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商经济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陈亮；农业思想；三农问题

[论文内容提要]陈亮作为南宋时期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其经济思想内涵非常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本文选取其农业思想进行分析，认为，陈亮经济思想的核心仍是农为邦本，他为农业发展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和建设性观点，不仅对南宋后浙东区域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对今天“三农”问题解决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陈亮（1143－1194年）字同甫，世称龙川先生，是浙东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崛兴于永康，无所承接，然其为学，俱以读书经济为事，嗤嗤空疏、随人牙后谈性命者以为灰埃。”经济思想是陈亮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陈亮的经济思想较为丰富，包括商业、农业、财富、土地、财政、税收等等方面，是适应商品经济发展需要的进步思想，其中，农业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陈亮受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影响及浙东地区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对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核心重农思想、农本思想和富民强国思想进行了突破和创新，丰富、发展了中国传统经济思想。

陈亮认为保护农民，稳定封建经济，关键在于发展农业。为此，他较为系统地提出了包括土地政策、赋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保护农民利益，发展农业经济的措施，概括地看，可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

以农为邦本思想为指导，提倡积极的赋税、土地等政策，保护农民，发展农业经济。陈亮认为，重农才能立国，富民才能强国。因此，他积极倡导发展农业经济，“裕民力而俾之安于耕”，对汉文帝的“不求富国而求富民，故为治之先，勤于耕农是劝，今年以开藉田先农，明年减半租勉农，又明年以除租税赐农，野不加辟有诏，亲率农耕有诏”的重农政策极其推崇。他把发展农业，保护农民，上升到国家稳定、长治久安的高度来看待。他指出，“古者农自耕其田，其力与相若，其食与其口数相称。上之人劝之有其诚，董之有其官，赈之有其政。国以农为本，民以农为重，教以农为先，堕农有罚。……天下无浮食之民。故民力常裕。”

发展农业，不仅在思想认识上要高度重视，还有赖于采取各种有针对性的措施。针对南宋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陈亮提出了实行积极的赋税政策，免除各种苛敛之政，切实减轻农民负担政策思路。自北宋中期以至南宋，政府财政日趋困难，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官俸开支巨大，军费开支空前浩繁，再加上统治者的恣意挥霍，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成倍增长。为弥补巨额的财政亏空，南宋政府便采取各种名目，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以至达到“不可以偏举，亦不能遍知”的程度，甚至连传统的夏、秋二项正税，也巧立名目，增加了各种附加税，增加了剥削。最有力的举证就是南宋小朝廷疆域远不如北宋，但其赋税收入却超过北宋。如北宋赋税最多的熙丰年间，年赋税收入约6000余万贯，而南宋淳熙时年均赋税收入达到6570万贯。对此，陈亮强烈要求南宋王朝的统治者放弃现行的苛敛政策，效法古代圣君的做法，“用民，岁不过三日，什一而税。不立意罔民利，不喜察以导民争。上下有制，未作为察，兵不吾蠹。使之各力其力，以业其业，休戚相同，有无相通”。“裕用于上下交窘之时，布信于法禁之所不及”，则“民是用宁，礼义是用兴”。唯此，才能发展农业，保护农民，稳固国家。

农商一体化是指身为农民亦农亦商。近来对农产品价格上扬的议论多从农产品价格上扬有利于农民收入增加的角度来阐述，然而农民是否能从中得到多少实惠还不该过早下结论。直接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将农产品按保护价卖给国家，其收入所得毕竟有限，即一般是富不起来的。而专门从事农产品经商的人们，把农产品逐层增价，最后这些农业商品到了广大的消费者手中。从中主要受利的是这些商人。农产品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在流通中前者是得到微利或无利可得甚至亏损，后者是该商品的消费者更无利可言。所以，每次的农产品涨价都是仅仅刺激了商人的利益增长。以麦子为例，农民把麦粒（农业成品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将面粉卖给以面粉为主要原料的各厂家或商家，再经过各批发商、零售商逐层经营环节的价格递加，最后到了真正的消费者手上。可见如此循环农民是富不了的。反而会使农民在尝到一点提高产品价格的甜头后，会在他们购买副食品或其他农业必需品时付出得不偿失的代价。同时，农产品及其以此为原料的加工品的价格上涨还会加剧城市困难群体的困难，使他们雪上加霜。

因此，要真正解决农民贫困问题，必须农商一体化，引导农民把农产品直接变为终极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通过立法给农民经商的政策，并给以一定的财力支持，才能使农民真正在较短时间内富裕起来。

