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文学范文10篇

清词创作集群的兴替，一直以江南为重镇，以家族词人群为核心力量。在清代江南词学的版图中，阳羡（今宜兴）尤是一个词人集中、唱和频繁的地方。继清初阳羡派拉开清词复兴的帷幕之后，阳羡词坛的唱和与创作活动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清代阳羡词人，大都出自本邑的文化家族，血缘相承的同时，还因家族联姻而具有千丝万缕的亲缘联系。因此，清代阳羡词的演进，始终以联姻家族为主导力量，以创作集群为表现形态。然而，在当今清词的地域性研究中，阳羡词的这一文化特质，还没有引起学界的充分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家族视野中，探究联姻作为一种内在机制，如何影响清代阳羡词的演变，揭示家族联姻与清代地域词学发展的内在关系。

一、清代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观念与联姻形态

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以“陈、储、吴、史、任、路、蒋、徐”等几大著姓为构成主体。这些家族大多为南渡之族，于宋元战乱之际迁徙到阳羡。阳羡位于太湖西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少富商巨舶之往来，而传统文化根基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得以深植，重视耕读传家的地域文化风气相当浓厚。受此熏染，阳羡文化家族具有深厚的崇文观念。在其发展过程中，大都坚持以儒为业，以不文为耻，以科第望其家。这由县志、府志等各类方志中屡被称颂的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便可知，如《宜兴县旧志》载吴氏家族“科甲蝉联五世”，其中吴达可，万历五年进士子吴正志，万历十七年进士孙洪亮、洪裕举人，洪昌进士。曾孙贞吉举人，贞庆进士；元孙元臣进士，人以为“德业之报”［1］。储氏家族“三凤家声”，即康熙五年，储方庆与兄储善庆、堂侄储振登同榜进士；雍正十年，储晋观、储传泰、储鼎泰同中举人，名震一时［1］；同时“五凤齐飞”，储方庆五子右文、大文、在文、雄文、郁文同登进士榜［1］，成艺林佳话。又据《万氏宗谱》《陈氏家乘》《储氏族谱》等谱牒文献，万氏家族因明代中期万士和、万士亨兄弟同时登第而名列望族。陈氏家族于晚明因陈于廷、陈一教、陈于泰、陈于鼎等人先后登第、同朝为官而称望于乡邑。储氏家族因晚明储昌祚、储国祚、储显祚等先后登进士榜被视为名士之族。由此可见，阳羡文化家族以追求科举功名作为家族发展的重要途径。为了实现崇文尚儒的理想，阳羡家族文人在读书课业的同时，注重积累一定的学术优势或文学优势，逐渐形成明确的文化追求，因时间的沉淀而渐积丰厚。随着家族承衍，这种优势最终融汇为独特的家学传统。如储氏家族尤擅古文，陈氏家族则以词鸣，吴氏家族以诗文而著称，万氏家族专攻经学。虽然各个家族的文化素养及其各自擅长有所不同，但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阳羡文化家族的稳定发展，能够产生“文化家族叠加”关系，形成特有的地缘文化现象。清代阳羡文化家族不仅重视自身的文化建树，而且还非常重视家族婚姻圈的建立。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具有与生俱来的地缘性，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社会交往，易形成趋同的社会观念，从而产生密切联系。这种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间的一般性交往，积累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引发质变，而在重视宗族血缘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中，“合二姓之好”的联姻，无疑成为建立超越地缘交往关系的最佳方式。阳羡文化家族正是“利用联姻策略来实现自己的社会和政治目的”，“借助联姻形式强化自身的组织性”［2］41，形成以血缘和亲缘为纽带的家族联盟，使彼此更为稳固，并以此来影响一时一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阳羡文化家族联姻的过程，是以某一姓氏为中心，通过婚姻与他姓望族不断进行社会交往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双方家族的文化素养，这是家族文化积累沉淀的结果。以陈维崧家族的婚姻为例来看，维崧祖父陈于廷有四子，长子陈贞贻配本邑路氏女，乃路云龙的孙女；次子陈贞裕娶同郡进士吴道行女；三子陈贞达娶常州进士郑振先女；四子陈贞慧娶同郡进士汤兆京女。陈于廷的两个侄儿陈贞元、陈贞禧分别娶万炯女和万震祈之女。陈于廷的三个女儿分别适举人吴洪裕、庠生曹懋勤、进士吴简思。陈于廷养女杜氏适进士吴正心。陈于廷弟陈于明的女儿，长适太学生万诚，次适明戊辰进士路进，三适壬午解元癸未进士卢象观。陈于廷弟陈于扆的女儿，分别嫁太学生储懋学、庠生徐荪。显然，陈氏家族在其择婚过程中，非常重视对方的文化背景和功名成就。陈维崧家族本身就具有深厚的文化积累，以诗书传家，而与陈氏有嫁娶关系的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亦世以风雅为胜，文化层次较高，体现了重视文化门第的择婚观。反观之，吴氏、曹氏、万氏、卢氏等选择陈氏，也同样是以陈氏文化声誉作为一个重要标准。以上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说明了清代阳羡文化家族坚定的文化取向和处于共同社会层次的内在要求，而正是这种“取向”和“要求”的不断实现，使得其联姻行为具有规模效应，这主要反映在家族联姻形态上，具有世代连续和连环共存的特点。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往往并不满足于单一的嫁娶关系，而追求世代缔结“秦晋之好”。以清初阳羡吴氏与陈氏的联姻为例，缔结了四代婚姻，纵向历时长、辈份衔接紧。首先是吴洪裕娶陈维崧姑母，其次是吴洪裕之子吴本嵩娶陈维崧堂姐，再次是吴洪裕孙女嫁陈维崧弟陈维岳，最后是吴洪裕曾孙女嫁陈维崧子陈履端。阳羡文化家族的世代联姻，形成了亲戚关系的累复叠加。例如储氏与陈氏的婚姻，储懋学娶陈维崧堂姑，储懋学之女又嫁陈维崧，陈之堂姑又是他的岳母。此后，陈维崧孙陈克猷又娶储懋学曾孙女。再如万氏与陈氏的婚姻，万复古娶陈维崧表妹，万复古子万峰娶陈维崧女，陈维崧女的表姑同时兼为她的婆母。又如吴逢原娶储欣妹，吴逢原侄孙吴来燕娶储欣女。阳羡文化家族间的世代娶嫁，可能会出现暂时性中断，但很快就会因文化门第对等而“再续姻缘”，如储氏与史氏，明末储昌祚女适史汤诰，因储昌祚与史汤诰“同登万历壬午贤书，契甚，因此以次女为公配”［3］，储氏女与史汤诰之子即著名词人史惟圆。在这一桩史、储联姻之前，史汤诰的曾祖母也是储家女。清代中期，储、史之间又出现了较大规模的联姻，储在文之女嫁史惟圆侄孙史镕英，储在文侄孙储嗣会娶史承谦之女，另一侄孙储成璋娶史承谦的侄女。史氏与徐氏也是如此，在清初缔结婚姻后，于康熙末年再续“前缘”，乾隆初期“宜兴二史”史承谦、史承豫的母亲即著名词人徐瑶之女。从以上家族间嫁娶关系的梳理中可以发现，吴、储、陈、万、史等以各自家族为中心，形成各1042012.3自的婚姻圈，而每个家族的婚姻圈又呈现交集，在共时性内，形成以某一家族为原点，向四周辐射、绾结的态势。如以陈氏为中心，吴氏、储氏、万氏聚合为姻亲族群，以储氏为中心，陈氏、史氏、徐氏又形成了一个关系紧密的姻娅家族联盟。虽然，因家族文献材料散缺的缘故，我们尚不能全景式地展现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间繁复错杂的姻亲图谱，但就以上陈氏、储氏、万氏、吴氏、史氏等阳羡文化家族交相迭错的联姻形态，已俨然形成了一张姻娅网络，联结着来自不同家族的阳羡词人。由此不难看出，清代阳羡词人不仅具有地缘关系，而且还保持着深厚的血缘、亲缘关系。清代阳羡文化家族，通过门第对等的家族联姻，实现了共同处于同一社会结构的文化追求，缔结了一个以亲缘和血缘为纽带的亲族群。清代阳羡词文学集群的产生，正是基于这种姻亲关系。阳羡家族文学力量因联姻而得以凝聚，因创作实践而得以发挥，最终成就了清代阳羡词学的辉煌。

