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论文范文10篇

一、先秦社会思想具有系统性

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思想家，在表达他们的社会看法时，具有独自的特色和缜密的理论建构。如：“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代表了孔子思想体系的基本框架。道、德、仁的观念始终贯穿在孔子的全部学说中，构成他的整个思想体系的范畴。这三个范畴不仅可以看成是包括他的哲学、社会政治思想和伦理思想，还可以看成是人们所应该达到的远大理想、精神修养和处世方式。这三个方面的范畴可以从孔子所传授的“六艺”中习得。孔子的“六艺”始终未脱离道、德、仁的范畴。墨子社会思想的核心是“兼爱”。“非攻”、“节用”、“节葬”、“非乐”等都是为了实现“兼爱”思想，“天志”、“明鬼”则是借宗教迷信来推行兼爱主张。《墨子·鲁问篇》则对墨子的思想体系作了完整的表述：“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君子，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人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熹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故日：择务而从事焉。”这里所说的十项主张是构成墨子思想的重要因素。这些主张虽然各明一义，但是他们始终围绕着一个目的，即“欲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Ⅱ正是这一且的，使得墨子的思想体系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法、术、势是韩非思想的三种构成要素，以法为中心，把术和势有机地组织起来，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吕氏春秋·不二篇》在论及诸子时，更是用一个字来简单概括了整个复杂思想体系。“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兼，关严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这表明了诸子抽象理论思维的程度。

二、先秦社会思想具有丰富性

“丰富”是相对于以后社会思想的相对僵化而言的。春秋战国时期奴隶制统治秩序的解体，礼乐制度的崩溃，使得原来依靠氏族贵族联盟体系建立起来的天子——诸侯——大夫建立起来的周礼统治秩序彻底崩溃。周天子形同虚设，诸侯各自为政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造就了多元化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学术环境，即：既没有中央集权、帝王专制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也没有某种国家哲学一家独大的思想专制局面。各国诸侯也没有以行政命令形式推行某种思想，压制不同学说。思想与权力的分离造就了思想者，他们可以独立地思考深入的问题，从而造成了文化、思想、观念、价值观等方面的多元化趋向，各家各派的学说都可以找到自己的生存空间。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则是奴隶制的挽歌与封建制的颂歌交相辉映；法先王和法后王的唇枪舌战震人心弦；天人相与与天人相分的交锋迂回激荡：……各种思潮和各种学派都得到充分的表现，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辉煌局面。诸子百家，争起并出，各树一帜，各成一说。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势》所说：“全盛时代，以战国为主，而发端实在春秋之末，孔北老南，对垒互峙，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作于广野；如火山炸裂，热石竟飞于天外。壮哉，壮哉!非特我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史之伟绩也!”

然而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中国逐渐发展成为结构稳定的封建社会。封建大一统专制政权也对一元化的意识形态提出了要求。为了维护一元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君主不惜动用一切力量将社会各种力量统一于权力中心单一的轨道之上。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以及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

思想领域的专制原则。使得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学说失去了生存空间，新的思想学说难以产生。而官方支持的学说又因缺乏不同思想的批评辩论而失去活力。如在儒学被定为官方学说之后，朝廷以经学取士，以利禄之道提倡儒学，即使是新思想，也要纳入经学的形式之中，这在一定程度上禁锢了新的思想的发展。另外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由于其超强的稳定性，也成为限制思想发展的主要因素。总之，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因素使得中国社会思想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呈现出一种因袭多而创新少的局面。

论文摘要:新时期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工作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结构没有体现时代和地方特征，需不断加以优化，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相对分散保存，不能实现共享，档案信息化建设任务艰巨，档案信息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力度不够等。针对这些问题，就要不断改善国家档案资源结构，对国家档案资源进行有效整合，切实加强档案信息化建设，努力实现档案资源的社会共享。

论文关键词:档案管理信息资源信息化

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工作是档案工作的基本功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发展阶段，档案的管理与利用工作也要遵循新思路，寻求新突破，不断开创新局面，以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对档案工作越来越高的要求。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新的历史时期，随着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档案工作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档案管理与利用工作是做好新时期档案工作的关键。

一、新时期档案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国家档案信息资源结构没有体现时代和地方特征，需不断加以优化

