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研究论文范文10篇

一、对财政份额现实状况的分析与看法

从1982～1999年数据来看，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总体一路盘跌的走势与传统瓦格纳定律（即财政收入规模随着国民经济增长而呈不断上升趋势）呈现出明显背离的特征。到1999年中国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仅为13％，在世界上都属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政府收入下降导致财政投资占全社会投资的比例不断减少，2000年1季度仅为5.8％。这进一步加剧了财政支出政策与财政收入政策的逆向运动：从支出方向看财政政策是扩张型，从收入方向看财政政策却是紧缩型，且收入政策的收缩程度高于前者，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发债规模。于是出现了财政收入在GDP中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国债发行额占GDP的比重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现象。从而造成了从财政角度分析的国债债务指标普遍较高，而从总量角度分析的指标较低现象。从偏高的债务依存度、国债偿债率和财政占GDP比重的下降与国债占GDP比重的上升来看，财政压力是很大的。虽然从国债负担率和居民负担率这两个指标来看，国债规模仍存在一定的增长空间。但财政收入在制约国债发行规模中毕竟占据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如何客观看待财政份额下降而发债规模上升这一现象呢，我们认为，从总体趋势上来看，我国财政收入占GDP和总收入的比重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态势。其主要原因在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本上奉行的是放权让利的政策，收入分配格局一直向居民倾斜。从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演变就可以明显得出这种结论。税收占GDP比重在1985～1997年间以年均3.973％的速度下降，到1996年到达谷底时仅为10.18％，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的25％和60％。1986～1995年间平均税收弹性值为0.527，平均边际税收倾向仅为0.076，近乎无弹性，税收收入的实际增长率远低于经济实际增长率（中国统计年鉴1996，P42、227）。在此期间政府主要通过连年发债来弥补这部分因减税而流失的利益。进入90年代后，收入分配格局再次发生变化。随着经济结构趋于合理，国企逐步走出下降通道，政府在收入分配中所占比重持续下滑的趋势开始扭转。1995年税收总额占GDP的比例开始逐步趋稳，从而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995年开始出现止跌回升的势头。1995～1999年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基本稳定在10％以上，并略呈上升趋势（见图1）。这种变化趋势与西方发达国家二战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走势相吻合。

从我国政府收入的构成来看，政府收入＝财政预算内收入＋预算外收入＋非规范性公共收入。常规分析所用的财政收入多指财政预算内收入。如果简单地用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这一指标来与国外相比，显然不妥。我国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以及各级地方财政间按基数法进行收入划分，诱导了地方政府尽量不把本地财力纳入财政预算收入，结果导致预算内财政收入不断下降，预算外部分收入在总体趋势上呈现上升趋势。1978～1992年间预算外资金量扩张到3854.92亿元，增长11倍之多，高于同期财政预算内收入增长幅度的3.6倍。特别是从1994年开始，预算外资金增长速度猛然上升，到1996年几乎翻一番，达61.7％。如果从政府总收入的角度上看，我国财政实际收入占GDP的比重大致为25％。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在今后若干年中，财政收入在GDP和总收入中的比重基本可以保持稳定并略有增长的趋势。财政收入是政府运作的基础。扩大发债规模，减低债务风险的关键在于重建财政。一方面，提高“两个比重”，至少把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和中央本级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提高到与发展中国家持平的水平，即20％和60％。另一方面，也不应当盲目提高我国政府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国外的有关理论与实践证明，过高和过低的财政比重对经济的长期稳定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比例过低削弱政府在公共部门中的影响力，动摇政府在宏观经济调控中的主角地位，而比例过低往往导致政府大幅度增加财政赤字，债务风险急升，给整体经济运作带来负面影响。过高的比例虽然使政府财力得到提升，但这种强制性高积累高投资所带来的不只是低下的效率，而且更多的是消费下降，经济失活，计划经济时代的东欧和中国的实践就是明证。目前世界各国对财政在国民经济中应占多大比重，尚未有明确定论。这一比重的确定应根据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状况及宏观调控的目标等来综合考虑。

