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论文范文10篇

内容摘要：广告口号铺天盖地，大致可分为三类：说明商品或服务功能、品质的；宣传企业文化和品牌的；传递现代的生活理念和科学的消费观念的。广告口号是研究社会变迁的生动素材，它随手拈来，但却真实、准确地记录了人们消费观念、生活观念不断进步的过程和生活水平提高、社会文明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广告口号社会文明

商务务印书馆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对“口号”的解释是“供口头呼喊的带有纲领性和鼓动作用的简短句子”，但就当今社会现实看，这个定义偏狭了些。现实生活中，口号可能是时代精神、理想信念、行为规范的凝炼和概括，可能是一定目的、某项任务的设定和指向，也可以只是一句忠告，一个提醒，一种关怀，一条信息，听不听、看不看，悉听尊便。生活是鲜活的，现实是客观存在的。笔者认为“口号”可以定义的宽泛些，就是指供口头传诵的简短句子。特点如下：有特定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有时效性；简洁明了；口头传诵。利用口号、标语作为宣传手段，是极为常见的现象，可以说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普京当选俄罗斯总统，那句“让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竞选口号功不可没，小泉纯一郎高呼“改革无禁区”的口号坐上了日本首相宝座。时下中国，从南到北，从东到西，口号标语伴你走天下。

广告口号的发展演进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最难忘的是一串串的政治口号，任何大的政治决策、政治主张、政治变革都在口号上打下了烙印。从政治学或社会学角度分析，各个不同时期流行的政治口号和某些宣传口号，为我们研究社会体制变迁和社会意识形态变迁及其线索提供了大量丰富的信息和素材；而同一时期流行的不同口号则为我们多侧面地展示了社会变迁的复杂性和曲折性。就现阶段而言，存在政治口号或带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多且滥现象，形式主义倾向严重。有些时髦口号只是为了装点门面或例行公事；有些口号内容本身假大空或缺乏科学性，行文粗俗生硬，有悖社会主义道德风尚和精神文明。但从另一方面看，这种现象和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征候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超出了常规的想象力，旧的破除了，新的还在生成过程中，无论是制度还是观念的建构与完善，都还需假以时日，整个社会在相当长时间内将显现出新质和旧质共存，有序与无序交织的状态，社会的价值取向、利益主体多元化。与这种社会发展趋势相一致的是，社会心理的深刻变化：从封闭走向开放，从单一走向多样，从狭隘走向宽容，从僵化走向活跃。这一过程中各类社会群体、利益主体都想张扬自己，努力向社会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和价值观念，大众化的口号、标语成为他们宣传自己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于是谁都喊口号，写标语，口号、标语的泛滥也就不足为怪了。

除了政治口号和带政治色彩的宣传口号外，铺天盖地的是商业广告口号。商业广告口号是19世纪以来现代广告活动成熟化和广告文案写作专门化后的产物，一句成功的广告口号不仅会给商品和企业带来巨大的现实利润，同时也成为商品和企业形象借助口碑流播的一面旗帜，从而鲜明持久地招引受众视线，诱惑人们由消费而生的种种欲望。

论文摘要：随着社会变迁，由于市场经济负面因素、西方除道德化观念、高校片面的教师评价机制、高校师德制度建设滞后等因素的影响，高校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育人意识淡薄，敬业精神不足，忽视师德修养等师德困境。要破解高校师德困境，必须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制定科学的高校师德规范，积极推进高校师德建设的制度化进程，构建师德建设的良性运行机制。

论文关键词：社会变迁；高校，师德；教师；高等教育

师德是教师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所形成的比较稳定的道德观念、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总和，它反映了国家和社会对教师职业操守的基本要求。“学高为师，身正为范”。教师不仅是授业的经师，更是传道的人师，其道德操守、行为举止向来受到严格的约束。教师要时时处处以身作则，凡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必须先做到做好；凡要求学生不能违反的，自己首先不能违反。正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如果教师不能言行一致、以身作则，又怎么能去教育和影响学生呢?

