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经济范文10篇

口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是研究所有人口问题中最基本的出发点之一，因此长期以来倍受学者的关注。早在几百年前，中国著名人口思想家洪亮吉、汪士铎等人便根据当时人口、经济、社会等方面的现状，从不同角度上探讨了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以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为代表学者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角度比较系统地论证了人口数量、人口质量与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关系，并以此为主要依据提出控制人口的现实必要性，这是建国以后学术界最早对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遗憾地是，由于受当时左倾思想的影响和干扰，人口与经济关系的学术研究便就此中断了20余年。

随着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确定、发展和完善，中国人口科学研究也随着走向恢复、不断发展和繁荣的新阶段。在过去的20年中，国内外学术界结合中国的国情，对人口与经济关系运行的机理、方式、途径等方面进行大量的深入剖析与探讨，在许多关键的人口经济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并为国家的社会经济决策提供了理论依据。综观过去20多年的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过程，学术界在不同阶段中对问题研究的内容、手段、视野等方面也有着不同的特征。因此，我们将其主要研究成果划分为改革初期、深化改革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三个阶段进行文献的回顾和综述，并对未来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问题研究的重点作一展望。

一、改革初期的研究成果回顾与评述（1979～1986年）

中国在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各项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客观上急需社会科学研究作为制定政策的理论依据，因此带动了当时人口经济学的研究。学者们在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李竞能1999），1978年实行的改革开放政策是中国人口经济研究得以恢复的催化剂，这突出反映在三件事上：一是从思想上把原有的禁锢逐步打破，提倡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二是人口增长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十分尖锐，人口压力沉重，突出表现在失业问题极其严重，物质供应非常紧张，住房短缺，建设资金不足，使人们再也无法否认社会主义社会也会存在人口问题。三是在纠正以往政策偏差和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出现了为马寅初、陈达和吴景超等人口学者平反的举措，引发了对社会主义人口问题的研究。①由于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恢复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国家正全面致力经济建设，其工作的重心放在实现四个现代化上，因此，改革初期阶段的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则更多地关注社会主义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规律是什么，它的理论基础又是什么，中国人口经济运行中的重要矛盾有哪些，控制人口与经济发展的辨证关系又是什么，等等？在这一阶段，中国人口与经济关系研究的主要研究成果和关注的内容可以大致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两种生产理论

70年代以后，中国政府已明确提出控制人口的战略，但当时实行计划生育却缺少必要的理论作为指导。改革开放以后，探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人口的理论基础便成为人口学界义不容辞的责任。随着人们思想的解放，人口学界突破过去的理论禁区，对中国人口经济问题研究的重大成果是提出了两种生产理论。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经济思想的核心，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论、《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论述中不难看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思想。社会生产不仅包括物质资料生产，还应当包括人类自身生产，二者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社会生产正是在互相依存、互相联系、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中发展（张纯元1983；冯立天1982；李竞能等1982；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

人口对经济发展的作用途径和机制是极为复杂的，这不仅仅因为经济发展本身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涵并由多种因素构成，而且因为人口本身也是具有多种属性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论，它可以通过多个能量、信息渠道作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方面面，不同的人口因素，如数量、质量等所表现的作用也不同，因此不能简单地认为某种人口状态是有利或不利于经济发展的，必须进行具体的综合分析。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及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一)郑州市人口数量的统计分析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人口则是生产力和消费力的统一，因此人口数量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为经济增长提供必要的劳动力发生作用。人口是劳动力的源泉，一定数量的人口构成经济增长的动力，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是大量低质的人口可能会成为经济发展的沉重负担。二是通过消费引起的。一定数量人口的衣食住行能够增加有效需求，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但人口越多，消费量越大，就会影响积累和扩大再生产的投资，最终影响经济的产出。

一个地区的人口数量状况，一般由人口总量和人口自然增长率反映出来。下面我们用统计数据分析郑州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的影响。

从上表可以看出建国以来郑州的人口经历了几个不同的发展阶段，1949～1959年，郑州人口加速发展。建国初期，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初步改善和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死亡率大幅度下降，而出生率依然很高，形成了郑州人口的第一次生育高峰。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经济建设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的困难，造成了人口非正常死亡，出现了建国后郑州人口第一次负增长，以后郑州的人口依然增长很快，虽然在70年代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由于人口基数太大，迁入人口多，人口的净增长仍然很高。

