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教育范文10篇

摘要：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经济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一员，但是受职业技能、文化素养等方面的局限，他们中的很多人无法在城市长期立足而完成市民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受诸多因素影响，如农民工自身缺乏知识改变命运的坚定信念、市场不规范、缺乏可行性政府指导等因素。要改变这一现状，应探讨搭建政府主导的农民工就业教育平台，创设适合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培训方式，完善继续教育课程体系建设等。

关键词：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问题提出

国家统计局2019年2月28日了《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截至2018年底，我国内地总人口139538万人，其中城镇常住人口83137万人，占总人口比重59．58％，比上年末提高1．06％。全国农民工总数量为28836万人，比上年增长0．6个百分点。其中外出农民工17266万人，比上年增长0．5％，本地农民工11570万人，比上年增长0．9％。从表1可以看出，我国从2014年到2018年农民工无论是总人数还是外出农民工数量、本地农民工数量都呈逐年上升趋势。但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就业统计数据显示，自2014年开始农民工的就业人数逐年下降（见表2）。分析其中原因，与我国目前制造业的升级转型和城市规模不断扩大不无关系。2015年3月5日，“中国制造2025”宏大计划由总理在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3月25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制造2025》；5月19日，国务院正式印发《中国制造2015》。这是中国政府在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做出的提升中国制造业质量和水平的重大举措，其核心思想就是要提升制造业的创新能力、信息化水平，增强创新技能和人力资本。制造业现代化对工人的要求不断提高，一些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文化程度较低、学习能力较差的人自然会被淘汰。同时我国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城中失地农民和进城务工农民由于缺少专业技能，加之生活习惯、文化差异等原因也使他们无法融入城市，综合原因造成就业人数不断下降。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

（一）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农民工一般指户口在农村但不务农、在城市或乡镇打工的这一类人。这个特殊群体近年来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他们虽然户口不在城市却是城市不可或缺的一员。“文化低”“能吃苦”是他们身上的标签。新生代农民工这个概念是2010年国务院颁布并开始实施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进一步夯实农业农村发展基础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的，意见中首次提出“新生代农民工”概念，并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化，加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技能培训。新生代农民工与他们的父辈有很大不同，他们虽然户口在农村，但是对农村和土地的依赖感以及眷恋性不强，更向往城市生活。他们其中有一部分是留守儿童，有一部分是随父母在城市打工上学，所以他们对城市更熟悉，更容易接受城市生活。虽然相比较父辈他们的文化水平有所提高，但是在户籍、生活习惯、文化素养、家庭教育、职业技能以及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制约下，想要完全融入城市生活、为城市所接纳还很困难。（二）继续教育概念。继续教育一般指结束了九年义务制教育或全日制在校学习后，在工作中所接受的教育。继续教育按照举办的主体分为社会机构继续教育、职业学校继续教育和政府主办继续教育。政府主办继续教育往往是通过社区或者是当地企业来实现。按照继续教育内容，可以分为技能型继续教育、人文素养继续教育和学历提升继续教育。继续教育的形式也从原本单一的面对面课堂教育发展为信息化多元化的教育方式，如可以通过电脑进行在线学习，也可以通过手机端进行移动学习。对于继续教育的接受者来说，更重要的往往是继续教育的理念和接受程度、参与程度。快节奏的城市生活、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使得城市居民已经习惯于不断进行学习，选择适合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式，那么作为新市民的新生代农民工是否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能力去接受各种继续教育呢？（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现状。据国家统计局2018年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接受过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农民工占32．9％，其中接受非农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0．6％，比上年下降了0．1个百分点；外出农民工接受农业或非农业职业技能培训的占35．5％，比上年下降0．1％。1980年及以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渐成为农民工主体，占全国农民工总量的50．5％，比上年提高0．8个百分点。从调查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接受非农职业技能教育的比重在下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农民工缺乏主动性，找不到学习的入口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现状，一是自身缺乏自主学习意识。农民工的城市化不仅表现在城市有工作或者是买房落户，更多的是自身不断完善提高的意识，这种自我提升意识会影响到社会对农民工的认可和接受度。但实际上有很多农民工仅满足于在城市中找到工作，对于城市化的认识仅停留在和城市人一样使用智能手机购物、去大型购物中心看电影，很少有进行职业能力提升的想法。例如去考相应的职业资格证书以提高自己的岗位竞争力，自主报考一些学历提升的考试提升自己的学历，或者自觉接受一些办公软件培训提高综合素质。二是一部分农民工虽然想参加继续教育，但苦于找不到合适的培训机构，缺乏经济承担能力，甚至害怕被骗。有的不知道自己适合进行什么样的培训，进行哪个方向的培训，这都需要专业人士和部门的指导。2．政府举措不到位。农民工继续教育的主办方、组织方应该是政府，政府只有大力宣传并出台相应政策，企业、机构、学校才会有相应措施。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政府需要帮扶的群体多，所以目前并没有特别明确的政策规定政府要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技能或学历方面的继续教育。继续教育从供给方来说还是以社会机构为主，职业学校虽然也提供职业技能培训，但大多是和企业合作，由企业统一派送员工接受培训，这也是从管理角度来考虑，个人报名很少。相对于农民工对职业学校的较高信任度，社会培训机构很难让农民工放下警惕心，市场不规范时的种种骗局案例让人记忆犹新。目前的状况是政府“有心无力”，社会机构“有心无信”，如果能把这两者结合起来，问题就会简单很多。3．社会对农民工接受度不高。农民工一直被认为是“乡下人”“没文化”“素质差”的代名词，虽然近年来城市对农民工的接受度和认可度在逐渐提高，新生代农民工也以不同于父辈的形象出现在城市，但从实际来看并未真正接受农民工。有的农民工通过自己努力参加自学取得了大专学历，但是企业或周围人却不认为是有一定含金量的文凭，往往低看，不兑现升职或加薪的承诺。加之农民工由于自身人文素养的缺乏、生活习惯的差异，很难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中，被市民认为是没有品位、没有素质的一类人。这些都是农民工在进城务工后需要继续教育的一部分内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各计划单列市教育局，生产建设兵团教育局：

