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责任论文范文10篇

引言

综观各国立法例，对证券欺诈的界定多为“在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中发生的内幕交易、内部人短线交易、操纵市场、虚假陈述、欺诈客户等行为。”且对于证券欺诈及其法律责任的规定无不在各国有关证券立法中占据了重要地位。我国自不例外：一九九九年实施的新《证券法》用了较大篇幅对证券欺诈进行了规定，但我们也不难发现我国目前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相对于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而言处于明显薄弱地位。在司法实践中一般以行政责任代替民事责任，在已查处的案件中对当事人违法所得均采取了全部由国家罚没的办法而无一例民事赔偿。这种以公权处罚代替私权救济，忽略对受害人利益的民事保护的现象实质上是对公民合法诉权、财产权的变相剥夺。卢梭有句至理名言“人性的首要关怀是对其自身应有的关怀。”私权是一切权利的来源，关注私权就是关注我们自身。如果对秩序的保护最终不能救济私权，很难说这样的法律是完善的，因此对于具有浓郁私法性质的公司法、证券法来说，肯定私法救济私权才是其应有之主旨。①早在五十年代初，美国第九巡回法院就曾指出“我们想不出有什么会比允许受证券欺诈的出售者或购买者向联邦法院寻求赔偿更能打击在确立的市场之外的和违反政府规章的交易，更能确定阻止证券交易中的欺诈行为，从而使该法更加合理地完善和有效。”②

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不断发展，证券欺诈案件给我们带来的困扰也越来越大，对于证券欺诈民事责任进行详细的可操作性立法的呼声日渐强烈，确立完善有关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法律已迫在眉睫。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的认识到证券欺诈不同于一般的民事欺诈侵权行为：首先，在证券欺诈中欺诈方是确定的，而受欺诈方往往是不特定的多数人。其次，在确定证券欺诈民事责任因果关系时也存在着较大的难度：（1）从事证券欺诈行为的人相对于一般公众投资者来说，往往具有资金或信息上的优势，且欺诈行为较隐蔽，没有专门机构的调查，一般公众投资者甚至不易发觉自己的损失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举证十分困难。（2）证券价格波动受各种因素影响，即使是专业人士也难断定欺诈对价格波动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最后，如何确定证券欺诈民事责任的赔偿金额也是个在立法上和实践中难以准确把握的问题。③综观各国立法，在赔偿方面虽然具体规定不一，但基本上遵循着对投资者的损失进行实事求是的赔偿、以补偿受欺诈方的利益损失为原则，并兼采公平原则的作法。

下面就让我们着重分析一下各种证券欺诈行为及其民事责任以及我国的相关规定及其不足：

一、内幕交易（Insidertrading）

内幕交易又称内部人交易，乃指知悉证券交易内部信息的人员或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部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消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行为。

目次

一、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的法律内涵

二、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在中国现阶段的效益分析

三、董事及高级管理者责任保险本土化的建设性意见

证券市场自诞生之日起，证券违法行为就如影相随，挥之不去，就连当今金融证券市场监管体系相当完备的国家也概莫能外。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联邦调查局以及该国证券管理部门和有关专家估计，美国每年仅在投资领域发生的诈欺行为就涉及金额在100亿到400亿美元之间。[1]与美国相比，中国证券市场的资金规模无疑要小很多，但是目前在中国的上市公司当中已经和正在发生的证券违法行为，无论从其涉及金额占整个国内证券市场的比例，还是从其对本国资本市场的破坏性来说，恐怕都要比美国来得严重。证券违法行为之所以愈演愈烈，与违法行为的平均机会成本畸低有重要关系。因此，借鉴他国经验，对证券违法者课以严格的民事赔偿责任，对受害者给予合理补偿，既是维护公平正义、维系公众信心的要求，更是保证我国证券市场乃至国民经济健康发展的当务之急。[2]当前，法学界对证券民事赔偿责任的性质、构成要件、计算方式的讨论正趋热烈而深入，有关法院已经开始受理因上市公司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一批上市公司、券商、会计师事务所等机构和在其中任职的管理者将面临巨额的民事赔偿责任。然而届时非常可能出现的一个问题是，违法机构已经把从证券市场募集或骗取的资金挥霍殆尽，而机构管理者个人的财力有限，胜诉的投资者手握一纸无从执行的判决书，成为实际上的败诉方。

