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种养技术范文10篇

安徽省青阳县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四季分明、雨量充沛，境内天然水系交织发达，发展稻虾共作种养模式优势很大。该县以“小龙虾进稻田”为载体，将传统稻米生产与水产养殖有机结合起来，发展生态高效可持续农业，利用虾为稻增肥、除草、松土，稻为虾供饵、遮荫、避害，减少使用农业投入品[1]，形成了互利共生的循环农业模式，提高了稻米和龙虾的产量品质，实现绿色环保和经济效益双丰收。据2016年调查统计全县稻虾共作种养面积达到1000hm2，发展势头强劲。

1模式原理

稻虾共作种养生态农业模式是利用龙虾和水稻生长季节对水分要求以及养分需求的互补原理，在种养过程中龙虾吃食水稻秸秆、水草、水生昆虫、幼虫、虫卵等，减少水稻病虫草危害，龙虾所产生的排泄物和剩余残饵为水稻提供生物肥料。水稻收割后秸秆返田，通过旋耕改善了土壤结构，提升了地力，促进了土壤水蚯蚓的生长，灌水后腐熟的秸秆，使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为龙虾提供了最佳饲料，实现生态循环利用，减少了化肥农药使用，获得绿色稻米和优质龙虾。

2模式设计与配套管理

2.1选址要求。应选择水源充足，排灌方便，保水能力强，生态环境良好，土壤肥沃的稻田，尤其沿河的低洼田更好，面积大小不限，最好以3~6hm2为一个单元，同时还要求交通便利，电力实施有保障。2.2大田设计与管理。2.2.1开沟筑埂。沿田埂内侧四周开挖环形养虾沟，沟宽2m，深1m，环形养虾沟离田埂2m远，拐角处最好呈弧形。面积较大的稻田还要在田中间开挖“十”字形或“一”字形田间沟，沟宽1.5~2m，深0.6~0.8m。环形沟和田间沟面积约占稻田总面积10%~15%，利用挖沟的土加宽、加固周边田埂，埂面宽1~2m，高出田面至少0.8m[2]，以防渗水或坍塌，同时也要做好防止龙虾逃跑事项。2.2.2控制水质与水位。水质应符合健康养殖要求，小龙虾对重金属以及敌百虫、菊酯类杀虫剂非常敏感，应严加注意。龙虾越冬前的稻田水位应控制在30cm左右，越冬期间应提高水位至40~50cm保温；春季应降低至30cm左右提升水温，夏季水温过高应将水位逐步提高至60cm左右达到降温的目的。2.2.3种植水草。虾沟内栽植水生植物如伊乐藻、轮叶黑藻、马来眼子菜等，水草水面约占虾沟面积的20%~30%，以零星分布为好。2.2.4除敌害生物。威胁小龙虾生存的敌害有水娱蚣、水蛇，水老鼠等。放养前须用生灰石(50~75kg/亩)泼洒，清杂除害。进水口要用20~40目沙网过滤，排水口也要用密网围住以防敌害侵入，平时勤巡查及时清除田内敌害生物。2.3模式流程设计。1~3月田中灌水耕作促秸秆稻草腐烂，促进水中浮游生物大量繁殖；3~4月放养龙虾；4~6月投饵饲养；4~8月捕捞商品龙虾售卖；6~11月水稻种植，稻虾共生；12月旋耕灌水促稻蔸稻草腐烂(见模式流程图1)。

3模式核心技术

摘要：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已成为洱海保护治理的重要措施，通过科技创新，稻田综合种养，有效减轻农业面源污染负荷，探索农业产业转型升级新途径，助推洱海保护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关键词：科技创新；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绿色食品牌

为深入贯彻落实对洱海保护治理重要指示精神和云南省政府关于“采取断然措施，开启抢救模式保护洱海”的部署要求，深入强化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全面推进“三禁四推”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措施，全力破解农业面源污染防控难题，有效减轻农业面源负荷，促进洱海保护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双赢，积极探索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新途径，以科技创新助推洱海保护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1统一思想，创新思维