我们在考虑各种解决“三农“问题时必须要清醒认识商品流通领域的长、宽、大对直接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和广大消费者的直接影响。如果，仍然农是农，商是商，水是水，油是油，没有真正实现农商一体化，那么”三农“问题无疑仍然是困扰我们实现全面小康的焦点。农民经商由单纯的农人向农人和商人双重身份转变，二者并非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关系，既是生产者又是经营者，至于农业产业化、实现现代农业，那是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的农业发展道路。即便达到了那一步，亦农亦商也是正常的，我国和已经普遍实现农业产业化现代化的国家的实例，已经证明了它的可行性。农民将转移到城市的工厂里做工、到城市经商，农民身份基本不变，亦农亦商，是农民在较短时间内改变自身经济状况的有效办法。

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或做工或经商形式多样，肯定不是都转移到工厂里。如果认为大部分农民到城里的工厂，是农民脱贫的惟一出路，只需少数农民在农村务农，那是有失偏颇的。当然，随着农业的发展，传统意义上的农民会与新型农民有着质的差别。至于“三农”问题非要靠大集团、企业的介入，否则就不能解决“三农”问题的说法，我认为这是轻视了农民在解决“三农问题”上的主体地位。谁最关心农民自身的利益，难道不是农民本身？难道是那些大集团、企业或者是专门搞农产品经营的城里商人？难道这些人不会首先考虑他们自己的利益？所谓给农民让利、谋利，实际上最后还是自己赚得钵满盆满而农民得点蝇头小利。许多农民穷人的命运并没有改变。大量事实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所以，只有在党和政府的关注、筹划、支持、帮助下依靠农民自身的力量，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主渠道。这里我并不排斥社会力量对“三农”的支援，不否认非农民投资主体的公司+农户，走实现农业产业化，公司农户互为双赢的道路，但我认为农民自身作为投资主体，办农产品深加工企业，才是农民追求高附加值、高利润的根本出路。从事农村生产的农民的农忙和农闲，使他们能够在时间上实现角色转变——进行经商活动。这些农民尽管普遍来说还不具有从事现代商业的条件和水准，但是他们能够通过市场将自己的农产品变为商品，而使自已逐渐变成经商的行家里手。部分农民并不一定要求自己具有双重身份，他们可以只务农，不经商；而另一部分农民可以只经商，不务农。农商一体化是个相当宽泛的概念。它和科技兴农，农业产业化是同居一个统一体的，但强调的是农民是农民经济的主体，而不是配角。要缩小城乡经济差别，农民要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自已必须既是农业产品的生产者，更要成为农业商品的直接的最大的受益者。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农产品既包含田地的产出品，又含有它们的加工品。总之，我所说的“农商一体化”是指大农业及相关的大商业。加强农村集市化建设，给予农民经商农产品一定的倾斜政策、优惠扶持，就可以做得到，做得好。观点核心是，从事农产品生产的农民不仅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军，而且应该并能够成为农产品经济的市场主力。富裕农村的典型经验也佐证了我的观点。当然，政府的扶持，农村的组织、培训和农民自身在市场上经风雨见世面是必不可少的，困难的还有教育农民和农民自身觉悟提高的问题。同时，也需要社会舆论对有效解决“三农”问题正确途径的引导。

基层工商部门在服务新农村建设工作中，要按照中央1号文件精神，落实国家工商总局工作要求，以服务型工商建设为主线，结合职能和当地农村经济发展实际，着力于打造“红盾护农、合同帮农、经纪活农、商标兴农、注册便农、打假保农”六项兴农工程。这六项兴农工程既涵盖了工商在本项工作中必须作为的范畴，又明确了工商部门在整个新农村建设中的方向。基层工商部门为扎实推进“六项兴农品牌工程”，在“发挥工商职能，服务新农村建设”旗帜的引导下，应做好“六篇服务文章”。

一、扎实推进“红盾护农”工程，做好“保障”文章

“红盾护农”的关键，重在保障农民增加收入、保护群众切身利益、维护农村社会稳定、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一是深入到乡村开展“送法下乡”、现场讲解、宣传真假种子、化肥、农药的识别方法等活动，把法律知识和农业科技知识送到农民手中，增强农民对农资的识假辨假能力和维权意识。二是帮助辖区内的农资经营户建立了监管台帐，对所有生产和经营农资商品的经营者进行了清理，并全部纳入了经济户口管理，列入信用分类监管，完善农资商品监管制度。三是继续完善“两帐两票一书一卡”制度、农资商品经营承诺责任制。四是千方百计畅通放心农资下乡通道，将放心农资销售网点延伸至乡镇、村。五是在按乡镇划分分别设立一个“红盾护农工作站”、聘请一名“红盾护农联络员”、设置一个“红盾护农宣传栏”，实行“三个一”亲农服务，为农民群众了解、参与“红盾护农”工作，切实维护自身权益提供更为便捷的途径。

