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文化论文范文10篇

一、农村文化事业现状与存在的问题

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农民的生活日益富足，农村文化事业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呈现出了可喜的发展势头。

1．农村文化投入力度进一步加大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得到加强。近几年，中国文化建设投入的力度不断加强，文化事业经费逐年增加，为农村文化建设提供了有力保障。比如2004年文化事业费达113.66亿元，比2003年增加19.63亿元，增长幅度为20.8％。2004年全国人均文化事业费则达到了8.74元，比2001年增长了3.04元。最近几年中央和省级财政设立了专项扶持资金，加大对农村地区，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文化建设的扶持力度。“十五”期间前四年对农村文化投入达到98.53亿元，占全国文化事业费比重为27.2％。

2．重大文化工程的顺利实施使为农民服务的公共文化资源总量有了较大增加

实施了重点文化工程，为农民群众服务的文化资源更加丰富。近几年，文化部和财政部联合实施了一些有重大影响的文化项目，成为推动农村文化事业稳步发展的有效手段。如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对文化信息资源进行数字化加工和整合，并通过卫星、互联网和光盘等传输渠道为社会公众服务。该工程实施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1.45亿元，地方累计投入2.5亿元，数字资源量已达到34TB（1TB数据量相当于25册电子图书或926个小时视频节目)，依托公共图书馆、县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村文化活动室，建成各级分中心和基层服务点4756个；与农村党员现代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4.6万个，与农村中小学远程教育合作，共建基层服务点16万个。

一、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提出和目标要求

地区差距基本消除，中、西部和东部一样享有基本相同公共文化产品供给和服务；社会阶层差距基本消除，人人都享有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标准化、均等化目标得到实现。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梦”。

二、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几项主要任务

推进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战略任务。下面主要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着重阐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时期构建农村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抓紧抓好的深化改革几项主要任务。

（一）建立协调机制，完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建设

《决定》指出：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建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协调机制，统筹服务设施网络建设。”设施网络建设是硬件基本建设，是刚性要求。要建立协调机制，努力建设形成比较完备的国家、省、市、县、乡镇、村六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国家制定方针政策，提出目标要求，进行国家的投入；省市落实国家方针政策，制定地方法规和措施，保证建设经费；地市级进行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规划和部署，加强对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指导；县级建设好图书馆、文化馆并指导乡镇综合文化站和村文化室的建设，努力形成级级相联、环环相扣的设施建设网络。特别要着重抓好农村基层县、乡、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平台和设施网络建设。第一级是县级文化设施和场所的建设与服务。按照国家的要求，县应具备文化馆、图书馆和文化活动广场等基本设施。县文化馆要体现实用性、普及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开展经常性的文化活动。图书馆要增添新书和报刊杂志，加强数字化建设，体现现代气息，改善阅读条件，提高服务质量和利用率。县城一般应具备有开展演艺、集会、群众文体活动的文化广场或礼堂，同时成为群众日常休闲娱乐的场所。此外，纪念馆，文物馆，博物馆和民俗馆等可依据自身的资源和条件来建设，不必样样齐全，但要有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同时，县级要指导下级的文化设施建设，要注重以服务人口为依据，完善农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配置标准。第二级是乡镇综合文化站的设施建设与服务。农村乡镇是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的重点，长期以来，设施建设薄弱，欠账很多。一些地方没有公共文化设施，有些公共文化设施“空壳化”严重。乡镇综合文化站应建有图书室、放映室、培训教室等基本设施，有文化专干和相关服务人员。图书室要定时开放，设施不得挪作它用。广播室在农村具有特殊的功能，是农村中有较长历史的群众喜爱的文化传播工具，保留下来对传播本地信息和文化具有重要价值。培训教室可与乡镇会议室等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综合效应。有条件的乡镇，一般还应建有群众休闲娱乐、体育健身的游艺室、健身房等。农村远程教育是现代新兴的文化服务设施，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诱人的前景，乡镇应加强管理，充分发挥远程教育的功能。《决定》特别强调：要整合多种设施，建设好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因此，建设高质量的乡镇综合文化站尤为重要。第三级是村文化活动室的建设与服务。村文化活动室在一些农村并没有普遍设置，已有的大多规模小，设施缺乏，利用有限。可以采取政府投一点，集体出一点，农民凑一点，把活动室建立起来，这样村文化活动才有基本的载体。村文化活动室可与村会议室、农家书屋、广播室等结合起来，成为农民开会学习、看书读报、棋牌活动的场所。由于农村居民的分散性和作息的不规则性，流动服务就成为十分重要的服务形式。这就要求建立从上到下的流动服务网络，配备必要的流动文化设施，多配置一些流动图书馆、流动舞台车、文化大蓬车等深入到各村服务，打通“最后一公里”的服务瓶颈。

