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监管机制范文10篇

摘要：本文从保险监管机构的现状问题出发，引出保险监管机构的优点，提出相关对策建议，由此探讨其对公共部门养老保险的启示。

关键词：公共部门;养老保险　;作用

随着老龄化的到来，公共部门的养老保险显得尤为重要，关系到社会民生，对其的监管也就更为重要，保险监管机构的作用也就越明显，本文从保险机构的优点出发，并从中对公共部门的一些启发。

一、保险监管机构存在的问题

作为养老宝保险的监管部门保监会，在促进保险业的发展中起核心和主导作用，其监管的模式可以是多元的模式也可为统一的模式，各国的监管模式各有不同，视各国的具体情况而定，美国使用两级多元模式，英国则采用监管权相对于集中政府、中央，并与相应的机构相互结合的统一模式。但在保险监管的运行和实际实践当中，各保险行业之间协作能力受限，将无力承担的风险、保险公司国际竞争力的薄弱，容易造成监管效果不佳，监管质量与效率较低，监管真空；自律性弱；保监会任务过重、压力过大、难以统筹兼顾等问题。同时，养老保险风险评估机制的缺乏，养老保险的运营问题难以及时发现，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情况无法科学评估，统一的核算标准难以形成等问题。

二、保险监管机构的优点

监管机构本身作为受托履行监管职责的专业组织，其行为往往涉及多方利益，存在着一系列复杂的委托关系。在各相关利益者的博弈互动中，监管者的行为并不必然会与既定监管目标一致，既存在着因监管者被“俘虏”导致监管宽容问题，也存在着监管人员利用监管权力寻租、设租导致监管腐败的问题，还可能有监管措施过于严厉、监管范围过宽的监管过度问题。特别是在受到地方政府、金融机构所有者等各利益集团的外部干扰和强力影响的情况下，监管行为很可能偏离于既定的监管目标。因此，正如建立完善的内部治理结构是一般企业正常经营的根本保证和国企改革的关键，改革后的金融监管体制与机构能否真正发挥应有效能、提高监管绩效，在很大程度上与金融监管机构本身内部治理的完善密切相关。

另一方面，现代的金融监管工作已不再是简单的“以制度法规为准绳、以事实为依据”式的合规性检查，更多的需要处于链最前端的监管人员依据相关知识经验对被监管对象进行准确全面的风险考评测定与预警提示，监管人员的综合素质、知识经验、行为倾向、激励程度等个体主观因素对最终监管绩效的影响至关重要。因此，对于监管机构而言，必须建立一套科学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通过一系列的政策、程序、操作规程来指导、约束监管人员的履职行为，实现对监管人员的激励相容，以提高监管效率，实现监管有据、监管有度、监管有力、监管有方的最优监管状态。

监管机构的治理架构：从初始委托人到监管机构的激励约束机制安排

金融监管治理作为公共治理在监管领域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在其监管行为与监管过程涉及金融机构所有者及其经营管理者、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存款人等多方利益的条件下，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合理确定和统筹安排各方权利与责任，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运行机制，确保监管机构不受各种外来干扰，恰到好处地为其初始委托人——相关金融消费者提供最有效的保护。从各国金融监管机构治理的经验看，一个有效的治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组织目标及其考核标准：对于监管机构的基本要求

根据一般的监管理论和各国金融监管实际经验，从最初的委托—关系看，金融监管机构作为广大金融消费者的人，应当始终代表这一群体的利益正确行事，其组织行为目标应当是保护广大存款人和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性，作为这一目标的合理延伸和展开，监管机构还应同时关注增进市场信心、增进公众金融知识、减少金融犯罪等目标。

