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变化论文范文10篇

90年代美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迅速扩大，是与80年代末以来经济全球化的加速推进密不可分的。

（一）贸易全球化的发展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新的动力

首先，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使跨国公司能更好地将其所有权优势与东道国的区位优势相结合，为跨国公司调整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和增加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动力。随着各国关税水平不断降低，非关税壁垒不断减少，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在东道国的中间投入品进口也越来越自由。这一方面，使跨国公司能通过内部贸易，为一些子公司解决因东道国难以提供足够符合其要求的中间投入品而带来的质量控制问题；另一方面，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可以使跨国公司根据不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通过直接投资实行区域性专业化生产，从而获取规模经济利益。此外，公司内部贸易的发展还为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获取额外收益提供了方便。其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加剧了东道国国内市场竞争，促进了东道国整体市场环境的改善和劳动力市场弹性的增强，为子公司降低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提高经营效益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最后，贸易自由化的发展，特别是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为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二）金融全球化为美国跨国公司扩大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首先，金融市场全球化从两个方面降低了美国跨国公司的筹资成本。第一，随着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套汇、套利活动加剧，全球利率水平进一步趋同，并趋于下降，这降低了跨国公司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第二，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企业在金融市场上进行直接融资的成本。这主要是由于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大大改变了资本供应人和企业之间的关系。金融市场全球化的发展使企业的潜在投资者大大增加，而潜在投资者之间的竞争以及金融中介机构（主要是投资银行）之间的竞争，大大降低了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和交易成本。其二，金融市场全球化使争夺企业控制权的竞争更加激烈，从而强化了对企业管理人员的监督，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利息成本。金融市场的全球化给企业管理人员带来了强大压力：如果他们经营管理不善，企业就很可能成为被兼并的目标。相反，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就会使企业现有投资者受益，潜在的投资者也会随之增加，这有利于企业降低进一步融资的成本。其三，金融市场全球化降低了证券交易的成本，直接和间接地降低了企业直接融资的成本。在金融全球化不断发展的背景下，证券经纪人、投资银行的内部竞争及彼此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它们为争夺客户而不得不降低服务价格，从而降低了企业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证券交易成本。同时，企业也可通过选择效率高的证券交易所，降低证券交易的成本，进而降低筹资成本。另外，进入国际金融市场融资的企业对信息的披露必须遵循严格的规定，因而通过得到有价值的内部消息进行内部交易的可能性大大降低，这样，从事该企业证券交易的投资人和证券经纪人将会增加，该企业证券的流动性也会增强，从而筹资成本降低。其四，金融全球化使企业能有效利用各种不同的筹资工具，特别是一些新的金融工具和金融技术，以降低风险和筹资成本。

金融全球化的发展所带来的筹资成本降低正是美国跨国公司增加从国际资本市场筹资以扩大其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动力和基础。

内容摘要气候变化正在使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保险业作为以风险管理为己任的行业。有责任、有义务、有能力为了应对这次工业文明史上最大的挑战而积极行动。世界范围内保险业对气候变化的关注与日俱增，有远见的公司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应对气候变化带来的挑战，不少新的险种兼顾了保险发展和气候变化问题，取得了较好的经营效果和社会效益。

关键词保险业；气候变化；机遇

当前，全球变暖及极端天气灾害的增加使保险业面临严峻挑战。近一二十年来因气候灾害引起的保险损失逐年增大，2006年的飓风、2007年的洪灾和山林火灾更是使得保险公司损失惨重，股东和客户都更加担忧保险公司能否适应气候变化的影响。幸运的是，保险公司正逐步认识到，气候变化在制造威胁的同时，也为保险行业带来了新的商业机会。当前，世界保险业应对气候变化的方式已经出现了转折，从消极回避发展到积极应对，力图把气候变化风险转变为气候变化机遇。伦敦劳合社就认为，保险业必须行动起来，积极适应气候变化趋势，才是生存之道。保险业过去在火灾和地震等灾害风险管理中发挥了领导作用，当前保险公司也极有可能创造出预防损失的方法和产品来为客户、政府和公司自身减轻气候灾害的损失，同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面对气候变化的空前挑战和纷繁复杂的市场情况，如何选择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方式，已成为中国的保险公司、再保险公司、保险经纪公司、保险监管机构及政策制定机构关注的问题。本文研究了世界保险机构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方式方法，以资借鉴。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保险业的影响