如何在维护程序正义的基础上，完备对证券投资者的实体权利救济，最终体现证券民事赔偿机制的价值？人们想到了保险。王保树教授认为，国外的董事责任保险值得引进，即由董事等向保险公司交保险费，待董事赔偿责任发生时，除因董事故意行为所致外，由保险公司支付赔偿金。[3]2002年1月7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联合颁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39条规定：“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经股东大会批准，可以为董事购买责任保险。”保险业反映神速，短短16天后国内第一个“公司董事及高级职员责任保险”就由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与美国丘博保险集团合作推出，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成为该险种的首位被保险人。不久，国信证券红岭中路营业部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深圳市分公司签订“券商责任险”，成为我国首家为客户投保该类险种的券商。[4]据介绍，今后该营业部的客户在投资过程中时，如因券商工作人员疏忽或犯罪分子利用伪造、变造的相关单证、身份证件而遭受损失时，都将获得中保公司的赔付。另据报载，2002年3月25日，湖南部分会计师事务所与人保公司签定“注册会计师职业责任保险”协议，约定各参保会计师事务所每年向保险公司交纳十万元以上的保险费，一旦发生因会计师疏忽、过失等造成赔偿的事件，保险公司将付出单次最高500万元，总额不超过1000万元的赔偿金。这一系列事件引来好评如潮，许多人认为责任保险的引入为证券民事赔偿提供了“保险”，为保险业拓展了商机。但是同时也有人担心，由上市公司来为董事责任险投保会导致公司的决策者在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不对称的逻辑结果，这会使资本市场和股份公司本身所应有的财产制衡与利益制衡双重弱化，成为制约我国企业家市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5]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问题的提出；推荐人推荐行为性质之法律分析；推荐人对推荐作品不承担任何民事责任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我国目前立法中,对推荐行为的定义、构成以及相应的民事法律责任并无明确规定、推荐行为不同于保证行为,推荐人不因被推荐人的行为而承担担保民事责任、推荐行为不同于审核、鉴定行为,推荐人不因被推荐作品存在侵权民事责任而承担共同侵权责任、推荐行为不同于中介行为,推荐人不承担因推荐作品存在侵权的民事责任、推荐人与相对人(侵权媒体)之间并无任何有约束力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推荐人的推荐行为不是共同侵权行为,也与侵权后果之间没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内容提要:推荐人因各种原因推荐某作品参加科讨大会或发表,该作品其后被认定为侵权作品,文章作者和杂志社构成侵权,但从推荐行为的性质和共同侵权行为的构成等多方面综合分析,可以认定推荐人对推荐作品的侵权不承担责任。

论文关键词:推荐人/推荐/作品/侵权/民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陈某系某大学体育系教师,收到邀请参加第六届全国体育科学大会。该大会评审委员会要求陈某提交一篇论文,并须加盖其所在学校公章予以推荐。陈某得到所在大学的推荐函后,参加该次大会。此后,陈某参会论文在《中国学校体育》上发表。2004年8月,原告张某以该论文侵犯其著作权为由,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陈某、《中国学校体育》杂志社和陈某所在学校承担共同侵权责任。

如果陈某的论文果真侵犯了张某的著作权,陈某本人和杂志社须承担侵权责任自不必多论。但对于陈某所在学校是否应承担侵权民事责任,即学校作为推荐人是否应承担责任,这是目前立法中的一个空白。本文试从推荐人推荐行为之性质、推荐行为和其他可能构成侵权行为之区别以及侵权行为之构成要求等方面,对学校作为推荐人的侵权行为是否成立作一初步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为目前高校普遍性的推荐行为作一学术上的分析和定性。

摘要：自然人民事责任人能力作为民法中的基础性概念，理论界以此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多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界定，难说妥当本文认为应从中国实在法出发，将民事责任能力限定为当事人的一种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

关键词：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分析法律责任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

论文关键词：证券欺诈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民事责任主体

论文摘要：证券欺诈主要表现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各种形式的证券欺诈之民事责任的主体各不相同，虚假陈述的责任主体包括发行人、专业顾问和证券商；内幕交易的责任主体除公司内部人员外，还应包括知情的公司外部人员以及派生的内幕信息人员；操纵市场的责任主体一般是指实施了以人为方式控制证券价格以图牟利行为的任何人，但安定操作行为人在一定条件下可免于承担责任。