本文作者：吴九香工作单位：福建省广播电视大学

人口增长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生活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实现其生命活动并构成社会生活主体，具有一定数量和质量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人口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既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又扮演着消费者的角色。人口对经济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此外，人口的结构性变化、生育的高峰与低谷波动等等，都会对经济发展产生持久而深刻的冲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不是决定社会制度性质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但对社会的发展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马尔萨斯理论认为:人口增长会导致劳动生产率降低，生态环境退化，社会总储蓄减少、投资率下降，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尽管技术进步可以加速经济增长，但是，如果人口无限制地增长下去，那么，技术进步的步伐将最终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从长期的观点看，人口增长阻碍经济的增长。而反对马尔萨斯的理论则认为，人口增长可能在短期内会不利于经济增长，但从较长的时期看，人口增长将最终促进经济增长。他们的论据是，第一，人口增加将增加劳动力供应，增加人口密度，人口压力的存在将激发技术创新，推动经济发展；第二，较多的人口可能产生更多的知识与技能，科技进步正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来源；第三，人口多也是资源优势，较大的市场规模必将产生“规模效应”[1]。无论哪种观点，都说明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人口结构均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人口是任何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最基本的国情。其中人口的规模和结构及其发展趋势与经济是相辅相成的，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的紧密关系，也就是人口与经济发展均衡点。中国的经济发展仍处在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国民经济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这是国民经济与社会长久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与基础，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之一。人口和谐包括人口的规模和谐与结构和谐[1]。

