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改革论文范文10篇

一、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责任问题，这是因为，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今人们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公司是多种多样的，法人也是依据各国法律确立的，随各国法律的不同，企业的法律形态分类也必然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时，只抽象地讲公司法人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法人制度。

从根本上说，我们要建立的现代企业制度，是能够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公司法人制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必须在瞬息万变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只有能够分散经营风险、集中社会资金的企业制度，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环境的需求。这是衡量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标准。自然人的个人或合伙经济，由于业主对企业经营要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这就决定了它经营风险大，难以广泛吸收他人资本参与，这样的企业当然不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于公司法人，也存在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在美国，个人企业、合伙企业不是法人，美国的法人企业，都是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因此，在美国只有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不存在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在美国是这样，但是其他的国家就不都是如此。例如日本就存在着有限责任和无限责任两大类公司法人。日本公司的基本法是1899年制订的，名为《商法》，在这个法中分别确立了股份责任公司、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等三种类型的公司法人；到了1938年，又制订了《有限责任公司法》，专门确立了有限责任的公司法人。到目前为止，日本仍然存在着上述四种不同类型的公司法人，其中的两合公司和无限责任公司都是公司而且具有法人地位，但这样的公司法人以承担无限的连带责任为特征，历史已充分证明，由于风险大、集资困难，这样的企业无论在发展规模上还是在市场竞争力上都有明显的局限性，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所以说这种承担无限责任的公司法人，也不能算是现代企业制度。

基于以上分析，现代企业制度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有限责任，即公司以其拥有的法人财产承担有限责任，只有这样的公司法人才能够分散风险、广泛集资，适应现代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一系列制度特征的总根子

一、目前安徽省国有旅游企业（饭店、旅行社）的现状

（一）旅游饭店管理水平低，客房利用率下降

三十年来，安徽现代饭店业经历了由起步、发展到进入现代化水平的三个阶段，截至2008年9月，全省共拥有星级饭店431家，其旅游饭店业已成为具有相当规模的产业，为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旅游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但是，近年安徽省酒店已呈供过于求的景象。据有关资料表明，安徽省酒店的客房闲置率在不断上升，饭店业利润总额不高，2007年还有103家饭店利润处于负增长状态。

十几年来，安徽饭店业正在逐步改变计划经济带来的“谁建谁管，各自为政”的局面。但总体而言，安徽的饭店业集团化进程发展较缓慢、较艰难。从数量上看，截至2007年，安徽星级饭店拥有量仅占全国星级饭店总量的2.8%，各类饭店集团公司近20家，管理旅游星级饭店不到40家，集团化程度不足10%。原因是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起步的现代饭店业受到长期以来的计划经济影响，条块分割，各成系统。

（二）旅游社经营规模小成本大

截至2007年底，全省共有旅行社709家，其中国际社37家，国内社672家。从综合实力上看，安徽省旅行社平均资产只有123.9万元，平均营收只有408万元，属于弱小企业。2007年，安徽省内旅行社营业额超亿的仅有3家，而邻省浙江、江苏省分别达17家和24家，安徽旅行社的营收总额也仅相当于全国的1.77%。

回顾国有企业改革走过的二十多年历史，我们可以取得如下认识：国有企业改革的中心环节就是要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改革的终极目标是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此政（论文库）府要从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中退出，不再直接经营企业；而改革的难点是要从国家对社会经济高度垄断的格局转化为多元分散的市场经济，其间不仅横着巨大的制度鸿沟，缺乏现成的中间制度可以过渡，而且在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存在着严重的障碍，由此造成国有企业改革仍然相对滞后，在一定程度上牵制了中国整体改革的进程。

一、国有企业改革历程回顾

国有企业的改革至今已走过二十多年的历史，回顾这个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9—1986年，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传统的国有企业是委托人即政（论文库）府垄断了企业近乎全部的剩余权利的奢望，也没有创造剩余产品的积极性。因此国有企业势必会长期处于了低效率运行状态。由此不难看出，让渡国有企业的经营权，必然会对经营者积极性产生激励，进而有利于改变过去权力集中与外部化的状况，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经济实体。