中国自古以来就十分尊师重教．首先是由于教师德高身正．严于自律。孔子是被尊崇为“万古师表”的古代杰出教育家，他的学生子贡评价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仁且智”是孔夫子身上体现出来的鲜明特点，也是孔子被尊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的主要原因。但是，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对人们思想观念产生的冲击越来越强。教师德行也面临严峻挑战，这在高校尤为突出，部分教师的奉献意识、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缺失。

一、社会变迁下的高校师德困境及成因

社会变迁是指一切社会现象发生变化的动态过程及其结果。而本文的社会变迁从内涵上分析，是指与高校的教育教学环境有直接关系的社会动态变化过程及其结果；从外延上看，主要包括经济变迁、社会结构的变迁、社会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迁、科学技术的变迁、文化的变迁等。社会变迁给高校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给高校师德建设带来新的困境，如道德约束弱化、道德责任淡漠、道德选择无序、道德评价失范等。

第一、政治权威结构的变化。

第二、意识形态在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化。

第三、政府功能在政治结构中的作用的变化。

第四、利益集团的产生及其对政治结构的作用。

第五、民主进程的发展及其对政治结构的影响。

第六、政治决策机制的变化。

摘要:清朝末年，中国东北地区出现边疆危机，使得人们把目光转向东北，众多学者开始研究东北历史。随着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区域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与创新对于区域政治经济发展越来越重要。因此，对清代东北地区移民及行政管理体制变迁的研究，也日益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研究的热点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梳理整合并提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东北移民;行政管理体制;变迁

清代集历代王朝统治经验之大成，在社会控制、民族关系、边疆开拓与治理方面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东北地区作为满族的发祥地，其行政管理体制具有显著特点，适应了特定时期社会经济及人口发展的状况。清代旗民双轨并行制度是在移民不断涌入的前提下逐步建立的，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而清末州县行省制的确立，又体现了行政体制的发展性与适应性。近年来，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强调对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对清代东北地区行政管理研究取得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成果。

1国内研究现状

1．1建国前的研究状况

建国以前，由于资料等诸多条件不足，对于东北移民及行政管理制度的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也不乏相关成果的出现，主要侧重于东北移民问题的研究。值得一提的有:中国学者萧一山《清代东北之屯垦与移民》依据大量数据资料对奉天、吉林、黑龙江之垦务与移民做了详细分析。除此之外，王成敬在《东北移民问题》一文中运用了大量的数据分析东北移民的原因、移民的路径及移民的经济状况，具有直观性和很强的说服力，为进一步研究清代移民与行政管理体制的变迁打下了基础和开拓了空间。这一时期对于东北行政制度研究只是在相关著作中略有提及，研究内容不够深入具体，具有“通史”的特点，主要论著有:罗志渊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1］、程幸超的《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略》等。

［摘要］研究型教学法是一种训练学生研究能力和提升教师研究水平的综合性教学方法。要有效地实施这种方法，教师必须从探究路径、教学诉求、发问基础、教学氛围、教学形式、教学目的和成绩评定七个方面进行科学设计。作者以给研究生开设的一门课程的教学为例，说明研究型教学法的操作化过程及其逻辑。

［关键词］研究型教学法；创新；研究能力

更新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是各级学校的中心议题。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在每一年龄阶段，人均会有不同的身心发育特点。学生在进入大学以后生理上已全面进入青年期，心理上也随之出现很多新的变化。他们善于分析和综合客观事物，能够坚持较长时间的脑力活动，并表现出精力旺盛的特征。所以，大学生可以承担较重的学习任务，学习一些深奥复杂的理论。因此，高等学校的教学应该以“研究型”为特色[1]。因为，在各种教学模式中，研究型教学模式更能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更适合培养高素质的创新人才[2]。

就“研究型教学法”的含义，学者们大抵有两种取向：其一是面向中小学而提出定义，如认为研究型教学是指教师以课程内容和学生的学识积累为基础，引导学生创造性地运用知识和能力，自主地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在研讨中积累知识、培养能力和锻炼思维甚至创新教育意蕴的新型教学模式[3]；研究型教学是教师通过指导学生从自然、社会和生活中选择和确定与学科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使学生在独立的主动探索、主动思考、主动实践的研究过程中，吸收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获取新颖的经验和表现具有个性特征的行为，从而提高学生的各方面素质，培养学生创造能力和创新精神的一种实践活动[4]。这些定义强调了提升学生吸取知识、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研究”仅仅当成一种需要创设的情景来对待。由于中小学是以知识的传授为主，因此，研究型教学法中的“研究”在中小学的主要目的是提升学生对科研的兴趣。