2007年初，TICC陆续了第一、第二和第三工作组第四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决策者摘要)，使气候变化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报告指出，近50年气候变暖主要是由人为活动引起的可能性，从2001年第三次评估报告中的66％提高到2007年第四次评估的90％以上，进一步从科学上确认了人为活动引起全球气候变化的事实。气候变化将增加自然灾害，数十亿人将受到影响，上亿人将面临饥荒的威胁。世界不安甚至恐慌情绪日益浓厚，舆论声称“气候变化是人类21世纪最大的挑战”。

摘要：经济的全球化作为客观存在趋势，对国家关系产生深远影响．改变着二战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的关系，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国家关系国际政治格局

经济全球化是当代士界经济的重要特征，反映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1985年T莱维最早提出“全球化”，他用这一词，形容此前20年国际经济的巨大变化。当前有关全球化的解释比较多，但从全球化一词提出开始就是指经济的全球化。是指士界经济活动超越国界，通过对外贾易、资本流动、技术转移、提供服务、人员交往等活动，使得各国和地区之间的经济相互开放、相互依存、相互联系而形成全球范围内的有机经济整体。经济全球化正因其反映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且对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影响增大而引起多方面的关注，成为现实生活中最流行、最时笔的用语之一。

世界经济的变化必然引起世界政治关系的改变。同样，作为世界经济重要特征的全球化，对国际关系已经或正在产生着深远影响。全球国际经济联系越来越紧密，有助于维护世界范围的和平与安全。在利益相互交织下形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也使不同类型国家间关系有所调整。

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强化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关系

世界经济全球化虽然反映了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客观现实．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但是其发展毕竟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体，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可以认为经济垒球化的出现与发展，是作为目前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垒球范围的扩展。无论是在贸易、投资、金融、生产方面都是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而出现的，且在全球经济规则中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WTO所制定的叠融和贸易规则，更充分地体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要求。因此，经济全球化必然有刺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为了争取更长时期，拥有更多的利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会采取更加一致的行动。

1关于地理水文学

地理水文学（GeographicalHydrology）与水文地理学（Hydro-geography）均属水文研究的地理学方向，与直接服务于水利工程的工程水文学有所不同。但研究的对象是一致的。50年代受原苏联学术界的影响，促进了我国区域水文的研究，并且形成了水文地理学的主题。俄语中的水文地理（гидротафия）与英语中的Hydrography涵义相同。后者于16世纪在欧洲用于水道（河、海）测量制图的描述［1，2］，在中译书刊中有人译为“水象学”。水利工程专业人员把水文地理作为水利的自然条件来看待，例如，地质、地貌、气候、植被、土壤等等背景，实际上是自然地理因素的特征描述。这里看不出对于水文与水资源本身规律的研究，不能有效地利用地理学原理深入研究水文现象。为此，我们强调水文学的地理方向或地理方向的水文研究。近年来的实践表明，水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工农业生产与人民的生活，广泛涉及生态与环境等的方方面面［3］。水文地理学已突破了单纯的水背景研究。实际上，从1978年以后，中国地理学会水文专业委员会的历届全国水文学术大会上都强调人与水关系的研究［4-6］。

适应水问题研究发展的需要，并与工程水文学相配合，深化水文研究的理论与实践，地理水文学更可拓宽水文地理学的研究方向，发展内涵，有利于学科研究发挥自己的特色；促进水文研究与地理科学其它分支科学的横向结合，如气候学、地貌学、土壤地理学等，尤其是与人文经济地理学的结合，形成新的边缘学科领域和产生新的学科生长点；通过水与资源、社会、经济、生态与环境的广泛联系，有利于综合性研究优势的发挥，改变水文地理研究的传统方法与手段，增加计算技术、遥感遥测与信息系统方法的应用，提高研究工作的水平。

地理水文学的提出是一种发展，而不是对水文地理学的否定。两者既属于地理科学也属于水文科学。为了简化叙述，它们的关系可以用图1来表示：

图1地理水文学与水文地理学示意

Fig.Relationshipbetweengeographicalhydrologyandhydrogeography

中国科技期刊办刊环境出现的新变化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稳步上升，形成了世界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自2010年，特别是2016年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世界多极化受到了一定程度挑战。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坚持制度自信、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和文化自信，做出了许多适应于外部环境变化的决策、行动。其中，我国科技期刊的办刊环境也正在这一氛围下发生了一些变化。本文试图解读这些变化的特点并尝试将它们与内外部环境的变化联系起来。

