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品经济发展范文10篇

一、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

许檀、经君健的《明清时期山东生产资料市场初探》一文以山东集市交易为中心，考察在市场上的棉花、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的销售情况。生产资料市场的出现，表明市场由纯消费型向生产型的转变。近代农业等生产技术的改良，使得提供给市场的商品增多，在这方面投入精力较多的是庄维民。而他的《论近代山东的市场经济》总结了自明清到近代，市场系统经历了封闭、流向单一到半传统半开放的发展过程。除省内市场外，与山东相关的省外市场和对外贸易市场被学者关注。赵树廷在说明海洋贸易对清代山东沿海地区的重要影响时，将对外贸易的兴盛表现总结为形成莱阳(后来为烟台)、胶州(后为青岛)为中心的外贸港口体系、直接对外贸易范围的扩大，贸易规模明显增长等方面。庄维民的《贸易依存度与间接腹地:近代上海与华北腹地市场》利用直接腹地与间接腹地，提及口岸与腹地间经济互动所形成的区域市场网络。同时不同腹地间的交叉重叠，腹地间的竞争，促进了新的商路、贸易和商人资本流动的新格局。

二、商品流通的勃兴与商人队伍的壮大

(一)运河与铁路沿线经济的发展

大运河流经山东西部，关于运河研究的综述类文章，王云和胡梦飞进行了总结，内容不再赘述。除运河、海运外，贯穿山东的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成为深入山东腹地新的交通线。两条铁路在山东境内形成“十”字交叉，所经地区有如济南、青岛的经济大市，也有如淄博、兖州的矿产大区，还有如泰安的旅游城市。最初的铁路修建与外国侵略有关，但它们的存在也客观上加快了货物和人员的地区性流动。以津浦线为例，1915年其运输货物为1345461吨，载客旅客为1271140人次，1934年货运为3921460吨，客运3083520人次，在这近二十年的时间里，虽两项数据的起伏较大，但基本上处于稳步上升的态势。江沛的《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综述及展望:1979－2009》一文对改革开放后三十年的近代铁路发展史有了很好的总结，近年来南开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成为对晚清民初的华北区域的铁路和港口建设的重镇，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学术成果。在城市史方面，相对于青岛这一陆海枢纽城市，济南城市商业的专门性研究较少。除档案、《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类的资料集、《济南史话》类的通俗读物外，创作始于上世纪70年代中期的鲍德威的《中国的城市变迁:1890－1949年山东济南的政治与发展》一书将明清时期山东府治所在地济南为研究中心，探讨了其在成为华北地区铁路枢纽后，政治功能和经济功能相对好地结合的现代化历史过程。而王琨《民国时期济南同业公会研究(1929－1948)》探讨了在二十年时间里，同业公会与资本主义的关系。王瑞琪的《近代济南开埠与城市转型———以商埠区为中心》对开埠后商埠区经济空间和公共空间的变化进行深入分析。开埠与铁路，成为济南城市现代化发展及商品流通种类、速度、方式等改变的重要原因。

(二)商帮和商人的发展壮大

摘要：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三个重要表现特征：坊市合一、坊郭户籍的建立和同业行会的形成。商品意识在城市社会中迅速滋长和蔓延，并向社会文化生活领域渗透。文学艺术也开始了商品化的进程，许多文艺作品成为文化消费品，由此导致了社会的价值观和审美观的变化。