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精神，始终牢记“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的重要指示精神，创新理念，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打造“绿色食品牌”的部署要求，以生态种植、质量追溯、品牌建设为抓手，全力构建人与洱海保护和谐共生的农业发展格局，推动形成绿色生产方式，走出一条产出高效、健康绿色、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农业绿色发展路子，实现洱海保护治理与农业绿色发展双赢。大理荣江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积极响应上级党委、政府的重大决策，与大理州农科院等科技部门密切配合，结合洱海流域农业面源污染治理，集思广益，高度统一思想，创新思维，创新科技，秉承“绿色、创新、务实”发展理念，奉行“生态优先、质量至上、产品安全”的发展宗旨，园区紧紧围绕洱海生态环境保护，以“资源利用节约化、生产过程清洁化、产业链接循环化、废弃物处理资源化”的循环农业发展路径，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加快农业现代化步伐。按照“整体、协调、再生、循环”的发展原则，走“资源节约、环境友好、产出高效、产品安全”的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之路，以科技创新走出了一条助推洱海保护农业面源污染，提升农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好路子。

2科技创新，助推农业产业转型升级

［摘要］随着生态经济的不断发展，种养循环经济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新方式。种养循环经济是在农业和畜牧业的基础上，通过种与养结合的方式实现农业与畜牧业产业化与规模化的发展。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种养循环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意义，并对种养循环经济本身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提出相应解决策略，以期为种养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关键词］种养结合；循环经济；生态经济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农村生态文明建设成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方向之一。农村种养循环经济建设是农村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是彼此分割的，互不相关。故此，转变农业与畜牧业之间的发展模式，实现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有机统一是至关重要的。

1生态伦理背景下发展种养循环经济的意义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在生态伦理背景下发展种养循环经济，建设种养循环经济新模式对当前生态经济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1.1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条件。种养循环经济模式推进了农业与畜牧业的共同发展。采用种养循环经济模式后，单位劳动力既可以承担农业生产活动，也能够同时进行畜牧业养殖活动，能够有效减少劳动力资源的投入，提高农业与畜牧业的生产效率，增加农业与畜牧业的经济收益。同时，农业为畜牧业提供了饲料，畜牧业为农业种植提供绿色农家肥作为肥料，减少了农业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降低了农业生产的成本，增加了农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农村的生活条件。随着种养循环经济的不断普及，最终会形成专业化、规范化、规模化的循环发展模式的农业企业，实现农业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1.2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机统一。种养循环经济模实现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种养循环经济在提高农民经济收益的同时也带来较高的生态效益，转变了过去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方式。过去的畜牧业生产需要大量的水资源处理牲畜粪便，同时排放大量的污水，有些污水直接排放到河流，污染河水。养殖户周围臭气熏天，过往行人掩住口鼻、奔跑而过。种养循环经济模式将畜牧业的粪便做沼气的原料，通过一系列无害化处理输出沼气，然后将其余残渣作为农业生产的肥料，这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农药和化肥的使用，解决了土壤问题。这种模式不仅节约了水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少了环境污染。1.3创新农业发展模式。种养循环经济模式是农业与畜牧业的有机结合，摆脱了传统农业与畜牧业分离的状态，由传统的分散生产转变为集中化、机械化生产。种养循环经济模式能够优化资源配置，创造生态效益，减少畜牧业饲料原料的投入，降低了生产成本。此外，在种养循环经济模式下的畜牧业产出也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提高，且肉质更为优质，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欢迎。种养循环经济这种新模实现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了农业与畜牧业的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统一。在这个过程中，畜牧业为农业生产提供肥料，农业生产为畜牧业提供饲料，解决了生态环境问题，切实推动了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在种养循环经济发展模式中，国家和政府需要加大资金投入，推动生产方式转变和生产模式完善，重视生态环境，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有机统一。

2生态伦理背景下种养循环经济存在的问题

2017年，农业部（现为农业农村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指出要全面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不断提升种养结合水平，构建农牧循环的可持续发展新格局。2018年，国务院《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再次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种养结合循环农业，促进养殖废弃物就近资源化利用。可见种养结合已成为官方公认的治理畜禽粪污的重要突破口。在已有的种养结合治理类型中，有第三方机构参与的集中处理模式[1]，也有种养户直接合作的种养就近消纳模式[2]，还有种养户为同一市场主体的种养一体化模式，其中，以家庭农场为代表的混合农畜生态系统能够降低交易费用已经在国外得到印证[3]，而国内松江种养结合家庭农场已经成为种养一体化的成功实践。学者也对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进行了较多研究，认为其找准了种养“结合点”，解决了种养生产经营分离、粪尿还田利用难协调的问题，在降低种养成本、稳定粪肥来源和销路、实现种养业相互衔接、保障畜禽粪污充分利用方面具有明显的距离优势和经济优势[4-5]。但种养一体化治理畜禽粪污在理论上到底是否合理，在实践中是否还有其他类型，还存在哪些问题及困难，是否适合广泛推广，适用条件有哪些等仍然需要更深入地调研分析。鉴于此，本研究在理清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运行机理的基础上，利用全国不同区域的6个调研案例，探讨我国采用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存在的问题以及背后的根源，继而分析该模式在区域层面推广的适用条件，为我国畜禽粪污治理提供实证建议。