目前，在国家综合档案馆保存的档案中，存在着结构不够合理的问题。在档案的来源上，一般仅有本行政区域一级机构的档案，二、三级机构的档案甚少，而且难以反映我国社会结构转型、经济体制转轨以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立档单位性质多元化的状况。漂河市5家国家综合档案馆保管着610个全宗的档案，其中一级机构全宗数为347个，二级机构全宗数为173个，89个二级机构全宗在市档案馆，县区档案馆二级全宗数量少，有的县档案馆甚至没有保管二级机构的档案。来源的单一性决定了馆藏档案不能全面客观地反映漂河市新时期社会政治经济全貌。二是在档案的内容上，记载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职能活动方面的档案多，与人民群众联系密切的档案内容少;反映宏观管理方面的档案居多，体现地方优势的各类特色档案少。漂河市国家综合档案馆的档案多来自于党政机关，其内容也主要是反映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职能活动，近年来，虽然在地方特色档案建设上下了功夫，但全市保存的地方特色档案只有65种，还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反映出漂河地方特色。三是在档案的门类上，文书档案居多，专门、科技、声像、电子等门类档案的数量少。全市国家综合档案馆文书档案151099卷(件)，专门档案45678卷(件)，科技档案1565卷(张)，声像档案36687张(盘)，目前馆藏档案还以文书档案为主。四是在档案的制成材料和记录的手段上，书写或打印的纸质档案居多，照片、录音、录像、电子等新型载体档案少。派河市国家综合档案馆照片、录音、录像、电子档案共有39206张(盒、盘)，占全部馆藏量的15%。

[摘要]擅长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本质上是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政党。尽管它对资本主义进行了若干改良，但没有也不可能改变瑞典社会的性质。其执政时期形成的以“高税收、高福利”为主要特征的瑞典模式，客观上确实有缩小贫富差距和缓和两极分化的作用，但其实质是垄断资产阶级为缓和国内矛盾、维护自身统治而被迫实行的，同时也是瑞典工人阶级长期斗争的结果。瑞典的经验有值得我们借鉴之处，但其基本制度决不能成为我国改革所要追求的目标。

[关键词]瑞典社会；瑞典模式；民主；福利

一段时间以来，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随着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升温，在国内备受一些人的青睐。他们推崇瑞典模式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认为瑞典模式获得了成功的实践。他们认为，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样板的瑞典经验具有普适价值，它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又抛弃了传统社会主义，是介于两者之间而又超越它们的第三条道路，代表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有人甚至还断言，我国改革开放后走的就是一条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瑞典模式很值得中国效仿。因此，正确看待瑞典模式或瑞典经验，澄清是非，对于我们领会十七大报告提出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很有必要的。

一、瑞典社会实质上是改良主义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

瑞典社会是个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党，始建于1889年。党的创始人亚尔马·布兰亭早年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但他的思想总体上属于改良主义，并热衷于议会道路。1896年，他为该党赢得了第一个议席。1899年1月，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的前提与社会的任务》一书出版，修正主义在第二国际内部呈泛滥之势。同年6月，法国机会主义者亚历山大·米勒兰加入了资产阶级反动政府。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布兰亭把争取普选权和议席作为党的主要任务。随着工人运动的发展以及党的影响的扩大，社会在议会中的席位增加。1905年，该党与自由党联盟取得下议院的多数席位。1917年的大选赢得31%的选票和86个议席，成为议会中的第一大党，并与保守的人民党联合执政。1920年联合政府倒台，布兰亭出任首相，由此拉开了社会执政的序幕。在20世纪20年代，瑞典社会有过三次短暂的组阁，但自20世纪30年代以后，执政地位趋于稳定。1932年到2006年这74年间共执政65年，尤以1932年至1976年连续执政44年为最长，成为世界上连续执政时间最长的社会。因此，社会作为曾拥有100多万党员的瑞典第一大党，在国内民众中影响很大，在瑞典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其推行的政策被冠以“瑞典模式”而受世人瞩目，成为西方社会吹捧的典范。尽管如此，从本质上讲，擅长于议会道路的瑞典社会，仍然属于信仰民主社会主义的改良性质的资产阶级政党。这在该党于2001年11月第34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第八份党纲中有鲜明的体现。新党纲的某些理论观点与政治主张虽不同于旧党纲，但其基本主张沿袭了过去的精神，没有原则性的变化。