最近，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切实做好当前农民工工作的通知》（国办发〔〕130号），要求各地人民政府和国务院各部委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就业，及时妥善安排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为贯彻落实国办发130号《通知》精神，积极配合各地人民政府，进一步做好返乡农民工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1．要充分认识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子女入学工作的重要意义。积极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切实保障农民工子女及时入学接受教育，不仅有利于返乡农民工实现就业、再就业和创业，而且对促进农民增收、城乡发展与稳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作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把做好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子女入学作为当前重要而紧迫的任务，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2．努力招收返乡农民工接受中等职业教育。2009年，要进一步加大高中阶段教育结构调整的力度，重点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招生总规模在年招生810万人的基础上，再扩大招生50万人，达到860万人。要通过国家财政补贴等措施，把招收有学习愿望的返乡农民工接受中等职业学历教育作为扩招工作的重要任务。

3．积极主动开展返乡农民工的技能培训。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下切实发挥好培训的主力军和工作平台作用，积极组织职业学校、成人学校帮助返乡农民工获得必要的职业技能，提高就业和再就业能力，尽快重返就业岗位。要充分利用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的资源，面向返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青年农民、乡镇企业职工、退役士兵、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和下岗轮岗职工开展职业技能培训。继续推进教育部“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计划”的实施，力争培训规模达到9000万人次。其中，面向返乡农民工和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3000万人次，为促进农民工就业、再就业和创业做出新贡献。

4．切实落实开展返乡农民工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的学校。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在返乡农民工集中的地区，根据需要确定一批有条件的中等职业学校，争取成为地方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基地，发挥主力军作用，组织返乡农民工就近接受职业教育或技能培训。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省级示范乡镇成人教育学校必须开展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省级以上重点中等职业学校每年培训农民工和城乡劳动者的数量要与在校学生规模大体相当。

摘要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流动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不仅耽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我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的重视。

本文在大量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首先分析了农民工流动子女这一特殊群体的生活状态和就学状态；其次，农村的经济基础、教育体制、户籍制度、农民工自身的经济收入、观念和文化素质、农民工流入地学校的接受能力和学生自身的适应能力等各个方面分析了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成因；最后，从观念、体制、社会态度和政策举措等方面上提出了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相应的措施和建议。

农民工流动子女的教育问题，是全社会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因此，党和国家及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从整个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角度，鼓励和支持流动人口和农民工子女进城上学，并为他们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在党和政府高度重视下，在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在各有关部门各项政策不断完善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一定会得到妥善解决的。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儿童；教育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围绕解决“三农”问题和增加农民收入，全国各地大力发展劳务产业，广大农民纷纷进城务工就业。随之而来的人口迁移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尤其是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日趋突出。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是父母的希望也是祖国的未来。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耽误的不仅仅是孩子们的青春和前途。随着城市发展进程的加速，农民工的素质将会出现下降的征兆，将来很可能出现结构性失业，更严重的是长此以往，在未来的一定时期内中国的人力资源储备受到严峻挑战。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亟待引起各方重视。

据国家统计局资料显示，近5年，我国农民工人数为2.8亿人左右。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主力军，新形势对我国经济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在改革的大环境下，农民工迫切需要提升职业技能以适应新形势对人才提出的新要求，因此对农民工进行职业教育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以《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为基础，从国家政策方针以及未来经济发展需要出发，深入探究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前景和方向，指出当前农民工职业教育所面临的困境，同时结合社会调查和丰富的理论经验，提出了切实提升农民工职业教育质量的策略。

《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由暨南大学出版社在2015年出版，该书从农民工基本状况、农民工教培现状、教培影响因素、教培的效应分析以及对策建议等五个方面展开了详细论述。同时，该书以问卷和访谈的形式进行了数据统计和分析，指出了制约农民工职业教育工作开展的因素。该书对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工作开展和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形势下，为全国范围内农民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了借鉴和参考。该书从理论层面出发，结合大数据分析，指出农民工职业教育是适应新形势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需要，同时也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点。然而，我国农民工职业教育的发展仍面临大量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一是相关制度不完善。相较于素质教育体系，农民工职教体系不够完善，虽然政府发布了大量政策，并针对农民工职业教育开展了大量工作，但职业教育培训实际效果并不好；同时，有关主管部门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中沟通不足，导致相关工作的推进过程中存在步调不一致、大量资源浪费等问题；同时，职业教育应该与职业技能资格证书紧密联系，但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与职业证书资格认定工作严重脱节，多数职业资格证书认定不规范且含金量较低。