本文作者：袁峰工作单位：上海行政学院

正是由于存在公职人员以各种方式鲸吞国家财富的现象，才有必要对公职人员的收入、财产和债务状况等进行监管。国际上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形成了两种监管机制。第一种是将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向社会公开。它强调一个公开透明的社会是反对腐败的最佳利器，保持公职人员廉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让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定期公开他们的收入、资产、投资及债务状况，通过由外向内的监管机制防止他们拥有的财产可能与其执行的官方职责发生利益上的矛盾。瑞典早在1766年就制定了《出版自由法》，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新闻出版自由法，它规定每个国民都享有查阅官方文件的自由，包括允许普通公民查阅任何公职人员的财产及纳税情况。2011年瑞典的清廉指数①为9.3，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4位。［2］美国、日本通过制定《美国政府行为道德法》、《国会议员资产公开法》等法律赋予公民查阅公职人员家庭财产状况的权利。为了最大可能公开官员的财产信息，近年来俄罗斯、法国、墨西哥、英国等国家也尝试使用计算机电子技术推动公务员财产申报信息公开工作。第二种是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内部审核。它强调在腐败治理领域主要依靠执政党及其政府自身的自律机制，针对官员的财产状况，建立起自上而下的内部监管机制。它将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重心，放在对申报资料的内部审查与核实上，而不是以信息公开的方式由社会公众直接参与监督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例如，新加坡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规定：所有公务员都在申报之列，不限定行政级别；申报内容不仅包括本人的财产和利益，还包括配偶、共同生活家庭成员的财产、利益；部门负责人和专门机构承担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的主要责任，申报资料不对社会公开。新加坡依靠内部权力监督机制成功地抑制了腐败，目前已经成为世界上最清廉的国家之一。2011年新加坡清廉指数为9.2，在183个国家与地区中列第5位。［2］瑞•维斯尔认为：“统治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享有政治体制所赋予的几乎绝对的权力，他们运用它，但没有听任任何权力滥用、专横统治、贪污腐败、管理不善，以及对新加坡人民利益的漠视，这是非凡无比的。他们以超乎寻常的正直、奉献和对法治的尊重统治着这个岛国。”［3］233采取与新加坡类似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式的国家，还有越南、泰国等。我国自1995年颁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以来，已出台了多项涉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财产登记”、“个人重大事项报告”方面的文件。但是，从实际的反腐效果看，这些规定并没有对公职人员的非法收益获利产生显著的抑制作用。涉案金额是衡量腐败者贪腐程度的主要指标，是把握大案要案发展动向及分析涉案人员状况的重要依据，更为重要的，它是评估国家腐败控制力的重要参数。从近年来人民检察院实际追诉与侦办的大量案件情况来看，贪腐数额远高于立案标准，并且大案要案在数量上总体上呈现逐步增长趋势。在我国市场经济发展初期，犯罪金额比较小，达到十几万就会被判死刑（死缓）。从2000年至2010年十年中因贪腐被判死刑官员的受贿金额来看，少则500余万元，多则上亿元。［4］2011年我国的清廉指数为3.6，列全球排行榜第75位。［2］分析以往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规范性文件未能产生显著反腐效果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对报告信息有限公开的规定未能全面落实199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中，还没有公开申报信息的规定。1997年颁布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规定：对报告的内容，一般应予保密。组织认为应予公开或本人要求予以公开的，可采取适当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开。2001年中纪委、中组部颁布的《关于省部级现职领导干部报告家庭财产的规定（试行）》中规定：对于领导干部填写的《领导干部家庭财产报告书》的内容，由报告义务人在所在单位领导班子内或者规定的范围内通报。作为对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①“透明国际”的清廉指数采用10分制，5分为及格，满10分为最清廉。2012年5月11日国家预防腐败局副局长崔海容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发言时曾引用“透明国际”给予中国的清廉指数评分。人重大事项的规定》的修改，中共中央办公厅于2006年又颁布了《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其中仍然保留了1997年《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重大事项的规定》中第七条的内容。但是从实施情况来看，直到2009年才开始陆续有一些地方探索领导干部财产公示的试点，目前还未形成全国性的统一做法。（二）对报告信息的核查未能完全展开作为对1995年的《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的修改，2010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与以往文件中只是要求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要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将申报材料报送相应的上级组织人事部门备案相比，该文件突出强调了组织（人事）部门、纪检监察机关、检察机关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材料的汇总综合、查阅方面的职责，并对经群众举报或反映突出的干部的申报材料进行调查核实作出了规定。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健全了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审核机制，但由于缺乏财产审核所必需的一系列配套制度与条件，干部财产申报信息的核查工作目前还难以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例如，需要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登记管理；建立全国性的房屋产权信息登记与查询系统；在清理匿名、假名存款账户的基础上实现金融机构的完全实名制管理等。正是由于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的双重缺失，导致以往有关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的相关文件未能充分发挥财产监管效能。2012年4月16日，《求是》杂志发表了国务院总理的文章——《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文章指出：“严格执行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对配偶子女均已移居国（境）外的国家工作人员加强管理的制度，加强督促检查，研究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5］7文章在强调要严格执行以查阅、调查核实申报资料为特点的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制度的同时，提出要推进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依此思路，中国对领导干部财产状况的监管将形成组织审核与有限公开为特色的双重监管机制。当前在中国实施这一监管机制，需要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从制度适切性的角度，论证该项制度是否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规范以及国家类型相契合；二是从制度有效性的角度，通过操作层面的设计使该项制度能够发挥出实际的反腐功效，进一步健全针对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监管功能。

（一）政治文化的适切性文化价值的认同构成了制度认同的核心，一种制度设计只有体现出被认可的价值时，人们才会产生现存制度适合于自身的信念。中国古代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是建立在人们依据儒家思想意识进行价值评判的基础上的。在中国古代，领导权必须由有道德的儒生来掌握，他们在道德上的卓越性能够超越普通民众。这种儒学遗风对中国政治的影响是易于树立权威人士或贤明之士的高尚地位。统治者希望人们看到，真正具有美德的通常是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好人”是对政府权力正当行使的唯一保障，人们将明智的决策、公正的判断寄托于具有优良个人素质的官员身上。人民反抗暴政的权利，贵族清除不正义的帝国王室的权利，帝国皇帝取代不合位的君主之权利，以及官僚劝谏怠位的统治者之权利，都是由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赋予的。这信念就是，政治领袖主要靠道德说服力来证明自己的合格，一个王朝的变革性权力主要依靠管理者的伦理品质。［6］73-74因此，中国古代对官员的行为有严格的规定，如当官不能参与经商。《臣轨》中指出：营私家则官事不成，在公门则不言货利，言货利则公门不正。①《天人三策》中讲：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②马克斯•韦伯也认为：同任何官僚道德一样，儒教的道德也反对官吏本身参与赚钱，不管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都被认为有背伦理、有失身份。［7］209对执政者的谋利行为进行必要的规范，作为传统政治伦理，不仅为当代中国民众所信奉，也为当代执政者所接受。中国的公职人员是否如实呈报有关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不仅是检验公职人员道德品质的重要手段，也是获取人民信任的重要方式。（二）制度规范的适切性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是否属于个人隐私，对其进行监管是否具有法理依据？笔者不认同公职人员不存在隐私权的说法，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在一般情况下应当属于个人隐私，公职人员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应当受到尊重。然而，即使对于普通公民的隐私权，具有尊重隐私权传统的欧洲国家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目的也进行了必要的限制。《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1）人人有权使他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2）公共机关不得干预上述权利的行使，但是依照法律的干预以及在民主国家为了国家安全、公共安全或国家的经济福利的利益，为了防止混乱或犯罪，为了保护健康和道德，或为了保护他人的权利和自由，有必要进行干预者，不在此限。［8］1012恩格斯在《流亡者文献》一文中认为，当特定个人的隐私影响到广泛的公共利益时，个人隐私应当受到必要的限制。他指出：“私事和私信一样，是神圣的，不应在政治争论中加以公开。如果这样无条件地运用这条规则，那就只得一概禁止编写历史。路易十五与杜芭丽或彭帕杜尔的关系是私事，但是抛开这些私事，全部法国革命前的历史就不可能理解。”［9］2532008年5月1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但是，经权利人同意公开或者行政机关认为不公开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影响的涉及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可以予以公开。由于公职人员行使权力与担负责任的公共性，其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可能性，需要通过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进行必要的限制来防止公职人员利用隐私权隐藏贪污所得。为了更好地维护公共利益，对公职人员的隐私权应当实施比普通公民更为严格的限制。对公职人员的财产状况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的普遍共识。2010年7月11日执行的《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删除了2006年的《关于党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的第十条“对报告的内容，应当予以保密”的内容，更改为“应当设专人妥善保管”。这表明，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已不再作为国家机密来对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正式实施后不久，2008年5月25日中共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察局出台了《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要求对干部申报的个人事项进行审核，并对部分内容实行网上公示。之后，全国多个地方先后出台了官员财产申报与公示制度，包括浙江省慈溪市、湖南省浏阳市和湘乡市、江西省抚州市黎川县、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三）国家类型的适切性“在东亚地区，与政治最密切相关的结构是自主国家。这一概念在这里并不仅仅指国家的运作独立于社会的压力，而是指国家塑造着社会的秩序。”［10］92美国著名政治学者詹姆斯•R.汤森与布兰特利•沃马克在《中国政治》一书中描述中国的国家类型时认为：“像这样一个持续如此长久并具如此高度自主性的体系，其影响力不可能仅限于自身制度在形式上存在的那段时期。”［11］30自主国家在政治上强调自我约束，依靠自身设定的法律、法规、政策、纪律来制约掌权者的行为。当这种约束力处于弱化状态时，国家权力的无限增长就有可能带来畸形自主（给予主管部门广泛的随意处理权）。自主国家由于缺少在体制外促使官员向社会负责的权力制约机制，决策失误、腐败现象更多地依赖于体制内的监督机制来克服。［12］431962年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讲到党的问题时指出：“对于我们党的各级领导人（包括党委会的所有成员），应该有监督。这种监督是来自几方面的，来自上面，来自下面（下级），来自群众，也来自党小组生活。我想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大家看看妥当不妥当。我觉得，对领导人最重要的监督是来自党委会本身，或者书记处本身，或者常委会本身。这是一个小集体。”“同等水平、共同工作的同志在一起交心，这个监督作用可能更好一些。”［13］309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个人有关事项报告制度的规定，对于报告信息，主要采取组织内部查阅或调查核实的方式。即使近年来一些地方要公开领导干部报告的个人事项，也大都仅限于部分内容的公开或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由此可见，当前我国主要还是依靠体制内的力量来抑制腐败，而不是完全依靠体制外的力量。从近年来一些地方已经实施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来看，大都属于限制性公开模式。（1）限制公示内容。新疆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纪委出台的《关于县（处）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的规定（试行）》没有要求在网络上完全公开领导干部及其家庭成员财产状况，而是采取公开申报与秘密申报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当地廉政网及媒体向社会公示的仅有4项（需要申报的内容共有11项）。（2）限制公示范围。先行试点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地区，如浙江省慈溪市、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安徽省庐江县、江苏省无锡市北塘区、江苏省淮安市等，都是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政府办公大楼公告栏、单位内部网络、向相关人员发送短信提示等对公职人员财产状况进行有限公开。