党纲的前言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该党要致力于建立一个以民主理想和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即要建立一个以自由、平等和团结为目标的民主社会主义社会。认为民主社会主义理想来自先辈的文化遗产，经过后代人经验的改造，它已成为该党当前和未来政治斗争中的推动力。自由、平等和团结是瑞典社会人的价值观。所谓自由，包括不受外界的强制和压迫，免受饥饿、无知和对未来的恐惧的侵扰，也包括有共同参与、共同决策和个人发展的自由，有生活在安全的群体中、有控制自己生活和选择自己未来的自由；所谓平等，是对人的价值等同、尊严和权利等同的思想的表述，平等意味着每个人有着平等权利来控制自己生活，来影响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对所有人来说，团结都是争取保障以及与周围社会和谐的前提，团结要求人们各尽所能地为社会和劳动生活做出贡献并承担责任。自由、平等和团结一起构成了民主社会的基础。同时只有民主社会才能使自由、平等和团结成为现实。民主是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观的基础。

提要：韩国在60年代迅速推进了国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工农业发展严重失去了均衡，农村问题十分突出。韩国政府和学者们基于国情和农情，经过科学论证，组织实施了新农村建设与发展运动，把经济发展、科技发展和国家伦理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在一个资本主义体制和发展中的国家成功地实现了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值得我国学习和借鉴。本文着重对韩国新村运动的发起依据、社会特征、社会效益和如何借鉴进行了分析、评价和比较，提出了一些建议。

关键词：韩国新农村建设

一、韩国新村运动的背景

（一）国民伦理水平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1945年韩国光复后，国家的科技水平日益提高，为60年代和7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韩国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严重滞后于经济、科技的发展速度。毁灭性的朝鲜战争，加上长年的政治动乱，以及循环往复的通货膨胀严重地破坏了韩国国民勤俭节约、相互信任的良好社会风尚和民风民俗。自60年代以来，韩国工农业发展、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发展严重失衡，因贫富差距暴发户和贫困户之间的矛盾加剧，社会分配不公、官员腐败，加上学潮频繁，社会不断动荡，民愤一触即发。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年轻人纷纷涌入大城市，一次又一次冲击着农村原有的传统文化、伦理和秩序。一到政界选举之际，政治家们为了增加选票，提出很多不能兑现的口号作为政治资本，腐蚀了农民健康、淳朴、自助、自立精神。韩国人多地少，耕地只占全国国土面积的22%，平均每户只有1公顷多。韩国的人口密度很大，每平方公里480人。由于人口对有限国土面积的压力日益增大，从而导致地价不断上涨，这种现象尤以城市近郊为显著。此外，韩国资源匮乏，只有劳动力资源。基于这种国情，韩国的决策者们一致认为，依靠人力资源开发发展农业与经济是韩国得以快速、持续发展的最佳途径。

人才资本的形成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其中有两项至关重要：（1）国民的科技水平；（2）国民的生活伦理（workethic）水平。韩国的学者们认为，要想提高人力资本两个重要因素的水平，必须根据韩国国情和农村实情，通过一种措施提高国民的生活伦理水平，使其与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相辅相成、比翼双飞，才能全面发展农村经济和推进社会进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间交流的扩大，从国外引进新的科学技术并不难，但是国民的伦理道德水平，如勤勉、诚信、节俭、自助、平等、合作等思想、精神、意识是永远无法用金钱和引进获取的。国民的生活伦理与本国国民的文化、宗教、道德、民族、民俗等内在的诸多因素密切相关，而且一个国家国民的生活伦理道德具有必须依靠本国国民树立与提高的本质特征。如果通过一种具有感召力的活动和国民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形式而不是政治运动，使国民长期受抑制而潜在的良好的社会伦理道德再次迸发出来，就会释放出无穷无尽的效能。上一世纪60年代末，韩国经济依靠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取得了成功，政府已有财力支援农业，以缩小城乡、工农、区域之间的差距。这种社会背景，从客观上要求韩国的农民振奋精神，勤勉、自助和合作，官民一体，建设家乡，加快农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