关键词：宋代；商品经济；文化艺术；商品化；价值观；审美观

一、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表现特征

从总体情况来看，宋代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其主导性的经济模式仍然是自然经济，而处于次要地位的城市商品经济却获得长足的发展，呈现空前兴旺的态势，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坊市合一”是宋代城市商品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特征。宋以前的城市一般都是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中心，长期实行“坊市制”，将坊与市分隔开来。坊是城市居民生活区和行政管理单位，市是交易场所。市场管理极为严格，周围有高墙环绕，营业时间以市场大门的关闭为准。一般日落市门就关闭，交易时间受到限制，极不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由于唐末五代战乱，“坊市制”被破坏，宋初虽有所恢复，但无法重现旧貌。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京开封的商业活动开始出现“侵街”的观象①。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临街摆摊，坊中开铺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打破了旧的坊市分隔的城市格局，突破了交易时间和区域的限制。朝廷对这种现象虽然干预过，但屡禁不止。北宋至道元年（995年）和咸平中（998—1003年）曾两次试图恢复坊市制，都终归失败。宋仁宗登基之初，只得认可这一事实，干脆将坊墙和市墙统统推倒，宣告旧的坊市制彻底崩溃。商店与作坊临街而立，坊与市合为一体，标志着近代城市的雏型已出现。当时的东京开封已是“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所谓花阵酒池，香山药海。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以万数。”②可想见其商业繁荣的情形。由于坊市合一、近代城市雏型的出现，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当时的东京开封已废除了传统的“宵禁”法令，商品贸易已没有时间的限制，夜市普遍出现。据宋代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三记载：马行街的“夜市直至三更尽，才五更又复开张。如要闹去处，通晓不绝”。“鬼市子”也是夜市的一种，在潘楼街，“每五更点灯博易，买卖衣物、图画、花环、领抹之类，至晓即散，谓之鬼市子”。③东京商品经济的迅猛发展必然波及全国各地。当时，南方城镇的草市也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年）全国有镇市近2000个，而南方诸路就有1300多个。这些新兴的商业镇市已改变了旧的州郡规格和性质，由区域的单一政治中心变为政治、经济双重中心。这类本设于城镇之外的草市，随着“坊市合一”的历史进程也逐渐融于都市之中。许多市民为交易方便，便迁居于草市之中，使草市成为新的商业城市。

坊郭户籍的出现是宋代商品经济发展的另一重要特征。宋代以前，城市与乡村在户籍上没有多少差别，也没有“坊郭户”这一专用名称。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周宝珠先生考证，北宋崇宁时（1102—1106年）东京开封约有十三万多户（不含属县），总人口当在一百五十万左右。④而吴涛认为当时东京主客户合计应是二十六万余户。⑤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城市人口的剧增，户籍管理遇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客户）太多，不容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命都官员外郎苗稹与知河南府薛田，同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从户部尚书冯拯之请也。”⑥宋真宗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九十八万户，人口约五百万之众。⑦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发展了的以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分工，都以城市与乡村分裂为基础。”⑧坊郭户籍的建立，将城市与乡村分离开来了，进一步地促进了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品交换的分工。

宋王朝建立以后，接受了唐末藩镇割据、政权旁落导致唐代衰亡的教训，从军事上、政治上采取了一系列强化中央集权的措施，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使得生产能以恢复和发展。徽、钦宗事变前，经过一百多年的休养生息，人物繁阜。作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东京（开封），金翠耀目，罗绮飘香，一派“柳陌花衢，新声巧笑；茶坊酒肆，按管调弦，但习歌舞，不识干戈”的昇平景象。南渡以后，以淮水大散关为界，每年向金纳贡称臣，也得到近百年的屈辱偏安。“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宋史•食货志》）。本系富庶之区的江南，没有大规模的战乱，社会经济也有进一步的发展。农副业生产商品化程度逐步提高。宋代的农副业生产，随着生产工具、耕作技术的改进，垦田，兴修水利，以及良种的选择和推广，在南方，又有套间种轮作等实施，农副产品的品种和产量有了明显的增加；水果、花卉、纻麻、甘蔗、茶叶等经济作物种植业和蚕桑业的较大发展，为商业、手工业、加工业乃至对外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农副业产品商品化程度的提高。

物产中的盐、茶、酒、香（香料、香药）、礬五种由官方经营，同样进入市场。于盐“、天下盐利，皆归县官”；于茶，则为场置吏，采茶之民统归“山场”，岁课作茶输租，其馀全部由官府发卖；于酒，在诸州城内皆置“务”酿造；于礬，设官典领，所产入官市；于香，则因其为利甚丰，以官为市。官卖各项，对私相贸易者禁罚极严，尤以茶礬两项为最。宋代的手工业产品亦多，且多有加工技术精良的名产，诸如太原的铜器，邠州的剪刀，成都的织锦，定州的“缂丝”，温州、临安的漆器，汝、哥、定三窑及南宋景德镇的瓷器等为是。矿冶、纺织、酿造、造纸、印刷、陶瓷、造船等行业，其技术和规模都甚于唐代。仅矿冶业中的信州铅山的铜铅开采，募集人数竞达十馀万之众，昼夜开采。

