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学思想论文范文10篇

中国的传统农业技术体系，或称传统农法[1]，包括两大系统：以旱地为中心的北方农法和以水田为中心的南方农法。两者有共通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在南方农业中，江南农业长期以来处于先进的地位，是最有代表性的。江南农业唐宋以来形成精耕细作技术体系，而第一个对它进行系统总结的是《陈旉农书》。因此，要研究以水田为中心的中国南方农法，尤其是研究南方精耕细作农业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应从《陈旉农书》开始。对于《陈旉农书》，前人已多所研究[2]，本文拟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陈旉农书》农学指导思想——“三才”理论，与《齐民要术》作一比较，从中可以看到《陈旉农书》比前代农书有所前进的一个侧面，也可以反映出江南农法的某些特点。

“盗天地之时利”命题的提出

“三才”理论是在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长期的农业实践的结晶，又反过来成为中国传统农学的指导思想[3]。研究中国传统农学，不能不接触“三才”理论。贾思勰和陈旉农学思想的中心都是“三才”理论。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利，则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入泉伐木，登山求鱼，手必虚；迎风散水，逆坡走丸，其势难）。”（《齐民要术·耕田第一》）在《齐民要术》中，这一精神贯彻到农业生产技术的所有环节中，集中表现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因物制宜的“三宜”原则[4]。《陈旉农书》中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故农事必知天地时宜，则生之蓄之，长之育之，无不遂矣。”“然则顺天地时利之宜，识阴阳消长之理，则百谷之成，斯可必矣。”（卷上《天时之宜篇》）具体到育秧，“欲根苗壮好，在夫种之以时，择地得宜，用粪得理。三者皆得，又从而勤勤顾省修治，俾无旱干水潦虫兽之害，则尽善矣”（《善其根苗篇》）——“时宜”、“地宜”、“物宜”加上人的勤勉——这正是“三才”理论在育秧上的运用。

陈旉在“三才”理论表述上除对前人的继承外，也有所创新，集中表现在“在耕稼盗天地之时利”（“天时之宜篇”）这一命题的提出。“盗天地之时利”一语源出《列子·天瑞篇》：“吾闻天有时，地有利。吾盗天地之时利，云雨之滂润，山泽之产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筑吾垣，建吾舍。陆盗禽兽，水盗鱼鳖，亡非盗也。夫禾稼、土木、禽兽、鱼鳖，皆天之所生，岂吾之所有？然吾盗天而亡殃。”陈旉自号“全真子”，是道家的信徒，接受属于道家的《列子》的有关理念不足为奇；但不应把它简单归结为道家思想的影响或对前人论述的蹈袭，因为陈旉把它作为自己农学理论的纲领。石声汉甚至称《陈旉农书》为“以‘盗天地之时利’为目标的农书”。因此，我们应该从《陈旉农书》所载的农学和农法中去理解它的全部意义。

“盗天地之时利”这一命题的“新意”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比“顺天时，量地利”显然更为积极主动，反映出一种更充分地利用自然界所赋予的光热资源和水土资源的要求。二是以前农书一般分言“天时”、“地利”，陈旉却把它们合在一起，称之为“天地之时利”，这是由于他认识到天时地利的不可分性。三是《陈旉农书》全书突出一个“宜”字，“天地之时利”或称“天地之时宜”，也就是“天地时利之宜”。这个“宜”，反映了从实际情况出发，遵循自然规律的这一根本要求。“宜”与“利”可以相通：只有得其“宜”，才能获其“利”——这是一种符合辩证法的认识。

关于自然规律，《齐民要术》借用《淮南子》“势”的概念，揭示了客观规律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性质[5]。《陈旉农书》对自然规律的某些根本特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自然规律的一个特点是能够重复的，因而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陈旉称之为“常”和“必”，而把与之相对的偶然性称之为“幸”；他认为，农业上遵循的法则应该建立在这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求取其“必效”，而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侥幸成功之上。他主张：“深思熟计，既善其始，又善其中，终必有成遂之常矣，岂图苟徼一时之幸哉！”（《财力之宜篇》）又说：“古人种桑育蚕，莫不有法，不知其法，未有能得者；纵或得之，亦幸而已矣。盖法可以为常，而幸不可以为常也。”（《蚕桑叙》）[6]

