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英文论文范文10篇

摘要：本文论述交际教学法论文的概念、理论基础、基本原则、主要关系及我国成人英语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交际教学法在成人英语教学中的作用及运用。文章旨在说明在成人英语教学中，语言教师能积极营造良好的交互情境、明确交互的要求、精心设计提问和问题以及加强对英语课堂教学交互的研究，将更多的课堂教学时间和重点放在学生英语应用能力的提高上，运用符合我国成人英语教学实际的教学方法。

关键词：交际教学法成人英语教学教学理论

一、引言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外交流活动越来越多。许多人已经认识到英语在工作和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大量的社会工作人员积极接受继续教育学习英语，为自己的工作增加动力。成人学习英语与青少年学习英语存在着许多的差异。如何能使成人学好英语？交际教学法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文将就交际教学法在成人英语教学中的运用进行分析。

二、交际教学法的概念及理论基础

1.交际教学法的概念

内容摘要：本文分析了作为权利对象的知识，以及与知识相关的构思与表现、知识与载体、信息与知识等概念，提出知识是“人类对认识的描述”，是人造的形式，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认为知识产权不是无形财产权，知识产权是基于特定的知识而产生的权利。最后，简要分析了知识产权的私权性质及其特点。

关键词：知识、形式、无形、无体、信息、知识产权

笔者1996年在《知识产权研究》上发表的《简论知识产权》一文，对中国长期流行的知识产权概念提出了不同见解，并指出中国研究者对有关知识产权概念等最简单、最初始、最基本的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和探索兴趣（郑成思主编：《知识产权研究》，中国方正出版社，1996年。）。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人们发现，现有知识产权理论的基础是脆弱的，远非颠扑不破，大有商榷余地。它虽不时髦，但作为本学科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显示了诱人的哲学意蕴。知识产权理论的任何研究都要从此出发，都受到它的制约和观照。这触发了人们对它的长期思考，并有成果相继问世。有代表性的见解可归纳为三种：1．流传百年的无形财产权说；2无体财产权（或称非物质财产权）说；3．形式（知识）财产权说。其中，一些坚持传统见解的研究者，也有了新的视角，新的认识。它再次提醒我们，没有什么理论是不可以质疑的。科学的内在动力是对理论的改造。而“理论之构建、批评及防卫乃是法学的主要工作”。（K.LarenZ：《法学方法论》，陈爱蛾译，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2年，第367页。）否定之否定，是任何事物发展进步的基本规律，它为修正和改造知识产权的概念提供了条件。基于此，本文作为1996年文章的发展，比较近年未出现的几种观点，对与知识产权概念相关的若干问题作一粗浅的论述。

一、知识产权的称谓

知识产权法律制度是从西方传入的。对该领域有关术语的汉语翻译一向有争议。比如，文学艺术作品作者的权利是称作者权、作品权、著作权还是版权，就有不同的看法。虽然中国立法选择“著作权”称谓己近一个世纪，但是仍然有不少专家坚持要求改称为“版权”。关于汉语。“知识产权”一语的用法同样如此。有专家提出。“知识产权“一语产生于18世纪的法国（郑成思：《知识产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第3页。）。另有专家经过考证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历史上第一次提出知识产权的，是瑞士人杜尔奈森（JohannRudolfThumeisen）。他在1738年巴塞尔城提出的一篇博士学位论文中就探讨了知识产权，称之为“智力创造的财产”。对于将英文的“intellectualproperty”译成知识产权，不少认真的中国专家认为这种译法并不确切。认为”intellectual”是”智慧”或“智力”之意，“knowledge”才是知识。因此主张译成“智慧财产”更为贴切（郭寿康主编：《知识产权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2年，第2—3页。）。仅就英文术语的翻译而言，这种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汉语“智慧财产”的含义和“intellectualproperty”所实际概括的内涵和外延却有重要的区别。汉语的智慧和智力乃同义语，是指“对事物能认识、辨析、判断处理和发明创造的能妒（《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第3209页。）。联系各国内国法的规定和国际间诸如成立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规约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知识产权条约（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的规定，无论是文学艺术作品，还是技术发明，或者是工商业标记，都不是“intellectual”，即前面所说的“……能力”，而是指各种“知评”。事实上，该法律制度设计的初衷，所涉及的对象也并非智慧、智力、才智或是理智，恰恰是与汉语“知识”一词相对应的“knowledge”。依“……能力”不能产生这里的权利。反观汉语“知识”一词，是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未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辞海》，第1733页。）。所以，用“知识”一词概括知识产权的对象，是一种更为恰当的选择。由此，我们是否应当提出一个疑问，英文当初选择用语时使用“intellectual”本就不恰当，不如用“knowledge”合适。比如罗素的名著《人类的知识》，用的就是“knowledge”，该书所研究的内容也是指人类的知识，而不是指人类的智慧。

