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发展范文10篇

摘要：在当今时代，计算机信息技术不仅在信息时代中占据重要地位，在现代化建设中其发挥的作用同样不可小觑。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该技术迅速开始普及，已经成为很多领域甚至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很多行业中均占有很重要分量，该技术的迅速普及也加快了人们生活质量的提升速度，令人们生活习惯有所改变，而该项技术在商业中的应用加快了我国经济的发展，本文主要从其在货币流通、影视行业以及工作效率的角度入手，对其发挥的作用进行详细分析，以便于人们切身感受它在我国经济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计算机信息技术；经济发展；货币流通

1.计算机相关概述

计算机主要是根据所设定的程序，对海量数据进行高效、自动化处理的智能电子设备，主要由软件与硬件两部分构成，在人类生产生活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初主要应用于军事领域以及科学计算中，随着对其不断的研究，它的应用范围已经逐渐扩展到各领域中，其规模不断扩大，已经成为了人类生活中的必备品。并且它对于全球技术与经济都有很大的促进所用，无论是家庭、工作还是各部门中均已普及，在信息社会中计算机信息技术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2.计算机发展阶段

计算机在发展过程中主要遵循由简单到复杂，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作用有所不同，但均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方便。具体可以将其发展分为以下几个阶段，电子管数字计算机是其发展的最初阶段，由于该阶段的计算机耗能较高、体积笨重、价格高昂，因此主要将其用于科学计算以及军事领域中，然而为其以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接下来则进入晶体管数字计算机时代，与上一代计算机相比，该阶段耗能明显降低、体积明显减小、速度有所提升，因此开始运用于工业控制领域以及事务处理中。随着人们不断对其深入探索，计算机进一步发展具有更快的速度，价格被更多的人所接受，在平时处理图像与文字过程中也能运用其进行操作。现如今人们所运用的主要为大规模集成电路计算机，微型计算机时代随之来临，其应用范围已经不仅限于事务管理、军事领域以及科学计算中，它已然成为了家庭必备品。

一、乡情概况

××乡是××目前唯一的民族乡，地处金沙江畔，位于××县城西北部，距县城108公里，乡域国土面积168平方公里，东邻万德乡和发窝乡，南接田心乡和高桥镇石腊它，西与环州乡接壤，北与元谋县姜驿乡隔江（金沙江）相望。境内居住着汉、傣、彝、苗、傈僳、拉祜、白等7种民族，少数民族约占总人口的81%。境内地形地貌复杂，山高坡陡，沟壑纵横，勐果河、沙拉河、环州河三河南北纵贯全境，形成四山夹三河的低热河谷地形。立体气候明显，最低海拔950米（甲利），最高海拔2240米（大荞地）。年平均气温25—28℃，年平均降雨量580—650毫米，气候炎热，常年无霜，宜广泛种植香蕉、香巴蕉、花生、番茄、洋葱、玫瑰茄、芒果、人生果、酸角、冬早包谷、冬早蔬菜等各类多种经济林果及热区作物。2008年，全乡辖8个村民委员会，60个自然村，75个村民小组，4003户，14389人。其中，农业户3659户，农业人口14032人，占总人口的95.7%。现有耕地面积14845亩，其中水田5335亩，旱地9510亩，人均1.05亩。粮食总产量598万千克，人均有粮353千克，工农业总产值517万元，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9‰，全乡经济总收入为3075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344元。基础设施比较薄弱，农业农村发展后劲不足，经济社会发展速度缓慢，乡级财政收支矛盾突出，是一个集贫困、山区、民族、宗教为一体的典型的民族贫困乡。

二、全乡社会经济发展情况

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关心支持帮助和全乡各族人民群众的共同努力下，目前，我乡社会经济发展态势良好，各项工作稳步推进。截止2009年上半年，全乡共有农业户3659户，农业人口14034人。其中农村劳动力9387人，外出务工人员2402人。人口出生率6.22%，计划生育率98.88%。全乡总耕地面积14845亩。完成固定资产投资961万元，其中，集体投资完成77万元，私人投资884万元，已完成我乡全年指标任务。全乡经济总收入1331万元，其中第一产业570万元，第一产业中种植业收入514万元，畜牧业收入480万元，林业收入34万元，渔业收入4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565元。

产业结构调整和科技推广培训力度逐年加强，农业科技水平逐步提高，确保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是乡党委政府长期以来一直为之努力的奋斗目标。经过多年的努力，全乡粮经比例明显趋于合理，以香蕉、冬早蔬菜和果蔬为主的产业科技含量得到提升，在全乡范围内形成了规模经济。目前，香蕉种植5000余亩，冬早蔬菜种植8000余亩。仅2009年大春作物种植14845亩，其中粮食作物8668亩，经济作物6177

亩。利用热区优势，开发热区资源，抓特种养殖，抓规模养殖，常抓市场检疫。仅2009年上半年，畜牧业生产生猪出栏达8363头，牛出栏达1104头，羊出栏达5946只，大牲畜存栏达9475（头、匹）。