摘要:毕业论文在地方应用型农业高校本科人才培养体系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专业兴趣和专业素养的重要载体，也是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以安徽科技学院农科类毕业生为研究对象，得出以下结论:毕业论文改革应以学生为本，积极引导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选题，毕业论文开题时间应提前至大二学期，根据学生发展动向和创新特点而设计不同的毕业论文课题，以毕业论文为载体培育“四型人才”。注重过程和毕业论文答辩考核，逐步构建和地方应用型农业高校相适应的毕业论文改革路径，最大功效的发挥毕业论文对农科人才的培养和支撑作用。

关键词:应用型高校;农学;毕业论文;改革路径

党的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农学类专业越来越受到重视，同时也对农学类本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如何使培养出来的农科人才与当今社会需求高度匹配成为新的时代课题，也是新时代农业高校办学水平的最直接体现［2］。安徽科技学院作为一所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农学类专业是该校传统优势学科，学校高度重视农学类专业的提升改造工作。同样，农学类专业属于实践性很强的学科，而提高学生实践水平的主要着力点之一就是毕业论文设计、试验操作和论文撰写等工作，论文进展的每一步都对学生专业能力的提高起着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毕业论文工作开展的水平关系到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通过毕业论文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本科生的专业水准，是增强应用型高校农学类本科生培养水平和能力的关键。

1毕业论文在农学本科人才培养中的重要地位

1．1毕业论文是培养专业兴趣和专业素养的重要载体。兴趣是做好一件事情的“引擎”，具有恒久作用力。同样，培养专业兴趣也是学好一个专业最有效的途径，而专业素养的形成也是个人发展潜能的重要支撑［3］。学生只有对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才能产生持久的学习动力。本科生要想取得专业技术上的“突飞猛进”，最直接的途径之一就是早日参与导师的科研课题，参与创新性研究，这样在实验室的“熏陶”下才能逐步培养专业兴趣，做到“学一行、爱一行、专一行”。学生在开展科学研究、完成毕业论文课题的同时，会有更多机会与导师和同学交流探讨，从而逐步加深和巩固自己的专业知识，不断调整方向，找到自己的精准“兴趣点”。高水平科学研究是一所高校办学能力和水平的集中体现，各高校都非常重视科技创新工作，国家级创新平台、省校重点实验室在每个高校都被打造成“亮点”，这就为本科生开展毕业论文工作搭建了良好的平台。大学生所处年龄段恰好是创新活力最旺盛的阶段，部分同学可能会迸发出创新的火花，对农业科研产生强烈的兴趣，更加坚定了考研深造的志向，也有部分同学可以通过校企合作等方式完成毕业论文实习，加深了对农科相关企业的熟悉度，为毕业以后从事农学类相关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些毕业论文实习的有力推进和实施，都将对学生专业兴趣和良好专业素养的形成具有重要推动作用。1．2毕业论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农学类本科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毕业论文所涉及的专业知识往往是本科生印象最深刻、掌握最全面的一部分内容。一般来说，农科专业本科生所选择的学科分支开展毕业论文实习，大多也就决定了该生以后的考研方向、就业路径乃至人生道路的选择。农学类本科专业学习科目较多，包括作物遗传育种学、作物栽培学、蔬菜学、果树学、茶学、花卉学以及植物营养学、土壤肥料学、植物病理学、昆虫学、农药学等分支方向，学生的选择余地很大。但是，学生在增加了选择性的同时，也增添了盲目性。笔者通过系统调查发现，虽然学生主修的科目比较广泛，但掌握得都比较肤浅，对以后的就业深造、参加工作等的支撑作用较小。当今许多农科生从未系统了解过“土地”“农作物”“果树”“蔬菜”“肥料”“病虫”等概念。由于缺乏实践训练，他们对教师所讲授的知识不能完全掌握，对农业概况一知半解的学生较多。因此，为增强学生的核心竞争力，毕业论文实习阶段成为本科生加大专业学习力度、“近距离”感知专业、明确用功方向和增强实践的“黄金期”。毕业论文的革故鼎新是提高农学类本科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举措。

