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投资论文范文10篇

发达国家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摘要]“农业资源权”是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就植物遗传资源利益分配的长期较量中提出的重要概念。我国作为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发展中国家，通过国内立法确立农业资源权非常必要。这一权利的确立将对植物遗传资源开发行业的外资企业的既得利益有所影响，而这并不会对我国该领域的外商投资整体产生负面效应。

[关键词]农业资源权植物遗传资源外商投资

因植物遗传资源应用于工商业领域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使拥有丰富植物遗传资源的我国成为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主要投资地。为维护处于弱势的植物遗传资源提供者的正当利益，我国需设立农业资源权，而这种植物遗传资源所有人利益的扩张，将对我国植物遗传资源开发利用相关领域的外商投资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一、何谓“农业资源权”

谈及农业资源权，首先要明确何谓植物遗传资源。根据《生物多样性公约》（以下简称CBD）和《农业和粮食植物遗传资源保护条约》的规定，植物遗传资源就是“植物本身和所有的体细胞与生殖细胞系”。“粮食和农业植物遗传资源”是指来源于植物，对于粮食和农业具有实际或潜在价值的任何遗传材料。

对植物长期种植者来说，因为他们对植物遗传基因的形成与发展发挥着重大作用，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对他们的权利保护及利益分享问题。因而，国际社会提出了“农业资源权（Farmer’sRights）”这一概念。按照联合国粮食和农业组织的定义，“农业资源权”指的是那些长期以来为保存、改良和提供植物遗传资源做出贡献的农民，特别是那些生活在原产地和生物多样性中心的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农民权”。

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同义。本文采用罗剑朝教授在《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1]一书的说法，提出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概念是：“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投放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而形成资产或资本以达到预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的经济活动过程。”罗教授认为，从统计口径上来说，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相当于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再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自然灾害补贴(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使用农村救济费这一数据)。广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加上财政用于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给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支出。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财政支出和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框架内。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依据狭义的概念而来，基本上等同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口径，即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农村救济费这几项之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了财政通过其他间接渠道对农业实施的多种支援与补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采取财政补贴办法优惠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减免农业税，对进口粮食与化肥实行补贴等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农业投资规模是指各个年份或各个时期农业投资的总量。按照本文的统计口径(中口径)，我国农业投资规模在各个五年计划期是不同的，总的趋势是增长的，尤其从“七五”开始，我国农业投资力度明显加快，其累计投资额是“六五”时期的两倍还多，“八五”、“九五”也是成倍增长(见表1[3])。

发达国家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经验

（一）美国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筹措社会资金增加农业公共产品投入。联邦政府直接拿钱支持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科研、科技推广等；联邦政府引导各州和地方政府支持农业发展，如国会有关农业科技推广的法令，联邦政府对接受法律条文的各州提供资金建立农业科技推广组织；财政政策和金融政策的协调运用，以少量的财政资金用于政策银行的资本金和经营费用，使政策性银行吸收大量的社会资金支持农业公共产品投资；财政投资吸引私人投资，如美国的灌溉设施建设、农业科技、科技推广，既有财政投资也有私人投资；运用资金市场筹集支农资金。

明确财政支农重点。以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经济危机为界，在此之前，美国农业尚不发达，财政支农的重点是生产领域，因此财政主要投资于农业水利、灌溉、交通等公共产品；此后，农产品大量过剩，政府财政支持的重点由生产领域转向流通领域，主要投资于农业科技、农产品储备、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等公共产品。

（二）日本的农业公共产品投资

日本农业公共产品投资的经验主要表现在：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工农业良性互动的关系，即工业和农业协调发展，两者相互补充、相辅相成；日本政府对农业的财政投资除部分直接用于兴建农、林、水产等公共产品外，大部分特别是农业固定资产投资是采用补助金及长期低息贷款的方式发放给农民，同时通过补贴利息，调动“民间资本”投向农业公共产品，这就是日本颇具特色的“制度金融”；政府对农业公共产品的投资也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米价支持政策”到80年代的农业基本建设投资补贴再到进入WTO以来的以环境保护为导向的公共投资。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加强了“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政策因素外，农村农业投资提高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历年来，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支配性作用。银行、企业及其它社会团体、机构，甚至个人尽管也有一定投入，但总量上很有限，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还未被调动起来。在投资中，政府投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林、水利及气象服务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教育、科技推广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农村集体投资主要是各级农村组织和乡镇企业为支持农业生产和发展所投入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农户投资主要是农户为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对土地和购置各种生产资料的资金总投入。但从农村当前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农村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投资缺口，政府财政支农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为了顺利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农村投资过程中仍存一些问题亟待改进。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财政支农体系和支农政策经历了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由于财力所限，政府很少对农业进行投入。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主要实行的是农业支持工业的政策，相对于农业为工业提供的剩余而言(主要是以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的形式实现的)，国家财政投入的比重仍然很小。从1978年我国对农村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财政支农体制开始进行了大幅度的改革。这也是目前我国这一时期现行财政支农政策的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资金渠道多，政策覆盖范围广，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许多领域。进入1994年，我国财政体制进行了一次较为重要的改革，那就是开始实行分税制。分税制的实施对我国的财政支农体系产生了较为深刻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上，对于农业投资的影响也体现在地方政府由于财力、目标不同，各地对农业的投入有很大的差异。从1998年开始，为满足尽快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我国政府开始着重建立公共财政体制。在加入WTO后，要求我国农业财政支持体系符合世贸组织的协议规定，我国的财政支农体制向更加科学和符合国际惯例的公共财政体制目标迈进。此时我国国民经济也进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期，即人均GDP首次超过1000美元，工业化进入中期阶段，已经到了工业反哺农业的重要阶段，因此加大农业支持力度，发展农村生产力，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已经成为共识。纵观我国财政支农体系的演变过程，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支持体系经历了一个具有鲜明历史特征的变化过程，对我国农业经济的增长与发展产生了不可忽略的影响与作用。