二是国家对农民工职业教育投入不足。相较于我国庞大的农民工数量，国家每年拨付的职业教育经费无疑是杯水车薪，而企业出于对当前成本和收益的考虑，往往忽视了农民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此外，农民工作为低收入群体，无力更无心承担几百上千元的培训费用以及培训期间所产生的交通食宿费用。

三是相关培训质量不高，目前大量培训内容与经济发展方向脱轨，难以适应农民工的职业发展需要，且部分职业教育存在理论与实践融合程度不足、培训内容单一等问题。综上所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市场和人才提出了新要求，而农民工作为我国经济建设的主力军，其接受职业教育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然而在农民工职业教育进程中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而《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研究》一书结合大量调查，对这些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因此，在未来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工作推进过程中，可以考虑将该书作为参考，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提高农民工职业教育水平和质量，提高其工作技能和水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更上一层楼。第一，发挥政府的核心领导作用，通过建立完整的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提高对农民工职业教育体系的认识，并进一步明确和完善职业教育制度；同时，进行明确的分工。政府、企业以及个人在农民工职业教育中各司其职，共同推动供给侧改革形势下农民工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第二，调整供给侧结构，职业教育培训要从实际出发，将普及型、大众型职业教育供给转变为多层次、多类型职业教育供给，根据农民工年龄、学历和兴趣等，提供多元化、个性化职业教育供给，满足农民工职业发展的多样化需要。第三，革新职业教育授课方式。根据实际情况调整传统集中授课方式，灵活选择授课时间、地点等，促进以实践为主、理论为辅，最大化提升培训质量，切实提高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

总之，供给侧改革是党和国家通过对历史经济发展经验的充分总结，并结合中国经济当前发展现阶段所暴露出的问题所作出的重大创新。笔者结合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农民工就业能力评价与转岗就业职业选择研究”（SH17103）的研究成果认为，促进供给侧改革需要提高劳动力素质，而教育无疑是提高劳动力素质的最有效途径。我国目前约有3亿名农民工，他们主要从事于建筑、水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而这些产业却是改革的重点，因此，推行农民工职业教育不仅符合我国产业结构性改革的需要，也是推动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一步。

一、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整体设计目标

在相应的移动教育理论前提下结合我国农民工特点，建立起目标明确、对象特定、操作便捷的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这是设计上的整体思路，根据设计思路，确定以下几个设计目标。1、教育对象定位。在设计的过程中我们首先需要考虑到使用对象的基本情况，主要考虑四个方面教育对象的自身特点、学习需求、学习习惯和知识基础。在上述思路下全面分析农民工的情况，依据其习惯与需求结合法律知识的整体框架来设计。2、系统资源库特色。系统资源库需要满足各类法律知识学习需求，具有一定的多样性，农民工法律教育系统是针对农民工设计的，应当在具备满足农民工基本法律知识学习的同时将内容设计为通俗易懂且与农民工息息相关的法律条文或案例，便于农民工理解的同时能够激发农民工的学习兴趣。3、移动教育特点。同传统教育相比，移动教育具有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因此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紧紧围绕移动教育支撑理论，努力构建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学习平台，具备相应的情景模式，注重将普法教育与农民工生活实际联系起来，使农民工能够随时随地在生活中、工作中实现法律知识的学习。4、系统特色。使用移动教育终端学习的人群大多时间相对松散，通常是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单次学习的持续时间相对较短，因此不能让系统过于复杂，整体上应当从简，系统操作简便化、功能导航便利化、系统操作智能化，最大限度地适用与农民工的法律知识学习条件。

二、系统设计原则

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突出“教育”和“移动”这两个特色，诣在帮助农民工能够在随时随地实现法学知识学习。系统设计者或教育者能够通过系统实现教育设计，将相应知识传授给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能够利用零碎时间进行学习，同时教育者与农民工能够实现有效交流，这是该系统设计中“移动”和“教育”特色的体现，因此系统设计时应当遵循以下原则：1、个性化原则：农民工能够根据自己的时间安排，自由选择学习内容并安排学习进程，能够根据个人喜好自由学习，使法律知识学习具有高度的自由性特征。2、交互性原则：移动教育平台不同于实体课堂之处就在于其基本不受到空间的限制，不仅仅是学习安排不受空间的限制更多的是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的交流不受空间限制，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设计应当具备类似社交软件的交互功能，多个农民工学习者之间的交互和教育者与农民工之间的交互两个方面。3、兼容原则：移动教育系统的载体是各种各样的移动媒体设备，而不同的移动媒体设备搭载的操作系统不同，对不同的软硬件的支持也不同，因此系统设计时应当保证其与各种操作系统能够兼容，保证绝大多数的农民工能够通过自己的移动设备进入系统学习。4、安全原则：根据一般的移动教育系统设计思路，使用者在教育系统中进行学习和交流需要有一个身份识别即所谓的IP或ID，根据我国网络安全的实名制要求，移动教育平台在为农民工提供法律教育支持的同时应当保障农民工个人隐私在移动平台中的安全性。5、扩展原则：任何系统都需要不断完善和更新，同时农民工在不同的阶段对法律知识的需求也会有所变化，因此考虑到移动教育的发展可能，移动教育系统设计不能“太满”，应当具备相当的扩展性，能够根据使用者需求变化和系统技术进行不断更新和改进。