二、扎实推进“商标兴农”工程，做好“引导”文章

为积极引导广大农民走商标促销售，商标促增收，商标促发展之路。基层工商部门要充分利用报纸、电视、电台、发放宣传材料等形式，积极宣传《商标法》等法律法规，让农民和涉农企业认识到运用商标拓展市场的重要意义。同时，为系统掌握辖区内生产、加工、经营农副产品的种类、数量、规模、特色以及这些产品的商标注册、使用、声誉程度情况，应利用基层工商所属地监管职能对从事农副产品生产、加工、经营的企业（经营户）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和登记，并建立了农产品商标数据库。

三、扎实推进“合同帮农”工程，做好“发展”文章

为贯彻落实省、市、区委、区政府决策部署，克服肺炎疫情影响，充分发挥区数字经济发展中心在农产品销售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全面加强乡镇农特产品展馆和农产品品牌建设，带动农村电商发展，不断提升品牌农产品质量和品牌附加值和软实力，积极拓展农产品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进一步解决好全区农产品“卖难”问题，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巩固脱贫成果，根据省财政厅等七部门关于印发《省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和省商务厅《关于做好电商扶贫领域脱贫攻坚补短板综合财力补助资金相关工作的通知》要求，结合乡镇农产品销售和全区农产品销售包装中存在的短板问题，特制定项目实施方案。

一、项目建设背景及意义

1、良好的政策背景。近几年来我国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随着扩大内需的各项经济政策的逐步实施，把农业发展、农民增收放在主要地位。同时，广大消费者对优质农特产品、大宗农产品的需求日益迫切，要求标准化越来越高，作为农业综合开发的区，有资源环境优势，有独特的自然条件，生产出的农特产品、大宗农产品具有明显的竞争优势。多项优惠政策给农村经济发展创造了很多机会和条件。该项目建设符合国家农业发展产业政策，有利于大力发展板块经济和品牌经济，进一步构筑特色经济发展格局，加快区域经济转型和实现乡村振兴；有利于促进区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生产组织化程度和农业产业经营水平，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2、农产品直销连锁经营是市场的需要。项目实施后，将有力发挥区数字中心和电商平台作用，解决区农产品包装箱滞后问题，利用线上线下销售，解决农产品“卖难”问题。区农特产品、大宗农产品连锁配送是农业科技发展现代化的新兴产业，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屡见不鲜，随着经济的发展，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对更好生活品质的追求，新鲜农特产品、大宗农产品的销售正走出传统模式，以现代升级包装箱方式走进千家万户，和进入超市和连锁经营是大势所需。一方面是人们生活节奏加快的需求，另一方面是人们对食品安全的要求越来越严格，而现代化、规范化的营销业态在解除人们对“食品污染”的担心，提升人们对农特产品、大宗农产品品质的信心方面具有传统贸易市场无法比拟的优势。

3、具有优越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区位于中部、市西部，黄河上游中段，地理坐标介于北纬36°14′38″至36°47′29″、东经103°54′24″至104°24′55″之间。西与兰州市皋兰县接壤；南临黄河，与榆中县青城乡及靖远县平堡乡隔河相望；东与靖远县刘川乡毗邻；北与景泰县中泉乡为界。辖区东西长约47公里，南北宽约60公里，总面积1372平方公里。地处陇西黄土高原西北边缘，地形总趁势西北高，东南低，平均海拔1946.5米。区属中温带大陆性干旱、半荒漠气候区，总的气候特点是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干旱多风，降雨稀少。多年平均气温8.07℃，日极端最高气温37.3℃，最低气温-26℃。年均降水量198毫米，年均蒸发量1997.1毫米。太阳年均辐射量141千卡/平方厘米。累年平均大风日数51.6天。年均无霜期183.8天。区位交通便利优势明显，气候适宜发展现代种植业，为发展现代农业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也为通过农产品增加农民收入拓展了渠道。

二、总体目标

我区农村管理机构历经、乡政府（1982-1983）、农委等几度变迁，其管理职能也发生了巨大调整、变化，尤其是200年我区整建制一次性农转居后，对于名义上已经没有了农村、农业、农民的石景山区，区农委这一机构必将随着我区农转居后续工作的完成、随着我区农村实现城市化而结束他的历史使命，但从目前看，农转居后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和城市化过程中的新生问题短期内还无法彻底解决，因而，即使是在我区农转居已经5年的情况下，区农委仍然需要在农村城市化进程中肩负重任。在新形势、新变化、新要求下，如何对农委职能进行有效调整，使其能充分行使在农村行政管理方面的职能，顺利推进农村城市化进程，需要我们进行认真研究。

一、区农委工作职能现状

200年，石景山区根据《北京市石景山区机构改革方案》（京文[200]43号），设置北京市石景山区农业委员会，作为主管全区农村各项事业的区政府工作部门。此方案中对农委原有职能进行了必要的调整：