人口变化情况1.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情况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福建省常住人口达3689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0.08个百分点。福建的人口周期与经济增长周期同中国国情一致，高峰点上有着十分的吻合度，人口的三次高峰期在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期、经历三年灾害之后的调整和恢复期、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头十年。受20世纪80-90年代第三次出生人口高峰的影响，在2005-2020年期间，20~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将形成一个高峰，同时，由于独生子女陆续进入生育年龄，按照现行生育政策，政策内生育水平将有所提高，福建省同样将迎来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以人均GDP指数来考察福建省经济增长情况可以发现，人口转变过程伴随着经济发展过程，自改革开放以来，福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伴随这一增长过程的是人口自然增长率的下降人口年龄结构变化1.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总量增长，一方面为社会提供更多劳动力，增加社会积累；另一方面就业压力增大，需要的社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负担加重，势必对经济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图1可以看出，福建省15~64岁的劳动适龄人口所占总人口比重不断提升，从1964年的54.50％上升到2010年的76.65%；由于经济发展、计划生育政策和人们生育观念的转变等因素共同作用，0~14岁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开始下降，从1953年的近35.80％下降到2010年的15.46％，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从1953年3.30%上升到2010年的7.89%，上升了4.59个百分点,福建省人口进入成年型的同时，开始向年老型过渡，人口老龄化出现加快的趋势。2010年，全省常住人口中，65岁及以上的人口为291万人，占常住人口的7.88%，福建省已进入老年化社会（按国际通行标准衡量，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在7%以上就进入人口老龄化社会）。由于制度不健全，老年人口的社会保障和健康服务面临挑战。提前到来的“银发浪潮”给社会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始料不及的诸多挑战。2.人口红利。福建省目前处于利好的“人口红利期”，主要表现为劳动人口比例上升，人口抚养系数下降，社会负担较轻。改革开放以来总抚养及少儿抚养比开始下降，而老年抚养比慢慢地开始上升（见图2）。图1福建省分年龄组人口历年变化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图2福建省历年抚养比趋势图数据来源：2000-2010年《福建统计年鉴》人口变化与经济发展的回归分析为分析人口变动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我们可以采用马克威分析系统对人口增长、人口结构与人均GDP进行相关分析因p≤0.05，因此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根据相关系数判断标准r≥0.8,可视为高度相关；0.5≤r＜0.8，可视为中度相关[2]。人口自然增长率、老年抚养比相关系数分别为-0.6665、0.6611，表明两者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中度负、正相关，总抚养比、少儿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相关系数分别为-0.8545、-0.8676、0.8879，表明与人均GDP间分别存在高度负、负、正相关。各变量间存在线性相关，因此可进行回归分析。选择人均GDP为因变量，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为自变量，建立Y=a+bx1模型，反映两变量x与y之间的线性依存关系。利用马克威分析系统进行回归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回归方程显著性强，回归方程具有意义，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回归系数分别为3017.2389、-34.1600、362.0014、513.3890，表明人口自然增长率、总抚养比、老年抚养比、劳动适龄人口比重每变动一个百分点，人均GDP变动3017.2389、34.16、362.0014、513.389个百分点，其中总抚养比变动方向相反。基于上述分析结果，福建省劳动适龄人口增长对人均GDP的增长有较强的正向效应，人口抚养比的上升对人均GDP的增长有抑制作用，人口适度增长、老年抚养比的缓慢上升有利于人均GDP的增长。福建省正处在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上升、老龄化带来人口红利的大好时机，而人口自然增长率稳中有降也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适度调整计生政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人口的平衡发展是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前提。保持人口的适度增长，以保持劳动年龄人口适当增长，降低将来老年抚养比带来负担。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客观上存在农村家庭靠劳动力多脱贫致富的现象不存在，一些农民多育的愿望不是那么强烈，加上政府对人口控制工作从未放松，即将面临一个家庭养四个老人的严重问题。因此适度调整农村一胎半政策，对有经济能力的人群适度放松计生政策，有利于人口和谐发展，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人口问题，首当其冲的是独生子女问题。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认为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第一是孩子的成长风险，主要是夭折、重病的风险；第二是孩子的成才风险；第三是家庭的养老风险；第四是社会的发展风险；第五是国家的国防风险[3]。这些都不利于人口与经济的和谐发展。调高退休年龄，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社会负担老龄化社会已经提前到来，尽管当前老年抚养比还未给经济带来负面影响，而我们的社会保障体制却已捉襟见肘。要真正有效地化解老龄化危机，并且变“危机”为“契机”，就要从制度建设入手，力争为老龄事业发展创造更加良好、宽松的法律政策环境。适当调高退休年龄，增加劳动年龄组人口比例，将非常有利经济发展[4]。积极扩大就业促进创业，最大化利用人口红利人口红利随着人口转变的完成，终将要消失殆尽，充分挖掘人口转变的潜在贡献，是迎接老龄化社会到来的当务之急。福建省目前处在“人口红利期”，应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多渠道增加就业岗位，提高劳动者创业就业能力，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保障劳动者权益，建立企业和职工利益共享机制，健全劳动关系三方协调机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实现劳动力由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的转移，依靠第三产业尽可能多地消化社会富余的人力资源；政府要在财政、税收等政策上鼓励自主创业和弹性就业[5]。完善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医疗、社会救助体系，加快以公共租赁住房为重点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建立满足多元化需求的住房保障体系。要特别关注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全省老年人口大部在农村且大部份家庭都是留守老人家庭,农村医疗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是解决人口老龄化的重点和难点。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为实践，探索新型农村养老和医疗模式，大力发展敬老院、老年公寓等社会养老机构和以社区服务为主体的老年服务体系。调整产品结构，发展人口老龄化形成的“灰色经济”或“银色经济”[5]。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离不开人口这个最基本的国情。目前福建省的经济发展正处在一个产业结构转换、消费结构升级的重要发展阶段，要使经济社会真正能够实现持续快速地发展，必须建立在人口和谐的基础之上。

人口老龄化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种社会现象，它客观上反映了人类社会的进步。然而，老龄化也使社会投资、生产、流通、分配、储蓄、消费结构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对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改革、产业结构调整、投资结构、消费结构、分配制度的改革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及特征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标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65岁及以上人口占该国家或地区人口总数的7%以上，该国家或地区就进入老龄化社会。2000年底，我国65岁上人口达8872万人，占总人口126734万的7.0%，标志着我国已经步入老龄化国家行列。

（一）我国人口老龄化现状

国际上衡量老龄化的指标通常有：老年人口系数（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少儿人口系数（少儿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老龄化指数（又称老少比）、和年龄中位数。

统计表明，在1982年至2003年期间，我国老年人口系数明显提高；老龄化指数迅速上升，由1982年的100：14.58提高到2003年的100：33.94；年龄中位数变化明显，年均增加0.52岁。人均寿命达到70岁，与发达国家持平。