2毕业论文改革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我国农业快速发展，传统农学专业的教育模式存在严重弊端，农学专业人才的创新培养是当前之需。培养具有现代社会高水平农业技能和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即是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求。因此，积极探索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模式方法，对传统农学专业进行创新模式探索，建立健全的实践教学构建“产、学、研”一体的课程学习、毕业实习和专业实习为现代农业培养高素质农学专业人才。

【关键词】农学专业;创新模式;实践教学

一、现代农学专业的发展趋势与农学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培养具有现代社会高水平农业技能和综合创新能力的人才即是社会和时代的现实需求。传统的农学专业必须进行自我更新，掌握作物遗传育种领域的理论和技术，融合生物技术、细胞遗传学及蛋白质组学技术，在重要农作物遗传育种改良等重要的一流国际及国内科研院所、学校等单位从事作物遗传育种改良、植物病虫害防治等重要领域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工作，在技术推广和生产经营等工作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应用型复合性人才。

二、知识结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

当前社会世界范围内的农业发生了深刻变化，都市型农业是目前发展趋势。农学专业要培养都市农业型人才，必须注重知识结构复合的人才培养转型。1.师资队伍建设。都市型农业是一种新生事物，教师也需要提高知识层次和水平，掌握都市型农业的发展所需要新技术、新知识。因此，一方面，现有的教师要通过参加进修学习、调查研究，吸收新的技术、新的知识，丰富阅历，提高教学质量。另一方面，积极引进人才，特别是年轻教师，充实师资队伍，形成梯队，更好的完成教学、科研和成果推广工作。2.学科交叉融合，实行学科复合。以农学为基础，结合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蛋白质组学等新兴学科，实行学科复合培养。在学校植物科学技术学院、生物工程与工程学院进行课程设置和授课内容融合。学生可自主进行课程的选修。在农学系作物遗传育种专业第五学期后，增加开设细胞遗传学、基因工程原理、分子遗传学、作物遗传育种学研究进展等新兴学科。学生在传统农学理论的基础上，知识结构更加丰富、知识面更加宽广。为后续的考研深造及科研院所就职打下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3.设置学生素质课堂，定期举办学术报告。提高学生创新素质的关键是非智力因素。定期针对学术问题、正确人生观培养问题进行学生素质课堂教育。每学年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进行专业学术问题报告。一方面，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另一方面，拓宽学生知识面，对国际国内关注的科研进展有比较深入的关注和了解。

一、年度工作的简要回顾

一年来，县科协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重视支持下，积极开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为推进我县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做出了新的成绩。现将主要工作总结如下：

1、切实加强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夯实科普工作的基础。为配合全市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我们加强了乡镇科普活动中心和村（社区）科普活动室的建设。这项工作我们在年年底就进行了安排布置，今年3月6日-10日，县科协和县文明办联合就科普活动中心（室）的建设情况进行了专项督查。从督查的情况来看，各乡镇把这项工作作为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来抓，做到了“四有”：一是各乡镇都有一个50平方米以上，具有图书阅览、科普声像、科普教育培训等三项功能的科普活动中心，悬挂市科协和市文明办统一制作的“科普活动中心”和“科普活动中心管理制度”钛金牌匾。二是有科普电教设备。各乡镇充分整合资源，利用远教站点或多功能会议室的影像设备，积极开展科普活动。三是有一定数量的科普图书。有的乡镇结合文化部门开展的送文化下乡活动，争取市、县新华书店的支持，筹集科普图书。有的乡镇发动干部职工捐献书籍。目前，全县80%的乡镇科普活动中心都有500册以上的科普图书。四是各乡镇都有一定数量的科普活动经费，确保科普活动中心的日常运转和科普活动的开展。