总之，由于宋代生产力的发展，进入市场可供交换的剩馀产品，品种和数量也随之增加。除煤炭、蔗糖、宋版书籍等新品种之外，“沉沙栖陆、异域所至，殊形妙状”之物，竟至“无所不有”。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商品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市场的城镇也大为改观。城市面积有了更大的扩展。原来有所谓内外两城（子城、罗城）限制的苏、湖、明、台、严、徽等州及绍兴等地，突破了子城；原有住（坊）与贸（市）的区分也已名存实亡。乡镇间的草市，定期集散的痎（圩），城里的铺席（摊档）在继续发展。汴京等大型都会，为了满足交换的需要，营业时间上的限制被无形中取消。除日市之外，又有早市，更有无论冬晴雨雪均不间断的夜市。至于定期的庙集，专业化市场，如药市、蚕市、灯市、鼓扇百索市、乞巧节等节令性市场，名目多，规模大，称之为“万姓交易，无所不有”。成交额往往大得令人惊诧咋舌。据有关史科记述，仅东角楼南通一巷，“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临安（杭州）更因“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自大内和宁内外，“天下所无者，悉集于此”。融和坊北的珠子市头，其成交则动以万数。就连端午节用的菖莆之类的低值物品，一早就有万贯以上的交易额（耐得翁《都城纪胜》）。

为了交换之便，就经营同类货物的商户“，不以物之大小，但合充用”，都按传统地点集中于一处，使市场专业化，由此而出现“行”、“团”、“市”、“作”。如肉行、鱼行、酒行；花团、青果团、鲞团；珠子市；腰带作、篾刀作等。与商贸活动相协调的服务业应运而生。客舍业，解决了商旅人的投宿，使他们在疲惫转徙中得有安身之所，甚至还有吃喝玩乐的去处。宋代的服务行业分工细，项目多，如养马，每日有人专供草料；养犬，则供饧糠；养猫，有供鱼鰌；养鱼，供虮虾儿。修磨刀剪、扫街盘垃圾、供人家食用水，乃至荷大斧斫柴间等杂活亦有人为之。货物中转、储存，运输用具的提供等等，为商旅之人解决许多实际问题。作为商品交换媒体和手段的货币，流通量大，形式多样灵活。为适应交换之需，宋代曾大量铸造铜铁两币，但尚不敷使用。市场上有凭信用交易的“赊卖”。除此之外，还仿效唐代的“飞钱”，印制“交子钱”，设有“交子务”专门机构，确定兑换值，加强管理。到了南宋，“交子钱”在市场上已广泛用于流通。

