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文学论文范文10篇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性欲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被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源引、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论文摘要：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发展的同时，因其在应用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际情况，显现出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社会的误解与非议。女性主义批评日趋保守的状态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了误区与困境。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论文摘要：在当今的女性文学研究中，女性主义批评已经成为了我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语境中不断发展的同时，因其在应用过程中没有很好的结合我国女性文学创作和批评的具体实际情况，显现出了一些局限和问题；因僵化的生搬硬套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也遭到了社会的误解与非议。女性主义批评日趋保守的状态使女性文学研究陷入了误区与困境。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困境

在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传人，我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与批评开始真正意义上“浮出历史地表”．到了90年代．两者共同创造出了空前繁盛的文学景象。然而作为21世纪中国女性文学批评的主流，西方女性主义批评在中国语境中逐渐显露出一些问题与局限，造成当代女性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困境。

一、传统境遇下的历史困境

母系社会之后的历史，毋庸赘言是男性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妇女始终是一个受强制的、被统治的性别”…，她无处言说，也无人倾听，更无人评说，她是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缺席者，女性作为一个性别群体在封建社会中只是被抹杀与被掩盖的对象。她们“势必生于黑暗、隐秘、暗哑的世界．生存于古代历史的盲点。”在同样的历史境遇中．西方为反抗菲勒斯中心的压迫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使女性主义发展和成熟起来，同时它也是西方人权运动的一个分支．它是在西方人文思潮的发展中所派生出来的，它完成了从人的自觉到女性的自觉，从人的解放到女性的解放，所以西方的女性主义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产物。而中国的女性解放总是同各时期的社会问题和革命目标相联系，妇女的求解放、求独立、求自由、求平等诸意识始终同被压迫的阶级意识、革命意识交融在一起。

民族解放和阶级斗争是女性解放和性别问题的大前提。中国从封建社会直接过渡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又承受着落后就要挨打。受人侵略和民族兴亡的巨大压力。随后又处于反抗阶级压迫的动荡的社会变革之中．也就是说女性的自由与权力问题是男性也没有解决的，整个民族都没有独立的人权．又何谈女性呢?解放后，虽然民族独立的问题解决了．但中国一直倡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阶级是超越性别的，“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阶级的解放又成为了妇女解放的必要前提．因此妇女问题还是被阶级的问题所覆盖。到了90年代，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的召开为中国的女性问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也掀起了女性文学创作与研究的浪潮．但这次女性热潮仍不以解放为目的，基本不触及体制。而是以文化的启蒙和研究为特征，主要表现为学术界对西方女性主义思潮的介绍。可以说在中国从来没有一个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它缺少像西方女权运动那样的一个历史契机，或者说是政治契机。它缺少一个把女性问题相对充分展开的时间和空间，它与中国的妇女生活实况是基本脱节的。刘思谦在《“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一书中就说：“我国有史以来从未发生过自发的、独立的妇女解放运动。妇女的解放从来都是从属于民族的、阶级的、文化的社会革命运动。”所以无论我们是否承认，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无论在过去还是今天。始终都游离于“主流批评”之外，套用西蒙·波伏娃的《第二性》，我们或许可以形容女性文学批评为“第二批评”。因为它始终只是西方的舶来品。历史缺失的困境是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大背景。

[论文摘要]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思潮传人中国。在历经20多年的理论研究中，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在此期间，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不断地被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们源引、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现当代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为推动中国女性文学的研究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中西比较；吸纳；新变

20世纪80年代初，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相对其他西方批评流派与方法，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引进和传播到中国的时间相对滞后，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由于国人对“Feiminsm”一词的中译文“女权主义”的普遍误读。“当时的人们对女权主义这一字眼有着某种反感，或惧怕，甚至厌恶。因为从字面上理解，女权主义仅仅关乎权力之争，因而可能是一种极端的女性的自我张扬、甚至恶性膨胀。如果说，许多词都有自己的形象，那么，这时候，作为一种大众想象，女权主义一词的形象是一些既丑陋不堪又张牙舞爪的女人。”因此，20世纪80年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理论传人中国时，人们对它之的态度是谨慎的。