2、开展了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方式”为主题的“科技活动周”活动。今年五月的“科技活动周”活动期间，我们与县科技局等单位密切配合，开展了两次大型的科普活动。一是在路口镇举办大型送科技下乡活动。活动吸引了来自全镇的1200余名农民朋友前来咨询。活动中，我们组织有关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向农民群众宣讲科技政策，现场解答技术咨询，赠送了《水果、蔬菜简易贮藏手册》、《水稻高产栽培技术》、《花卉栽培技术》、《池塘养鱼技术》、《防震减灾法律法规汇编》等科技资料8000余册。二是举办了“科普之夜”广场文艺晚会。

3、大力开展了科普进社区活动。5月22-23日，县科协在镇、镇等地开展了两次科普进社区活动。这两次活动以“倡导健康科学生活”为主题，开展了疾病预防、老年保健和包括地震知识在内的灾害防范常识等方面的宣传、教育和咨询。设置了咨询台，悬挂了科普系列挂图、发放了宣传资料，受到了当地群众的欢迎。活动共发放宣传资料6000余份，展出科普展板20块，接待群众义诊126人次，向社区赠送了价值3000多元的科普书籍。今年下半年，我们配合创建全国文明县城的活动，我们对县城金茂路社区和凉塘路社区的科普设施和开展科普活动的情况进行了检查，对科普活动档案进行了完善和规范，对县城城区范围内的17块“科普惠民”宣传栏的内容进行了更新。并向社区赠送了科普书籍1000多册。10月9日、11月19日，我们还在金茂路社区分别举办了以环境卫生与健康、社区环保为主要内容的2场科普知识讲座，听众达200多人，反响很好。

4、继续举办科普电视专栏节目。科普电视专栏节目是我县科普宣传的重要平台，其主要任务是传播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宣传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这个栏目的开辟，对于促进了全县“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氛围的形成，促进“科教兴县”战略的实施，推动我县的科技进步和全县经济的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今年，我们与中国科协声像中心、县电视台续签了开设“科普大蓬车”电视专栏节目的协议，进一步优化节目的内容，力求播出的内容更加贴近实际。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献搜集类和地方性农书及专业农书类为突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动植物两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营养、病原微生物的知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农业科学，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滞后影响，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个评述。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摘要：我国发展现代化农业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有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立志献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人才，在此过程中需要高校应用型农科人才的供给。在此背景下，人才培养中相关实验课程改革显得尤为重要。生物化学实验作为一门专业基础课，在长期发展中尚存在缺乏综合性和探索性实验设计，以及内容缺乏特色针对性和前沿性等问题，亟须在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进行改革。本文通过剖析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以及高校（院校）农科（农学）教育的相关研究，针对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梳理生物化学实验教学过程中存在的普遍问题，提出适宜的解决办法，充分发挥本课程在农科人才培养中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应用型；农科人才；生物化学实验；教学改革

我国农业经过多年的改革与发展，已迈入了崭新的历史阶段，但依然面临着很多严峻考验。解决诸多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要有一大批掌握现代农业技术知识，立志献身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创新人才。高校开设的生物化学实验作为生物化学课程的专业实验课，对整个教学体系的衔接起着重要作用，从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的角度出发，其存在多方面值得完善和丰富的空间。

1应用型农科人才培养研究

1.1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

国内关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相关文献，通过中国学术期刊网CNKI上对主题为“应用型人才培养”进行检索（截止日期2019年9月7日），共检索出40545条记录。针对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后开始就有学者开展大量相应研究。2000年以前，仅有122篇；2001-2005年之间，累计781篇；2006-2010年之间，累计达5733篇；而后逐年递增，2016年以后，每年研究论文均超过5000篇（表2）。国内学者大多从多种学科角度，围绕人才培养、校企合作、课程体系、教学改革等方面展开。研究对象层次一般集中于地方高校、民办高校、独立学院和职业院校等。

清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的王朝，其农业又有新的发展，表现在农书的大量增加，其中尤其以文献搜集类和地方性农书及专业农书类为突出。在生产技术方面，精耕细作和复种套种更见充实丰富，农学理论也较宋明以来有所发展。以有限的耕地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而能始终保持地力于不衰。但清代重文轻理较前代尤甚，农业赖以发展的生物学基础理论与同期欧洲相比，差距甚大，如在动植物两性繁殖和受精作用以及植物营养、病原微生物的知识等方面，远远落后于同期的欧洲。尽管清末以后大量引入西方农业科学，但给农业现代化带来的滞后影响，至今尚有待克服。本文是就此所作的一个评述。