一、基本做法

1．梯次联创，逐步推进

农村文化建设需要步步推进，不能一蹴而就，尤其是对于没有强大经济实力支持的中小县城来说更要稳扎稳打。东平县委、县政府立足于本县实际情况，避免好大喜功、华而不实的突击建设，以“文明诚信户—文明示范街—村文化大院—文明生态村—文明集市—文明乡镇‘六级梯次联创’活动为载体”〔3〕，从农户、街道、大院、乡村、集市到乡镇步步晋级，层层推进。“文明诚信户”具体分为“生态文明户、致富文明户、信用文明户、文化文明户、孝老文明户”，其评选标准、程序、表彰方式都有相应的规章制度。在构建农村“文明示范街”的过程中，为了宣传泰安市政府提出的爱德、诚德、孝德、仁德“四德”工程，东平县专门印发了“四德”榜建设内容及说明，涉及模板的印制、责任划分等，指导性、可操作性极强。农村文化大院的建设标准则划分为一类、二类、三类，譬如一类有“五室一校一广场一橱窗”，对于藏书量、管理人员、房间面积、配备器材设备等都规定详尽。可以说，落实一处、推进一步，在推进的过程中务求落到细处，不求假大空，夯实每条细则。

2．双联四包，挂钩个人

从2013年8月起，东平县开始着力实施“双联四包”民心工程。“双联”是指县直机关事业单位局乡级干部每人联系一个村，直接联系该村所有户。“四包”是指对所联系村的“民生实事、宣传群众、村级稳定、组织转型”四项工作实行包保责任制，把村级突出问题和群众所急所难解决好。“双联四包”的核心是“到户、连心、办事”，干部重点履行群众的服务员、信息员、宣传员和组织员等“四大员”职责〔4〕。可以说，每个村都有一名局乡级领导负责，经济最落后的乡村，挂钩第一书记。这样，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推进缓慢的，落实效果差的，直接问责到该村的挂钩干部。此外，山东省实行“第一书记”这一政策以来，在推进农村文化建设方面也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东平县今年有25个省派第一书记，27名市派书记等。第一书记肩挑农村“五通十有”的工作重担。“五通”即村村通路、通电、通自来水、通广播电视、通信息；“十有”即有旱涝保收田、有致富项目、有办公房、有卫生室服务、有卫生保洁制度、有学前教育、有文化活动室、有健身场所、有良好生态环境、有就业保障措施。“五通十有”中有五项是专门针对农村文化建设方面的。可以说，落实第一书记的工作，对于促进农村公共文化建设有很大推动作用。东平县委、政府非常重视第一书记的工作开展，多次跟他们进行工作沟通。从目前成效来看，第一书记在东平县各级机关的配合下，放开手脚大胆实践，聚集乡村发展合力，切实帮助村里解决了许多群众关心的民生问题，大力推动了农村公共文化建设。

3．践行价值观，传递正能量

一、理论上的探讨

在此基础之上，课题组也对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进行了自己的定义。课题组认为，所谓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是以基层政府为主导，为实现农民基本文化权利，满足农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传承民族文化，促进农村社会的精神文明，向农民群体提供公共性较高的文化产品及服务的行为及其相关制度的总称，是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3〕随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越来越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界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并逐渐成为近年来的热点话题。为了全面了解我国农民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程度，并为下一步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改革提供科学依据，课题组决定于2013年8月在全国农村地区组织开展“农村地区公共文化服务现状抽样调查”活动。抽样调查包括全国9个省市（湖南、河北、山西、甘肃、广东、浙江、北京、黑龙江和山东）的45个县，在每个县调查8个村庄，每个村庄分别调查10位居民，实际调查了348个农村行政村，3698位农村居民。〔4〕

二、农民群体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满意度

根据国家的相关政策文件以及诸多学者的论述，课题组在调查中主要涵盖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四大工程：农家书屋、文化活动室、农村电影放映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在调查中，课题组要求村民们对这四大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工程的满意程度进行了汇报。