证券欺诈是指在证券的发行和交易过程中，行为人以欺诈手段破坏市场秩序，损害他人而使自己获利的行为。由于证券市场的特殊性，证券欺诈行为一般都具有相当程度的隐蔽性和技术性，所以确定证券欺诈所致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比较复杂。综合国内外法律规范，证券欺诈主要表现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和操纵市场，且每种行为的主体会有所不同。本文将区分这三种形式来分别论述其引致的民事责任之主体确定问题。

一、虚假陈述之民事责任主体的确定

虚假陈述是指单位或个人对证券发行、交易及相关活动的事实、性质、前提、法律等事项作出不实、严重误导或包含有重大遗漏的任何形式的陈述，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情况下作出投资决定。虚假陈述直接损害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影响投资公众对证券市场的信心，危及证券市场存在的基础，因而受到各国立法的严厉禁止。在确定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主体范围时，必须考虑受损者和发行人利益的平衡，合理地确定责任主体的范围。在信息披露过程中，因虚假陈述而可能承担民事责任者主要包括：

摘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研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摘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摘要

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指因人(公民、法人)的活动，致使生活环境或生态环境受到污染，从而损害一定区域人们的生活权益、环境权益或其他权益的行为人所应承受的民事上的法律后果。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属于特殊侵权的民事责任，在我国古代就有萌芽，国外许多国家法律中都有详细规定。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提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应坚持“二要件说”，即“行为违法性”不作为构成要件之一。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归责原则的弊端，建议完善无过失责任原则。针对我国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提出制定《公害防治法》，明确规定举证责任转移和因果关系推定原则。另外，将“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作为《公害防治法》的几种主要民事责任方式，并提出对污染受害者进行救济的几种途径。旨在预防和防止环境污染，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无过失责任原则；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原则

前言

环境问题己成为全社会普遍关注的大问题，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与环境污染行政责任，环境污染刑事责任并称为当代三大环境法律责任体制，其中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是最薄弱的体制。研究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立法目的、归责原则、构成要件、责任方式、救济途径等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比较中外环境污染民事责任，指出我国环境污染民事责任中存在的缺陷，本文将对环境污染民事责任的构成要件、抗辩事由、举证责任转移、因果关系推定等进行理论上的探讨。

1.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

内容摘要：《证券法》上明确规定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的条文，如第63、161及202条，行文粗放，在理解上容易使人产生歧义，规定简略，无法就具体的法律适用提出操作指引，由此需要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新近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在政策层面和立法技术上具有重大价值，但仍然在若干基础性理论问题，如适用范围、前置程序、提诉股东、《证券法》第72条的解释上，存在可以商榷之处。本文建议，在适用《解释》及今后对《证券法》进行修订时，对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可以重点考虑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区分证券发行时及证券交易市场上的虚假陈述，分别加以规定；证券发行时的虚假陈述责任，应有层次之分；注重“信赖”和“因果关系”的认定；分门别类，设定损害赔偿额的计算方法。文章最后指出，修改并完善《证券法》第5条的规定，借助一般性反欺诈条款的强大功能，保障和鼓励投资者对花样繁多、层出不穷的市场欺诈行为提起诉讼、要求赔偿，同时赋予司法系统对这些诉讼依法引导、灵活掌控的空间，缔造中国自己的证券判例法体系，应当是完善证券法上民事责任制度的必经之路。