一、代农学的成就

1、农书的增加

笔者对王毓湖《中国农学书录》加以清点，历代农书（从先秦至民国17年）共542种，现存的289种，遗失的253种（佚书中有辑本的10种）。其中清代农书有200种，占全数的36.9%，但因清代时间距现在近，佚书较少，现存的有159种，则占全部现存农书的55.01%。因《中国农学书录》出版于六十年代，以后发现的农书不断增加，估计全数肯定在千种以上，其中最多的当然是清代。以蚕桑类农书举例，据王达统计，《中国农学书录》未收的明清蚕桑类农书还有204种，内清代占197种[1]，而《中国农学书录》所收的清代蚕桑类农书仅30种，可见清代农书增加之突出。

清代农书的内容与清以前的农书比较，有很多新的特色。在文献搜集整理方面如《授时通考》（1742年）是中国四大农书之一，同其他三部农书比较，《授时通考》是文献搜集最多的一部，计有427种之多，而《齐民要求》为157种[2]，《农政全书》为225种[3]，《王祯农书》最少，但以农器齐全为特色。《授时通考》引用文献，体例严谨，少数几个字也必注明出处，如“分地之利”注明《孝经》，“楛耕伤稼”注明《荀子》之类。而《王祯农书》和《农政全书》的引文常有脱漏，至于其他农书摘录前人文献，不注出处或张冠李戴者更属比比皆是。又，《授时通考》将农业上的某个项目的历代文献都汇集于一起，便于后人的查检研究。如谷种篇抄录了16个省233个府、州、县的明清方志中水稻品种3429个（包括重复），无疑给后人研究以极大方便。

再如《广群芳谱》（1780年）是补充明·王象晋的《群芳谱》（1621年）的集体编著，《群芳谱》是十七世纪初的一部植物学兼农学巨著，体例沿用宋·陈景沂《全芳备祖》，在国内外植物学界有很大影响，但《群芳谱》也有不足之处，是所谓“略于种植而详于治疗之法与典故艺文”（《四库全书》提要），清·康熙认为“比见近人所纂《群芳谱》，蒐集众长，义类可取。但惜尚多疏漏，因命儒臣即秘府藏帙，捃摭荟萃，删其支冗，补其缺遗”（康熙《广群芳谱》序）。王象晋以一人之力，写成《群芳谱》，难免疏漏，经过汪灏等人的集体对原书的讹误错漏加以更正，又删其冗文，增加许多新的内容。并用“增”字标明系新增内容。“原”字表明为《群芳谱》原文，体例谨严，新增内容多，不啻为一部新著。

科技创新以人才为本，人才资源是国家“第一资源”。总书记在院士大会讲话中指出：“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人才，尤其在创新型科技人才。没有一支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作支撑，要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

当自主创新成为共识、建设创新型国家成为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创新型科技人才的教育、选拔、培养方式就成了关键的问题。在北京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上，院士们就如何为创新型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表达了对创新型人才成长的热切期盼。他们说，要从体制机制入手，加大改革创新力度，让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真正建设起宏大的创新型科技人才队伍，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

去除束缚创新人才成长的条条框框，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院长裴钢院士指出，《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已经确定了我国的总体科技战略思想，此时，人才的重要性尤其明显。纵观历史，任何一项伟大的成果后面，必然有一批伟大的人才。“科学创新人才有科学创新人才的评价方式，不能与其他的评价方式混同。我们在工作中发现，创新型人才可能有其特殊的表现方式。能够出很多成果的科学家，活动能力不是很强，但一定是那种比较踏实、具有奉献精神的人。”