针对传统国有企业政企不分、经营者缺乏自主权和低效率运行的弊端，中（论文库）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政（论文库）府颁布了一系列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推动了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做出了扩大企业自主权的决定，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扩大国营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若干规定》等五个管理体制改革文件，并在四川省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的试点。根据中央政策，政（论文库）府向企业让渡了生产自主权、原料选购权、劳动用工权和产品销售权等十四项经营权。经营权的让渡意味着企业的经营者具有了一定程度的剩余控制权和剩余索取权，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生产积极性明显提高。

许多文章在回顾放权让利这一阶段的时候，认为这是一种浅层次的、带有权宜之计的改革。但，正是由于这一过渡性制度的安排，才使得国有企业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79年国有工业企业实现利税比1978年增长了10.1％，高于1957—1978年的平均增长率。国家财政收支也从1978年的财政赤字10.17亿元转为1979年的财政盈余135.41亿元。职工实际工资比上年增长了7.5％。经营权层面的改革取得成功的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放权让利是以中央政（论文库）府的利益让度作为切入点，受益者是包括国有企业在内的社会各种利益主体。在各利益主体均获可得收益下的改革，不仅推动起来阻力小，且还会对各个经济主体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有利于调动各个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第二，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在原国有经济体制内进行的改革，是不改变原有的所有权框架，而只在政（论文库）府和国有企业之间进行的利益调整。这种调整并不涉及“姓公姓私”或“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问题，因而来自社会意识和传统观念方面的阻力较小，改革能够被全社会所接受。第三，放权让利虽然表现为中央政（论文库）府利益的部分损失，但于经济总量增加，中央政（论文库）府收益的绝对量也是增加的；同时，社会经济总量的增加又会带来其他社会成员收入的改善。因此，以放权让利为内容的国有企业经营权层面的改革是一种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受益的帕雷托改进。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念决策管理战略管理组织结构人本管理

论文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生产力要素的载体,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国民经济提供大部分的现代化装备,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如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据查有关资料证实: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90%是20世纪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兴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业也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由于计划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传统管理模式很难一下子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国企改革,但国企管理还没能按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管理跟不上企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据有关部门1997年对我国2585家亏损企业的抽样调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亏损企业达到2112家,占总数的87%,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创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畴,它们之间又有哪些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是从追求政绩的“乌纱帽”转变为承担盈亏责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来的企业需要职业化的企业家,不是官员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命运同企业的兴衰成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从单一生产意识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三是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和用户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创新。从国际企业发展上看,经营目标多元化已成为趋势。据相关资料透露,在美国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采取九项指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在整个指标中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维,超前发展。四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转向竞争与合作和统一的竞争理念的创新。其实,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国际上原来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合作浪潮。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中美国的IBN与日本东芝的联盟;汽车行业中美国的福特与日本丰田公司的联盟;电器设备制造业中美国通用电器与欧洲西门子联盟。当今世界出现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现象,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战术,而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所具有的竞争观念创新的表现。我国近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展开,这种局面很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特别是不利于要迎接与来自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实行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关键词:企业理论国有企业利润最大化企业所有权

引言：问题的提出最近一段时间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有企业作为企业为什么不是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难道国有企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企业？看看一些优秀的国有企业如红塔山、长虹、海尔等你不又能说他们不是真正的企业？但研究这些企业的历史，我们会发现海尔这些国有企业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有企业了。他们虽是公有，但并不是国家原来重点投资兴建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了，而国家初始意义上所谓的重点骨干企业，据统计大多已名不副实了，相反倒成了国家的包袱。现在人们能随口叫得出名字的好企业大多是自己从市场中发展壮大起来的，如前面提到的企业。他们一般都是由小企业变成大企业的（有例外的只是一些具有自然垄断性质的行业企业如中石化、中国电信等）。

