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教育研究范文10篇

时间:2024-05-22 16:0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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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研究

我国民族教育研究论文

一、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单因素决定论倾向

独特的文化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另一个民族的重要标志。在教育和政治、经济、文化关系的研究上,以往的相关研究过多地集中在政治、经济对教育的影响方面,对文化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识不足,这是不对的。但是,如果走向另一个极端,过分强调文化单因素对教育的影响作用,甚至把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无限夸大,认为一切问题最终都可以从文化和价值观层面找到根本答案,同样是错误的。一般而言,一提及教育发展的社会制约因素,许多学者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政治、经济、文化。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三个因素几乎囊括了社会影响的各个方面和层面。然而,在真正着手研究时,许多研究者却抛弃了这三个要素的全面分析,仅仅从其中的一个层面进行研究,具体体现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就是仅从民族文化差异方面对民族教育中存在的各类问题进行分析,似乎民族地区的教育中存在的各种问题都是文化的差异造成的。如果说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存在着“文化差异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现象,实不为过。众所周知,因素分析法是自然科学研究中常用的方法,按照变量的不同可分为单因素分析和多因素分析。其中,单因素分析主要是通过把实验分析的变量控制在一个,以便检测出这个变量是不是导致观测结果的诱因;而多因素分析则是变量在两个以上,研究多个变量相互之间,以及多个变量与结果之间的关系的方法。后来因素分析法也被借鉴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并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成效。然而,对于教育问题研究而言,由于教育活动开展的环境不同于自然科学的实验室,虽然在研究的过程中,可以通过控制各种变量的方式,对教育研究的环境加以控制,但是,依靠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却很难有效地应用于实际问题的解决,也就是说有时候在单因素分析中的有效变量,在多因素中就无效了。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问题都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许多变量是无法控制的,因而,对人文社会科学而言,在对变量加以控制的研究中得出的因果关系,在现实中却难以形成一一对应的关系,甚至会出现研究结论在现实中无效的情况,更遑论按照研究者提出的对策加以实施的问题。这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复杂性所在。曾对西双版纳傣族学生的学习态度进行过较为深入的实地考察,在考察中发现与当地的汉族学生相比较而言,绝大多数傣族学生对待学校教育的态度十分消极。为了弄清这一现象的成因,曾从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进行过分析。首先,从政策层面来看,我国对民族教育一直坚持优惠政策,少数民族学生在学习、生活和升学考试上享有比汉族学生更多的优惠措施,这些优惠政策应该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具有激励作用,因此,我国的民族教育政策不但不应该抑制傣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相反,还应有助于其学习积极性的提高;其次,从经济层面来看,西双版纳傣族是一个经济富裕的民族,某些民族地区存在的“因贫辍学”和“因学致贫”而导致学生产生消极学习态度的问题也不存在;再次,从文化因素层面来看,傣族全民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寺庙教育是傣族传统的教育形态,它与学校教育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寺庙教育代表的是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某一民族的文化,而学校教育代表的则是国家的、主流的文化。从这一点来看,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成因似乎就可以定位在文化差异上。而最初的考察也似乎证明了这一推论:相对而言,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相一致的该地区汉族学生的学习积极性更高,家长对孩子上学的态度也十分积极;而代表着具有地域性的、非主流的傣族文化的傣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态度则相反,并且,相比较而言,他们接受代表傣族文化的寺庙教育的积极性更高。据此,似乎已经可以得出结论:文化差异是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根本原因。但是,通过进一步的考察和比较分析就会发现这一推论是错误的。通过对西双版纳地区汉族学生和家长的访谈得知,汉族学生和家长对学校教育的积极性之所以较高,其原因是当地的汉族学生多为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女,在当地没有土地,只靠打工、做生意过活,相对于傣族来说,生活十分艰辛,因而,家长十分希望孩子通过考大学来摆脱当前的生存困境。而傣族学生的家庭条件普遍较为富裕,大多拥有大片的橡胶林和其他适合经济作物生长的土地,传统的耕作方式不需要太多的科学知识和较高的技术水平,他们没有通过学校教育改变生活条件的需求,所以,学习的积极性不高。因此,导致西双版纳傣族学生消极学习态度的最终原因恰恰是其富裕的经济条件。而同样与学校教育所代表的主流文化不一致的西双版纳哈尼族学生和家长对待学校教育的积极态度也印证了这一结论。西双版纳哈尼族也是世居于此的一个民族,然而,虽然同在西双版纳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他们并没有像傣族那样占据西双版纳土地最为肥沃的坝区,而是居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区,那里的生存条件相对恶劣,生活艰难。因此,他们对子女的学校教育也持积极的态度,希望子女通过上学摆脱目前的生存困境。并且,我国西南许多民族地区都是多民族杂居区,但是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由于文化间的不同而导致冲突的案例极为稀少,这也充分说明了文化的差异并不是导致相应问题的必然因素。当然,不要过分地夸大文化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并不是对文化对教育影响作用的否定,文化间的冲突而导致的教育问题的确存在。之所以要强调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是希望民族教育研究者在分析相关问题时,避免把文化因素从复杂的影响因素中剥离出来,仅从文化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分析,因为如此一来,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找到问题存在的根源,也不能得出有效的结论,无助于问题的有效解决。总之,在对民族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时,一定要摒弃有差异就必然产生问题的固定思维,避免文化单因素决定论,要从实际出发,从多个层面、多角度进行综合考察、分析,只有如此,才能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源,为提出有效地解决途径提供前提条件。

