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调查报告范文10篇

蚕丝生产民俗是指在整个蚕丝生产过程中蚕农们世代相传的生产技艺和知识，以及围绕这一生产过程在民众的日常生活和精神文化方面所产生的带有鲜明地域蚕丝特色的民俗事象。这一些民俗事象，在一个特定区域的集中体现，又形成了这个区域独特的文化生态。

为了进一步做好对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的保护工作，弘扬我们悠久的丝绸文化，经支部党员丰国需提议，农工余杭支部于2008年春组成了调研组，对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的文化生态保护进行调研。此外，我们的调研还得到了省民俗专家、杭州师范大学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副主任顾希佳教授的大力支持。经过近半年的走访，我们基本完成了对塘栖镇塘北村蚕丝生产民俗文化生态状况的调研，现将成果报告如下：

一、塘北村蚕桑生产及相关民俗概况

塘北村座落在余杭区塘栖镇的北部，是塘栖镇的第一大村，2003年由塘栖镇三个大村——姚家坝、龙光桥、郑家埭三村合并而成。目前全村有1351户农户，总人口约为5160人。全村土地总面积为7422亩，有耕地5013亩，桑地1600亩，果地647亩，鱼塘162亩。该村主要经济构成有蚕桑、枇杷、果木、家禽、水产等。其中，蚕桑的比重很大，目前约有90%以上的农户还在从事蚕桑生产，每年蚕桑生产占农民年收入的一半以上，是整个余杭区的第一养蚕大村。

塘栖镇作为余杭“丝绸之府”的主要代表区域，曾拥有极其悠久的蚕桑生产历史。但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乡镇工业的崛起及其他方方面面的因素，蚕桑生产下滑严重。目前，塘栖镇的蚕桑生产主要集中在塘北村一带。据2007年统计，塘北村一年四期（春、夏、中秋、晚秋）共养殖蚕种1714张，占全镇90.4%（不含塘栖办事处），全年蚕茧总产量高达1501.7担，占全镇年蚕茧产量的90.4%（不含塘栖办事处）。按全年平均茧价980元/担计算，全村一年蚕茧收入达147.3万余元。其中春期蚕蚕种1165张，总产量达到1067.1担，占全年产量的71%。

蚕桑生产作为塘北村一种传统技艺，与当地村落社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长期的蚕桑生产过程中，当地已形成了包括口头文学、民间信仰、人生礼仪、节日庆典、民间工艺等各方面内容的一系列传统民俗。

《各具特色的民居》是小学语文第十二册的课文，是继《北京的春节》《藏戏》之后的又一篇展示多姿多彩的民居、民俗风情的说明性散文。文章分为两部分《客家民居》和《傣家竹楼》，分别介绍了客家土楼和傣家竹楼的的民居特色和民风民俗，传承了中华民族传统民居的文化内涵。《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强调：“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要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1］客家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祖祖辈辈生活在土楼里的客家人，用聪明智慧创造了独具一格的客家土楼文化。随着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人们对传统文化越来越淡薄，很多学生对家乡的传统文化不甚了解。因此，充分利用土楼文化资源，开展语文综合性学习活动，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培养学生搜集信息、处理信息、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收获亲身实践的体验，激发学生寻根尊祖、爱国爱家的情怀，也为举一反三学习其他特色民居的文章作铺垫。

一、立足课文，在语文实践中积累语文素养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指出：“综合性学习主要体现语文知识的综合运用、听说读写能力的整体发展、语文课程与其他课程的沟通、书本学习与生活实践的紧密结合。”《客家民居》介绍的恰好是笔者家乡的永定土楼，借助课文引导学生开展以“各具特色的民居”为主题的语文综合性学习，占据天时地利人和。

1．搜集土楼资料，了解土楼民居

中国民居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历史遗产，古老独特，散发着无穷的魅力，体现了华夏民族的智慧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学习《客家民居》，首先要认识了解土楼。课前，学生广泛阅读，查阅资料，认识各具特色的土楼民居。教学时，先请学生采用自己喜欢的方法，展示各具特色的土楼民居，让大家欣赏：学生们有的张贴收集的图片，有的播放录像视频，有的出示自己的简笔画，有的结合自己的旅游谈体会，有的写成调查小论文……课堂气氛十分热烈。在交流中，学生们对土楼民居有了初步的了解。课后，要求学生向家长介绍自己最喜欢的一座土楼民居。