二、作为知识产权对象的“知识”的本体和现实形态

一、法学教育全球化概念简析

从20世纪下半叶、特别是90年代以来,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支撑,以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运动为先导,人类开始进入“全球化”的新时代，“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学术话语也同时被广泛认可和使用。伦敦经济学院前院长吉登斯教授认为，全球化主要与时空的伸延过程有关。全球化可以被理解为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增强，这些关系以这样一种方式把相距遥远的地方连接了起来：本地发生的事情实际上是由发生在许多英里以外的事情建构而成的，反之亦然。2故全球化首先指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该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个体的一举一动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全球化的维度一般包括经济全球化、政治全球化、文化全球化、环境全球化、军事全球化和法律全球化六个方面。法学教育全球化这一概念近几年才被提出，学界对它的关注、讨论都还不多。笔者认为法学教育全球化既不能简单归入法律全球化的范围之内，也不能简单划到文化全球化中的教育全球化的麾下。法学教育全球化应属于一个边缘问题，笔者试图从语义分析的角度对这一概念进行详细阐释。（一）法律全球化法律全球化是经济全球化和公共事务全球化的必然结果，是当今世界法律发展的主要趋势。法律全球化是近代以来法律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在历史上法律的跨国发展(国际化)是法律发展和法治文明的重要方面和基本标志，源于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的冲突、交流与合作。法律全球化的基本标志概括为三项:世界法律的多元化、世界法律的一体化和全球治理的法治化。3法律全球化在目前仍是一个进程、一个过程、一种趋势，但同时也已经成为当今法律的发展趋势。而法学教育既是法律发展的重要方面，又是法律发展的基础。在某种意义上说，法律的发展取决于法学教育发展的程度。适应经济和法律的全球化趋势，法学教育的全球化自然也被提上议程，成为法律全球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教育全球化教育全球化是教育中出现的一种新现象，人们对它的研究尚显薄弱，目前很难形成一个公认的定义。对教育全球化最广义的理解为：一种社会存在，是人类社会的教育不断跨越时空障碍和制度、文化等社会障碍，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充分沟通（物质与信息的）和达成更多共识的共同行动，同时不断获得和深化现代性的过程。4教育全球化的本质，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以不同形式不断扩大教育资源的共享，并且不断增加不同教育体系的共同因素以形成一个联系更加紧密的全球教育体系的过程。法学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下的一员，自然也被并入教育全球化的潮流之中，具有教育全球化的一般特性。但是，它同时又是法律全球化中的一员，因而必须兼顾这种双重身份，成为一个具有自身独特涵义的边缘概念。（三）法学教育全球化综上所述，笔者将法学教育全球化定义为：是指在全球法律、文化交流日益发展的背景下，世界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影响、合作、互动愈益加强，使得具有共性的法学教育样式逐渐普及推广，成为全球通行标准的状态或趋势。当然，必须承认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是各国所有法学教育内容的全球化，那些不具有涉外性、国际性的教学内容（如：涉及各国自身法律文化传统的内容）不可能、也根本没有必要“化”为“全球性”法学教育。同时，法学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内法学教育的消失，而只是意味着各国之间的法学教育呈现多样化、多元化，各国的文化互动不断加强，一种无边界教育理念产生，而这种无边界教育必须、也只能是建立在各国教育“和而不同”的基础之上的。

二、法学教育全球化主要媒介

法学教育全球化作为文化全球化下的一个分支，其过程和结果都体现了一种法律文化的互动。实现这种法学教育文化互动的媒介，历史上主要包括：人口迁移、跨国传教、留学、跨国贸易、聘请外国专家、法律翻译等等。到了全球化时代，笔者认为文化互动的媒介主要有学术人才的流动、跨国公司的推动和英语工具的使用。