二、对中国国债债务风险衡量指标背离现象的简析

1950年人民胜利折实公债（第一期，1亿元，合计2.6亿元，5年期，利率5％）首开新中国国债发行先河，到1981年我国政府再次恢复发行国债48.66亿元以来，国债发债规模逐年扩大，特别是1994年停止货币融资途径进行财政透支，使国债发行规模又跃上一个新的台阶。1999年国债发行额4015亿元，国债余额高达10542亿元，首次突破1万亿元的大关。国债总量扩张和财政份额的下降引发人们对国债规模的增长空间和债务风险的忧虑。国债规模从根本上说，主要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进程，闲置资源存量和利用状况，国际收支情况，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债务资金的使用效益和公众牺牲程度及理解力等诸多因素。具体就国内融资途径而言，国债发行规模的数量界限主要取决于政府和财政的国债偿付能力、可供国债吸收的居民储蓄剩余存量。目前普遍采用的衡量国债规模是否合理的指标有两类：

1非正式融资存在的客观必然性

就理论分析而言，首先非正式融资与正式融资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它们是并列的融资格局，并不存在谁更重要或谁不重要的问题。同时，由于两者各自的比较优势。使得其服务于不同类型的对象，形成一定程度的分工，因而又具有互补的关系。即使正式融资再发达，也不能取代非正式融资的作用和地位。其次，市场中的信息不完全和信息不对称也是形成非正式融资的原因。非正式融资创造信息是金融市场上最重要的金融资源。因为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系统不能完全掌握其贷放资金的去向、用途等信息，导致银行面临着巨大的信贷风险和道德风险。为了降低这些风险，银行实行“谨慎信贷”或信贷配给，这就使得相当一部分资金需求得不到满足，如果资本市场又不够完善和发达，那么通过正规渠道就无法满足融资需要，促使这些资金需求者去寻找非正式融资。再次，非正式融资具有和正式融资同样的功能，却在信息、担保和交易成本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许多在正式金融市场上不能作为担保品的物质和非物质形态在非正式金融市场中能够有效地保证贷款的归还。例如：人际关系、合约等，要么因为政府法令的规定不可以当作担保品，要么由于估价和处置成本较高而不为正式金融机构接纳为担保品。市场参与者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有大型企业的巨额融资，更在偏远地区的小额借款，很多都是游离在正式融资的效率边界之外的，所以非正式融资的非正式性有明显的优势。

就我国的现实而言，正式融资的制度缺陷活跃了非正式融资。首先“高门槛”的银行信贷政策是非正式融资产生的基础。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经营重心向大城市、大企业集中，造成县域金融主体缺位。农村信用社由于规模小，难以承担起支付县域经济发展的重任。国家针对部门地区和行业投资过热的现象，采取了一系列宏观调控措施，加剧了部分领域的融资困难。国有商业银行信贷政策日益严格，信贷准入条件不断提高，而广大中、小企业及“三农”经济由于受资产规模、竞争实力等条件限制，且资金需求又有“急”、“少”、“快”的特点，很难从国有商业银行获得贷款支持，转而投向非正式融资。其次，政府招商引资政策力度的加大，催生非正式融资的发展。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扩大招商引资数额，将任务层层分解到各机关部门，甚至直接与职工利益挂钩。职工为完成任务，不惜借用种种关系，为企业四处融资，以融资代引资，结果催生非正式融资的蓬勃发展。再次，银行存款利率持续走低，民间资金急于寻找投资渠道。尽管当前银行存款利率处于低位，但由于股票、基金市场风险较大、国债发行量较小，居民可选择的投资渠道仍十分有限。因此部分富裕居民选择了获利较高的非正式融资。私营企业对我国经济产生了巨大的贡献，却得不到正式融资的支持，因此非正式融资的存在和发展有其不可忽视的客观必然性。

2我国非正式融资存在的问题

由于缺乏规范，非正式融资必然存在很多问题，突出表现在：

第一，融资成本过高。中小企业经营体质比较脆弱，而非正式融资的利率高出正式融资体制一倍以上，并且由于担保体系的不健全，担保方面费用很高，由此进一步加大了经营风险。从我国资本市场的现状来看，无论是直接上市还是在经过复杂的运作之后通过买壳或者借壳上市，上市的成本都极为昂贵，致使中小企业无法问津。

近几年来中央从国债发行额中每年都拿出一部分向地方转贷（地方财政负责还本付息），用于支持地方性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如2001年中央代地方发行的国债为400亿元，2002年预算的国债发行规模为5929亿元，其中包括代地方政府发行250亿。这些国债转贷资金有力地支持了地方某些公共工程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但这种完全由中央包办的举债方式，是在现行制度不允许地方政府发行公债的情况下的一种变通。从逻辑上说，分税分级财政体制应允许地方政府在一定约束条件下“名正言顺”地具有发行债券以筹资的权力，否则不利于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根据城镇建设的需要来安排资金筹措，也不利于分散中央财政的债务负担和债务风险。