一、外部环境发生的变化及中国受到的影响和应对

自2010年，中国GDP总量超越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以来，中国GDP增速一直在10%～6%左右变化。而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首先总量不断增大，经济总量在2019年达到99万亿，人均突破一万亿美元大关，总量接近美国的67%;其次经济结构不断优化，第三产业占比快速增长，经济增长更多依赖科技创新驱动。由于上述经济力量及国家综合实力的改变，中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也在悄然发生变化。渐渐形成了所谓“大国竞争”的世界格局，这种竞争超越传统意识形态领域，不仅限于军事和经贸领域，而是渗透到全方位，期间合作与冲突并存，形成了以大国政治为基本格局的新的竞争态势与世界秩序［1］。(一)科技交流受到大国竞争的影响。随着中国国力持续增长，中国日益走进甚至已经位于世界舞台中央，以往的韬光养晦策略不再适用，西方各国对中国的视角逐渐从俯视变为平视，甚至是仰视。20世纪80、90年代的“蜜月期”不再，西方对中国更多了一些防范。随着中国对美国全球利益的挑战逐渐成为可能甚至现实，西方尤其是美国已没有了以往的俯视心理，超级大国以往那种自信优越感丧失殆尽。特别是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中美已明显成为大国竞争关系，美国政府对中国的防范、敌视日趋严重，甚至已不屑于遮掩。在这个大背景下，诸如开打中美贸易战［2］、以未如实提供和中国科技界合作情况而逮捕华裔科学家、抓捕中国高科技公司高管、限制相关理工科学生赴美深造、长臂管辖高科技产品出口等恶劣手段不断上演。其中，科技交流活动受到了严重影响:2018年起，美国就以长江学者等为切入口，以非法兼职为借口，打击同时参与两国学术交流的华人学者［3］，先后有20余名著名华裔教授因受聘国内大学或相关机构而被逮捕或解聘。美国特朗普政府以中国留学生窃取知识产权为由，将理工科相关专业，如航天、计算机等所谓敏感专业的留学生签证缩短为一年，之后需重新签证。上述种种怪相不同于20世纪美苏冷战，中美两国的大国竞争从根本上是基于利益冲突，而不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而且这种竞争态势不是军事上的，而是全方位的，在未来几十年内都会处于这一大背景之下［1，2］。(二)中国应对政策积极稳健。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一方面坚持走自己的路，办好自己的事，把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作为全党全国的奋斗目标与中心任务。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力日渐增长，在全球经济增长、各种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是国际经济、和平、繁荣的重要压舱石。对此，亲自谋划了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代表的积极稳健的对外政策，在具体措施方面，举办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创办了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还持续深化合作，继续办好中非合作论坛、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论坛、中国———东盟合作等一系列扩友谊、增朋友的大手笔举措。此外，中国还是现行国际规则体系的积极维护者，全力维护全球多极化、反对孤立主义、排外主义。对内政策上，强调依靠改革和创新驱动经济提档升级，坚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攻坚战。从以上积极稳健的应对政策可以看出，我国目前在面对各种国际挑战时已趋于成熟应对，在充分尊重现有国际体系、规则的情况下，更加自信地建立自己的规则体系，以此朝着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目标稳步前进。笔者认为，下文提到的各种科技期刊扶持措施既是中国国内政策的一部分，也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一种响应。