第二种取向是面向大学教育而提出的定义，如大学研究型教学强调教师研究性地教与学生研究性地学的有机融合，主张师生在共同研究中共享研究乐趣和研究成果，促进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创造性人格发展的教学思想、方法和模式的综合[5－6]；高校研究性教育的一个模式应该是引用任务型教学理论，通过分配特定的教学任务，锻炼学生做事的能力[7]。所以，在高等学校运用研究型教学法要求教师有较强的研究旨趣，学生有较好的研究精神。下面我们以研究生课程的教学为例，阐述研究型教学法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操作化目的，以期抛砖引玉。

一、研究型教学法的操作化设计

一、关于中国纪录片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1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论文关键词：社会变迁礼治思潮仁学思想道德文化

论文摘要：孔子的道德学说是构建在春秋时期宗法血缘关系遭到破坏、宗法等级制度逐级崩溃的社会变迁的基础上的;也是构建在礼治思潮兴起、人们重视社会秩序与社会规范重建的思想资源基础之上的。在具体的构建上,它以“仁”为核心,也包括一系列的道德规范与道德修养方法,由此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

孔子的道德学说是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鲜明特色,其道德学说开创了先秦儒家道德文化。由孔子开始在中国思想史上才有了针对社会普通的个体成员的独立、系统的伦理道德理论。本文试图对孔子道德学说构建的相关问题进行探讨。

一、春秋的社会变迁——社会基础

春秋时期的社会变迁是孔子道德学说得以建立的社会基础。春秋的社会变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社会经济方面。青铜和铁制农具逐渐运用于农业生产,牛耕开始使用。施肥、除草、中耕、灌溉等农业技术得到全面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较大的提高。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开始出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个体劳动。如《论语·微子》中子路遇到的长沮、桀溺和荷丈人都是独自耕作的农民。《左传·僖公三十五年》记载的降为农民的原晋国大夫冀缺夫妇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进行农业生产的。《诗经》中也有不少反映个体农民家庭生活的诗,如《王风·君子于役》、《郑风·女曰鸡鸣》等。在工商业领域世袭的“工商食官”制度被打破,出现了独立的私人手工业者和私商,象著名的工匠,如鲁国的公输般,郑国的大商人弦高,越国的范蠡,孔子的学生子贡等。春秋中后期,社会上出现的大量脱离原有族属的个体家庭和个体劳动者,使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宗族组织开始瓦解,独立的个人意识开始出现。

论文摘要:阐述了安东尼·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认为他的结构化理论是他的“双重解释学”的具体运用，社会整合和系统整合是其结构化理论所要给出的最终答案之一。吉登斯的理论缺乏某种系统性，给人的印象是众多概念的堆积，这些概念所形成的命题没有内在的必然性。他赋予了“结构”及“结构化”概念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含义，但没有说明这两个概念在内容与形式方面何以能够统一。

论文关键词:安东尼·吉登斯“双重解释学”结构化理论针对性局限性

英国当代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Giddens)，可以说是一位划时代的社会学理论家。他提出的结构化理论，启发人们从新的视角来审视个人与社会、能动与结构之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在社会学发展史上，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即方法论的个体主义和整体主义。吉登斯不满于传统社会学流派对上述关系的割裂，认为在生活世界中社会系统与个体行动是非常自然地结合在一起并形成互动，在社会学理论中不应将它们割裂开来。

一、结构化理论的针对性

要认识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必须首先了解他的“双重解释学”。“双重解释学”是吉登斯关于社会学元理论问题的一种表述，其基本涵义是:社会科学观察者必须从解释学角度掌握生活的各种描述，然后将这些描述转化成社会科学的话语范畴，这些话语范畴同时也为普通的行动者解释与掌握，并重新纳人到社会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中。

吉登斯深刻地探讨了作为结构化理论前提的社会学元理论的核心问题，即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差异性，批判了社会学中从孔德到涂尔干等人形成的“自然主义”和“功能主义”倾向，在解决生活世界与社会科学专业性世界之间的关系以及社会科学的基本性质与任务等问题上，提出了“双重解释学”。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广泛的批判、借鉴其他社会学流派以及心理学、历史学、地理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形成了他的结构化理论。“双重解释学”划清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本质差异，指明了社会科学的实践内涵及与日常生活世界的紧密的互动关系。