二、清代阳羡文化家族联姻所形成的词文学氛围

阳羡文化家族的联姻，反映了家族生存的一体化趋向和强烈的类聚性特征，这是家族间根据自身要求所进行的文化选择。家族间如此相攀互联，持续得越久，所历世代越多，则越有利于家族的繁衍、家风与家学的培育，家族文化的积淀越淳厚。地域之内，联姻关系成为形成人才渊薮的内在机制；家族之间，随着亲缘和人文的渗透，姻娅网络就形成一个意味独特的人文空间和共同体。阳羡文化家族的词创作的兴趣与创作取向，正是在联姻所构造的这一人文空间和共同体中逐渐生成发展的。阳羡文化家族往往都具有一门风雅、词人辈出的文化特征。陈氏家族有陈维崧、陈维嵋、陈维岳、陈宗石、陈维岱、陈履端、陈枋等，储氏家族有储福宗、储欣、储贞庆、储方庆、储国钧、储秘书等，万氏家族有万树、万锦雯、万廷仕、万松龄等、徐氏有徐荪、徐喈凤、徐翙凤、徐瑶、徐玑、徐洪钧等。同时，这些家族间姻亲关系错综，如万廷仕与陈维崧为表亲，与万锦雯为从叔侄，又与万树为堂亲；徐荪既是徐喈凤兄弟的叔父，又是陈维崧的表姑夫。然而，正是陈氏、储氏、万氏、徐氏、史氏词人共同吟酬创作，才促成了清代阳羡词兴盛的局面。清代阳羡词文学创浓厚作氛围，正是在家族间所形成的联姻关系中勃然兴发的。这种家族姻娅联盟，就是一片丰沃的词学土壤。我们不妨转换一下视角，以储氏家族联姻脉络为路径，从时间流程上进一步纵向观照阳羡词文学氛围的流变。由此可以发现，顺康之际储贞庆、储福宗、储欣等与史惟圆、陈维崧等多有唱和，文学交往密切，雍乾之际储氏后人储国钧、储秘书叔侄与史氏后辈史承谦、史承豫则过往甚密，时相吟咏酬和，以储氏、史氏为核心，又形成了阳羡家族姻娅圈中另一个值得重视的词集群。而不同时期储氏、史氏词人的递相汇聚，足以说明联姻所形成的文学环境具有多么深厚的影响。显然，雍乾之际以史承谦为首的阳羡词人群，是联姻所构造的文学环境对家族文学力量的再聚合。而这一群体的核心人物史承谦，亦是姻亲延绵与文化渗透所胚育的重要词家。据严迪昌先生考证，史承谦系史惟圆从侄曾孙，徐瑶之外孙，史惟圆与徐瑶父徐喈凤，皆为清初阳羡派名家，徐瑶亦有《桂子楼词》《双溪泛月词》，与史承谦祖父史陆舆为同辈姻亲［4］231，史承谦所置身的词文化氛围由此可察。