从“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到“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际关涉到的是一个文化过滤的过程，即接受者根据自身文化积淀和文化传统，对一种文学理论或文学现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分析、借鉴与重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同样经过了这种“过滤”的过程。在中国20多年的理论实践中，它不断地被中国的批评家们所借用、改造，最终被“有效地”植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话语体系之中，成为文学批评多元格局中的一员，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在近20年的批评实践中，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研究，已初步发展成为一个富于特色的学术领域。其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译介引进”、“批评实践勃兴”及“研究深化”三个阶段。

一、“译介引进"阶段

“女性主义”作为一大研究课题被提出只是进入到20世纪才有的事情。女性的历史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同样漫长，但“女性的发现”却远远滞后于“女性的发明”(女性本无所谓“发明”，在此只是作为女性文明产生的注解)。这其间固然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即男权社会顺应着自母系氏族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也无法排除女性话语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被男权话语有意地挪用改写，甚至于使之产生变异———从而在客观上成为了男性话语的得力帮凶。而进入到20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想象，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至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尴尬与边缘境地，更是非身在其中的女性学人所能理解与体会的。孙桂荣老师的著作《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将此概括为三点:第一，女性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往往成为被疏忽、排斥，甚至坚决反对的对象。第二，女性文学批评介入批评对象的具体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策略也会时常成为诟病的对象。第三，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尤其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热潮，以社会的、道德的、阶级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相号召，针对商业语境、消费文化的诸多可能，质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被‘利用与改写’性”，宣称其批评方式的无力与无效，一度成了一种极具文坛感召力的批评样式［1］(P290－292)。

笔者作为也曾认真地写过几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的求学者，对孙老师的这种概括是怀有深深的共鸣和同感的。“在夹缝中求生存”似乎是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只能在边缘处发展，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文化事实。当笔者为了考研辗转各种关系去专程拜访某位学界权威时，得到的答复是一般情况下只招男生，即使招到了较为优秀的女生，也不鼓励她去做什么女性文学研究。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大行其事的女性学界，正如孙老师所言，同社会学实践领域相比，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只能作为一种支流而存在:理论著述上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成果始终不如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著述，如《女性的崛起》(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都和文学没有直接关系，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1995年)涉及到历史、文化、人类学、医学等的方方面面，集中介绍文学的只有一篇。相形之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影响较大的只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有限的几种。而学术效果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似乎取得了更为远见卓识的成效，如李银河的系列成果有助于在法律上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并直接促成了《婚姻法》的修改［1］(P293)。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既是当代文学与妇女学叠印在一起的“交叉”学科，也是外围于当代文学与妇女学中心与主流的“边缘”学科。如果说，与现实的人事纠葛、纷争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当代文学研究，永远都需要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甚至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部如此写作姿态的产物:作者一方面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专业的边缘与疲惫，另一方面又深深为这一专业的理论思维与批评方法着迷，并以“消费时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几个核心关键词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比如孙桂荣老师书中关于“后女性主义”的论述，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一研究命题的，它将西方化的、精英化的、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其特点之一是“含混”和“暧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特点之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人性之中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与形而下的物质领域在“欲望”这一关键词的取舍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在笔者看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古老话题仍然是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问题，只不过在“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时风逼迫之下，这一关乎女性自我启蒙的身份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清晰、泾渭分明而已。对此，孙老师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中又结合消费时代的具体文学文本，围绕“后女性主义”这一理论话语进行了精辟而详尽的作品阐释。

海外学者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致谢词中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种跨越多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他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而我们因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①。

女性学者的感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回想起大二学年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孙桂荣老师对当代女性书写的深入沉潜与细细玩味，让笔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所以，拿到孙老师的这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之后禁不住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越读越对这本不算太厚的“大书”做由衷的赞意与敬意。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后辈小子如笔者见到孙老师为人后，对其书更是有了一番彻骨的了解与同情。

女性与男性共同组成了人类世界，创造了人类文明。没有女性，世界将不能存在，人类也要走向毁灭。然而，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女性与男性的地位是失衡的。在中、西方文明里，女性都是以“第二性”或“他者”的身份被置于边缘地位。女性的体验、女性的真实情感变化，在男权社会中不是被歪曲就是被利用。女性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状态，是男权社会网罗中的无权者、失语者。女性文学是在承载着抒发女性个体情感与争取社会平等权利的重任下而孕育产生的。关于女性文学至今众说纷纭，本文所谓的女性文学是指以女性作家为主体，书写具有女性意识，反映女性生活、心路历程、身份角色变化，呈现女性体验的作品。这里着重探讨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价值。