（二）农业濒临崩溃，工农与城乡差距大：韩国政府自1962--1971年实施了第一、二个经济发展5年计划，重点扶持产业发展和扩大出口，但在此期间工农业发展严重失调。第一个5年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7.8%，而农业发展速度仅为5.3%，第二个5年发展计划中工业发展速度为10.5%，而农业发展速度只有2.5%，前后工农业发展速度之差，从2.5个百分点扩大到8个百分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年平均收入也拉大了差距，1962年的农户年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71%，而1970年降到61%。当时，在全国农村人口中，经营不足1公顷耕地的农户占67%，他们的年平均收入还不到城市居民的50%，而且这种差距有继续扩大的趋势，导致农村人口的大批流动。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从1950年的70%降到1971年的46%。农村人口的大量无序迁移，带来了诸多的城市问题和社会难题。农村劳动力老龄化、弱质化，农业后继无人，加上农业机械化发展滞后，导致部分农村地区的农业濒临崩溃的边缘，加剧了城乡和工农之间的差距。

一、社会实践论文撰写的内容与要求

1、论文题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目：论文题目应该用简短、明确的文字写成，通过标题把实践活动的内容、特点概括出来。题目字数要适当，一般不宜超过20个字。如果有些细节必须放进标社会实践论文格式题，为避免冗长，可以设副标题，把细节放在副标题里。

2、团支部及作者名称：团支部名称和作者姓名应在标题下方注明，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团支部应用全称（例如：建筑工程系建工0901班团支部）。

3、摘要：论文需配摘要，摘要应反映论文的主要内容，概括的阐述实践活动中得到的基本观点、实践方法、取得的成果和结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论。摘要字数要适当，中文摘要一般以200字左右为宜。（进入前十名的项社会实践论文格式，社会实践论文要求有英文摘要，而且至少要有100个实词）

4、关键字：一般不少于三个

5、正文：正文是实践论文的核心内容，是对实践活动的详细表社会实践论文格式述。这部分内容为作者所要论述的主要事实和观点，包括介绍实践活动目的、相关背景、时间、地点、人员、调查手段组成，以及对实践活动中社会实践论文格式得到的结论的详细叙述。

要正视社会主义的挫败

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已经瓦解，蜕变为资本主义了。

共产党失去了东欧七国的阵地。

社会主义中国，虽然顶住了八九浪潮的冲击，保住了共产党的统治，但是

贪污腐败日益严重，政权已经部分地蜕变为马克思所说的“阻塞社会一切生命

毛孔的寄生体”，并且这一过程还没有停止。

[论文关键词]社会稳定；社会舆论；舆论调查；舆论引导；舆论监督

[论文摘要]社会稳定包括政治稳定、经济稳定、思想文化及社会秩序稳定，等等。由于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以及带给整个社会和民众思想等方面的影响，思想文化中的社会舆论越来越成为影响当代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因此，应正确对待社会舆论，保持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社会稳定，是指整体社会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安定、协调、和谐和有序，是通过政府、社会或人们的自觉干预、控制和协调而达到的社会系统的动态平衡。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等诸种要素构成的系统，社会稳定包含了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形势稳定、思想情绪稳定和社会秩序稳定等内容。因此，无论是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秩序哪一方面出现了问题并且产生相关影响，都可能会造成社会系统的震荡甚至无序状态。而在这一系列影响社会系统稳定的因素中，有一个因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这就是思想文化中的社会舆论因素对社会稳定的重要影响。

社会舆论，是指生活在一定社会环境中的民众对社会发展或社会现象的共同意见和态度，是人们的经济关系、政治关系、思想关系和社会关系相互作用过程的思想产物，是社会系统中重要的精神生活现象。它所体现的思想内容是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件，反映的是人们现实的生活要求和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从中可以触摸到时代的脉搏，倾听到现实的社会呼声。社会舆论往往会对公众个体形成强大压力，导致公众心理趋同倾向，成为公众看待问题的规范和行为规范，并进而影响部分或整体社会价值观念的变更，甚至形成新的社会价值观念。这些变化必然会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带来影响，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