二、近期国家相关科技期刊发展扶持政策

在2018年11月14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审议了《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这在我国科技期刊发展史上是具有极其重要影响的大事。会议强调:“科技期刊传承人类文明，荟萃科学发现，引领科技发展，直接体现国家科技竞争力和文化软实力。要以建设世界一流科技期刊为目标，科学编制重点建设期刊目录，做精做强一批基础和传统优势领域期刊。”在国家最高决策层专门出台关于科技期刊发展的顶层设计，表明国家深刻认识到我国目前已经具有相当的科技实力，但同时距离世界科技领跑者地位还有一定距离，在这一过程中必须逐步牢固掌握自己的科技话语权，其目的是实现在国际科学界，中国的科技期刊能够“看得到、发得了、用得到”。综上，笔者认为该会议文件的出台是第1．0节中对内对外一系列积极举措在科技传播与交流领域的体现，并带动了接下来一些更具体措施的出台。(一)中国科协。《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距中央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不到一年，跟进落实的第一份具体文件终于重磅落地。改文件名为《关于深化改革培育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的意见》，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共同［4］，该文件是科技期刊界体现“四个自信”的具体举措。在该文件中，既有以前经常提及的若干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促进办刊集团化、集约化，加强数字化建设等，也有若干令人耳目一新的新要求。1．优化科技期刊与出版结构布局。(1)提出在巩固若干传统优势学科方面，做大做强一批科技期刊，如数学、物理、化学等，同时，在新兴交叉学科大力发展新刊，如计算信息、空间、能源环境等。(2)首次提出提高中文科技期刊的办刊水平，不断提升全球影响力。这在近二三十年一直强调三大索引的年代，无疑是一剂对中国绝大多数科技期刊从业人员的强心剂。因为中文科技期刊在我国科技期刊行业中占有绝大多数，多年来一直在以SCI为指挥棒的学术、科技界艰难生存，备受冷落甚至歧视。此政策改变了以往外国的月亮圆的偏见，将为中国科技期刊特别是中文科技期刊的大发展带来政策上的最有力支持。2．提升科技期刊专业管理能力。(1)提出要刊物布局动态调整。这意味着以往刊号再也不是一块铁招牌，申请新刊将更加容易，同时一些难以为继的刊物也会面临取消刊号的考验。(2)提出建设世界级科技论文引文库、专家库、科技论文数据公共服务平台，全球创新指数。该条无疑表明今后国家将打造中国的SCI和WebofScience，将以往由西方国家掌握的科技舆论话语权掌握在自己手中。3．着力提升科技期刊出版运营能力。(1)提出探索“学会+企业”“高校+企业”“科研机构+企业”的合作办刊模式，并与传统的主管主办机制相衔接。这意味着今后科技期刊的办刊机制将更加灵活，为集团化办刊指明了方向。(2)压实各学科学会的办刊责任，引导学会的学术、会员资源为刊物发展提供帮助。4．提升科技期刊国际竞争力。重要一点是提出中外科技期刊同质等效，吸引高水平论文在中国科技期刊首发。这无疑是打破SCI期刊崇拜的重要政策措施。有了这个政策，以往各单位机构制定的SCI英雄论政策应声黯然退场，给了中国科技期刊同台竞技的入场券，这在下文会重点提及。(二)教育部、科技部相关文件。在上述国家级文件出台之后，2020年初教育部和科技部发出了两份重磅文件，分别为:教育部、科技部联合的《关于规范高等学校SCI论文相关指标使用树立正确评价导向的若干意见》，和科技部单独的《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在第一份文件中，改革剑锋直指在中国流行了近三十年的SCI风。在文中有如下重要新的论述、要求，值得中国科技期刊从业人员领会。1．要重新准确理解SCI论文及相关指标。SCI(ScienceCitationIndex)是一种科技文献索引系统。该索引及其衍生指标，如被引次数、ESI指标排名等不是评价学术水平和创新贡献的直接依据。2．要摈弃“SCI至上”的影响。将SCI论文相关指标作为评价核心，使得相关高校过度追求SCI论文相关指标，导致出现了价值扭曲、学风浮夸和急功近利等问题。要求对应用类创新，评价重点是对解决生产实践中关键技术突破的实际贡献，以及新产品、新工艺实现产业化的实际效果。要求实行代表作评价和多角度评价，相关申报不再要求填报SCI论文相关指标。3．改进学科和高校排名，不把SCI等指标作为评价的直接依据，并引导其他社会机构准确把握国家政策，科学开展国内大学评估。4．扭转职称、学位、考核中的SCI功利化倾向。要求对于教师职称评聘，要区别不同岗位，对需要用论文考核的，也不以SCI论文为直接依据。对院系、实验室等考核也不以SCI论文为直接依据，并要求取消相关奖励挂钩政策。对于学生毕业，不宜将SCI论文数量和影响因子作为学位授予的限制性条件。从上面的文件精神可知，今后中国高校中流行了近三十年的SCI风将会成为明日黄花，这给了中国科技期刊从业者机会，将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中国科技期刊背上的一座大山彻底拿掉了。结合第一节中科科协的文件可以做如下判断:目前各高校均在重新制定相关论文考核要求，对SCI的崇拜已彻底失宠。据笔者了解，目前很多重点高校均将国内期刊纳入了考核范围，比如中国科协卓越期刊等，并且在名单中也只是例举了若干行业认可的刊物，而不再冠以SCI的帽子。第二份文件则对科技期刊的关联性更大，其中心可概括为一个词“代表作”。(1)代表作制度减少了对数量取胜的依赖，一般个人代表作为5篇，且中国科技期刊不少于1/3;同时规定对于高质量的成果，提高其权重，并定义“三类高质量论文”为高质量成果: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内科技期刊(主要指中国科协卓越期刊)、业界公认的国际顶级期刊或重要科技期刊、国内外顶级学术会议上进行的报告论文。(2)加快实施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鼓励创办高质量英文期刊;建立中国特色、具国际影响力的“科学引文索引系统”;鼓励财政资金资助的论文首发于中国科技期刊。(3)强调支出管理。对于国家科技计划产生的论文代表作和三类高质量论文，可以予以报销，其他论文不予报销，且对报销单进行了限制。对于发表的“黑名单”上的论文不予报销支付。且不允许国家科技计划项目资金用于奖励。