三、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运用

1、系统选择。现阶段相对成熟的可应用于移动教育的通讯技术主要有三种，分别是WAP无线协议技术、GRPS通用分组无线业务和基于SMS短消息服务技术，根据三种技术的适用范围和农民工移动教育的使用条件，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的开发和使用采用SMS短消息服务技术进行开发最为合理。这是由于SMS短消息服务技术开发相对较早，是已经实现大范围覆盖的移动通讯技术，并且与绝大多数手机设备相兼容。同时具备操作简便、响应迅速、成本低廉的特点，与农民工文化素质相对较低、生活水平较低并广泛使用中低价位手机的现状相适应，因此在三种移动教育通讯技术中，使用SMS短消息服务技术作为农民工法律移动教育系统底层技术支持最为合理。2、短信收发服务。信息收发是移动教育的最基本形式之一，系统应当搭载短消息处理服务器，其主要具备短信处理、信息显示监控、智能回复、垃圾短信过滤、日志和系统参数配制几个模块。其主要负责接收农民工发来的短消息，并根据关键字进行自动索引，从而将数据库中已经处理好的回复内容反馈给农民工，实现农民工和移动教育系统之间的交互行为。3、交互功能。远程教育不同于传统课堂，其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能够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实现实时交互。上述的短信收发服务在结合自动回复服务的基础上能够实现较为简单的交互行为，但是也有直输式教育、交互性差、互动功能弱的不足，在农民工具备一定的法律素养之后该种模式的教育效果会降低，根据现代教育理论和远程教育技术理论，通过交互式设计实现教育系统中不同角色之间的互动是为使用者提供更广阔的学习空间、学习环境的重要支持。1）农民工学习者和法律教育者之间的交互：本系统的设计主要的使用对象为农民工使用者，因此农民工使用者即系统自主学习的主要群体，其能够远程接受法律教育者为其制作的学习安排或教育信息，同时通过系统提供的平台对教育者提出问题或进行留言，而教育者也可以通过系统进行问题答复和留言回复，通过这种一问一答的形式使农民工学习者和教育者之间以法学问题或生活问题进行交流，实现学习上的互动。当系统整体稳定后可以进一步将语音输入模块植入系统，使农民工学习者可以和教育者进行直接的语言互动，这将极大地提高系统使用效率和学习效率。2）农民工和法律专家之间的交互，农民不仅仅有法律知识的需求，有时农民工也需要法律服务的需求，如当遇到老板拖欠工资这类事件时，其需要专业的人员提供专业的帮助，那么系统应当在数据库构建时将职业律师的信息纳入，同时构建农民工和职业律师之间的交流通道，方便农民工寻求法律咨询服务或法律援助。3）职业律师和法律教育者之间的交互，很多法律问题是极为复杂的，有些时候农民工提出的法律问题是教育者无法解答的，那么教育者在此时也需要寻求帮助，即该系统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不仅仅能够实现单边互动，而是能够进行多边互动，当教育者无法解决农民工的问题时能够随时接入职业律师的角色并寻求帮助。

【摘要】我国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工人的一部分，然而，由于他们文化水平低，缺乏劳动技能，观念保守落后，不仅影响了自身的发展，也严重影响了工业产品的竞争力。对此，文章紧贴农民工的实际和需求，提出了操作性强、易见成效的教育培训方法。

【关键词】农民工；教育培训；劳动技能

农民工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具有农民户籍而又长期在城市打工的人。从20世纪80年代初少数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谋生，逐渐发展到后来轰轰烈烈的“民工潮”以及最近两年出现的“民工荒”，足见“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可忽视的庞大群体。有关统计显示，我国第二产业就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7.6%，其中加工制造业占68%,建筑占80%；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52%。这组数据佐证了2004年中央1号文件的判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是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看来，农民工的知识水平、技术能力如何，不仅关系到他们自己的生存质量，也关系到“三农问题”的解决，关系到我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教育培训，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将从微观的角度进行探讨。

一、深刻认识农民工

提起农民工，我们就会想起电视连续剧《民工》中鞠广大父子，他们是我国一亿多农民工的典型。从身份看，他们是农民，户籍在农村，拥有承包土地，农忙时回乡参加农业劳动，从土地上可以获得一部分收入。从职业看，他们大部分时间在城市的第二第三产业打工，通过劳动获得一定的报酬，对于许多农民工而言，这份报酬正是他们的主要经济收入。我国社会尚属城乡二元结构，而农民工恰恰处于“两栖”的尴尬境地，以城市生活为主，而又居无定所，工作不稳定，因而生活在城市的最底层。但是农民工的付出却凝成了现代城市巨大的物质财富，许多创新思想是通过农民工的手才变成了现实的。透过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表象，我们看到了他们精神品格。

农民工出身于“农民世家”，以农为业，祖辈如此。到城市谋生，置身于另一种相对文明发达的环境会遇到诸多问题：干活苦脏累，工资待遇低，权益无保障，饱受城市人的歧视。这一切并没有把农民工击倒。他们一代又一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奔向城市，做那些文化人不愿做也不能做的事，顽强地走出了一条“产业工人重要组成部分”的希望之路。农民工以自己的行动锻打出属于农民工特有的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吃苦耐劳的品格，这是享受生活、讲究快乐的城市人无法比拟的！

