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教育论文范文10篇

1国外发达国家农民远程教育经验

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在开展农民远程教育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已经建设了比较完备的基础设施和丰富的教学资源，而且其管理体制比较完善、组织形式也比较有效。在互联网高速发展和广泛应用的今天，发达国家的农民远程教育与培训已经进入了信息化、知识化、个性化阶段。注重发挥远程教育在农民教育培训中的作用，发达国家在农民职业教育和远程培训中积累的丰富经验，为完善中国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培养现代职业农民，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国外农民远程教育主要集中在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农业信息获取及处理、农业专家系统、模拟农业系统、农业决策支持系统、农业计算机网络等方面。农业信息化建设中所应用的远程设备技术主要包括计算机、信息存储和处理、通讯、网络、多媒体、人工智能、“3S”技术（即全球卫星定位系统GPS、地理信息系统GIS、遥感信息系统RS）等，这些技术具有网络化、综合化和智能化特征。在过去的10年中，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网络建设和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相关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农业专家系统，模拟农业系统，农业支持决策系统等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和应用。美国建立了国家、区域、州3级的国家农业信息系统，遥感信息的采集和处理得到了政府的重点支持。德国的信息技术在农业生产、计算机科学研究和教学领域得到广泛应用。自动控制、计算机辅助决策系统、计算机仿真和建模技术、遥感技术、精确农业技术都位居世界前列。法国农业信息技术的研究和应用重点是实时监测技术，天气预报，病虫灾害预警，数字土壤和数据分析，农业生产、收获、储藏和加工等环节。日本信息和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农业信息服务，使每个家庭获得准确的市场信息是它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

1.1美国美国是最早将信息技术应用于农业和农民培训的国家。随着美国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计算机网络已经广泛接入到美国的农民家庭中，农民在互联网上就可以得到各类农业信息。在信息技术和国际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美国政府在农业信息服务和培训方面，一直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和重视。比如，在农闲季节广泛地在农村地区对农民进行各种系统化的农业培训，向农民讲授新的农业技术知识。在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就出资建立了农村电话和视听教育电视台，通过这些基础设备大量的农业市场信息和技术信息，起到了推动农业科学技术发展和搞活农业市场的作用。美国对农民的教育经费财年度达600亿，在2005年美国农业部就成立了专门为农村居民提供教育、培训和医疗服务的远程教育计划。美国的远程职业教育主要是由传统的大学组织实施，远程职业教育主要分布在“职业学院、私营企业机构和以国防部为主”的政府机构中，并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1.2英国英国是实施农村远程教育比较成熟的国家。在英国，通过政府、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和农业培训机构相结合方式实施农村远程教育，运用职业教育、普通教育、成人教育和其他形式的培训教育，大学、研究和咨询机构的辅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大大提高了农民的教育培训水平。目前，英国农业劳动者的30%每年都会参加各种不同类型的农业培训。

1.3韩国韩国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就开展了农村远程教育和农民培训，韩国特别注重信息技术与农民教育相结合。比如，利用远程信息咨询系统来对农民进行远程培训，采用先进的摄像机和无线通信设备进行现场演示教学，通过互联网会议系统实现农村远程教育等等。农民可以在家里接受各方面农业技术的培训和教育。每年12月，韩国的种田能手还能通过网上会议系统参加农业新技术的讨论。到2004年底，韩国农民网上会议系统已经发展了70个地点，在韩国农村地区的计算机普及率从1997年的18.7%，提高到的47%。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发达国家的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和实践，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管理体制、完善的法律保障、有效的组织形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发展中国家开展农村远程教育培训虽然不及发达国家，但是也有自身的发展特点，结合自身优势，发展运用现代信息技术，大力发展远程教育培训来促进本国的农业现代化。中国是发展中国家，信息技术相对落后，国家虽然为农民建设了提供农业信息、电子商务、广告宣传等服务的金农网，但借助网络对农民进行远程教育和培训在中国则是刚刚起步，借鉴发达国家农民远程教育培训的经验，加强农民远程教育网络基础建设，使农业技术有效通过网络传播，通过网络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2中国农村网民发展现状及农民远程教育回顾

