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学范文10篇

我们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及其转化机制确定为社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包含着前后相关的两个问题，一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是怎么来的；二是这样思考的依据是什么。 1、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来源 中国市场化取向改革的20多年里，对于“三农”问题，中共中央发了7个“一号文件”；失业问题，社会除了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制度之外，央行等4家宏观决策机构于2002年12月，颁布了《下岗失业人员小额担保贷款管理办法》；中小企业问题，政府更是做出了不懈的努力，直至2002年6月29日“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小企业促进法》。这样，对它们进行科学抽象和综合研究，就存在一个客观的现实基础；把这些群体共同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环境，共同的生产和交换活动，共同的要求和愿望，抽象出来进行综合研究，是理论工作者责无旁贷的使命。这就是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范畴对象及来源。 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的弱势群体不同。第一，前者具体是指农民、失业工人、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主，偏重于对象的机会缺失，后者具体是指老、弱、病、残以及妇女和儿童，偏重于对象的生理特点；第二，前者一般都有劳动能力，一部分人还有科技能力和管理能力，其中不乏创造性人才，需要的是公平、合理的机会，后者一般都缺乏生存和发展的能力，需要的是社会的救济和关爱；所以第三，研究前者的目的为了发现、发明或创建新的社会运行机制，研究后者的目的是为了完善社会分配救助办法。 我们之所以把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与社会保障意义上弱势群体区别开来，目的之一就是要把社会经济学与福利经济学区别开来。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2、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 社会经济学重建的确定依据来自历史的思想材料和现实的社会实践两个方面。 第一，历史的思想材料。任何新的学说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重建社会经济学也不例外。我们通过学术检索和学术追踪，确认西斯蒙第是社会经济学的创始人。社会经济学的开山之作虽然叫《政治经济学新原理》，但内容却是反映小生产者的利益并为之服务的知识体系，《共产党宣言》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理也在这里。 第二，现实的社会实践。除了宗教，实证哲学和唯物辩证法都承认，理论来源于实践。即便科学史上没有社会经济学或“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我们也要创造这样一种知识体系出来。因为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是客观存在，社会为转化市场竞争中的弱势群体出台了那么多的政策和法规，作为理论工作者特别是从事基础研究的理论工作者，不能熟视无睹，必须面对，必须对这种社会现象给予科学解释和系统说明。 到目前为止，社会经济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两个流派，一个是古典传统“福利导向”的社会经济学，简称“福利学派”；一个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等人在“经济帝国”思想支配下创建的社会经济学，简称“帝国学派”。我们研究方向的定位是“边缘学派”。“边缘学派”与“福利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而是发现或设计新的社会运行机制，使我们所关注的社会群体有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的公平机会；“边缘学派”与“帝国学派”的区别在于，作力点不是分析解剖妨碍人们“清休”、影响人们安全的各种社会现象，而是要对形成物欲横流、以强凌弱社会的运行机制进行全面反思。

林业经济学是我国农林业经济管理专业的核心专业课。从1957年我国第一本《林业经济学》教材(张建国主编)版、1959年北京林学院首创林业经济管理专业、20世纪6O年代北京林学院和东北林学院相继招收了林业经济的本科生算起，林业经济学的教学研究T作已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取得了巨大的发展，积累了丰厚的学术成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林业经济活动的发展繁荣，林业经济学教学研究T作步人了发展的快车道。当前几个关乎林业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基本理论问题需要在学术繁荣时期冷静反思：一是林业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是什么；二是“林业经济学”的内容体系；三是未来“林业经济学”如何发展。

一、林业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

中国林业经济学教学研究整体上取得的巨大进步无法掩盖发展现实中的问题，即到目前为止，仍没有建立本学科系统的理论体系，表现为不同时期的林业经济学著作，多注重林业具体方面或管理T作情况的介绍、对现行管理模式与做法的论证和陈述，为有关林业管理决策进行理论论证，没有形成共性、核心的基本研究命题。为了构建起林业经济学的体系，需要思考林业经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问，到底要研究什么。不回答这个问题，林业经济学就无法发挥对林业改革发展的基础指导作用，教学研究丁作容易被生产管理实践牵着鼻子走，理论滞后于实践进展，也无法稳定自己的学科和社会经济地位。