唐承隋制，以科举取士，前人对此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从《新唐书》有《选举志》始，宋元明清各朝都对唐代之科举有评论或研究，清朝徐松的《登科记考》则是后人研究唐代科举的重要资料来源，后孟二冬著《登科记考补证》，更拓宽了科举研究之资料来源，后又有王洪军著《登科记考再补证》，综合碑志材料，为唐代科举的研究提供了更多更新的材料;阎文儒著有《唐代贡举制度》、吴宗国著有《唐代科举制度研究》，从制度上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给我们提示了唐代科举制度的本来面目;程千帆著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首次将科举考试中的现象与文学结合起来研究;傅璇琮在20世纪80年成《唐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对唐代科举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开了唐代制度与文学研究相结合的先河;郑晓霞著《唐代科举诗研究》，从科举诗的角度对唐代科举进行研究;金滢坤则从科举与社会变迁的角度著有《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变迁》一书，详细论述了科举与社会变迁的关系。还有很多硕士论文也从各个方面进行唐代科举研究，也还有一些单篇论文对科举与文学进行了研究，总的来说，对唐代科举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是比较全面了。从以上所列的专著来看，对唐代科举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唐代科举制度的研究，如吴宗国、阎文儒的专著;一是唐代科举与文学的研究，从科举对文学的影响的方面进行研究，如程千帆、傅璇琮的专著;再就是从科举与社会的角度研究，如金滢坤的专著。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前人对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尚是不全面的，应该还有一些角度可以对唐代的科举进行研究，比如从科举文学的角度。

一、从科举文学的角度研究的可行性

台湾的龚鹏程在他的《唐代思潮》一书中《文学化社会的形成》一章明确地提出了一个“文学崇拜”的概念，认为唐代存在一种对文学的全社会的崇拜，而这种崇拜最主要的表现方式就是进士科举，以至于在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对文学有一种近乎着魔的崇拜，从皇帝到普通百姓，从读书人到官员，甚至山林中的僧人也参与了起来［1］。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是科举———进士考试———影响了文学，倒不如说是文学崇拜影响了科举考试，从科举考试的名目以及考试内容来看，文学崇拜对科举考试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当然，科举考试最终也不可避免地对文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唐五代时期的笔记小说来看，很多内容都是与科举有关的。如《唐摭言》，几乎就都是记录唐代科举的事，又《唐语林》、《北梦琐言》等笔记小说中都记录了大量与科举有关的事。一些文学作品，如传奇小说也是以进士科举为题材，至于科举诗则更不待言。从文体发展的情况来看，律赋的形成就不能不说与唐代的科举有关了，彭红卫的《唐代律赋考》对唐代律赋的产生及演变过程有详细的考证。这些都是科举对文学产生巨大影响的明证。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思考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很明显，唐代科举与文学的影响是相互的，作为一种在唐代最引人注目的取士制度，反应在文学上也是深刻的，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因为科举的出现，在唐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学———科举文学①。所谓文学，《新编汉语词典》的解释是:“以语言文字为记述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散文等。”［2］从科举对社会产生的影响看，科举完全可以称之为一种文化，而与之相关的一些作品，如诗歌、小说、散文，还有在科举考试中产生的大量省试诗、试策、律赋，都是用语言文字记述下来的、反应客观现实的艺术。由此，我们就找到了对唐代科举进行研究的另一个视角，那就是，以科举文学为研究对象进行研究。唐代科举对唐代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甚至影响了唐以后一千多年的中国历史。那么，单从诗歌或者小说的角度、从制度本身来观照科举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不能算是完全地把握了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刘海峰在《科举文学与“科举学”》一文中指出:“大量反映科举活动的文学作品，尤其是个案人物的科举经历和体验的细节，有助于重构科举场景，还原科举实态，有助于加深对科举的认识，研究科举文学为全面深入地了解科举制提供具体而生动的历史图景，可以丰富‘科举学’的内容，拓展‘科举学’的空间。”［3］从文学的角度进行科举的研究，研究者们已经做过很多艰难而有成效的工作，也正如刘海峰在上文说的那样:“从文学角度研究‘科举学’，成果层出不穷，除了集中研究八股文、试帖诗以外，还关注科举制与《文选》学、与唐代进士行卷、唐诗及唐宋传奇、唐宋的韵图、唐宋律赋、元曲及明清小说等的相互关系，还有大量关于文学家的科举生涯、文学群体的科举生活与心态、文学作品与科举的关系、古代文人的科第情结、举子与青楼文学等方面的论文出现。”虽然如此，我以为，既然能够提出科举文学这个概念，那么我们也能从科举文学的角度对这一个领域进行研究，而不是把视角只限于“科举与文学”的研究。唐代科举文学，本身就是构成唐代文学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自然也可以作为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对象，从文学的角度对之进行系统的研究。唐代的科举文学研究，完全有可能、也有必要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唐代文学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这也是“文学研究”原本的任务。