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肩负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致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机构已经过多次改革和发展，对强化基层基础，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撤区并乡”以来，已经过了三次“定岗、定责、定员”的机构改革，十六年以来，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要求越来越显得重要。现就“整合乡镇人力资源，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富余劳动力再就业、合作医疗人员力量和完善乡镇垂直管理单位领导任免双重管理体制”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近几年以来，国家逐步减免了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各税费和提留统筹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担子和压力，但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内容的三农工作仍然是乡镇工作的重点，整个工作必须围绕抓好“民生”来开展。乡镇工作是具体化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线”，上级几十个部门的工作安排，最终落脚点要由乡镇来具体实施和完成。当前，乡镇设置的事业及服务单位多数都是两块：一块由乡镇直接管理的主要有农业服务中心（主要含农技、农机、减免等），安监站、扶贫站、乡企站、计生站、财政所、文化服务中心等，另一块是由县直工作部门垂直管理的站所，主要有：国土所、林业站、移民站、卫生院、中心校等单位。在编制和人员方面，县直部门垂直管理的站所人员基本饱和，而由乡镇管理的站所多数乡镇缺员，特别是边远和条件差的乡镇，缺员较为严重，多数乡镇缺员在10名以上。在人事管理上和供给关系上，乡镇管理的站所由于是直接安排和面对面的管理，工作运转正常，工作效率较好，而由县直部门管理的站所，因为面宽。多数督查难以到位，工作纪律松懈、工作运转困难、工作效率不高。更为严峻的是，乡镇很多部门实行上级部门垂直管理后，乡镇政府能直接管理的站所和人员大幅度削减，对上级垂直管理的站所虽然实行了乡镇签字同意制，但是其人事任免和财政供给仍然是空的，致使乡镇政府的职权受到弱化，其职能作用发挥不好，而地方政方的职能又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千头万绪，诸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禁毒、文教卫生、整脏治乱、合作医疗等等。除了常规工作以外，临时性接到的工作任务还比较多，就是垂直管理部门的工作，政府也必须牵头部署与落实。实质上，造成乡镇政府的责权配套不够统一协调。

自**年实行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所职能相对弱化，而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社会事务办和农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多，乡镇政府的工作总量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多和细化，对站所人员的要求不但要讲数量而且要讲素质。就进一步完善乡镇站所管理，整合人力资源，抓好各项工作，具体有以下五点建设供参考。

第一条，巩固地方政府政权，强化职能，提高威性。除教育、卫生以外的乡镇站所，对其人事和经费供给，一律划归政府直接管理，这样，管理和督查工作到位，工作效率会大大增加，同时还可以便于乡镇政府对各项工作的统一协调，真正发挥好地方小政府的职能作用。

第二，乡镇对站所的人事，一律征求县直业务部门的意见后，由县编办审核，人事劳动局行文任免；在财政供给上实行主管部门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进行综合考核。

第三，对农村养老保险，建议归属于社会事务办，每个乡镇的人员编制应在3人以上；富余劳动力就业，建议归属于组织办，并确保3人办公；农村合作医疗单设一个机构，并在财政所、医院等部门抽3—4人组成。

乡镇作为国家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机构，肩负着贯彻执行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带领群众致富，促进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是联系党和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新中国成立以来，乡镇机构已经过多次改革和发展，对强化基层基础，促进社会发展进步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撤区并乡”以来，已经过了三次“定岗、定责、定员”的机构改革，十六年以来，农村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社会的发展，对乡镇机构改革的要求越来越显得重要。现就“整合乡镇人力资源，充实农村养老保险、富余劳动力再就业、合作医疗人员力量和完善乡镇垂直管理单位领导任免双重管理体制”谈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

近几年以来，国家逐步减免了包括农业税在内的各税费和提留统筹款，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基层政府在这方面的工作担子和压力，但是以“农村、农业、农民”为内容的三农工作仍然是乡镇工作的重点，整个工作必须围绕抓好“民生”来开展。乡镇工作是具体化的，“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线”，上级几十个部门的工作安排，最终落脚点要由乡镇来具体实施和完成。当前，乡镇设置的事业及服务单位多数都是两块：一块由乡镇直接管理的主要有农业服务中心（主要含农技、农机、减免等），安监站、扶贫站、乡企站、计生站、财政所、文化服务中心等，另一块是由县直工作部门垂直管理的站所，主要有：国土所、林业站、移民站、卫生院、中心校等单位。在编制和人员方面，县直部门垂直管理的站所人员基本饱和，而由乡镇管理的站所多数乡镇缺员，特别是边远和条件差的乡镇，缺员较为严重，多数乡镇缺员在10名以上。在人事管理上和供给关系上，乡镇管理的站所由于是直接安排和面对面的管理，工作运转正常，工作效率较好，而由县直部门管理的站所，因为面宽。多数督查难以到位，工作纪律松懈、工作运转困难、工作效率不高。更为严峻的是，乡镇很多部门实行上级部门垂直管理后，乡镇政府能直接管理的站所和人员大幅度削减，对上级垂直管理的站所虽然实行了乡镇签字同意制，但是其人事任免和财政供给仍然是空的，致使乡镇政府的职权受到弱化，其职能作用发挥不好，而地方政方的职能又是比较复杂的，工作千头万绪，诸如：人口与计划生育、扶贫开发、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禁毒、文教卫生、整脏治乱、合作医疗等等。除了常规工作以外，临时性接到的工作任务还比较多，就是垂直管理部门的工作，政府也必须牵头部署与落实。实质上，造成乡镇政府的责权配套不够统一协调。