林业经济学尽管目前被划为管理学门类下林业经济管理二级学科的研究范畴，其本质和基本任务则是经济学的l2]。关于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自亚当•斯密以来形成了两种基本的认识：一是继承亚当•斯密先验主义传统的奥地利学派，坚持研究礼会财富的生产和增加社会福利的社会管理；另一种是当前主流的实证主义学派，研究稀缺资源条件下人类在配置资源方面是如何行为的一门形式化的利：会科学，并坚持在研究中贯彻实证主义的方法，试图构建价值中立的精密科学体系。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和经济学本身的发展，对经济学本质和任务的两种认识现了融合趋势，实证主义研究的成果必然在社会经济事务管理决策和政策制定中被打上规范的烙印，任何规范研究也必然要借鉴和运用实讧E研究的成果。而受制度经济学产牛和发展的影响，现代经济学也已修正了新古典模型制度既定的先决条件，增加了供给有效率的组织(制度)以促进经济增长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林业经济学只是把国民经济一个具体部门作为研究对象，显然无法超越经济学的这一基本范式，其本质和任务可以概言为专注研究优化森林资源配置的规律，解释林业发展中的各种社会经济现象，构建更有效率的各项林业发展制度。这是经济学基本逻辑映射在林业经济研究中的理论必然。从上面的认识去把握林业经济学的本质和任务，就能充分理解不同国家、地区及其不同时期林业经济学具体内容体系的异同和发展变化。

人的经济行为受特定社会经济环境因素的约束，不同国家、地区森林资源基础条件不同，森林资源管理目标不同，优化配置资源手段也各有差别，为了解释特定时期、地区林业经济现象的林业经济学理论成果也就异态纷呈。如前苏联地区及中国计划经济时期，林业经济学研究内容主要集中于林业发展和布局的规划与预测，各种生产计划、定额、基本投资和林业产价格构成与经济核算，林业生产经营中的资金流动，林业中的物质技术供应体系，林业劳动力和林业职业，林业企业管理的经济组织原则与机构，以及林业部门经济结构、所有制结构，林业经济形式和经营方式，林业经济体制和管理体制的发展和完善。上述研究内容与计划经济时期林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方式、林业经济活动的运行管理是一致的。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全面介入和干预，是该时期林业经济学研究的约束条件，从而形成了如何运用计划管理林业经济活动为主的学术研究内容。

[论文关键词]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五形态论；三形态论；统一性

[论文摘要]社会经济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问题，是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热点。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虽有所不同，但是，两者却是内在统一的：从发端到成熟，其思想进程基本吻合；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是其产生的一致动因；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和演变归根到底取决于社会生产的发展，是其共同的理论基点。我们应将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纳入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的有机整体中加以理解。

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学术界对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所作的两种基本概括和理解。所谓五形态论，即关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依次更替的思想。而三形态论一般是指“人的依赖性”、“人的独立性”、“人的全面性”渐次发展的思想。那么，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关系如何，哪一概括更符合马克思的原本思想?近年来，学术界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热烈探讨。在探讨中，有人推崇五形态论，认为它是马克思对整个人类经济形态演进过程的科学概括，在逻辑层次和理论根据上更为根本；有人则推崇三形态论，认为马克思晚年的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是对五形态论的否定，况且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历史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是严格按照五形态的秩序依次演进的，因此，三形态论反映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复杂性，更能反映马克思的本意；有人则认为，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是辩证统一的，两者共同构成马克思社会经济形态理论体系。

对于以上几种意见，笔者倾向于第三种。毫无疑问，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的研究视角和理论侧重点是有所不同的。五形态论是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物质运动和客观规律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中人与人的关系(即生产关系特别是所有制的性质)的历史演进为主线，以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样态所作的一种划分。而三形态论则主要是从人类主体现实的、具体的、历史的地位出发，以社会生产活动当中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历史演进为基本线索，以同社会经济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人的个性的发展作为考察重点，从而对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演变所作的一种阶段划分。但是，五形态论和三形态论也是内在统一的。根据对马克思社会形态理论的理解，并参考借鉴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笔者认为，这种统一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思想进程的统一性