本文所要讨论的对象并不是这些少数的精英企业家领导下能较好符合“厂商理论”标准的国有企业，而是其中大部分的“非正常企业”——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国有企业的这种非正常性本文称之为国有企业悖论，即国有企业作为企业应该追求自身的利润最大化，而现实中国有企业的行为动机往往很复杂，偏离利润为中心的企业宗旨。本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一部分简述企业理论的发展与现状；第二部分分析国有企业悖论的形成和原因；第三部分论述企业所有权的重要性和归属；第四部分为小结。一、企业理论简史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在某种意义上是一部企业发展的历史。手工作坊式的家族企业代表着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股份公司和有限公司代表则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托拉斯等形式的垄断企业则代表着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现代跨国公司的兴起和企业形式的多样化则代表了现今资本主义发展的潮流。理论孕育于实践，实践需要理论的指导。企业的变迁同样也带来了人们对企业的研究——企业理论的发展。从宽泛的意义上来讲，企业理论的历史与企业的历史、资本主义的历史一样悠久。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亚当·斯密1776年的《国富论》中关于劳动分工的经典论述是企业理论的雏形，而最早对企业进行专门研究的是德国人古诺，时间是1838年（古诺当时提出了后来被称之为古诺模型的思想），因此企业理论从经济学一开始就为经济学家们所关注。无论是古典的、新古典的，还是现代主流经济学的各个流派，企业理论从来是论述的重点，习惯上称之为厂商理论，与消费者理论相对应。本文称新古典和古典的企业理论为传统的企业理论。传统企业理论仅仅是把企业作为一个“黑箱”来讨论，对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基本不提。其主要特点一是假定企业符合“理性人”假定，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二是在此基础上把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函数来讨论；三是分析企业在市场上竞争形成的市场结构。所以有的经济学家又称之为“‘黑箱’企业理论”[1]。现代企业理论[2]的发端源于罗纳德·科斯在1937发表的论文《企业的性质》，在该文中科斯第一次用边际替代的分析工具，研究了企业产生的原因，认为企业之多以能代替市场是因为“发现”市场价格需要成本，而取代市场的企业正式节约了这种成本。在这之前，经济学家很少关心企业本身的问题，而往往是研究企业作为市场的供给者在竞争中如何实现利润最大化的问题。因此科斯的《企业的性质》可以说是企业理论研究的一道分水岭，从此以后经济学家们不再把企业仅仅作为一个追求理论最大化的“黑箱”来处理了，开始分析研究企业如何产生、何以产生以及企业治理结构等企业基本问题[3]了。简单来说，现代企业理论不再理所当然的认为企业是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的一个整体，而是探讨作为一系列合约联结的企业为什么要追求利润最大化，何以能够追求利润最大化，怎样才能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等一系列问题。其内容或视角主要分为[4]，一是交易成本经济学：“间接定价”理论和资产专用性理论，不完全合约与纵向一体化；二是团队生产理论：机会主义、道德风险和成本；三是委托-理论；四是企业金融结构理论；五是企业的企业家理论；六是企业的管理者理论。当然，以上划分并不是绝对的，各种理论往往相互交叉。同时，这些理论又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假定企业存在于签约自由的市场环境，也就是说西方的现代企业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私有产权基础之上，并且这些理论也都重视产权[5]作用，可以说现代企业理论或多或少受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6]。因此，在中国还没有彻底完成产权改革以前，研究中国的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改革往往存在理论瓶颈，于是国内很多学者就试图通过对企业机制的设计来规避这一“瓶颈”，但效果往往不佳。本文也想作这方面的尝试。二、国有企业悖论的解释在简要回顾了企业理论的历史现状后，让我们再回到我国的国有企业问题上来。不妨再问一次，国有企业到底要不要该不该追求利润最大化？还是，国有企业就应该是少数关系国计民生、产品“公共特征”明显的、私人企业不愿投资的行业企业？退一步讲，就算是承认国有企业有其极大的公共性、社会性，是些微利甚至不盈利的行业企业，问题是现在全国大部分的国有企业显然并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无法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对此，国内许多学者纷纷提出了对策，最终大家意见比较一致并影响了中央决策的是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论。但是尽管在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或大调整这一大方向上取得了较一致的观点，但是大家对于怎样实施国有企业大调整，调整到什么程度等具体问题上分歧很大。