鱼，是先民们比较容易获得的一种食物来源，很早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存在于人类文明的星河中。在我国，古往今来，鱼一直是备受人们喜爱的。从仰韶彩陶上口中含鱼的人形，到北京奥运会上备受喜爱的福娃贝贝，我们都可以从中看出鱼文化的深远影响。与其他文化符号一样，“鱼”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其形象的文化内涵也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到复杂的变革过程。“鱼”这一形象的寓意不断地被丰富、被改变。尽管鱼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很早就由于图腾文化的兴衰而出现了某些分化，但是民间文学中，鱼文化始终保持着质朴、自然的特色，与鱼的各种自然属性密切相关。民间文学作品中的“鱼”常以下面这样几种面貌出现。

一、丰足象征与祛病灵药

在我国，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先渔猎而后种植。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里，渔业是人们获得物质保障的主要手段。有了鱼，也就有了生存的资本。正因如此，传说中教人们结网捕鱼的伏羲氏才被奉为始祖，受到世代百姓的顶礼膜拜。作为一种实物而存在的鱼，其本身就具有一种最原始的物质文化意义。因此，在民间文学中，鱼的形象总是与丰收、富足等意义联系在一起的。以记载民间传说著称的《山海经》中的《山经·西山经》中就记载了一种名为“文鳐鱼”的鱼，它“状如鲤里，鱼身而鸟翼，苍文而白首赤喙，常行西海，游于东海，以夜飞。其音如鸾鸡，其味酸甘，食之已狂，见则天下大穰。”这里所说的“大穰”，即大丰收。已经进入到农耕社会的人们将水中之鱼与陆地上农作物的丰收联系起来，这是我国鱼文化当中所特有的一个现象。足见上古时期先民们对于鱼的依赖意识影响之深。

此外，《山海经》中还记载了一种魮鱼，“其状如覆铫，鸟首而鱼翼，音如磬石之声，是生珠玉。”这更是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从古代民间文学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至晚从先秦时期开始，我国古人已经习惯以鱼来喻物质的丰厚了。如，《诗经·采绿》中的那位痴心女子，“之子于钓，言纶之绳。其钓维何，维鲂及鱮，维鲂及鱮，薄言观者。”这是以夸说心上人捕鱼之多来夸说他的能干。而《诗经·卫风·硕人》一篇中的“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鲔发发，葭菼揭揭。”则是以网中鱼多来喻庄姜时出嫁场面的盛大及其各种陪嫁(随从与物)的丰厚。鱼的这种象征意义，后来又由于“鱼”与“余”同音而影响日益广泛。拥有丰富的物质生活资源一直以来都是人类所祈盼的。

然而在上古时期，并不是衣食丰足就可以一生平安的。由于医学的蒙昧，先民们的生命随时遭受着各种疾病的威胁。那么何以祛病呢?先民们纷纷把目光转向了那些他们用以果腹的鱼类。我们可以看到，仅《山海经》当中所记录的鱼类就达几十种，其中许多鱼类都是祛病的良药。如，文鳐鱼与“鱼身而犬首，其音如婴儿”的鮨鱼都是可以根治精神方面疾病的灵药;“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的臽父之鱼能让人“食之已呕”;“鱼身蛇首六足，其目如观耳”的冉遗之鱼可以让食者不害眼病;“其喙如箴”的箴鱼能够让食者远离瘟疫;而“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的鲑鱼，“其状如鱼而人面，其音如鸳鸯”的赤鱬，“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的虎蛟，“其状如鲤而大首”的鱃鱼，“一首而十身，其音如吠犬”的何罗之鱼，以及“其状如鱓，赤背，其音如梧”的滑鱼、“六足有珠，其味酸甘”的珠鳖鱼、“其状如鲤而鸡足”的巢鱼等则有着令食者不生疮痈的医疗效果。尽管这些鱼类今天已经难觅踪迹，我们无法考证其医疗效果是否真的有书中所描绘的那么神奇，但古人对于这些鱼类所具有的不同效用的记录显然是当时劳动人民生活经验的一种反映。

二、神灵的化身和指示物

南阳位于黄河与长江流域分界地带，南北文化在这里碰撞、交融，铸就了质朴、亲和、自强、进取的独特文化特质，既有南方文化的浪漫灵秀，又具有北方文化的博大厚重，南阳文学正是由这独特的文化孕育和滋养而生成发展［1］。