八十多岁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认为，我国过分培养孩子们的“纸上应对工夫”，过分强调“标准答案”，而对他们的动手能力重视不够，对现象本身的“多元性”考虑得不够，对他们的品德修养重视不够。“今天的中学生、小学生，就是将来的科研人员。引进人才当然是个办法，但更多的人才还是靠我们自己培养，因此，要想把他们培养成创新型的人才，现有的方法需要改革。”

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说，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很多单位一味追求论文的数量，导致不少学生刚读研究生，就一心琢磨着发表文章。“可是依据我的经验，一些影响较大的文章，都是在博士之后才写出来的。我有一个学生，一上研究生就急着写文章。我劝他慢慢来。他有篇文章写了七稿我都没让他通过。直到写到第八稿时，才拿到美国的一家刊物上发表，影响不错。这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觉得应当大胆地把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删除’，给创新营造更好的环境。”

一、修订实践教学计划

通过循序渐进的综合实验素质和实践创新能力实践教学环节的实施提高农学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全方位培养“高素质、强能力、具特色”的优秀人才。

二、完善实践教学条件

1.实验室建设。我校十分重视实验教学，重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将实验教学作为促进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创造意识和创业能力的关键环节。我校农学院完善和加强农学专业教学实验室建设，将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作物育种学和作物生物学基础实验室统一规划建立以公共基础实验、专业基础实验、综合实验教学为平台的植物生产类实验教学中心，2016年获批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另外学院作物栽培学与耕作学实验室（重点学科实验室）、作物遗传育种实验室（重点学科实验室）、杂粮基因与分子育种实验室（山西省高等学校重点实验室）和学院测试中心也共享于实践教学。各实验室在开展正常实验教学外，为大学生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提供必要的实验材料、仪器设备和技术支持。根据实验课程设置、科研训练和科技创新需求完善实验室教学仪器建设，淘汰落后的实验教学仪器。教学实验仪器的更新为实验实践课程的改革创造了条件，切实提高了本科生实验实践教学质量。加强实验室建设，给学生提供培养实践动手和创新能力的一个有效的活动平台，给学生提供一个可以交流创新思想、实现技术创新的场所。学院实验室充分对学生开放，实验室开放能保障学生实验学习时间的机动性，能保证学生有充足的时间熟悉仪器，预习并完成教学课时计划内没有完成的实验内容。也可在教师的指导下,以个人独立自主或小组团队协作的形式提出具有拓展性、延伸性和综合性的实验项目在实验室完成。实验室开放能充分调动和发挥高校科研实验室资源，促进本科实践教学质量的提升。只有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才能满足培养学生实践和创新能力的需求。2.校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实践性教学的有效开展，首先应保证有一个良好的实践教学基地，可以说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好坏直接对教育质量的高低产生明显的影响。重视对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在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养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校校内实践教学基地有实验农场和教师科研试验田。实验农场包括现代化作物标准区和作物标本区，实验农场为学生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实验实习教学提供现场和材料，使学生在校内得到良好的教学实习锻炼。教师科研试验田与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保证了足够丰富的现场和不断更新的材料，便于学生了解科研进展，拓宽视野。