一、改善教学条件，提供优质资源

现代远程教育充分利用了计算机网络及多媒体技术，但是由于农村软硬件设施不足，一些需要实习、实训支撑才能完成的课程在农村很难实现。为此，学校先后建立数控软件实训室、农化实训室、大型电子阅览室、标准语音室、电工电子实验室、中级电工维修实训室、电气控制及PLC、数控实训车间、国家级电子商务实训基地，为农民培训工作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所属八个县分校均配备有教室、计算机房等，学员可以就近进行网上学习、实践，方便培训、交流，降低了学习成本，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农村软硬件设施不足的问题。

二、坚持教育方针，明确办学方向

学习中心坚持党的教育方针，遵循高等教育办学规律，确立了为承德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尤其是为“三农”领域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办学宗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教育规定，注重“规模、质量、结构、效益”协调发展，以学员为中心，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服务社会为目的，充分体现了质量第一、社会效益第一的原则，确保了远程教育始终在健康、良性的轨道中发展。

三、提供教学服务，培养学习意识

针对广大农民学员知识水平偏低，缺乏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的手段和相关知识，学员自主学习能力和意识比较差等特点，学校本着“一切服务学员”的办学原则，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努力办好农民远程教育。

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设计理念

(一)明确政策的问题导向意识。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基于推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政策作为政治系统外在性体现，其作用和功能应该是着眼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由此，问题导向意识就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内容最佳的理想状态就是涵盖所有问题并解决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事宜，就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也必须具有问题导向意识。具体看:第一，需要明确问题的主旨。政府在设计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其政策指向问题的主旨是什么，推进该项政策的意义何在。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不足，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1］。为此，在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需要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去调研，明确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第二，正确界定问题的基本内容。在政策表述过程中，相关部门根据其调研的实际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要进行认定、归纳，最后纳入政策文本中。第三，合理表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明确问题的主旨和内容，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教育中的问题，确立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及各个部门具体的职能分工，然后明确其推进的步骤和解决的时间。当然，问题导向意识在确定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教育对象不同于普通学生，由于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的原因，很多问题并非能够全部囊括，由此就需要政策调研部门深入调研，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问题。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续教育的对象，其不是单独的个体，其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巨大利益，在明确问题导向意识的时候，必须确定问题意识的价值取向。(二)强化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来自商谈和认同。同样，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是来自不同主体的商谈和认同，使其普遍涵盖的规则、价值、方式能够得到不同政策主体的认可和执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整个政策的内容和价值必须得到不同参与主体的认可和协商，方能体现出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具体看:第一，各级政府的认可。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后，涉及政策执行的部门有多个，这些政府部门必须对其予以认可，在认可过程中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用自身的态度支持政策的实施。第二，用人单位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之后，用人单位需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带来的益处，然后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此来推进其对政策的认可，强化政策的合法性。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作为继续教育政策实施的受益主体，这个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该项政策实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合法性的来源［2］。当然，除了这三个主体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后，其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的公共价值，有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实现，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有助于其增强合法性。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设计的思路就有三种，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就这三种方式看，上下结合是最好的思路，能够充分体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参与度，保证政策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由此使得政府认可提升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认可有助于推进其合法性，从而在整体上强化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更好地推进政策的执行。(三)保证政策的价值协调性。任何教育政策所面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这个事实背后蕴含多种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故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绝对保持其价值中立，而应该体现其价值协调，即在多方利益博弈过程中需求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平衡点，使得政策实施后的各方利益达到最大化。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协调性就体现为其对功利价值取向和非功利价值取向的折中，通过满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这些利益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出台会涉及多方利益。从政策制定方，即政府部门看，其希望政策能够起到较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这是功利性的目标。从政策受益方看，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角度看，其希望政策有实际效果，同时也能兼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这是功能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的折中。从用人单位看，也是希望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政策中，功利性价值观体现得多一些，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均希望政策的效果凸显，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效应［3］。而农民工自身也希望政策有实效，对自身的发展有帮助，但很多时候难以兼容。