的文学研究产生的“冲击”而被关注，对其研究也随之展开。这些研究大半正在进行中，也还不足以覆盖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批评建树和海外汉学的相关重要内容，尤其是两者的“连接”点，如海外华人学者文学批评理论和实践对海外汉学的影响等尚未受到充分关注。海外华文诗学研究，即在海外华文文学的批评实践中建立海外华文文学学科研究的诗学范畴和方法，虽已提出多年，但尚缺乏深入。所有这些研究基础和发展方向其实都指向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

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整体观

展开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性研究，理解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和具有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是重要的。历史总体性的方法论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即人类社会最终走向自由，人自身最终实现解放，而社会发展的现实与总体趋势有着辩证的联系和互动，总体化的历史进程有着极其丰富的差异性，甚至以差异性作为前提，从而呈现开放性的格局。“五四”新文学运动开启的现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表现出文学对于人的认识的深化和人性的全面解放的追求，反映了文学的历史总体趋势。现代中华民族文学的种种现象都是这一文学总体历史进程中不同(特定)阶段的表现，都会在“人的文学”的历史进程中自我扬弃，直至走向“人的文学”的终极完善;而同时，文学的现实阶段和众多领域，在其复杂多样的存在中，克服着理论与实践、创作与现实之间的割裂，努力突围出文学的异化、物化，使文学最终走向真正合乎人性的境界。这成为现代中华民族文学不同时期、不同区域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贯通，也是海外华文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内在呼应。这里，强调“历史总体性”并非遮蔽差异性，而要接纳、揭示差异性是重要的。文学的生命整体意识则是指不同板块、不同地区、不同层面的汉语文学尤其有着密不可分性，缺了任何一点点，民族新文学的血肉就少了一块;对任何一种文学的伤害，都是对自己文学生命的致命伤害。而将各地区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生命整体，就把握到了不同时期民族新文学的血脉走向，自然也能更好地审视海外华文文学。对包括东南亚、东亚、欧洲、北美、大洋洲、南美等地区各国在内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展开整体研究，其历史整合就要打通“国界、洲别”，避免现有“海外华文文学史”罗列各国华文文学历史，缺乏整体把握和有机联系的情况。为此，除了文学史料要翔实，要对其进行很好的学术梳理和提炼，尤其要对目前还被忽视的一些海外华文文学重要资源进行深入开掘，既避免重要遗漏，又防止庞杂琐碎外，还要在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别海外文学的相异和不平衡性的基础上把握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历史一体性、文学整体性和丰富差异性，探讨切合海外华文文学状况的文学史框架。如何完成这种历史的“整合”，有多个方面是需要关注的。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史的体例既要体现百年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观，揭示百年海外华文文学在20世纪人类进程和世界格局背景下的发生、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线索、形态，又要充分关注不同地区、国度(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由于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华政策不同影响下形成的华文文学丰富的差异性、不平衡性及其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