以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为基础的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各自拥有对公职人员非法财产来源进行监管的独特功能。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的廉政状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两种制度安排的有机结合，发挥出对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合力作用，使中国特色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成为有效检测公职人员廉政程度的“利器”。（一）公职人员财产审核制的特性由官方专门机构组织对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进行审核是一种强有力的内部监管方式。尽管通过公示申报信息而引发的举报式监督，威力不容小视，但是通常不具备官方专门机构在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方面的优势。（1）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权威性与规范性。为了查阅及调查核实有关信息，有关监管机构有权要求公职人员如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否则，将直接承担相应的责任及处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2条第5款明确规定，各缔约国均应当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对有关公职人员确立有效的财产申报制度，并应当对不遵守制度的情形规定适当的制裁。根据《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对于无正当理由不按时报告的、不如实报告的、隐瞒不报的，将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直至免职的处理；构成违纪的，将依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14］9而且，有关监管机构一旦发现官员申报的个人资产与正常收入不符，可以要求其作出合理解释。（2）党政机构监管公职人员财产的专业性与协作性。通过有关机构的组织、协调，有助于建立起与个人身份信息相关的综合管理体系。①有关机构可以通过银行核实申报人提供的个人资产信息，有效预防和监测犯罪所得转移以及防止事后受贿等腐败犯罪活动。金融机构不仅要对在任以及曾经担任过公职的个人的银行账户进行重点审查，而且要对公职人员的家庭成员和与其关系密切的人所要求开立或者保持的账户进行审查。政府部门通过确立金融机构核实客户身份的义务，可以使金融机构及时发现并报告可疑的交易活动，是预防和监测犯罪资产转移的重要制度基础。我国中央人民银行将于2011年3月至2013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完成个人人民币银行存款账户相关公民身份信息真实性的核查，发现并清理一批匿名、假名账户。②有关机构可以推动建立重大利益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防止发生虚报、瞒报的情况。目前，房产已成为一些官员腐败后的主要投资品，在贪官不如实申报在各地的房产情况而审核又不严的情况下，即使向社会公示其房产情况，公众的社会监督作用也会受到限制。我国正在建立的房屋权属异地联网查询系统①，将会从根本上改变公职人员不如实申报家庭房产状况的现象。③有关机构通过完善公职人员国外利益的登记管理，有助于追回被转移到国外的腐败犯罪所得。《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不仅确立了公职人员对国外资产的报告义务，而且为了鼓励缔约国之间的合作，要求缔约国的主管机关之间就公职人员财产申报的资料进行交换，以便对公职人员转移到国外的犯罪所得进行调查、主张权利并予以追回。2011年我国第一次对配偶子女均移居国外的国家工作人员进行了登记管理。国外从事公职人员财产申报信息审核的机构通常是具有独立性的。鉴于人际关系方面的干扰以及财产审核工作本身的复杂性、系统性，当前我国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审核不宜由本单位、本系统的组织（人事）部门的人员来承担。建立具有独立性的专业审核机构，才能有效地履行职能和免受任何不正当的影响。根据我国的政治体制，•58•2012.6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只拥有对党员进行监督检查的权利，国家各级行政监察机关只能依照《行政监察法》规定的监察对象与监察权力进行监察，由于在监督对象、职权范围上的差异，由二者分别承担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职责势必会造成多头管理。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纪委与监察部合署办公体制下的产物，目前国家预防腐败局局长由中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兼任。并且，作为我国的专业预防腐败机构，已经具备了开展财产稽核工作的能力与手段，其工作职能包括对与腐败有关的金融、土地、建设、医药、电信等领域信息进行采集与分析，与检察院、法院、公安、银行等建立预防腐败信息共享机制等。因此，国家预防腐败局应当成为我国负责公职人员财产审核的专业权威机构。（二）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的特性公职人员保持廉洁的义务与公职人员适当保留隐私的权利之间如何实现平衡，是在当前中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领导干部报告个人事项在一定范围内公开，是基于平衡两者关系的折衷性考虑。（1）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稳妥性。“有限公开”避免了因采取过于冒进的措施而导致相关信息的过度传播引发的副作用，减少了制度推行的阻力与社会敏感度，有利于积极稳妥地推进有关公示工作。由于“有限公开”减少了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对外曝光度，反而便于有关部门对于公职人员公布个人情况的全面性提出要求。《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中要求领导干部要报告本人、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在收入、房产、投资等方面的事项，这与《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中有关公职人员全面公布个人情况的要求尚有差距。例如，还缺乏有关债务、社会关系、商业活动、出售或者购买超过一定数额的资产等方面情况的申报信息。当前应当结合中国社会关切的舞弊问题，制定出公职人员在一定范围内公布财产的具体要求。（2）实施公职人员财产有限公开制具有有效性。“有限公开”可以充分发挥体制内监督力量的作用，鼓励机关工作人员对内部腐败者进行揭露，以克服腐败行为固有的隐蔽性。比一般公众更为了解公职人员工资收入与实际生活情况的是他们的同事，他们更有可能对官员个人财产与其正常收入之间是否存在差距作出清晰的判断。一旦有内部知情人举报其申报信息与事实不符，将会对腐败者产生巨大的威慑力。《联合国反腐败的实际措施》指出：机构工作人员很可能对其工作和观察范围内的任何营私舞弊行为有较大程度的了解或有把握的怀疑。［1］125邓小平也曾经指出：“我们要重视党委内部的互相监督作用这个问题。上级不是能天天看到的，下级也不是能天天看到的，同级的领导成员之间彼此是最熟悉的。”［13］310因此，公职人员财产状况的有限公开制同样是一种颇具有效性的监管方式。2009年，浙江省慈溪市利用单位政务公开栏对现职副局（科）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和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的住房、私车等情况进行公示，并由所在单位员工进行无记名投票测评公示结果，不满意票达1/3将被追究责任。知情人的举报常常受到卖友求荣、不忠诚、自我晋升等各种指责，有关部门或组织应当塑造适应与鼓励内部人正直举报的组织文化以及制定相应的规范。