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发展论文范文10篇

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思想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在1945年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将获得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即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后，党的根本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和即已明确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和党中央向党内外正式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至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做出明确概括：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第一章绪论

纵观20世纪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电力的使用已渗透到国民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电是最干净、最洁洁的能源，它易于控制，便于转换能源形式，能高度集中和无限划分，并且可以大规模生产和远距离输送，因此使得电力的发展和应用程度，即一个国家的电气化程度成为衡量其现代化水平高低，以及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面临电力瓶颈制约，因此电力工业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同时充足可靠的电力供应是现代物质社会的基础，所有发达国家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00~6000美元以前，人均发电装机容量己超过1KW。改革开放20年来，我国电力工业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发电装机容量平均每年增加10GW以上，平均年增长率达到7.48%。98年发电量平均增长率7.48%，至98年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分别达到了建国初的149倍和268倍，形成了比较完善和具有相当规模的电力工业体系。然而虽然我国电力工业取得了巨大发展，但目前的电力供需、平衡只是暂时的，我国人均装机容量只有0.21KW，人均年用电量仅有900KW.h，这一水平只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的1/3左右，为发达国家的1/6~1/10，在世界排名第80位之后，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一些偏远地区没有电力供应，并且有些地区电力供需的缓和是靠大量污染严重、能源消耗大的小火电支撑着，电力供需存在地区差别，电网结构薄弱，安全性差、可靠性低、自动化水平不高、调峰能力不足，电力工业内部结构不平衡，这一切都远不能适应21世纪对电力供应的数量和质量的要求。因此进入21世纪后，在我国经济将以较高的速度和更大规模的发展的条件下，电力如何适应经济的发展，电力工业如何在生态和环境制约条件下继续前进，以及如何接受全球范围内电力体制改革和技术创新能力的挑战，在技术下、管理下适应电力市场化体制和竞争需要，迎接全球和地区经济一体化挑战，实现电力的可持续发展，成了摆在电力工业面前的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在我国21世纪迈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增长方式逐步转变，一、二、三产业在国民经济结构中的比重不断变化，对我国电力工业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任何国家在工业化时期，电力都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保证、是基础。21世纪我们要以较快的速度赶超发达国家，因此，在研究电力可持续发展，研究电力与社会、经济、环境组成的复合系统协调发展时，就必须重视电力与山产出量的增长、产出结构、投入结构、劳动力结构、消费结构等经济因素所组成的经济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电力与经关系可用下面的系统作用图描述:

从图中可以看出，电力作为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对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电力与各产业部门有着紧密的联系，电力发展与社会起着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作用，在未来发展中科技进步将对电力工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研究电力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从整个系统的角度出发。我国林业、农业等行业都在进行本系统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本课题致力于研究电力行业如何与经济协调发展，如何实现可持续发展，对电力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第二章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

第一节电力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涵义

关键词:社会转型/刑事政策/导向功能

内容提要: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影响在于犯罪状况的变化所引起的刑事政策的调整；对于刑事政策模式的影响在于任何刑事政策，无论其形式多么协调和谐，也无论在什么时刻什么地方，都不能用一个单一的刑事政策模式去看；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价值的影响在于自由和效率的提升；刑事政策的功能体可以从多方面去考察，但最终归为两大功能：导向功能与符号功能。

一、社会转型与刑事政策的一般考察

社会转型是指社会结构和社会运行机制从一种形式向另一种形式的转换。社会转型对刑事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社会转型引起犯罪状况的变化，进而引起刑事政策的调整。关于社会转型与犯罪状况之间的密切关系，中外不少学者均有过研究。

例如，美国学者路易斯?谢利经过考察指出：“犯罪已成为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1](P200)我国学者肖剑鸣也持类似观点：“犯罪现象的暂时性局部加剧是改革进程中所必然要付出的代价。”[2](P67)王智民、黄京平两位先生对转型期的经济发展与犯罪变化之关系进行了考察，指出在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犯罪现象也呈现出不断增长的趋势。例如，1990年与1980年相比，全国国民生产总值由4470亿元增加到17400亿元，平均每年增长8.966%，但1989年与1978年相比，刑事案件的立案率也增长了2.2461倍，平均每年增长11.298%。[3](P1)学者郭星华指出了前述“同步论”者（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之间存在一种“同步效应”）的局限，认为“仅考察经济这一项因素与犯罪之间的关系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把视野放宽一些，考察其他与犯罪变化有关的因素。”（注：参见郭星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与犯罪研究》，第5页。这种观点也得到了另一些学者的支持：“如果只从一般现象出发，把经济发展与犯罪增长这两个社会发展过程中可能并存的现象牵强地作为必然的因果关系去考察，就有可能把犯罪学研究引入歧途。”参见康树华主编：《比较犯罪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08页。虽然笔者在犯罪原因问题上是持多因论的，但对于前述“同步论”者的思路，笔者并不认为它会把犯罪学研究引入歧途，倒更倾向于将其看作是一种“片面的深刻”，想想犯罪学史上的龙勃罗梭等人，他们留下的实证资料和思维比起某些纯意识形态的犯罪学者来，不知要宝贵多少倍。）另外，学者张小虎对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犯罪原因也进行了探析，指出宏观上，转型期中国社会犯罪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意识价值、社会分层的失衡而构成的社会紧张，尤其是这种紧张缺乏合理有效的制度规范予以化解。微观上，个体犯罪行为和由目标与现实之间的拉距所构成的紧张正相关，而与由合法方法、违法成本所表现的化解负相关。[4](P200)