马克思五形态论的雏形见之于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在该书的第一卷第一章中，马克思第一次使用“所有制形式”概念，并根据生产决定分工、分工决定所有制形式这一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将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不同的阶段，认为历史上“第一种所有制形式是部落所有制”，“第二种所有制形式是古典古代的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第三种形式是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第1卷)，而“现代私有制”即资本主义私有制由于无法消除异化现象而最终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第1卷)。在这里，尽管马克思所使用的概念还不够科学，他对社会经济形态的最初形态和未来发展还带有一些思辨和推断的色彩，但是，五大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更替的思想已初显轮廓。

摘要:伴随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社会民众的物质生活水平不断提升，房地产经济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房地产价格也是直接影响公众生活质量的关键因素。文章针对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房地产价格及其影响因素，房地产经济学需要进行深入研究的问题，旨在促进房地产经济的持续发展，房地产经济学。

关键词:房地产价格;房地产经济学;影响因素探究

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得到快速发展，各行业领域在经济的带动下发生巨大变革，房地产行业作为与社会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行业类型，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方面的影响作用也逐渐凸显。一段时间以来，房地产经济的快速发展成为调动某些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与此同时，持续攀升且居高不下的房地产价格，成为影响和限制部分民众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很多民众渴望改变生活状态，但是面对高昂的房地产价格也只能望而兴叹。伴随国家相继提出房地产调控政策，使得房地产经济发展步伐逐步放缓，如何通过管控房地产价格，满足社会公众的基本住房需求，保证民众的生活质量，已经成为社会发展关注的重点问题。针对房地产价格与房地产经济学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对于保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具有重要意义。

一、房地产价格及其影响因素

(一)房地产价格。房地产价格是指建筑物价格与建设建筑物所占土地价格的总和，土地价格能够体现土地自然资源的应用价值，建筑物价格则直观表现建筑物建设过程中产生的劳动价值累积、资源投入价值累积，房地产价格高低对于房地产经济运行秩序、建设房地产的资源调配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市场经济领域房地产以商品形式存在，其使用价值需要以商品价值的方式进行衡量和体现，从本质而言，房地产价格便是房地产价值的货币表现形式。由于房地产具有商品属性，人或者机构想要获得房地产的使用权或者所有权，便需要以货币作为交换条件，房地产交易也是一种形式的商品买卖，但是又与普通商品买卖存在差异，对房地产价格的调节和控制也具有较大的难度。(二)房地产价格的特征。房地产价格的特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其一，房地产价格的形成机制具有多样性特征;其二，房地产的交易价格与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环境、交易双方的主观意愿、房地产建设资源投入等因素密切相关，因而价格具有不一致性特征;其三，房地产的评估价格与抵押价格存在较大差异;其四，房地产的属性存在差异;其五，房地产的形式自身具有多样性特征。由于我国的房地产行业不仅涉及民众的基本生活保障性住房，还有部分房地产具有投资性的资产属性，因而进行房地产价格更需要进行系统性研究。(三)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房地产价格的影响因素存在诸多方面，主要可以归纳为设计因素、经济因素与政治因素。所谓设计因素是指房地产建设中设计的建筑标准、资源投入等因素;所谓经济因素是指社会经济环境造成的资源成本上涨、国家对经济发展制订的相关政策、GDP、PerCapitaGDP、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内容;所谓政治因素主要是指政治赋予社会的安定程度、住房制度、土地制度等。不同因素对房地产价格的影响程度不同，其对房地产价格产生影响的解决方式也存在不同，如果想对房地产价格进行调控，则需要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进而针对影响因素制订相应策略，以减少相关影响因素对房地产价格影响作用。由于房地产价格自身的属性特征，需要从宏观角度与微观角度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从而保证房地产价格的合理性。(四)房地产价格变化的规律。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比较复杂，由于对其价格产生影响的因素较多，因而无法准确判断其价格变化的规律性特征。主要源于:其一，房地产价格与宏观经济之间存在关系，经济层面存在诸多可预期因素，因而能够确定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但是经济基础面指标将会直接影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故而房地产价格在某种程度上能够体现宏观经济的发展趋势，如果经济基础面指标与房地产价格在长期存在相违背的情况，则会出现房地产经济泡沫的情况;其二，房地产行业自身具备经济发展优势，因而房地产价格自身也具备能够抵消通货膨胀的优势;其三，不同国家的房地产价格变化规律存在较大的差异性，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程度、人口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差异，故而在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方面也体现较大不同，通常情况下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当地的房地产价格也相对较高，但是理性的房地产价格，应当与人均可支配收入存在正比例关系。