一是划出部分职能移交相关部门

1、负责生猪屠宰行业的管理职能，交给区经贸委。

2、交给街道办事处的农村行政管理职能：

作为一名刚刚加入工商队伍的新成员，今天，我非常荣幸代表仁布县工商局参加地区局组织的演讲活动。我演讲的题目是《做好护农、帮农、兴农三篇大文章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发挥工商系统保驾护航作用》。

中央农村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指出，要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作为政府的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部门，要立足职能，积极投身于新农村建设的伟大征程，奋力做好护农、帮农、兴农三篇大文章，以扎实的工作业绩激发这种动力、持续这种动力、强化这种动力！

要继续坚持“红盾护农”，保障农业生产。今年以来，仁布县工商局认真落实中央1号文件精神，把开展“红盾护农”作为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维护农村稳定、确保农民增收的一项重要措施，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作用，加强农资市场监管，规范农资经营行为，努力建立农资市场监管的长效机制，有效地维护了农资市场经济秩序。今年以来,共立案查处各类农资案件,占案件总数的%；查获、没收劣质化肥吨，假冒复合肥吨，劣质农膜公斤，假冒农药箱。在开展“红盾护农”活动中，我局把人民群众是否满意作为是否取得成效的第一标准。例如，我们在处理一农民投诉的化肥质量纠纷中，已确定该批化肥属合格产品的情况下，为使这位农民满意，工商所长请来农技师三次来这位农民的豆地，现场为他讲解庄稼的致病原因，讲得刘某心服口服。他说，你们工商所为我这一亩地可真没少操心啊！实践证明，“红盾护农”行动维护了良好的农资市场秩序，同时，也树立了工商执法权威，树立了党委政府的良好形象。作为工商系统一名新成员，我将积极投身于“红盾护农”伟大实践中，与我的同事一道，严格落实流通领域农资商品监督检查制度，全力加大农资经营领域监管执法工作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伤农、坑农违法经营行为，着力净化农资市场经营环境，让“红盾护农”闪耀着更加灿烂的光芒！

要强力推进“合同帮农”，广开农民致富路。合同是经营者的财富，是诚信的约定，“合同帮农”是工商部门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仁布县工商局建立和落实了合同帮农工作责任制，在基层分局（所）建立了合同帮农示范点，促进了农民增收。作为工商部门，要充分发挥法律赋予的合同监管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国家工商局《关于深入开展合同帮农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发挥基层工商所贴近农村、贴近农民的优势，主动走进农资经营户（店）中，主动为农户牵线搭桥，选择信誉与农业技术俱佳的专业合作社作为受托方，帮助村民与合作社达成协议，认真审查农业合同，积极调解农业合同争议纠纷，，确保我县农民群众用上“放心农资”，确保农业增产，农民增收。

要积极支持“合作兴农”，打造农民致富新载体。《农民专业合作社法》颁布实施后，我局充分发挥登记注册职能，积极参与农村改革发展，支持有条件的农民组建以专业化分工，规模化生产和产业化经营为主要形式的新型农村经济组织。截至目前，全县农民专业合作社已发展户，同比增长%，协议出资总额亿元，同比增长%。工商部门要着眼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业规模化、专业化、组织化程度，鼓励和支持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开辟农民专业合作社登记注册绿色通道，引导农户通过兴办专业合作社增加收入，切实发挥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在解决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化中政府部门“包”不了、单个农户办不了的事情，打造农民致富的新载体。

诗人艾青曾饱满深情地抒怀：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党中央按照科学发展观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亿万农民的福音，是广袤田野的希望。全区工商系统的同仁们，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以扎实的行动，回报我们的衣食父母，让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绽放更加绚丽的光辉！

在维护消费者权益“某工商走近三农”启动仪式上的讲话

同志们，朋友们：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在春意盎然的季节里，今天，“xx工商走近三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隆重举行。为此，我谨代表中共xx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向这次活动的启动表示热烈的祝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和关心“三农”问题，“三农”问题已成为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关注的焦点。此次xx市工商局开展的“xx工商走近三农”系列活动，既是工商部门贴近“三农”、支持“三农”、服务“三农”的重要举措，也是工商部门努力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永葆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具体体现。希望工商管理部门的同志们，严格按照xx市工商局的统一部署，切实做到真切关注农村、真情关心农业、真心关爱农民，认真落实各项工作措施，确保活动扎实有效地开展，以实际行动为农村经济发展服务，为促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做出更大的贡献。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对这次“xx工商走近三农”活动，市委、市政府将予以大力支持。全市各镇街和市级有关职能部门也要站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高度，立足本地方和本单位实际，积极支持、配合工商部门做好工作；新闻单位要及时主动与工商部门联系，互通信息，及时宣传好的经验，推广典型，为活动的顺利开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舆论氛围。同时，也希望全市各农资经营户树立“诚实守信，合法经营”的经营理念，加强行业自律，兑现服务承诺，保证商品质量，自觉维护良好的农资经营秩序，共同推动我市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