三、国内刊评出现的新变化

[摘要]本文以国际上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论文为对象，通过对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状况等具体数据分析，概括出传播人种学近年来的研究动向和热点，以及我国传播研究在这一方面的进展和前景。

[关键词]传播人种学；媒介；方法论；统计

Abstract:Wechoosetheinternationalsignifyarticlesontherelationbetweenmassmediaandethnographyastheobjectfile,andthenanalyzethedataconcretelyaboutthedistributingoftheauthors’workingplaces,theareas,thedates,themediainvolvedandthesubjectfields,etc.Wegeneralizethestudypulseandhotspotrecently,andtheadvanceandtheforegroundofourcommunicationresearchinthisfield.

Keywords:CommunicationEthnography;Media;Methodology;Statistics

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一部分，人种学研究逐渐突破原有的格局，将视角延伸到包括发达国家社会的许多领域。本文即是对人种学与传播媒介交叉的国际研究作分类分析，以反映该理路的研究状况。其基本理论前提是，采用人种志的方法论，将传播媒介研究纳入对特定群体的观照中，大到狭义的人种、小至某个具有相似特征的群体，从而获得传播理论新的视野和路径。

本文主要以ProQuestAcademicResearchLibrary(ARL)和EBSCOhost两个国际英文数据库为数据来源。在PROQUEST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theethnographyofmedia”；在EBSO数据库中，输入关键词“media”、“ethnography”，两词用“或”逻辑连接，共搜索到从1990年到2005年7月关于传播媒介和人种学关系的学术论文105篇（排除重合部分），并从中选取87篇以传播人种学为主题的论文，作为分析研究对象。按照作者属地分布、涉及区域、发表时间、相关媒介和主题域等分类，对这些论文进行分析，概括出近年来国际传播人种学的研究动向和热点。

论文选题的理由或意义：

培养关键能力是当今社会对高职教育提出的现实要求，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和改变，劳动力市场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06年11月，国际教育部部长周济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视频会议讲话中指出：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综合国力竞争日趋激烈，生产力正在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这个大格局中，知识经济、新型工业化道路对劳动者的知识技能要求进一步提高，而我们传统的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都无法满足这种新的人才培养的需要。

传统的高职教育主要侧重于工具性操作技能培养，难以适应时代变化的需要。在当前新的时代背景下，要想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实现人生理想，升华自身价值，就必须具备关键能力。

当前，酒店管理专业人才奇缺，而近几年，我国酒店的数量却以每年10%以上的速度发展，但人才的供给却远跟不上行业发展的需要。学校培养是酒店管理专业人才来源的主要途径，由于学校毕业生的关键能力欠缺，使得学生往往难以适应岗位和职业变化，导致毕业生在岗位转换时难以适应环境的变化。酒店急需有用的管理人才，而社会上招不到人，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对此也是一筹莫展，所以酒店管理专业学生需要具备和提升关键能力成了当务之急。

国内关于该课题的研究现状及趋势：

酒店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形成了对酒店管理人才的强烈需求。而现行的高职院校酒店管理专业发展却不容乐观,其专业领域和方向相对狭窄,毕业生普遍缺乏奉献精神和职业认同感,课程体系设计缺乏创新性。高职酒店管理专业整体上起步较晚,发展还不完善,还存在着课程设置、教材内容以及师资等问题。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对于酒店行业的从业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在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其他高层次的能力（比如英语方面）还是比较欠缺，