摘要：自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日趋完善，经济发展已跨越高速增长阶段并转向高质量增长阶段。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形势总体较为良好，但在长期的快速发展过程中，累积和遗留的各种问题也十分突出，比如发展方式粗放、单纯的追求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不完善、贫富差距过大、区域经济差异化等。为此，本文基于我国统计年鉴和第三次到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以及1982—2017年流动人口的情况分析，应用相关经济知识，总结数据，采用统计分析方法，研究了我国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影响，并通过分析结果，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促进科学的人口流动，加强城市社会管理，深入户籍制度的变革，加快落实中小城市的落户条件，因地制宜地促进落后地区长远发展，进而缩小我国区域经济的差异化等对策建议。

关键词：人口流动趋势；区域经济一体化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突飞猛涨，成为了世界瞩目的焦点，但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进程中，随之而来的问题——流动人口的数量越来越多并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越来越大。这一问题成为了影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流动人口（floatingpopulation）通常指的是长期在外居住或就业，但却没有居住地户籍的一类人。刘易斯（1954）曾指出，经济社会中两大主体：工、农，因区域经济差别或收入水平差别，农业部门的冗余劳动力会越来越多地补充至工业部门，期间并会不断带动经济走向繁荣。但按照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状况来看，东、中、西三大地区的经济发展差距越拉越大，国内贫富差距悬殊，人口流动不断地影响着我国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差距。

一、对我国1982—2017年流动人口基本情况的分析

1、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一路飙升。从图1可以看出，1982年我国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后，流动人口的数量仅仅不到660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数量不到0.65%；而时隔28年，2010年也就是距现在最近的一次人口普查时，流动人口数量已然高达2.61亿人，已占全国总人口的19.51%，是1982年的38.8倍；到2013年末，全国的流动人口数量已达到2.45亿；到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已经达到2.47亿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8%，平均6人中就有一个人属于流动人口。虽然到2017年，流动人口的数量降为2.4亿，但流动人口的总流向趋势并没有改变，特别是特大城市人口聚集态势还在加强，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进一步上升，随迁子女的比例增加。2、区域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流动人口的数量总体呈现上升趋势，地区之间的相对差距也因各种因素越拉越大。目前，我国因区域差异化而形成的三大地区显而易见，分别为东部沿海一带，中部和西部地区，这三大地区形成了我国自东向西经济发展逐渐递减的梯度流。从图2可以看出，1980年，东部流动人口所占比例为38.38%，中部和西部分别为37.94%、23.68%，三个数据都在20%～40%之间，但随着各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在各种条件的作用下，东部地区流动人口数量一路突飞猛涨，与此同时，中西部的流动人口数量增速却相对缓慢，大不如东部地区。到2010年，东部地区流动人口的数量占到了全国流动人口的85.71%，占绝对优势，而中部仅占4.43%，西部占9.86%。从图2可以看出，自1980年起，东部地区的流动人口比例上升，并且还有继续增大的趋势；中部地区一直呈下降趋势，流动人口比值下降了93.6%；西部地区基本上呈现下降趋势，流动人口比值下降了58.4%。2013年东部地区跨省流动人口占全国跨省流动人口的比例为85.2%，2015年该比例有所降低，为84.71%。3、流动人口价值的侧重点发生转移。随着社会的发展，教育体制日趋完善，人们受教育程度越来越深，受教育时长越来越长，人口的素质也越来越高，流动人口的价值慢慢的从只要求有较好的体力和娴熟的劳动技能转变成要求拥有高学历、高创新的高层次人才。从表1可以看到，高学历的流动人口数量占比越来越大，1982年受高中教育的流动人口仅为8.41%，到2010年高中教育的流动人口已经达到了22.06%，增加了1.62倍；在2000年以前大专及以上（包括本科、研究生）的流动人口几乎没有，但直到2010年，该受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已然达到了18.92%。低学历人口的比重越来越低，流动人口的素质越来越高，根据第三次到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资料，流动人口受教育程度已然高于全国的人均受教育水平。

二、我国流动人口的流动动机分析

关键词：经济结构人口流迁经济发展

内容摘要：本文可以通过经济发展引导人口的合理流动，同样也可以通过人口流迁的调控与管理刺激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繁荣。经济发展与人口流迁之间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德国作为欧洲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典型案例，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当然，其经济与人口流迁的关系轨迹表现出很强的个性。尽管如此，其经济发展和人口流迁的关系还是可以给予我国较强的启示。