一、历代圣贤文化的人文精神影响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和创作精神

南阳曾哺育和造就了“智圣”诸葛亮、“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等为代表的圣贤名人。作为南阳文化精髓的圣贤文化以鲜明深刻的人文精神和正统思想，对南阳作家的文学理想、创作精神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诸葛亮“人谋可胜天时”的进取态度、“志当存高远”的远大抱负，张衡在《同声歌》寄托的对圣贤社会的向往和忠君报国志向，张仲景以天下苍生为重的民本思想，范蠡辅佐越王勾践“忠以为国”的作为，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乐观和志士节操，都诠释着修齐治平的传统观念和忠君爱国的正统思想，所有这些无疑也深深浸染熏陶了生于斯、长于斯的南阳作家［1］。当代南阳作家大多出自农门，渴望“走出盆地”，在文学的天空振羽高飞，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等，成为他们从事文学创作的内在动力和文学理想之一。如周大新将“为了人类日臻完美”作为自己的终极创作目标，“面对人类今天的不完美现状，作为作家，有责任用手中的笔去促进真正的完美早日实现”［2］。张衡在《二京赋》尖锐抨击统治阶级日益腐化堕落的生活，突破汉大赋“劝百讽一”的传统写法，表现出了倾注真情实感、批判揭露现实的创作精神。张仲景“见朝政日非”后发出“君疾可愈，国病难医”的叹惋，范蠡功成名就后，隐居经商成巨富，三散家财，接济平民的行为，都成为南阳作家选择现实主义创作，关注家乡的人和事、抒发心中的爱与恨的行为典范和情感渊源。

二、藏量丰富的文化遗存激发了南阳作家艺术创作的灵感和激情

南阳文化遗存丰富独特，人文景观遍布南阳各处。南阳出土的汉画像石、汉画像砖、汉代陶狗被誉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仅就汉画馆馆藏的汉代画像石而言，数量属全国之冠。汉画像以极致的夸张、奇丽的想象，把人的精神气质表现得玄妙幽深而奔放洒脱，把人的本质力量表现得尖锐犀利而结实厚重，让人感受到氤氲其中的汉代社会博大雄浑的人文精神以及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生命力。画中的神仙与神兽，则表现了人类朝气蓬勃的渴望和追求，是人类精神的外延和象征。《南阳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指出，把汉画像、诸葛亮等列为重要原创题材的影视产品开发项目，整理出版《中国汉画像全集》，重点建设卧龙岗“三国文化源”、三国文化古战场遗址，规划建设南阳影视产业基地、荆紫关镇文化旅游产业园区等，这无疑是“文化强市”战略下，对南阳作家、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产业工作者提出的时代任务。数量众多的历史文化遗存，既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的人文景观和开展文艺汇演的创意园区，又是激发文学创作灵感的打火石。如周大新的《湖光山色》将南阳境内丹江口水库风景区、楚始都丹阳春秋墓群、楚长城遗址纳入其考古式叙事中。同样感遇南阳汉画像石，周大新创作了小说《左朱雀右白虎》，行者则有《灵石不言》一书。前者讲述了南阳的几个普通老百姓为保护汉墓文化遗产，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威逼，他们选择了“自灭自口”的方式，诠释了最朴素的民族精神;后者通过与汉画像石进行心灵对话，赋予古石以新的生命和时代意义，向世人展示了汉文化的光辉灿烂与博大精深，也展现了作家对历史精神和文明的深刻追问和探寻［3］。

三、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曲艺为南阳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

进入21世纪，经济、科技以及部分物质文化的发展日趋全球化、一体化。那么，含哲学、艺术、宗教以及伦理文学的精神文化发展是否也会出现一体化的趋同形势呢？精神文化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否有必要，或者说，精神文化有没有一定的可能朝着多元化可持续发展的方向前进呢？尤其是与多元化文化紧密相联的日本文学。

一多元文化的形成

一直以来，历史的发展是事实多元文化的共同发展，纵观历史三千多年，深刻影响人类的不仅仅只有一种文化，而是多种文化同时发生，共同改变着世界的发展方向。为什么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发展到今天依旧具有不可磨灭的生命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在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保持着对外来文化的友好态度和开放心理。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艺术、文学以及宗教的发展一定程度上都受益于印度佛教，而印度佛教在中国也获得了非常广阔的发展空间。另外，欧洲文化之所以到今天依旧生命力旺盛，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其大大引进了外来文化，即在丰富自己文化体系的同时，也注入了新的血液。总而言之，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宝库的形成来源于差异中的不同文化，而这些差异又是激发人们灵感和创新力的源头，它们共同促进了文化的与时俱进和不断革新。文化的差异成就了文化的多元性，成就了丰富多彩的人类文化。

二日本多元化文化的特点

1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单一性复合文化对于单一性复合文化的理解可能比较难，但是站在英语的角度去思考可能会比较容易些，也就是日本文化包含于Mono-Bi-Culture。其实，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简单，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不少先进而堪称精髓的文化内容，而这也从一定程度奠定了日本文化的基础，并使其展现出复合性文化的典型性特征。例如：漆器，英文中叫做“Japan”；陶器，英文中叫做“China”。而事实上，无论是漆器还是陶器以及最后日本传统文化里的漆器技术最初都来源于中国。但是，日本却将这种复合性文化慢慢地转变为具有本国特色的单一性文化，以致后来漆器成为日本的国粹。换句话说，日本最终形成的单一性文化最初来源于复合性文化，在后来不断地加工、消化以及统一的过程中，才逐渐显露其特色。