最后，衷心祝愿“xx工商走近三农”活动

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建设，起始于清末新政时期，展开于民国初年，完成于国民党政府时期。其中民国初年的经济法制建设基本奠定了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有承上启下的重要地位，且对建立和维持当时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秩序，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也反映了辛亥革命对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作用。

一概况和特点

民国初年的经济法规建设起始于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时期，但系统的制订工作则是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政府成立后才开始的。1912年5月14日，袁世凯命令工商部：「从速调查中国开矿办法及商事习惯，参考各国矿章、商法，草拟民国矿律、商律，并挈比古今中外度量权衡制度，筹订划一办法」1.此后，在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刘揆一和张謇任工（农）商总长期内（1912年8月2日-1913年7月18日；1913年9月11日-1915年9月18日），开始系统地制订经济法规。到了1921年，已颁布经济法规四十多项（不含各法规施行细则），包括工商、矿冶、金融、权度、农林、经济社团，引进外资和侨资等方面2.

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的初步完成

与清末新政时期颁布的经济法规相比，民初的经济法制建设向前跨进了一大步。首先，所颁法规种类比较齐全，内容较为详尽，初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经济法制体系。清末所颁的经济法规约计十余项3，其范围虽已涉及新式工业、商业、矿业、铁路、银行和商人社团，但其内容比较简略单薄，主要限于新式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不仅在种类上已明显增加，而且在内容上也比较周详全面。如商人通例由清末的9条增至73条，公司条例由清末的67条增至251条，矿业条例增至111条，商会由清末的26条增至46条，等等。这些法规不仅规定了企业和社团的创办手续和组织方式，而且对其停闭、转让、纳税、财务、分配、奖惩等方面也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总的来看，民初所颁的经济法规已包括了社会经济的各主要部门，且不同程度地涉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和政府经济管理等领域。

中西结合，广采众议

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

2007年6月，重庆成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这个重大决策的目的在于什么，在于推动西部发展，试行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达到和谐发展的最终目的。而经济发展又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工商部门作为主管市场的职能部门，对经济持续有序的健康发展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当前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的新时期情况下，市场环境、法制环境、社会环境、体制环境、生存环境会发生深刻的变革；各类生产要素将加速转移，工业化、城镇化进度将快速推进，市场主体规模会日渐扩大，主体结构日趋多元、经营方式日益多样，社会利益关系更趋复杂，市场监管范围会越广，难度会越大。

为此，重庆工商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期、战略转型期和战略竞争期以及诸多挑战的矛盾凸显期的时候，如何创造性地建设好一流队伍，树一流工商形象，确保构建和谐社会工作的顺利开展，笔者认为应从以下方面做起：

一、弘扬红盾人文精神，为建一流队伍、创一流业绩提供精神动力

时代呼唤精神动力，民族需要精神空间。“红盾人文精神”所指的是作为监管市场的职能部门，应该培育和弘扬在新时期情况下，尊重人的价值，肯定人的作用，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方法论和对人生的终极关怀。在监管市场、创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我们应弘扬“敬业奉献，追求卓越”的重庆红盾人文精神，以此来秉承人性的光辉，用一己之力，用实际行动勾勒出“执政为民、服务发展”的模范先锋；更多的关注服务对象的生存和发展，尊重服务对象的价值，肯定服务对象在社会建设中的作用，达到用人文精神规范、指导和约束红盾工作。

红盾人文精神是和谐工商的灵魂。创建和谐工商是工商行政管理执政理念在新时期的飞跃，是工商行政管理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具体体现，统揽工商行政管理工作的思想武器。我们应把思想统一到构建和谐工商、和谐社会上来，形成内部团结、心齐气顺、风正劲足、上下协作的和谐局面；充分发挥工商行政管理职能，支持改革开放，服务经济发展，多元融合、兼容并包、顾全大局，加强市场监管和行政执法，维护市场秩序的繁荣稳定、维护公平公开的竞争环境，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营造让党委政府满意、让经营者满意、让消费者满意的和谐氛围。如果没有精神动力，没有起码的道德标准和共同的追求目标，就会缺乏精神动力，就会缺乏士气，谈什么创一流业绩就会遥遥无期。