例如，向谁举报；举报的渠道；举报的时限；提出指控的明确标准以及对最初的指控进行初步的分析；对指控的提出者或接受者建立必要的档案记录；在确定所提供情报的准确性和有用性之后支付奖赏；建立起为举报人保密的制度；对新的政府雇员定期讲授政府部门要求的道德责任等。韩国《反腐败法》将公职人员举报内部腐败行为作为一项义务，该法第三章第26条规定：公职官员如果得知其他公职官员有腐败行为，或者，其他公职官员迫使或提议其进行一项腐败行为，应该立即将此事实向侦查机构、反腐败委员会或审计与监察委员会举报。［15］36-37（三）实现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应当依据中国的政治体制及廉政规范，借鉴国际上公职人员财产监管两种不同机制的优势与长处，积极寻找推进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途径，为建构中国特色的公职人员财产监管机制提供政策建议。（1）理性选择审核与公示的对象。从国外公职人员财产监管的制度设计来看，一般并不需要所有公职人员都申报或公示财产状况，通常会聚焦于那些容易产生利益冲突的职务及职位上的公职人员，而且有的国家对财产申报、财产审核以及财产公示的对象分别进行了制度性限定。例如，《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规定政府要员、议员、军警以及学校、国有企业与地方自治团体4级以上的公务员要登记财产，并由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上述人员的登记事项进行审查；另外，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在官报或公报上要公布1级公务员本人和配偶、直系亲属的财产登记事项。［1］355-360结合目前我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以及我国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的实践，笔者认为，当前应当从申报、审核、公示三个层面分别对有关对象进行限定。①需要申报的对象。申报对象应当聚焦在那些更能在重大决策出台、重大项目决策、重要执法行为中产生影响力的公职人员。主要应当包括党政机关、人民团体、事业单位、国有企业中的县处级副职以上（含县处级副职）领导干部。②需要审核的对象。鉴于我国目前需要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干部人数规模庞大，当前对有关人员申报的财产信息进行查阅与调查核实的工作应当主要适用于以下五种情形：组织（人事）部门的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的履职工作；检察机关查办职务犯罪案件的工作；纪检监察机关、组织（人事）部门受理有关举报的工作；在干部考核考察、巡视等工作中群众对领导干部涉及个人有关事项的问题反映突出的。③需要公示的对象。目前我国相关的制度规范允许有关组织以适当的方式在一定范围内公示应当申报对象的有关信息。由于实施干部财产公示所需要的配套条件在中国的各个地方成熟度不同，这样的探索目前仅仅出现在我国的一些个别地方，尚未形成全国性的经验。不过，这样的地方性探索案例正在呈现增多的趋势。一些地方结合当地的廉政状况，有选择地将一些部门、单位、特定岗位的领导干部的财产状况进行公开。（2）科学设计审核与公示的实施步骤。对申报信息在一定范围内公示之前先进行组织内部审核，是实现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开制有机结合的重要设计思路，这主要基于以下一些理由：首先，争取民众的信任和支持。在缺乏有效的财产审核机制的情况下，公职人员未必能够在申报中提供真实的财产信息。因此，盲目公示公职人员财产信息的做法，不一定能够得到民众的信任和支持。2009年，俄罗斯将官员的收入与财产信息在网站上公布之后，俄罗斯的“干部门户研究中心”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结果显示：8%的被调查者相信网站上公布的官员财产与收入信息是真实的，71%的被调查者对此给予否定，21%的被调查者表示“难以回答”。不相信者的理由是他们认为官员的奖金、补贴等间接收入以及各种灰色收入、隐性收入没有在申报信息中反映出来。［16］其次，配套机制的建设与完善。举报能够促进一个国家的公共机构和个人接受监督，会有助于提高所有人的利益，但是举报人往往会直接或间接地面对压力和风险。普通举报者要想扳倒有实权的官员在现实中是有困难和风险的，如果没有正式反腐机构给予举报人的保护机制，人们的反腐热情会受到腐败者的嘲讽甚至无情打击。据最高人民检察院统计，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国每年发生的对证人、举报人报复致残、致死案件由每年不足500件上升到现在的每年1200多件。［17］此外，如果缺乏廉政文化机制的配合作用，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的推行将难以在官民中达成共识，并形成上下齐动的局面，单位内部人是否选择举报很可能受到人际关系的干扰。受上述因素影响，盲目公示可能导致“有公示无举报”的情况出现，最终使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徒具形式。再次，注重制度实施的稳妥性。由于在一定范围内公开的是通过审核的资料，可以为保证更大范围监督的有序性与有效性提供支撑。有关机构在组织公示之前可以出于对公职人员人身、财产安全的考虑，对申报资料中的部分信息进行适当的技术处理，对申报人的权益进行必要的保护。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不是一项单一性的制度，而是一项制度集合，它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机制才能推行，盲目出台欠缺系统性、协调性的财产公示措施不一定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3）实现审核与公示功能的有效叠加。一些国家为了增强公职人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反腐力度，对公职人员实行财产申报后既审查又公示的监管措施。上世纪80年代，是韩国历史上腐败最为猖獗的时期。韩国为了有效地监督公务员的财产状况，防止公职人员不正当的财产增值，在制度设计上改变了由公职人员所在部门的首长负责审查公职人员的财产申报的做法，专门设立了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来承担这项工作。同时，根据《韩国公职人员伦理法》的有关规定，公职人员伦理委员会对总统、总理等政务职及1级以上公务员和地方自治团体长官及地方国会议员等12类最高级别公职人员本人、配偶及直系亲属财产登记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查，并将申报内容在官报或公报上公开。与韩国将财产审核与公示机制叠加作用于最高级别公职人员不同，中国则不宜将财产审核与公示的重点聚焦于这部分公职人员。第一，中国绝大多数的腐败产生于基层公职人员，中高层公职人员涉案人数不多。据统计，从2007年11月至2012年2月，全国基层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51.85万件，占同期立案总数的88%；处分54.03万人，占同期处分人数的86.8%。［18］根据2012年《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提供的数据，2011年涉嫌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省部级干部7人，厅局级干部198人，而县处级干部则有2319人。［19］第二，广大干部与群众对基层公职人员更为了解，对身边的腐败问题敏感度高。当前我国基层腐败案件呈现出隐蔽性强、潜伏期长的特点，在基层公职人员中实施财产审核制与有限公示制，将会提高专业反腐机构与广大干部群众发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两种财产监管方式叠加的反腐效应能够更充分地体现出来。第三，对于中国的中高层公职人员，只要在干部选拔任用环节、考核考察等环节上加强财产申报审核工作，同样可以起到预防腐败的作用。2008年至2012年上海市对800多个新提任的市管干部进行了包括个人经济情况在内的廉政申报，有些申报不清楚的问题要本人说明，通过有关部门加以核实。其中确实有个别人因为故意隐瞒、故意瞒报、提供信息不真实而没有得到提拔。