社会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和无形的社会力量，几乎存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点、观念、情绪和行为，而且对社会权力、政府公共政策形成某种约束和制衡，是社会控制的重要工具和形式。马克思认为，舆论是社会中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社会生产力发展到近现代文明社会以来，反映社会发展进步要求的社会舆论之间的斗争，往往是社会发生巨大变革的先导。从中国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欧洲中世纪的“文艺复兴”，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等等，社会的变迁、发展无不以进步的社会舆论作先导。而新的社会制度建立以后，社会舆论就成为统治新的社会制度和维持其稳定的重要手段之一。

近几十年以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层面上都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人们的思想活动也随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特别是在对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等看法上，由于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及现代网络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看法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趋势，社会舆论对社会发展和稳定带来一定、甚至有时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十年动乱结束，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两个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公开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十二大政治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方法、出发点、立足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分析，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

[摘要]“社会政治”是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政治社会”思想源于亚里士多德,是一种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观;而“社会政治”思想始见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后被马克思、恩格斯作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阐释,指的是无阶级社会或阶级后社会的政治。“社会政治”理论与19世纪实证主义者所主张的政治社会学理论有着根本的区别,其方法论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社会政治”理论的提出和研究,对诠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发展政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在西方政治-社会思想史上,关于“政治社会”与“社会政治”两个基本概念的形成,曾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演化过程。“社会政治”与“政治社会”相对应的两个术语,并不是同时出现的。要了解什么是“社会政治”,首先要了解“政治社会”一词的含义和由来。一、“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的思想起源关于“政治社会”的思想,从其思想渊源来考察,最早始于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第一个提出和系统论述了“社会团体”和“政治团体”的概念。《政治学》开宗明义就指出:“我们见到每一个城邦(城市)各是某一种类的社会团体,一切社会团体的建立,其目的总是为了完成某些善业――所有人类的每一种作为,在他们自己看来,其本意总是在求取某一善果。既然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那么我们也可说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它所求的善业也一定是最高而最广的:这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就是所谓‘城邦’,即政治团体(城市团体)。”[1](第3页)看来,他把实施统治和被统治的“城邦政治”称为“政治团体”(如亚氏称一种“海太利”的组织为“政治社会”)[1](第98,483页)。西方传统政治理论中的国家即“政治社会”的观点,其理论始源就是直接来自这里。不过亚里士多德把城邦(政治团体)视为“社会团体中最高而包含最广的一种”,即整个社会组织的一个部分,认为社会团体同政治团体是有区别的。后来,人们使用政治社会的内含又有所变化:称政治社会即指国家社会。卢梭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他在写作《社会契约论》的过程中,曾明确地将国家体制称作政治社会,把国家、社会共同体、社会契约等词,几乎在同一个意义上使用1。这就为西方“政治社会”说奠定了基础。卢梭以“社会契约”理论假设,说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合理性和永恒性,把国家同社会完全混同了起来。使后来的西方思想家们把有国家存在的社会看做是一个亘古的“政治社会”。19世纪初,孔德、斯宾塞虽然提出用实证主义、社会有机体等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现象,但仍然停留在“政治社会”的范围内。“社会政治”的思想,到19世纪70年代才萌发出来。摩尔根发表《古代社会》一书,实现了人类学的革命。该书从社会进化论观点出发,运用社会实证的方法,详细地考察了人类“政治生活方式”的起源和形成,首次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两种政治方式(twoplansofgovernment)”的概念,认为氏族性的政治生活产生于社会(societas),地域性的政治生活发生于国家(civitas)。他指出:“人类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迈步,通过经验知识的缓慢积累,才从蒙昧社会上升到文明社会的。”[2](第3页)“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一个前提:即一切政治形态都可归纳为两种基本方式,此处使用方式(plan)一词系就其科学意义而言。这两种方式的基础有根本的区别。按时间顺序说,先出现的第一种方式以人身、以纯人身关系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社会。这种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在古代,构成民族(populus)的氏族、胞族、部落以及部落联盟,它们是顺序相承的几个阶段。后来,同一地区的部落组织成为一个民族,从而取代了各自独占一方的几个部落的联合。这就是古代社会从氏族出现以后长期保持的组织形式,它在古代社会中基本上是普遍流行的;在希腊人和罗马人当中,直至文明发展以后,这种组织依然存在。第二种方式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我们可以名之为国家。这种组织的基础或基本单位是用界碑划定范围的乡或区及其所辖之财产,政治社会即由此而产生。”[2](第6页)又说:人类社会“政治的萌芽必须从蒙昧社会状态中的氏族组织中寻找”。对于这种政治的萌芽,摩尔根称为government,以区别政治社会的politics。[2](第4页)