二、房地产经济学

摘要：经济问题作为与人类社会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问题，世界各国都高度关注本国的持续生存、发展。现阶段，西方的经济学可以划分为微观、宏观两大部分，二者虽然研究的层面和角度存在差异，但实际上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并且同样在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基于西方微观、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从二者的区别、联系阐述了微观与宏观经济学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内容区别；层面区别；互补联系

进入新世纪之后，从国际社会发展看来，贫富对立、失业率居高不下、通货膨胀等经济问题纷纷出现，成为阻碍各国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实际上，这些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资源有限及其分配不合理，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始终追求有效资源的合理配置、应用，这也是经济学领域高度关注的问题。微观和宏观经济学分别是从资源的配置、利用层面出发进行研究，二者之间既有关联，也存在着较大的区别。

1微观与宏观经济学的发展阶段分析

1.1西方经济学领域的萌芽、发展阶段

15~19世纪，西方国家产生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针对现代社会中生产方式的最早的理论层面的研究。需要注意的是，这方面的研究倾向于产品流通，且内容上主要以各类政策文件为主，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中各项理论知识呈现出一种分散化的特点，这也是西方初始的经济学发展阶段。17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70年代，是西方的古典经济学阶段，亚当·斯密作为这一阶段经济学代表性人物，其出版的《国富论》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诞生，其中的理论更加提倡让价格这一类社会市场机制进行调节，使得人们在重视个人私利最大化的过程中，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分配。

摘要：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增长，科学技术的不断完善，社会各界人士开始高度关注到经济学内容的创新发展。数学统计方法科学应用作为现代经济学研究过程的重中之重，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关键内容。经济学研究人员要想快速准确的解决经济实际问题，全面掌握好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就必须充分发挥出数学统计方法作用，有效将数学统计方法与经济研究工作融合在一起。本文将进一步对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统计方法的运用展开分析与探讨。

关键词：经济学研究；数学统计方法；实践运用

当前是一个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经济学研究发展要与时俱进，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现代经济研究人员要树立起先进的工作理念，要正确认识到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重要性，针对当前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各种现象问题，经济学研究人员要灵活运用数学统计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判断，从而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最佳决策方案，推动整个社会经济稳定持续的发展进步。

1.经济学研究中数学统计方法运用的重要性

1.1拓宽经济学研究工作领域。数学统计方法作为一项以定量分析为基础的抽象科学，被广泛应用在各个行业领域中，创造出了众多的现实价值。在现代经济学研究工作中，数学统计方法的高效运用尤为重要，其能够保障研究人员全面掌握到各项事物发展变化特征和规律。基于数学统计方法的辅助下，经济研究人员能够把各项具备价值数据科学规范表述出来，从而打破了传统用语言文字描述市场经济发展趋势的弊端。此外，数学统计方法还能够合理运用在博弈论数理经济学、福利经济学等工作领域。1.2提升经济学实践解决问题能力。现代经济研究人员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学研究工作不单单是从基础理论知识为他人提供帮助，而是要不断提升经济学实践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经济学研究人员要敢于创新经济学研究内容，善于应用各种先进的数学统计方法去科学分析证明社会经济现象和问题，利用变分法、概率法以及规划技术等去解决实际经济问题，为保障社会经济和谐稳定发展提供有利的条件。1.3保障经济学研究工作精确度。众所周知，经济学作为一种复杂抽象的学科，会涉及大量的专业语言描述内容，如果不配以简单的数据去阐述证明观点，势必会加大学习者的难度，降低他们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因此，通过在经济学研究内容中融入数学统计方法的应用，能够有效提高各项经济数据的精确度，帮助经济学相关书籍阅读者更好地理解掌握某部分内容，实现自身经济学学习的发展进步。