（一）农家书屋

农家书屋建设工程是一项由政府统一规划和组织实施的利国惠民工程，是农村文化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可以说几乎村村都有农家书屋。课题组要求农村居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综合运行状况进行一个满意度评估，20.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满意，37.0%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比较满意。这样的结果说明，超过一半以上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运行状况还是认可的。当然，有34.5%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一般，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余地。此外，有7.7%的村民对于本村农家书屋的总体状况感到不太满意。总体而言，课题组的结论是，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村民经常使用并且对此感到满意。但不可忽视的是，仍有为数不少的村民对于农家书屋的建设与运行感到不满意，需要我国政府进一步改善农家书屋的运行现状。

摘要：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不仅是农村经济与社会正常运转和发展的保障，也是统筹农村经济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使农民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改善原有的农村文化设施已成为迫切的现实需要。本文将从农村文化设施建设作用和意义、建设现状、管理机制等方面对已有的相关知识做一些梳理，以期给有关部门提供改善农村文化建设供给的可能思路，同时也指出下一步毕业论文的写作的方向。

关键词：农村文化;文化设施;管理

经济是文化积累的结果,文化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表现形式，而农村文化设施在中国农村文化发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它既是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基础，也是农村社会稳定的保障。因此，农村文化设施发展的走向和走势，对构建农村和谐社会的意义十分巨大。认识农村文化设施发展的现状，了解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建立和谐社会的文化发展政策，推动农村文化健康、稳定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文化设施的界定

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日益提高，也对文化设施提出了更的要求。怎样对文化设施的概念进行界定？不同的时期专家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郭丽春在2001年的《百家论坛》期刊中的《浅谈文化设施建设》对文化设施进行了阐述，文章认为：文化设施是文化传播的物质载体，是文化事业的一大要素，文化活动的主要场所，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阵地，一个地域文明程度的象征。

1农村传统文化保护与传承面临的困境

1.1自身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消失、传承后继无人和文化遭到歪曲

农村传统文化是原生态的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是现代文化的魂，而其承载的主体是农民，随着大量青壮年农民进城务工、农村城镇化建设加快，农村呈现明显的“中空化”，农村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日益减少，据2013年6月统计，秭归县摸底普查民间艺人1418人，其中省级非遗传承人11名，市级65人，县级386人，这些人中55岁以上的占到近8成，老龄化严重，传承形势十分严峻。秭归县也对有的农村传统文化进行了一些保护，但由于忽略了传统文化产生的土壤和社会生产，传承的更多的是表面的做法，而缺少对其渊源、缘由、变化过程的理解，有形而无神，存在而无价值，这更体现出农村传统文化保护的紧迫感。

1.2一些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摒弃、批判

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之分，它所有的只是反映当时的历史现状及诉求、不同人群的精神需求和状态。一段时期以来，农村传统文化被放到了城市现代文化甚至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被看成迷信、落后、野蛮而加以改造，一些农村传统文化被作为不良风气遭到摒弃、批判。改造否定农村传统文化、文化西化是一个不争的现实，导致了农村传统文化与其根基断裂和文化认同的危机，不及时进行农村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保护，一些传统文化将成为历史。

1.3一些历史见证、老街旧巷、文化象征等被遗弃

[摘要]随着农村经济条件的不断改善，农村居民的文化消费需求、文化消费能力都在稳步上升。但随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需求和文化消费能力的上升，农村文化产品和文化基础设施落后的制约作用也日渐显现出来。要解决当前农村居民文化消费中的矛盾，需要加大农村公共文化产品的供给，不断为农村文化建设注入新的活力和新的血液。

[关键词]农村居民；文化需求；文化消费

为了解中部农村地区居民的文化需求和文化消费现状，2008年7月，笔者以湖南省石门县雁池乡为例进行了调研。雁池乡是一个典型的中部农村地区乡镇，位居湖南省石门县西北部，距县城80公里，1995年由原雁池乡、杨柳乡和苏家铺乡合并而成，现辖20个行政村，全乡总人口约3.4万。

一、雁池乡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现状调查

随着经济的发展，雁池乡农村居民的文化需求能力和文化消费能力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一)农村居民文化消费的物质基础现状。2007年末，雁池全乡共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2645万元，比2002年增加82.3％，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700元，农民人均收入达2531元，这一收入水平虽然远远落后于全国农民人均4427.5元的水平，也落后于湖南省农民人均4194.1元的水平，但这一水平在相对偏远的雁池来说，收入的变化却是相当可喜的。收入水平的上升带来了村民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在改善居住条件的同时，村民们也在改善家庭的文化设施条件，全乡居民的电视普及率达90％以上，雁池村居民家庭电视普及率更是达100％，乡政府所在地的街道居民已经全部实现有线电视入户，全乡非有线电视用户地面卫星接收装备普及率达到90％以上，VCD普及率接近100％。乡政府建设移动基站以后，3.4万居民中已经有了5000余部手机，部分家庭开始拥有电脑。