参与主体的愿望有所背离，因此，在未来政策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做好价值协调，充分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实际利益。(四)确定政策的整合协同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内容就可能会流产，即便是勉强形成政策文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因此，在确定政策内容时，需要注重其整合协同性，明确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政策的执行各方，即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整合协同关系，特别是教育、财政、社保、民政等部门需要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面对问题共同协商，提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缝对接度。第二，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需要保持协同性，要求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与高校、社会办学机构、企业、行业之间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随时对教育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解决。第三，政府决策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团体之间也需要构建协同关系，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邀请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的参加，直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实际需求，进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五)体现政策的补偿性功能。无疑，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学习途径，甚至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在个人发展上处于不利状态，是教育资源中的利益受损的一方。作为新生代继续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公共性和补偿性功能，这也是政策社会性功能的基本体现。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分配者，其制定政策目的就是要保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将公共产品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倾斜，补偿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曾经受到的损失。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必须包含这种补偿性的功能。具体说，一是在政策文本和导向意识中需要体现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受损的事实，以及对改变这一事实的深刻认知和改变这种受损事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二是政策文本对补偿过程需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以及有对弱势群体补偿扶持的优先政策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一)目标性内容。确定政策的设计理念之后，需要确定其具体的政策内容，当然，这种内容的确定并不是具体的某种内容，而是一种内容体系。第一个内容体系就应该是目标性内容，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内容体系的基础。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继续教育发展纲要》对继续教育政策目标内容的表述看，其有三个特点:第一，目标性内容应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结合，关注社会发展也需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第二，继续教育的对象应该能够涵盖所有的有再学习欲望的人，即继续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4］;第三，国家能够尽最大努力为这些学习者提供多层次、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目标阐释上，需要体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结合，适当应该偏向个体利益，即要在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发展，政策导向应该适当偏向于后者;第二，政策的范围应该尽量覆盖到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保障其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是其一项基本人权;第三，政策的实施既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技能和职业能力，推进其市民化进程，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不断完善继续教育的内容，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学习构建合适的途径。(二)工具性内容。目标性内容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性内容，要保证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及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来推进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而言，主要有两大手段，即供给引导和需求激励，前者是政府通过投入引导办学主体进入，建立更多的办学机构和聘请更多的师资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需求;而后者则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刺激，鼓励不同阶层、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参与继续教育，以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对应性［5］。因此，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而言，在未来工具性内容涉及的过程中要遵循上述思路，其具体内容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行业、办学机构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承担的继续教育多元化投入的机制;第二，鼓励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特别是高校、职业学院、成人高校在企业、行业、社区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第三，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衔接机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教育体系;第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财政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范围及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补贴中的责任;第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就业聘任、职业注册等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三)评价性内容。所谓的评价内容主要是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否达成，以此来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否继续推进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的功能是决定继续教育活动开展的质量或成效，确定该项政策是否继续推进或废止。从这个功能上看，评价性内容实际上是工具性内容的一部分。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评价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资质问题与服务标准，构建市场退出与准入机制;第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监督机制，建构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第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实施中的监督、管理职责;第四，建立多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监督、评价反馈、社会支持等机制以及对该机制的监督体系。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调整趋势