2.数学统计方法在经济学研究中的实践应用

面临着日趋严重的人口，粮食、能源、资源，环境等全球性，生态环境与的关系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和社会科学工作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了有益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在我国，生态经济学的建立便是一例。本文则欲从的立场出发，对社会经济史研究和生态环境问題的联系，以及生态经济学向社会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引入问題，进行初步探讨，意在抛砖引玉。

众所周知，社会经济史是以已往的人类社会经济活动，亦即物质资料的生产、再生产过程(包括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为研究对象，探索社会经济的阶段特点及性的学科。而物质资料的生产，实质上是人们通过劳动生产进行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马克思曾经对生产劳动作过如下解释：“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①在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人们通过各种形式的生产活动作用：于自然环境，改造、利用白然条件，以此取得对自己有用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求得人类生存、社会发展。因此，可以说自然界或者生态环境是人们经济活动的基础。也可以说，不仅是生产劳动，自然界也是社会物质財富的源泉。假如没有水、土、光、热等自然．资源，包括众多的动物，植物、微生物资

源，人们耍进行生产是不叮能的。从原始的集体采集、渔猎，古代的传统农业、手到近的社会化大机器生产，或直接、或间接，无不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讲，劳动对于人类来说是生产过程，是人类生存的条件，对于自然生态环境来说，则是一种消费过程。因为劳动消费它自己的物质要素，即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

概而言之，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是相伴、共生的，社会生产过程中可同时产生经济、生态两种效益。无论效益是高是低，是好是坏。甚至有不少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往往成为生态平衡的破坏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同时是生态环境演变的过程。对于社会经济来说．生态环境并不是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改造和利用，它具有某种不自觉的能动性。生态效益如何，或早或迟、直接、间接地关系着经济效益的好坏。良好的生态环境，为经济效益的提高创造了基础条件，无论这个生态环境是原始自然的还是人们劳动生产改造过的。例如，我国古代南方劳动人民创造的桑蔗基鱼塘，北方的枣粮兼作等等．相反，如果有意无意地不惜以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来换取社会经济的发展，即使能够获得成功，也只能是暂时的，最终必将受到惩罚，或得不偿失，甚至导致整个地区文明的衰亡。马克思以自然与社会客观法则的认识为依据，指出过人类对自然采取掠夺式、敌对的、糟踏的态度，就等于损害了自身生命进程的自然源泉。恩格斯曾经督促人们注意，自然界并非处于被征服状态被人类控制，人类对待自然不能象对待被征服民族那样随心所欲。恩格斯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到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它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②自然界对人类违背生态平衡的客观要求而盲目行事的惩罚，不止表现为自然现象的剧变，而是一个社会经济问题，它将不同程度地给社会经济造成损失。这就是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辩证关系。

综上所述，社会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演变約紧密关系已甚明了。它们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作为人类社会生产活动基础的生态环境既受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又反馈干社会经济活动，制约经济效益。人们正在进行生产活动的生态环境乃是已往生产活动的结果之一，此次生产活动作用后的生态环境，将成为下次生产活动的基础。很明显，研究社会经济史，如果只看到经济发展而看不到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演变的作用以及生态环境演变对于社会经济的反作用是很不够的，它无法圆满解释社会经济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诸如增长与停滯甚至倒退的复杂现象，一时的生产力发展或生产关系进步而社会经济反而呈萎缩状况的现象等等。田此，和现实中制订经济发展规划要同时考察经济效益生态效益一样，我们研究社会经济史，也不能忽视经济开发与自然生态环境的关系，必须把生产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和和生态环境演变对经济效益的制约作为考察的重要。