充作货币的银的使用也日益增加。为市场承认的交换形式多种多样，支付手段极其灵活。这不仅极大地方便于商贸，进一步加快商品的流通速度，提高其价值，而且也是商品经济发达的结果。总之，由于环境比较安定，两宋王朝的社会生产力，继唐代之后，又有新的发展，物产殷实，市场繁荣。商贸活动，包括民间、官办，国内、疆外众多方面都表现十分活跃，是我国历史上一个封建性商品经济发达的历史时期。宋代的水产品贸易，可借助于东京汴梁和行都临安以窥其一斑。通过当时的这两个经济政治文化中心的观测，考察它们与国内市场、地区间联系，以及它们和边境外少数民族、域外的往来。就形式而言，宋代国内市场有铺席为主的集市贸易（俗称坐商），有通过中间商转贩的估客贸易（俗称行商），和供皇室衣食的贡赋。域外则有官方经营的官卖和入贡回赐的贡赐。其中，贡品在宋代，不论其源自国内或域外，都属于特殊形式的商品交换。域外进贡的回赐也是如此。国内市场宋代两都的城市商贸占有城市经常的重要地位。其中因人口增长带来的消费品需求的增长又为其主要因素。北宋年间，10万户以上的城市已由唐代的10馀个增加到40馀个。而汴京人口，高峰期高达140万，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都会。南渡之后，政治中心南移，临安在原有基础上迅速发展起来。到度宗时，人口也达120馀万。如此密集的人口就是一个很大的消费市场。商品主要由远地的估客转运而来，再在“行”“团“”市”中交换。两都市场上，“沉沙栖陆”，“目不给视”品种多至“不可殚记”，被词人周邦彦称之为“竭五都之瓖富，备九州之货贿”（《汴都赋》）。行都之处的杭城，也是“万物所聚，诸行百市”“商贸买卖者十倍于昔”。在东京，经商为业者有两万多户，交易有市，分工有行。由城外各地“集零为整”直接进入消费者，包括饭馆酒肆的馔席之中，即所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繁华之地有相国寺、东华门外等处。靠近宫城的东华门外系禁中买卖之地，“凡饮食、时新花果、鱼虾鳖蟹、鹑兔脯腊，金玉珍玩衣著，无非天下之奇”。宣德楼前街北有梁家珠子铺，宣德东东角楼潘楼街也有珍珠上市。可食水产品多供作饮食业的消费。如新城龙津桥夜市供应的鳝鱼包子，朱雀门的上冻鱼头等五、六十项“杂嚼”（小吃），开业延至三更。城中街坊饮食处处有之。入席下饭酒的五十二种馔肴中，已知可确定为水产品者就有假河魨（江鮰）等13种。一些名著声显的大型酒楼饭馆除烹制入席档次不同的水产品餐席之外，还有老少咸宜的随意小吃，如炒香螺、煎鱼等，更有南北馔味之别，以适应不同地域往来商贾旅人、驻京官员之需。冬月无蔬菜之时，宫禁和民间收藏冬菜，蛤蜊、螃蟹等水产品也属冬藏对象。收藏物当系市贸而来。由于人口稠密集中，水产品的需求量极大。仅活鱼一项，每天清早，从新郑、西水、万胜三门入城者，就有数千担之多。价格相当便宜，即使是冬月从“黄河诸运处客鱼来”的车鱼，“每斤不上一百文”。水产品的商贸在当时，也与生熟肉食、杂货等同例，专设“鱼行”，而且是160行中的一个大货行。为供有闲阶层游乐助兴，池鱼还进入旅游业的领域。据载，每年三月一日开放的金明池，游人如欲钓鱼，可在西水门的池苑所买牌，凭牌钓鱼。