一、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受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女性被赋予天生就是男人的附庸，在文学作品中不是被“误读”，就是被“丑化”，缺少独立言说的历史舞台。这是女性文学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具体阐释如下：首先，女人是男人的附庸。《老子》曾说：“知其雄，守其雌”。在家国同构的古代中国，最早确立的社会形态是私有制宗法家庭。以父权为中心的私有制家庭淘汰了以母子血缘关系为核心的自然形态，使自然的两性分工获得了社会的法权形式，主要表现为褒雄贬雌，男尊女卑。《易•系辞》中明确写道“：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中国男耕女织的社会形态形成了对妇人这样的界定“妇人，妇人，伏于人也。”（《大戴礼记》）“男人天生高贵，女人天生低贱；男人统治，女人被统治”。西方关于人类诞生的故事更加形象地将女性的社会地位规约为男人的附庸。基督教《圣经》中的创世纪故事讲述的就是女人（夏娃）是上帝用男人（亚当）身上的一根肋骨造就的。女性的生命都是男人给予的，在思想上更应该听命于男性。“女人只是男人种子的消极孵化器”“，女人与奴隶是同为一类的”，女子不仅是卑弱的下人，而且注定要一生劳苦、侍奉男人。其次，女人是“原罪”。修昔底德说：“假使创造女人的神存在，我要寻出他的住所，去和他说，他是罪恶的毒害的创造者。”在西方神论文化中，妇女不但声音被压抑，而且妇女的言说被视为原罪，被看成人类堕落的根源。如《圣经》中有如下表述：是夏娃引诱亚当吃了伊甸园里的“善恶果”，上帝一怒之下让将人类赶出伊甸园，让男人承受劳作之苦，让女人承受生育之苦，夏娃成了人类承受苦痛的“始作俑者”。孔子在《论语•阳货》中也说：“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柏拉图也曾说：“女人是在世上作恶多端或胆小怕事的男人退化而来的”。女人从诞生之日就被规定了处于依附男人的从属地位。不仅如此，妇女还被看成是生儿育女的工具或恶的诱惑者，”被冠以“污秽”、“不洁”“、邪恶”等称谓。希腊神话中的潘多拉被刻画成美丽诱人的“祸水”，她把各种灾殃带给人类，却留住了人类的希望。亚里士多德则把妇女看作是软弱的、发育不全的人，他说道：“女人的天性就有缺陷”。“原罪”说让女性承受着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压迫。再次，女人是社会的“失语者”。在人类文明史上，中西方妇女虽处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之中，但遭受的政治、经济和性别压迫，其程度不相上下。“三纲五常”牢牢禁锢着中国女性，她们对男性由人身依附到精神依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从一而终”“；夫贵妻荣”；“夫在从夫，夫死从子”等观念，使中国女性被“父权———神权———族权———夫权”所束缚。西方女性在二战之前活动的范围也仅是家庭而已。社会地位的卑微，决定了女性在社会话语权上的丧失，女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作为社会的“失语者”而存在的。