农学专业学生的科研训练、生产实习、毕业论文（毕业设计）大都在教师的科研试验田中完成。我校校内实践基地还建有多个实验站（研究所），如农业部华北黄土高原地区作物栽培与耕地保育科学观察实验站、山西农业大学小麦研究所、山西农业大学分子农业与生物能源研究所，这些校内科研实验站（研究所）为实践教学提供了丰富的科研场所，为开放式实践教学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多样化的校内实践教学途径能够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是培养创新型人才的有效途径。3.校内创新创业基地创建。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是适应现代农业发展人才应具备的一个重要素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新创业能力，一则要充分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二则要为学生营造良好的创新创业氛围[6]。2009年我校农学院创建了以学生为实践主体的“大学生种植创新创业基地”，秉承专业联系实践，实践联系市场的理念。基地成立大学生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创新创业技术指导小组，创新创业基地管委会，组建了由65名专家教授组成的创新创业专家团队，为创新创业学生提供技术支撑、培训服务、运营等方面指导和帮助。这种新型的创新创业实践形式，有志于创业的大学生积极响应，每年均有学生踊跃参与，此类创新创业学生，学院鼓励以学生为主体，教师参与申报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科研训练项目。没有申请到国家级、省级项目的，学院相关领导以及创新创业专家对申报的项目进行论证后，学校给予一定经费资助。大学生创新创业基地进一步加强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科学研究与社会需要相结合，培养了大学生创新意识，促进了创业思维的萌发。注重实践能力培养的创新创业型培养模式，对提升学生实践应用能力极为有利，有助于应用型人才培养[7]。4.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校外实践教学基地也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场所，是学生了解社会和企业、接触生产实践的桥梁。农学院积极搭建校外实践教学平台，加强学生创新创业教育，依托农科教、产学研、科技服务等专项活动，推动学生创业活动与行业需求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目前我校农学专业骨干教师负责的省级以上实践教学基地有8个，如国家级的闻喜县小麦农科教合作人才培养基地，省级的右玉县小杂粮科技试验示范基地和太谷县玉米高产试验示范基地等。我校农学院根据农学专业需求先后与山西省农科院多个研究所，如高粱研究所、玉米研究所、农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和谷子研究所等，以及地方企业，如山西美邦大富农科技有限公司和山西蓬勃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建立了学生校外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加强与科研院所和企业实践基地建设，对于培养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有重要意义。农学专业学生通过到校外实践教学基地进行科研实践、生产实习和社会实践，不但丰富了农业科研生产专业知识，还增加了对农业、农村和农民的了解。5.高水平教师队伍培养。教师的实践技能水平，直接关系实践教学的效果。因此，要搞好实践教学，首先必须加强教师尤其是青年教师实践能力的培养[8]。我校农学专业教师多数是国内各知名高校毕业的博士，科研实践能力强，学院鼓励青年教师服务地方农业，如参加“三区”服务，“科技特派员”活动，了解农业生产现状和常见农业技术，在农业生产中去进行调查研究，通过解决生产实践中的问题，提高他们的专业实践能力。另外学院为搞好新老教师的“传、帮、带”工作，为青年教师指定骨干教师作为其指导教师，培养青年教师业务素质和实践水平。高等农业院校应根据农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目标和现代农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构建农学专业实践教学体系，科学规范地组织、实施实践教学，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提高学生综合素质。