比如有的学者[7]从产权特性和产业定位的角度出发，认为共有产权对应的产业定位是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而私有产权者相反。但问题是很难划分何为非（弱）竞争性、非（弱）盈利性的行业，何为竞争性、盈利性的行业。正如有的学者所（张维迎，1997）指出的那样，随着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原来由政府直接经营或私人公司特许经营的公用事业，如电力、电信、煤气天然气、航空运输等，正由垄断行业变为竞争性行业。世界在变，我们很难为国有企业规定应该经营什么。那么关键在哪呢？我认为是出在国有企业悖论上，解决了这个悖论答案也就水落石出了。众所周知，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自觉不自觉）地朝市场经济的方向发展，也就是说中国以前的经济不是市场经济（三大改造完成至改革开放1956-1978年），而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的经济。“政府热心办企业，认真管企业，本身就象一个大企业”（陈清泰，1998）[8]。在这样的经济体制下，不存在产权独立、边界合理，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的真正意义上的企业，于是整个中国就用一个“企业”替代了整个市场，“整个经济成了一个大工厂”[9]，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由政府部门把握，资源靠行政指令配置，一切行为在统一计划和指令下完成，人们没有任何选择权，除了婚姻自由（甚至连婚姻自由在实际上也受到了限制）。显然，这种替代决不同于科斯在论述企业产生时的那种“企业代替市场”。因为这种替代不存在边界。在1937年的论文中，科斯曾提出过两个假设：一个假设（为了某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的配置由价格机制决定；另一个假设是（为了其他一些目的做出的）是，资源配置依赖于作为协调者的企业家。”[10]企业之所以能代替市场，原因就在于在企业中企业家的协调或权威能够节约交易成本，企业也不可能无限的替代是市场，因为企业存在自身特点所决定的边界。企业的边界就是，在边际上由企业组织带来的交易费用等于由市场配置资源带来的交易成本相等这一点。共产主义国家作为一个“超级企业”[11]，并不是因为在边界上他能够完全代替市场，而是政治的需要，是一种理性设计的结果[12]。而“超级企业”一旦建立，原先存在的各种市场交易活动就一律内化成了企业的组织活动，“价高者得”的市场价格机制完全消失，各级等级机构（通过官员）的“看得见的手”的监督指挥成了取代混乱的唯一选择[13]。国有企业则正是这一大工厂中一个个车间或工作组，国有企业顶多只是有了企业的形而没有企业的神，即以利润最大化为中心，以及形成这一机制所必需的权能结构和外部市场环境。国有企业的悖论正是源于此。如果没有改革，没有引入市场机制，那么国有企业原有的一套机制则是可选择中方案中的最优方案。问题恰恰是改革了，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国有企业可选择的行为方式增多了，从而原有的“超级企业”机制无法再在可以承受的交易成本范围内对企业进行约束，而这种被动的“放权”又进一步导致了国有企业行为的多样化：道德败坏和机会主义盛行。问题的关键在于国有企业没有对市场机制的变革作出相应调整和改革。可以说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上，改革后市场经济环境下的国有企业与原来作为“超级企业”中的一个单位的国有企业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全国各个地方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做的好一些，比如广东、浙江等，而有些地方则做的差一些，比如中西部、东北等）。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据调查广东省的大型国有企业的经理任命权大部分仍旧掌握在各级地方政府手中，因此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在激励机制这一点上，行政组织成了对经理实行强激励的主体，而企业作为另一个组织却成了弱激励主体，[14]在这种情况下，企业这么可能追求利润最大化呢？现在我们假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超级企业”已经成功的替代了整个中国市场，同时我们也不去讨论在交易成本为零的情况下怎么会产生超级企业替代市场的动力机制[15]。显然，在这种情况下超级企业能够在政治家（另一种意义上的企业家）的组织协调下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达到帕累托最优。当然这种假定不符合现实，需要修正，交易成本一般为正。事实上“在企业内部组织交易的行政成本也许很高，尤其是当许多不同活动集中在单个组织的控制下时更是如此。”[16]而且这种成本并不总是成比例的随企业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通常是无规则的跳跃上升，所以很难控制。中国由于特殊的时代形成了特殊的政治家（企业家），相对来说，那时的组织协调成本较低，一定程度上这与D·诺斯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17]有关，因此超级企业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基本实现（尽管代价很大，但却是当时情况下的最优选择）。随着意识形态的乱用，超级企业的运转也随着“政治家”的“衰弱”而陷入“瘫痪状态”，效率很低，资源浪费惊人。