2.某些地方政府变相的债务融资方式：案例与评价

案例1：地方政府变相举债

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正规的地方债券或市政债券，但仍有不少地方政府在以各种形式变相发行公债。有的通过信托投资公司、市政建设公司作为发债主体发行公债，有的则以政府基金的名义向社会借钱，由地方财政提供担保，从而形成了政府的或有负债。这类或有负债脱离了财政体系的监督，实际发生时却不得不从财政中列支，其中存在很多不规范的运作，虽解决了城市建设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但容易构成潜在的财政风险。

例如财政部驻山东省监察专员办在进行异地专项检查时，查出成都市青羊区曾在1992年至2001年10月间违规发行地方政府债券3.75亿元。以1999年为例，青羊区政府在该年度发行的地方债券为0.41亿元，几乎占到当年全区财政收入2.55亿的1/5。据调查，青羊区在1992年开始筹资发债时是由财政部门开具收据作为财政担保，而后来则使用了“代保管券”的形式，上面附有认购者姓名和认购金额。在1993年《预算法》生效后，债券的发行主体就由财政直接发行改为财政局下属的区投资公司，而所筹集资金除了归还以前本息外，还大量用于向本区的企业贷款。青羊区财政局主要在预算外资金账户上对所发债券进行核算，例如将发债收入记为“生产发展基金”，而将还本付息支出列为“一般预算支出——企业挖潜改造支出”。

应该说，这种“正门不通走旁门”的不规范的发债或“准债务融资”行为，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管理分散，不利于建立有效的偿还机制和决策责任机制，不利于强化地方政府的债务约束，容易酿成债务风险。同时，这种低水平的融资方式限制了金融市场的发展，也使中央部门和地方人大无法对这种债券发行实施有效的监管和制约。另外，这种“隐蔽”的债券融资，必然使融资利率高升（例如，青羊区在1992年至2001年发行的3.75亿债券，其票面利率最高的达22%，最低的为5.1%），增加地方政府的还债成本以及不能偿付的可能性，同时也会扰乱国家正常的金融秩序。最后，地方政府采用这种不规范的融资方式，缺乏有效监督，随意性大，资金使用效益不高，也容易滋生腐败问题。

一、现代融资结构理论综述

按照现代融资结构理论，公司融资主要有两类：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内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内部筹集的资金，包括留存收益和计提固定资产折旧两种方式。外源融资是指从公司外部筹集的资金，包括股权融资和债务融资两种方式。股权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首次发行股票，配股和增发股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债务融资是指公司通过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以及通过商业信用等方式筹集的资金。

现代融资理论认为：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应当首选内源融资，然后才考虑外源融资。在外源融资中，又以债务融资优先，而把股权融资作为最后的选择。其理由是：内源融资无需花费融资成本，也不存在还本付息与分红派息问题，是最理想的融资方式。外源融资中，债务融资比股权融资具有以下优势：一是债务融资所支付的利息可以从应税收入中扣除，具有抵税效应，能减少公司交纳的所得税，而只有在债务融资超过一定点时，破产成本和成本增加才会抵消企业节税收益（陈柳钦，2003）；二是债务融资对管理者具有激励作用，可以降低由于所有权与控制权分离而产生的成本。因债务融资可以迫使经理努力工作以避免破产，如果一家企业靠股权融资，并且多少赚了一些钱，那么经理们就可能不会有进一步提高效率的激励；三是债务融资有助于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因大多数投资者相信，与外部人相比，企业的经理能够更准确地判断企业的前景。如果经理认为没有什么风险，他们就愿意扩大债务，因为他们这样做并不会增加破产的风险。他们愿意发行债券这一事实以一种有力的、具体的方式传达了经理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其说服力远胜于辞藻华丽、慷慨激昂的企业前景报告。由于债务融资促使经理努力工作，又使潜在的股东相信公司发展的价值，所以举债降低了企业资本的总成本，并且提高了公司的市场价值（斯蒂格利茨JosephE，Stiglitz，2000年）；四是债务融资不会侵蚀老股东的既得利益，因债务融资的利息支出在所得税前扣除，不会影响老股东的既得利益，而股权融资，要么增加老股东的投资（如配股），要么增加新的股东，必然会稀释每股收益，增加老股东的投资风险，降低老股东的投资收益，从而损害老股东的利益。