二、民族教育研究中的文化相对主义倾向

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尤其是对有别于研究者的“他文化”状态下的民族教育问题的研究,由于存在文化上的差异,对一些现象的认识可能存在着较大差异。如果此时用研究者自身所处文化的价值观来认识和分析“他文化”的某些内容,极有可能会产生误解,甚至形成完全错误的结论。针对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了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首先要深入到研究对象的日常生活中,深入了解他们的文化,并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来理解他们的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的主位立场的研究方式。这种观点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只有站在研究对象的立场才能够真正理解其各种观念和行为方式形成的原因,才能对其文化有全面而客观地把握,也才能找到问题出现的根源。但是,“理解”并不意味着赞同。如果一味地站在主位立场研究问题,那么任何问题的存在似乎都有其合理性,如此一来,也就没有是非对错之分了,更无法对其进行评判,这就必定会走向文化相对主义的极端。文化相对主义的代表人物梅尔维尔•赫斯科维茨也曾指出:“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是尊重差别并要求相互尊重的一种社会训练,它强调多种生活方式的价值,这种强调以寻求理解与和谐共处为目的,而不去批判甚至摧毁那些不与自己原有文化相吻合的东西。”文化具有相对性,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因为一个民族形成什么样的文化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受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各种制度制约的,有自己独特的评判标准,其价值的判定来自本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需要,是各族人民适应自身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的结果,因此,文化是多元的、平等的、相对的存在,没有低级高级之分,更不能笼统地说某种文化比另一种文化更为先进。但是,文化相对主义过分地强调民族文化是一个地域的范畴,强调文化的相对性、极端本土性,甚至于不可交流、不可理解、不可通约,这就使文化相对主义走到了一个极端。不同的文化间并非只存在着差异,也有一些普遍的、共性的方面,这源于创造了文化的人的共性。而文化相对主义片面地强调了文化的相对性,对文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共性却加以完全否定,这当然是错误的。文化相对主义以强调文化的差异性来捍卫和弘扬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应该说是值得称颂的,然而,一旦将这种观念情绪化,就会因过分地强调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而忽略其可能存在的不足,从而在研究中把对民族文化个性的寻求转化为对他文化的排斥,把对差异性的考察演变为对立依据的探寻,并由此走向封闭、孤立的文化保守主义。由于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相对于占主导地位的主流文化而言,往往处于弱势地位,而主流文化又常以代表国家的姿态加以推行,在这种状况下,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很容易被主流文化同化而消失,因而,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是必要的。但是,对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并不是要使其静止不变、固步自封,更不是要使其恢复到许多典籍所记载的“经典”状态中去。由于文化自身的复杂性,一种文化从整体上而言很难做出先进和落后的区分,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每种文化的内部都存在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而其区分的标准就是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这里的需要一定是原生的、内源式的需要,而非外部强加的。既然文化有了消极因素和积极因素的划分标准,那么在对“他文化”的研究中,就不仅仅要站在主位立场对研究对象进行深入地了解,以便尽可能地逼近所考察地区生产生活等各方面的真实,确保结论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同时,还要从主位立场中走出来,依据是否有利于人与社会生存和发展需要的标准,站到客位立场来对“他文化”进行分析。当然,作为有着自身文化背景的研究者,要让其彻底地站到客位立场来分析问题是很难的,在研究中,研究者或多或少都会把自己所处文化的各种价值观带入整个研究过程中,这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在研究中,研究者只能尽可能地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来避免主观介入,以确保研究结论的真实有效;同时,也要明确:绝对的客位立场和绝对的客观在事实上都是不存在的,只有如此,我们才能更为理性地对待民族教育研究中对“他文化”的研究。