二、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

社会意识形态虽然能剥夺女性在公共面前言说的权利，但是不能控制女性个体内心情感的变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女性文学从抒发长期被压抑的个体情感出发，让世人感受到女人的存在，进而提升到作为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以及作为“女人”的特质与情感需求的表达。这主要体现为女性文学的发展，该过程大致有以下几个阶段：一是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期。纵观中外女性文学作品，在女性最初的创作时期大都是对女性个体情感的抒发。如卢隐的《海冰故人》、萧红的《呼兰河传》等都是对女性个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境遇的描写，书写的是女性个体情感的变化。二是女性群体意识的表达期。女性作为社会工作者身份出现，本身就是女性独立的一个重要标志，自立后的女性又承受着怎样的苦痛，她们在追求个体解放的道路上又遇到了怎么样的遭遇，作为社会群体的女性又如何在社会上生存。女性文学走过了个体生存境遇的抒发期之后，开始进入女性作为人类社会另一半群体生存问题的思考阶段。如谌容为我们书写了作为医生的陆文婷的生活（谌容《人到中年》），张洁为读者书写了作为知识分子、工人的情感困惑（《方舟》）。在这些作品中，女性在争取自我独立身份中苦苦挣扎着，但我们已经感受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女性作家已由抒发“小我”情感变化，进入“大我”生存的思考。三是女性性别体验的书写期。女性文学在历经了抒发个体生存境遇与表达群体意识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在书写的领域也开始涉足被“难以启齿”的性生活。女性作为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的体验被真实地书写。如王安忆在《小城之恋》中对一对舞蹈演员的性需求的描写。还有一段时期部分女性作家采用的“身体写作”的方式，让女性作为人的个体体验被真实地表达。还原了女性在社会性别与自然性别中的真实面貌。虽然，个别女作家的作品引起了文学评论的“热议”，但女性体验书写，让女人真正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女性主体意识更加强烈，女性开始更多地关注心理感受。女性在社会性别和自然性别中逐步摆脱了“玩偶”境遇。

三、女性文学的价值

一、女性写作的勃起

中国文学创作在经历“”十年后走向它的兴盛期。一时间人类压抑多年的思想被放飞，大量的作家作品不断涌现，文坛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女性文学也颇为兴盛。女作家们开始关注女性自身问题，描绘女性所拥有的两个世界即外部世界和女性自我世界。张清，“”结束后，以《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等一批作品步入文坛。其中《沉重的翅膀》是刻画新时期改革者、创业者的形象，它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所写的一部关注社会问题的小说。在此之后的一阶段，张洁主要致力于爱情、婚姻视野下的女性命运思考。《祖母绿》中，善良纯洁的曾令儿为一个所爱的怯懦男人奉献了一切：“政治前途、功名事业、平等自由、人的尊严”，可是自己却没有从自己的奉献中获得来自恋人的…丝安慰。《七巧板》则从另一角度探讨了妇女解放问题。女主人公金乃文曾受过现代高等教育．但不幸的婚姻使她最终认同了传统道路，放弃J『j宦求幸福的勇气。成为一个节妇烈女。《方舟》通过三位离婚寡居的中年女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遭受的各种冷遇、侮辱与打击，沉痛地揭示了传统伦理观念对于离婚女性或显或隐的迫害与歧视，有力地呼唤着女性尊严的重新树立与观念道德的进步。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作品《日子》《红蘑菇》《上火》《她吸的是带薄荷味的炯》则不仅关注女性生活、女性情感，而且将男性社会的种种卑劣与丑陋的行径无情地暴露出来，以消解男性中心活语，从而为女性赢得尊严与权利。湛容的一部《人到中年》淦释了“”后职业女性所肩负的_丁作和家庭双重压力。小说主要描写的是中年女医生陆文婷因长年超负荷地工作而几度濒临死亡的悲剧。小说呼吁社会各界人士来关心长年处于工作岗位前沿的知识女性，是一部具有极强社会意义的小说。后期《褪色的信》《错!错!错!》《杨月月与萨特之研究》《懒得离婚》等则是强调爱情的现实性，谌容总是力图规劝主人公们要正视现实，而不要把爱情诗意化，要踏踏实实地过日子，作品深刻地显示了女性的生存与情感困境。张洁与谌容的女性作品是1949年后最初显露女性主义意识的作品，表现出了女作家们对现实生活中女性问题的最初探索。王安忆，无论是从她2O世纪8O年代文学作品，还是从她90年代的艾学作品来看，都一直在着力刻画女性形象、关注女性问题，用她的性灵和女性独特的感受去描绘各类女性。王安忆早期的“雯雯系列”较为真切地表现了女知青在插队及返城以后的经历与心理情感方面的变化，构筑了一幅纯美的女性世界。1984年以后，王安忆的小说创作进入了一个新境界，以较为深刻的视角更多地关照社会、人与情感，她在这一时期创作的《小鲍庄》是“寻根文学”的代表作之…。之后的“恋”——《荒1lj之恋》《小城之恋》和《锦绣谷之恋》，以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感性的笔触来描绘女性的私人生活，这是女性作家“”后首次坦然地创作以题材为主的小说。题材的出现冲击着中国妇女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王安忆曾说：“在中罔传统文化中不可能用审美的态度对待陛’。”她用女性特有的视角关注女性的生活，给生命以美感《叔叔的故事》和《长恨歌》有着明显的女性自审意识。《叔叔的故事》中，活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叔叔变成了一个肉欲主义者，叔叔是大姐与小米共同创造的，作者用女性话语篇构了男性中心的神话，从而突出女性的自我意识。在王安忆看来，“有两类作家在写爱情。三四流作家在写，是鸳鸯蝴蝶类的言情故事；二流作家不写爱情，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难以跃出言情小说的陷阱，所以干脆不写了；一流作家也在写，因为要真正地写出人性，就无法避开爱情，写爱情就必定涉及。而且我认为，如果写人不写其性，是不能全面表现人的，也不能写到人的核心，如果你真是一个严肃的、有深度的作家，性这个问题屉无法逃避的。”②从王安忆塑造的女性形象上看，她所关心的女性不再是社会生活中女性的生存状态，而是比张洁和谌容更深入一．层，将视角放在女性自身，包括女性自身的内在意识和私生活等方面，作家以女性视角从女性自身来反映女性问题。