1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理论探讨

1.1种养一体化模式的历史演变。我国自古以来就有种养结合的农业经营传统，《汉书•龚遂传》中记载：“劝民务农桑，令口种一树榆，百本薤、五十本葱、一畦韭，家二母彘、五鸡”。《沈氏农书》强调“种田不养猪，秀才不读书”。种养结合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在提供畜产品的同时，也为种植业提供了必要的畜力和肥料。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发展养殖业还是种植业最有效的积肥途径。1957年的《农村工作条例修正草案》明确规定，公社必须配备养殖用地，社员必须将私养畜禽的粪肥按级论价上交给所在生产队，农村缺煤、缺电时期，畜禽粪污制沼气受到高度推崇。1978年以后，随着种养专业化、规模化程度的提升，种养区域布局隔离，以及化肥工业的迅速发展，种养脱离现象产生，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范围和效果也开始受限。1.2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理论价值。种养一体化模式是指养殖户通过承包或租赁获取种植土地，通过种植饲料和经济作物来消纳自家养殖所生产的粪肥、沼肥、商品有机肥等畜禽粪污肥料化产品，以实现治理畜禽粪污的目的。从交易费用角度看，与种养就近消纳模式、集中处理模式等其他种养结合模式相比，种养一体化模式中种养户间纵向关系最为紧密，畜禽粪污在种养业间实现空间和时间上的迅速转移，交易费用最低。从种养户的成本收益角度看，养殖户需要额外支付消纳土地的获取成本和种植产品的产销成本，但降低了种养成本、寻找消纳渠道的交易费用、被政府处罚的风险，增加了种植收益和政府扶持的可能性，种养户会根据自身实际成本收益来衡量是否采用种养一体化模式。从市场失灵角度看，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社会效应和生态环境效应相对大于经济效应，这些正外部性效应应得到政府扶持；同时，种养一体化模式改善的生态环境效应为全社会共享且具有消费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这些公共物品性及其农业的弱质性使得种养户难以同时承担起自身发展、提供更多更好农产品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重任，需要代表公共利益的政府介入监管。1.3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运行机理。从理论价值探讨可以看出，种养一体化治理畜禽粪污涉及的参与主体主要有养殖户（种植户）和政府两方，其中养殖户（种植户）承担畜禽粪污处理和消纳责任，具体包括在技术方式上通过肥料化或能源化将畜禽粪污加工成粪肥、沼肥或商品有机肥还田，在运营方式上承包或租赁周边农地用以消纳肥料；政府应通过一系列法律、行政、经济等手段对养殖户（种植户）进行监督管理和扶持（图1）。基于理论分析，本文拟从技术方式、运营方式、政府支持和成本收益4方面剖析调研案例中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运行特征、效果、困境及适应性。