2日本多元文化里的南北结构问题日本南北纬度相差大约二十度，因此气候冷暖悬殊较大，而这也造成了住在南方的人向往北方，而住在北方的人对南方满怀憧憬之情。这样的情节在日本一些文学著作中也曾提到过，如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而《奥洲小记》这篇著名游记所阐述的正是南方人对北方在精神上的向往、追求与探索。日本风土本身就有着不一样的南北结构差别，因此在日本文学理念里，也存在着南方和北方两种因素；但它拒绝单纯于北方，抑或是纯粹于南方这样单一的精神追求，而是南北方两者的高度结合。在中西进的《日本文化的南北结构》里，在北方诞生的平田冯岚从师于南方的本居宜长，他一直抱着敬仰的情怀，但在其灵魂深处却有着不一样的理念，甚至完全相反。在本田宜长眼里，可悲的是死亡，但其拥抱的是以人为本的处事观念。值得一提的是，中西进认为，文学家的出身地不是一个绝对的条件，更为重要的是一个人的灵魂，一个人精神的归属点。

一、简介

翻译一般意义上指翻译者的个体行为，因此它的目的和影响是偶然的、可变的。但是当翻译某一种特定类型成为具有一定规模并持续了一定时间的集体活动时，就不能再简单看待。首先，这种现象出现一定有深层的社会文化原因，即受它所处时期的社会文化环境与历史背景的影响，这往往成为翻译事业能否得以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同时，这种现象也一定会对当时的社会文化产生深刻的影响。针对文化交流而进行的翻译活动，将外来文化鉴别和选择后，取长补短，为我所用，并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社会文化注入新的思想和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二者相互联系、相互影响。下面我将从中国历史中出现的佛经翻译、科技著作翻译、社会科学类著作翻译三次潮流与其所处社会文化背景以及其对当时社会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分析。

二、佛经翻译

1、佛经翻译潮流的社会文化背景

佛经翻译开始于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获得进一步发展，唐代达到鼎盛。两汉时期，中国的封建制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社会矛盾不断激化，赋役日益加重，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再加上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这样就为宗教的传播提供了温床。一方面，由于物质条件的艰苦和生活水平的低下以及古代科学知识的匮乏，在痛苦生活中挣扎的农民大众渴望在宗教中得到精神的慰藉和解脱。这种精神上的渴求使得宗教成为了古代人民的一种需要。但是，当时中国本土的儒教、道教并不能满足人们的这种需要，而佛教宣扬的“来世”思想填补了这种精神和思想上的空白。这成为佛经翻译的社会文化基础。另一方面，统治阶层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来巩固和加强自己的统治，并祈求神明保佑自己能够长命百岁。历代的佛经翻译大都有官方授权并得到朝廷的大力支持，成为一种有组织的活动。佛教教育人们要安心现状，期待来世。无疑符合了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佛经翻译得以大规模实施。

2、佛经翻译对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时代的进步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折射在历史上，“批判现实主义”曾雄霸文坛，其武器就是所谓的“理性主义”。理性主义对现实的批判并非很成功，首先，现实社会的文明发展并没有满足人们的理想，两次世界大战摧毁了人类的许多美梦，人们并没有因此使自己成为世界和自己的主人;其次，随着科学技术手段的更新，人们发现原来以为自己已经认识了的，其实远未曾被认识。在哲学方面，本体论传统格局的突破，理论兴趣从传统的科学实证主义滑向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在高能物理中，主客体界限模糊了，由此产生了萨特的辩证理性的主客体关系新说及其阐解式的文学作品;过去长期处于一种潜科学状态的心理学也开始有了揭开面纱的机会。而意识流及纯心理分析流派的作品正是这种现象在文学上的反映，心理学对人们潜意识的探索发掘，精神分析以及“泛性论”的出现，又引出了对所谓伦理学非道德化倾向的争论。

二、英雄的无奈

欧美现代文学的文化转捩“水仙子”，希腊神话中的美少年，沉迷于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以至落水求之，化身为水仙。人们长期坚信，世上存在更具有价值的东西，直到有一日，突然发现终身追求的只不过是虚幻之物，因而转顾对自身的爱怜。这时的自恋自怜倾向真正成为一个问题，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整个现代主义文学，撇开其他方面，在涉及人和人的命运时，其实不外乎描写人如何成了“水仙子”，然后再思考是如何堕落到这种地步的。在荷马笔下，奥德赛英武绝伦。这种英雄性格产生的基础，乃是那个社会对其男性力量的需求以及对其力量辐射所产生影响的认可。当远征归来，见到妻子被人纠缠，他可以面不改色地杀无赦，而不必承担任何后果。

此后，历代社会又相继对人的精神力量产生过需求，哲人、宗教领袖、政治家等各种权威陆续登上英雄的宝座。一直到现代派文学产生之前，这些英雄形象始终占统治地位，成为生命价值的体现物。然而，到了现代派作家詹姆斯·乔埃斯笔下，奥德赛成了布鲁姆，成了都柏林街头的小行商，传统的英雄形象变形了。最新鲜，最具有象征性意义的是他们对同样处境的不同处理。布鲁姆回家后，明知妻子毛丽对他不忠，当发现妻子和勃伦在家中幽会时，他不仅没有恶向胆边生，怒杀什么人，甚至连理论一番的勇气也没有。和奥德赛借赛西显示自己的男子味大相径庭的是，布鲁姆逛窑子，原来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挺乐意被毛丽所耍弄。布鲁姆的“堕落”只是现代社会特有的一种无可奈何。在大工业面前，男人的机体力量无足轻重;在严密制度化的社会组织当中，男人的进取精神也变得微不足道。于是，布鲁姆对妻子及其情人的任何举动，首先要考虑承担的法律后果，其次又考虑诸如婚姻制度、女权运动等等。他不仅没有可能冲动，甚至连基本的反应都失去了。布鲁姆受到的压力是双重的，除了角色改变产生的失落感，还存在对旧角色的双重心理期待。其中既有来自他对象的，也有来自他本身的。在当时，这是整个现代社会的一个文学化了的真实写照。