所钓之鱼，“倍其价买之。临水砟脍，以荐芳樽”。东京汴梁，文人说是“城中万屋翚甍起，百货千商集成蚁”。但其商品市场的繁荣并非以其本身强大的商品业产作为基础，而主要是仰赖于全国各地的支援，是“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贸”的结果。四通八达的水陆两道交通网，加强和促进了它与全国各地，甚至亚非各国的经济联系。汴、黄、惠民、广济四河沟通南方、陕西各路、陈许蔡寿各州及京东各州；辽境，山东，西北各地，东南，西夏、吐蕃、回鹘分别以长垣至雄州线，澶州至郓州线，中牟潼关线，陈留宿州线的陆路沟通。畅达的交通，加上官方恤商和鼓励转运的政策，有力地推动了国内地区与地区之间，东京与各地区之间商贸活动的开展。江淮和山东沿海的鲐鮆鮿鲍，霍山的珠玉，淮甸的虾米，吴郡的蛤蜊海鮠，黄河诸远处的鱼等众多的水产品源源不断运往东京，供应消费市场，而不再转运外地。它们连同南方的水果，主要是给那些脍不厌细、食不厌精的寓居于东京，尤其是任职官员中的南方人享用。绍兴八年（1138年）正式定为行都的临安，其繁华景况比之汴梁有过之而无不及。除御街、荐桥街、后市街闹市之外，尚有许多专业性商行和集市，如象牙玳瑁市、花市、肉市、药市、米市、南北猪行、金漆桌凳行、麻布行等。都下市肆，名家驰誉。著称于世者有羊肉李七儿、奶房王家、血肚羹宋小巴之类。水产品馔食中，钱塘门外宋五嫂鱼羹也是名品之一（百岁寓翁《枫窗小牍》、吴自牧《梦梁录》）。有专卖面食鱼肉的店铺，涌金门外还有大小渔庄。起店食店中，以水产品作馔者不下七十种。城内414个专业行中，原来汴梁单一的“鱼行”，又分出候潮门外海鲜行、城东蟹行、城北鱼行、坎子桥鲜鱼行、深水闸鮝团。鮝铺极多，城内外竟“不下一二百馀家”。珍珠单独分市，融和市南坊有珠子市，加工珠孔又有散儿行。在衣冠贵族、学士文人、富商巨贾充斥的临安，风俗日奢，年内各种节日、节气、祭庙等民俗活动“，赏玩殆无虚日”。处于鱼国之地的杭州，地产鱼虾海物，“须鳞壳甲，种类差殊”（陶谷《清异录》），居家餐桌或盛会宴席上自然离不了水产品馔肴。城内沿街叫卖的流动担贩的担贩中，保持有10馀种淡海水产品乃是司空见惯之事。而在店肆中，据《梦梁录》所载，当时街市上的“分茶酒店”“面食店”“荤素从食店”“肉铺”“鮝铺”中，下厨的630馀种生熟食品，有240馀种系以水产品为主料制作而成。鮝铺所售，水产品几占铺营项目的全部。以水产品为馅或为辅加工成的面食、糕点也有21种之多。城内“大小铺席，连门皆是”，“诸行百市，自和宁门权子外至观桥下，无一家不买卖者，行分最多”。而“早间珍玉珍异及花果时新，海鲜野味奇器，天下所无者”，又多集中于“自大内和宁门外，新路南北”（耐得翁《都城纪胜•市井》）。细嫩的杭城人，对水产品特别嗜爱。“稍丰厚者，下饭羹汤，尤不可无，虽贫下之人，亦不可免”。绍兴二十一年（1151年）十月，高宗（赵构）驾幸张府，清河郡王张俊进奉筵宴的十套102色食品，有云梦豝儿、鰕腊、旋鮓等；下酒30味，厨劝酒10味和对食10盏中，水产品所占比例极大。有炒沙鱼襯汤、鳝血炒鲎、螃蟹酿枨、鲜虾蹄脍、南炒鳝、洗手蟹、姜醋香螺等26种（吴自牧《梦梁录》，徐大焯《烬馀录》甲编、元阙名《馔史》）。宴请外国使臣，水产品也是席上之珍（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一）。从名目上来看，皆非名贵之物，除宫廷采办到行市中敲诈勒索外，应当是按正常的交换渠道而得。

理学经济伦理是适应并维护封建生产方式和扼制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是建立在宗法家族主义农耕文明基础之上,与具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从总体特征来看,它与商品经济伦理分属于两种不同的价值体系。它在中国古代的基本作用是适应并促进了封建小农经济的发展,阻碍了商品经济发展,使之长期处于稚嫩状态。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作用在明代中叶前后是不同的。在明代中期以前,中国还没有产生新的生产关系,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并不落后,生产力仍在发展,这期间理学起着维护封建统治,加强中央集权的作用,有其存在的必然性和理论价值,理学经济伦理还能适应并促进封建生产方式的发展,因而具有进步性。明代中期,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历史性的变化,新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出现了萌芽,面对新的社会变化,程朱的后辈理学家们不是努力建设一个合理的经济秩序,更新社会、国家的管理方式,以疏导、培育日益苏醒和增长的新经济因素的幼芽,而是仍然坚持天理的封建说教,企图以扼制“人欲”为代价,用强化道德秩序的办法来达到稳定政治经济秩序的目的,理学经济伦理对新生产方式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阻碍作用日益显露出来。也就在这时,中国的种种问题和危机开始充分暴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开始趋于落后,中国封建制度仍在农业文明的发展方向上,继续缓慢行进,走向烂熟。毋庸置疑,中国社会经济由先进滑向落后,经济伦理没有突破是一个重要因素。到了近代,它的保守性和危害性更加明显。历史事实证明,理学经济伦理不可能促进中国的近代化,随着历史的发展,它作为一种文化类型的存在,与封建王朝一样被抛到时代的后面去了。