这就十分明白,摩尔根已经把整个原始社会的政治生活叫社会的政治方式,把产生国家后的政治生活方式,称为“政治社会”。在这里,摩尔根已经超出了以往资产阶级思想家关于国家、社会的学术眼光,提出了人类社会初始阶段的“社会政治”的理论。恩格斯就是以摩尔根提供的材料为依据,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对原始社会中的“government”,即无阶级社会的政治,首次作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诠释。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就是他们两人在理论与事实的结合上,把人类社会中的“政治社会”和“社会政治”两个基本的概念作了区分,为建立“社会政治”的科学理论奠定了基础。然而,从《社会契约论》到《古代社会》、《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时间上从1762年到1877年,再到1884年,其间相隔的一个多世纪里,西方思想家关于政治与社会关系的思想,也发生了重要的演变。从霍布斯到卢梭,再到边沁,经历了17世纪的“自然的社会结构论”、18世纪的“市民社会论”的演进,那末,到19世纪及以后的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就逐渐开始认识到资产阶级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的社会”[3](第87-88页),开始在一定意义上把政治(国家)与社会(市民社会)作为相对独立的两大领域来对待。几个世纪一直将政治、国家、社会视为同一的“社会共同体”、政治社会即国家社会的社会契约论主流派的传统观点,首先受到了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大师――黑格尔的挑战。黑格尔从其客观唯心主义的基本命题出发,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孟德斯鸠的国家观相调和,提出了“市民社会”与“国家”相区别。黑格尔在对人的“社会化”进行社会分析时指出:人的社会化过程,需要依靠经济利益关系和伦理世界的理性关系的结合才能实现。也就是说,一是需要作出经济关系层面的“市民社会”分析,二是需要作出政治道德层面的“国家”分析。在黑格尔看来,所谓“市民社会”就是指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和。只有在这样的市民社会里,每个人才有条件以自身为目的,同其他的人发生关系。黑格尔说: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4](第201页)在市民社会里,实现的只能是社会成员个人之间的特殊利益和特殊关系,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要将个体与共同体完全统一起来,融合为一体,那还需要借助于国家的力量。也就是说,国家是人实现“社会化”必要的理性基础。所谓“国家”,在黑格尔看来,它是“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现实”[4](第253页)。“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4](第261页),“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实性和伦理性”[4](第254页)。黑格尔出于唯心主义的本性,把国家(即道德伦理关系)看做是决定性因素,而市民社会(即经济利益关系)是被决定性因素,使两者因果关系发生了颠倒。但他强调国家与市民社会相区别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19世纪西方现代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适度分离的历史新趋势,反映了社会发展的某种现实性的状况,这对以后的思想家们思考、分析关于政治(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然而,黑格尔把国家当做“最高伦理的表现”加以崇拜,在事实上美化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的国家制度,又不能不表现出黑格尔思想所具有的保守性一面。孔德和斯宾塞在19世纪初期和中期分别提出社会进化实证论和社会有机整体论,建立起了现代社会学的基础,从而使20世纪中期有可能用社会学的方法来研究“政治社会”,建立一门“政治社会学”。在传统的政治学家们眼里,政治社会主要指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力;而在孔德、斯宾塞以及后来的政治社会学家那里,政治社会学则主要是强调对国家政治的社会分析,这种学科视野虽然扩大了研究政治社会的眼界,但没有跳出原有“政治社会”的基本框架。在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已经比较充分地暴露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热衷于把自然科学的方法,生硬地搬到政治社会领域,抽象地强调社会有机整体,而忽视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阶级关系的具体分析,回避已经尖锐起来的社会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他们的这种政治社会观表现出了很大的保守性。现代西方“政治社会学”,在思想体系和方法论上仍然继续着古典政治社会学抽象的社会观。所以,政治社会理论与我们所称的社会政治理论有本质的区别。