【内容提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唯物史观、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现代社会”的理论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它对于当今认识和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在阐释马克思的社会发展观之前，让我们先看看马克思是如何界定社会这一概念的，因为社会这一范畴是其社会发展理论的基础。马克思于1846年12月28日至巴·瓦·安年柯夫的信中对社会这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重要范畴第一次下了定义：“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究竟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P320)另外马克思还在其它地方提出过“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所谓社会关系，构成为所谓社会。”(P363)这两个规定体现了社会最主要的内容和本质的东西，即社会是一定生产力发展状况下的人们的相互关系。

【内容提要】发展的实践凸显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意义不仅体现在它所直面的时代与问题仍在“当代”之中，而且体现在它自身所特有的理论价值中。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价值不是自然显现出来的，而是需要人们的自觉把握，这就要求从问题的审视、发展经验教训的总结、不同发展理论的比较、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特质与品格的领悟等方面去理解和把握。寻求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的基本途径应是切入发展实际，突出“问题意识”，实现理论与现实的合理互动。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当代价值/把握方式/寻求途径

【正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11站在时展新的起点上来重新审视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已是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发展理论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对接？其当代价值究竟有多大？如何看待和把握其当代价值？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首先澄清的问题。

一、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历史命运与当代价值

马克思主义自创立以来，在其一个半世纪的发展中走过了一条不平凡的道路。同马克思主义的总体发展情况一样，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也经历了坎坷的发展。一方面，随着发展理论的深入研究，众多学者都对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抱以极大的兴趣，并给以特别的关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一些原则性意见以及关于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观点等，受到了高度重视和深入研究。可以说，一个真正严谨的学者，在其研究中都不敢轻易否定马克思的理论地位，尽管评价不一。另一方面，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在其研究过程中也确实遇到不少质疑。在西方学界，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19世纪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产物，而在今天后资本主义时代和全球化时代，这一理论很难解释当展现实，因而只能作为一种理论参照；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主要侧重的是对社会发展的宏观说明，而不是对发展问题的微观分析，用这样的解释框架难以回答今天的具体发展问题；还有的观点认为，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完全是一种现代性的宏大叙事，这样的宏大叙事对于当代社会的多样化发展来说，没有什么解释力和穿透力。类似的观点还可以罗列很多。但不管什么样的观点，都实际上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当代命运问题。亦即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在今天究竟是否还有生命力？

摘要：本文选取两个角度以透析国外学二十年来的。在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任务，解释主义取代了主义，“黑箱”的教育社会学被打开了，学校——学校中的知识、课堂、标准与评价究竟代表谁的利益？第二个追问是“研究者是谁？”，人被身居不同立场的人所取代，立场中被压迫者的声音开启着研究的个体性、多样性与差异性，后理论蔚然兴起。从“新”（马克思主义）到“后”（现论），人回到了教育社会学的中心。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比较教育新教育社会学立场理论

教育社会学并没有让人眼热的，但有骄人的贡献，有充满活力的现在，活力后的纷争又预示着未来的发展。它的奠基者可追溯到马克思、韦伯、涂尔干，从诞生始，它就不处于边缘地位而成为教育学科群中最具思想活力、提供批判反思并指引路标的“母学科”之一。1971年以来，这一领域闪烁着一群光彩夺目的星星，譬如，艾坡（Apple）、伯恩斯坦(Bernstein)、吉鲁(Giroux)、瑞威（Renway）、赖塞尔（Lather）、麦克赖恩（Maclaren）、威克斯勒（Wexler）、威蒂（Whitty）1。当然还包括不久前刚逝去的布迪厄（PierreBourdieu）——他的研究凝聚着一个杰出社会科学家对教育问题与实践的关注与探究，并使“教育研究”不再划地为牢地限制在贴着教育学家标签的狭小圈子中。他们的研究使教育社会学——无论是登台唱大戏的各路理论流派，还是唱念坐打招式不同的论与认识论，皆成为吸引人的智力同时生长快速的领域。

鲍尔（StephenJ.Ball）在2000年出版的《教育社会学：重要论文集》（SociologyofEducation:Majormes）出口就发出这样的感慨：任何教育社会学的努力都是困难的，相应作出的任何概括也是脆弱的。本文无力也无意步此后尘，仅从最吸引笔者的两点出发，即在研究对象上，“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在研究主体上，追问“研究者是谁”——立场理论的凸现，以透析西方、准确地说是国外——包括崛起中的非西方，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

一、“建构”（make）取代“接受”（take）

一个研究者进入问题时，“问题”之于他（她），究竟是"take"还是"make"？这并不是一个语言游戏，而研究问题的转折——借用鲍尔的话，研究取向中解释主义取代了自然主义2。