三、民族教育研究中的地理环境决定论倾向

地理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的身心特征、民族特性、社会组织、文化发展等都是受自然环境,特别是气候条件支配的。这一理论萌芽于古希腊时代,当时的哲学家希波格拉底在《论环境》一书中通过研究气候季节变化对人的肉体和心灵的影响,得出了“人的性格和智慧是由气候决定”的结论。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地理位置、气候、土壤等影响个别民族特性与社会性质,其观点后经孟德斯鸠的发挥,扩展到不同气候的特殊性对各民族生理、心理、气质、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的决定性作用,认为“气候王国才是一切王国的第一位”,“炎热国家的人民就像老头子一样怯懦,而寒冷国家的人民则像青年人一样勇敢”、“热带地区气候炎热、身体疲惫,没有勇气,所以奴性重,通常为专制主义所笼罩。寒带人体质和精神能从事长久、艰苦、宏伟和勇敢的活动,保持政治自由,所以欧洲多民主政体”。根据这一理论,在民族教育研究中,当涉及到民族文化问题时,许多研究者都会将各种文化现象与该民族所处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甚至将地理环境作为决定性的因素。如:有的研究者通过对贵州高原少数民族传统生育文化形成的考察,认为由于贵州地理环境的特殊性,使民族传统生育文化积淀很深,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生育意愿和行为规范,导致了少数民族人口出现增长较快,生育水平偏高,早婚早育等问题,给贵州以及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带来了较大压力;有的研究者还认为由于我国辽阔的疆域和复杂多样的地理条件,决定了中华民族的多元起源和多民族长期共存的格局,并使得中华民族及其文化既表现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不平衡发展,又呈现出多元、多区域、多中心文化向中原文化内向汇集和中原文化向四周辐射的特点。的确,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等,最初都与其所生存地区的地理、地貌、气候特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在某些方面是由其决定的。正如有的学者所说:谁都无法否认地理环境在文化形成的最初时期曾经起到的决定性作用,“否则根本无法解释为什么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地势低平、降雨量充沛的大河流域,如埃及的尼罗河流域、西亚的两河流域、东亚的黄河流域和南亚的印度河流域,也无法解释为什么这些最早的人类文明都诞生在北纬23度至38度之间,更无法解释为什么即便在当今这个生产率高出古代成千上万倍的‘后工业’信息时代(而非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交通不便的古代),世界人口的绝大多数也仍然集中在地势低平、适合农耕的地区。”但是,文化一旦产生便具有了相对独立性。德国人类文化哲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在其代表性著作《人论》中所表达的核心观点———人创造了符号,符号又反过来创造了人,就是对文化相对独立性的最好阐述。文化的相对独立性,使得文化可以脱离其所赖以产生的地理环境而实现文化的交流、融合与变迁。如今,根本不可能找到一种纯而又纯的文化———由于时空的变化、主体的流动,以及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大众媒体的普及,各种文化间的交流、融合不可避免,并且,这也是文化发展的主要趋势。但是文化的融合并不等于一种文化消灭另一种文化,而是不同的文化在动态的、相互的作用中实现文化的互补性发展。过分地强调文化的地理环境决定论,不但不利于文化的保存,相反,还可能为了保持这种静止的、“经典”的文化状态而走向固步自封的文化保守主义,从而加速文化的消亡,因为文化的生存活力正在于文化的不断变迁之中。