20世纪90年代成名的女作家群有两种不同的创作倾向。一是以陈染、林白为代表的被认为是具有典型女性主义特征的个人化、私语化倾向。这是一直以来最有争议的一脉。她们从性别自觉过渡到了话语自觉，被认为是中文学中反传统的代表。这种反男性经验写作的真正“女性叙事”，被看作是法国埃莱娜•西苏“躯体写作”理论在中国的体现。她们遵循着西苏的言说，“我从未敢在小说中创造一个真正的男性形象，为什么?因为我以躯体写作。我是女人，而男人是男人，我对他的快乐一无所知。我无法去写一个没有身体，没有快感的男人。”e昕以她们的作品清一色以女人为主，写女人自身。陈染，从《嘴唇里的阳光》《在禁中守望》到长篇小说《私人生活》，作品中的女主人公在低垂的窗帘、昏暗的浴室、模糊的镜子前，喋喋私语、自恋自慰的景象比比皆是。林白的《守望空心岁月》《子弹穿过苹果》《回廊之椅》等小说则写女性同性恋、自恋、恋父等近似病态的女性内心世界，作者对此直言不讳，将私生活撕碎给读者看。《一个人的战争》更是把一个女人的成长历程中令别的东西渲染到极致。陈染和林自等女性作家将目光投向更私人化的女性世界，将女性文学引入女性的私人空间，在作品中注入对自我身边琐事的咀嚼，更能突出女性特点，以女性的角度去抒写女性的个人世界，完全突出女性写作的个性。二是以徐坤为代表的解构性女性写作。徐坤放弃了对女性身体的热爱与自恋，而是将视角转向男性世界，用解构男权社会的叙事来彰显女性主义。《白话》《斯人》《狗日的足球》《厨房》中，作家通过日常生活来体察男权社会的强悍与冷酷，于不经意间揭穿男女平等的真相，暴露男性主流社会的内幕。《狗日的足球》中的女主人公柳莺，不自恋，是一个很平常的女子，她爱足球是受男友影响，她表达自己感情的话也是男人创造的，“这个世界根本没有供她使用的语言，所有的语言都是他们发明来攻击和侮辱第二性的，所有的语言都被他们垄断了。”徐坤的女性文学不同之处就在于她并不直接弘扬女性，而是在解构男权社会的同时暴露身为女性的脆弱和无力反抗．其他女性作家像张欣、毕淑敏等更侧重地通过现实生活来反照女性世界的困惑与无奈。还有铁凝的《玫瑰门》、池莉的《怀念声名狼藉的日子》等都从不同的角度来写自己所关注女性生活的一个层面。如此多的女性作家都在以自已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女性世界的理解和关注，大力推动了女性写作的发展壮大。如此壮观的中国女性写作实践诠释了女性作家对女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深层体悟，这是女性作家内心深处对女性这一性别的格外观照，也为男女平等的社会画上问号，同时呼吁着更多的女性走向自我解救之路。中国的女性写作是在没有类似西方女权运动的情况下，女性作家处于自我的性别意识和关注弱势群体的责任感，依据中国现存的女性问题自觉地走向女性文学创作。从而为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它和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深刻影响一起构成了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两个主要的思维来源。