一、贵州省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与文化保护的关系

可持续发展的基石是一个可循环再生、良性科学的社会、生态、经济环境。人文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必然离不开某一区域某一族群社会伦理道德、风尚习俗、人居环境的保护，进而维系其族群繁衍、文化传承，进而可持续地发展。而文化则承载伦理道德、风尚习俗、人居环境的构建功能。所以我们今天国家的文化保护则亦应类属与可持续发展得范畴之内。文化保护包括物质文化保护与非物质文化保护两个类型。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需要从整个人文生态即社会伦理道德的构建、人居环境的保护、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系统整体地探索策略和路径。这势必涉及贵州苗族农村地区的物质文化保护和非物质文化保护的相关问题，它们之间的关系交叉复杂。

二、贵州省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与物质文化保护的关系

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是依附于各地区各支系苗族族群各种祭祀、婚恋择偶、社交礼仪等习俗。这些特殊的生活习俗与各地区各支系的自然地理、苗族族群的历史性建筑（如古老芦笙坪、鼓楼）、居住房屋（吊脚楼—古老杆栏式建筑）、生产器具、娱乐器具（乐器）等物质文化形成水乳交融的共生关系。而可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内容之一乃是“生态可持续发展”，生态应为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而构成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的那些物质文化，首先应得到保护才有可能创生其新的时代功能，才能推动其可持续发展。与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相关的物质文化应包括与祭祀相关的木鼓音乐、铜鼓音乐、芦笙音乐、歌舞音乐中的鼓、铜鼓、芦笙、芦笙坪、吊脚楼、酒具等等。所以对贵州苗族地区这些物质文化的保护就是保护其音乐文化整体的一部分，进而为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创生一种新的人文生态，促进其可持续发展。

三、贵州省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发展与非物质文化保护的关系

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文化工程，在上百余个契约国里展开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国从2005年开始正式启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铺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国家行政机构设到了市、县一级。现已分别组织申请非物质文化保护项目四批，取得较好的保护效果。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分类基本保持一致，分为文化空间、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美术、民间戏剧等类型。保护的方法分为资料收集整理、引进学校教育、生产性保护、生态性保护等。从分类来看，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属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方法上看：资料的收集整理可以为当代或后代的音乐文化代际传承传播、文艺创新提供史料文本，能更好的推动其可持续发展；引进大学、中学、小学等不同类别的学校教育，本质就是除贵州苗族地区农村音乐文化族群性代际传承传播之外的另外一种手段和方式，原本就是一种可持续发展的模式；生产性保护是在不破坏文化的传统形态的基础上，发挥其在族群外和当代的广泛运用，创生其新的历史价值和人文价值，这是可持续发展所倡导的模式；生态性保护是从社会、经济、人文与自然生态的整体性系统的保护，构建某一文化事象有效的代际传承与传播，这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和宗旨高度统一。

1完善新农村公共空间的物理环境

1)广场。广场相对于街道而言，主要的功能在于服务于人而不是交通，可以看做是村庄的公共客厅，是满足村民散步、休息、交流、集会、娱乐等活动的重要公共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把广场看做是街道的延伸和扩展。美国景观大师西蒙兹曾这样阐述广场:“我们规划的不是物质，不是空间，而是人的体验。”本地区很多农村都没有设置广场，即使设置了也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如:面积过大或过小，位置不够合理，配套设施不完善，缺少活力和人气等。因此，广场的设计应本着“以人为本”的原则，从当前村民的生活习惯出发，充分考虑村民的多重感觉和需要，设置集跳舞、健身、活动、散步、休闲等多功能于一体的广场。广场的设施也应该尽可能的细化，考虑到村民的最大化需求:设置座椅、路灯、预留电源插座等。在设计上，首先，广场的边界应该清晰明确，边界可以是建筑的外墙、绿化、陈设等，避免设计单纯遮挡视线的围墙，让广场和外部空间具有一定的连通性和交流性，形成更为积极的外部空间，当活动进行时，可以吸引更多的村民参与进来;其次，应该对广场的地面进行铺装，根据不同的使用功能，铺设不同的材料，并尽可能和周边的街道区分开，在具体铺设时，视觉上应能够形成向心性和收敛性，让广场作为独立的领域凸显出来。每个社区因当地的环境、历史背景、人文文化产生的独特的社区广场文化，其功能侧重点也相对不同。