（一）学术人才的流动全球化时代留学已经不再是本国学生接受外国教育的唯一途径了，很多的世界级大学都开始建立自己的海外分校，直接在当地接受学生入学授课；随着网络的普及，远程教育等新教育形式的出现开创了跨国教育的新篇章。因此，我想用“学术人才的交流”这一概念代替原有的“留学”概念，它更能准确表述跨国教育的情况。学术人才的流动包括留学和学术教育机构的跨国化两个方面。1、留学从有留学生开始，留学就是文化传播和流动的重要路径，留学生是构成全世界教育均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育全球化最为直观的现象，是跨文化的知识携带者。留学也就成为了促成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主要媒介。在近现代，西方的法律文化之所以能够蜂拥而入中国，中国派往欧、美、日诸国学习的法学留学生起到了重要的媒介作用。据统计，从晚清至民国时期，留学国外的法学留学生有4500多人。5进入全球化时代后，留学生人数更是迅猛增长。1978-2003年底，25年间中国内地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02万人，留学回国17.28万人；2003年度，各类出国留学人员总数11.73万人，年度留学回国人员总数2.01万人。6法学留学生之所以会在法学教育全球化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法学留学生归国后大多在政治、法律和法学教育、研究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深刻影响乃至主宰本国法律和法学的发展。目前，在中国的法学教育界，几乎所有出名的法学专家、教授都有在国外留学或者至少是访问学习的经历。大量的学者和科学家为了从事研究或教学暂时旅居国外，对学术工作而言，这意味着大量的学术移民。全球化鼓励这种流动，而且会确保这种流动持续增长。随着学术系统的日益接近，学位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广为接受，移民规则越来越有利于那些高技能人才的流动，同时大本身也越来越向全球杰出人才开放，可以预计全球人才教育市场将继续不断壮大。留学这种法学教育全球化的途径存在如下问题。首先，留学现在还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往发达国家输送留学生，而大多数留学生都是自己付费上学，这样就为东道国带来了一笔可观的收入，同时也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一种榨取。据估计，某些发展中国家用于海外留学的费用比该国所获得的国外援助还要高。7其次，留学生不仅获得法学专业领域的训练，还吸收了留学国的法学学术系统的规范和价值观。当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往往热衷于用他们在国外习得的方式来改造本国法学教育，而这样的行为往往被证明可能是不现实也不可行的（如中国引进美国J.D.教育而设立的法硕教育的失败）。因为虽然留学生起到了国际学术文化载体的作用，但这种文化反映的主要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则和价值观，而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国情。最后，人文社会科学教育与理工科教育不同，前者带有很强的“本土”色彩，尤其是法学作为一门实用性学科，除了立志投身学术研究的学生或者是选修国际类法律课程（如国际经济法）的学生可以在海外学习中获得实用性提升外，其他想要从事实务的学生前往海外深造的作用其实真的不大。因为实务中适用的通常是本国的法律，没有任何海外学校能比本土学校更了解它们。82、学术教育机构跨国化长期以来，大学一直深受跨国界的文化环境影响。当今世界各国的大学，除了开罗的艾资哈尔大学（Al-AzharUniversity）以外，均起源于共同的渊源——中世纪欧洲大学，特别是有教授治校传统的巴黎大学。9由于殖民统治的缘故，非西方世界很多地区也输入了欧洲的大学模式。即便是那些没有经历过西方列强殖民统治的国家——如日本、泰国、埃塞俄比亚和其他一些国家，也接受了西方学术模式。这种情况也存在于中国，尽管中国业已建立坚实的本土学术传统，但中国大学仍表现出了国际性和中世纪欧洲大学传统的特征，譬如院校的基本结构和教学方向。美国大学结构在全球影响深远，表征着世界各地大学特征的基本结构，但其自身也是熔铸了各种国际影响的混合物。最初的来自英国的殖民地学院模式，与19世纪德国的研究型大学理念及美国式的服务社会观念相结合，形成了现代美国大学模式。通过一些创造性的方式，外国模式与美国国情紧密结合起来。随着欧盟迈向在“共同欧洲空间”（commonEuropespace）内寻求各国高等教育系统的协调，外来影响再次凸显出来——学位结构、课程学分制和其他改进中的成分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断演化的学院校模式。这些都说明了，大学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全球化教育的缩影。全球法学教育市场是以一系列跨国法学教育创举的形式出现的，从不同国家法学院之间的联合办学到一国法学院在国外设立分校不等。各种跨境法学教育投资项目包括应用互联网和其他远程教育方式传输课程。许多营利型公司和机构已经积极投资于跨国教育，不少传统大学的法学院也在从事这种活动。当前，一些高等教育项目的输出是全球趋势的标识。少数高声誉大学在全球一些地方设立了分校，一般都是开办包括法学在内的热门专业。在新加坡，有一种很有意思但又不常见的跨国高等教育形式，即邀请一些世界著名大学或其院系，到新加坡开办项目。那些被新加坡政府精心挑选出来的大学在受到激励后，前往新加坡办学。类似地，吉尔吉斯斯坦、卡塔尔、保加利亚和其他国家也建立了一些由美国支持的大学。这些学校基本上源自本地的倡议，与美国的大学保持着密切联系，一般都得到了美国专家的指导，并且获得了美国方面的认证。它们使用的教学语言是英语，课程也来自美国。而一些地区由于曾为殖民地的历史原因，一直以来都会受到原宗主国法学教育机构的影响，如英国的伦敦大学就在香港开设海外法律学位课程，定期安排英国教授来香港授课。10这些联合办学的跨国教育机构，使得许多学生可以不必选择出国的留学教育就能获得外国法学院的学位教育。但有时候，外国学位课程仅仅是由本地院校“授权”开办。外国大学出让其名称和课程，对当地院校机构或商业公司提供一些（非常有限的）指导与质量监督。新设机构获得了对本地学生授予外国院校学位的权限。这些授权协议导致了大量的赝品和批评。11英国媒体的一些批评文章尖锐地指出，英国高等院校特别是那些名声一般的院校，纷纷加入海外教育市场，严重地损害了英国高等教育的“好名声”。与此同时，“买方”也就是付费的海外学生认为自己已经获得了标准的英国学位，殊不知这些学位实际上不可与英国国内院校的教育水准同日而语。