毫无疑问，生态系统中无生命和人类以外的成分在数量上占着绝对的多数，这种情况决定了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題领域中的重要地位。但是，随着人类的或者的、作用日益增强，人类进行改造和创造的生态环境代替自然的生态环境的现象已经基本普及，而这些生态环境都深深受着社会制度、条件以及人们科学文化水平的影响。当今世界上暴露的诸多生态环境，多与经济盲目开发有关。这种状况，又决定了社会科学对于研究、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决定了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协同作战。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提出的新判断。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研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开启了创新的空间并提供了有力支撑。正确的理论对经济发展和社会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目前，我国正处于形成建设理论和发展理论的重要阶段，面对新时代、新发展、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新的理论探索，通过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为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科学理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科学的理论要能够反映特定时代的主题和精神，是引领时展的精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正是基于对社会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认识，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正确指导下，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实践经验总结提升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是对传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具有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渊源和丰富的现实背景。（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纵观我国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整个历史进程，无不贯穿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指导，其先进的思想方法论精髓为积极开展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经济学理论的逻辑过程是对社会经济发展过程和历史变迁的思维再现，是以社会经济发展实际为基础的抽象概括和加工修正，具有鲜明的历史感[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思想深深植根于社会经济发展实践，在理解和认识社会经济运动过程中始终坚持逻辑过程和历史进程的辩证统一，因此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科学性，其在我国经济改革和建设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是无可替代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不断创新的经济学，其科学价值在于能够根据实践的变化和社会经济运行的一般规律，以新的理论和观点揭示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圆园18年第2期政治经济学理论历经一百多年演变进化而经久不衰，在当代仍然具有强劲生命力的重要根源。面临经济发展与改革中的新问题、新矛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以发展的、辩证的和整体的逻辑思维审视事物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外在表现。在此基础上，结合中国当前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现实背景，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创新发展的现实背景。理论来源于实践，最终也必须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处于面临诸多挑战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深深植根于中国的现实土壤，其创新发展必须立足于当前国内经济的发展实践。经济新常态是我国当前经济发展的一个客观状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有其发生发展的内在必然性和外在原因。随着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和后金融危机时代经济不确定因素的日益增加，世界经济总体的持续低迷使得外需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严重削弱。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是国内经济内生因素和国际金融危机双重作用下的必然结果。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趋势和现象，经济新常态意味着今后国内经济的发展将面临不同的环境和条件，是中国经济告别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开启内涵式增长方式的重要标志。一方面，新常态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经济增速的放缓、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动力的多元化为中国经济转型、均衡发展提供了重要契机。说，新常态下国内经济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处于经济发展长期向好的大趋势，中国经济仍然保持良好的发展韧性和充足的发展潜力，现阶段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虽然发生了变化，但仍然具备支撑和促进国内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和因素，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依然保持稳中求进的发展态势[2]；另一方面，新常态必然派生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如一些长期积累的失衡因素和隐性风险将伴随增速下行和结构调整而逐步显性化，创新环境的缺失和经济增长动力的不足可能导致新旧增长动力的接续出现断档，宏观经济调整和平衡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面对新常态下出现的各种新挑战，如何有效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突破社会发展瓶颈，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核心课题。经济新常态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创新与突破提供了现实背景。