2)绿化。绿化是农村公共空间的重要元素。但金华目前的农村绿化存在以下问题:功能单一、缺少特色。原因可归为两点:第一，本地大多数村庄的绿化建设相对滞后，少有供村民开展公共活动的大型绿地空间，因此大大限制了农民的公共交往活动;第二，部分村庄出现了绿化建设一味追求城市化倾向，丢失了本地特色，忽略了村庄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具体设计时，可遵循以下原则:a．“自由性”。“自由性”主要指应充分考虑金华本地地形地貌，与原有的村庄空间形态一致，与原来的村庄建筑风格搭配，与村民的庭院规模协调;“自由”是设计自由，一方面绿化的品种选择、排列组合、颜色高低搭配要自由，应顺应本地山势水脉自然铺展，结合本地地形高低起伏自由变化。b．“多样性”。遵循自然规律，促进村庄绿化品种的多样性，使之形成丰富的生物链，保证村庄绿化的自然、健康生长。结合金华地区常用的绿化品种，合理安排大小不同、颜色不同、高矮不同、观赏特点不同的各类植物，使之与村庄、街道、广场、建筑物等要素相适应，共同构成本地农村多样化、区域化的绿化特色。

2传承新农村公共空间的文化特色

1)延续和传承本地传统特色文化。金华又被称为“小邹鲁”，向来为文化礼仪之邦，历史上讲学群起，书院迭起。而且，传承至今的历史文化遗产数量也众多。国家级的历史文化名镇村就有4个:义乌佛堂镇、永康厚吴村、武义俞源、郭洞，造就了金华独特的地域名村格局。农村的传统文化是在一定的地域范围内，村民们长期共同生活所形成的共同的生活行为方式、文化习俗，是在一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共同传统。农村的传统文化包括物质形态和非物质两种。物质形态主要指的是农村的建筑方面，非物质形态主要指的是民俗乡风方面，这里所指的延续和传承本地的传统文化主要指的是建筑形态方面。在当前的新农村建设过程中，本地很多农村的传统古建筑正在一步步走向消亡，传统的特色文化也正在一步步弱化，因此延续和传承本地传统物质文化显得尤为重要和迫切。具体可以参考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护农村的外部自然空间形态，包括山脉、河流、池塘等，以求人环境和自然环境之间的和谐共生;第二，延续和传承本地的传统建筑风格，对于原有的古建筑进行保留和修复，同时做到修旧如旧，对于新建建筑实行统一规划和自主设计相结合，以传袭本地的建筑文化，如:粉墙黛瓦、风火山墙、高耸的屋脊和起翘的屋面等。在街道方面:可以把围墙上各种形式的花窗作为重点元素设计，以起到框景、漏景、透景、借景和步移景异的神韵美;在广场方面:广场的形式、地砖的样式和铺贴方式、广场的陈设等都可以汲取本地传统做法。

2)引进新元素，修补传统空间肌理，保证现代化、多元化的新农村需求。当前的新农村公共文化空间建设应符合当前农民的需求、体现时代特征，应找出当前公共空间的不足、予以弥补，引进新元素、丰富公共文化空间。本地村民的公共活动主要集中在私人场所，如住宅的门楼、街道。一些稍具规模的社区性公共空间比较缺乏，因此，需要进一步规划和完善。其一，提炼金华农村地区的公共文化空间要素。本地农村拥有一些比较传统的公共文化空间如:集市、庙会、交流会等。对于这些空间主要以改良为主，加入一些现代要素让其成为本地传统文化空间的主要载体。可根据当前农民的生活需要，将农业技术培训、图书文化传播、广场舞等功能植入街道文化空间，让集市承担更多的现代功能，使集市转变成现代农民人际交往的新空间。其二，补充符合当前农村生活需要的公共文化空间要素。首先，补充增加农民知识文化的公共空间，如:图书室、文化站等，以提高公共文化空间的多元化服务功能和服务内容。其次，增加能提升农民审美品味的公共空间，如:剧院、影院、戏台等，从而让金华农村公共空间具有更多的文化内涵。