起伏不定—德国经济发展轨迹探析

德国经济曾经是推动欧洲经济发展的先锋，但近年来却始终徘徊在停滞的边缘，1990年两德统一以来，德国经济疲软不振。自1990年统一到2001年，德国经历了四次经济衰退，其中1999-2000年国际石油价格上涨和美国经济衰退引发的2001年下半年经济严重衰退为第四次经济衰退。2001年，德国经济增速由2000年的3.0%急剧回落并步入轻度衰退，主要受三个因素影响：一是结构老化；二是外部冲击；三是周期传导。因此，德国政府在宏观政策方面采取一系列措施刺激经济增长，主要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方面进一步扩张力度，在不突破《马约》标准和财政赤字压力的前提下加大财政支出，2000年欧央行的四次减息对德国有较明显刺激作用；实行税改和减税政策刺激经济，通过降低企业和个人所得税实现扩张性政策目标；调整劳资联盟关系，稳定和改善就业形势；积极参与国际协调等。

2003年德国经济跌至-0.2%，成为1993年以来最为艰难的时期，其难点主要表现在：2002年经济复苏目标已然落空，增长率仅为0.2%，居欧盟各国之末；失业规模居高不下，全年失业人数月均在406万规模上徘徊；财政赤字达772亿欧元，占GDP比重3.7%，突破《马约》标准。

2004年，德国经济逐渐复苏，GDP增长率达1.2%，继而经济增长趋于良好，特别是2006年以来，欧元区经济复苏势头加快，其主要动力则是来自德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同步增长，都对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作出贡献（见图1）。而欧盟统计局数据显示2006年德国GDP增速至3.2%，成为近十年来增速最快的年份。当时德国经济面临的主要风险是如何削减政府财政支出，将负债率控制在欧盟《稳定与增长公约》规定的范围内。但值得注意的是通胀压力不容忽视，2006年以来，国际原油价格上升约40%，铜等基本金属价格也大幅度上涨，欧元区年度通货膨胀率连续16个月超过欧洲央行2%的政策目标，2006年德国通胀率达1.8%，2007年更至2.3%，因此，防通胀也是德国经济的重要任务（见表1）。

【摘要】近年来，辽宁省经济下滑，人口也呈现负增长趋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探究二者的关系，本文将人口因素细分为人口总量、年龄结构、家庭规模，探究其分别对经济增长总量、居民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影响，采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1990--2016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最后得出结论：无论在长期还是短期，人口对经济增长都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为促进辽宁省经济发展，可以以人口为着手点，加大二胎推行力度，开发老年人资源，培养、吸引并留住人才等方面来加快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进程。

【关键词】老龄化;人口迁移;时间序列;经济增长

一、引言

人口与经济是一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的核心因素，二者又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经济的快速发展产生了或多或少的人口经济问题，作为工业基地的老东北这种问题表现的尤其明显。东北地区国企遍地，工业化水平和城市化水平较高，但由于计划生育的低出生率以及低死亡率使得东北老龄化人口呈现井喷式的增长趋势，加上人口大量外流。导致17年来，辽宁常住人口总量首次出现负增长。经济上，从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1个省份的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从辽宁的经济结构来看其发展受限于传统工业结构，几十年的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为了进一步研究人口因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将从人口因素细分为年龄结构、文化程度、从业比例、流动角度，利用时间序列对辽宁省近25年的经济与人口相关性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索人口负增长对辽宁经济发展产生怎么样的影响，并结合实际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和对策。