自20*年实行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所职能相对弱化，而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民生”方面的需求、社会事务办和农村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方面的工作越来越多，乡镇政府的工作总量不是减少而是逐年增多和细化，对站所人员的要求不但要讲数量而且要讲素质。就进一步完善乡镇站所管理，整合人力资源，抓好各项工作，具体有以下五点建设供参考。

第一条，巩固地方政府政权，强化职能，提高威性。除教育、卫生以外的乡镇站所，对其人事和经费供给，一律划归政府直接管理，这样，管理和督查工作到位，工作效率会大大增加，同时还可以便于乡镇政府对各项工作的统一协调，真正发挥好地方小政府的职能作用。

第二，乡镇对站所的人事，一律征求县直业务部门的意见后，由县编办审核，人事劳动局行文任免；在财政供给上实行主管部门业务工作与中心工作相结合进行综合考核。

第三，对农村养老保险，建议归属于社会事务办，每个乡镇的人员编制应在3人以上；富余劳动力就业，建议归属于组织办，并确保3人办公；农村合作医疗单设一个机构，并在财政所、医院等部门抽3—4人组成。

摘要：玉米在明代晚期即已传入山西，但直到光绪年间，玉米才在山西得到普遍种植。本文通过对山西与相邻各省在玉米引种时间上的比较分析，对山西各县区玉米别称的来源及玉米传入山西的途径和时间做了比较详细的梳理归纳，进而指出玉米这种高产作物对山西社会经济发展所起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山西玉米传播引种经济作用