正如美国学者赛义德所说:“一切文化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没有任何一种文化是孤立单纯的,所有的文化都是杂交性的、混成的,内部千差万别的”“一切文化的历史都是文化借鉴的历史,文化不是什么密不透风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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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政策问题及策略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民族教育政策是我国民族政策的一项主要内容,也是我国教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形势下,我国的民族教育面临着新的挑战与困境,所以,分析和探讨我国民族教育政策取得的成绩与存在的不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民族教育政策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我国在民族教育方面出台和完善了许多政策,并且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如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得到较快发展,人才培养体系基本形成,人才资源开发的环境和基础不断加强,少数民族干部的数量有了较大增加等。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目前的教育政策中还存在着许多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民族教育政策定位及理念存在问题我们所谓的民族教育,是“对在一个多民族国家中人口居于少数的民族的成员实施的复合民族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是,一方面帮助少数民族成员适应现代主流社会的能力,以求得个人的最大限度的发展;另一方面,继承和发扬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宝库,为人类做出应有的贡献”[1]《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七条规定:“教育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而我国的教育政策缺乏文化多样性的教育理念,目前的民族教育政策比较注重对少数民族受教育权特别是进入主流社会的受教育权的保护,而忽视对民族教育在传承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中的作用,对这一重要作用缺乏明确的定位和政策上有力的支持。缺乏民族教育内容上的多样性,忽略了对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使得教育所承载的传承文化的功能降低和弱化。其次,对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认识不足,许多管理者对民族教育的理解较为狭隘,只是简单看作是接受学校教育和升学率的优待和照顾,而忽视了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的公平权和自主权。没有真正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正是由于理念上的缺失,导致一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显得“支离破碎”,而缺乏整体的协调与连续性,不能可持续发展。

2.制定与执行民族教育政策时有忽视民族地区特殊性的情况民族教育的特殊性是由民族的特点与民族地区的特殊性两个方面决定的。民族的语言、文化、宗教、传统教育方式、价值观等都会影响到民族教育的内容与组织形式;民族地区的生产生活方式、居住特点、人口密度等特点都会影响到民族教育的规模、质量、投资、效益与效率等,由此而产生了民族教育发展的特殊性。在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有53个使用本民族语言,不同程度地使用着39种文字。但在实际的政策过程中,往往没有考虑不同民族和不同地区的具体差异,使得许多出于良好愿望的政策在执行中偏离了政策目标,不但没有解决一定的政策问题,反而产生了新的问题。被设定的教育受益人群和社区百姓对民族教育目的、方向和内容的制定没有发言权和参与权。许多文字教材也不能反映地区特点和文化传统,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实际相脱节。其结果是农村教育与农村社会、农民生活和农业日益疏离;农村基础教育进一步“城市化”;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更加“汉族化”;以及乡土文化和少数民族教育政策评估文化进一步“边缘化”。