2．摘抄土楼楹联，品读传统文化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摘要：为了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应用语文，让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文章从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融合更多的生活化教学资源、开展各种形式的生活化实践活动三方面，对高中语文生活化教学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高中语文；生活化教学；教学情境；教学资源；实践活动

语文即生活，社会即课堂，高中语文教学一定要注重和现实社会生活的联系，打通课堂内外，建立课堂教学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学习语文、应用语文，让学生的语言应用能力得到很好的锻炼和提升。

一、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

情境教学可以让学生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感知语言运用方式，获得直观的语用思维，并能够真正将知识变成学生的直接经验和能力[1]。高中语文教学中，教师可以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利用实物、图片、声音、动画等将生活中的语文应用场景引入课堂，创设生活化教学情境，让学生感知语文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应用。同时，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分角色表演戏剧文学作品，再现生活情境，通过这些方式，让学生有更多的感知、体验机会和展示平台，也让学生在作品体验中强化他们的实践能力，从而真正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例如，语言表达题是考查学生语用能力的主要方式，也是很多学生失分的关键，很多学校对学生进行专项训练，让学生懂得语言表达需简明得体。教师在讲解表达或指导学生专项复习时，应注重情境创设，在具体生活情境中让学生表演、体悟，观看相应的场景视频，让学生自己拟写邀请函、倡议书、借条、欠条、申请书、介绍信等，并相互合作探究，这样不仅能让学生掌握知识，更能让学生在生活中准确表达自己的情感。

二、融合生活化教学资源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摘要]在近代的华北农村，农具资本在农业资本中的比例很低，而且分布不均。经营规模较大之富裕农户对农具投资较多，因此拥有较多的农具及役畜；经营规模较小的贫困农户则缺乏大农具及役畜，常几户合资购买、共同使用。贫困农户常向富裕农户借用农具及役畜，从而对富裕农户产生一定程度的依赖。

[关键词]近代华北；农户；经营规模；农具配置

学术界以往对近代农业生产工具所作的研究，但是多数集中于农具的构造、形制、构成部件的名称、功能和使用方法等自然科学属性以及考古发现等方面，而较少从社会经济学层面上加以关注，从人类学、民俗学的角度加以探讨的就更少。这是因为“引起民俗学家注意的，不是犁的形状，而是耕者推犁入土时所举行的仪式；不是渔网和渔叉的构造，而是渔夫入海时所遵守的禁忌，不是桥梁或房屋的建筑术，而是施工时的祭祀以及建筑使用者的社会生活。”[2]正是由于不同学科对于同一个社会事物的学术兴趣点不同，他们所观察的层面和角度也不同，常常会忽视了作为日常生产活动所必备的物质设施的经济学研究，因此就会出现某些学术空白，出现某些长期被学术“遗弃”的未垦地。

农业工具设施，是“镶嵌”于农民日常生活之中，与具体的农村社区之自然环境、生活方式、社会习俗、经济状况等紧密联系。本文以近代的华北农村为研究重点，以实证的调查资料为依据，就农户的农具投入及其在农户经济收支中的比重、不同经济状况农户的农具拥有差异以及农户配置自农具的社会经济要素等问题作一个探讨。

一、农具投资在农户收支中的比重

近代的华北，农民生活普遍比较贫困。据1934年初全国土地委员会对华北四省55县60万户的调查，收支有余者占28%，相抵者占34%，不敷者占38%，“农家经济困难，收不敷支，或虽平时收支勉可相抵，设遇意外势必出于借贷。”[3]山东潍县，一个占地14亩之家，收入158.3元，支出191.05元，亏欠32.75元。[4]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摘要：把民俗风情融入课堂教学,是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研发校本教材的一项重要内容。要达到互相融合,互为补充的效果,本文提出必需遵循三个运用原则:坚持本土性原则,把握趣味性原则,强调思想性原则。

关键词：融合原则本土性趣味性思想性

如何在有限的时间内让教学效果达到最优化,是课堂教学一直为之探索的过程。近年来,随着新课程改革的启动,特别是教育部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指出:“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以及学生的适应性。”各地大力开发校本课程,把乡土文化、民俗风情引入课堂,促进教学,在新课程改革中是一个新的举措。为了达到预期目标,各地进行了积极的探究实践并且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怎样在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相互融合的过程中,有效的对课堂教学作出补充,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能增加学习积极性,掌握课堂知识、形成相关技能,又了解本土民俗风情,让民俗风情与课堂教学的融合真正达到相得益彰、互为表里的目标,笔者认为,应该遵循以下三个原则。