20世纪初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已经隐含着城乡利益分化所形成的结构性冲突。中国乡村社会问题也开始萌生，尽管它距离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还尚需时日，但我们仍可从有限的篇章中体察到具有时代特征的中国乡村建设理论认识的发端和萌动。20世纪初，在西方开埠通商政策的有力冲击和中国的有识之士“以商敌商”思想的推动下，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最终为“重商”政策所替代。在近代中国思潮的起伏波动中，重商主义的倡导与中国传统重农思想的冲突在所难免，由此引发了一场持续数十年的“工商立国”与“农业立国”之争。虽然论争双方并未有全面系统的理论论著发表，但我们却可从散见于《申报》、《大公报》、《东方杂志》等报刊上的言论窥见一斑，略得其要。在这场持续时间较长的思想争论中，以农业问题为中心的乡村发展理论探讨逐步成为一个极其重要的论题，并由此成为整个20世纪中国乡村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滥觞。

晚清重商主义思潮的兴起使传统中国重农国策深受冲击，加之清末商部的成立、商会的兴盛，终使社会发展的重心和国策偏移于“工商”一途。因此，重视农业发展，强调以农为本，就成为20世纪初关注中国乡村问题的有识之士“不合时宜”的理论思考。当然，思想或理论的价值，向来不以入时与否为唯一评判标准，它所潜存的长远的学术指向性和理论引导性，才是富有启示意义的社会财富。对此，我们需要历史的眼光和卓识的远见。早在1901年，张之洞等人即在《江楚两制军条陈农政折》中指出：“中国以农立国，盖以中国土地广大，气候温和，远胜欧洲，于农最宜，故汉人有天下大利必归农之说，夫富民足国之道，以多出土货为要义。无农以为之本，则工无所施，商无可运。”①1902年，湖北巡抚等人分别指出：“农桑为立政之经，衣食乃养民之具。”②“农桑为立政之本，衣食乃养民之具。”③1904年《申报》刊载《广蚕桑以兴利说》一文，作者亦认为，“中国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自古以来，以农立国，上之取给于民与夫民间之一切日用，无不仰赖于农”④，因此主张“广蚕桑以兴利”。1906年，《美国之重农主义》一文的译者亦认为：“夫中国者，农国也，乃士夫之议论，徒趋重于工商，可谓失其本矣，要而言之，一国之人当知本国之地理。中国以大陆国，宜立国于农，乃美国之比，非英与日本岛国之比，奈何浮慕他人而袭其皮毛乎？”⑤1907年，直隶省农会会长在一篇演说词中，再次强调了农业在中国的重要地位：“夫吾国自庚子议款，骤失巨额，世人始注重实业。然补救稍迟，路矿之权利既失而不可复收，工商又非可猝致兴盛，惟农业则吾国固有之物，且属内政完全无缺，依生计学论，土地则广漠也，佣值则低减也。”⑥中华民国成立伊始，财政部长陈锦涛即在一篇呈文中阐述了农林在国家强盛中的重要地位：“窃维立国之道，以民为本，养民之法，惟食为天。

旷观古今，纵览宇宙，国势之强弱，商业之盛衰，恒视乎农业之兴废以为准。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⑦关注中国农业改良和发展问题的有识之士并没有将讨论仅仅限制在业缘方面单向度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而是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了如何发挥农业基础性地位的问题。发展农业，振兴农村，不仅要尽地力、济贫困，而且要修农政。早在1901年罗振玉就提出“农政要领约为九端”，即“设农官”、“考农事”、“奖垦荒”、“励农学”、“兴林利”、“兴牧利”、“兴海利”、“兴制造”、“立赛会”⑧。同年，张之洞等人亦强调：“今日欲图本富，首在修农政。”⑨1912年，《农业促进会缘起》一文亦认为：“粤稽史籍，横览环球，未有农政不修，而工商能臻发达，国族能跻强盛者也。”瑏瑠要修农政，就需要培养大批农业人才，因此，兴农学也就必不可少了。张之洞等人在奏折中指出：“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瑏瑡《兴农学议》一文也认为：“故今日中国欲行西法，以通西学为根本，而兴农学尤为中国根本中之根本”，并将开学堂作为兴农学的要点之一瑏瑢。罗振玉则指出：“凡百事业，悉本于学，而中国农学，失之已久，宜多立学堂以造育之。”瑏瑣此外，兴农会也成为有识之士思考问题的一个着眼点。如1904年，举人侯殿英即依据商部的奏折提出，“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农会之设，固尤为第一要务”，并拟具《山东农会试办章程》32条，“此会宗旨在开民之智，聚民之力，通民之情，以期振农务，为致富致强之本”①。除围绕农业问题进行理论思考之外，时人对其他乡村问题亦有一定的思考，如有文章专门讨论了设乡官问题：“然则为之奈何？曰惟有仍复古时乡官之制而已。其法一邑之地宜分城与乡为二。乡之所萃者为农。今议专设一明农之官。凡沟渠之宜疏浚也，田亩之宜稽查也，树木之宜栽植也，鸡彘之宜畜养也，蚕桑之宜推广也，蔬果之宜讲求也。各随其土性所合，人情所需，为之劝导，为之督责”②。显然，能够超越具体的农事改良，真正从时代高度提出理论问题的论说并不多见，因而，“农战时代”说的出现，自然显露其不同寻常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当务农战说》一文的作者强调：“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为“至要之图，至正之理”，认为“中国维新以来，变法图强，力求振作，实为中国前途之转机，但各人所主张之政策正不一端，有谓须广设学堂者，有谓须多营路矿者，有谓须讲求军政者，有谓须专重工商者。四者之中，固以工商为急，而当务之急，尤莫如重农。……为今之计，惟设立农部，专事务农。欧西以工商之战胜中国，中国即以农战胜欧西，此至要之图，至正之理”③。对于洋务运动以来已成社会共识的“商战时代”而言，此论可谓逆势而出，虽然未能赢得时论的趋附，却将“农”的问题提升到时代高度，不可不谓远识之论。综观20世纪前20年间中国乡村发展理论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其讨论主要是围绕具体农业问题展开的，较少从时代高度和发展的远见上立论。这一局面随着此后乡村问题的日渐凸显才有所改观。