所以改革最初面对的就是瘫痪了的超级企业，目的是把市场的权力还给市场，让国有企业成为真正的企业。探究超级企业失败的原因，一是超级企业作为企业已失去了不断壮大发展的环境——主要是市场制度——即促使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机制；二是超级企业中的成员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必定出现理性回归。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政治狂热运动带来的效用可以替代经济生活带来的效用，但是时间不会太久。（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原因，比如国际局势的变化、国际竞争的压力等等，但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三、企业所有权和国有企业改革整个人类是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一步步发展起来的，也唯有存在可以不断试错的机制人类才能永远向前发展。超级企业在中国行不通，就需要改革。改革从一开始就是“企业改革”。这场运动的目的就是要通过命令的形式（初始阶段）一部分市场来取代超级企业的一部分，把集中在超级企业内部的众多车间和单位改变成市场主体。所以改革一开始就面临两大基本问题：一是建立一个市场，产生价格；二是建立有企业边界的企业，产生竞争。目前中国仍旧处于转轨时期，新旧交织，出现了两套经济运行机制。市场在一定意义上有了（尽管未统一、不健全，但毕竟有了），价格产生了。企业也推向了市场，但大多数没有形成合理的企业边界，没有利润最大化的动机。原因何在呢？前文已分析了超级企业是通过政治家的命令来组织协调资源要素的配置，也就是说政治家替代了企业家的的部分职能，企业家市场被官员市场替代了，而所谓的官员市场其实只是一种行政性科层制度，选择权唯一的掌握在政府组织手中。改革后，企业家市场已经初现，但就国有企业来说，行政任命仍居主导地位[18]。所以目前中国出现了企业家市场与官员市场（姑且这么认为）并存混杂的局面（显然，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而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的优势就是能比市场更有效的配置资源，否则企业就会被市场淘汰，而资源在企业的有效配置关键是把处置资源的权力转让给与该资源收入最大化最相关的个体，而且对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安排要与对企业的控制权的安排相匹配。显然，就单个国有企业来讲，企业的厂长经理对企业影响最大，他（她）拥有相当程度的企业控制权。在中国改革引起了一系列的强制性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必然会导致新的不均衡，从而促使（个人）一群人响应有制度不均衡引致的获利机会而进行自发性变迁——诱发性制度变迁[19]。比如，许多国有企业厂长经理贪污腐败、转移国家财产、出现59岁现象等等。其实这并不是这些厂长经理人格有多环，正如刘伟所言：是体制害了他们[20]。这种体制就是与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相关的企业家（经理厂长们）没有相应企业所有权结构安排造成的。企业所有权不同于财产所有权，因此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并不影响企业的国有性质。实际上财产所有权与产权是等价概念，指的是对给定财产的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而企业所有权指的是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21]。所谓的企业家拥有企业所有权其实就是让他们对企业的剩余索取权与它们所拥有的对企业的事实上的控制权相一致。既然是这样，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什么呢？既然“人类的精力必须使其用于追求财富上，犹如他们先前用与追求战争一样，直到人类的心智能够成功地导向从事更好的事务上为止，毫无疑问，与其让人类的精力腐朽，还不如使其用于追求财富。”[22]同样既然我们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内生的需要每个人理性地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那么我们为什么对企业家抱有偏见呢？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企业家是企业的灵魂也是市场的灵魂，与此对应我们就应设立一种使企业家能体现他们价值的制度，不是简单的社会荣誉或为人称道，而是实实在在的拥有企业所有权，实现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相匹配的制度。这一制度对企业和经济的发展的作用非常类似于专利制度，它可以间接有效的对企业家不可触摸的知识产权（企业家才能）定价，与专利保护一样只有对企业家进行收益上的保护，企业家才能才会源源不断发挥出来，从而促进人力资本市场的分工和专业化，最终推动经济增长。“企业家的剩余权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上不但不是剥削，而且是经济发展的原动力。社会主义国家中企业家活动供不应求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国家法律对企业私人剩余权不加保护。”[23]反过来说，只有对企业家的“剩余权”（实际上就是企业所有权即企业控制权和与之对应的企业剩余索取权）进行法律上的保护，企业家才会源源不断的涌现。要知道中华名族从来是具有优秀商业头脑的民族。