一、坚持本土性原则

民俗风情是长期、固定的依附于人们生活习惯、情感信仰之中而产生的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因为其形成和巩固过程的特殊性,一直就具有集体认知性和自觉遵从性的特征,而且已走向自然化、生活化。

一、凉州传统文化的形式与内涵

凉州历史悠久，人文荟萃。作为古丝绸之路的黄金节点，一直是中原与西北地区沟通与交流的纽带与桥梁，这里积淀了丰厚的西域文明、丝路文化和凉州文化。凉州传统文化集中了佛教文化、五凉文化、西夏文化、西凉乐舞、简牍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体现了延续性较强的文化历史变迁过程和独特的民俗文化。历经千百年的大浪淘沙，凉州传统文化以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态度孕育了“崇文尚德、包容创新”的新时代武威城市精神。

二、将凉州传统文化渗透到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原因

1.高中语文传统文化教育的必要性。当代文化多元化趋势日益明显，而地域文化和传统文化在教学中的渗透却略显缺失。如何有效传承特色鲜明而丰富的凉州文化，除加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和挖掘外，对区域内的高中生进行凉州传统文化教育势在必行。在高中语文校本课程设置上，将凉州“旅游文化专题”、“民俗文化专题”、“凉州诗词专题”等传统文化引入课堂教学，是对凉州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也是高中新课标中“大语文”理念的充分体现。2.凉州传统文化教育在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重要作用。凉州传统文化具有较强的德育功能，凉州贤孝、汉简鸠杖等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可以教育学生处世为贤，居家尽孝；参观文庙、雷台、白塔寺、海藏寺等名胜古迹，可以增强学生对家乡的热爱和自豪感；瞻仰古今历史文化名人，学习先进事迹，可以激发学生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激发学习兴趣，陶冶情操，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凉州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当地的经济、政治、宗教、民族等因素有关，涉及民族学、民俗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多种学科分支，这种人文性内涵极大地丰富了高中语文教学内容。凉州历史古迹和出土文物较多，马踏飞燕、汉代竹简、西夏碑、文庙匾额等，蕴含着大量的传统艺术、语言文字知识，巧妙利用则可帮助学生开拓视野，发展智力，增强文化素养。

三、凉州传统文化在当地高中语文教学中的渗透

1.思想上重视凉州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凉州文化中的丝路文化、《凉州词》文化和西凉歌舞伎文化是激发学生爱国思想的重要载体。利用白塔寺会盟、鸠摩罗什传法、弘化公主和亲等素材，可以引导学生建立团结和谐的人际关系；玄奘西行、霍去病的传说、西路红军的故事能培养坚忍顽强意志力；书城不夜、马家窑文化遗址等可以强化学生的智育教育；天梯山石窟、海藏禅林、凉州贤孝、攻鼓子等可以强化学生的美育教育。2.课堂上强化地域文化的细节渗透。语文教师要在教学内容中有机融合凉州传统文化，以凉州传统文化为导入新课的突破口，在背景资料补充、举例讲解、拓展延伸的环节中有意渗透凉州传统文化教育。比如，在阅读教学中，将《大漠祭》《西凉马超》等反映凉州传统文化的文章或书籍作为研究对象，挖掘凉州传统文化的内涵；在作文训练课中，可以紧扣时令节日，探究凉州的传统节日风俗来历和文化内涵。3.构建凉州传统文化校本课程。为有效挖掘和传承凉州传统文化，武威市成立了凉州文化研究院，凉州当地的高中语文教师要有意识地会同凉州文化研究院的专家学者，开发高中阶段凉州传统文化校本课程，编写适合不同阶段学生学习的教材和读本，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其中，亲身感悟体验凉州传统文化的灿烂悠久和博大精深。4.在实践中拓展凉州传统文化育人阵地。开展针对性的综合实践活动，组织学生进行实地学习调研，了解凉州文化历史变迁，体味民俗风情，参观名胜古迹，寻访名人足迹，重走红色之旅，参加社区特色文化活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导学生撰写相关凉州传统文化调查报告，开展有意义的专题辩论。这样，既能培养高中学生的科学探究精神和综合实践能力，又能提高学生语文学科综合素养，在很大层面上做到了凉州传统文化的学习、熏陶、继承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