山西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最初比较简单，明万历至清康熙年间，个别地区在物产中只记录了玉米的名称。乾隆年间，南部的绛县和北部的大同先后对玉米的形态特征做了描述，云“其苗叶胥似高粱，穗如秕麦，叶旁别出一苞，垂吐白须，久则苞拆子出，颗颗攒簇”，[1]光绪年间，山西的一些地方志中对玉米的描述增加了新的内容：光绪六年（1880年）《闻喜县志》记有“玉蜀黍（山地园地艺，补麦缺）”；光绪九年（1883年）《怀仁县志》中记载：“玉蜀黍（不及秋霜，宜广种）”；在民国时期方志中，才见到如“玉蜀黍……颗粒有大小之别，小颗粒晚种合宜，大者宜早种”[2]这样一些对玉米品种和种植技术比较详细的记载。一、玉米在山西的别称及来源玉米的别称甚多，全国约有70余种，在山西有玉蜀黍、玉稻秫、玉高粱、玉秫秫、玉秫、玉茭子、玉茭茭、包谷、玉谷、禹谷、舜王谷、御麦、玉麦、棒子等10多种。在这些别称中，以“玉蜀黍”通行的范围最广，其他别称通行的范围都比较狭窄，如表1所示，称“玉米”的地区只有山西北部的定襄县；称“玉蜀黍”的县份在山西全省各个地区中都有，从北部的大同、怀仁、繁峙，到中部的清源、昔阳、寿阳，再到南部的岳阳、安泽、翼城、襄陵、沁源、安邑、闻喜、绛县、新绛，都做如此称呼；称“玉茭”的地区有北部的定襄、繁峙、河曲，中部的太谷、平定，东南部的襄垣、长子、阳城；称“包谷”的地区有清源、文水、河津；称“玉谷”的地区有安邑、芮城；称“御麦”的地区有阳城和新绛；称“玉麦”的有南部的乡宁和翼城；而其他别称只出现在个别县的方志记载中。同治《建始县志·物产》曰“包谷，山陕曰玉高粱”，在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记载中，玉高粱和玉蜀黍都是一起出现的，这是因为“……谷谱蜀黍，一名高粱，一名蜀秫”，[3]“……关西呼蜀黍为稻黍，今山西平阳、汾州诸郡人，余见其通呼为稻黍也”，[4]“……稷曰蜀秫，又曰茭子，即高粱也”，[5]由此可见蜀黍、蜀秫、稻黍、茭子都是高粱的别称，因为玉米“其苗叶胥似高粱”，[6]所以又被称为“玉蜀黍”、“玉蜀秫”、“玉稻黍”、“玉茭子”。对“玉秫秫”和“玉茭茭”这两个别称，光绪八年（1887年）《寿阳县志》中这样记载：“玉秫秫，茎叶似秫秫，为实大而有光泽，故名。一名玉茭茭，盖秫声之转，而字之认犹之椒菽同，从叔声而异读也。”[7]玉米之所以又被称为“包谷”，大概是因为“结实有皮包之”[8]和“《本草纲目》始入谷部”[9]这样的原因。中国直呼玉米的地区不广，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湖北等地区，“包谷”是对玉米最普遍的称呼。玉谷也是玉米的别称，在清人的地方志中，也有禹谷或御谷的。章学诚说：“苞谷一名玉米，一名玉谷，谓合五而六也。”嘉庆《河津县志》：“包谷一名禹谷”，嘉庆《商城县志》也载：“玉蜀黍一名玉谷”。玉谷的称呼多流行于北方。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这样写道：“别有一种玉米，或称玉麦，或称玉蜀秫，盖亦从他方得种。”[10]玉麦之称，在明清两代多见于云南、贵州西部、四川西部、甘肃、陕西中部、河南等地区，另外，安徽、直隶、山东等省的地方志中也有所记载。为什么叫玉麦？据光绪《名山县志》的解释：“粒豆，色黄润如玉，故得玉名”；道光《城口厅志》曰：“麦者，言可磨面如麦也”；道光《新津县志》则说：“玉麦，言其粒如麦也”。看来，果实外形似玉，又可磨面如麦子，是玉麦称呼的由来。表1山西玉米别称及通行县区分布名称|通行地区玉米|（光绪）定襄县玉蜀黍（玉高粱、玉蜀秫、玉稻黍）|（乾隆）大同府、绛县（道光）繁峙县、大同县（光绪）怀仁县、清源乡、寿阳县、闻喜县、盂县（宣统）文水县（民国）昔阳县、岳阳县、安泽县、翼城县、襄陵县、沁源县、安邑县、新绛县玉茭（玉茭子、玉茭茭）|（乾隆）阳城县（嘉庆）长子县（道光）繁峙县（同治）河曲县（光绪）定襄县（民国）太谷县、平定县、襄垣县包谷|（光绪）清源乡、文水县（嘉庆）河津县玉谷|（民国）安邑县、芮城县御麦|（乾隆）阳城县（民国）新绛县玉麦|（民国）乡宁县、翼城县禹谷|（嘉庆）河津县舜王谷|（万历）稷山县棒子|（民国）安邑县表注：括号中朝代系后列府县乡志书的刊版年代。关于“御麦”这一别称的由来，在同治十三年《阳城县志》中这样记载：“以曾经进御，故名”。在两湖地区也有将玉米叫做“御高粱”和“御米”的，大概也是因为玉米曾经是贡品，而在称呼前冠以“御”字。总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过程中，名称并未发生太大的变化，主要还是继承了玉米来源地的名称。二、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和途径玉米在国内的传播可以分成两个时期，由明代中叶到明代后期是开始发展时期，到明代后期这种农作物已传播到全国近半数省区，清代前期全国各省县份多已种植。在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稷山县志》的《物产·谷属》中列有“舜王谷”，这可能是山西古籍方志中关于玉米的最早记载，和相邻省份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相比，山西早于直隶，晚于河南、山东和陕西。另外，对玉米有较早记载的是乾隆二十年（1755年）刊《阳城县志》、乾隆三十年（1765年）刊《绛县志》和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刊《大同府志》。嘉庆、道光年间，南部的长子和河津县，北部的大同县和繁峙县在其地方志中对玉米有了比较简单的记载。[11]但是山西大多数地区的方志对玉米的记载却是在光绪乃至民国时期，即使是主产玉米的晋中地区也是在民国时期才有了关于玉米的记载。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中有这样的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御麦，今潞属广植”，[12]这说明直到十九世纪末，玉米在山西的种植才具有了普遍性（但是在光绪年间的大部分县志中都不见有玉米的记载）。根据以上方志对玉米的记载时间的先后来判断，玉米在山西省内的传播途径是由晋南和晋北同时向晋中地区推进的。情况可能是这样：明朝末年，晋南的稷山县首先开始种植玉米；乾隆中后期，晋南的阳城县、绛县和晋北的大同府等地也种植了玉米；清朝后期，玉米种植分别由晋南和晋北逐步向晋中地区推广；光绪前期，晋南、晋中和晋北都已有了玉米的种植，但分布范围狭小；民国时期，在山西大部分县份的地方志中都可见到玉米的记载了。