20世纪初，有关乡村社会发展理论问题的探讨是在晚清重商主义思潮和传统重农思潮相互交织的背景下展开的。自1901年初《自强说》④发表至1911年十年间，见诸报刊的讨论文章日渐增多，其观点大致可分为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大类。清末重商主义思潮的惯性发展，使得工商为本论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居于十分突出的地位。《开矿说》一文开宗明义：“居今日而策富强，开矿其先务乎”⑤，已将发展矿业置于重要位置。《论中国工艺有振兴之机》一文虽然认为士农工商应交相为用，“不可偏废”，但实际上强调的仍然是工商业的地位。该文指出：“今之稍通时务者，莫不知外人与我争利之处首在商务，欲与为敌，当求商务之大，商务之精。”⑥《兴商为强国之本说》一文指出：“今中国之所当握要以图者，富强而已矣。商务者，古今中外强国之一大关键也。上古之强在牧业，中古之强在农业，至近世则强在商业。商业之盈虚消长，国家之安危系之，故致强之道务在兴商。”“当知商兴则民富，民富则国强，富，强之基础。我商人宜肩其责，盖商业无论巨细皆与国家有密切之关系。”⑦与之相比，1904年《东方杂志》转载的《论中国工业之前途》和1906年《申报》发表的《中国宜求为工业国》两文，则具有更加浓厚的工商立国色彩。其中，前文指出：“今日为实业竞争最剧烈之时代，凡国乎大陆者非极力发达其工业，则不可以立国。”⑧后文认为：“然吾谓中国将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犹诸美国今日之不能不为工业国。此则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者。然则振兴实业之方针，其必求为工业国而后矣已。”⑨这一时期农工商并重说也颇为流行。1902年岑春煊等人即已认识到：“养天下人之欲，给天下人之求者，农工商也。四民相需以生，相辅以成，非惟泰西”瑏瑠。“农工商为富强之根本，自应随时振兴”瑏瑡。1903年《商务部奏请振兴农务折》明确指出：“农工商三者各有相需为用之理，本末兼资，源流斯畅。”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推翻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在民国初年，工商立国论颇有声势。此后，《劝工说》、《饥馑之根本救济法》等文对工商立国论有所申论。如《劝工说》认为，“工之一事，介于农商之间，农非工无以成农产之为用，商非工，无以见商品之可珍。农也，商也，胥有赖于工也必矣”①。杨端六则断言：“一言以结之，我国欲免除饥馑，非振兴工商业不可，苟能使国人致力于工商业，吾信一二十年后中国不复有如此艰巨之饥馑矣。”②这一时期，仍有论者坚持农工商并重论，其中关于农林工商四部分开的理论颇值得重视。“中国以农立国，犹泰西各国以商立国也。中国拘守数千年旧制，虽注重农事，然于地土之肥硗，水旱之补救以及人工机器比较之作用，均未有所讲求。其余森林之富，工事之善，通商之利，更不甚注重，而视为可有可无者也。中国贫且弱，其原皆由于此。欲为富强计，非将农林与工商分部不可，非将农与林，工与商分部不可”③。近代中国的重商主义思潮及其“商纲论”、“商本论”的兴起，是工业化或现代化取向中形成的适时之论。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时期渐次形成“商本论”到20世纪20年代之际，为时近半个世纪，虽历经数十年的社会实践，然其以“富国强兵”为指向的目标却仍旧遥遥无期。民国成立后国内局势的变化并未给工商立国论提供更大的空间，这一时期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民不聊生。现实的困境使得“立国之争”开始向有利于农业立国论的方向发展。早在1904年，直隶总督袁世凯即提出：“照得商务为富强要政，而商之贸迁，全赖农之物产，工之制造，是农工也，为商务之根本”④，强调了农业的地位。同年，商部在奏折中亦指出：“商部以提倡土货为要义，而商之本在工，工之本在农，非先振兴农务，则始基不立。”⑤1912年陈锦涛提出：“是以古圣教民首言足食，列强富国，先重农林。”⑥总括这一时期关于农业与工商业关系的理论探讨，不难发现，这一讨论可以清朝覆亡为断限划分为两个阶段。尽管每个阶段均有农业立国论、工商立国论和农工商并重论，但其侧重点却大不相同，前一阶段工商立国论优势明显，后一阶段农业立国论稍占上风。特别是1920年《农业立国意见书》的发表，标志着“农业立国论”在未来的历史选择中开始拥有了独特的时代意义和价值。