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财政支农支出虽然有密切的关系，但并不完全同义。本文采用罗剑朝教授在《中国政府对农业投资的增长方式与监督研究》[1]一书的说法，提出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的概念是：“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指政府为了克服市场缺陷在农业生产和经营过程中投放资源(物质资源和人力资源)进而形成资产或资本以达到预定的经济、社会和生态目标的经济活动过程。”罗教授认为，从统计口径上来说，这一概念有狭义和广义两种，狭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的投资相当于财政支农支出中的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事业费再加上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以及自然灾害补贴(由于数据资料所限，本文使用农村救济费这一数据)。广义的政府财政对农业投资是在狭义的基础上，加上财政用于农业科研与教育、农业科技推广、农业环境保护以及给生产者直接补贴的支出。这些都是限定在公共财政支出和WTO《农业协议》所允许的框架内。本文所使用的数据均依据狭义的概念而来，基本上等同于我国财政支农支出中的口径，即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业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业科技三项费用及农村救济费这几项之和。(大口径的财政支农支出包括了财政通过其他间接渠道对农业实施的多种支援与补助，如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采取财政补贴办法优惠供应农用生产资料、减免农业税，对进口粮食与化肥实行补贴等等)。

根据经济增长理论，农业经济的增长来源于生产要素的投入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农业生产率提高对农业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但对于处在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来说，依靠要素的投入来实现农业经济的增长仍然占很大比重，同时也是主要途径；对于劳动力无限供给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短缺资本的投入显然是非常有效的。目前，中国农业的资本投入渠道除了政府以外还有农户和其他私人社会资本。政府对农业投资的理论基础是农业具有准公共物品的性质。显然，农户和其他私人资本的投入对农业增长的作用同样是不可忽略的，但本文只研究政府农业投资中，投资规模、投资结构的状况以及与农业增长的关系。通过对中国转型期(本文指1978年以来，尤其指1990年代以来)农业GDP数据和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结构状况数据的相关性分析，发现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对农业增长有极强的正相关作用，而且不同的投资结构所产生的边际产量不同，所以改善农业投资结构也能对农业增长产生正的影响。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农业投资也对地方农业增长有重大作用，这种作用是十分重要的。研究结果提示我们，导致我国政府农业投资不足和结构不合理的根源在于我国现行的公共财政体制存在缺陷，因此必须从公共财政体制改革和农业投融资体制改革的高度来进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扩大和结构优化调整。

1.转型期农业增长与政府农业投资规模变动分析[2]

中国农业经济的转型期可定义为1978年以来至今的农村经济改革期。自此，中国农业经济开始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全面迈进的步伐。这个阶段也是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重要转折期。与此相伴，中国农业GDP、农业增加值在这个时期以后也发生了巨大变动。农业经济发展水平和政府农业投资规模都空前增长。

1.1转型期中国政府农业投资的规模变动与农业增长水平变化

1投入要素

农业产出的统计指标通常是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包括了农业、林业、牧业、渔业和农林牧副渔业5个方面。吴玉鸣和吴丽萍等在对中国农业经济的相关研究中均采用大农业口径的农、林、牧、副、渔总产值表示农业总产出。陕西省农业生产主要以种植业为主，2004年之前渔业产值很小，副业没有，水利建设投资除了防洪、发电、水保及生态建设等公共服务外，其余主要用于农业灌溉。因此，本研究借鉴Lin经典的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研究，用农业总产值表示农业产出水平。对于农业劳动投入的衡量，应采用从事于农业生产的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但是，农业劳动力的实际劳动时间没有准确数据，只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也没有详细的统计。为便于计算，本研究用第一产业从业人员人数乘以农业总产值占第一产业总产值比重之后得到的劳动力人数代替农业劳动投入。对于土地要素投入通常采用播种面积和耕地面积2个指标衡量，常用耕地指经常进行耕种并能正常收获的土地，不包括坡度在25°以上的陡坡地和临时开发的零星土地；而农作物播种面积指实际播种或移植有农作物的面积，不仅包括种植在耕地上的，还包括种植在非耕地上的播种面积。张元红和石慧等在其有关中国农业经济增长的研究中使用农作物播种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然而，农业上的水利建设投资主要用于常用耕地灌溉，选用年末常用耕地面积衡量土地要素投入更为合适。农业固定资本用农用机械总动力衡量。另外，由于客观上数据缺失问题，本研究没有加入畜力和农用化肥使用量等固定资本。水利建设投资数据完整且易得，并且在水利投资中占据主导地位，因此用水利建设投资完成额来替代水利投资。