中国的商品经济千回百转、步履维艰地发展了三千多年,直到中国封建社会灭亡都还非常嫩弱;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比西方迟到三个世纪,直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庞大舰队杀气腾腾地闯进平静的中国南海,也未能从小农经济的大海中脱颖而出。究其原因,这期间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理学经济伦理对商品经济的阻碍不能不说是一个深层次的根源(难辞其咎)。

一、理学经济伦理对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的阻碍

理学经济伦理,作为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正统的意识形态,其主要的文化功能在于维护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及其经济制度,扼制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传统社会趋于瓦解、新的生产方式初步兴起的时候,有力地阻滞新生产方式和近代工商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理学经济伦理与专制等级制度相结合的封建政府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人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在文官政治的运作体系中,礼仪是根本。皇帝与臣子通过礼仪确定君臣的“名分”(从宋代开始,“名分”思想对人们的支配作用,明显超过了“天命”思想),政府各部门、中央与地方,也主要依赖礼仪的程序进行协调、沟通和节制。而拖沓疲软、推诿扯皮、虚应故事等官场病,因表面上的合乎礼仪而得以合理的存在。从宋到明、清,王朝礼越来越烦琐,礼典越编越厚重,可官僚体制的低效率,以及种种积弊反而愈益加重,这样的国家政府及其管理体制不可能领导和组织国民走向社会化大生产。

第二,抑制私利使得商品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原动力。求利是人的本性,是驱使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最根本的动力,赢利思想是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杠杆。凯恩斯认为,至少在100年内,我们还必须把贪婪、高利贷等等奉为我们的信条,并借此把我们从经济必然性的黑洞里引导到阳光丽日中来。但理学家将人性中求利的本能欲望和经商赢利的行为一概视之为“私欲”,使之成为应“去”、应“灭”的对象。而且宋代以后,统治者提扬、护持的“天理人欲之辨”使得义利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以致在此思想的重压下,元明清三代都没有人斗胆敢于提出如英国重商主义者约翰·海乐斯在《关于英格兰王国公共财富的讨论》一书中所提出的“人是追逐最大利润的”这种思想。虽然人人求利,但就是不敢承认。

【内容提要】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特点是商品经济史研究中一个首要的重大问题。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应以对其本身的研究为基础，而不能将中国的封建地主制与西欧的封建领主制作简单对比。中国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特殊性主要表现在：它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高峰，并形成了多层次和多元化发展格局。在此过程中，商品经济一方面受政治干预极其强烈，另方面则从根本上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变革。

【英文摘要】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haveremainedanimportantissueinthestudyofcommodityeconomyhistory.However,theexplora-tionofthecharacteristicsofthedevelopmentofthecommodi-tyeconomyinthefeudalChinesesocietymustfirstdependonacompletedescriptionofthesituationofitsownratherthanjustasimplecomparisonbetweenthefeudalChineselandlordsystemandtheWesternEuropeansuzerainsystem.Theparticula-ritiesofthefeudalChinesecommodityeconomycanbeseeninthefactthatitexperiencedthreedevelopmentalpeaksandthusformedamulti-dimensionalpattem.Duringthiscourse,commodityeconomy,thoughstronglyinterferedbypoliticalfactors,haspromotedthetransformationoftheChinesesociety.

【关键词】商品经济、中外比较、中国特点

commodityeconomy/comparisonbetweenChinaandothercountries/Chinesecharacteristics

【正文】

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乃是自然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消长的过程。（注：李埏：《中国封建经济史论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6～15页。）因此，要全面而又科学地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必须大力开展对商品经济史的研究。随着近20年来对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点已逐渐成为人们的共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商品经济问题是重新正确认识中国封建社会的重要突破口，应强调重视商品经济的研究。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为实现富国强兵目的推行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保护和促进作用，使商品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商人的身份得以确认，并取得了与士、农、工同等的社会地位，其所从事的商业贸易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经济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商业贸易和农业、工业生产一样成为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经济活动。对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重商政策的主要内容以及商品经济的发展作初步探讨。

关键词：重商政策；关税；商品经济

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实行的重商政策为商品经济发展繁荣提供了重要政治保障。考察这一时期的重商政策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对于今天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一、推行重商政策的原因

重商政策，是指统治者出于政治和经济目的，采取的有利于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之间相互兼并，为求得生存与发展，诸侯国推行重商政策，以发展经济，巩固统治。