摘要：服装企业是我国生产制造企业的一部分，在服装企业管理过程当中，安全管理非常重要，在安全管理当中，有内在的安全管理和外在安全监管，因此对政府在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和对策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论文从安全生产监管概述出发，分析政府在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安全生产监管重视程度不够、安全生产监管机制不完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不健全。最后提出政府加强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的对策，加强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重视程度力度、完善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机制、健全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制度，提高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关键词：政府；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

随着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开放，我国服装企业获得快速发展，但是最近几年服装企业安全事件也较为频繁，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在服装企业生产安全问题当中，政府监管不到位就是一个方面。在企业的内部的安全制度管理上还存在较大的漏洞，主要表现在服装机器缺乏应有的安全管理和防护措施，导致生产过程当中机器伤人事件突出；在工厂生产用电上，电路老化，死拉电线的现象明显，给企业及人员带来安全隐患；粉尘问题管理不当，不及时的清扫，火灾隐患较大等等，这都是服装生产企业在安全管理过程当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很难有效解决的问题。因此有效的监督管理手段，对提高企业安全监管水平，降低安全事故发挥重要作用。论文从安全生产监管概述出发，分析政府在服装企业的安全生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政府加强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的对策，提高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水平。

一、安全生产监管概述

安全生产监管通俗的说就是针对企业安全生产的流程、制度和具体操作的监督管理。在目前的研究当中，安全生产监管，即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包括对于生产型企业、服务型企业的安全生产活动进行监督管理，是各级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职责。

二、政府在服装企业安全生产监管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金融监管体制经过建国后多年发展，已经形成了分业监管的金融监管体制。随着科技的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推动，当前全球金融业迈向了一体化、综合化、集团化发展。我国金融业的多样化发展和金融业务也日益复杂化，类金融机构蓬勃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正在建立和完善金融综合监管制度，形成上下、内外互动，多元参与的综合监管格局，围绕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发挥政府、行业协会、社会公众的作用，有利于推进上海自贸试验区乃至全国其他自贸试验区的建设。自贸区金融综合监管现存问题与瓶颈中国（上海）自由贸易区成立四年多来，进行了一系列金融监管方面的创新，有力地促进了区内金融发展与创新。然而，由于诸多体制性因素和外部条件变化、尤其是国家金融安全形势变化的影响，自贸试验区金融开放和发展力度有所放缓，尤其在对接国际市场、以开放倒逼改革还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市场对金融改革的期待和热度也有所下降。自贸试验区在集聚持牌金融机构的同时，近年来一些新型金融平台、投融资中介机构蓬勃发展。其中有的企业不具备经营资质，有的缺乏基本的风险控制体系。部分企业虽然不在自贸试验区注册，但是着眼于上海市的金融市场、品牌和楼宇环境，选择在自贸试验区办公这些都对金融综合监管提出了新的课题。