2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实践特征

2.1案例选择与数据采集依据。课题组以2018年县级农业部门主管负责人轮训班第三期畜牧业绿色发展班为依托，发放参训县畜牧局长学员问卷，摸清遍布东、中、西部的100个县域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及其种养结合治理模式情况，再结合课题组前期研究成果，综合考虑自然条件、经济条件、种养结合程度、政府监管，在全国范围内挑选6个具有代表性的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案例，并于2018年4—8月进行实地调研和案例访谈，近距离了解6个案例的真实运营情况、存在的问题及困境等。访谈对象涉及县级畜牧主管部门和种养经营主体的相关负责人等，总人数超过25人。选择这6个案例的原因是：①养殖户成为种养统一的市场主体的主要途径是承包农地和流转租赁农地，所选案例囊括了目前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常见实践类型；②案例所在地区的地方政府支持力度各有差异，区域地理环境有北方和南方，也有城郊和乡村，符合我国种养经营主体的分布趋势，将社会、自然诸多环境条件纳入研究范围并体现到模式中，呈现出运行效果和成本收益的差异性或相同性，其研究思路有助于全面考察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适用性和推广条件，对其他区域具有参考价值。2.2案例运行特征描述。根据其运营状况，6个案例的基本特征见表1。案例1是上海市松江区的夫妻两人承包村集体的农地，经营300头存栏育肥猪和100亩有机水稻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育肥猪由养殖企业或养殖合作社以支付代养费的方式统一收购，获得有机认证的水稻由签订产销合同的农业公司收购。生产期间由专业合作社提供饲料兽药配送、肥料施用、农产品种植等一系列技术服务支持。为满足有机水稻标准，家庭农场以堆放发酵、水肥一体化等方式将生猪粪污制成粪肥，再通过管道以喷灌或淌灌的方式施用。地方政府为鼓励该种养结合家庭农场模式，推动大范围土地流转确权，按国际经验和松江区以水田为主需肥量较旱田少的特征，要求家庭农场按照1亩水稻2季种植配套3头猪产生的粪便为标准以地定畜。该案例通过为家庭农场提供农业技术指导、农业生产资料配送、外围沟清理、农机作业等服务，保障家庭农场与相关合作社和相关公司之间协作畅通，水稻不仅获得有机认证还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升了畜禽粪污资源化产品的经济价值。案例2是大型集体性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被誉为“中国最美猪场”。2014年村集体鼓励120多户村民以土地、资金入股，每年按照出资比例给予分红，又以1200元/亩的价格流转1万亩农田，先后成立自繁自养育肥猪场、有机肥加工厂、蔬菜果品基地。生猪粪污生产成“三沼”产品，沼液的一部分通过地下管道输送到自建的500亩川鹿现代农业示范园喷雾，另一部分输送到自建的川鹿生物有机肥厂加工成商品有机肥，灌溉流转来的万亩有机农业生产基地。蔬菜瓜果种植基地对粪肥和商品有机肥需求量大，产出的生猪和绿色农产品受到江浙地区消费者的广泛欢迎，每年该家庭农场的蔬菜瓜果种植基地能够节约农资成本200万元以上。案例3是在一家集餐饮、旅游、休闲于一体的生态农业园中，以夫妻及子女为主要劳动力的种养结合家庭农场。该农场以1000元/亩•年的费用从生态园流转1000亩土地。2017年存栏1万头生猪，采用运行10年的沼气工程，沼气免费提供给生态园住宿餐饮用电，沼液通过管道、沼渣通过运粪车施用到自家经营的农地（400亩玫瑰、600亩马铃薯和中药材）。该农场沼气建设投资500万元（政府补助300万元），运行成本为10万元/年，沼液和沼渣还田使每亩地节省250~300元肥料费用。2018年该家庭农场仅生猪养殖和玫瑰种植的净收入就达到200万元。案例4属于集饲料加工、种猪繁育、商品猪养殖、生猪屠宰加工、冷链配送、清洁能源为一体的大型农业集团分公司。该企业年出栏育肥猪60万头，建成4个沼气厂、1个四级沼液池，每年产出安全优质沼液肥65万t。目前沼气已上网发电，沼液和沼渣施用到流转的1.8万亩有机稻米田中。多余沼肥用于5个合作社、96个种植大户、21个养鱼大户建立的11万亩沼肥种养基地（其中水稻3.5万亩、小麦2.6万亩、瓜菜1.5万亩、养鱼1.5万亩、林木2万亩）。地方政府在农田流转、环保设备补贴等方面给予支持，其中沼气工程建设补贴120万元。从成本收益上来看，沼气工程总投资约3000万元，沼液还田地下管道总投资约1000万元。由于投资成本大，种植有机水稻等收益相对较少，盈利空间有限，更多是为了维持农产品品牌的生态社会效益。案例5是集优质养殖和高效设施农业于一体的大型农牧结合企业。2017年出栏育肥猪约1万头，流转1500亩农地种植水稻、小麦、芦笋等。该公司配备自动刮粪系统、三级固液厌氧发酵储存池等粪污无害化处理设备，根据农用灌溉用水标准生产沼液。60%的沼液灌溉芦笋（作为芦笋前期育苗专用营养肥），其余40%沼液免费送给周边种植户；70%的沼渣自用于种植水稻和小麦，30%的沼渣销售到周边地区。地方政府提倡“一镇一园”，要求每个乡镇配备特色园区，该公司借此机会拿地。目前，该公司环保设施前期投入达3000万元，环保设施运行成本为130万元/年，芦笋每年净利润可达1.5万~2万元/亩，采摘期可达10年，利润颇丰。案例6是大型农业集团的育肥猪扩繁基地，存栏5万头左右育肥猪苗，饲料和兽药均由总公司统一生产配送，严格按照总公司规定规范饲喂环保型饲料和兽药、减少抗生素使用、无害化处理生猪粪污，并在周边流转1万亩农地，种植玉米等青贮饲料作为自用饲料，不仅实现基地内部的生猪粪污闭路循环链条，还降低了养殖成本。地方政府的支持主要体现在依托国家“南猪北养”的政策环境，积极支持农地流转，配备消纳农地。总体来看，这6个案例在资源化利用技术方式选择上主要以肥料化或能源化为主，其中种养结合家庭农场主要选择粪肥简易还田，大型养殖企业多选择加工成商品有机肥或沼肥还田，还田后主要种植蔬菜、果树、花卉、有机农产品等经济附加值较高的农作物；运营方式主要为承包或租赁农地实现种养直接结合；在政府支持上，主要体现在土地流转、社会化服务和资金补贴上面；从成本收益上看，都能获得经济收益的提高或生产成本的降低。需要说明的是，不同经营主体的消纳标准并非严格按照农业部（现农业农村部）颁布的《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存在按已有种养经验施肥的现象；另外，不同养殖品种的粪污产生量、不同粪污处理技术加工成的粪肥量以及不同种植品种需肥量都各有差异，难以细化到具体的技术数据。