作者:张美俊 王宏富 单位:山西农业大学农学院

参考文献：

20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识的发端和萌动。2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2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901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90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190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906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191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90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3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说并不多见，因而，“农战时代”说的出现，自然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务农战说》一文的作者强调：“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为“至要之图，至正之理”，认为“中国维新以来，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实为中国前途之转机，但各人所主张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谓须广设学堂者，有谓须多营路矿者，有谓须讲求军政者，有谓须专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为急，而当务之急，尤莫如重农。……为今之计，惟设立农部，专事务农。欧西以工商之战胜中国，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此至要之图，至正之理”③。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已成社会共识的“商战时代”而言，此论可谓逆势而出，虽然未能赢得时论的趋附，却将“农”的问题提升到时代高度，不可不谓远识之论。综观20世纪前20年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其讨论主要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这一局面随着此后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才有所改观。

20世纪初，有关乡村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和传统重农思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01年初《自强说》④发表至1911年十年间，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清末重商主义思潮的惯性发展，使得工商为本论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开矿说》一文开宗明义：“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其先务乎”⑤，已将发展矿业置于重要位置。《论中国工艺有振兴之机》一文虽然认为士农工商应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但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工商业的地位。该文指出：“今之稍通时务者，莫不知外人与我争利之处首在商务，欲与为敌，当求商务之大，商务之精。”⑥《兴商为强国之本说》一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盖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⑦与之相比，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和1906年《申报》发表的《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两文，则具有更加浓厚的工商立国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为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凡国乎大陆者非极力发达其工业，则不可以立国。”⑧后文认为：“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矣已。”⑨这一时期农工商并重说也颇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认识到：“养天下人之欲，给天下人之求者，农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辅以成，非惟泰西”瑏瑠。“农工商为富强之根本，自应随时振兴”瑏瑡。1903年《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明确指出：“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民国初年，工商立国论颇有声势。此后，《劝工说》、《饥馑之根本救济法》等文对工商立国论有所申论。如《劝工说》认为，“工之一事，介于农商之间，农非工无以成农产之为用，商非工，无以见商品之可珍。农也，商也，胥有赖于工也必矣”①。杨端六则断言：“一言以结之，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苟能使国人致力于工商业，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有如此艰巨之饥馑矣。”②这一时期，仍有论者坚持农工商并重论，其中关于农林工商四部分开的理论颇值得重视。“中国以农立国，犹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也。中国拘守数千年旧制，虽注重农事，然于地土之肥硗，水旱之补救以及人工机器比较之作用，均未有所讲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视为可有可无者也。中国贫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为富强计，非将农林与工商分部不可，非将农与林，工与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潮及其“商纲论”、“商本论”的兴起，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适时之论。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时期渐次形成“商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之际，为时近半个世纪，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然其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目标却仍旧遥遥无期。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使得“立国之争”开始向有利于农业立国论的方向发展。早在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即提出：“照得商务为富强要政，而商之贸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是农工也，为商务之根本”④，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⑤1912年陈锦涛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⑥总括这一时期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振兴实业，当先立主义。欲立主义，当审国情之如何。”⑦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上述十大理由又可大致归结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习俗与卫生六个方面。吕瑞庭所归纳的农业立国的政治理由，实际上包含其十大理由的第三条和第七条。具体言之，其一是儒家以民为本，以食为天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现实政治学说和实践；其三是农业与军事关系密切。农业立国的经济方面理由，实际上包括经济、财政、统计和人口四个方面，为作者论述重点之所在。其中，“经济上之理由第四”首先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土地发达为要素，继而以美国、丹麦因农业立国而日渐富强的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凡以工商立国者，虽富强甚易，而维持较难，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迟，而基础甚固”的论点。“财政之理由第五”认为国家财政取于租税，而中国租税之来源，大半为农产物，“今日农政尚幼稚，农业未发达……除注重农业，培养税源外，实无他策”⑧。“统计上之理由第六”指出中国选择以工商立国还是以农桑立国，“不仅凭高尚之理想，尚可求诸普通之事实”，为此，作者从欧洲谷物生产及消费统计、中国农产物之输出额、中国五大商品（豆类、棉花、种子、茶叶、生丝）为世界的必需品、中国农产在世界之位置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表格，论证了农业立国论是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上之理由第十”论述了“农业可以增加人口”、“农业可以配置人口”两个观点。吕瑞庭对农业立国的在习俗方面的理由论述亦颇为周详。他引用管仲“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名言，结合古今中外的实例，认为农业可以挽回孝道，培养道德，“通中外，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①。具体而言，农业对风俗的影响主要包括“奖励孝道”、“奖励勤俭”、“奖励储蓄”、“养成保守之性质”、“养成温和之性质”、“养成切实之性质”、“养成美术之思想”、“养成高尚之人格”。在详述农业立国的种种理由之后，吕瑞庭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载德国的救济政策，简短地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德国失败之后，尚欲以农业为救国之政策，岂可天然大农国，贫而且弱，不注重农业，以为立国之本。今之谈国是者，盖于此加意乎？”②尽管《农业立国意见书》仅三十余页，难以称为“巨著”，论证也稍显粗疏，但该书纵论古今，其基于理论与“国情”结合的论证理据，对于近代中国立国理论的检讨和发展路向的选择，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形成了其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中，大致形成了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种主要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同样形成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的“都市工业论”者，极力主张通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发展农村以救济都市，以农业与农村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以常燕生、董时进、许仕廉、邓飞黄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主张农工并重。20世纪40年代初，“立国之争”又被作为“一个陈旧问题”“重新提起”，形成了农业立国派、工业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三个主要派别，围绕着中国可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论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立国之争”在内容和观点上均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尽管各个时期论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如何处理农、工、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分别形成了农业立国、工（商）立国和农工（商）并重三种主要的观点。由于“立国之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前期，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论的孕生，无疑对此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及走向，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