三、艺术的世界

一、异质文化的内涵

所谓异质文化，是指不同种族在不同的生活背景和社会经历中长期积累形成的不同社会习性以及精神文明的状态，它是最能体现不同民族的表达方式、心理意图、个性魅力以及文化差异性的部分。在全球化背景的今天，不同种类的文化间的相互交流必然会不断地相互碰撞和产生冲突，而这种文化的异质性在当代华裔美国文学中尤显突出。

二、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

在以白人主流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文学界，由有色人种构成的少数族裔文学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是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边缘文学”，得不到应有的重视。作为从不同文化背景迁徙过来的群体以及他们的后裔，美国少数族裔作家在直面母体文化与生活中异质文化的冲突之后，不断在其小说的创作中引入不同背景文化间的碰撞与摩擦，深刻地展示了异质文化间由矛盾冲突到相互融合的特色，逐渐被西方主流文学所关注。华裔美国文学作为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一支新生力量，受到世界各地文学评论家的一致肯定。尤其是华裔小说作品不仅在美国华裔界反响强烈，同时也深受众多美国本土读者的喜爱。此类小说作品大都描述了在经历了艰辛磨难迁徙到美国的第一代华裔移民及出生在美国从小饱受西方文化思潮影响的第二代子女们之间的异质文化意识的碰撞，着重分析了华裔后代们对西方文化的主观认同但总是被客观排斥、抵制本族传统文化却又始终无法与之剥离的矛盾心理，展现了其不断探索自己身份、寻求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立足点的心路历程。华裔美国文学的兴起首先是以妇女作家的创作为标志的，她们的创作灵感往往来源于自己的亲身经历，具有强烈的自传色彩。中美文学界的普遍观点认为，美国华裔小说家汤亭亭于1976年发表的自传体小说———《女勇士》，标志着华裔文学进入美国主流文学的开始，而谭恩美的《喜福会》更成为华裔美国文学的杰出代表。下面就以这两部小说为例，来探讨华裔美国文学之所以能够成功的关键所在。

三、华裔美国文学的开篇之作———汤亭亭之《女勇士》

美国著名华裔女作家汤亭亭（MaxineHongKingston），出生于美国加州，可谓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其父母都是典型的中国移民，一直以来都以开洗衣店来维持生计。一方面，她同许多其他华裔后代一样，经常听大人们讲述着远在中国老家的简陋的故居，先辈们一代代传下来的家族经历，以及包含有狐狸精、吊死鬼和英雄侠女等的传奇故事……这些离奇的神话故事所折射出来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的中国传统文化思想，成为她日后参加反战运动、主张妇女寻求独立和解放的最主要的力量源泉；另一方面，由于从小就生活在美国的文化背景下，接受着西方思想的熏陶，她在主观上又绝对认可自己的美国人身份。汤亭亭的处女作《女勇士》一经面世，即在美国文坛引起了轰动效应，此书不但荣膺美国“全国图书奖”，还成为当时人们竞相传阅的为数不多的优秀华裔作品之一。此书形象地揭示了第二代美国华裔女性奋力冲破中国传统文化对她们思想的禁锢与束缚以及在美国西方文化的种种排斥之下，最终在中美两种异质文化的碰撞与冲突中寻找到真实自我、勇敢地融入到美国西方文化的艰难历程。此小说的出版发行，一举奠定了汤亭亭本人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在华裔美国文学的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在开放发展的全球化国际氛围下，社会科学研究正发生这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在从文学批评到翻译理论，从哲学思考到人类学探索，研究的重心和视角都发生了转移。这种变化在当代文艺理论领域表现尤为突出。具体体现在文学批评领域为：文学批评正在走向两个分化的方向：以人文为关怀的非理性转向和以文本为基础的语言论转向；体现在素有语言关怀传统的翻译理论领域则表现为“文化热”在翻译界的兴起。在《当代美国翻译理论》一书中，郭建中教授提到近二十年来翻译研究的两个明显的趋向：一是交际理论在翻译理论上的体现，二是对文化转换的重视深刻动摇了重视语言转换的传统。换言之，因为交际与文化都具有以人为本人的特质，人文关怀在翻译界已经赢得高度的重视，翻译理论界正在加强宏观把握，拓展翻译视野，加强翻译工作的文化融合功能。

对于文化这个及其宽泛的概念,很多学者试图给出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义。现代文化学之父,美国著名人类学家克鲁克洪定义文化为“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即包括显型式样，又包括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罗伯特·拉多和语言学家爱德华·萨丕儿也都指出文化行为的模式化特性。[1]英国学者泰勒做出了另外一种经典的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即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其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们能够获得的包括一切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合型整体。”[2]虽然定义的角度各不相同，但无疑文化具有极大的含概性，包容了几乎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翻译界新崛起的“文化学派”认为：语言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既是文化的一种表象形式，又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3]因此，对于以语言转换为基础的翻译工作来说文化传达就成了一个重要的主题。鲁迅先生就充分认可了“文化传递”的重要性。然而，基于文化与语言的若干特点，翻译工作所能完成的只是尽可能多的文化传递，“文化传真”则是一种理想的境界，或是说，终极的目标。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4]这说明翻译要将中西文化结合起来，离开文化背景去翻译，不可能达到两种语言之间的真正交流。然而，中西文化差异带来的困难是不容忽视的，这种差异往往会引起文化意象的失落或扭曲。如双关的翻译就很难用译语完整地传达原语的意义。在以下句子