(一)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执行，是一个从政策规划到成效实现的过程，其要展示的是公共政策对于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权利的支持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应的规范教育活动的政策体系也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政策体系在整个教育政策体系中是非主流的，如政策变动性大、随意性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如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但其内容体系与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相比始终是边缘的，与这些部门主要职责内容关联性较弱，很难成为某个部门的主要政策，即便是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如此，就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缺位，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受到挑战。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不再是边缘化问题，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既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权利实现的方式，也是检验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故此，政策决策部门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从支离破碎的局面向一体化、专业化的体系转变，促进政策内容的协调与连贯，推进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进程。(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趋势。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是其内容的核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过程与实际成效。任何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科学化的标准，其实就是要求政策文本内容、实施方式必须符合实践的要求以及客观实际情况。按照这样评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科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其政策内容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实践，是否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其科学性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策体系内容来源的科学性，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科学决策的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需求的意愿、现状、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广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第二，政策体系内容的针对性。实际上就是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对政策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把握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契合度。第三，政策体系内容的前瞻性。在政策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为后来的政策发展留有余地，准确把握影响政策63执行的各项主客观因素、隐显性因素，预测政策发展的风险及趋势［6］。第四，政策体系内容的代价性。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均可能会遇到阻力和风险，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对风险和阻力有准确的预判，明确遇到风险与阻力的应对办法，保持办法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在实际执行中切实解决风险和困难。(三)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所谓的人本性趋势，实际上是对公共政策的价值重新反思，确定一种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在长时间内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被重新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事务，这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成长，关注其对教育的实际需求，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融入城市社会的目标。如此，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是必然的，需要涉及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扶持。具体而言:第一，在政策目标性内容方面，应该淡化功利主义色彩及政府管理的理念，强化人文关怀和治理转型，突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目标保障。第二，在政策工具性内容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以及个性需求、经济基础、学历基础等方面，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投入。第三，在评价性内容方面，要尽量避免完全的经济性标准或行政性标准，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个体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学习观念、综合素质、精神文化等是否得到提升作为评价标准。(四)政策体系的强制性趋势。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中，强制性特点并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政策内容要求多个政府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上进行协调配合，但由于办学主导权的分散，各个部门的利益之间有所冲突，由此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推诿，甚至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的决策者没有建立好相关的协调体系，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要性，难以对其实施过程予以监督;部分企业或行业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套取国家相关补贴，但实际上没有组织继续教育的开展［7］;等等。因此，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强制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其政策体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强化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强制性的协同机制;第二，明确各高校、职业院校、成人高校、企业行业、社会办学机构、社区教育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及权利，保证其职能的实现;第三，明确区域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目标内容，包括数量、程序、效果等，各级政府对此强化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监督。

1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现状分析

近五十年来，中国的农民职业教育也经历了诸多变化，但还未形成系统的概念体系和专门的研究领域，至于“三农”问题，相关的教育的理念也有待规范和权威的界定。目前我国农民职业教育形式大致分为三类：一、政府的农业系统主导并开展的各类旨在提高农民生产技能的推广和培训工作；二、全国各大高等学校开展的农业类高等学历教育；三、农广校及相关农业培训学校所推广的农业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这类学校最大的特色便是因地制宜，结合本地农民特点来实施教学任务，有意识地将理论与当地生产实践相结合，在不同程度上有效拓宽了农民职业教育的办学和施教范畴。

2我国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

目前，我国农民的素质相对较低，对于农民职业教育的需求不够广泛，一般只停留在眼前利益，以直接得到效益，短期内可以回报的职业技能方面的教育需求为主导，少数农民开始对投入时间长，获得利益大，同时伴随较大风险技能教育需求慢慢了解和认识到，农民学习技能的最主要的目的是通过技能转化成经济效益。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城镇一体化也在逐步推进，随之而来的是农民对职业教育需求的多样化，不再是单一的农技型，多样化的教育需求对于大量涌入城镇的农民必不可少，他们需要在适应新环境的同时获得新的实用技能。

3农民职业教育需求的特征

农民职业教育需求具有如下特征：显性需求少，隐性需求多，需求局限性大等。显性需求主要是有农民通过语言表达，对技能获得的价值和利益的表述，但是由于农民受到文化知识的局限，很难表达出来，所以显性需求较少；隐性需求是体现在农民的生产劳作中，不易于被农民发现和总结，必须通过农业职业教育的组织者观察农民的生产过程，从典型的案例、具体的生产细节和生产困难中总结出来，从而得到农民的职业教育的需求；生活环境和农民目前拥有的条件造成农民需求的局限性大，可以通过职业教育部门的引导来打破，引导的方式有参观、考察等。