二、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社会政治”的方法论基础

19世纪40年代中后期,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的唯物历史观,从人类社会形态的经济关系中,特别是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生产有了剩余和社会分工之后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产生的事实中,分析社会的政治上层建筑,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基本思想:“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制的原始氐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一切剥削、压迫和以及阶级差别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奴役下解放出来”[5](第257页)。《共产党宣言》就是根据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什么是阶级政治的著名论断:在资本同劳动根本对立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围绕政权所发生的“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5](第281页)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将人们的社会认识眼界引向阶级社会的历史最深处,跨进前人所没有探索过的阶级政治关系的新领域。这不能不说是对社会史、政治史在认识上的一个新突破。恩格斯后来在写《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书时总结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该到人们的头脑中,到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到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不应当到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到有关时代的经济中去寻找。”[6](第740―741页)马克思、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家将社会中的政治归结为观念的东西,而历史唯物论认为,一切政治观念,最终都应归结为社会物质关系。所有受阶级关系制约的政治,说到底,它只是阶级社会的产物。

然而,非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其经济基础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之间是否发生必然的关系呢?这是一个关系到要不要将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必须要有进一步的明确回答。马克思、恩格斯自从创立了自己的唯物历史观和阶级政治论以来,也一直试图从一般唯物史观上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他们无论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还是在《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以及《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人们只要仔细研读这些重要文献,就不难发现,他们在思考和论述关于史前社会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在事实上是否存在政治上层建筑问题(即不存在阶级和国家的社会条件下经济与政治的关系到底怎样)时,总是有一种强烈的追求(但都是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假设基础上),一直迫切希望能找到充分的史实,来证实他们的社会经济基础与政治上层建筑的辩证法原理和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的真实性和正确性。这个愿望直到他们的晚年才最后由恩格斯来实现。19世纪70年代中期,马克思仍以极大的热情研究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及其他人类学知识。关于这一点,恩格斯后来说得很明白:“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明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原来,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7](第1页)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关于史前社会的史实,“为全部原始历史找到了一个新的基础”[7](第14页),证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社会历史观的科学性和正确性。理解这一点,不仅对于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体社会观有重要意义,而且,对于我们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整体历史政治观也是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的。这一整体社会历史观说明,阶级和阶级的政治,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社会历史现象。在19世纪60年代以前,由于还没有产生真实可靠的人类社会发展的知识足以说明史前社会为何物,人们的认识视野中虽然提到了“原始社会”,但对其实际状况并不清楚。西方古典的自然法理论中的所谓“人类自然状态”说,也仅仅是一种虚构的理论假设,不足为据。某些关于原始血缘家庭的论著,也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那样,是零星和不可靠的。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讲到了人类社会早期的社会生产分工、部落所有制等[5](第68―70页),但他们认为,不能轻信那些资产阶级的学者们对“史前时期”的种种描述。[5](第79―80页)他们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初步确认了人类“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要素”[5](第78―81页),并以此作为文明社会发展的起点。但是这在当时还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设想:在文明社会之前的人类社会历史存在着一种有组织的社会形态,还没有可能确切地知道史前社会的具体生活状态,因而也就谈不上论及原始社会的人们到底怎样过“政治生活”的问题了。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两人在后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都认定“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5](第272页),人类社会的政治生活都是阶级政治斗争的政治的一个重要缘由。也正因如此,在他们7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部分著作里,将国家与政治是同等看待的。

一、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在十年动乱结束，打破“两个凡是”束缚和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实现两个拨乱反正之后，在改革开放的实践和总结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1982年9月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公开明确提出了“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思想。十二大政治报告对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基本方法、出发点、立足点、基本原则和基本内容作了分析，初步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

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工作报告提出了党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任务和基本道路。党的十三届七中全会还进一步概括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十二条主要原则。

1992年1月，邓小平视察南方的重要讲话提出了许多新观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客观规律。

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按逻辑顺序概述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九项主要内容，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辩证地分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四个方面逻辑关系：新的思想观点与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中国特性与国际社会主义共性的关系；集体智慧与邓小平重大贡献的关系；不断完善、发展与封闭、凝固的关系。

1997年10月，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作为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基本目标、基本政策，强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根本和基础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