“Ifwedonothangtogether,wewouldbehangedtogether.”中，hang一词在英语里既有“挂”又有“吊死”之意。而汉语中，没有等效得多义词。文学作品中这类双关现象尤为常见。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一剧中，第二幕新王问哈姆雷特说：“我的儿子（son），你为什么躲在阴影里（shadow）。哈姆雷特用了一个双关来回答“too

muchsun”。这里的sun与son同音，是一种含沙射影的讽刺，讽刺哈姆雷特的叔父篡夺王权，又假意亲热。在翻译时，这一棘手的问题，最多只能用注释来告诉读者原文的巧妙又完整的含义表达,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各国由于地理环境、历史文化、宗教信仰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因而形成了各具特色的饮食文化。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明历史的国度，其饮食文化最早可追溯到中国旧时器时代。中国早期的烹饪方式为石烹，烹饪方法主要为炮、煲、焙炒等，由此可见中国的烹饪方法从早期开始就已经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这对于我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进步具有促进作用。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逐步提高，中国的饮食文化也渐渐发展成熟，于是烹饪方式愈加多样，出现了煎、炸、焖等烹饪方法；此外食材越来越多样化，地上跑的、海里游的、天上飞的应有尽有；其内涵也越来越丰富，从过去的追求果腹之欲到如今的讲究精、美、情、礼等。可见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多年来中国的烹饪艺术一直以色香味俱全的卖相、精湛高超的技艺闻名于世界。孙中山在其所著的《建国方略》中曾有言：“我国近代文明，事事皆落人之后，惟饮食一道之进步，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可见到了近代，西方文明迅速崛起，中华文明受到了巨大的冲击，而中国饮食却大行其道，发展得如火如茶。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不仅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文化性格，而且与纯粹精神领域的文化也密切相关。如为亲朋好友饯别这种习俗在中国古代乃至现在都比较普遍，上到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饯行时一般要准备丰盛的菜肴，其间敬酒状行，然后表达对临行者的美好祝愿，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种文化。可见中国文化也可以具体而微地体现在饮食中，因此要了解中国，除了可以阅读相关历史典籍外，还可以从饮食方面着手。为此王书利编撰了《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并由线装书局出版社于2016年3月出版发行。

《饮食文化典故》系列丛书共分为六册，围绕中国的饮食文化展开论述。全书以中国饮食文化为线索，以精炼简洁而生动的语言、图文并茂的方式对中国的食俗、茶文化、汤文化、酒文化和饮食礼仪等相关内容进行详细概述。将“饮食”这一词组拆分为语素“饮”和“食”，并细细剖析它们的文化起源和文化传播，详细介绍了有关饮食的观念、器具、习俗和保健等知识。此外该书还充分结合了与中国饮食文化相关联的一些逸闻趣事、诗歌传说、历史典故，将这些有趣之事与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美食、中餐礼仪、中国菜系等融汇贯通，使该书更富趣味性。而且本书将营养饮食与健康饮食科学结合，致力于让读者了解科学健康的饮食之道。书中充分展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发展轨迹，融实用性和趣味性为一体，既可供美食家、食客、美食爱好者以及相关美食研究者阅读，也可供当代文学作家参考使用。

中国饮食文化博大精深，其不仅仅涉及开发、利用食源，运用、创新食具，生产、消费食品等方面，而且与文学艺术也密切相关。艺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饮食是人们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而也备受文学界作家们的关注。饮食在当代文学作品中具有多重意蕴，常见的主要为以下几种：饮食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传统习俗。民俗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当代文学中饮食常与民俗挂钩，作者一般会通过描写食物来体现传统的民风民俗。如作者在写大年三十的习俗时往往会写到饺子，因为饺子在中国大年三十晚上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饺子”与“交子”谐音，而“交子”是我国第一代纸币，因而人们也将饺子的形状做成金元宝样，因此民间流行吃饺子与预祝来年财运滚滚，表达对生活的美好祝愿息息相关。此外中国人喜欢在年三十晚上吃饺子也是图一个团圆热闹，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喜欢团圆的民族，所以很多文学作品往往都以大团圆结尾，有些悲剧作品因为不符合大团圆的结局而被后人进行多次改写。因此中国的饮食绝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吃饭，而是已经上升为一种维系亲情关系的重要活动。所以当作者要表现一些民俗活动或者中国人的某些观念时，往往会借助饮食来体现。饮食可以反映人物身份、传递人物情感。饮食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同时也蕴含着人们的人生态度，可以表现人的喜怒哀乐。贫寒之人饮食一般会比较简单、清淡，而富贵之人喜欢大鱼大肉，吃饭也要讲究排场，饮食一般会比较丰盛。当代文学正是抓住了这一特点来表现人物的身份地位，如在表现身世显赫的家族时往往会通过描写繁杂的餐桌礼仪、各式各样的菜肴来渲染。此外在表现人物情感时也会借助饮食这一素材，如在表现人物低落的情绪时，即使摆在主人公面前的是一道道山珍海味也无法激起主人公的食欲；而在表现人物高昂的兴致时，即使对面是粗茶淡饭，主人公也依然像吃美味佳肴一样开心。