现代融资结构理论与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公司融资的实际情况相符，经济最发达的西方七国，公司的融资大部分是依靠自身来解决的。

二、我国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及分析

（一）农业上市公司融资结构现状

一、跨国公司的基本涵义

1.结构标准

即通过研究一个公司的跨国范围、对所有权的掌控、对子公司的股权安排和控制程度、高级经理人员的国籍来源，来识别它是否为跨国公司或其类型。

2.业绩标准

即通过研究一个公司在海外经营的资产额、生产额、销售额和利润额来识别它是什么类型的跨国公司。一个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额、生产额、销售额和利润额应占有不可忽视的比重，即所谓“不可忽视的比重”：一方面指比重较大，一般要求不低于25%；另一方面指该比重对跨国公司或东道国来说有较大影响。

3.行为标准

摘要：随着我省新农村建设的不断推进，如何有效提供农村公共产品将直接关系到我省新农村建设的成败，也将最终影响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为解决我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中资金问题，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进行：公共财政、社会资金以及产业转移。

关键词：公共产品；公共财政；社会资金；产业转移。

安徽省地处我国东部，位于中国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经济区腹地，是临江近海的内陆省份，总面积13.9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6461万人（截止2004年末）。2006年，我省人均GDP首次超过了1万元。到2020年我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要达到或超过3000美元，从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本实现工业化。为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农村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我省未来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收入水平的提高都将直接影响我省整体战略目标的实现。但我省广大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从总体上来说是不相适应的。因此，我省广大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情况将直接影响我省新农村建设的步伐、最终也将影响我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战略。众所周知，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是需要大量资金的，以我省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由省财政完全支撑这些资金是不太可能的。因此，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去探索一条多途径、多方式、多层次的农村基础设施投资渠道是非常必要的。这对于我省正在进行的新农村建设也是非常必要的。

一、新农村建设中的最大障碍：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

农村基础设施的薄弱严重影响了我省广大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笔者2007年暑假调查结果显示64.3%的农户认为新农村建设首先要解决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其中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的比例更是高达80%左右。而基础设施较好的地区40%左右的受调查农民要求首先解决人居环境问题。在所有的调查中要求先从乡风民俗入手的只有6.5%左右。（见表一）：由此可见各我省地方应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探索出适合本地区实际情况的新农村建设道路，不能搞一刀切。

笔者2007年暑假进行的安徽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调查结果显示：1.农村道路：有5.1%的自然村至今仍是土路，72.8%的自然村通了石子路，只有22.1%的自然村有了柏油路，（见表一）但实际上这些通柏油路的村子基本上是跨乡镇公路经过的地方，实际远没有达到这一比例。

一、中国政府内源融资规模有多大：税收快速增长剖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并没有实施明确的“增税”政策，只是对税制进行过局部性调整。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根据实际情况开征或停止征收某些小税种。1994年新税制规范了增值税的内容、计税依据和标准，这不属于增税，而是对原流转税税种的调整。1997年税收增长出现良好势头，国务院据此向税务系统下达了1998年税收增收1000亿元的任务。在外部需求下降的经济增长速度减缓的背景下，税务系统勉强完成了任务。1999年和2000年税务系统继续加强征管，同时由于开征了利息税，以及证券市场从1999年5月开始进入空前的繁荣时期，交易规模大增，使证券交易印花税快速增长，所以这两年税收增长幅度超过了1998年。加强征管的做法导致一些地方出现税收“寅吃卯粮”现象，征了“过头税”，也有些地方出现“税收贮藏”，为以后年度完成指标做准备。

那么，税收的正常增长应该怎样评判呢？税收是政府参与国民收入分配的主要手段，税收增长的基础是经济增长。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可以用弹性系数来描述。如果税收可以完全征管，不存在流失的前提下，税收弹性系数的大小主要取决于税制结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累进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那么，税收弹性系数一般会大于1，税收增长快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如果一个国家实行的是以流转税为主体的税制，税收的弹性系数一般不会大于1，税收增长等于或略高于经济增长是正常的。中国的税制结构属于后一种，税收弹性系数应该在1左右。从实际情况看，1979年—2001年中国税收名义增长速度为15.3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5.84%，平均弹性系数为1.035。近10年的情况也是如此，1991年—2001年GDP的名义增长速度是16.11%，税收的名义增长速度为16.61%，税收弹性系数为1.031。1997年以来，税收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GDP的名义增长速度，平均弹性系数达到2.41。如果考虑近年来证券市场交易规模扩大，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使印花税、利息税增加较多的因素，税收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应高于1.035。运用移动平均法剔除随机干扰因素后，本文测算出1997年—2001年税收的弹性系数为1.48。税收弹性系数1.48可以作为判断政府是否实施增税融资的标准。研究表明，最近5年中国政府加强征管带来的税收增长占税收年度增长的比重在25%-54%之间（见表1）。