商品经济的发展繁荣必然给国家带来大量的商业税收，增强其经济实力，有利于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虽然春秋战国时期田税是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但源源不断的商业税收无疑也是各诸侯国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巩固统治和争霸战争发挥着重要作用。《战国策》里面的一段话说得很明白，“夫存韩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大时已。通韩之上党于共、莫，使道已通，因而关之，出入者赋之……共有其赋，足以富国。”这里，就把征收关税作为“富国”、“存韩安魏”的一个重要途径，说明关税收入是相当可观的。由此可以看出。商品经济带来的直接关税收人对于诸侯国的重要性。对此，《管子》说得更明了，把“修道途，便关市”作为“输之以财”的重要方式之一。《孟子》曾记载了宋国大夫戴盈之和孟子商量关税税率的事情说：“去关市之征，今兹未能，请轻之，以待来年，然后已，何如?”在戴盈之看来，如果免征关税或降低税率，就有可能要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统治。

摘要：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形式，对于高中生而言，对这两种经济形式的区别形成认识了解，是有一定益处的。因此，本文就从高中生的视角出发，对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做了简单分析，然后对二者的区别进行了讨论，希望可以给广大高中生一些参考。

关键词：市场经济；商品经济；内涵；区别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高中生而言，就需要认识到不同经济形式对当前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作为我国经济发展历程中的两种重要模式，有必要对他们之间的区别予以辨析，从而正确把握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一、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的内涵

（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一种经济体系，在这种经济体系下，所有的产品的生产和销售过程都是完全由市场价格机制所引导的，不受到国家或是地方政府的引导限制。从市场经济的内涵上来说，其就是一种具备很强自主性的经济模式，产生生产的多少、销售的价格、销售的渠道等等，都是有市场主导的，市场需求多，那么就多生产；市场需求少，那么就少生产，一切经济活动都以市场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虽然市场经济具有很高的自主性，但是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比如经济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或是滞后性。在计划经济时代，一切都是整体把控，不会出现盲目生产的问题。市场经济下，由于市场信息复杂，千变万化，再不能及时获知信息的情况下，就可能导致生产盲目或是滞后，最终导致损失。但是市场经济可以让市场资源都充分利用起来，可以促进经济的最大化效益。[1]（二）商品经济。商品经济是一种和“自然经济”相对立的经济模式，其是商品生产、交换、售卖的全过程总和。说的直白一点，商品经济就是以直接交换为根本目的的经济形式。根据商品经济形式的内涵，可以发现其具有三个基本特点。第一，具有交换性。商品经济的本质是商品交换，所以交换性就是其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第二，开放性。商品经济的产生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实现的，也就是现在所说的行业差别。正因为存在行业差别，才会产生商品交换的需求。而且随着经济行业的不断扩张，这种需求也逐渐提升，使得商品经济表现出了很强的开放性特征。第三，进取性。商品经济时代的生产者也是逐利者，为了在竞争中占据强势地位，或是为了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必然要积极进取，对生产技术予以革新，或是扩大生产规模，表现出了很强的进取性。[2]

二、市场经济和商品经济之间存在的差异

(一)