吕瑞庭的《农业立国意见书》开宗明义地提出：“欲振兴实业，当先立主义。欲立主义，当审国情之如何。”⑦作者列出了农业立国的历史、地理、政治、经济、财政、统计、军事、风俗、卫生、人口等十大理由。上述十大理由又可大致归结为历史、地理、政治、经济、习俗与卫生六个方面。吕瑞庭所归纳的农业立国的政治理由，实际上包含其十大理由的第三条和第七条。具体言之，其一是儒家以民为本，以食为天的政治思想；其二是现实政治学说和实践；其三是农业与军事关系密切。农业立国的经济方面理由，实际上包括经济、财政、统计和人口四个方面，为作者论述重点之所在。其中，“经济上之理由第四”首先指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政策，以使其土地发达为要素，继而以美国、丹麦因农业立国而日渐富强的事实为依据，论证了“凡以工商立国者，虽富强甚易，而维持较难，以农业立国者，虽进步较迟，而基础甚固”的论点。“财政之理由第五”认为国家财政取于租税，而中国租税之来源，大半为农产物，“今日农政尚幼稚，农业未发达……除注重农业，培养税源外，实无他策”⑧。“统计上之理由第六”指出中国选择以工商立国还是以农桑立国，“不仅凭高尚之理想，尚可求诸普通之事实”，为此，作者从欧洲谷物生产及消费统计、中国农产物之输出额、中国五大商品（豆类、棉花、种子、茶叶、生丝）为世界的必需品、中国农产在世界之位置等四个方面，用大量的统计数据和表格，论证了农业立国论是建立在大量事实基础上的，是符合中国实际的。“人口上之理由第十”论述了“农业可以增加人口”、“农业可以配置人口”两个观点。吕瑞庭对农业立国的在习俗方面的理由论述亦颇为周详。他引用管仲“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等名言，结合古今中外的实例，认为农业可以挽回孝道，培养道德，“通中外，亘古今，无有乎弗同，无有乎或变者也”①。具体而言，农业对风俗的影响主要包括“奖励孝道”、“奖励勤俭”、“奖励储蓄”、“养成保守之性质”、“养成温和之性质”、“养成切实之性质”、“养成美术之思想”、“养成高尚之人格”。在详述农业立国的种种理由之后，吕瑞庭以日本大阪《朝日新闻》所载德国的救济政策，简短地对全书进行了总结：“德国失败之后，尚欲以农业为救国之政策，岂可天然大农国，贫而且弱，不注重农业，以为立国之本。今之谈国是者，盖于此加意乎？”②尽管《农业立国意见书》仅三十余页，难以称为“巨著”，论证也稍显粗疏，但该书纵论古今，其基于理论与“国情”结合的论证理据，对于近代中国立国理论的检讨和发展路向的选择，无疑具有典型意义，从某种意义而言，它形成了其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历史起点，应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在20世纪初期的“立国之争”中，大致形成了工商为本论、农工商并重论、农业为本论三种主要观点。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一争论仍在继续，并同样形成三种对立的观点。其中以吴景超、陈序经等为代表的“都市工业论”者，极力主张通过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以梁漱溟等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通过发展农村以救济都市，以农业与农村为中国社会改造的基础。以常燕生、董时进、许仕廉、邓飞黄为代表的调和论者则主张农工并重。20世纪40年代初，“立国之争”又被作为“一个陈旧问题”“重新提起”，形成了农业立国派、工业立国派和农工并重派三个主要派别，围绕着中国可以立国的条件、中国坚持抗战得益于农业还是工业、中国的前途等具体的问题展开论争。以上事实充分说明，自20世纪初到40年代，“立国之争”在内容和观点上均有着明显的继承性。尽管各个时期论争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均以如何处理农、工、商业三者之间的关系为核心内容，分别形成了农业立国、工（商）立国和农工（商）并重三种主要的观点。由于“立国之争”贯穿于整个20世纪前期，在中国乡村建设思想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20世纪初期“以农立国”论的孕生，无疑对此后乡村建设思想的发展及走向，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