二、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辩证思考

中国经济体制的变迁和发展模式的转型始终伴随着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发展转变，这突出地体现在政治经济学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之中。“范式”一词最早源于美国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Khu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是人们公认的并且共同接受的一种对事物的观点或思维的框架，是一种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综合体[3]。理论创新“范式”既是一个世界观层面的思想、立场问题，也包含方法论层面的方法和实践问题，是理论与实践、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的辩证统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动态发展和不断创新是在实践中所形成的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发展新视界、新成果的客观展示，也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发展、创新的具体表现。（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实践为本。理论联系实际是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原则之一，也是党的思想路线的重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注重和坚持以实践为本，立足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经济发展的新实践，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与时俱进。习强调，要立足我国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不断开拓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4]。这一重要论断表明，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中国化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以我国的国情和社会经济改革发展的实践作为现实基础和基本立足点，不断揭示和提炼总结新常态经济的运行特点和发展规律，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理论思维源于实践，以实践为理论源泉和归宿。“从当前的国民经济的事实出发”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贯主张。经济新常态是对当前国内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现实描述和高度概括。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际上，这正是中央对于经济新常态的重要表述。在新常态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发展应继续坚持以实践为本，总结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和运行的规律，在有效破解我国经济发展瓶颈和解决经济新常态下调结构、转方式主要矛盾过程中不断突破和创新，以理论创新指导新的实践，以实践创新丰富新的理论，在实践过程中实现两者的协调发展。（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泉。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本质特征。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追求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过程。人是变革和创新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力量，其自身的发展水平将会对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直接的影响。指出“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充分调动人民积极性，始终是我们党立于不败之地的强大根基”[5]。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主体论”充分体现了人民是推动经济发展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也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方面，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过程受到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主导和制约，是在一定的社会发展条件下，与现实密切相关的具体的历史过程。在经济新常态下，我们面对经济增速放缓的现实，更加强调提高以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经济发展质量，其内在的人学向度为人的不断创造和自我实现提供了明确的发展方向和坚实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纵观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整个历史，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直接来源，为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根本的动力。基于新常态下的新问题、新矛盾和新实践，新的理论诉求呼吁政治经济学理论的不断突破和创新，同时，新常态的人学向度也为在新阶段积极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提供了核心路径，即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坚持把增进人民福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基本立足点和归宿。（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以问题为导向。从本质上来说，问题的本质是矛盾，是理论与实践、甚至理论内部之间存在的对立统一的相互关系。马克思说过，“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历史本身除了通过提出新问题来解答和处理老问题之外，没有别的方法。”[6]由此可见，坚持问题导向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鲜明特点，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解决新问题、新矛盾而获得新的理论和新的知识，从而不断引导理论创新和指导新的实践[7]。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在中国的创新和发展过程实际上就是党领导人民在时展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以为核心的新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围绕如何认识和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及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大时代问题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形成了思想。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对新的问题重新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等问题，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等重要创新理论，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除此以外，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共产党人结合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出现的新特征和新问题，不断对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进行创新发展和大胆尝试，形成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新常态下，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理论问题、时代课题和现实问题。继续坚持问题导向，强化问题意识对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明确强调，全党要树立和增强问题意识，善于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并坚持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着力研究和解决经济建设和改革中出现的一系列新的突出矛盾和关键问题[8]。“五大发展”理念、“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两手合力”论等新的经济战略思想无不贯穿着强烈的问题意识和鲜明的问题导向，是现实中带有根本性问题的科学回应。问题导向是理论创新的重要范式，“问题范式”内含于“哲学范式”之中，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的领域和方向。新常态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必须树立和强化问题意识，始终坚持以新常态重大问题、关键问题为导向，不断推进问题范式与理论范式创新的良性发展。（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应立足新常态经济特征。思维是主体对事物表象与概念的深入分析、综合判断和推理的认知活动。思维范式则是思维主体本身所具有的思想观点、价值观念以及在推动理论范式创新中所采用的思维方法，是推动其他理论范式创新的催化剂和内生动力。辩证思维的实质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的坚持和进一步发展，是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基本原理的具体表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以辩证思维审视和分析国内外经济发展的新局面、新动向和新趋势，深入研究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特点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完善、市场与政府关系、经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的现实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系列新的重大战略思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为其增添了中国特质和鲜明的时代特色。随着国内经济全面步入新常态的新阶段，融合新常态下新问题、新实践的辩证思维使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能够科学地解答新常态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关键问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的基本要求。经济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从本质上来说，经济新常态是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核心问题在于提质增效，追求全面均衡、整全性发展和可持续的高速发展[9]。辩证认识和审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是推动我国国内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理论范式的创新应以经济新常态下所呈现出来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为客观依据和立足点，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思维方法，科学把握新常态经济的动态性、规律性和发展性，为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引领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三、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范式创新发展的几点建议

摘要：目前，我国学术界很多人认为，马克思写于19世纪后期的《资本论》已经完全过时，应该用西方主流经济学完全取代《资本论》，作为一种唯一正确的现代经济学占领我国的经济学术领域，并成为我国制定经济政策的唯一依据。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他们还引用一些经过选择的国外学者的评论，以证明他们的观点是世界公认的。本文针对上述情况，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了客观概述，论证了《资本论》研究在当代、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国外学者；《资本论》；批判性；科学性