农民工已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产业不断升级,农民工文化素质差、职业技能低的问题日益凸显,并越来越成为影响农民工自身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因素。对农民工进行教育培训已成为一个意义重大而又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根据我国相关法律,享受教育培训是农民工的一个基本权利。但是,在中国社会转型加速、金融危机而引发的经济发展振荡的情况下,农民工教育培训面临经费短缺、教育培训组织虚弱和管理监督混乱等多方面的问题。为提高农民工教育培训效率,提升农民工职业素质和技能,保障农民工教育培训权利,满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需要,在依法治国的战略下,必须加强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使农民工教育培训有法可依。

一、农民工教育培训立法的必要性

当前影响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核心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农民工教育培训责任承担机制问题。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是一个涉及跨地域、多主体和多部门管理的复杂问题。因此,首先建立多元投入体制,政府、企业和个人分担教育培训成本;其次需要开发多种培训途径,依托社区教育,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教育,利用城市职业学校的优势,以及校企结合,定向培训等;[1]此外,还要建立开展指导性培训、职业素质技能培训和岗位培训相结合的有效培训机制等等。而完成有关农民工教育培训上述机制构建的核心问题是责任承担的主体问题,一般说是由政府和企业共同承担。但是,对于农民工教育培训承担主要义务的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并未理顺,存在管理职权和责任相互交叉的问题。因此,不仅不利于提高教育培训效率,反而容易出现利益纷争而责任相推的情况。当前,需要进一步明确农民工输出和输入地政府、企业在农民工教育培训方面的责任义务,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实施主体及责任义务。

第二,农民工教育培训经费筹措、使用和管理机制问题。教育培训权是农民工劳动权利的重要内容,也是农民工劳动权利实现的保障,政府必须进行职业培训,创造一切条件以扩大教育培训规模,满足劳动者获得职业培训权利的要求。[2]因此,2003年9月,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在《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中明确规定,农民工培训经费实行政府、企业和农民工个人共同分担的投入机制。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在财政支出中安排专项经费扶持农民工培训工作。用于补贴农民工培训的经费要专款专用,提高使用效益。建立健全多方经费投入机制,明确政府承担经费投入为主,企业承担经费为辅,积极引导农民工在自身接受教育培训上做适当费用投入为补充,以保证教育培训工作实施的经费需要。但是,如何建立和健全经费管理与使用机制,做到专款专用,努力提高资金使用率,仍需要不断探索。大量而长期的财政经费的投入和企业的教育培训支出必须纳入法律规定,才能得到强制执行,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资金保障的“硬约束”。

第三,农民工教育培训监督机制问题。根据农民工自身素质和需要,以及社会各行业对农民工素质和技能的要求,实施相应的教育培训是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权利的关键环节。各地教育行政部门理应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监督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具体实施过程,对有关承担该项任务的教育培训单位加强管理与考核,努力采取各项措施,积极推进农民工教育培训工作的贯彻落实。解决上述三个问题的关键是加强政策的制定和法律制度建设。但是,农民工培训政策的制定是一个复杂的政治过程,而农民工本身对培训认知的问题、培训利益集团对培训政策的影响、等级制和官僚制本身的障碍,以及政府部门的本位主义和机关利益等各种因素的综合存在,使得政府的农民工培训政策反映不出农民工的利益,也不符合资源的有效配置。[3]为了强化农民工教育培训机制的构建和运行,必须通过多方努力,加强立法,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法》,确实保障和实现农民工教育培训的权利,努力提高农民工教育素质和技能,促进“三农”问题的解决。

一、城市农民工子女教育现状分析

关于农民工子女入学问题，早在2003年9月，国务院就了《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规定流入地政府应采取措施，切实减轻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教育费用负担。2004年3月份，国家又出台规定，从2004年秋季开始，农民工子女入学不再收取借读费、择校费或要求农民工捐资助学及摊派其他费用。实际中为了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各地政府都对教育资源进行了整合，公办学校资源紧张，而且各地教育局又是按照学校学区内常住人口的数量设置班级容量，根本没有为流动人口预留容量，加上公办学校的高消费超出农民工家庭的承受能力，城市农民工子女入读公办学校困难。当前城市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方式主要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和家庭教育。

（一）农民工子弟学校教育现状

目前，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公办学校借读，仍须交纳一定数额的借读费或赞助费，这对于广大处于社会低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家庭来说，能够承受的不在多数。另外，文化背景的差异、教学环境的改变、使用教材的迥异、课程进度和难度的不同也都会影响其选择借读。同时，农民工身份遭受的社会歧视也会给其子女心理上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所以有些家庭即使具备经济实力，最终还是把孩子送到了农民工子弟学校。社会地位、经济条件相对低下的农民工子女，除了一部分在公立学校借读外(具体数字不详)，很多家庭只好将子女送入外来人开办的专门招收农民工子女的简易学校就读。这类学校或被称为“棚户学校”，“打工子弟学校”。有人认为，它们根本不能被称为是学校，因为多数连基本的办学条件都不具备，充其量只能算作“民上自发办学点”。但这类学校在城市发展十分迅速，数量增长快，学生人数增加也十分迅速。

总体上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是投资来源以个人投资办学为主，办学层次以小学教育为主；学校多设立在城乡结合部，农民工广泛聚居的地区；达到正规办学水平标准的寥寥无几，学校收费低廉，教学环境差，办学条件简陋，很多学校没有正规的教室、课桌椅、教学用具，更不要提活动场地；学校规模差异也很大，从十几人者到几百人者均有学校的师资水平良芳不齐，许多管理者与教师根本没有教育教学经历，状况令人担忧。