3.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公众参与度低,政策缺乏一定的科学性和民主性首先,我国教育政策的层级较低、权威性不够。我国目前还没有较为完善的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国务院制定的民族教育政策也较少,教育政策的层级过低,影响了其权威性与效率。其次我们在有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缺乏对各民族和不同地区差异性的考虑,忽视了群众的现实需要,再加上有些基层政府和官员为了所谓的政绩和“面子”,决策程序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政策出台前缺乏广泛的意见征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广大少数民族群众对相关教育政策的参与度低,许多决策依然是临时“拍脑袋”的结果,缺乏长期、合理的规划和论证,使得一些政策质量偏低,不能得到少数民族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实施难度大。同时我们也看到,我国民族教育研究明显不足与落后,民族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缺乏专业的研究与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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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贯彻落实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和《市民族教育条例》有关情况的汇报

尊敬的白主任,各位领导:

今天,市人大白主任一行对我区贯彻落实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和《包头市民族教育条例》情况进行调研,是对我区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视和关心。在此,我代表××区四大班子,向各位领导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下面,就我区民族教育工作情况,作简要汇报。

近年来,我区坚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十六届五中、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全面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教育法》等民族教育法律法规政策、有关实施办法和《包头市民族教育条例》精神,依法保障民族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民族教育教学条件得到了迅速改善,师资力量日益增强,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民族教育事业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目前,我区有1所蒙古族小学,是使用纯蒙语授课的寄宿制蒙古族小学。在校蒙古族学生165人(包括学前班、幼儿园学生50人),少数民族学生适龄儿童少年小学入学率达100%。

一、加强领导,认真贯彻民族教育法律法规

民族教育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贯彻落实民族教育法律法规和《包头市民族教育条例》,依法推动民族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是民族教育发展的重要保障,我区高度重视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结合“一法一条例”的颁布实施,在研究制定教育发展战略时,始终坚持把民族教育作为我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方面,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和教育事业发展规划,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显著位置。区委常委会、政府常务会多次就民族教育工作进行专题研究。像新建的××区蒙古族小学的规划、选址、设计、建设等有关工作都是经过专题研究确定的。我区还针对民族教育的具体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优惠措施、扶持政策和保障广大少数民族青少年受教育权利的规章制度,建立完善了有利于加强民族团结、促进少数民族发展的教育制度和体制。主要领导、分管领导经常深入学校,解决学校困难。在编制、经费、师资、校舍、设备等方面,都对民族教育实行优先保证、重点扶持。区蒙古族小学从2005年开工建设,去年9月建成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我区民族儿童少年的学习和生活条件。

二、加大经费投入,改善民族教育办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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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教育改革论文

一、民族教育改革须从族群和地域两个方面把握改革的特殊性

“民族教育改革”作为一个总体性概念,因裹挟着“民族”、“民族教育”等诸多概念,使得本已十分复杂的“教育改革”因为“民族”的特殊性变得更加艰难。“民族教育改革”推进和突破的重心甚至不在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改革”问题上,而落脚在“民族教育”以及“民族”问题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首先取决于对“民族”以及其赋予“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认识。“民族教育”的特殊性可以藉由“民族教育”概念本身的内涵来解析。民族教育在我国“是指各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的教育和民族地区的教育应该是民族教育的两个主要构成部分。显然,少数民族教育和民族地区教育的特点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和民族地区的特殊性。因此,“民族教育”特殊性的解析,“族群”和“地域”是两个不可或缺的抓手。“族群是在较大的文化和社会体系中具有自身文化特质以及体制特征的一种群体,其中最显著的特质就是这一群体的宗教、语言、其成员所具有的对共同起源的信仰以及共同的群体身份感”。

据此解释可知,一个族群可以定义为维持一个习得文化传统的群体,族群的延续是一种文化传统的延续。族群特殊性的重要特征首先就是族群文化的特质。既然“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少数“族群”的特殊性,而“族群”的特殊性又主要凝结在族群文化,因此可以说,“民族教育”的特殊性主要源于“族群文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