（二）跨国公司以追逐利润为目的的跨国贸易活动，从它产生之日起，在直接推动国家间经济交流与合作的同时，无形中也充当了国家间文化沟通与互动的媒介，当然地成为了推动法学教育全球化的使者。跨国贸易不仅表现为资本、货物、技术、人员等经济要素的流动，也表现为思想观念、管理制度、交易习惯等文化要素的流动，最终集中体现为全球教育制度的同化，尤其在经济学、法学等学科上表现最为突出。从法律方面来观察，国际贸易往往是民事规则、商业制度、交易习惯跨国传播和交流的重要渠道。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越来越密切的国际经济交流与合作，为世界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提供了可能和必要。甚至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不过是自古以来的跨国贸易在空间范围、交易广度、交易规模上的扩展，不过是追逐利润的跨国商人利用现代科技所创造的经济“奇迹”。12而跨国公司在创造“奇迹”的过程中，发挥了最主要的作用。因此，跨国公司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器，使经济全球化形象的代言人。从1994年到2000年，全球跨国公司由大约4万家、分公司约25万家发展到总数6.3万家，共有国外分公司70万家。而知识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加快又导致全球企业兼并的步伐加快。到2000年上半年，全球企业并购总金额猛增至3.38万亿美元，超过了1990～1995年并购总额之和。通过企业兼并，跨国公司的规模也进一步扩大，至2000年末总收入居世界前11位的跨国公司的年收入均超过1000亿美元。13根据《联合国世界投资报告2001》的分析，全球跨国公司的销售收入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近50%，控制着世界商品和服务贸易额的85%以上，还控制着国际工艺研究开发和技术转让的80%左右和世界对外直接投资的90%以上。14目前而言，跨国公司的产值已占世界总产值的三分之一，这又促使它们推动经济知识化、全球化的能量大大增强。跨国公司为何能对法学教育全球化产生深远影响，充当其最主要媒介?笔者认为原因如下。首先，必须弄清楚跨国公司有何能耐横跨国界闯全球？1、它拥有顶尖科技人才优势；2、有高超的科技水平；3、有严密的协作团队作战精神；4、有强大的巨资投入进行科研和开发；5、有及时培训学习的科研机构组织；6、有严格的管理及创新能力。跨国公司上至总裁老板，下至职员，每人每年必须培训学习1～3个月，一种方式是利用国际互联网络远程性地接受本公司的技术技能培训；另一种方式是带有保密性、高级性的高新技术的培训，职工必须回本公司进行封闭式培训学习。终身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在跨国公司里体现得淋漓尽致。为此，跨国公司始终保持着技术的先进性、知识的新颖性、经营的灵活性、竞争的强大性和超前性。所以，跨国公司这一经济全球化的载体越发展越强大，越能显示出不可战胜的雄姿。其次，跨国公司从两个方面推动了世界经济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一方面，不同国家的经济法律制度之间的差异、冲突是国际贸易的制约和阻碍因素，因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必然要求协调和统一世界经济法律制度；另一方面，长期的国际贸易又使得各国的经济法律制度不断地互相碰撞、互相作用、相互影响，这为世界法律制度的协调和统一奠定了基础。最典型就是WTO的规则，它的很多规定就是跨国商人间的交易习惯，而这种商业习惯最原初的创造者和传播者就是各跨国公司。有了这些国际间通行的规则体系，这就为法学教育全球化的推行提供了同一的规则学习内容，使得法律的学习内容不再局限于各自国内的法律体系，为国际法、国际经济法、国际私法等课程的开设提供了依据，也为各国法学教育界共同协作研究提供了对象。最后，市场经济环境下，跨国公司对人才的需求标准对法学教育的发展自然具有重大影响。跨国公司基于自身贸易发展需要，对其员工水平要求甚严。随着其影响力的加强，它成为吸纳法学毕业生就业的一个重要市场。为了推销出自己培养的人才，法学教育界不得不迎合这个市场的需要来推行这种跨国公司需求的全球化法律人才的培养。以中国为例，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融入法律全球化潮流，中国的法律服务市场与国际法律服务市场连在一起，成为国际法律服务市场的一部分，法律服务领域的竞争日趋激烈。聪明过人的外国律师行已经瞄准这个市场，并将以充分的准备前来瓜分这个市场，中国律师行业面临严峻挑战。面对跨国商贸，我国律师除了法律观念、法律知识、法律思维、法律方法、法律技能(包括运用计算机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在内)整体上极不适应外，还有三个极不适应：其一是有关涉外贸易、金融、保险、证券、电子商务等方面的知识和经验不适应，而这恰恰是入世之后法律服务的主要领域；其二是运用计算机处理法律事务的技能不适应，未来的法律服务将越来越网络化，当事人与律师之间更多地是通过网络联系，律师将主要通过网络提供法律信息和咨询服务；其三是外语(主要是英语)交流能力不适应。从跨国公司看当今世界法学教育革命的新潮流，终身教育、通才教育已成为新世纪教育最具影响的新潮流，一个重视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大气候已在全球形成。知识经济的发展迫切要求全新的人才出现，而法学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就必须站在时代的前沿阵地，发挥出新的教育潜力。

关键词:企业理论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所有权

引言：问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看看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但研究这些企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国有企业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资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业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少数的精英企业家领导下能较好符合“厂商理论”标准的国有企业，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的这种非正常性本文称之为国有企业悖论，即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应该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的行为动机往往很复杂，偏离利润为中心的企业宗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国有企业悖论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和归属；第四部分为小结。一、企业理论简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业则代表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业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业理论的历史与企业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经典论述是企业理论的雏形，而最早对企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德国人古诺，时间是1838年（古诺当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诺模型的思想），因此企业理论从经济学一开始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企业理论从来是论述的重点，习惯上称之为厂商理论，与消费者理论相对应。本文称新古典和古典的企业理论为传统的企业理论。传统企业理论仅仅是把企业作为一个“黑箱”来讨论，对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基本不提。其主要特点一是假定企业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讨论；三是分析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构。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业理论”[1]。现代企业理论[2]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业产生的原因，认为企业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业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很少关心企业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供给者在竞争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因此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可以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经济学家们不再把企业仅仅作为一个追求理论最大化的“黑箱”来处理了，开始分析研究企业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企业基本问题[3]了。简单来说，现代企业理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而是探讨作为一系列合约联结的企业为什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何以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怎样才能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一系列问题。其内容或视角主要分为[4]，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二是团队生产理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论；四是企业金融结构理论；五是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六是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业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5]作用，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6]。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业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二、国有企业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上来。不妨再问一次，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的行业企业？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国有企业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业企业，问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国有企业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7]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应的产业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问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正如有的学者所（张维迎，1997）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国有企业规定应该经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国有企业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1956-1978年），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经济。“政府热心办企业，认真管企业，本身就象一个大企业”（陈清泰，1998）[8]。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业”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大工厂”[9]，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把握，资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业产生时的那种“企业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10]企业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企业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业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业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业”[11]，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12]。而“超级企业”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业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13]。国有企业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国有企业顶多只是有了企业的形而没有企业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问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业”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与原来作为“超级企业”中的一个单位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经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14]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业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15]。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业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16]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业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7]有关，因此超级企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业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资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业，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探究超级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是超级企业作为企业已失去了不断壮大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市场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二是超级企业中的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现理性回归。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狂热运动带来的效用可以替代经济生活带来的效用，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三、企业所有权和国有企业改革整个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断试错的机制人类才能永远向前发展。超级企业在中国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企业改革”。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命令的形式（初始阶段）一部分市场来取代超级企业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级企业内部的众多车间和单位改变成市场主体。所以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建立一个市场，产生价格；二是建立有企业边界的企业，产生竞争。目前中国仍旧处于转轨时期，新旧交织，出现了两套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尽管未统一、不健全，但毕竟有了），价格产生了。企业也推向了市场，但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企业边界，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级企业是通过政治家的命令来组织协调资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说政治家替代了企业家的的部分职能，企业家市场被官员市场替代了，而所谓的官员市场其实只是一种行政性科层制度，选择权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组织手中。改革后，企业家市场已经初现，但就国有企业来说，行政任命仍居主导地位[18]。所以目前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市场与官员市场（姑且这么认为）并存混杂的局面（显然，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优势就是能比市场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资源在企业的有效配置关键是把处置资源的权力转让给与该资源收入最大化最相关的个体，而且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要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显然，就单个国有企业来讲，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影响最大，他（她）拥有相当程度的企业控制权。在中国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均衡，从而促使（个人）一群人响应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进行自发性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19]。比如，许多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贪污腐败、转移国家财产、出现59岁现象等等。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厂长经理人格有多环，正如刘伟所言：是体制害了他们[20]。这种体制就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相关的企业家（经理厂长们）没有相应企业所有权结构安排造成的。企业所有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并不影响企业的国有性质。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21]。所谓的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其实就是让他们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它们所拥有的对企业的事实上的控制权相一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务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腐朽，还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财富。”[22]同样既然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生的需要每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企业家抱有偏见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也是市场的灵魂，与此对应我们就应设立一种使企业家能体现他们价值的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荣誉或为人称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企业所有权，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专利制度，它可以间接有效的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企业家才能）定价，与专利保护一样只有对企业家进行收益上的保护，企业家才能才会源源不断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工和专业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的剩余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家活动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法律对企业私人剩余权不加保护。”[23]反过来说，只有对企业家的“剩余权”（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与之对应的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企业家才会源源不断的涌现。要知道中华名族从来是具有优秀商业头脑的民族。