从玉米最初传入山西到玉米在全省范围内的普遍种植经历了几乎三百年的时间，可见玉米在山西的种植发展是比较缓慢的，其原因应与山西的地理气候条件及有清一代相当频繁的自然灾害有关，尤其是光绪三年的特大自然灾害对山西的影响极为严重。据方志记载，清朝前期的一些年份里山西省境内的任何地区都发生过十分严重的自然灾害：康熙《五台县志》卷八收录阎襄《饥荒行》，引言云：“康熙十九年，太原以北至云中，千里大旱，民饥转徙十之六七，斗米钱数百不得……”；民国《永和县志》卷一《祥异考》载：“（康熙）五十九年至六十年，晋省连遭大旱，永邑更甚……盗贼遍地，饿殍盈野，性命贱如草菅，骨肉等于泥沙。……”；光绪《长子县志》卷一二《大事记》载云：“乾隆二十五年春，大饥，民食树皮草根”；民国《万全县志》《杂记》载：“嘉庆九年，夏无麦，秋无禾，粮价腾贵，麦石价银二十五两，人民离散。十年，无麦无禾，饿死、逃亡过半。”所以，在玉米传入山西的最初时期境内各地区就遇到频繁发生的荒旱。这些灾害的直接结果就是农作物的大幅度减产或绝收，饥不得食的农民或就地饿死，或流离失所，劳动力人口受到了很大损失。玉米虽系耐旱作物，但其生长期中要求高温，蒸发量大，需水量亦多，在降水量不足250毫米的地区，灌溉条件好才能生长。山西南北地理气候条件迥异，农业生产条件差别很大。晋南与晋东南地区在农业生产资源及地理条件方面，占有一定的优势，临汾与运城两大盆地土地平衍肥沃，水利灌溉便利，无霜期长，气候较为温暖，因此，农业生产水平与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比北部地区略强一些，但该地区一直以生产小麦为主，外来作物玉米还一时无法取得主导地位；晋中地区耕地主要集中于太原和忻定两大盆地，地势平衍，气候适中，水利条件一般化，是山西最为普通的产粮区，但由于人口众多，粮食供给也相当紧张，每有灾害，人口流失也很严重；与南部相比，晋西、晋北地区土地贫瘠，无霜期短，耕作方式落后，水利灌溉条件极度低下，粮食生产完全依赖于气候条件，当地农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非常脆弱。所以，清朝前期玉米在山西的传播种植范围和速度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自我朝定鼎以来，迄今二百余岁，中间水旱交咨，在所时有，然或一州、一邑，甚至二、三郡而止，从未有赤地千里，通省旱灾如光绪三年之山右者。……”[13]由此可见，有清一代山西境内的自然灾害就没有间断过，直到光绪初年发生了“丁戊奇荒”这场波及山西全境的特大自然灾害，全省上百个县似乎没有例外地同罹惨祸，山西南部地区受灾最为严重。张鉴衡《寿阳县灾赈碑计》称：“溯自乙亥（光绪元年，1875年）秋雨伤禾，谷米多黑，则晋灾之始也。至丙子（光绪二年，1876年），省南一带，饥谨荐臻，至丁丑，则赤地千里。”[14]山西农业生产条件最为优越的晋南地区尚且如此，更何况自然条件远不如晋南的晋北和吕梁地区，就更没有进行玉米种植的能力了。灾害造成了农业生产力的绝对下降，过半劳动力的死亡和逃移，[15]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光绪前期只有少数县份对玉米做了记载的原因了。“丁戊奇荒”后，在清政府劝荒和招荒政策下，大批外地客民来到山西，补充了严重短缺的劳动力，农业生产逐步得到恢复，产量高而稳定，又具有耐旱和耐瘠特性，适应范围广，高山、丘陵、平原皆可种植的玉米便以很快的速度在山西尤其是晋南地区普及开来，到光绪十八年（1892年），就处处有玉米了。据研究，玉米传入我国的途径有海陆两路：陆路一自波斯、中亚至甘肃，然后流传到黄河中下游流域；一自印度、缅甸至云南，然后流传到川黔；海路则自美洲、东南亚至沿海的闽广等省，然后向内地扩展。这三路玉米传播源逐渐向中国腹地进行渗透并最终融合。[16]从玉米在山西通行的别称来看，山西接受的主要是云南和甘肃两股玉米传播源，因为江浙闽粤等沿海省份的玉米别称绝大多数都尾缀“粟”字、“豆”字，或带有“芦”字，山西对玉米的别称却不曾有这样的字，而是像陕西一样称为“玉蜀黍”，像云南一样称为“包谷”，或像河南一样称为“玉麦”。这两股玉米传播源相继抵达山西之后便开始融合，这种融合大概结束于光绪初年，其表现之一是在同一地区具有指示两种玉米传播源的别称，如地处山西中部的文水县，在其光绪九年（1883年）刊的方志中既有标志云南传播源的别称“包谷”，又有标志甘肃传播源的“玉桃黍”[17]；表现之二是这时的地方志中也往往罗列多种玉米别称，如光绪十八年（1892年）刊《山西通志》记载，“玉蜀黍，亦名玉秫，又名御麦，处处有之。”[18]玉米是如何传入山西的，由于缺乏相关的历史资料，不能确切考证。但根据山西在明清时期的情况推测，玉米引种到山西的途径可能有两种：一是由当时在外省的山西商人把玉米种子带回到山西，经过本地农民试种获得成功，继而在山西各地推广开来；二是外省客民流落到山西开垦荒地的时候，种植了在家乡时曾赖以糊口的玉米，收成不错，山西的农民也开始种植。关于山西商人的经商活动情况，清代大学者纪昀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有这样的记述：“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纳妇后，仍出营利，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19]山西人经商以商品的长途贩运为主，明朝中叶以后，山西商人大量地向淮浙地区移居，逐步进入了全国范围的流通领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迹。如山西票号总号所在地的太谷县，“自有明迄于清中叶，商贾之迹几遍全省。东北至燕、奉、蒙、俄，西达秦陇，南抵吴、越、川、楚，俨然操全省金融之牛耳。”[20]明代山西商人在四川、云南、陕西、河南及新疆的经济活动史料中多有记载：山西潞泽二州是与三吴、越闽齐名的丝织专业区，“东南之机，三吴越闽最夥，取给于湖茧；西北之机，潞最工，取给于阆茧（阆指四川保宁府阆中县）”,[21]“潞绸所资来自他方，远及川湖之地。”[22]潞泽丝棉织物的染色，对颜料的需求很大，因而丝绵生产又推动了山西颜料商的发展。山西颜料商见于碑刻记载的有平遥和临汾县人，主要在京城、通州经营，所售颜料出自本地，或是贩自四川。日升昌票号前身山西平遥县西裕成颜料庄“所贩颜料中，有铜碌一种，出四川省，因自行重庆府制造铜碌，运至天津，以备销售，亦甚获利。”[23]明代，随着山西盐商在国内地位的日益显赫，河东盐销往“陕西之西安、汉中、延安、凤翔四府，河南之归德、怀庆、河南（今洛阳）、汝宁、南阳五府及汝州，山西之平阳、潞安二府以及泽、沁、辽三州。”