二、辽宁省人口、经济发展现状评述

（一）人口。从图1可以更直观的看出辽宁省的人口总量变化情况，从1990年到2008年，人口总量在不断上升，而从2008年到2014年，上升速度明显减慢并且已经开始呈现下降。图1辽宁近25年人口总量变化图从自然增长率上看，人口的自然增长率由出生率和死亡率决定，随着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医疗水平的不断提高，极大的降低了死亡率;国家全面放开二胎政策的实施，带来了中国新的婴儿出生高峰期。但东北地区似乎并没有受到二胎政策的影响。由于东北地区国企遍地，计划生育政策对东北地区的影响的根深蒂固，加上儿童的养育成本越来越高，即使二胎政策放开后，东北人的生育意愿依然很低，尤其是辽宁地区，2015年辽宁出生率仅为由6.17‰，自然增长率甚至为负值，成为全国首个人口负增长的省区。从人口迁移角度看，近年来，辽宁已经由人口流入地转为人口流出地。根据1%人口抽样调查推算，至2015年末辽宁省常住人口总数为4382.4万人，相比2014年常住人口减少了9万人。姜玉通过对东北地区流动人口特征研究得出结论，东北三省人口持续外流，净流出数量呈增加的趋势，流出人口平均年龄低，受教育程度高[1]，大量青壮年劳动力选择外出打工或者南下做生意，根据流出人口特征我们可以推断东北地区面临的不仅仅是人口流出的问题还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从家庭规模角度，2015年，辽宁地区平均每个家庭仅有2.77人，由于结婚年龄的推迟和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青年结婚越来越晚，产生很多大龄单身青年；人口流动比较大，带来很多“迁徙式”的二人户或者单人户；过去一大家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更多年轻人选择独立居住，一大家子被拆成几户，很多老人单独居住，加上辽宁老龄化程度较高，所以空巢家庭、丁克家庭、单身家庭、单亲家庭等，正在构成辽宁省家庭结构的重要部分。从年龄结构的角度，辽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2015年全省常住人口中，0-14岁人口占10.38%；15-59岁人口占69.02%；60岁及以上人口占20.6%，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占12.82%。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0-14岁人口比重下降1.04个百分点，15-59岁人口比重下降4.13个百分点，60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5.16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上升2.51个百分点。图4反应了青少年的人口比重在不断下降，壮年人口所占比重自2012年后也呈缓慢下降的趋势，而老年人的比重在不断上升，意味着辽宁省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在不断加深。从性别比角度看，2015年底全省常住人口中，男性人口为2211.2万人，占50.46%；女性人口为2171.2万人，占49.54%。总人口性别比由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102.54下降为101.85，辽宁省性别比远低于全国水平。辽宁省彻底跨入“男性低比例时代”，并且有非常大的可能成为全国第一个“男少女多”的地区。（二）经济。从2015年的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经济运行数据中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数据来看，辽宁增速仅为3%垫底。由图三我国的生产总值指数地图颜色可以看出，辽宁地区颜色明显浅于其他省份，在剔除了通货膨胀和价格水平的影响后，辽宁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不容乐观。辽宁是老工业区，能源行业和大宗商品生产等传统工业是该地的支柱产业。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定势让辽宁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经济都产生了“路径依赖”[2]。近几年，传统产业的优势在减弱，投资和制造业在整个经济中的重要性出现下滑，使得东北地区的工业产品需求大幅减少。从产业结构角度，辽宁省作为老工业基地，其工业产业曾经位于全国的首位。随着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对传统的重工业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东北经济衰退，工业发展速度减缓，第二产业产值下降，三次产业结构由原来的二一三逐步向三二一转化。图五为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这里的产业贡2018年第08期下旬刊（总第706期）时代金融TimesFinanceNO.08，2018（CumulativetyNO.706）献率是指各产业增加值增量与GDP增量之比，由此可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贡献率在2014年重合后，到2015年发生了交替现象，第三产业成为辽宁省GDP增长的主要动力来源。图2辽宁省1991-2015年三次产业贡献率变动比率从消费结构角度，随着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提升，消费水平也在不断提高，同时消费结构随之改变。通过对比图七和图八可以发现，辽宁省消费结构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是食品支出占比不断下降，恩格尔系数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恩格尔系数的降低代表该地区生活水平的提高；二是居住消费占比增加，房地产市场飞速发展，房价越来越高，人们对住房需求有增无减，解决下一代的住房问题成了每个家庭的头等大事；三是医疗保健在消费总支出的占比有所增加，人们越来越关注养生保健，药品价格也在上涨，看病贵问题依然存在。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一、引言