3种养一体化模式治理畜禽粪污的困境与适用性探讨

一、生态农业的发展模式

目前，我国农业进入可持续发展的探索热潮。以良好的生态环境和绿色能源开发为特征的现代生态农业应运而生，不仅给农民带来方便，还可以有效的保护生态环境和充分利用“剩余”资源，然而，发展新型农业、开发新能源有其必要性和迫切性。调整农村农业产业结构，采用现代化生产模式，加快园区建设，加大科技创新力度，调整农业经济发展结构，实行山水农业建设。通过示范场（户）的建设分前、中、后三个环节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链，以生物质能的技术原理为依据，全力推进绿色能源的形成和利用。

1.高新技术的内容

1.1主要组装配套技术

为了完善各养殖户、示范区、示范场、示范点种养殖高新技术示范的实施，提高各种养殖基地的种养水平，确保各养殖示范场（户）获最佳经济效益，采用以下配套技术。

1.1.1立体种植技术

在长防天保林业和速丰用材林业的生产技术模式上，各县区农村采用封、育、改、造、管等综合性工程技术手段，以提高森林质量，充分发挥其生态保护屏障的主体功能作用。在经济用材的竹木产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上，主要是采用“企业+基地+林户”的经营体制，以林业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把竹林树林培育和竹木加工业连接起来，从而增加了林农的收入。经济果树林业较有地方特色。南充在历史上被称为“果洲”，以柑果闻名于世上千年。现在还有国家级柑桔生产基地县3个。近10年来，各县市区又大力发展桃、李、梨等夏季水果，以及核桃等干果，它们与柑桔这种秋果一起建立了完整的经果林结构。如此，经果林也收到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生态种养业模式

生态种养业是生态农业中的主要产业，它是把种植业和养殖业紧密联系起来而形成的复合型生态产业系统。种植业作为上游产业，其产品作为下游养殖业的原料，通过一定技术处理，把两个产业联系起来，从而形成多生态位连接的生态产业。南充的生态种养业可以分为两种，一是粮猪种养业，二是桑蚕种养业。