[24]山西商人有明以来就参与了西茶市与西番的交易（交易地点在碉门、黎、雅抵朵甘、鸟思藏）。弘治十六年（1503年），明朝大臣杨一清向朝廷提出招商买茶，让茶商与西番直接交易，“自弘治十八年（1505年）为始，听臣出榜招谕山陕等处富实商人，收买官茶五六十万斤，其价依原定每千斤给银五十两之数，每商所买不得过一万斤，给与批文，每一千斤给小票一纸，挂号定限，听其自出资本，收买真细茶斤，自行雇脚转运。”[25]我们没有发现山西商人在甘肃的活动资料，但在张掖、武威见到过山陕会馆和山西会馆的遗址，虽然已经破败不堪，却能充分说明山西商人在甘肃曾经有过长期的经营活动。四川、甘肃、云南、陕西、河南、新疆都已在明万历之前先后开始种植玉米，[26]在山西商人与这些省份频繁的经济往来中，玉米传入山西也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按照晋商的经营习惯，分号与总号之间在人员和货物上的往来都异常频繁。另外，我们将玉米传入山西的时间、最初传入地与山西商人的发迹期、最初发迹地做一比较，发现在时间和地域上两者都相当吻合。如前所述，山西古籍方志对玉米做最早记载的是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的《稷山县志》，稷山在明代隶属蒲州。而山西商人在全国取得显赫地位是在明代弘治至万历年间（1488—1619年），晋南的蒲州、平阳一带则是山西商人最初的发迹地，明隆庆二年（1568年），进士沈思孝在其《晋录》、明万历进士王士性在其《广志绎》中都曾指出：“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这两个事件几乎是发生于同一时间、同一地域，为我们的推测又提供了一个佐证。从明朝初年开始，山西一直是中国北方一个重要的移民输出地，但同时也有不少的外地客民流落到山西求生，“在僻远的州县，不少外地客民早已在当地从事耕耘”，[27]这些州县有隰州、吉州、岚县、岢岚、临县、永和、浮山、岳阳等。光绪六年（1880年）刊《续修岢岚州志序》中提到当地的客民问题：“第山高土瘠，绝少平原，地广人稀，苦无产殖，土人俭而不勤，业农贾者率多他乡外省之人，以故直、豫、秦、陇、川、楚客民错趾于境，来往靡常，而客富于主，又人丁欠旺，恒以外姓继螟蛉，岂五行有所克制欤？”由此可见，进入到山西的客民来源相当广泛，河北、河南、陕西、甘肃、四川、湖北等省份都有，他们在山西定居之后，勤于稼穑，善于商贾，所以玉米也有可能由这些客民引种到山西。当然，玉米引种到山西的这两种途径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有可能兼而有之。总之，明清时期山西人口的频繁流动对玉米这种高产作物的引进和推广起了决定的作用。三、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概况和经济作用清代山西有关玉米单产的记载极其罕见，根据表二所示民国时期山西玉米的平均亩产量，可推测清末整个山西玉米的单产水平在40公斤左右（1914年山西小麦平均亩产是44.2公斤[28]）。玉米作为逐渐推广的作物，其种植面积在清代变化较大，但清代末年的情况可以参照民国初年的情况作些粗线条的估计。如表2所示，估计到清朝灭亡时，山西每年至少有150万亩耕地种植玉米，以40公斤的单产计，清末山西每年可产玉米60000吨左右。表2山西玉米播种面积、产量及亩产年代玉米播种面积（万亩）总产（吨）亩产（公斤）1919年153.375420491947年663.4250200401949年536.5646395086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52页。在清代各县方志中虽然很少见到对玉米产量的记载，但到光绪以后，玉米成为“山农之粮，视其农欠”，[29]“为本地人之副食物，其出产亦颇不少，麦后种之，亦为秋粮之一”，[30]可见，玉米以其高产的特性在山西一些地区的粮食作物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尤其是晋东南的潞安府，“今潞属广植，每炊必需”。[31]民国27年（1938年）《平定县志》记载了当地玉米的平均年产量，约为183750石，同时还记载了粟的年产为91875石，豆为18375石，高粱为36750石，小麦及其他年产约为36750石。[32]可见，抗战前夕玉米是平定县年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到1949年的时候，玉米在山西的播种面积为536.56万亩，年产量为463950吨，虽然只占到山西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的8%，但在山西主要粮食作物的总产量中却达到17.9%的比例，[33]如表3所示。表31949年山西主要粮食作物产量比例作物玉米谷子小麦薯类高粱比例17.9%29.2%23.4%13.3%11.0%资料来源：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山西通志·农业志》，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232页。根据以上玉米在山西的生产情况来看，玉米在山西的传播和推广对当时粮食的增产是有极大意义的：首先，玉米耐旱，能够适应北方的旱地，种植玉米可扩大耕地面积。山西农田一直以旱地为主，清代旱地面积占到总耕地面积的95%，约有65400万亩的荒山荒地尚待开发。[34]同治十二年（1873年）至光绪十三年（1887年），山西耕地面积从53,285,401亩增至56,609,070亩，[35]增加了300多万亩，和当时玉米种植的推广可能有一定的联系：其次，玉米是一种优异的高产作物，种植玉米可“种一收千，其利甚大”。[36]对处于封建剥削压榨下的大多数农民来说，通过推广特别高产的外来农作物比改良土壤或培育新的品种更容易提高粮食的单位面积产量。总之，玉米的推广，既扩大了耕地面积，又提高了粮食单位面积产量，因而能为社会提供更多的食粮，特别是有助于“丁戊奇荒”之后山西农业生产的恢复和民食问题的解决。玉米在山西的推广种植不仅促进了粮食的增产，还间接地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玉米本身用途广泛，既可当粮，又可充作手工业原料，对山西农户来说，用玉米酿酒和养猪在光绪时期已是极为普遍的事情，“酿酒磨粉，用均米麦。瓤煮以饲豕，杆干以供炊，无弃物”。[37]玉米的传播种植对山西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推动作用远不止以上所述内容，还需我们做进一步地研究与探讨。注释