2016年，主席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广大科技工作者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把科技成果应用在实现现代化的伟大事业中。”[1]这使得我们将目光聚焦到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上来，更有学者很早就开始研究科技论文外流现象的原因。如，刘丽英等认为我国110个学科论文外流造成的文献经济总损失量为7.33亿元，其中农业工程领域论文外流导致文献经济损失总计为667万元[2]。董建军对我国学术论文的流失现状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优质稿源流失问题的根源，并提出了对策[3]。王泽蘅研究发现中国论文外流数量比日本多、两国间数量差异逐年增大[4]。刘彩娥研究分析了我国科研论文外流的数量、质量和学科分布，并提出了防止科研成果外流的措施[5]。本文简要分析科技论文的外流现象的原因，并分析政策导向对科技期刊发展的影响。

一、科技论文外流现象及损失

截至2019年底，我国科技期刊总量为4958种，仅次于美国和英国。但是，中国SCI收录期刊仅占全球SCI论文总数的1.72%。2010—2019年间，中国作者发表了SCI论文275.5万余篇，其中只有2.2万余篇发表在中国SCI收录期刊上，仅占8.10%[6]。科技论文的外流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论文质量也都较高。中国作者发表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2.83，同期全球SCI论文引文影响力为14.11[6]。其中被SCI收录论文数量最多的学科分类为：基础学科、应用科学等，而这些学科大多数涉及我国的高尖端技术领域，国家在这些领域往往都投入了大量的科研成本、科研经费，这不仅可能危害到科技信息安全问题，还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国有资源外流。

二、科技论文外流的原因

国内大量优质论文外流的原因大致有两点。

（一）学术评价导向

一、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学术组织

美国比较教育系统性研究的确立和开展与其建立的研究组织“比较教育协会”密不可分。美国比较教育协会（ComparativeEducationSociety，CES）成立于1956年，于1968年更名为“比较与国际教育协会”（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Society，CIES）。它是世界最早成立、规模最大的比较教育协会。[2]它的成立源自1954年在纽约大学举办的主题为“比较教育在教师教育中的作用”的会议，虽然这次会议只有35个学者参加，但会议的组织者威廉•布里克曼（WilliamW.Brick-man）编辑了他们的论文，并将其作为“比较教育年会第一次会议记录”，[3]此举措也预示着该学术团体将在美国比较教育领域里占有一席之地。由于迫切需求成立正式的组织，美国比较教育协会在1956年纽约大学年会上宣告成立，来自纽约大学的布里克曼和肯特州立大学的杰拉尔德（GeraldH.Read）分别就任协会第一任主席和秘书兼财务官。随后，美国比较教育协会于1957年在芝加哥召开第一次年度学术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杰拉尔德指出，“协会为比较教育和其他基础教育领域的教授、学生开放，也为那些致力于比较教育领域的除高校以外的其他组织的人员以及在专业教育和其他学科中对比较教育感兴趣的其他人员开放”。[4]与协会一同诞生的还有《比较教育评论》（Com-parativeEducationReview）（季刊），它在美国乃至世界都享有卓著的声誉，旨在推动比较教育专业知识的研究与教学。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乔治•贝雷迪（GeorgeBereday）任第一任主编。比较教育协会于1980年在肯特州立大学档案馆建立“CIES档案”（CIESCollection）以保存记载其发展历史的资料。20世纪90年代以后，比较教育协会因全球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比较教育协会也对内部体制进行改革，成立了历史工作室，并下放委员会和特殊利益集团的权利以增建新委员会。[5]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比较教育协会由一些杰出教育家成立发起，这些教育家组成最早的领导团体，定期召开世界性学术会议，这极大地促进了全球比较教育的交流。同时，由于教育质量受到全球的重视以及教育改革浪潮再次兴起，如何提高教育质量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开始成为比较教育年度会议的关注点，如2011年大会主题为“教育就是重获自由”（EducationisthatwhichLiberates），2012年主题为“世界范围内的教育改革”（TheWorldwideEducationRevolution），而2013年主题则为“教育质量：全球最紧迫且争议性愿景”（EducationalQuality：GlobalImperativesandContestedVisions）。这些会议从大教育问题出发，关注教育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为比较教育学科在新时期可能面临的重大问题做积极准备。比较教育协会以促进跨文化理解、学术成就和社会发展为宗旨，开展教育理念、制度和实践的研究，使协会获得了很大发展。目前，协会已拥有包括学者、从业者、学生在内的会员2000多人，其中1/3的会员来自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比较教育评论》近年发表的文章中，美国以外的作者占近一半。[6]此外，协会还在芝加哥洛约拉大学（LoyolaUniversityChicago）的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和博林格林州立大学（BowlingGreenStateUniversity）的国际比较教育中心分别建立两个教学增进项目（TeachingEnhancementProjects），一是比较与国际教育课程档案项目（TheComparativeandInternationalEducationCourseArchiveProject，CIECAP），即一个包括世界各大学所教授的比较教育特色入门课程的在线的数据库；二是比较教育教学档案项目（ComparativeEducationInstructionalMaterialsArchive，CEIMA)，即一个收集和分享世界各大学比较教育工作者教学资源的电子公开网站，以加强教学实践，促进大学间的对话和记录比较教育领域发展动态和变化。作为世界比较教育联合会的重要组成成员，美国比较教育协会正不断努力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并通过举办比较教育大会以推进当代全球重大教育问题的研究，进而推动世界比较教育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