摘要本文从德育社会学角度论述德育在人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强调了德育因素的客观性、德育的重要性和德育的科学化问题，提出了优化德育过程的几条原则，对德育研究和实践具有一定的启发。

关键词德育因素；德育；合社会；适应与发展；内化；社会化

中图分类号G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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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因素是制约人适应与发展的客观的重要因素之一。人生活在并只能生活在社会中，其存在、适应、发展都受社会条件、社会关系、社会制度交互作用，其中，那些制约着人适应与发展过程的精神世界、个性品质、潜能的东西，就充满着德育因素。不论人们主张或不主张、从事或不从事、接受或不接受德育，德育因素都客观存在于社会现实之中，无所不在、无时不有、无孔不入，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客观地对人的适应与发展起作用。人在适应与发展中，不受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就会受不好的德育因素影响，只是影响的方向程度、效应不同而已。

狭义上，学校德育与社会德育不同，广义上，所有德育都是社会德育。德育过程不单在学校中，所有社会成员都有一个接受德育或再德育的客观过程。一个良好的社会德育，乃是社会成员获得合社会适应与发展的必不可少的重要途径。狭义看，社会德育相对学校德育而言，具有相对的不可控性，但其发生作用的现实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良好的社会德育促进社会成员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反之则延缓、阻碍甚至损害社会成员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进程。自觉、合理、科学地调动起所有良好的社会德育因素，实施健康的社会德育，就是要以人的合社会的适应与发展为根本目标，使社会成员不断内化人类肯定性的精神本质，实现合社会的个人调谐与合个人的社会调谐之辩证统一，从而加速人的社会化进程，促进社会合理化，推进社会文明。

人具有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两层属性。从各种因素的地位看,人既是人地相关系统中的主体,又是环境和资源的组成要素。研究我国人口问题与社会持续发展对于探讨有中国特色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我国人口的主要特征

(一)人口众多

国家统计局1982年公布的我国总人口,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人口,全国10.32亿人,约占世界总人口的22.93%。1993年末,我国大陆人口已达11.85亿,比1992年净增1346万人。1949年末到1993年末的44年间,我国大陆总人口翻了一番多,目前已超过12亿人。

(二)绝对增长量大

我国人口的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1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如1930年出生率为38‰,死亡率为33‰,自然增长率仅5‰;2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如1965年出生率为37.88‰,死亡率为9.50‰,自然增长率为28.38‰;3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由于70年代末我国政府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人们生育意识的变化和生活水平不断的提高,这一阶段中,1985年出生率为21.04‰,死亡率为6.78‰,自然增长率为14.26‰。1993年出生率为18.09‰,死亡率为6.64‰,自然增长率为11.45‰。世界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发达国家为6‰,发展中国家为20‰。但由于中国人口基数大,育龄人口和将要进入育龄的人口比重大,我国人口的绝对增长量仍然是相当大的。

【内容提要】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主要包括唯物史观、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论、“现代社会”的理论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思想。它对于当今认识和制定社会发展战略和现代化建设方针政策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英文摘要】MarxistSocialismdevelopmenttheorymainlyincludesmaterialism;socialformationandsocialevolutiontheory;thetheoryof“modernsociety”andthethoughtofperson''''sall-roundfreedevelopment.Atpresent,ithasgreatsignificanceinunderstandinganddrawingupsocialdevelopmentstrategyandthepolicyofestablishingmodernization.

【关键词】马克思/社会发展/唯物史观/Marx/socialdevelopment/materialism

【正文】

中图分类号：A81，K0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9247(2003)04-0003-03

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观的理论渊源和经典体现，是与马克思社会生产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社会结构理论和社会冲突理论紧密相联的有机体。马克思的社会发展理论不仅包括了对东、西方社会不同的发展历史、现状及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途径、道路问题的分析，提出了关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动力以及社会形态依次更迭的理论，而且也包括了对整个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具体社会形态所进行的研究(如对英国、德国、法国、俄国、中国等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国家社会发展道路的探索)，并提出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著名论点。它涉及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人的社会行动、社会结构、社会形态与社会演进、阶级斗争学说以及权力、统治、官僚制、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进行的经济与社会分析，其内涵丰富、体系完整。诚然，马克思当时接触到的非欧洲国家的历史资料是非常有限的，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思考有待深化，而这给马克思主义者留下了理论发展的巨大空间。本文仅选择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中若干主要思想作粗浅分析，探讨其在我国社会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中的指导作用与启迪意义。

一、的社会发展战略思想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战略思想可追溯到新中国成立以前，早在1945年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就指出：“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1]在建国前夕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即说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即将获得的时候，便顺理成章地提出了民主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即无产阶级取得全国政权后，党的根本任务是“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不难看出，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党和即已明确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目标。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以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根据中国社会的特点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开始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

在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主持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中，明确把建设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

1964年12月，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和党中央向党内外正式宣告：“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至此，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战略目标。

坚持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走有自己特点的社会主义道路。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专门对“中国工业化道路”做出明确概括：工业化道路的问题，主要是指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发展关系问题。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