在这个意义上,“民族教育改革”思考的重心就聚焦在“民族教育”如何能够更好地完成少数“族群”赋予的文化使命。“民族教育改革”的任务也就是尽量消除制约“民族教育”文化功能发挥的因素,使得“民族教育”在促进“族群文化”发展方面发挥功能。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的问题:教育与民族文化符号,教育与民族文学,教育与民俗,教育与民族传统文化,教育与民族禁忌,教育与民族宗教,教育与民族心理,教育与民族性格,教育与民族身份与认同,教育与民族意识或精神,等等。这些在“族群文化”层面的问题应该是“民族教育改革”需着力解决的问题,也是决定“民族教育”特殊性的核心问题。除“族群”及其拥有的文化特质外,“地域”是影响“民族教育”特殊性的另外一个关键要素。这是与我国少数族群的分布特点紧密相关的。由于历史和生产方式等原因,我国少数族群主要分布在重要的边疆地区和边远地区,特别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落后于内地以及沿海的经济发达地区。另外,这些地区地域广阔、人口稀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族群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这种“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域特征成为影响本地区教育发展的突出因素,也是“民族教育改革”必须考虑的出发点。“民族地区”的地域特征一方面制约了“民族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还对“民族教育”的发展提出了特殊任务。“民族教育”必须从民族地区特征出发,为民族地区的发展服务。

因此,“民族教育改革”的目标就是摒除一切脱离民族地区特点的思想、制度等因素,使得民族教育能够培养出促进本地区发展的民族人才,使民族教育成为民族地区发展的正能量。具体来说,“民族教育改革”主要关注以下问题:教育与民族经济,教育与民族地区人才,教育与流动儿童,教育与民族地区生态环境,教育与爱国主义,教育与民族地区政治稳定,教育与民族地区公民政治素养,妇女与少数民族教育,教育与人口因素,等等。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民族教育改革要突出“民族”因素。“民族”因素应涵盖少数“族群”和民族“地域”或地区因素。少数族群的文化特质以及少数族群生活的特殊地域是从根本上决定民族教育异于其他教育的关键点,是影响民族教育改革推进的问题点,更是民族教育改革的突破点。民族教育改革成功与否,取决于“民族自觉”的程度。所谓“民族自觉”,就是“民族教育”对自身特殊性的一种觉知和认识。“民族自觉”的程度也就是一种对“民族教育”特殊性即民族教育改革“从哪里出发”这一问题的认知程度。

二、民族教育应基于叠合认同协调自身改革与主流及现代改革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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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TO对民族教育影响论文

新世纪伊始,加入WTO以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这些挑战是新世纪国家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将转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即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入世后,民族教育的发展,面对国际社会教育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要求与机遇,需要我们适时作出相应的对策。

一、民族教育的现状

1.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笔者认为民族教育也涵盖了对民族地区非少数民族的教育。

民族教育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民族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民族素质反映一个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民族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通过民族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使这一民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优秀民族。因此,民族教育的发展是民族素质提高、民族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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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发展民族教育工作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

为了全面落实《**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意见》(**政发〔20**〕9号)精神,进一步加快我市民族教育,现提出如下意见:

一、民族教育是我市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民族教育发展,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奠基性工程。**作为中国最美的边境城市,发展我市民族教育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新时期我市民族教育工作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以党的**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落实科学发展观,率先发展民族教育,开创我市民族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进入全省民族教育的先进行列而奋斗。

二、要切实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民族教育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地方党政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各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要将民族教育改革、发展情况每年向同级党委及人大、政协做出报告,接受监督。

三、少数民族的学前教育是基础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要把学前民族教育纳入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划拨专项经费,保证人员编制。少数民族聚集的县(市)区要单设民族幼儿园,民族乡(镇)至少设1所民族中心幼儿园,其他地区要在普通幼儿园中设立民族幼儿班。