表1中国税收增长因素

19971998199920002001

名义GDP增长9.75.24.88.97.3

一、中国非正式融资活动的现状与问题

非正式融资活动，指的是处于监管当局视线之外的、非正式组织的民间金融活动。本文所讨论的非正式融资活动，则仅限于将社会剩余资金直接转移到企业家手中、用于从事生产性投资的投融资过程。

非正式融资活动近年来十分发达。这种未得到监管部门认可的金融活动之所以有着旺盛的生命力，一个重要原因是民营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大量资金需求。正因为非正式融资活动中有相当部分是专门为民营经济服务、填补资金供求市场空白的，这种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地方政府的支持。

（一）民营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作用和面临的融资困境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至2001年，中国大陆登记的个体工商户已达2433万户，私营企业近203万户，民私营企业共创产值19637亿元，占当年GDP比重20％以上，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7744亿元，占全年消费品零售额的47％，安排国有企业下岗职工142万人，占当年下岗职工就业比重的63％。从业人员共计7474万人，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总数的31％强。这组数字表明，民营经济早已摆脱了“补充”地位，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尽管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得十分迅速，然而一直影响民营经济发展的融资难问题却始终未能得到解决。由于计划经济体制下遗留下来的思维惯性和正式金融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资本市场还是资金市场，都未能为民营企业留出足够的融资空间。据典型调查，约有80％的企业认为融资难是它们面临的主要发展障碍，90％以上的个体私营企业是完全靠自筹来解决创业资金的。在民营企业的融资构成（上市公司除外）中，自有资金约占65％；民间借贷及商业信用占25％左右；向银行贷款仅占10％，在正式资本市场融资则几乎为零。

一、中美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现状

（一）美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现状

据有关资料，1970-1985年美国企业内源融资和外源融资分别占企业融资总额的67%和33%，其中股权融资占外源融资的2.1%。从1984年起，美国大部分公司基本停止股票融资，并发行债券回购股份。2000年1-11月，美国上市公司共有1592家发行债券，融资9350亿美元，同期仅199家上市公司发行股票，融资1460亿美元，债权融资为股票融资的6.4倍。

（二）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现状

根据1999年上市公司增加的长期资金来源比重看，上市公司内部资金（留存收益）为177.6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的41.2%；长期负债为26.7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6.2%，其中主要是长期借款和各种应付账款，而且没有一家公司发行企业债券；股权融资为227.2亿元，占长期资金增加额的52.6%。可见，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渠道主要依靠股权融资，其融资顺序为股权融资-留存收益-负债融资。

二、中美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比较分析

摘要：中小企业的特点和宏观的金融环境决定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较少，获得资金困难，因此中小企业对非正规金融行为有较大需求。相对于正规金融，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具有许多优势，但其在推动中小企业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一定问题。发挥优势，防范负面效应，更好的服务于中小企业是非正规金融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非正规金融中小企业融资

在我国，由于中小企业普遍存在融资难的问题，因此在中小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诸多借助非正规金融途径缓解融资困境的现象。非正规金融一方面能够有效地为中小企业提供发展所需资金，同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负面效应。

一、非正规金融的界定

非正规金融（又称为民间金融）指的是在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规范和保护之外且不受政府金融监管当局直接控制和监管的金融活动，属于体制外金融。非正规金融包括那些分散、无组织地发生在各种非金融企业之间、企业或民间组织与居民之间以及居民相互之间的各种资金借贷活动，如民间借贷、商业信用、天使投资等。非正规金融交易区域狭小，信息搜寻、甄别以及监督贷款投向的成本较小，违约率比正规金融部门低，其游离于金融监管部门的视线之外，也游离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调控以外，不受法定体系的约束。非正规金融与正规金融最大的区别在于交易是否处于政府的监管之下。

二、非正规金融在中小企业融资中的优势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