饮食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现象并深深扎根于中国文学之中，作家们无论是在表现婚丧嫁娶、升官升学，还是在表现生离死别都离不开对饮食的描写。在当代文学中饮食既可以反映民风民俗，也可以反映人物身份、传递人物情感。因此深入透彻地了解中国饮食文化对文学创作具有一定指导作用。由王书利编撰的《饮食文化典故》系列系列丛书通过讲故事、道传奇、说典故的方式详细介绍了中国的饮食文化，既可供读者助兴，也可增加读者在饮食方面的知识，此外也有利于加强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作者:谢圣婷 单位:广东药科大学

1．前言

英语作为使用最广的世界通用语，由于历史、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本土化现象引起了学者的广泛关注，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研究者当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的资深教授卡曲儒（B．B．Kachru）。“接触文学”（ContactLiterature）这一概念最早便由卡曲儒提出，它指非本族语作家创作的英语文学。显而易见，它从“语言接触”（LanguageContact）引申而来。众所周知，当不同语言交际者密切接触时，各种语言的语音、句法、语义等都会随着频繁的接触而发生变化。这些变化非常具有社会语言学的意义，引起了语言间的相互融合，激发了语言的创作力，但更多的是形成了语言的杂合。同理，当不同语言和文化背景的作家用某种相同的语言进行文学创作时，所产生的文学作品就有可能带有多元语言和文化的烙印，带有使用者本土化的特征。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卡曲儒在研究印度小说家、哲学家RajaRao创作的英语小说Kanthapura时发现，当一个印度作家用英语讲述发生在印度、有关印度人的故事时，RajaRao使用了语义转借（calque）、语境化（contextualization）、本土化（nativization）等手段把印度南方村落的语言传统融入到英语语言中（Kachru1987：125－140）。因而，当我们阅读这部小说时，便会有一种陌生的体验。它既不完全是英语的，也不完全是印度语的。它是印度语言和文化与英语语言和文化的杂合。于是卡曲儒指出：“在本族语的语境里使用非本族语语言，可以更好地展现新的主题、人物和环境。这就好比将语言的语义和符号潜势重新定义，让语言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一部分。这种尝试赋予了英语新的非洲或亚洲的认同感，使得接触文学的话语获得了额外的意义维度。而这一维度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依然是模糊的、神秘的”（Kachru1982／1992：316）。事实上，接触文学话语是研究英语变体特征的最好素材。首先，因为文学本身可以让人无论是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拥有最为广阔的创造空间。其次，接触文学话语必然涉及不止一种语言和文化。多元语言和文化的接触和碰撞会引起人们对诸如身份、语言、文化等认同问题的思考。我是谁？我应该说哪种语言？正是基于上述的研究背景，本文作者开始对中国作家的英文作品发生兴趣。这些中国作家都有很好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背景，接受过中国语言和文化的长期教育和熏陶，但他们都能用英文写作，有些甚至移居国外。根据Zhang（2002）的统计，截止到2002年，有20多位双语作家的44部作品畅销英美国家。在20世纪上半叶比较流行的有林语堂的《京华烟云》（MomentsinPeking1941）、叶君健的《山村》（TheMountainVillage1936）、韩素音的《目的地：重庆》（DestinationChungking1942）和《生死恋》（AMany－SplendouredThing1952）等。20世纪90年代后，比较知名的有张戎（JungChang）的《鸿：三代中国女人的故事》（WildSwan1991）、哈金（HaJin）的《在池塘里》（InthePond1998）、《等待》（Waiting1999）和《新娘》（TheBridegroom2000）等。本文主要选取张戎和哈金的小说作为语料，分析接触文学话语中的多元文化认同。分析基于两个假设：首先，由于这些作者本身带有对中国本土语言和文化的民族热爱感，并以此为写作源泉，因而其创作产生的英语语言文学就具有明显的中国语言与文化的认同感。其次，由于两种认同感（在语境中汉语化和英语化）的激烈碰撞，作者在挣扎、斗争中把握平衡。

2．主要语料

2．1张戎的《鸿》

《鸿》于1991年在伦敦首次发表，赢得了当年的NCR奖及1993年的英国年度图书奖。这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以中国的历史为背景，讲述了三代中国女人（外祖母、母亲和我）的故事。这三代人见证了清王朝覆灭后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小说揭示了三代中国女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命运遭遇。外祖母出生于1909年，经历了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她曾是军阀时期一名将军的小妾。将军死后，嫁给了一位医生。外祖母就是当时中国女人的典型代表。母亲出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来嫁给了一位当地的共产党干部，经历了战争和后来共产党政治运动的种种事件。小说中的“我”出生于1952年，经历和见证了1949年后中国历史的各个阶段，曾当过红卫兵、赤脚医生、工人和大学生。后来，飞往英国，成为了“鸿”。三代人有着不同的生活，但对于爱的渴求、美的追求和人生自我价值的实现与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读小说《鸿》时，我们不仅为她们的故事所感动，同时，我们的心灵也会被这些历史所触动。

2．2哈金的《在池塘里》和《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