摘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耽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作者：谢晶1，陈建录2，苗厚芳3，张红月4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1农民职业教育的政治功能

1．1促进教育公平

农民职业教育在保障农民受教育机会的平等权利和全面开发人力资源这两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虽然不能说有了农民的职业教育就有了教育公平，但是可以肯定，没有它是绝对不能有农民教育公平的。美国有正规的多类型的中等农业教育、多层次的高等农业教育，也有非正规的各种类型的、短期和长期的培训和面向全社会的农业推广教育［5］。为了满足不同文化水平、不同经济基础学习者的需要，美国除了公立职业学校外，还积极鼓励各部门、行业、私人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举办多层次、多形式的农村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在农村广泛举办培训班，利用冬季和农闲对农民进行系统培训，向农民传授新的科技知识，帮助农民学习各种专业技术。美国多形式的农业技术与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促进了教育公平，不仅提高了美国农民的素质，还使各阶层农民受教育权得到了保障。

1．2引领农村精神文明建设

在传播现代文明信息，引领农村和谐风尚中，农村职业教育发挥了巨大作用。以往农民学习新的文化知识的机会相对较少，精神文化生活比较匮乏。农村职业教育带给农民新知识、新思想，提高农民的精神涵养。20世纪60年代末，韩国工农业发展失衡、城乡差距逐渐加大，为改善这一状况，韩国政府开展了“新村运动”。

一、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现状分析

一方面嘉兴市政府在外来人员管理服务上创新举措，成立了新居民管理局，出台了相关政策法规来保障新居民群体享有的权利，在缓解外来人员子女就学难问题时，加快了公办学校建设进度，尽可能吸纳外来人员子女入学，据统计，公办学校班级中外地生占近1/3，并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形式建设外来人员子女学校，现全市外来人员子女入学率超过了95%。另一方面，就外来务工子女受教育权而言，这类群体在享有教育资源公平性上仍面临严峻的挑战，于此同时衍生而来诸多教育问题，究其形成原因更值得深思。调研分析结果显示，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形势不容乐观，突出问题具体现在以下方面：

1.家庭教育环境差、学习条件缺乏

家庭背景对未成年儿童的成长有重大影响。团队调研的均是小学阶段学生，年龄段在小学6~12岁，正处于身心健康成长的关键时期，由于家庭经济收入水平不高，其家庭教育环境并不乐观。在调研问卷中“如果给孩子购买图书，每学期您能接受的金额是多少”，仅20%的家长表示能接受100元以上的图书支出。在蓝天民丰学校及其周边社区走访中笔者发现这些外来务工群体多住在城乡结合部，或近郊的工棚、集体房、廉租房，周边文化教育设施差，儿童学习书籍资料少，缺乏休闲、娱乐和学习设备，而且周边人口复杂，居住环境不具备子女学习相适应的环境与条件。

2.教育内容单一、教育方式简单粗暴

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调研中发现，进城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内容比较单一，不少家长过于注重孩子成绩高低、升学率，对孩子期望很高。分析调查结果显示，91.3%的家长都较为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只有8.3%的家长关注到了孩子品德修养和人际交往等方面。另外，83%的家长希望孩子获取大学以上学历，而“轻松、收入高、自由”的工作期待比例占到65%，由此可见，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长大多一味追求子女的学习成绩，这种学习成绩至上的价值观往往导致家长忽略子女综合素质能力的培养。其次是家庭教育的方式简单粗暴，多数家长在对子女的教养上还是以“棍棒教育”为主，据调查其比例占到45.92%，能耐心教导的只占3.44%。此外，外来务工随迁子女家庭常常是上演“家庭暴力”的重灾区，在受访的73个外来务工随迁子女中，有20个孩子不同程度的经历过家暴。