[1]乾隆四十七年《大同府志》，卷1，《物产》。

[2]民国18年《翼城县志》，卷8，《物产》。

[3]山西省农业厅农业志编写组：《山西方志物产综录》，1995年，第39页。

一、新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现状

(一)不断加强了组织的规范化管理，逐步确立了建设的思路和规划

2001年7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相关部门就编制了农村文化场馆建设的统一标准，规范了县、乡、村三级文化设施，分别达到了自治区建设标准要求;2008年3月又了《自治区关于进一步加强全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和活动工作的通知》，要求注重基层农村文化管理，做好乡镇文化站评估定级工作。公共文化政策的出台表明新疆关于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组织管理向规范化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建立了激励和监督机制。近年来，新疆还陆续建立健全了一系列相关法律、法规，使新疆农村文化资源保护及开发管理走上规范化、法制化的道路。例如，2010年7月8日通过了《自治区维吾尔木卡姆艺术保护条例(草案)》;2013年3月30日批准的《吉木萨尔北庭故城遗址保护条例》等。从“十一五”开始，新疆全面系统地制定了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划，并于2006年12月和2011年10月分别颁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事业发展的第十一个和第十二个五年规划。围绕自治区所确定的思路和制定的规划，各地州县以及乡镇也纷纷制定了反映本地实际的文化建设思路和规划，普遍提出了富有县域特色的文化发展战略，并制定了具体措施。例如，叶城县、莎车县的“文化塑县”战略，库车县的“大文化”建设思路，特克斯县启动了“现代文化促进周和促进月”活动等。

(二)组织实施了新疆农村文化建设的各项公共文化服务工程

为了推动全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快速发展，自1994年以来，由国家相关部委倡导或组织实施，在自治区党委、人民政府领导下，由文化厅牵头，在全疆组织实施了一系列文化建设重点工程。具体包括自治区丝绸之路边疆文化长廊建设工程、“东风工程”和农家书屋工程、“西新工程”及“2131工程”、“村村通工程”、农村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等。此外，2003年起，国家文化部、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又实施了“送书下乡”工程、流动文化车工程;自治区自1996年起实施了新疆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等。截止到2012年，全疆基本达到了县县有图书馆、文化馆的目标，博物馆、纪念馆等公益性文化设施免费开放。农村县、乡、村(行政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网络已基本建成，③全疆14个地、州、市辖下的858个乡镇、8932个行政村及300个农林牧渔场已成立了9家农村电影院线公司。截止到2011年4月，全疆100%的行政村通了电话，20户以上自然村通电话率达到88．3%，行政村、乡镇通宽带率分别达到64%和99%。④截至2010年，全疆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建设已完成县级支中心试点和5078个村级基层服务点建设，基本形成以自治区图书馆为中心，以各地州市、县图书馆为分中心，社区、乡镇文化站为基层站点的自治区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网络平台。各地、州、县实施了适合于本地的文化建设工程。例如，昌吉州实施了包括“文化兴边”乡镇文化站建设工程和农牧民体育健身工程的“四大惠民工程”;伊犁州的特克斯县实施了文化传播工程、文化建设工程、现代文化引领工程;莎车县实施了文化引领、文化素质提升、文化惠民、文化精品以及文化净土五大文化建设工程等。⑤

(三)强化和优化文化机构服务职能，坚持开展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农村文化活动

现今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一、*年*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年,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共*市委的领导下,全市人民以邓小平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以贯彻中央宏观调控决策为主线,大力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切实把中央精神与本市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保持了国民经济增长较快、效益较好、活力较强的良好势头,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发展取得新成就,全面完成了市*二次会议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

*年本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完成情况

(一)综合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

国民经济整体素质进一步提高。预计全市生产总值达到744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增长13.5%,年度增量首次突破1000亿元。工业增加值增长16.1%;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2.9%,增速为“*”以来最高。二、三产业增幅差距从上年8.1个百分点缩小到2个百分点。