小结：真正的小结总之，本文认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途径和目的是促使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其中的关键是把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同时界定给企业家——我们的厂长经理们。[NextPage]

参考文献：

1.杨小凯，《现代经济学前沿专题》第一集,1989年，“贸易理论和增长理论的重新思考及产权经济学”；

一、选择

1.私有化。

国家保留一部分的国有企业。其中主要是基础资源供给、公用事业、以及高新科技

产业。而其它的行业，大都可以转化成私有。

2.集团化

进行“资本运营”，资产重组。说的清楚些就是组成合并成韩国那样的巨型集团。

摘要：物业管理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市场经济是不断促进物业管理、推动物业管理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要动力。在物业经营环境和市场特征正在孕育或者说已经产生巨大变化的新经济背景下，物业管理企业唯有超越传统的观念，重塑企业形象，不断开拓进取，才能适应新市场、新变化，以求健康持续的发展。

一、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现状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大部分是从计划经济时期的房管所转制过来，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不少国有物业管理企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管理体制落后、经营机制不活、服务意识不强、市场意识滞后、经营业绩不佳，很多这样的企业没有经营、拓展、投资较大项目的独立自主权和决策权。这较为严重地制约了企业走向市场的步伐。除了受到传统体制的影响外，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员工队伍的整体素质不高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如员工年龄偏大、文化水平较低、安于现状、缺乏进取心和危机感。这些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员工，企业要与其解除劳动关系，或者让其待岗不是容易的，也不符合劳动政策、法规。即便企业费尽心机说服其下岗或解除劳动关系，但承担的费用也是相当惊人的。如此带来的国有物业管理企业负担是很重的，企业的经济效益相对较差，员工的收入势必受到影响，企业指望这些缺乏进取心、没有压力的员工在日常管理服务中自觉、认真、负责地维护企业形象和业主的利益确实相当不易。因此，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的改革、改制势在必行。

二、国有物业管理企业改革的困惑

说到改革，很多人想到的是民营，似乎这样所有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其实不然。不是有民营企业感叹：有些地方享受不到应有的待遇，抗风险能力差，得不到政府部门的扶持、关照，小而散的结构没有市场的竞争力，只能管理物业市场的“边角料”？等等。随着改制工作的不断深入，新情况、新问题就会不断凸现出来（据先期转制的民营企业介绍，相当一部分员工要下岗）。体制的转变，职工切身利益关系的调整，历来都是特别敏感的问题，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思想认识和情绪波动，解决不好可能对改革造成消极的后果。我们应当从维护改革、发展、稳定的大局出发，以“三个代表”的思想为指导，以《物业管理条例》总则规定的“为了规范物业管理活动，维护业主和物业管理企业的合法权益，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立足点，在推进改革的同时，妥善处理各方利益，不要忽略了计划经济下的老职工的利益和想法，更不能把矛盾推向社会，企业能自己消化的尽量消化。

国有物业管理企业很多是由计划经济下转制而来的“老的事业单位新的企业”，在有些方面要承担历史遗留问题，要在一定时期担负社会、政府的职能，并非纯粹的经济组织，不能简单地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政府、上级部门一些指派性的工作还是要做的。现在一些设备、设施陈旧，条件差，维修、管理难度大，而收费低廉的老公房、售后房大都由国有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往往是吃力不讨好，吃力没有效益。总书记在谈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要求“必须落实到各级领导干部的思想和行动中去”，物业管理企业当然不能例外。也就是要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凡是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老公房的物业管理集中了老百姓很多“看得见”的“急”“愁”“难”事，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居乐业，关系到党和政府的形象，如以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标准，有实力的专业化的物业管理企业是不会接手的。再说现在上海售后房物业管理费的标准是沿袭1997年的，收费标准是由政府早就核定的，并没有实施“商品化”、“市场化”，最近几年也没有考虑到物价水平、工资等水平发生的变化，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实际上还没有完全建立。所以“国退民进”的口号叫了十来年，至今不能全部“民营”的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

摘要：转轨经济特指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新制度经济学与福利经济的相关理论为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国有企业改革提供了思路。国有企业的改革应采用渐进的改革方式，改革的着眼点在于大力发展非国有经济，以改变经济的体制结构，壮大非国有经济，为国有经济的改革缓解压力。

关键词：制度；改革；非国有经济、国有企业；转轨经济；经济结构

在我国，过渡经济学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就是研究怎么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