第一，农民工子弟学校硬件设施落后。从学校规模来看，农民工子弟学校的特点之一是规模大小不等，有的学校学生人数几十人、几百人，有的学校则有上千学生。学校的规模过大或过小，对教学安排都将带来一定困难，不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从基本设施来看，由于农民工子弟学校多属于个人投资，基本设施依靠个人解决，经费来源大都来自学生学费，招生对象又是流动人口中的低收入阶层，这就决定了学校基本设施状况的紧张与简陋。由于经费有限，学校的教学设施相当简陋，严重影响了教学质量。

1.农民工家庭教育基本特征探讨

农民工家庭教育的对象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随迁子女，另一类是留守儿童。这两大群体有着各自的特点，二者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由此而导致的家庭教育侧重点也不一样。从二者的共性特征来看，都属于农民工家庭教育的范畴，体现在家庭教育水平偏低，家庭教育质量低下，家庭教育的内容单一等方面。二者的差异主要表现如下：

1.1家庭教育主体不同

一般而言，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实施主体仍然是父母，虽然父母为了生活忙于工作，无暇顾及随迁子女的日常家庭教育，使得随迁子女常出现缺乏管教等现象，但完整的家庭环境、能和父母在一起生活，对随迁子女本身会起到潜移默化的家庭教育作用。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主体则一般为祖辈，“隔代监护”有着更大的弊端，爷爷奶奶或者外公外婆一般都会采用溺爱的管教方式，较多地给予物质、生活上的满足，相应缺少精神、道德上的管束和引导。此外，祖孙辈年龄差距大，“代沟”更加明显，难以相互沟通，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真空”状态。留守儿童的另一类监护方式是“上代监护”，即由“留守儿童”父母的同辈人，如叔伯姑姨舅等亲戚或他人抚养的监护方式。这类留守儿童的监护主体也一般采用物质型和放任型的管教的方式，对相对较为敏感的儿童来说，容易产生寄人篱下的感觉，从而形成怕事、孤僻、内向的性格，且“上代监护”更不稳定，容易出现“转托”现象。这类儿童的家庭教育要么是完全缺失，要么是对留守儿童产生负面效应。

1.2家庭教育内容不同

基于农民工随迁子女和留守儿童家庭教育主体的不同，家庭教育的内容也不同。父母对随迁子女的家庭教育一般比较强调学习目标和期望，希望子女通过学习的方式摆脱农民身份进入城市生活，而对随迁子女的心理和行为方式较少关注，从而造成随迁子女的心理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主体一般也只能满足其物质生活方面的需求，对留守儿童学业、精神、道德层面的管束很少。这种隔代监护和上代监护都容易产生家庭教育的缺失，因此许多留守儿童的家庭教育基本处于空白状态。留守儿童父母也只能通过电话或者其他方式与留守儿童交流，这种交流基本很难起到教育的作用。