一、供给问题的多维分析

（一）供给现状的实证考察

近年来，学术界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查，对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与需求的真实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得到了一些有价值的成果：一是供给不足与供给无效并存。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总量不足，已经被大量的实证调查所证实，但是，“农村文化需求与满足之间的矛盾，不单是由农村文化缺乏造成的，而是文化供给过剩与供给不足的结构性矛盾运动的结果”。①长期以来，“政府对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侧重于‘投资建设’，轻‘维护保养’；重有形物品投入，轻无形物品开发……习惯于用单一内容和统一模式化的方式向农村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忽视了服务内容和形式开发研究，文化服务的内容陈旧，形式单调，实用性差，农民参与和感兴趣的程度不高”。②对少数民族地区和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公共文化服务，缺乏差异化的供给往往是造成“供给过剩”的主要原因。“只有在经费和人力上有特殊的投入，民族地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才能更符合各族群众的需要，也才能起到应有的成效”③。有学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无效，主要是由农村干群关系不好、农民需求在供给中不能得到体现、供给没有着眼于农民自身特点等原因造成的。④二是“被迫性”需求的存在。有学者认为，当前农村的一些文化需求并不是一种真实社会需求的体现，而是在经济不发达，就业不充分的条件下，“被迫”进行的文化消费。“当前欠发达地区的文化建设问题首先不在于供给不足，而在于存在大量被迫性需求……当文化的欠缺来自于经济的不发达时，经济上的解决之道才是文化问题解决的根本，让农民有充足的就业机会自然会减少农民的被迫性闲暇，从而还原农民对于文化活动的真实需求”⑤。三是需求表达不足。一些学者认为：“当前我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决策具有逆向性特征，农民的需求表达严重不足，造成公共文化服务供需失衡。农民需求表达不足主要表现为农民决策主体地位的‘边缘化’、需求表达内容次序与供给次序的不一致、农村文化需求表达精英化和非制度化，以及农村自治组织文化需求表达的异化等四个方面。需求偏好加总困难、投票规则的非科学化、前置意识形态的不当介入和农民需求表达主体的分散化这四个方面共同制约了农民在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中的需求表达。”⑥四是供给不均衡。公共文化资源配置总体上在城乡之间分配不均衡，在东、中、西不同地区的供给水平和能力存在依次递减的问题。除此之外，学者们还研究了对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问题。胡杨玲和周林刚在对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的残疾人公共文化消费进行调查分析的基础之上，揭示了当前弱势群体在文化权利上面临的困境。他们认为：“既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没有惠及广大弱势群体，当前弱势群体的公共文化消费水平十分低下。其中，个体地位结构因素、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政策倾斜性配置水平以及无障碍环境是制约残疾人这类弱势群体公共文化消费水平的显著因素。”为此，“政府必须加大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向弱势群体倾斜性配置，构建专业化、社会化的服务供给模式，坚持服务为本的逻辑，构建弱势群体的参与机制，并试点向弱势群体发放文化消费补贴”。⑦

（二）供需矛盾的结构分析

在对供给问题现状描述的基础上，学者们注重从深层次的供给结构进行分析：一是供给结构缺陷分析。学者们认为，由于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工作起步较晚，在结构上存在两个方面的缺陷：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运行链条有明显缺环，其具体表现是：“缺少公共需求表达和收集环节以及与需求表达相对应的公共选择环节；缺少民主透明的公共文化预算体系，投入中的监督和问责机制没有形成；缺少公共决策的制度设计，从预算的执行到产品提供的诸多环节中，公众参与的环节缺失；缺少公民社会参与的制度设计，公共文化产品供给模式不完善；缺少智力支持和社会监督的机制，专家系统和公共媒体的作用没有得到有效利用。”⑧另一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有效运行的各类保障，如有关制度、机制、法律等还有重大缺失。①二是结构性失衡根源分析。孙浩认为：“固化的城乡二元分治结构和不合理的文化服务供给结构是理解和找寻体制性障碍的现实基础；深入到这种失衡结构内部，发现维系这种结构运转的政府权力高度介入的管制性文化行政体制、非公共性的财政投入体制和垄断性的供给生产体制，进一步固化了文化服务供给在城乡和供需之间失衡的矛盾，拉大了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差距，造成了文化资源的浪费和有效供给的不足并存，并衍生出众多的文化治理乱象。”②阮荣平等人则认为，供需结构失衡的部分原因在于公共文化的公共物品属性，但更多的则是供给体制的因素造成的。③

（三）供给问题的制度探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