粮猪种养业。近几年，南充有5个县市区获得“生猪调出大县”的国家奖励。在短缺经济时代，南充的粮猪种养业的地位被誉为“粮猪安天下”。目前，各县区都已建立起了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粮猪种养业的循环农业模式。在粮猪种养的技术模式上，它把种粮养猪与环境治理紧密联系起来，做到“以种定养，以养促种；治理污染，强化管控；废弃物料，生化利用”。“以种定养，以养促种”，就是两个产业建立循环链；“废弃物料，生化利用”，则是秸秆和猪粪等废弃物进入沼气池作生化处理，再生出气体燃料和有机肥料。在粮猪种养业的经营模式上，它主要是由产业化经营的龙头企业建立规模化的种植养殖基地来经营。粮猪种养的上述技术模式和经营模式，被称为“南充模式”。而村民户自种包谷、红苕、牛皮菜等作物来养生猪，不用含添加剂的饲料，正在转变为“有机种养业”。

桑蚕种养业。目前，南充有5个蚕桑基地县区，全市有60%的农户栽桑养蚕。历史上，南充是我国四大丝绸生产和出口基地之一；上世纪90年代，被规划定位为“丝绸之城”；本世纪初又被授予“中国绸都”称号。所以说，栽桑养蚕是南充最有特色的生态农业。在技术模式上，先是栽“四边桑”，后是建桑园，采集桑叶以养蚕；养蚕以产茧；其蚕沙既是上乘有机肥料，还可以入中药，通常是蚕农把它用来堆制干肥，冬春之交用于肥桑。这就形成了桑蚕种养循环农业模式。在经营模式上，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现有两种模式。一是养蚕大户带动模式。嘉陵区文峰乡的最为典型。该乡全年养蚕突破万张蚕种纸，农户年养蚕20张纸以上的就有150多户。二是蚕业合作社带动模式。南部县的“先锋蚕业合作社”是其典型。南部碾垭乡的罗先锋以业主身份投资桑蚕种养业，且成立了蚕业合作社，带动当地农户栽桑养蚕，发家致富。

生态有机农产品生产加工业模式生态农业的有机生产方式，它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以农业生态良性循环为基础的新型的农业生产方式。它在生产中不用化学肥料、化学农药、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且对土地要求很高，不能含有重金属污染成分，却要求含有很高的有机质成分。在加工过程中，要求不能污染有机农产品，且不允许污染加工场地之环境。南充的有机农产品生产和加工行业，主要分布在主城三区和西充县。西充县最为典型。

【摘要】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不仅对社会经济起到了强力的助推作用，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方式。作为农业大国，农业是我国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支撑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其绿色、和谐、可持续的发展态势是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根本保障。信息全球化背景下，信息网络技术逐渐成熟，也受到各界的广泛应用。农业的发展也需要与时俱进，为了真正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互联网+农业”的新型发展模式正是顺应时代需求的全新趋势。本文概述了“互联网+农业”的基本模式，并且分析了“互联网+”时代下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旨在促进农业经济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时代；农业经济发展；有效措施；创新

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曾言：“农业是其他技艺的母亲和保姆，因为农业繁荣的时候，其他一切技艺也都兴旺。”我国一直以来都是农业大国，农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产业，农业对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提升人民生活质量、保证社会秩序稳定都有着重要的影响。但是目前农业经济发展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新时期，各行各业都在调整产业结构，但是农业生产模式单一、农产品标准化不足、农村互联网基础差、没有完善的物流链等问题，都在制约着农业经济的发展。互联网的发展与广泛的运用，为农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1“互联网+农业”概述

“互联网+”是一种新业态。一般来说，“互联网+”就是“互联网+传统行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将两者简单的结合，而是利用信息技术以及相关的互联网平台，让互联网与传统行业优势互补，拓宽传统行业的发展路径，以适应新时期社会和人们的需求。它能够充分体现互联网对于社会资源的优化与重组作用，将互联网的新型理念与思维与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相融合，全面提升社会的创新力与生产力。在2016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大力推进‘互联网+’现代农业，应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动农业全产业链改造升级。”这是对于农业生产方式、产业模式与经营手段极大的创新，为农业产业链中生产、经营、管理、服务、物流等环节提供便捷性、实时性、物联性以及智能性，为农业现代化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互联网+农业”能够驱动农业经济发展更加智慧、精细、高效、绿色、可持续，有效提升农业的竞争力。

2“互联网+”时代下推动农业经济发展的有效措施

在全市农业项目建设和技术服务电视会议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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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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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