小结：真正的小结总之，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途径和目的是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把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界定给企业家——我们的厂长经理们。[NextPage]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经济学”；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日耳曼财产法团体主义的特征、成因及意义。文章分四部分：首先，指出了日耳曼财产法中的团体主义在法律上主要表现为双重所有权，并着重介绍了“支配权”（Gewere）制度，由此导出与团体主义相关联的财产转让的地域性和形式主义；其次，将这种带有团体主义色彩的日耳曼财产法与罗马法进行了比较，揭示其在财产观念和财产权利体系上具有不同特点；再次，文章认为导致日耳曼财产法团体主义的成因主要是日耳曼人的财产观念、社会经济形态和王权的作用，其中着重探讨了王权的作用；最后，对日耳曼财产法的这种团体主义特征进行了评价。

正如历史学家们所说，“就在基督教从内部征服罗马帝国的同时，日耳曼蛮族部落正从外部威胁着罗马帝国。”[1]公元5世纪中叶，在西罗马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东哥特、西哥特、法兰克、汪达尔和勃艮第等日耳曼王国，大多数是直接从原始社会转向封建制国家，仍然保留着大量的习惯法，并在日耳曼人中广泛适用；而同时，日耳曼征服者让罗马自由人“仍保持其自由，相互间仍得自由生活在其罗马法之下”[2]。不过，随着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交往频繁，“尔后条顿因素之吸收入罗马因素之中，以及日耳曼征服者之接受被征服人民之语言文字，究不过一时间问题耳。”[3]但是，这一融合的时间进程却是缓慢的，它几乎经历了几个世纪：从公元5世纪到9世纪，各种社会成分、组织之间相互争吵、斗争，呈现一种混沌状态,这实质上是中世纪封建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日耳曼习惯法经罗马法学家和基督教僧侣的改造，欧洲大陆出现了众多“蛮族法典”，如《尤列克法典》、《耿多伯德法典》、《萨克森法典》、《巴伐利亚法典》和《萨利克法典》[4]等；在不列颠也有盎格鲁•萨克森人颁布的《埃塞伯特法典》、《伊尼法典》和《阿尔弗特列法典》等。这些法律对财产的规定，大都带有日耳曼法的特征：团体主义。这种特征对整个欧陆封建时代都有重大影响，并通过罗马法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因此，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日耳曼财产法中的团体主义

在法律关系方面，日耳曼财产法中的团体主义集中地表现在“双重所有权”（differenttitle）制度之中。有些罗马法学家也喜欢把日耳曼法中的这种较为复杂的“所有权”解释为“分割所有权”，以此来适应罗马法理论。所谓“双重所有权”，是指将同一土地的所有分为“上级所有权”（拉丁文为“dominiumdirectun”）和“下级所有权”（或“利用所有权”,拉丁文为“dominiumutile”）两种，它们分别代表领主（或地主）对土地的管领权、处分权和耕作人对土地的使用权、收益权。这就不同于罗马法的“一物一权原则”，有较大特色。[5]有位日本学者描绘这种景象时说，“狩猎权与渔业权以及在中世纪存在的无数种特权，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是重要的财产。物在一方面服从某一个人支配；同时也可以在另一方面服从于他人的支配。例如，土地的管理、处分等方面服从团体或领主的支配，在使用、收益等方面服从团体成员或臣下的支配。”[6]法律史学家亨利•梅因认为，这一特色几乎成了中世纪欧洲土地所有权的主要特点：“封建时代概念的主要特点，是它承认一个双重所有权，即封建地主所有的高级所有权以及同时存在的佃农的低级财产权或地权。”[7]