二、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的基本取向

学术期刊所发表的学术论文是美国比较教育研究现实进展的最好反映。从比较教育学者对美国权威性杂志《比较教育评论》在近些年所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统计分析结果来看，美国比较教育研究在主题、方法、资金来源等方面都朝着灵活多样的方向发展，且研究的问题也更加具体和深入。

（一）研究主题多元化

“研究主题是论文所反映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者在文章中关注的核心话题，折射着研究人员的兴趣所在”。[7]通过学者对近年美国比较教育杂志中出现的众多研究主题的归纳和分析，可发现已有研究：既强调宏观教育制度的深入化研究，又提倡微观教育领域的具体化分析；紧跟时代步伐，关注教育热点问题。斯坦福大学学者乔尔•萨莫夫（JoelSamoff）等人对2004~2008年间《比较教育评论》的93篇学术论文所涉及的381个研究课题进行研究后发现，有关“教育行政与管理”的课题占总课题的32%，主要涉及教育机会、教育评估、教育管理、教育政策、教育改革、教育理论、教育财政等话题，说明教育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校外因素的关系是当今比较教育研究的一大主题。其中“教育政策”研究是最热的主题，达到课题总数的12%；以“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为主题的文章一直是比较教育研究的兴趣点，占总课题的18%，主要涉及课堂教学、考试测验、读写能力、教育质量、学科和外语学习，且以“课堂教学”（8%）与“教育质量”（6%）为主要关注对象。[8]此外，“社会因素”研究这个主题在近年吸引了《比较教育评论》的很多注意，占课题总数的50%。[9]像意识形态、环境教育、全球化教育、教育援助、人权教育、健康教育、跨文化教育等教育思潮和话题经常被讨论，尤其对“全球化与国际化”、“公民教育”和“教育治理”等三方面给予极大地重视。而对教育分散、农村教育、教育冲突、性别教育、宗教教育等主题也有具体探讨，这表明比较教育研究更重视微观教育领域。同时，《比较教育评论》近年所关注的教育层次主要集中在中小学教育研究，这说明国家乃至世界都非常重视基础教育。值得关注的是，比较教育学科建设的纯理论性探讨在近年来有明显下降趋势，《比较教育评论》上反映这一主题的文章2007年只有3篇，而2010年和2011年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讨论。[10]

学术期刊作为报道、传播科研成果的重要载体，自17世纪中叶第一种学术期刊《学者杂志》（JournaldesScavans）问世以来，就成为文献信息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期刊诞生初期，期刊的种类少、刊载的文章数量小，它所承载的文献信息很容易获取。随着社会的进步、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学术期刊的种类快速增长，其所刊载的文献信息数量也随之成倍增长。如今，科学技术更是突飞猛进，社会的进步日新月异，全球每年出版的学术论文数以百万计。据《乌利希全球连续出版物指南》（UlrichswebGlobalSerialsDirectory）统计，至2020年12月，全世界在发行中的（Active）学术期刊已达21万种。学术期刊数量及其刊载文章从无到有，由少至多。对于学术期刊的使用者而言，面对逐渐增加且浩如烟海的学术文献，如何更快速有效地获取自己所需信息？对于图书馆而言，如何在期刊数量庞大与资源建设经费有限的矛盾下合理配置资源？这些逐渐成为复杂而艰深的问题，需要科学地、系统地加以解决。因此，随着图书馆学、情报学、文献计量学等科学的逐步发展，学者们基于对学术期刊的性质、特点、功能及人们利用文献的规律等诸多方面进行研究，逐步发现并建立了适合学术期刊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方法、体系和工具。