河南省作为中国的人口大省，老龄化问题较为严重。截止2018年底，河南省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约1606万人，老龄化率16.7%，老龄化问题越来越严重。从总体上看，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呈现规模大、速度快、趋势明显等特点，可以说河南是跑步进入“老龄化”社会。目前，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为高质量、中高速增长。在这种情况下，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在分析研究经济增长与人口老龄化的相关文献基础上，通过搜集1996-2018年数据对河南人口老龄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具体作用机制，确定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通过整理了相关国内研究文献，从研究结论上分析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存在正向影响、负向影响及影响不确定三种论法。虽然中国的劳动力供给在21世纪会保持稳定，但是人口老龄化会在劳动生产率、社会保障以及技术方面对中国的经济产生负面影响（武元晋等，1988）。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是消极持久的（张车伟，2006）。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作用体现在老年产业发展机遇，这同时也是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有利关键因素（姜向群等，2000）。除了劳动年龄人口对劳动参与率产生正向影响外，其他都对劳动参与率产生负向影响，研究十九个国家后得出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失业率和人均GDP等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都不相同的结论（马艳林，2015）。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在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加入老龄化因素，研究结论显示，根据政府采取经济政策的不同，那么，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也会不同（李军，2006）。在现有文献中，对河南省的老龄化问题研究的较少，为了规避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因此有必要就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

二、河南省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第一，河南省的人口持续增长老龄化问题严重。河南省在1998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超过7%，按照国际标准，河南省自1998年起就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而在2018年河南省老年人口比重已经高达10.61%，老龄化程度加深。河南省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呈上升趋势，自从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从1998年的656万人增加到2018年的1019万人，老龄人口增长速度高达155%。第二，河南省老年人口数量多速度快。由于河南省的人口基数大，因此老年人口数量也比较多。随着经济的发展，医疗水平稳步提升，人口预期寿命增长，老龄化速度增加。由于河南经济发展缓慢，许多年轻有实力的劳动力不断向南方和发达地区进行迁徙，青壮劳动人口的转移加速了河南省老龄化进程。第三，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存在城乡倒置。一般情况下，城镇比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要好、社会制度更加健全人口的平均寿命应该相对较长。然而河南省农村老龄人口多于城镇老龄人口，出现了城乡倒置的情况。本文认为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建国初期中国不论城镇或是农村，人口均呈现高速增长的状态，由于城镇人口基数小于农村人口，因此此阶段农村所增加的人口要高于城镇增加人口。随着政策“计划生育”的出现，人口增长放缓，这一批出生的公民也已经步入老年。这就导致了农村老年人口占农村总人数的比例高于城镇老年人口占城镇总人口比例的现象。第四，河南省人口“未富先老”。发达国家或地区有实力解决由老龄化引起的一系列问题，不会出现未富先老现象。而河南省的老龄化并不是这样，河南省的人口结构属于明显的未富先老。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只有800美元。这表明，当河南省进入老龄化社会时，经济并不发达，社会并不富足，“未富先老”给河南省的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的影响。

三、人口老龄化对河南省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本文的实证研究分析中，采集河南省1996-2018年的数据建立计量模型，具体分析河南省人口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与影响。模型中被解释变量是人均实际GDP，解释变量包括老年抚养比（odr）、人力资本水平（phc）、技术进步（tec）、就业人员数（emp）。选取人均实际GDP作为衡量经济水平的指标是因为它能全面真实的反映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弱化物价因素等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本文选取河南省就业人员数衡量劳动力的变动；选取老年抚养比例作为衡量人口老龄化程度的指标，更全面综合清晰地衡量人口老龄化；人力资本水平越高、技术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快。估算人力资本水平主要有成本法、收入法、教育年限法等，本文选取河南省平均教育年限作为衡量河南省人力资本水平的变量，选取一般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作为衡量技术水平的变量。

谱牒、口碑等资料的学术价值早已为人们所周知。清末钟琦说：“陇蜀滇黔诸省于谱牒茫然不解，殊属疏漏鄙俗，两江、两浙、两湖诸省崇仁厚，联涣散，各村族皆有谱牒。”（注：《皇朝琐屑录》卷38《风俗》。）清代家谱编纂具有地区不平衡的特征，东北、内蒙等边疆地区的谱牒资料十分有限，这样，我们利用谱牒等资料来研究清代移民问题时遇到的诸多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历史现象多姿多彩，历史创造的主体有血有肉。清代边疆移民各自的家庭背景、迁移动机、迁移经历、迁移效果如何，都值得我们予以深刻的观照和仔细的审视。清代边疆移民既折射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又影响着边疆地区经济开发的不平衡性，两者之间具有交叉效应。