一、问题提出

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28日了《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内地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长0．9％。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从2014年到2018年农民工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开始农民工的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见表2）。分析其中原因，与我国目前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无关系。2015年3月5日，“中国制造2025”宏大计划由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15》。这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提升中国制造业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增强创新技能和人力资本。制造业现代化对工人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文化程度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人自然会被淘汰。同时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城中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加之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综合原因造成就业人数不断下降。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农民工一般指户口在农村但不务农、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这一类人。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他们虽然户口不在城市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员。“文化低”“能吃苦”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并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不同，他们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感以及眷恋性不强，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打工上学，所以他们对城市更熟悉，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虽然相比较父辈他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户籍、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家庭教育、职业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下，想要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所接纳还很困难。（二）继续教育概念。继续教育一般指结束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或全日制在校学习后，在工作中所接受的教育。继续教育按照举办的主体分为社会机构继续教育、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政府主办继续教育。政府主办继续教育往往是通过社区或者是当地企业来实现。按照继续教育内容，可以分为技能型继续教育、人文素养继续教育和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也从原本单一的面对面课堂教育发展为信息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在线学习，也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移动学习。对于继续教育的接受者来说，更重要的往往是继续教育的理念和接受程度、参与程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不断进行学习，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那么作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接受各种继续教育呢？（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调查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教育的比重在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缺乏主动性，找不到学习的入口。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状，一是自身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有工作或者是买房落户，更多的是自身不断完善提高的意识，这种自我提升意识会影响到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和接受度。但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工仅满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对于城市化的认识仅停留在和城市人一样使用智能手机购物、去大型购物中心看电影，很少有进行职业能力提升的想法。例如去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提高自己的岗位竞争力，自主报考一些学历提升的考试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自觉接受一些办公软件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二是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想参加继续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培训机构，缺乏经济承担能力，甚至害怕被骗。有的不知道自己适合进行什么样的培训，进行哪个方向的培训，这都需要专业人士和部门的指导。2．政府举措不到位。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办方、组织方应该是政府，政府只有大力宣传并出台相应政策，企业、机构、学校才会有相应措施。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政府需要帮扶的群体多，所以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规定政府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或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从供给方来说还是以社会机构为主，职业学校虽然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和企业合作，由企业统一派送员工接受培训，这也是从管理角度来考虑，个人报名很少。相对于农民工对职业学校的较高信任度，社会培训机构很难让农民工放下警惕心，市场不规范时的种种骗局案例让人记忆犹新。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心无力”，社会机构“有心无信”，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问题就会简单很多。3．社会对农民工接受度不高农民工一直被认为是“乡下人”“没文化”“素质差”的代名词，虽然近年来城市对农民工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逐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也以不同于父辈的形象出现在城市，但从实际来看并未真正接受农民工。有的农民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但是企业或周围人却不认为是有一定含金量的文凭，往往低看，不兑现升职或加薪的承诺。加之农民工由于自身人文素养的缺乏、生活习惯的差异，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被市民认为是没有品位、没有素质的一类人。这些都是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需要继续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影响因素分析

（一）农民工：缺乏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不管是新生代农民工还是他们的父辈，很少有职业规划的概念，也几乎没有人去指导他们如何进行职业规划，所以继续教育的成果很难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体现出来。他们到城市就是为了挣钱养家糊口，没有精力去考虑个人的职业规划、继续教育，只是疲于奔命地工作满足自己的生活需求。城市越大，生活方式越快捷，生活成本越高，生存的压力越大。据调查显示，农民工在大城市的立足率远远小于中小城市。城市中机遇多、风险也大，“一夜暴富”的宣传比比皆是，农民工很难辨别其中的真伪，反而会产生投机心理，形成“读书无用”的概念。在发达国家如美国，学士的年薪比副学士平均高40％，高中学历比高中以下学历高20％；在我国，虽然这一趋势还不明显，但是高学历人群在收入水平、个人素养、知识更新、生活方式、孩子教育等方面开始明显高于高中以下学历人群。应通过各种方式使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在经济不断发展的今天，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科学技术才能改变生活。（二）供给层面：市场不规范，缺乏可行性政府指导。从2000年起，政府不断推出政策强调关注农民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和继续教育，但是如何操作、由谁来主办、培训经费、培训指导等都是急需明确的问题。首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应该是分层次、分阶段来进行的。进入城市后如何从生活方式、生活习惯上融入城市，这是农民工需要进行的第一个继续教育；找到工作后为熟悉岗位进行的岗前培训属于第二次继续教育；熟悉现有工作岗位想要晋升岗位或者提高工作待遇从事技能性更高的工作是第三次继续教育；职业技能较熟练后想要从工人或技工变为管理人员需要学历上的提升，这是第四次继续教育。每一次继续教育都需要有政府层面或政府指导的公益机构进行指引，这也是对农民工进行职业生涯的规划，但是目前能让农民工信任的指导机构非常少。