一、*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

*年，我市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党的*和十六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省委九届六次全会及市第四次党代会精神，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全面推进奔小康，再造一个新汕尾”的奋斗目标，抓好“八大措施”的落实工作，国民经济呈现出增速加快、效益提高的良好态势，经济和社会发展主要预期目标顺利实现。

（一）经济增长加快，产业结构逐步优化。

全年完成地区生产总值224.02亿元，增长16.3％，创10年来的最高增幅。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63.12亿元，增长6%；第二产业增加值86.46亿元，增长28.4%；第三产业增加值74.44亿元，增长12.3%。三次产业结构由2004年的30.3：35.4：34.4调整为28.2：38.6：33.2，全年一、二、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11.2%、63.0%和25.8%。三产稳定发展，一些新兴服务业发展较快，运输、邮电业和批发贸易、旅游、餐饮业、住房消费等发展势头较好。

（二）农业经济稳步发展，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

*年以来，我市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进程，加快农村税费改革步伐，千方百计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收入，保证农村稳定，农业稳步发展。全市粮食生产稳定，优质蔬菜、水果、水产品等经济价值较高的作物生产规模继续扩大，农业产业化经营有新的发展。农业总产值完成107.9亿元，增长6.1%。全年粮食播种面积154.47万亩，总产量51.7万吨，同比增长2.8%；水果总产量13.6万吨，增长7.1%；渔业和牧业继续发展，总产量分别为56.5万吨和11.3万吨，分别增长1.5%和7.1%。水利基础设施进一步完善，防灾减灾抗灾能力进一步加强。解决农村饮水困难工程顺利进行。

20*年，全区人民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下，以*理论和“*”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积极贯彻中央宏观调控政策措施，围绕区第三次党代会和区四届人大一次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加快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着力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各项社会事业协调发展，人民生活持续改善，进一步促进社会和谐，卓有成效地推进了金山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的全面发展。

一、国民经济

经济总量：20*年我区完成国内生产总值（GDP）305.6亿元，同比增长20.1%，可比增长18.2%。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9.2亿元，同比增长8.2%，可比增长1.0%，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0%；第二产业增加值196.9亿元，同比增长18.8%，可比增长17.4%，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64.4%，其中工业增加值184.5亿元，同比增长19.7%，可比增长18.5%；第三产业增加值99.5亿元，同比增长24.1%，可比增长21.7%，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为32.6%。第二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60.9%，拉动经济增长了11.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7.8%，拉动经济增长了6.9个百分点。完成工农业总产值（按现行价格）1031.4亿元，比上年增长23.5%。

财政收入：20*年，全区财政收入保持适度增长，全年完成财政总收入75.3亿元，同比增长13.0%；其中：中央级财政收入39.8亿元，同比增长18.6%，市级财政收入12.7亿元，同比增长11.1%，区级财政收入22.8亿元，同比增长5.5%。

第一产业

20*年，我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三农”工作，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全区粮食生产面积稳定在30万亩，种植业生产基本地全部完成无公害产地认证；养殖业基本完成了布局调整、综合整治的目标，形成奶牛、肉猪、禽、蛋、白山羊的规模化经营、标准化生产格局，畜禽规模场全部实现无公害认证，通过验收的标准化生产基地有44个，畜牧业生产出现了恢复性的增长；水产养殖业效益不断提高，名特优水产养殖发展迅速，面积达到2.4万亩，由于价格的因素，渔业生产仍呈增长态势。全年完成农业总产值（现价）26.6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种植业15.5亿元，同比增长6.0%；林业0.96亿元，同比增长3.4%；牧业6.5亿元，同比增长26.1%；渔业3.5亿元，同比增长9.2%；农业服务业0.19亿元，同比增长5.0%。农业产业化经营、农业组织化发展稳健。以银龙蔬菜、大昌双汇等8家企业化龙头继续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农业产业化发展稳健。20*年，全区农业组织化稳步发展，在去年的基础上新发展合作社8家，总数达83家，主要是粮食、蔬菜、水果等，通过农业产业发展带动我区农业的发展，从而带动农民的增收。加快推进经济薄弱村的发展。20*年，区委、区政府十分重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尤其重视经济薄弱村的经济发展，实施了“政策扶持、资金扶持、人才扶持、项目扶持和挂钩扶持”五项工作举措，推进了经济薄弱村的加快发展。

第三篇转变政府职能，实现规划目标

全面完成“*”规划确定的各项目标和任务，必须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发挥政府对规划实施的组织、引导和保障作用；必须动员全社会力量，形成全民参与和实施规划的合力。

第十七章建设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和法治政府

坚持执政为民、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切实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推进政府管理方式、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创新，提高行政效率，促进政务公开，努力建设忧民所忧、乐民所乐的服务政府，务实高效、廉洁勤政的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公正严明的法治政府。

（一）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

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按照“强化、转化、弱化”的要求，在履行好经济调节和市场监管职能的同时，更加注重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主要运用经济、法律等手段，通过制定规划、政策指导、信息以及规范市场准入，引导和调控经济运行。依法履行市场监管职能，保证市场的公正性和有效性，为市场主体服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依法加强对社会组织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注重加强社会公共政策的研究设计，完善实施机制，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增强维护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维护社会公正、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加大政府对公共产品与服务、公益性事业的投入，逐步缩小区域之间、不同群体之间获得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进一步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