金融迅速发展与金融监管体制之间的矛盾与问题。

随着金融科技创新和金融自由化的推进，金融业态呈现多样化、金融业务呈现复杂化，全球金融业一体化、综合化、集团化的趋势越明显，在某种程度上我国的分业监管金融体制很大程度上滞后于金融市场的发展。上海自贸试验区肩负金融开放试验田的任务和使命，要求“对标国际服务新规则”、促进服务业自由化，从这一定位首要意味着在试验区内对现有监管框架体系的较大程度的突破，以培育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提供示范。但是，由于近几年国际经济格局变动剧烈、国家金融安全承受较大压力，在这种情况下，现有监管金融体制变革的步伐也受到了影响。分业监管金融体制在一定时间不会改变。这些体制因素和外部条件决定了自贸试验区金融变革的整体格局已经受到了很大限制，改革的步伐客观上放缓了。相对保守的监管态势将持续一段时间，而较大的监管压力已经在2017年自贸试验区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整体发展趋缓中体现出来了。如果外部条件没有较大改善，体制因素趋向保守的趋势很难改变，自贸试验区金融发展与创新将长期受到金融开放不足的问题。在当前金融科技和金融混业发展趋势下，分业监管金融体系面对金融开放的过程中存在着很大的监管扭曲和监管漏洞，在金融放开的同时产生了监管不足的问题。以行政手段为主的分业监管模式虽然框住了金融创新，但是即便不考虑监管部门因为既得利益产生的规则扭曲，由于不充分、不对称的金融开放造成了监管扭曲，客观上加大了投机套利的行为空间，从而人为放大了监管压力，造成客观上监管不足的问题。加之很多违规性的金融业务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与复杂性,行政化的监管手段往往不能实现有效的监管，更加剧了这种监管能力不足的矛盾。尤其是随着自贸试验区跨境资金流动的放开，如何实现有效和合乎国际规范的跨境金融监管，需要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的双重创新。近年来，由于民众金融消费能力的提升、金融科技的发展，与互联网技术结合的体制外金融发展迅猛，然而相关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意识、市场理性都有待培育，这些新金融业态在从无到有的迅猛发展中很快呈现出各种乱象，造成了一定的金融风险和社会风险。大量体制外新生的金融业态都在灰色地带,传统的监管体制无法覆盖,为了新金融业态的健康稳定发展客观上又需要监管部门进行一定程度介入和规范。目前在体制外非持牌金融在监管上主要由中央明确规则、实行属地监管，但是在具体监管手段上，如何避免单一的行政干预、现有监管如何形成合力、建立清晰有效的规则，也对现有监管体系和监管能力提出了挑战。因此，分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监管机构之间的协调机制亟待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分业监管模式难以适应金融市场发展的需求，造成金融创新不足。在金融创新产品日益多样化的情况下，这种监管体制显然不利于金融发展需求。在分业监管体制下，每个监管机构都有各自的职能和监管范围，自成体系，条块分割。监管机构之间也存在着信息沟通不足、共享程度低的问题，没有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高效规范的全方位的监管协调机制。监管手段与方式亟需综合化，系统性风险监管与防范机制亟待建立。目前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监管法规建设相对滞后，具体的实施细则相对缺乏，金融法治亟需推进；在行政手段、法律与经济手段综合运用上存在不足；现代信息技术特别是大数据运用不足以支撑综合监管。监管的信息技术平台如浦东新区市场监管局的“公用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应当接入金融综合监管系统，这些平台亟需与人民银行信息系统实现接入与数据共享。目前，金融监管机构与海关、税务、公安、司法等监管部门之间信息对接与数据共享还存在障碍，这些平台存在着不同监管机构的“信息孤岛”现象。对于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监管，目前监管机构采取的大多数是限制性监管和合规性监管，侧重于现场监管、市场准入行为监管以及传统业务监管。但是对系统性风险、非风险监管以及市场退出监管方面还比较薄弱。金融综合监管缺乏事前防范机制，发现隐性风险的能力亟待加强。

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自律性亟待加强，社会参与和监督机制亟待建立。

上海对金融业的综合监管主要是外部监管，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自律性不足，社会参与监督的机制还未完全建立起来。金融监管方面的问题主要是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内部控制机制不完善、不健全，滞后于金融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它们强调发展规模和速度，却放松对质量和效益的追求。它们对资金的使用缺乏严格的监督和管理，资金审批程序不健全。一些金融机构没有单独设立内审部门，内审监督机制不健全，内控制度和行业自律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探索和完善自贸区金融综合监管推进监管机构的系统集成，构建“四位一体”金融综合监管总体模式。推进监管机构的系统集成，形成系统性的监管体系，构建“四位一体”金融综合监管总体模式。在此，上海自贸试验区应当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上海金融综合监管联席会议，成立金融综合监管委员会。发挥金融综合监管委员会的作用。对于现有的分业监管体制，应当加强中央和地方在监管机构的沟通工作，可在金融综合监管会议制度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建立上海自贸试验区专门委员会，负责上海自贸试验区的金融监管具体协调事务，确定最为适当的监管工具与方式。为促进加强跨部门、跨行业、跨市场金融业务监管协调和信息共享，既要加快对外开放，同时也加强金融监管和防范金融风险，要探索行业自律、企业自控、社会参与和信息技术支撑的“四位一体”的透明、高效、便捷的大监管模式。在此中，抓手为建设政府各管理部门互联互通、信息共享的大数据平台，依据是社会信用体系、信息共享和综合执法制度，依靠是社会力量的参与，相关信息共享平台为四大主体顺利开展监管工作提供了充分的信息资源和技术支持，从而形成各监管部门相互配合以及信息共享的金融综合监管格局。形成全面覆盖金融经营机构和类金融经营机构的监管机制与制度。在理顺监管机构的分工关系的基础上，加快形成监管机构的协调机制，形成全面的监管组织网络与信息化网络，全面覆盖金融经营机构和类金融经营机构，全面覆盖金融产品与类金融产品。重点监测金融行为清单包括P2P网络借贷、股权众筹融资、私募股权投资或私募证券投资、通过互联网开展资产管理和跨界从事金融业务等活动。一是注意监管机构的系统集成，提高部门之间协调水平，特别是建立紧密型的中央与地方协同机制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协调机制；二是落实和实施“一个平台（上海金融信息共享与综合监测预警平台）、两份清单（分业监管机构清单和重点监测金融行为清单）、三类数据库（机构信息数据库、产品信息数据库和从业人员信息数据库）、四种信息源（金融管理与市场运行信息、社会公共信用信息、行业协会自律信息、媒体舆情与投诉举报信息）”为框架的信息共享机制。建立监管部门的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制度，促进分业监管机构清单和重点监测金融行为清单的清晰化，形成全方位覆盖（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事中事后综合监管体系与格局。同时，建立跨部门之间协调联动机制，协调好各监管部门的工作，使之既各司其职，又实行联动，形成协同效应。从机构监管转变为功能监管，即依据金融体系基本功能或按照金融体系所提供产品、服务功能来划分监管对象，以消除自贸试验区中交叉金融产品和交叉金融业务所导致的监管真空和监管冲突。专职监管部门要加强与税务、财政、审计和司法等其他非专业监管部门和中介机构之间的协调与联系。推进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与综合监测预警平台的建设。以信用为抓手，强化信息共享，加强对金融机构和类金融机构的持续监管与精准监管。建立和完善试验区金融监管信息共享与综合监测预警平台是金融综合监管工作的基础和重点，改变过去金融监管部门各自为政与数据孤岛的弊端。要立足于信息资源的共享互换，以信用为抓手，运用信息技术，采用大数据分析，建立信息预警系统，根据大数据计算结果，建立金融系统性风险警报与预警机制，把事中事后监管前置，使得监管人员在事前就已经注意到即将发生违法违规的环节，恰当地分配时间与精力，专注于即将发生问题的领域与事件，研判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监管的最薄弱环节，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为此，应当促进现在的人行“征信系统”、浦东新区的“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以及公安、海关和财政等的信息平台实现数据对接，实现信息共享，提高数据的利用效率。应当建立以人民银行为主，涵盖各类金融机构综合信息网络系统与技术平台，同时把公安、司法、海关、财政、审计等信息纳入综合网络系统与平台，实现跨系统的信息收集、整理、交换与共用，确保信息资料的及时、准确和安全。以法治化为手段推进对类金融机构的综合监管。应当以法治化为手段，整合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方式，推进不同监管机构的监管流程统一化，加快制定《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管理条例》，明确每个金融监管机构的责任和目标，明确金融监管部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分工和职能定位，明确中央银行是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和金融体系总体发展的主导者。建立以中国人民银行为主导在上海自贸试验区内建立宏观审慎监管体系。近年来，类金融机构如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类金融机构发展迅猛。为此，通过建章立制方法，依靠法治手段，设定相对明确的监管标准，确立相对清晰、客观的尺度与标准，促进对类金融机构监管走向制度化、常规化、全面化与精准化。推进类金融机构接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类金融机构的经营情况必须纳入浦东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和“综合监管平台”。促进上海自贸试验区金融综合监管系统与浦东新区事中事后监管系统互联互通，推进市场监管局的“公共信用信息平台”“综合监管平台”和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信息数据共享，推进公安、司法、海关、劳动人事、统计等政府管理部门信息互联互通共享，形成全方位的机构监管网络与信息监管网络。