摘要：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大批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和东部经济发展较快的沿海地区，成为城市里的“农民工”。许多年龄处于义务教育阶段的农民工子女，也随其父母进入城市沿海和地区。城市中广大农民工子女如何接受义务教育，逐渐成为当前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在分析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对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对策。

关键词：农民工子女教育弱势群体

引言

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迅速转型，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适应市场对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的需求，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村流向城市，由欠发达地区涌向发达地区，全国各地掀起了一股波涛汹涌的“民工潮”。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人口流动中家庭迁移的比重越来越大，大批学龄儿童随父母流入城市，数量急剧增加，流动儿童问题越来越突出，最突出的是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问题上，城乡分割旧体制的弊端暴露得越加清晰，越加变得令人不能容忍。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总书记又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特征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一执政理念充满了人文关爱，让人不禁对社会、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希望和美好的期待。

目前，我国流动儿童的数量约为1982万，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9.37%。在全部流动儿童中，户口类型为农业户口的占74%。也就是说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从数量上看已将近1500万。他们不能接受或不能良好地接受义务教育，这不仅仅会影响儿童个体的发展，同时也影响我国“普九”工作的深入进行，影响社会公平体系的建立，以及我国公民素质的整体提高，必将对我国的社会发展带来隐患。解决这一庞大群体的教育问题刻不容缓。

一、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的必要性分析

1.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提升新生代农民工人力资本的需要。作为农民工群体的主流人群，新生代农民工亟待通过职业教育培训来提升自身的人力资本。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在人力资本上普遍存在先天积累不足、后天形成过缓等问题，使其在市民化进程中遇到很大的阻碍。新生代农民工的人力资本直接决定其在城市生存、生活和发展的能力，对市民化进程也有重要影响。因此，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不仅是其人力资本提升的要求，也是市民化的必然选择。首先，通过在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开展职业教育，让其真切地感受到自身工作能力和个人发展的提升，从思想上认识到人力资本后天形成的重要性，以积极向上的心态迎接职业教育和培训，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其次，职业教育培训应注重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价值观、生活观、公共规范意识等进行正确引导，帮助这一群体真正融入城市生活当中，实现自身的市民化愿望，并具备向上流动的能力。再次，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不断完善职业培训内容，根据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层次和需求提供定制化的职业教育服务，使他们具备从事现代城市职业的核心技能和职业能力，更好地将个人通过学习所积累的人力资本转化为现实中的劳动力。最后，要建立一套面向新生代农民工未来职业发展的终身培训体系，以应对信息时代出现的新岗位对职业技能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得他们各方面的知识和技能与时俱进，从而更好地融入城市，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市民化。