一、清代边疆移民的群像素描

移民的概念不同于人口流动。所谓人口流动，是特指人口在地区间所出现的各种各样短期的、重复的或周期性的运动。这种人没有长期改变居住地的意图，他们出去了还要回来。目前人口学界对迁往他地达多久为移民尚无确定的标准；实际生活中移民与人口流动之间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关系，所以有时难以严格区分。如张宗昌于光绪七年（1881年）出生于山东省掖县祝家庄，父亲是喇叭手、剃头匠，母亲是巫婆。张宗昌十二、三岁时帮其父掌铙钹，混日子，十五、六岁时随其母赴辽宁营口，在一家“宝棚”（即赌场）为赌佣，给赌徒端水送茶、跑脚打杂，昼夜与赌棍、小偷一类为伍，因被当地士绅视为祸患而遭驱逐，遂无处栖身，四处流浪，最后到北满当一名修筑中东铁路的工人，不久又沦落为胡匪，而其母当时只身一人在营口，相继与洗澡堂的老板、补鞋匠以及卖布的货郎姘居，混了一段时间后就不得不返回山东。（注：《军阀列传》。）本来，张宗昌与其母都有移居东北的倾向，可是其母由于形势逼迫而不得不中止移民动机，这种迁移行为便转变为人口流动。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也可以成为移民的先驱。当流动人口在某一迁徙地建立起新的社会关系、对迁徙地产生了依附感时，他们就有可能决定在迁徙地定居下来而成为移民。在清代前期，边墙内的陕西等地农民出边到蒙古地区耕种，春出秋归，名为“雁行”客户，是一种典型的流动人口。当时，由于这些雁行客户在边外暂时伙聚盘居，故而他们所开垦的土地被称做“伙盘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人口流动现象周而复始地循环进行，许多雁行客户便在蒙古地区逐渐定居下来，从而完成了向移民身份的过渡。由此可见，移民与流动人口之间的界线不一定划然清楚，泾渭分明。本文所说的移民是指改变过去的常住地点而迁到另一地区居住较长时间的人口。

社会经济条件是影响人口迁移与流动的主要因素，区域经济的不平衡便推动着人口的移动，使之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只要社会经济活动中存在着非均衡状态，人口迁移就必然发生。人口迁移塑造出新的人口再分布结构，使人口结构的地域分布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由不平衡向相对平衡的发展。人口地域分布结构因人口迁移而趋向相对平衡，必然使社会经济的生产力区域结构随之趋于相对平衡并产生新的不平衡，反过来又推动新的人口迁移。

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人口的地域分布具有凝滞性，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的分布相一致。正是这样，所以清代人口密度与经济密度二者基本上呈正相关，即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也是经济密度较高的地区，经济密度低的地区也是人口密度低的地区。相对于内地而言，清初边疆地区人口稀少，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下。这种区域经济的非均衡态所形成的级差，为有清一代边疆移民如水赴壑趋势的出现提供了必要条件。当时，我国人口急剧增加，可是封建时代扩大再生产的规模又十分有限，这样，迅速增殖的人口形成相对过剩的劳动力不能被充分吸收，出现了劳动力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而压迫生产力的现象。福建、广东、江苏、浙江、山东、河北等已开发的地区人地不平衡状态日益严重，人地冲突日益尖锐。人口再生产和生活资料再生产的失衡本来已经使这些已开发地区的人口数量超过了其经济活动所能容纳的限度，而封建生产关系下的剥削体制则又使当时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的分配不均衡，加之饥馑、自然灾害、战乱等因素的影响，社会局部地区呈现混乱的动荡局面，于是地广人稀的边疆地区便充当了缓解内地人口压力的“安全制动阀”。在内地许多地区人满为患的情况下，大批内地民众不得不另谋他图，到边疆地区寻求生存与发展。另外，到清代的时候，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经过千百年的缓慢发展，已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已具有开发边疆地区、扩大生产空间、更广泛地将各种自然和社会经济资源吸引到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周转中来的客观要求和趋势。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中国封建社会内地较发达的经济就会向边疆地区进行墨渍式扩散和辐射式扩散，这样，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便不能不流向边疆地区而为边疆地区的经济开发提供劳动资源，呈现出“离心状运动”的趋势。换言之，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生产力空间扩张的内在动力导致了边疆与内地之间人口分布不平衡格局的变动。

从上述可以看出，清代边疆移民服从于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然而，客观的经济必然规律是贯穿于清代边疆移民这一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的。清代边疆移民的身份背景形形色色，其迁移的动机也林林总总。下面，我们就其迁移的原因分别略加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