作者:陈建华 单位: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

摘要：国企治理中仅依靠管理者内部权力的平衡并不能有效解决国企治理问题。同时，给经营者产权激励也不是完善治理结构维护所有者利益的最终途径。解决国企治理应重在从机制构建入手，促成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制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企业职工参与治理。此外，对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改革打造监管机构内部的治理机制对于提高其对国企的监督水平亦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应当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如果将其视为治理结构的全部则是一个十足的“谬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研究已有十余年，仅以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而论，为何总会有三三两两隐藏的“恶迹”浮出水面呢？给领导者产权并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其实任何措施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治理问题。治理的本质是人的内心，人性是善是恶在此不去争辩，而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则在实际分析中很有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研究的是短缺的经济，有限的资源，而由于资源之有限性，使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天生具有掠夺之心。如果这种假设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确认，那这种假设就是成立的。假设人性为恶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人有两大恶性：一是欲壑难填，始终得而不足，二是机会主义本性，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满足自身欲望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种“机会人”假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由此看来，单靠激励是不能彻底解决治理问题，而还得靠约束（这并非否定激励对人的积极作用）。这恐怕需要我们反思一下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还是公司的治理结构有问题，即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监督严重缺位：企业员工，而我们当前独独缺乏使员工参与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机制和人文环境。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分析问题恐怕比经济学家更有用。以我国当前而论,恰缺少这种有利于改革继续推进的政策支持体系，在相关制度政策支持体系不到位的情况下，制度改革无异已进入"迷宫"。

一、员工切实参与治理是判断国企治理能否取得成效的标准

何为治理成效的标准？判断治理的成效有一个假设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治理结构的改革能否实现各方权力的均衡，而这个均衡则包括各个利益主体在内而不只是领导阶级(管理者)内部的均衡。否则改革无论怎样"深化"都始终走不出治理结构的误区。在治理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员工和下级的监督。对员工除提供分配的激励、竞争的激励（这是传统方面），也应让其有监督管理者的激励，这是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利益同盟搞腐败的最大约束（在此我们假定对员工提供监督激励的权力授予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有着相当的隐密和独立性，即不存在和企业中的各利益主体发生各种各样串谋的逻辑可能）。为什么我们如此看中企业中的腐败？是因为腐败不仅对所有者而且对绝大多数普通员工都具有最大的危害。它所带来的只是小团体的效率而不是整个集体的效率，腐败恰恰是以损害集体的效率作为自己晋升的代价。从治理结构创新的独特视角来看，下级监督上级对反腐有极好效果，这种方向性思路是毫无疑问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具体的机制设计以及对下级的激励收益成本。在机制设计方面应当首先改变逐级控制的权限设置，鼓励职工有根据地越级行使监督权力。当然,从传统上来讲上级一直秉承监督下级的职能,这里面有一个相互制衡的问题.由于制度性原因,职工在监督上级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信息不充分,缺乏相应权力,以至于常常随波逐流,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各级组织内腐败盛行和久攻不克的深层次原因。从外在来看，则表现为一种强权式的组织文化。组织内令行禁止，员工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前体制改革要想进一步深化，亟需引入职工切实参与治理的有效机制，比方说给专事监督的人员以终身雇用保障（当然是有一定条件的）。还可以引入职工利益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让员工中间的非正式组织合法化、公开化，在参与决策时与管理层平等对话。反之，则任何浮华理论虚饰下的治理都只不过是一场春梦。

二、监管机构内部也须引入有效治理结构

监管职能行使采取上对下监管，本级机构只行使信息和协调职能，其编制和经费独立，分配上采取高报酬高工资高提成奖励。人事问题上，庸官无能而能者替之，实行累计业绩考核，长期无业绩者汰，并不得再次转岗。此外，上级不决定下级去留，工作安排实行项目负责制，每个项目均细化到一个细块由单独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分重轻急缓，招标配给，区别量分。工作业绩由上上级监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员工委员会组织考核，阳光操作，所有的量分记录及计算过程均详细记录在案并随时可供所有相关人员查阅。条件具备的应实行数据库管理由计算机自动处理完成。要建立监管人员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凡过去监察有功或作出主要贡献的监察技术人员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与被监管者相勾结的任何部门和领导不得随意解除其职务或单方面调离其原工作岗位。对因公造成自身或家庭利益损害的监察人员财政和人事部门要对损害造成的后果予以终身保障和扶持。