2.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是实现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需要。对现状的不满以及对留在城市、融入城市的渴望，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对职业教育培训的需求很大。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需求量最大的是受过专业职业培训、具有一定职业技能的劳动力，占总需求的56.6%，而新生代农民工中真正接受过正规职业培训的数量不足30%α。由此可见，新生代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落后于城市劳动力市场的需求，而这也是阻碍其融入城市的关键性问题。一方面，虽然新生代农民工对个人的期望和未来发展的意愿较好，但在融入城市方面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一份对农民工城市融入程度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对其工作所在城市的适应程度较低，城市适应度达到中等的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45%，完全不适应或者适应程度很低的占4%，而仅不足5%的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完全或者较好地融入城市生活。α由此可见，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未能很好地融入城市，要想真正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首先需要具备在城市工作的一技之长，而这一技之长离不开职业教育培训。另一方面，尽管新生代农民工相对老一代农民工在受教育程度和文化素养上都有了较大的提高，但与城市市民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新生代农民工要想真正地融入城市，就必须通过职业教育培训不断汲取新知识、掌握新技能，从根本上适应由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变。因此，通过开展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帮助他们全面提升个体素养，既是新生代个人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α除此之外，开展职业教育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从对职业、专业的懵懂无知发展到了解、认识、熟练、精通以至于偏好所从事的行业，顺利实现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市民化。

二、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面临的困境

1“.低质性”就业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因素。职业是社会分层的风向标，也是社会地位的重要标志。α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就是在城市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为实现他们的市民化提供经济保障。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年轻化，年龄大多在30岁以下；学历水平也较高，在高中及以上的农民工群体中，新生代农民工占总数的70%以上；收入水平也相对较高，相关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新生代农民工每月人均收入2609元，比老一代农民工增长13.9%α。尽管从学历、收入等层面来看，新生代农民工有了较大的突破，但从就业层次来看，仍然难以摆脱“低质化”就业的束缚。深圳市总工会与深圳大学联合开展的一项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生存状况的调查显示，有52%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普通工人和服务员，14.9%的从事技术岗位的工作，10.4%的从事生产线管理工作，仅仅有不到6%的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部门经理以上的岗位工作。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囿于自身有限的技能，难以与城市精英阶层进行直面竞争，向上流动受限，难以摆脱低层次的打工状态，劳动密集型、高替代性的岗位成为新生代的“收容所”。由于这类低端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弹性较小，新生代农民工很难摆脱低收入的状况，以每月不到3000元的收入，仅能维持在城市的基本生活，想要在城市安家立足十分困难。在城市拥有自己的居所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尽管新生代农民工从事非农产业，但“农民”的身份使其与城市中的经济适用房、廉租房无缘。同时，他们与城市市民面对的是共同的消费市场，较低的工资收入与城市的消费水平相比，显得微不足道。对于他们来说，留在城市、成为真正的市民，路途依然遥远。总之，“低质化”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中的重要障碍。

2“.错位性”失业是新生代农民工面临的重要问题。新生代农民工在就业市场上的无序化竞争，导致大量“错位性”的失业。当前，在城市劳动力市场当中，新生代农民工大多进入次级劳动力市场就业，从事的多是一些城市“剩余”工作。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城市高端技术人才十分欠缺，甚至出现“千金难求一才”的状况，劳动力市场中的错位、低位竞争严重拉低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价值。新生代农民工在学历和技能层面优势不足，只能委曲求全从事城市低层工作，甚至部分新生代无工可做，自身优势无法发挥，结构性失业现象严重。长期来看，这也是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重要原因。大部分新生代农民工工作期望较高，职业定位失当，个人期望与能力之间的结构性矛盾，使其陷入发展性困境之中。根据经济学原理，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人效用和目标函数与老一代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从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倾向来看，大多期望在具有技术含量的第三产业就业，他们中很大一部分属于独生子女，自身的工作耐受力较低，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不愿从事一些苦活、脏活和重活。近年来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用工荒”问题日益显现，特别是在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的背景下，对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的需求缺口越来越大。然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社会劳动力市场中就业难现象日益突出，尤其是高层次劳动力就业重心下移的现象与新生代农民工就业期望高移的状态，共同加剧了社会就业矛盾，导致新生代农民工处于高不成低不就、进退两难的尴尬状态，不仅影响到市民化的进程，还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未来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