四、要按“两类新三片”普九规划全面推进民族学校工作。要保证小学毕业生升入初中的入学率达到100%,初中生巩固率达到97%以上,99%以上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阶段学习,率先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对各级政府“普九”工作的考核,采用民族学校不达标“一票否决”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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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WTO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剖析

新世纪伊始,加入WTO以后我们如何正确认识并处理好这些挑战是新世纪国家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将转移到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即民族地区),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力资源的开发与教育的发展是整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入世后,民族教育的发展,面对国际社会教育所带来的压力和挑战,要求与机遇,需要我们适时作出相应的对策。

一、民族教育的现状

1.教育在民族地区的地位与作用

在中国,民族教育似乎约定俗成专指中国除汉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教育。笔者认为民族教育也涵盖了对民族地区非少数民族的教育。

民族教育在民族地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1)民族教育是提高民族素质的有效途径。民族素质反映一个民族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民族素质的提高,从根本上说主要是通过民族教育来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使这一民族逐步发展成为现代优秀民族。因此,民族教育的发展是民族素质提高、民族发展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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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局加强民族学校工作意见

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我市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精神,狠抓民族学校的基本建设,民族教育事业有了较大进展。

—一初步形成了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结合的民族教育网络,基本能够满足少数民族儿童、少年入学需要。

—一对民族教育的投入不断增加,教育教学条件逐步改善,有关的民族政策基本得到落实。

—一民族学校的干部教师队伍得到充实,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高。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应看到。我市民族教育的发展水平与首都经济建设和教育发展的需要还有较大差距,有些地区和部门的领导对民族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有待提高,民族学校办学条件有待进一步改善,师资队伍建设需要进一步加强。为进一步加强与改进我市民族教工作,提高民族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结合我市民族教育工作买际。现就关于加强民族中小学。幼儿园工作提以下几点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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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局民族教育工作意见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单位:

为全面贯彻《**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意见》(**政发[20**]9号)精神,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结合我市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提高认识,加强领导,加快发展民族教育

1.各级政府要充分认识加快民族教育发展对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全面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意义。各地区、各部门在工作中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和民族政策,根据我市民族教育的特点,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不断创新,确保民族教育优先或与普通教育同步发展。

2.各级政府要切实加强对民族教育工作的领导,把民族教育列入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和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教育行政部门要配备负责民族教育工作的专兼职干部,加强对民族学校的指导和管理,保障民族教育的快速发展。

3.加强民族学校领导班子建设。有关部门要强化对民族教育工作干部的系统培训。民族学校的领导及有关工作人员应尽量由熟悉民族语言的本民族干部担任,以便于和广大教师、学生、家长及各界少数民族群众交流、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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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少数民族政策分别

2006年4月14日至15日,“多元文化国际视野下的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美国迪金森学院(Dickinson

College,Carlisle,P.A.U.S.A)召开。会议主办方为美国迪金森学院,与会代表主要包括中国、美国、澳大利亚的学者和专家共20余人,其中中国内地与会学者来自汉、藏、蒙古、回、朝鲜、彝、裕固族等不同民族身份代表。会议代表围绕中国少数民族教育优惠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国际视野下的美国“肯定性行动计划”及其个案研究;中美少数民族优惠(肯定性)政策比较研究;经济发展、资源分配和少数民族教育;中国的双语、三语教育与教学的理论与实践内容等问题,展开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

笔者认为关于中美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二者既存在相似之处,也存在很大的差异。

中美少数民族教育肯定性政策存在的差异表现在:

实施的背景不同

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起点比较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许多少数民族还未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人口中文盲半文盲占较大的比重,有的少数民族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或由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教育虽然有了很大的发展,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基于这种状况,国家规定少数民族考生在高校招生录取时享受降低分数的优惠政策;预科教育对提高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基础知识,使更多的少数民族学生升入高、中等专业学校学习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成为主要为少数民族学生举办的独具特色的办学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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