而事实上，文献记载的状况比我们这种简单分类和梳理要复杂得多，它涉及到日耳曼法中的一个较为复杂的“支配权”（Gewere）[8]制度。今天的人们经常将德文中的“Gewere”(英文为Seisin；法文为Saisin)与罗马法上的占有（Possession）相提并论，认为它是一种日耳曼法上的占有制度。这样，适用罗马法理论，我们便可以将所谓的支配权分为两种：即受法律上保护的事实支配的占有（possessiocivilis）和不受法律保护的事实上支配的握有（possessionaturalis）；但德语中更多的是指是后一种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然而，事实上却存在着与罗马法意义上的占有或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Gewere的例外的事例，例如与被继承人死亡同时产生的尚未获得占有但立即发生的继承人的支配权。[9]德国学者艾希霍恩（Eichhorn）在1823年将这种Gewere的例外事例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与拥有暂时利用权利的人（从仆、管理人、臣下）的支配权并存的“自主支配权”（Eingengewere），以及与宫廷法（Hofrecht）上的下级所有者的支配权并存的一般法（Landrecht）上的上级所有者的支配权。[10]第二类为未取得对于财产的事实上的支配，依据法院的程序接受财产让渡的人的支配权。[11]1826年德国学者福尔格拉夫（Vollgraff）指出存在依据法院的确认而未经交付设定的支配权[12]；1827年德国学者米特迈尔（Mittermaier）又指出被物理力量放逐出土地的人的支配权还继续存在[13]。

这些大量存在的所谓“例外的”事例说明，我们将Gewere与possessio等同对待的看法是不周延和存在问题的；换句话说，要理解Gewere，必须从罗马法上事实上的支配的概念和既有的思维习惯中解放出来。按照逻辑的分类，我们实际上可以将Gewere进行协调，大致进行三种分类：（1）作为单纯的事实上支配的支配权（例如侵夺者的Gewere）；（2）进行事实上的支配的同时，又拥有该实力进行支配的权利的支配权（例如行使占有的所有者的Gewere）；（3）没有事实上支配的支配权（例如前述所谓“例外的”事例中的Gewere）。[14]当然，将这三种日耳曼法律生活中的事实加以归纳并使支配权制度成为整个物权法建构基础的学者是德国学者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他将Gewere与对物的权利等同起来，强调事实上的Gewere与法律上的Gewere这样两个范畴；并在这样两个范畴之上和整体的Gewere的概念之上，构建整个物权法。[15]而这些财产领域的规则，旨在将“心素”（animus）和“体素”（corpus）相互结合起来，在权利安定和交易安定之间建立起统一和协调的关系。[16]

【内容提要】本文着重研究了人身关系在西方国家和伊斯兰国家民法中的3种存在形态，证明了人身关系法是市民社会的组织法，揭示了人格关系法与人格权关系法的区别：前者是关于法律主体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的规定，后者为晚近产生的关于主体的具体人格利益的规定，为人身关系在我国未来民法典中先于财产关系的观点提供了理论支撑

【关键词】人身关系、人格关系、人格权关系、身份关系

一、序言

人文主义和物文主义的两派民法学者都承认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两大学派的差别在于对这两类关系的重要性的理解不同。比较两类调整对象、权衡其轻重的前提是比较者对这两者都完全了解，在此基础上作出合乎理性的选择。但什么是“人身”关系?到现在还不是一个非常清楚的问题。

民法调整平等主体间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的正式表述是由民法通则第2条提供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请看该条的英译文：“TheCivilLawof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shalladjustpropertyrelationshipsandpersonalrelationshipsbetweencivilsubjectswithequalstatus,thatis,betweencitizens,betweenlegal-personsandbetweencitizensandlegalpersons”(注：/cnlaw/reference/codes/civil/civilcode.htm。)。把中文的法条与其英译比较，可以发现，译者把“人身关系”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如果承认该词是“人身关系”的恰当对译，(注：这里隐含的前提是：我们的先辈在继受西方法时把西文中的personalrelationship翻译成了“人身关系”。现在，我们把中文的法律译成西文时，再把“人身关系”回译成Personalrelationship。)我们实在在这一词组中找不出“身份”的词素，(注：事实上，我们可以在Personalrelationship的后面马上可以找到这样的要素。中文的“平等主体”被译成了Subjectwithequalstatus，回译过来是“具有同等身份的主体”。)这个英文词组的意思可以是“人格关系”、“人的关系”，甚至也可以是“人身关系”，但它是另外意义上的“人身关系”。这种另类的“人身关系”中的“身”有两种用法。其一，作为一个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衬词，置于“人”之后陪衬“人”，并不增加词义，如“人身尊严”(Personaldignity)、“人身自由”(Personalfreedom)等法律术语中的“身”就是这样的，把它们翻成“人的尊严”、“人的自由”亦无不可；其二，在“人”后面加“身”，有把特定语境中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属性限定在肉体方面的作用，例如，“人身伤害”(Personalinjury)就是对人的身体的伤害，“人身保险”(Personalinsurance)就是针对人的生命和身体伤害保的险，“人身不可侵犯”(Personalinviolability)是对不得伤害他人身体之告诫。(注：就所有这些包含Personal的词素的术语的英文形式以及汉译，参见彭金瑞等编译：《简明英汉法律辞典》，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26页。)而作为民法调整对象的“人身关系”，指“人们基于彼此的人格和身份而形成的相互关系，是人格关系和身份关系的合称”，(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此处的“身”，并非衬词或指“身体”，而是指“身份”，它要么被理解为“亲属关系”，(注：王泽鉴：《民法总则》，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6页。)甚至除此之外还包括继承关系(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11页。)，要么被理解为“自然人在团体或者社会体系所形成的稳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注：张俊浩：《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要么被理解为“一个人或团体被置放的相较于其他人或团体的有利的或不利的地位”，(注：彭万林：《民法学》(修订第3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但这样的“身”的词素并不存在于Personalrelationships的表达中。

由此产生的问题是：第一，民法到底是调整人格关系还是人身关系?因为personalrelationship的直译应该是“人格关系”或“人的关系”，而不是“人身关系”；第二，如果民法确实如我们所说的那样调整“人身关系”，那么，“身”的因素是如何进入的?它与“人格”的因素的关系如何?第三，在“人身关系”的表达中，“人”是什么?“身”又是什么?