历史上任何一种商品经济，都是所有制性质一般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一般的统一。反之，客观存在的每种商品经济，又都是一种具体的商品经济，即是一定的所有制性质和商品生产、交换方式的统一。所以，作为对特定社会阶段商品经济的研究，都必须侧重于本阶段中商品经济具体特性的分析。认识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也一定要如实地反映它的现状属性。中国现实中的商品经济，在总体上应称之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范畴区别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更不能同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混为一谈。因为，我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些占主体地位的公有制经济外，还有多种形式的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存在。仅以这一点说，就既有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又有非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把现实中的商品经济，统称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显然是不恰当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的统一概括，又意味了这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对立和斗争。以现实来说，这种斗争是很复杂而激烈的。种种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虽然程度不同地都具有为社会主义经济服务的一面，但另一面却都不断地形成着对社会主义经济的侵蚀和瓦解。在商品经济发展的本身，多种经济形式间的竞争也是很厉害的。而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总是处在这种不断的斗争和竞争中，又是在同各种商品经济形式彼此结合、相互渗透中实现的。表现在经济管理上，就是要兼顾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和非公有制商品经济形式这两个方面，并且通过这两方面间的相互作用及其转化，实现对二者比重关系的把握和全社会经济发展趋向的调节。所以，作为商品经济理论研究，就必须如实地反映这种现状，并且提出相应的对策。然而过去的研究则不是这样看问题的。人们通常的看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里暂且不谈第二个等式能否成立，只就第一个等式说，它分明是对上述商品经济社会结构作了抹煞。其结果，不仅造成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概念本身的不准确，而且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对各种商品经济相互渗透、相互斗争的研究，在实践中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简言之，过去商品经济理论研究上的一大缺陷，是它脱离开现实中商品经济的复杂结构状态，孤立地研究所谓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因此，作为对这一缺陷的补正，就是要回到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中商品经济总体状态的研究上来。在范畴上说，就要确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这个大概念，明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与非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及其各自形式的区别。从而，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多种商品经济形式间的相互作用、渗透关系，并坚持在这种作用和渗透中，认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促使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换句话说，我们就是要从只研究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纯粹形式，转变到对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多种商品经济形式结构中的社会它义商品经济和它的发展的如实研究。

(二)

过去有计划商品经济理论研究的第二个缺陷，是它忽视了对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作为发展过程的研究。毫无疑问，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同样是一个发展过程。它具有不同的发展阶段。从本质上讲，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属性有两种:第一是公有制经济;第二是采取商品生产和交换方式进行运行的经济。叮是，公有制有低级形式和高级形式的不同，可理解为由低级形式向高级形式发展的过程;商品生产、交换方式也有不发达状态(小商品阶段)和发达状态之别，又可看作是由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的转变过程。所以，不能认为只要是公有制的商品经济，就是一样货色或一种状态;而必须懂得: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除了都具有作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一般性外，还分别具有着它作为本阶段发展状态的特殊性。因此，以经济理论研究说，不’司发展阶段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都必须具有其相应的具体范畴和研究重点。既然如此，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商品经济发展和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出发，笔者以为有必要对以一「几二个研究对象作范畴上的区分:

(1)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全过程，它是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一切阶段、状态的总括;

(2)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即是现实中尚处在不发达状态的公有制商品经济;

摘要：文学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与社会的整体发展特别是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商品经济的繁荣发展能够促进于文学的发展，文学的发展与文化发展又能够反作用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当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中，这一现象的体现越加明显，基于此本文展开对于商品经济与当代文学发展之间的关系展开讨论。

关键词：商品经济；当代文学；发展；探析

引言：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文学艺术受到社会存在的影响，同时以其中的精神力量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在当代社会中，文学与经济之间属于不同的领域，然而其中却有着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关系，包括其中文学内容由于社会发展而更加丰富，文学写作内容受到市场的影响；在另外一个层面，文学也作为一种精神产品促进着商品的繁荣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关系。

一、文学在商品经济中的特性

当社会发展到商品经济阶段，文学作品在社会大环境中，本身也具备了商品的属性。因此，文学作品除了具有文学价值之外，也具有着经济价值，作为商品经济发展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推动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在文学作品的这种特性之下，也具有和其他的商品一样具有商品经济中商品的产生以及参与社会作用的过程，并且作为商品的一种，实现其中的流通与消费的过程。在文学作品作为一种商品进入到市场中之后，其中的商业价值将会充分的显示出来，商业价值与文学的本身价值之间不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这是由于商业价值与艺术价值的判断标准并不相同。因此，在文学的表现内容中，作者试图通过作品本身所传达的观念，与在商品经济中所表现出的商品价值存在着不相符合的关系。

二、商品经济对于文学作品的促进作用

（一）复习提问

1.为什么说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

2.我国现阶段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意义是什么？

（二）导入新课

社会主义经济仍然是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我国现阶段只有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现代化。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我国的经济生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商业网点多了，什么商场、商城、购物中心、早市、夜市、集贸市场，还有庙会、物资交流中心，比比皆是；商品丰富了，吃的、穿的、用的，琳琅满目，一应俱全。这是大家都能感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