2水利投资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检验

陕西省农业总产值与水利建设投资大体上呈现相同的变化趋势。对于时间序列样本数据，直接使用OLS进行估计容易产生虚假回归现象，因此，“伪回归”问题不得不考虑。通过对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水利建设投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经济增长，但具体影响程度和水利投资的实际作用还需要运用实证模型进一步量化研究。

3结论

本研究建立了含有劳动、土地、固定资本和水利资本及其滞后期变量的多项式分布滞后模型，对陕西省1982—2011年连续29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和分析，得到以下主要结论：

摘要：农业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湖北为例,通过对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现状和农民收入现状的动态分析；以及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分析,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指出在各农业投资主体中,农户的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分别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贷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中图分类号：F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3198（2008）10-0256-02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近几年，党中央、国务院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的要求，采取了一系列支农惠农的重大政策。这些政策的落实，加强了“三农”工作，农业和农村发展出现了积极变化，粮食连续两年较大幅度增产，农业结构调整向纵深推进，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农村社会事业进一步发展。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政策因素外，农村农业投资提高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历年来，这些投资的主体主要是国家、农村集体和农户，尤其是国家投资起着支配性作用。银行、企业及其它社会团体、机构，甚至个人尽管也有一定投入，但总量上很有限，投资农业的积极性还未被调动起来。在投资中，政府投资主要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对农、林、水利及气象服务业的基本建设和更新改造投资以及为农业生产服务的科研、教育、科技推广等方面的资金投入；农村集体投资主要是各级农村组织和乡镇企业为支持农业生产和发展所投入的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农户投资主要是农户为维持和扩大农业生产对土地和购置各种生产资料的资金总投入。但从农村当前现实需求来看，我国农村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投资缺口，政府财政支农的作用还未充分发挥出来。为了顺利实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目前农村投资过程中仍存一些问题亟待改进。

一、政府对农村农业的投资

国家财政用于农村农业的支出从1978年的150.66亿元增长到2004年的2357.89亿元，年均增长11.16％。其中增长最快的是支农支出，年均增长12.63％。但是，用于农业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到2003年只有7.12％，2004年才有所恢复，为8.28％。同期，农业务税增长速度快于国家财政用于农业支出的增长速度，年均增长14.23％，因而用于农业支出与农业各税的比值呈下降趋势，1996、1997两年小于2，2003也只有2.01，2004年有所恢复，为2.61。

2006年中央“一号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国家财政支出、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和信贷投放，要按照存量适度调整、增量重点倾斜的原则，不断增加对农业和农村的投入。扩大公共财政覆盖农村的范围，建立健全财政支农资金稳定增长机制。2006年，国家财政支农资金增量要高于上年，国债和预算内资金用于农村建设的比重要高于上年，其中直接用于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的资金要高于上年，并逐步形成新农村建设稳定的资金来源。要把国家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重点转向农村。”

与这一要求相一致，我国财政也正在逐步向公共财政转变，但农村公共产品总量不足、结构失衡、渠道分散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

据表1，1990～2004年我国农业各税为国家财政累计增加收入5961.06亿元。但由于公共产品供给上的城乡差别政策，农村公共产品主要靠农民白筹解决，国家仅给予少量补助，造成城乡公共产品供给水平的巨大差异。据统计，目前占全国总人口近60％的农村居民仅享用了20％左右的医疗卫生资源，农村每千人拥有的病床数仅为城市的32.9％；农村中学生享受到的国家中学教育经费仅占38％；

摘要：农业投资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因素。以湖北为例,通过对各农业投资主体的投资现状和农民收入现状的动态分析；以及农业投资与农民收入关系的相关分析,进而建立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各投资主体的农业投资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指出在各农业投资主体中,农户的投资对农民收入增长的贡献最大,其次分别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财政农业支出和农业贷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增加农业投资,促进农民收入的建议。

关键词：农业投资；农民收入；实证研究；湖北

1湖北农业投资的动态分析

一般而言,农业投资主体包括:政府、集体合作组织、农户、金融机构、大中型企业和外商。对经济欠发达的湖北而言,政府的投入主要是财政农业支出；集体合作组织的投入主要是农村集体固定资产投资；农户的投入包括农户固定资产投资和农户家庭经营费用支出(简单再生产投入)；金融机构对农业的信贷投入,主要是指农业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农村信用社对农业的贷款。

1.1政府财政投入的变化

财政用于农业的支出总额在不断增加,但所占比重却呈下降趋势(见表1)。从总量上看,1991-2005年间,财政对农业的支出以平均每年大约14%的速度递增,大多数年份在绝对数上都有所增加,其中仅有1992年的财政支农支出为负增长。而且财政支农资金年度间增长幅度差不多,从1994-2002年间财政支农支出的比重连年下降，从2003年开始又有所回升，看来从2003年开始政府又开始加大对农业的投入，更加关注农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