二、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

从笔者能查到的资料来看，现在对科举文学的研究，从文学的角度出发的，主要是在小说与诗歌，如郑晓霞的《唐代科举诗研究》，滕云的《唐代落第诗研究》，还有一些硕士论文也是从落第诗的角度进行研究①。近年来，学界对唐代的省试诗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4］，但都还在诗歌的范围。从小说角度出发的则应该是程国赋先生的《唐五代小说的文化阐释》的有关章节和王汝涛的《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的有关章节。而从文学的角度对唐代科举中的赋及赠序等的研究则极少见。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范围，笔者以为可以包括以下内容:唐代科举诗、唐代与科举有关的笔记小说、唐传奇、科举赋、还有与科举有关的各种赠序等。似乎这些都是老生常谈的东西，但是我们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则会发现很多新的东西。唐代科举虽承隋制，但并非一成不变地沿用，而是有了较大的改变，对于隋代科举的具体情况，杜佑的《通典》、《隋书》、马端临的《文献通考》都提到过，《通典》卷十四《选举二》说:“隋文帝开皇七年制:诸州岁贡三人，工商不得入仕。开皇十八年又诏:京官五品以上，及总管、刺史，并以志行修谨、清平才干二科举人。……炀帝始建进士科。”［5］《隋书》卷第三云:“夫孝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厉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6］其实隋代的科举取士之法并不清楚，唯刘肃《大唐新语》卷十《厘革》云“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7］，虽隋代已经有明经进士之科目，但隋的科举是如何进行的并不明确。按诸书所说唐承隋制，大概其内容也差不多，只是后来唐代的科举制度发生了改变，如秀才一科最终消失，并增加了明法、明字、明算三科。再如明经本与进士一样，不分高下，到唐代慢慢演变为进士倍受重视，而明经则出现了“明经擢第，何事来看李贺”的故事［8］。唐代科举其实一开始与文学并未有多大的关系，《新唐书选举志》说:“凡进士，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经策全能为甲第，策通四、帖通四以上为乙第。”足见科举与文学并没有在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选举志》又说:“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建言，明经多抄义条，进士惟诵旧策，皆无实才，而有司以人数充第。乃诏自今明经试帖粗十得六以上，进士试杂文两篇，通文律者然后策试。”［9］至此，科举与文学才算正式发生了关系。然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别録上》的按语中说:“按进士试杂文，先用赋，后增以诗，皆在玄宗时。”［10］那么至迟在玄宗时，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非常密切了。谈到科举与文学的关系，就不能不谈到唐诗与举的关系，自严羽《沧浪诗话•诗评》说:“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11］关于唐诗与科举关系的探讨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到现代也还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如傅璇琮的《唐代科举与文学》就谈及这个问题，他认为进士试诗赋时唐诗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科举对唐诗并无促进作用，相反还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①。笔者认为唐代科举对文学的影响并不能只看到科举跟诗歌的关系，而应该全面地考察。文学并不就只是诗歌，虽然唐诗是唐代文学的主流，但也不能代表所有的文学样式。程千帆先生有一段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说:“个人年来涉猎文史，鸠集了一些有关这些问题的资料，因而大致明白了进士行卷是怎么一回事，并且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唐代文学发展起着进一步积极作用的，并非科举制度本身，而是在这种制度下所形成的行卷这一特殊风尚。”［12］确实，如果光从科举制度本身来看，与之有关的只有省试诗，而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文学产生的一些新内容不得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对唐代科举文学的研究，应该改变那种只把重心放在诗歌和笔记小说上的现象。当然，唐代诗歌作为有唐一代的最主要的文体，受关注程度高这本身也无可厚非，但是，我们要做的是对科举文学进行全面的研究，那就不能，也不应当只把研究视野局限在诗歌或笔记小说的范围内，而应该把视野拓展到科举文学的各个方面。只有这样，才能算是对科举文学的全面的研究。

三、唐代科举文学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