一、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设计理念

(一)明确政策的问题导向意识。任何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立足点就是基于推进现实社会问题的解决。政策作为政治系统外在性体现，其作用和功能应该是着眼于解决具体社会问题，由此，问题导向意识就成为公共政策制定的基本逻辑起点。当然，任何公共政策的内容最佳的理想状态就是涵盖所有问题并解决之。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事宜，就是国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在设计过程中也必须具有问题导向意识。具体看:第一，需要明确问题的主旨。政府在设计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时候，必须认识到其政策指向问题的主旨是什么，推进该项政策的意义何在。在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的时候，首先要明确的就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意识是什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简而言之，就是要明确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不足，无法解决现有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有助于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1］。为此，在政策出台之前，相关部门需要到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去调研，明确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实际需求。第二，正确界定问题的基本内容。在政策表述过程中，相关部门根据其调研的实际情况，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要进行认定、归纳，最后纳入政策文本中。第三，合理表述问题的解决方法。明确问题的主旨和内容，相关部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就应该依据新生代农民工在继续教育中的问题，确立具体的解决方案以及各个部门具体的职能分工，然后明确其推进的步骤和解决的时间。当然，问题导向意识在确定的过程中，还需要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教育对象不同于普通学生，由于其文化水平、社会地位的原因，很多问题并非能够全部囊括，由此就需要政策调研部门深入调研，最大限度地涵盖所有问题。二是新生代农民工作为继续教育的对象，其不是单独的个体，其关系到一个群体的巨大利益，在明确问题导向意识的时候，必须确定问题意识的价值取向。(二)强化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正如哈贝马斯所言，任何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是来自商谈和认同。同样，教育政策的合法性与权威性也是来自不同主体的商谈和认同，使其普遍涵盖的规则、价值、方式能够得到不同政策主体的认可和执行。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整个政策的内容和价值必须得到不同参与主体的认可和协商，方能体现出政策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具体看:第一，各级政府的认可。政策的制定部门在出台政策之后，涉及政策执行的部门有多个，这些政府部门必须对其予以认可，在认可过程中赋予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用自身的态度支持政策的实施。第二，用人单位的认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之后，用人单位需要根据政策的内容来确定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带来的益处，然后配合政府部门开展工作，以此来推进其对政策的认可，强化政策的合法性。第三，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认可。作为继续教育政策实施的受益主体，这个群体对待政策的态度直接决定了该项政策实施的成败，直接关系到其合法性的来源［2］。当然，除了这三个主体之外，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当一项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出台后，其较好地体现了社会的公共价值，有助于弱势群体利益的实现，从而得到社会的认可，也有助于其增强合法性。如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设计的思路就有三种，即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就这三种方式看，上下结合是最好的思路，能够充分体现各个参与主体的参与度，保证政策能够兼顾到各方利益，由此使得政府认可提升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新生代农民工和用人单位的认可有助于推进其合法性，从而在整体上强化合法性和权威性，进而更好地推进政策的执行。(三)保证政策的价值协调性。任何教育政策所面对的问题既不是纯粹的客观事实，也不是一个纯粹的自然现象，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事实，这个事实背后蕴含多种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故此，教育政策的制定并不能绝对保持其价值中立，而应该体现其价值协调，即在多方利益博弈过程中需求一个能够被各方接受的平衡点，使得政策实施后的各方利益达到最大化。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而言，其价值协调性就体现为其对功利价值取向和非功利价值取向的折中，通过满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利益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相结合，在这些利益之间达成平衡。无疑，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出台会涉及多方利益。从政策制定方，即政府部门看，其希望政策能够起到较好的政治、经济效果，这是功利性的目标。从政策受益方看，即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角度看，其希望政策有实际效果，同时也能兼顾到个人的自我发展，这是功能性价值和非功利性价值的折中。从用人单位看，也是希望政策能够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对企业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一直以来，在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继续教育政策中，功利性价值观体现得多一些，政府部门、用人单位均希望政策的效果凸显，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效应［3］。而农民工自身也希望政策有实效，对自身的发展有帮助，但很多时候难以兼容。参与主体的愿望有所背离，因此，在未来政策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做好价值协调，充分保障各个参与主体的实际利益。(四)确定政策的整合协同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制定和出台的过程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方的利益如果无法达成妥协，内容就可能会流产，即便是勉强形成政策文本，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可能无法取得相应的效果。因此，在确定政策内容时，需要注重其整合协同性，明确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协同关系。具体而言:第一，政策的执行各方，即政府各部门之间需要建立整合协同关系，特别是教育、财政、社保、民政等部门需要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面对问题共同协商，提升政策执行过程中的无缝对接度。第二，政府部门与社会组织之间需要保持协同性，要求政策执行的相关部门与高校、社会办学机构、企业、行业之间建立常规化的合作机制，随时对教育培训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予以解决。第三，政府决策机构与新生代农民工团体之间也需要构建协同关系，决策机构在决策过程中应该邀请新生代农民工代表的参加，直接了解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实际需求，进而提升政策的针对性、可行性，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五)体现政策的补偿性功能。无疑，新生代农民工是城市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在城市中缺乏必要的学习途径，甚至是难以融入城市社会，在个人发展上处于不利状态，是教育资源中的利益受损的一方。作为新生代继续教育的公共政策，必须明确政策的公共性和补偿性功能，这也是政策社会性功能的基本体现。政府作为公共产品和资源的分配者，其制定政策目的就是要保证从公平公正的角度，将公共产品对弱势群体予以适当倾斜，补偿弱势群体在教育资源分配中曾经受到的损失。所以，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必须包含这种补偿性的功能。具体说，一是在政策文本和导向意识中需要体现对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受损的事实，以及对改变这一事实的深刻认知和改变这种受损事实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意义。二是政策文本对补偿过程需要有明确具体的规定，有切实可行的操作步骤，以及有对弱势群体补偿扶持的优先政策等。

二、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内容体系

(一)目标性内容。确定政策的设计理念之后，需要确定其具体的政策内容，当然，这种内容的确定并不是具体的某种内容，而是一种内容体系。第一个内容体系就应该是目标性内容，也是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内容体系的基础。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继续教育发展纲要》对继续教育政策目标内容的表述看，其有三个特点:第一，目标性内容应该兼顾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个体发展目标的结合，关注社会发展也需要关注受教育者个体发展;第二，继续教育的对象应该能够涵盖所有的有再学习欲望的人，即继续教育是一项基本人权［4］;第三，国家能够尽最大努力为这些学习者提供多层次、个性化的继续教育学习内容。结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表述以及我国的实际情况，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在目标阐释上，需要体现公共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结合，适当应该偏向个体利益，即要在充分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促进新生代农民工个体的自我发展，政策导向应该适当偏向于后者;第二，政策的范围应该尽量覆盖到所有的新生代农民工，保障其参与继续教育学习是其一项基本人权;第三，政策的实施既能够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技能和职业能力，推进其市民化进程，也能够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第四，不断完善继续教育的内容，为新生代农民工的终身学习构建合适的途径。(二)工具性内容。目标性内容是公共政策的前提性内容，要保证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需要一定的手段和路径，需要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社会资源以及参与主体的积极性来推进目标性内容的实现。就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性内容而言，主要有两大手段，即供给引导和需求激励，前者是政府通过投入引导办学主体进入，建立更多的办学机构和聘请更多的师资来满足新生代农民工的不同需求;而后者则是通过相关的政策刺激，鼓励不同阶层、类型的新生代农民工来参与继续教育，以保证供给与需求的对应性［5］。因此，对于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培训而言，在未来工具性内容涉及的过程中要遵循上述思路，其具体内容可以有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构建以政府为主体，企业、行业、办学机构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承担的继续教育多元化投入的机制;第二，鼓励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特别是高校、职业学院、成人高校在企业、行业、社区建立新生代农民工教育培训基地;第三，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普通高等教育、职业教育、远程教育等各类教育形态之间的衔接机制，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终身教育体系;第四，完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财政补贴政策，扩大补贴范围及标准，明确各级政府在财政补贴中的责任;第五，建立新生代农民工职业资格、就业聘任、职业注册等制度体系，以此推进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学习的积极性。(三)评价性内容。所谓的评价内容主要是体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目标是否达成，以此来规范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是否继续推进的相关内容。这些内容的功能是决定继续教育活动开展的质量或成效，确定该项政策是否继续推进或废止。从这个功能上看，评价性内容实际上是工具性内容的一部分。由此，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评价性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办学机构的资质问题与服务标准，构建市场退出与准入机制;第二，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服务监督机制，建构相应的质量保障体系;第三，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实施中的监督、管理职责;第四，建立多样性的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质量监督、评价反馈、社会支持等机制以及对该机制的监督体系。