国外学术期刊评价的历史脉络

（一）二次文献的出现与其评价功能

自第一种学术期刊产生后，学术期刊很快在欧美各国成长起来，并表现出强劲的影响力与生命力，至19世纪末，其数量已有10000种。为了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学术期刊刊载的学术成果信息，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登上了学术期刊行业的历史舞台。虽然这一时期的学术期刊也已经细化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医学、动物学、人类学、工程、地质学、考古学、语言学、经济学、政治学等方方面面，但由于出版规模尚不算宏大，并且各种期刊分散在不同的国家，在当时能够获取相关的期刊信息已实属不易，更无法谈及对世界上的学术期刊进行系统性的评价。20世纪初，社会的文明程度逐步提高，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科学研究的经费投入越来越高，科学发现和科研产出越来越多。全球的学术期刊品种，尤其在发达国家，呈现出现螺旋上升的趋势。19世纪中叶欧美各国的科技期刊仅有1000余种，19世纪末时达10000种，到20世纪中叶，已猛增到35000种。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涉及的学科领域也越来越广，很多期刊的品质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相同领域的不同学术期刊之间也出现了一定的质量或业界口碑的差距。受此影响，文摘索引类期刊也不断地随之变化。一方面，大量的文摘索引类刊物应运而生，截至20世纪60年代，全球的文摘类期刊已到达了1500多种。另一方面，在许多学科领域，为了适应学术期刊刊载内容的精细化发展，文摘类期刊开始分辑出版，从每种出版一辑增至多辑，有的文摘期刊甚至出版几十至上百辑。然而，即便文摘索引类期刊能够随着学术期刊出版的迅速发展而发展，但它们作为检索工具已不能且不应该将世界上某一学科领域的所有论文文献都收录进来。因此，一些文摘索引类期刊检索工具开始制定选择来源期刊的标准，有选择性地对学术期刊及其所刊载的论文进行收录。这些检索工具对编辑出版、论文评审制度、学术期刊刊载论文的质量、编委、是否采用同行评议等方面均有一定的要求，在某些学科领域甚至对期刊刊载论文自身的时效性和国际性也有一定的要求。所以说，除具备文献检索、为学术期刊评价提供基础数据的功能外，它们对学术期刊的筛选也间接地起到期刊评价的作用。

（二）学术期刊评价的萌芽

文摘或索引等二次文献期刊在产生之初，主要目的在于发现存世的学术期刊并让更多的需求者获取相关信息，并没有特意针对哪些期刊更加重要、更具价值等方面的问题有选择地去收录或编制。然而，全球学术期刊数量的急剧增长给文献管理与利用带来越来越大的困难。学者们因此开始注重期刊文献数量与质量的规律以及文献科学管理的研究。学术期刊评价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开始萌芽的。19世纪下半叶，美国一位叫作弗兰克·谢泼德（FrankShepard）的法律出版商注意到了美国联邦法院和州法院以及美国其他联邦机构各种判例之间的关系，在判例和援引案例之间建立索引，使之形成援引和被援引的关系，并统一编制成一览表。1873年，谢泼德成立了谢泼德引文公司，将该一览表编制成法律判例的检索工具出版，这就是著名的《谢泼德引文》（Shepard’sCitations）。《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CitationIndex，简称SCI）的创始人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曾这样评价《谢泼德引文》：“它用施引与被引的关系将判例和法律条文形成了一个关系网，很多法律诉讼因为在该引文中查到了相关判例而诉讼成功，这是其他检索工具无法做到的。”加菲尔德在回忆创建《科学引文索引》的历史时也亲口承认《谢泼德引文》是他创造《科学引文索引》的灵感来源和原始模型。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文献与情报研究人员在《普尔期刊文献索引》与《谢泼德引文》的基础上对文献计量分析开始了尝试性的工作。比较重要的有，英国动物学教授、文献学家弗朗西斯·科尔（FrancisJ.Cole）与动物学家内莉·伊尔斯（NellieEales）的《比较解剖学的历史，第一部分——文献的统计分析》，英国专利局图书馆学家爱德华·温德姆·休姆（EdwardWyndhamHulme）提出的“统计书目”的说法，P.L.K.格罗斯（P.L.K.Gross）与E.M.格罗斯（E.M.Gross）提出的“引文分析”概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