摘要：国企治理中仅依靠管理者内部权力的平衡并不能有效解决国企治理问题。同时，给经营者产权激励也不是完善治理结构维护所有者利益的最终途径。解决国企治理应重在从机制构建入手，促成企业内部各利益主体的制衡，其中尤其重要的是企业职工参与治理。此外，对相关监管机构进行改革打造监管机构内部的治理机制对于提高其对国企的监督水平亦将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关于公司治理结构，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所谓公司治理结构，是指由所有者、董事会和高级执行人员即高级经理人员三者组成的一种组织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上述三者之间应当形成一定的制衡关系。”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很正确，但如果将其视为治理结构的全部则是一个十足的“谬误”！我国公司治理结构的改革和研究已有十余年，仅以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而论，为何总会有三三两两隐藏的“恶迹”浮出水面呢？给领导者产权并不能解决治理问题，其实任何措施都不能从本质上解决治理问题。治理的本质是人的内心，人性是善是恶在此不去争辩，而经济学所说的“经济人”则在实际分析中很有用，这是不争的事实。经济学研究的是短缺的经济，有限的资源，而由于资源之有限性，使得作为高级动物的人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而天生具有掠夺之心。如果这种假设在实践中大多数情况下得到确认，那这种假设就是成立的。假设人性为恶是制度安排的出发点。人有两大恶性：一是欲壑难填，始终得而不足，二是机会主义本性，只要有机会就会为满足自身欲望而不惜损害他人利益。这种“机会人”假设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假定，由此看来，单靠激励是不能彻底解决治理问题，而还得靠约束（这并非否定激励对人的积极作用）。这恐怕需要我们反思一下公司的治理结构。说到底，还是公司的治理结构有问题，即一个极其重要的利益主体的监督严重缺位：企业员工，而我们当前独独缺乏使员工参与监督和管理的有效机制和人文环境。在这方面社会学家分析问题恐怕比经济学家更有用。以我国当前而论,恰缺少这种有利于改革继续推进的政策支持体系，在相关制度政策支持体系不到位的情况下，制度改革无异已进入"迷宫"。

一、员工切实参与治理是判断国企治理能否取得成效的标准

何为治理成效的标准？判断治理的成效有一个假设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治理结构的改革能否实现各方权力的均衡，而这个均衡则包括各个利益主体在内而不只是领导阶级(管理者)内部的均衡。否则改革无论怎样"深化"都始终走不出治理结构的误区。在治理结构上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员工和下级的监督。对员工除提供分配的激励、竞争的激励（这是传统方面），也应让其有监督管理者的激励，这是对企业管理层及其利益同盟搞腐败的最大约束（在此我们假定对员工提供监督激励的权力授予方是值得信赖的并且有着相当的隐密和独立性，即不存在和企业中的各利益主体发生各种各样串谋的逻辑可能）。为什么我们如此看中企业中的腐败？是因为腐败不仅对所有者而且对绝大多数普通员工都具有最大的危害。它所带来的只是小团体的效率而不是整个集体的效率，腐败恰恰是以损害集体的效率作为自己晋升的代价。从治理结构创新的独特视角来看，下级监督上级对反腐有极好效果，这种方向性思路是毫无疑问的，效果如何则取决于具体的机制设计以及对下级的激励收益成本。在机制设计方面应当首先改变逐级控制的权限设置，鼓励职工有根据地越级行使监督权力。当然,从传统上来讲上级一直秉承监督下级的职能,这里面有一个相互制衡的问题.由于制度性原因,职工在监督上级方面往往处于劣势,信息不充分,缺乏相应权力,以至于常常随波逐流,而不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也是我国各级组织内腐败盛行和久攻不克的深层次原因。从外在来看，则表现为一种强权式的组织文化。组织内令行禁止，员工没有话语权，所以当前体制改革要想进一步深化，亟需引入职工切实参与治理的有效机制，比方说给专事监督的人员以终身雇用保障（当然是有一定条件的）。还可以引入职工利益主体多元化治理机制，让员工中间的非正式组织合法化、公开化，在参与决策时与管理层平等对话。反之，则任何浮华理论虚饰下的治理都只不过是一场春梦。

二、监管机构内部也须引入有效治理结构

监管职能行使采取上对下监管，本级机构只行使信息和协调职能，其编制和经费独立，分配上采取高报酬高工资高提成奖励。人事问题上，庸官无能而能者替之，实行累计业绩考核，长期无业绩者汰，并不得再次转岗。此外，上级不决定下级去留，工作安排实行项目负责制，每个项目均细化到一个细块由单独的工作人员负责，区分重轻急缓，招标配给，区别量分。工作业绩由上上级监管部门或本单位内部员工委员会组织考核，阳光操作，所有的量分记录及计算过程均详细记录在案并随时可供所有相关人员查阅。条件具备的应实行数据库管理由计算机自动处理完成。要建立监管人员安全保障体系，完善相关法规，凡过去监察有功或作出主要贡献的监察技术人员除非有确凿证据表明其与被监管者相勾结的任何部门和领导不得随意解除其职务或单方面调离其原工作岗位。对因公造成自身或家庭利益损害的监察人员财政和人事部门要对损害造成的后果予以终身保障和扶持。

关键字: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

关键字: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

关键字:证券市场监管体制

一、美国监管制度的演化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美国的证券监管奉行的是“监管机构评审为本”的许可审核制度，由各州根据所谓的“蓝天法案”进行实质性审查,自行处理许可或不许可市场主体的业务申请。“蓝天”法案的用意是保障投资者免受各种骗人的投资计划所蒙蔽。据说，这一法案名称源于“禁止将蓝天作为建筑用地出售”判例。然而，这种监管方式实际未能阻止大量本质上属于诈骗的招股计划。

在1929年股灾后，罗斯福总统在1933年3月29日的立法演讲中倡导建立以披露为本的监管体系，他这样说：“联邦政府当然不能够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可能引致人们认为联邦政府认同或保证有关的新发行证券稳健可靠，或其价值将可维持，或其所代表资产将能够赚取利润。然而，我们有责任坚决要求所有在美国州际商业环境发售的新证券，均向投资公众提供广泛且全面资料，不得隐瞒任何关乎该次发行的重要信息。”

这一建议是在“买者自负”的古老法则之上，增加了“卖方也要自己负责”，即将披露全部真相的责任完全交由卖方承担，以促进市场诚实地进行证券交易，重建投资者信心。1933年通过的所谓的“证券真相法案”标志着美国资本市场监管模式由许可制转向了注册制。

二、美国注册制监管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