如何看待马克思及其《资本论》和如何看待及其思想一样，是一个直接关系到如何评价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如何选择我国未来的社会制度和道路的重大问题。苏东巨变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上曾一度陷入低潮，原先一些号称马克思主义者的人也纷纷加入了指责《资本论》的行列，加上国外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对《资本论》的有意贬低，一时间给人一种国外学者全都认为《资本论》不是学术著作、已经过时，只有作为西方主流经济学的新古典范式才能解释现代经济问题的片面印象。本文试图对国外学者对《资本论》的看法作些客观概述，为人们全面了解国外学者的看法提供一些参考。

一、一部揭示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一部与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析角度和方法很不相同的著作。西方主流经济学撇开了现实社会中人们在财产、社会地位、特长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用一种把工人与物质生产要素相等同的办法，推论出了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充满和谐公正的经济体制的结论。与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同，《资本论》是一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的著作。由于《资本论》所论述的问题触犯了主要凭借财产所有权获得收入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层的既得利益，在它诞生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要是国外的一些非主流经济学家给了它较高评价，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对它主要是采取用沉默来抵制、用批判来否定的态度。

但是，在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特别是20世纪20至3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以后，一些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开始对《资本论》采取“研究”的态度，一些试图发展主流理论的经济学家甚至还对《资本论》做出了某种肯定。例如，英国经济学家琼?罗宾逊等就肯定了《资本论》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和运动规律方面的学术成就。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波兰尼的生平与著述；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述要及其贡献；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当代价值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波兰尼家族产生了后来使匈牙利知识界引以为自豪的杰出人物、波兰尼应邀到美国的大学作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巡回讲演、波兰尼的制度演化思想及制度分析范式、波兰尼的“嵌入”理论、波兰尼的“双重运动”(DoubleMovement)理论、波兰尼实在主义的社会经济思想、波兰尼关于文化在社会经济发展中重要作用的思想、波兰尼“双重运动”理论的重要价值、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的重要方法论价值、波兰尼文化理论的重要启示、波兰尼共生理论(co-Existence)与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当代价值等，具体请详见。

一、波兰尼的生平与著述

卡尔·波兰尼(KarlPolanyi)1886年10月21日生于奥匈帝国维也纳的一个犹太家庭。波兰尼家族产生了后来使匈牙利知识界引以为自豪的杰出人物：作为著名社会思想家、经济史家、经济人类学家的卡尔·波兰尼；作为物理、化学家和著名哲学家的迈克·波兰尼(MichaelPolanyi)以及获得诺贝尔化学奖的迈克之子约翰·波兰尼(John，Polanyi)。卡尔·波兰尼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布达佩斯大学攻读哲学及法律，于190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2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并取得律师资格。1924--1933年，波兰尼在维也纳作为副总编辑和专题分析编辑在著名的《奥地利经济学家》杂志社工作。在维也纳期间，受马赫思想的影响并作为马赫研究协会的一员，波兰尼撰写了大量关于科学、医学、人类疾苦及共产主义道德的手稿。1933--1935年，他移居到伦敦，继续为杂志社撰稿直到1938年。1935年发表《论法西斯主义的本质》的著名论文。波兰尼应邀到美国的大学作有关当前国际形势及国际关系的巡回讲演，先后在美国的38个州举办讲座。1940年他与彼得·德鲁克继续在美国讲座，并在德鲁克的推荐下获得洛克菲勒基金会资助，成为佛蒙牧州BenningtonCollege的访问学者(1941--1943)，在此期间波兰尼完成巨著《大转型》的撰写，并于1944年在美国出版。1947年以后，波兰尼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并受聘为副教授，讲授经济史课程并主持经济增长制度因素的跨学科研究课题，1957年出版《早期帝国的贸易与市场》。这一时期最终奠定了波兰尼经济人类学实在主义学派学术领袖的地位。

波兰尼晚年致力于创办经济学和政治学比较研究的跨学科《共生》杂志，致力于深入研究文化差异，改善人类生活状况并实现世界和平的工作。据波兰尼夫人所言：“直到死神来临的前夜，卡尔一直在伏案工作着”。在1964年4月23日《共生》第一期出版之夜，卡尔·波兰尼与世长辞。

二、波兰尼社会经济思想述要及其贡献

1波兰尼的制度演化思想及制度分析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