摘要：理性科学起源于古希腊，理性技术起源于第一次工业革命。科学本体表达为科学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思维形态。技术本体表达为技术作为存在者，其存在形态为物质形态。科学的本质是“-ology”，技术的本质是phenomenon。在此基础上建立科学课程教学理念与技术课程教学理念，并提出我国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应在这一教学理念下建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策略与评价体系。

关键词科学；技术；理性科学；理性技术；科学本体；技术本体；教育理念；教学理念；中小学；科学课程；技术课程；课程标准

引言：中小学科学课程与技术课程是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学科课程，两个课程的出发点不同、目的意义不同、教学目标不同、教学内容不同、教学策略不同，所以它们的定位各自不同。两课程不同的根本原因是科学与技术在本质上存在区别。

1科学与技术的区别

科学与技术作为存在者，它们的存在形态是完全不同的。对这一点的认识是本文的核心思想，它是从众说纷纭的认识中走出的一条路，是在万千歧义的观点中建立起的一个概念。

1.1科学与技术的词源

一种学术思想发展到了某种程度,一旦独立构成一门学科,便有了追溯思想先驱的需要,以显示其渊源有自,源远流长。特别是当它不仅独立,而且成为一门显学的话,这种要求便成为一种更为强烈更为自觉的行为。

美学也有历史,情形也大体上如是。

不过,由于美学做为一门西学,乃是西学东渐在20世纪初才为中国人所了解,对于美学的历史追溯,首先便是西方美学历史的追溯。美学史研究的第一批著述产生于19世纪的欧洲,这大约一方面是由于美学自鲍姆加通为之命名,使之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经历了德国古典美学这一辉煌时期,使美学由附庸蔚为大国。特别是自康德以来,美学思想成为构建民族国家现代性的重要思想资源,美学地位突显。②而另一方面,正如福柯所指出,始自19世纪现代知识型的建立,历史原则取代了秩序原则,这种知识型以探求根源(origin)的历史性为特征。③

华勒斯坦等人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自19世纪以来,历史学等学科取得了社会科学中主导学科地位,在于它们有利于巩固民族国家的权力。④因而,也正是这样一种知识增长与思想历史背景,美学史的第一批著作便是在十九世纪的德国出现,而鲍桑葵、克罗齐、吉尔伯特与库恩等人所著的具代表性的美学史著作也都是形成于先发民族国家也就可以理解了。由于美学这门学科自鲍姆加通建立之初就名实不符,引发了一场持久的争论。因而,也使得美学史的撰写,在内容与范围上便有了各自的不同。在早期美学史撰写中,不同的方式就已经存在。鲍桑葵在其《美学史·前言》中就明确地摆出自己的撰写原则与述史立场:我认为我的任务是写一部美学的历史,而不是一部美学家的历史。……地位和功绩。……事实上,我是想尽可能写出一部审美意识的历史来。⑤而怀抱着要“把鲍桑葵那部精心写成的历史著作加以完成,并续写到今天”的李斯托威尔,则在他的《近代美学史评述》中体现了不同的撰写原则。⑥克罗齐在他的美学史中指出“我们列数了借以达到发现美学概念的辛劳和疑难;列数了它的被遗忘,后又复活和又有所发现之变迁;列数了在确切界定美学概念时的摇摆和不足。”⑦由吉尔伯特与库恩合著,一出版就成了经典的《美学史》则提出“本书的写作”“是依据一种以最好的方式来满足”“更渴望知道美学术语的意蕴的人员之用”,是研究“人们对艺术与美之本质的认识”的几千年积累。⑧显然在这几部颇有代表性的美学史著述中,其撰述原则与方法、范围与对象都是各不相同的,鲍桑葵要研究审美意识的发展,故在美的哲学理论之外,尚广泛涉及文学与各门艺术发展及与审美意识的关系。而李斯托威尔则集中于种种美学理论流派,克罗齐以及吉尔伯特与库恩的两种美学史则把关注点放在艺术与美的概念、本质及相关范畴、理论的源流、演化、发展上面。波兰著名美学家塔达基维奇在他80年代出版的重要晚期著作《西方美学概念史》中谈到美学史研究的不同方法:美学的历史,也如其他学科的历史一样,可以以两种方式来研究,既可以被看作是在这一研究领域里从事创作的人的历史,也可以被看作是在其研究之中所提出来的和解决了的问题的历史。⑨

因此,美学史研究的范式已有的大体是三种:一则是美学家的历史,二则是美学范畴、命题、理论的衍生历史,三则是审美意识的发展历史。二本世纪早期出现过的几种中国人写的美学史的小册子,均为将英文著述汉译或者通过日文转手翻译过来的产物,自然也都实际上是西方美学的历史,⑩这也充分体现了作为后发国家的知识分子在接受一门西学时,除了照单全收、心悦诚服之外,几乎没有其它选择的历史图景。而像王国维那样不仅引入美学,以其介绍和开创性研究,成为中国现代美学开创者,而且以其冷静的史家的头脑和卓越的思想者的眼光,透视出西方现代美学、文化的内在矛盾性,隐约领会到西方现代性思想的内部的反抗现代性的不和谐之声,从而陷入某种思想矛盾与精神困境之中,这样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何况,这样的思想先驱与先觉,在当时除了遭受被误解的命运和蒙受落后、封建逆流等种种罪名的不白之冤而外,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也难有其它的可能性了。

中国美学史的系统研究起步很晚,几部关于中国美学史的系统著述的出版均在80年代后。起步晚,也有其幸运的一面,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建国后相当长时期存在的某些学术研究的框架与范式。但是,却不能避免中国美学史研究对西方美学史研究范式的借用与挪移。与中国美学史研究最靠近而又有可资借鉴的是中国哲学史与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这两门学科都有半个多世纪的研究历程,但也基本上是挪用西方既有模式。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一开头就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而关于中国文学批评史,朱自清指出:

【内容提要】本文从宪政的经济根源、宪政与市场经济、公共选择分析三个方面对宪政的研究方法、理论与实践进行了经济的、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本文认为，经济分析对于宪政的研究十分必要，离开经济决定论的分析，宪政分析是不能深入的；公共选择分析是宪政分析最有特色的理论，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对于中国宪政的研究和实践可以起到别开生面的作用。

【关键词】宪政/经济分析/市场经济/公共选择

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经济决定法律的理论，到美国史学的经济学派创始人之一查尔斯•A.比尔德的《美国宪法的经济观》，(注：查尔斯•A.比尔德(CharlesA.Beard)(1874-1948)是美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是个多产的著作家，总共发表过300多篇论文，出版过约60部著作，其中最受推崇的是他同他的妻子玛丽•R.比尔德合写的名著《美国文明的兴起》(1927年)。《美国宪法的经济观》出版于1913年(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他在美国学术界具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两次大战期间，他的史学思想在美国历史写作方面几乎占有支配地位。)再到以詹姆斯•M.布坎南为代表的公共选择学派系统地将微观经济学的基本分析工具运用于政治决策过程，独创性地发展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的市场决策理论相对应的政治或集体决策理论，(注：20世纪50年代，凯恩斯国家干预主义逐渐占据了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地位，到60年代进入全盛时期。就在这个重要阶段，一批与芝加哥自由主义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的美国经济学家正在酝酿一场思想的深刻革命，借用弗里德曼的用语，可以称之为“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这就是后来对凯恩斯主义发起巨大挑战的美国新自由主义运动。由布坎南创建和领导的公共选择学派就属于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国外学者高度重视用经济方法分析法律、宪法、宪政，从经济角度揭示宪政的内在渊源、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揭示宪政和经济的深刻联系。因此，对于宪政的研究，如果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政治学、法学或社会学的探讨，那将是宪政研究的重大缺陷。宪法修改成为热门话题，有限政府理论被用来作为反对政府权力过度膨胀的理由，集团利益，政府失灵，立宪限制，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宪政模式等等问题，无论问题的角度怎么变换，我们都可以将它同经济联系起来。用经济分析方法探究问题的要害，是一种方法论的变革，对于中国宪政实践的研究有其别开生面的作用。这里，我从宪政的经济根源、宪政与市场经济的关系、公共选择理论三个角度加以论证，并对中国宪政改革提出一些建议。

一从经济决定论看宪政的经济根源

无论是从宪法的原则，还是从法治、民主、人权这些与宪政相关联的概念去分析，经济的因素均起决定性的作用；或者说，宪政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有其内在深刻的经济根源。

有学者认为，宪法中有许多内容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的联系，而是与人类社会文明要求相关，如宪法关于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的规定，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反封建的斗争成果，体现了人本身的解放。(注：王叔文主编：《市场经济与宪政建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页。)这种认识是片面的、表面的。实际上，宪法也好，宪政也好，不仅其产生有其不可割断的经济根源，其实现同样不能离开经济的前提。像保障公民政治权利和人身权利一类的规定，其实现的程度直接依赖于经济的条件。

内容提要：文化审美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来观照其生存方式和文明成果的精神历程，文化审美可在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主要是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系统的审美，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依社会结构展开，包括对文化结构、性质和核心要素等的审美，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

关键词：文化审美文化美学审美理性文化体系文化结构文化现象

文化审美是人类以审美方式来观照其生存方式和文明成果的精神历程，按照文化的三个层面的定义，文化审美也可以在三个层面展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主要是对人类的生存方式系统的审美，纵向如对原始文化、农业文化、工商文化、信息文化的审美；横向如对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印度文化、阿拉伯文化及其他大的民族文化体系的审美，中观层面的文化审美依社会结构展开，包括对文化结构、性质和核心要素等的审美，微观层面的文化审美是对文化现象的审美，包括对不同的文化层次的不同文化风格的审美，也包括对日常生活生产方式的审美。

一、宏观层面的文化审美

宏观的文化定义是从哲学角度切入的，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文化是人生存方式的系统化，文化即人化，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的、精神的、制度的文明成果皆可称为文化。横向的是由人与自然环境作用而形成的不同文化模式，纵向的是文化发展中呈现的不同历史形态。随着人类社会和人类精神的发展，这些文化在整体上呈现出由简单向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的轨迹，因而在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历时态的文化可能共时态并存，文化可能会划分为传统与现代、落后与先进、健康与腐朽、主流与支流等，体现出不同时代人们的不同的文化品位和文化时尚，是其文化审美情趣的具体表现。

宏观文化的审美标准受时代和民族审美情趣影响甚深，因而可能尽展其长尽知其短，也可能因时代局限和民族隔阂而出现偏颇，文化帝国主义、文化殖民倾向、狭隘的民族主义、我族中心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等均体现出功利主义立场的精神误差，而文化激进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斗争、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的错位构成的矛盾也彰显着这一领域的错综复杂。全球化时代使文化的丰富多元在同一平台霎时并现，不同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的矛盾与交流空前广泛深入，跨国公司、跨国组织、互联网文化使不同生存方式在各领域亲密接触，文化冲突与文化融合频繁迅捷，若仅秉持线性历史观的单一标准，或仅以生产力标准、社会政治制度标准、意识形态标准来对待不同文化，则会加剧文化冲突，在各文化体系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可能引发战争，而在今天毁灭性武器如核武器、生化武器的后果难控的前提下，会使恐怖主义蔓延，可能会威胁到人类文明的终极命运；在文化体系和文化形态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则会激化文化吞并，短期内形成文化同质化，破坏文化生态平衡，使一种文化体系的弊端全球扩展，形成全球性问题和危机，也会影响人类文明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