三、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调整趋势

(一)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趋势。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与执行，是一个从政策规划到成效实现的过程，其要展示的是公共政策对于保证新生代农民工学习权利的支持性。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在教育体系中处于边缘化地位，相应的规范教育活动的政策体系也处于边缘地位，这些政策体系在整个教育政策体系中是非主流的，如政策变动性大、随意性强。由于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制定、实施和执行涉及多个政府部门，如教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财政等，但其内容体系与这些部门的工作职责相比始终是边缘的，与这些部门主要职责内容关联性较弱，很难成为某个部门的主要政策，即便是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如此，就容易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部门缺位，政策内容的合法性受到挑战。随着终身教育体系的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问题不再是边缘化问题，其在推进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意义重大。既是促进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权利实现的方式，也是检验政府社会治理水平提升的关键，故此，政策决策部门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从支离破碎的局面向一体化、专业化的体系转变，促进政策内容的协调与连贯，推进政策体系的主流化进程。(二)政策体系的科学化趋势。公共政策的科学化是其内容的核心要求，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着政策的执行过程与实际成效。任何公共政策，包括教育政策科学化的标准，其实就是要求政策文本内容、实施方式必须符合实践的要求以及客观实际情况。按照这样评价标准，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的科学化趋势，主要体现在其政策内容是否符合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发展实践，是否在实践中得到较好的执行。其科学性发展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政策体系内容来源的科学性，这就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具备科学决策的精神，对新生代农民工参加继续教育需求的意愿、现状、问题做充分的调查，广泛吸纳新生代农民工、用人单位、社会组织的参与，保证决策的民主性。第二，政策体系内容的针对性。实际上就是要求决策者在决策过程中，必须对政策目标进行准确定位，突出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过程中的重难点问题，把握各个参与主体之间的利益契合度。第三，政策体系内容的前瞻性。在政策制定和设计过程中，应该尽量为后来的政策发展留有余地，准确把握影响政策63执行的各项主客观因素、隐显性因素，预测政策发展的风险及趋势［6］。第四，政策体系内容的代价性。任何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均可能会遇到阻力和风险，要求决策者在决策之前必须对风险和阻力有准确的预判，明确遇到风险与阻力的应对办法，保持办法的可操作性，以便于在实际执行中切实解决风险和困难。(三)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所谓的人本性趋势，实际上是对公共政策的价值重新反思，确定一种以人为本的政策理念。一直以来，我国公共政策在长时间内遵循的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观，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应该被重新界定。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准公共产品性质的事务，这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就是应该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个体成长，关注其对教育的实际需求，从而帮助他们更好地实现融入城市社会的目标。如此，政策体系的人本性趋势是必然的，需要涉及社会公平及弱势群体的扶持。具体而言:第一，在政策目标性内容方面，应该淡化功利主义色彩及政府管理的理念，强化人文关怀和治理转型，突出对新生代农民工全面发展的目标保障。第二，在政策工具性内容方面，需要充分考虑新生代农民工的现实情况以及个性需求、经济基础、学历基础等方面，多做出一些人性化的政策措施，最大限度地减少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投入。第三，在评价性内容方面，要尽量避免完全的经济性标准或行政性标准，应该将新生代农民工对继续教育的个体感受，如幸福感、满意度、学习观念、综合素质、精神文化等是否得到提升作为评价标准。(四)政策体系的强制性趋势。当前，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中，强制性特点并没有得到体现。比如，政策内容要求多个政府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上进行协调配合，但由于办学主导权的分散，各个部门的利益之间有所冲突，由此导致政策执行过程中相互推诿，甚至不作为;部分地方政府主要是政策的决策者没有建立好相关的协调体系，没有充分认识到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的重要性，难以对其实施过程予以监督;部分企业或行业通过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事项套取国家相关补贴，但实际上没有组织继续教育的开展［7］;等等。因此，强化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体系的强制性既是必要的，也是其政策体系发展的基本趋势。具体而言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需要强化各级政府主管部门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执行过程中的职责与分工，建立强制性的协同机制;第二，明确各高校、职业院校、成人高校、企业行业、社会办学机构、社区教育机构在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具体责任及权利，保证其职能的实现;第三，明确区域性新生代农民工继续教育目标内容，包括数量、程序、效果等，各级政府对此强化监督，定期向社会公布，接受民众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