二、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萌生

在中罔，一提到女性主义就会引起部分女性作家的反感。丁玲曾说“我只卖文不卖女”，张洁则强调“我是人不是性”，崔卫平也表乐不希望在“女性”后面加上“主义”来强调这种暧昧的身份。回顾中圈女性文学的发展历程，“女性主义”一开始就已经有了它特定的本土文化气质。概括来讲，中国的女性主义主要体现在中国女性作家所创造的、能从自我的生命体验出发、自觉维护女性尊严、抒写女性的自我意识、关心现实种种女性问题、追求独立人格、体现女性自审意识的文学作品中。如果按此定义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那么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产生了中国式女性主义小说。文学作品中的女性意识是由“争做人”到“争做女人”开始体现出来的。苏青的《结婚十年》和张爱玲的《金锁记》都是中国式的女性主义文学创作的典范。她们大胆地描写包括内心情欲在内的女性欲望，揭示女性生命的苦闷与压抑状态，冷静地关注爱情，女人、女人性，强调、爱情的物质性，审视自身的自恋与自卑，有着强烈的内在自审意识和自我性，在男权社会中勇于追求独立人格，捍卫女性利益。而进入八九t年代，女性作家则从女性社会地位、人格、、生存价值、婚姻等多个层面去发展、丰富中国的女性主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则是一种文化思潮，或一种批评方法。它也是女性主义批评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其任务是创立新的写作及批评的标准，指导女性写作及阅读。乔纳森•卡勒在《作为妇女的阅读》中表述，“女性主义批评当然也关心其他的许多问题，尤其关心妇女写作的特殊性和女性作家的成就。”@肖沃尔特认为，女性主义批评，“关心作为本文意义的生产者的女人，探讨女人创造的文学史、文学主题、文学风格以及文学结构。其主题包括：女性创造力的心理机制、语言学和女性语言问题，以及个别或集体的妇女文学生涯的轨迹，当然也包括对特定作家和作品的研究。”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尤其关注的是妇女写作中女性意识的呈现及女性作家的个人成就，这些都是出于女性文学发展及女性利益而考虑的。根据肖沃尔特的概括，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包含两大任务，一是女性主义评论(feministcritique)，即“女性阅读”研究，它的批判指向涉及到迄今为止的一切文学现象。二是“女眭批评家”(gynocritics)，即“女性写作”的研究，主要涉及女性作家及其作品。⑦目前，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主要停留在对“女性写作”的研究上，涉及的也是女性作家及其作品的研究，同时对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它不仅是女性主义批评家的事业，也应该是关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男性评论家的事业。在中国，较早出现关注西方女权主义文学批评的文章有谭大立的《理论风景中的一个经验孤儿——西方女权主义批评的产生和发展》，李小红的《英国女性文学的觉醒》，王逢振的《关于女权主义批评的思考》，朱红的《“女性主义”批评一瞥》等文。朱红在1981年《世界文学》第四期上了《美国当前的“妇女文学”(美国女作家作品选)》，1983年又发表了《美国女作家短篇小说选》。这些著作都是最初将西方女权主义译介到中国的源起，它使中国的批评界看到了西方女性思想的更为广阔的视界。在此基础之上，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开始萌生。

三、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

论文摘要：根据广泛搜集来的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史料，本文探讨了明末心学、婚姻和母教以及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和女性文学兴盛的关系，认为心学、婚姻和母教为清代桐城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机会和条件，而桐城特殊的文化氛围是女性文学创作得以积淀并传世的主要原因。