×这次会议是市委、市政府就全市农业项目建设和技术服务工作召开的一次高规格、大范围的专题会议，也是在全市秋季农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战前再动员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动员组织全市各级各有关部门和广大农业科技人员，以种养业基地建设项目为载体，以科技服务为切入点，深度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力促全市农村五大产业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会上印发了市政府《关于鼓励农业科技人员开展技术承包和技术服务工作的意见》，市农业科学院和名农业优秀科技人员代表作了典型发言，他们在促进农业科技由潜在生产力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过程中出色地发挥了助推器的作用，为全市广大农业科技工作者树立了榜样，他们的做法和经验各具特点，很有推广价值，希望大家认真学习借鉴。下面，我就切实做好种养业基地项目建设和农业科技服务工作讲三个问题。

辽宁省2009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12.41万hm2，占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的2.9%,2010年粮食作物播种面积317.93万hm2。该地区的自然光热资源对于高产和主要作物而言，种植一季有余，种植两季又不足。人均耕地数量已由1949年的0.23hm2下降到2009年的0.096hm2，土地资源的有限性以及人口增长和耕地缩减的压力，导致土地承载能力严重低于人口需求，促使采用立体种养等模式发展低碳农业成为必然之选。

1基本构成单元和特点

1.1基本构成单元

立体种养指在同一土地管理单元上，把栽培作物（如农作物、药用作物和真菌等）和（或）养殖动物在空间上合理组合，实现生产与布局的空间集聚和结构整合效应，是充分利用土地资源和耕地资源的一种有效途径。它是由物种结构（多物种组合）、空间结构（多层次配置）、时间结构（时序排列）、食物链结构（物质循环）和技术结构（配套技术）等基本单元构成的，是一种空间上多层次、时间上多序列的产业结构。

1.2特点

立体种养模式的特点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集约性。通过集约利用土地，实现技术、劳动力和资金的综合效益；二是高效性。通过挖掘土地、光热、水源、热量等自然资源的潜力，提高人工辅助能的利用率和利用效率；三是持续性。该模式能有效减少有害物质的残留，提高农业环境和生态环境的质量，增强农业后劲，提高土地和水体的持续生产能力；四是安全性，立体种养模式注重产品和环境的安全，主要体现在利用多物种组合来同时完成污染土壤的修复和农业发展，使经济与环境协调融合。

为切实加快我镇扶贫攻坚步伐，确保2020年贫困户全部脱贫，实现与全省全国同步实现小康，2014－2020年脱贫攻坚期内，我镇认真贯彻落实省、市相关文件精神，按照市农业产业扶贫工作统一部署安排，迅速开展工作，把产业扶贫作为助推贫困户增收致富的重要抓手，按照“户户有增收项目，人人有脱贫门路”的要求，主推“造血式”产业扶贫，确保贫困人口长期稳定受益。现将脱贫攻坚期内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总结如下：

一、基本情况

市镇地处东部，距市区7.5km，S105省道贯穿全境，幅员面积70.86平方公里，耕地面积55000余亩，土壤80%属于沙石薄土，水系属红岩渠、官、宋、硼尾水段。全镇辖15个村，3个社区，224个村民小组，共24784户50038人。2014年以来，全镇建档立卡贫困户1251户2085人。我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中，患大病和长期慢性病596人，因病致贫459户，占比36.7%；持证残疾人379人，因残致贫269户，占比21.5%；因病因残致贫总占比58.2%。年龄分布：60岁以上1243人，占比59.6%，16岁以下97人。劳动力分布：具备普通劳动力的492人，因病残或年老体弱劳动力947人，不具备劳动力的646人。2014年农业产业现状：种植业以种粮食为主，养殖业以养猪为主，产业较为单一，新型农业经营主体116个，全镇有耕地54000余亩，土地流转10800亩。

二、开展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情况

（一）研究安排部署情况

为确保我镇农业产业扶贫工作任务顺利开展，镇党委、政府下发了《2017—2020年镇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方案》、成立《2017-2020年市级贫困村驻村农技员和农业技术巡回服务小组成员的通知》，明确了工作目标，细化了工作任务，确保工作安排部署到位。为了提高认识，做到规划先行、精准施策、分类推进，全力把农业产业扶贫工作做好、做实，坚决如期打赢农业产业扶贫工作攻坚战，明确了责任分工，我镇将农业产业扶贫工作纳入了年末综合目标考核管理，确保形成“要求严格、责任落地、行动统一、合力共为”的农业产业扶贫工作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