本文首先阐述了转轨经济的相关理论，然后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动态分析。

一、过渡经济学的基本问题：体制与体制转轨

（一）制度的一般含义及其类别

论文关键词:管理理念决策管理战略管理组织结构人本管理

论文摘要:文章从五个方面论述了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创新的关系，

企业是生产力要素的载体，尤其是国有企业与先进的生产力相联系，拥有现代化的生产技术和信息网络，为国民经济提供大部分的现代化装备，它是科技进步的重要载体。因此，国有企业的创新如何，对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据查有关资料证实:我国现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大约有90%是20世纪70年代和70年代以前兴建起来的，20世纪50年代和50年代以前建成的企业也占一半以上。这些企业由于计划管理体制延续了几十年，传统管理模式很难一下子解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进行国企改革，但国企管理还没能按市场经济来组织生产、流通、交换、分配的各个环节，管理跟不上企业的社会化、市场化进程。据有关部门1997年对我国2585家亏损企业的抽样调查，由于管理落后造成的亏损企业达到2112家，占总数的87%，问题非常严重。所以中央特别强调国有企业改革、发展与管理创新的重要性。那么管理创新究竟涉及哪些范畴，它们之间又有哪些相互之间的联系呢?

一、管理理念的创新

一是从追求政绩的“乌纱帽”转变为承担盈亏责任的自我管理理念。未来的企业需要职业化的企业家，不是官员型的企业家，企业家的命运同企业的兴衰成败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二是从单一生产意识转变为追求经济效益的市场意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效益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市场来实现生产体系中的每一个环节，尤其是在开发环节中把市场需求的产业和产品作为企业开发和创新的主攻方向，否则企业的效益就无从谈起。三是从企业片面追求利润最大化，发展到对社会发展、环境和用户责任的经营目标多元化理念创新。从国际企业发展上看，经营目标多元化已成为趋势。据相关资料透露，在美国国际性评选优秀企业时，采取九项指标，其中企业的创新能力、长期投资价值;对社会和环境的责任;对产品和服务的质量等指标在整个指标中占了相当分量，所以在经营目标上我们要进一步拓宽思维，超前发展。四是面对众多的竞争对手，从你死我活的竞争理念转向竞争与合作和统一的竞争理念的创新。其实，这是为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客观要求。目前，国际上原来竞争对手的企业之间，纷纷掀起合作浪潮。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中美国的IBN与日本东芝的联盟;汽车行业中美国的福特与日本丰田公司的联盟;电器设备制造业中美国通用电器与欧洲西门子联盟。当今世界出现的这种竞争与合作相统一的现象，不是个别企业的经营战术，而是知识经济时代要求企业所具有的竞争观念创新的表现。我国近年来一个突出现象，是随着买方市场的到来，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特别是以价格为主的竞争几乎在所有市场上展开，这种局面很不利于我国企业的成长和创新，特别是不利于要迎接与来自世界跨国公司的竞争。所以建立多样化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对于实行管理创新与企业改革发展关系十分密切。

摘要：要解决我国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深层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是有限责任。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必须进一步解决有限责任问题，主要包括：切实保障企业法人财产权不受侵犯；推进股权多元化、分散化、法人化；在加速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的同时，加大力度抓好减员增效。

关键词：国企改革；现代企业制度；有限责任

近几年来，中央采取了很多实际步骤，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诸如：调整收入分配政策，刺激消费，增加有效需求，解决企业产品销售不畅问题；科研单位进入企业，建立企业技术中心，加速成果转化；增加技术改造贴息贷款，加大企业技术改造力度，促进企业适应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债权转股权，解决企业负债率过高问题；减员增效，下岗分流，实施再就业工程；加大资金投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减轻企业的社会负担，等等。这些措施对于解决企业面临的种种困难，是有针对性的也是有效的，对于困难企业的脱困，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这主要还是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从长远来说，按照十五届四中全会决定的精神，要解决企业改革和发展的深层问题，必须坚定不移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从根本上解决制度创新的问题。

一、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的本质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很多，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有限责任问题，这是因为，有限责任是现代企业制度最本质的特征。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工作，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年，但什么是现代企业制度，至今人们在认识上还不一致。有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就是认为现代企业制度就是公司法人制度。我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公司是多种多样的，法人也是依据各国法律确立的，随各国法律的不同，企业的法律形态分类也必然是各式各样的。因此我们在研究现代企业制度时，只抽象地讲公司法人制度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明确我们要建立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公司法人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