论文关键词：清代；桐城；女性文学；原因；

桐城向称诗歌之乡。据《桐山名媛诗钞》记载，清代以降，桐城有女诗人近百家，吴希廉所辑《桐山名嫒诗钞》序言中云：“吾桐白昔多性癖耽吟之士．而闺阁中亦往然。……我朝选闺秀诗者有王西樵《然脂集》，陈其年《妇人集》，胡抱一《名嫒诗抄》，汪仞庵《撷芳集》，……其以女史选诗者则有王玉映《名媛诗纬》，恽珍《浦正始集》，吾乡方唯仪则《宫闱诗史》，未闻辑一隅闺秀诗至有百余家者。”清代桐城女性诗歌创作之浩繁。成为整个桐城诗歌创作中别具一格的一道风景，是桐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探究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形成的原因，首先应该从明末清初整个社会思潮变化的背景出发。

一、明末心学思想的传播与桐城女性文学创作的关系

影响明代士人风气的一个特殊因素是心学对理学的冲击，宋学经明初政府的大力推动，一时形成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的局面。从朱元璋建国到正德时期，(1368-1506)年，是明初文化的保守期，与明初严密的政治统治相适应，在思想文化领域内，学术上承袭元代，尊重程朱理学。有人曾这样记叙明初思想界的状况：

“明兴，高皇帝立教著政，因文见道，使天下之士一尊朱氏为功令。士之防闲于道域，而优游于德囿者。非朱氏之言不尊，”从正德至万历中期，(1506--1602)，是人文注意思潮兴起的市民文化期，随着王阳明“心即是理”的学说大兴，宋儒包办、政府选定的对儒家经典的解释，除了供科场之用外，不在对士子的行为发生有效的规范作用，在传承方面，王学倡导的自由的书院讲学风行之后，游学大兴，官办学校为之一虚．士人不在学校而到山水坊院之间去“致良知”了，正如明史中所说：“嘉隆之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所谓“致良知”学说，认为“喜怒哀惺爱恶欲，谓之七情。七者俱是人心合有的，……七情顺其自然之流行，皆是良知之用。而且良知人人皆有，虽众人、贤人、小人没有区别。”嘲§董梦石跟晚年的王阳明学道，一次出游回来告诉老师，：“今日见一异事，……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王艮出游归，也发现满街人都是圣人，王阳明说：“你看满街人都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翻由此可见，王阳明学说，大大取消了圣人、小人的道德和本体上的距离，这对于与小人并列的妇女是有利的。而且他的良知是融合着“性、情、理、欲”的浑沌未分的“一点骨血”，其中“主真”“主情”“主欲”说与文学关系甚密，而真、情、欲往往被认为是与妇人、女人性近。妇女解放是衡量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晚明妇女解放思想的萌芽，有待于礼教这根绳索的松动，而这种松动在理论上是由李贽完成的。

论文摘要：《中国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1949》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演变历程，结合叙事学、新批评的方法，回归文本，挖掘隐含于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

论文关键词：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文本细读；丁玲

捧读常彬的学术著作《中围女性文学话语流变1898一l949》，为她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为她典丽舒缓的语言评述所深深敬佩。若不是在浩如烟海的作家作品中埋头细读，若不是在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和研究资料巾思考求索，若不足洗尽铅华的精心奋笔疾书，学术界是不会有如此厚重殷实的著作问世的。

一、运用女性文学批评，还原历史真实

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传入中国，肩负着中国文学学者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常彬的论题运用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以史为线，以论为主，融会中西的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研究，从宏观把握和个案透析并重的角度探究20世纪前五十年中国女性话语的发生与发展、变化与特点、凸现与消隐的演变历程，挖掘隐含十现象之下的社会历史文化等多重成因，审视女性文学创作的价值和地位。“女性土义文学批评并不仅仅是另一种批评方法而是再现所有的批评都未曾顾及的另一半的历史的真实’的尝试。”…使我们了解到现代文学历史真实的丰富与多样性：从“历史境遇巾的‘空白之页’”到“浮出地表的灿烂星群”。高尔基说：“文学家的评论，应该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燃起思想的熊熊炬火。”著者不止步于对文学发展状况的客观梳理，还运用社会学批评方法，从历史社会状况、政治经济制度等方面去探究这一文学现象的缘由。“文学的确不是衽会进程的一种简单的反映，而是全部历史的精华节略和概要。”我们从中清楚地看到文学史另一半真实面目及其发展的来龙去脉。

二、经典文本的细读富于创见性的评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