关键词：证券法、虚假陈述、民事责任

一般性反欺诈条款证券市场上的违法行为，主要可分为虚假陈述、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四种。除虚假陈述外，内幕交易指因为职业、管理、控股、服务等合法关系，知悉涉及公司的经营、财务或者对该公司证券的市场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尚未公开的其他信息（“内幕信息”）的内幕人员，或者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其他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活动的行为；操纵市场指以获取不正当利益为目的，直接或间接控制证券交易市场上某种证券的交易价格，在此价格上参与交易的行为；欺诈客户尤指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在依照行纪或委托关系参与证券交易的过程中，违背客户真实意思、侵害客户权益的行为。传统观点认为，上述行为，或者使投资者无法根据真实、准确的信息流，及时形成知情决策（informeddecision）而遭受损失，或者干扰市场规律的正常作用而使证券交易价格发生扭曲，或者利用本应属于发行人或社会的秘密信息从事不公正的交易，或者滥用受到信任的地位从事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行为人的目的都在于直接或间接地获取不正当的收益，同时造成他人受损，因此，行为具有可归责性或可罚性。但现代研究发展已经对传统学说提出若干质问，尤其在法律的经济分析学派看来，内幕交易可能有助于证券真实价格的逐步形成，而交易收益是给予公司内幕人员的合理激励；操纵市场如果是以真实交易的形态出现，因为行为人的违法动机无法确定，法律的规制是徒劳无益的，同时这种行为具有“自我遏制”的性质，事实上是无害的。这些新观点在理论上不无偏颇之处，即使在国外也没有能够深刻影响到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取向，但由此可以引起我们思考的是，内幕交易与操纵市场确有不同于其他违法行为的特点，特别在确定法律责任的性质（应当首先是行政责任还是民事责任）、责任构成的要件（如是否强调主观上的违法故意）上都有特别的必要进行审慎的论证。虚假陈述行为在性质认定上有所不同，由于它依托信息流对于市场上价格形成机制的影响，是典型的证券市场违法形态；因为虚假信息妨碍资本市场上资源配置的效能，传统与现代的观点均压倒性地支持对于虚假陈述行为的禁止和处罚。证券市场上的虚假陈述责任，是指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及其他相关法律、行政法规、有权部门依法颁布的行政规章、规则，负有文件申报或信息公开义务的当事人，在有关申报或公开文件中作出实质性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或者进行不适当披露（以下合称“虚假陈述”）时，依法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从性质上划分，责任主要有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三种。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可以依据《民法通则》、《合同法》对于一般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的规定来追诉，但应当满足侵权或违约责任的构成要件，并由当事人分别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在《证券法》实施以后，根据“特别法优先于普通法”的原则，考虑到证券法上对于投资者保护有更为有利的制度设计，则应主要适用证券法上的有关规定。《证券法》上明确规定虚假陈述行为的民事责任，主要是第63、161及202条。第63条规定发行人、承销商对于信息公开文件中的虚假陈述的责任，并规定担任发行人及承销商董事、监事、经理的“负有责任”的人员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第161条规定出具专业报告的专业（中介）机构及其从业人员，未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或未对其所出具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善尽核查和验证义务时，对其所出具报告中的虚假陈述应负的连带责任；第202条进一步规定上述专业机构及从业人员，对其负责的专业报告内容“弄虚作假”的，应当承担连带赔偿的责任。此外，第175条前段还规定，制作虚假的发行文件发行证券的，责令停止发行，退还所募资金和加算银行同期存款利息。这些规定行文粗放，在理解上容易使人产生歧义，如第63条中“发行人与承销商”和它们的“董事、监事、经理”是否承担完全相同的责任，“负有责任的”限制如何理解，被告有否提出抗辩的免责事由？第161条中的“连带责任”，是指从事不同专业工作的中介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评估师事务所（及其从业人员）相互之间的连带，还是同一专业机构内部，机构与从业人员个人之间的连带？第202条中的“弄虚作假”，是否兼指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与“意思联络”？此外，这些条文规定简略，无法就确定具体的民事责任所需明确的“责任要件”、“抗辩事由”、“归责原则”、“举证责任”、“赔偿范围”、“时效期限”等问题提出操作指引，由此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就上述问题的确定作出科学、合理的司法解释。2003年1月9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解释》），不仅是已经诉至法院等待裁判的接近900桩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的福音，也是我国证券市场上投资人保护的里程碑式文件。考虑到《证券法》民事责任制度的立法不足，及众所周知最高人民法院事实上享有的“造法”功能，《解释》的作用，可以说直追普通商品市场上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解释》中值得称道的，不仅是“政策”上的意义，同时也是法律技术上的特点。近来重要的民商事法律的司法解释，或者针对相关法律上的具体条文，一一排序或有选择地进行注释［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或者是着重相关法律涉及的若干重大问题，分节加以理解［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但就法律中相关的少数条文，按照法理庖丁解牛式地加以分析和展开，其间又不时引用《民法通则》、《证券法》上的具体规定，却似乎是仅有的一例。通篇观察，《解释》仿佛最高审判机构对于证券市场虚假陈述行为民事责任的一篇精炼的论文，立法、学说和司法的良性互动在其中有着生动的体现。限于篇幅，本文仅就《解释》中所涉的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作一简评，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反虚假陈述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出若干建议。

一、述评

（一）适用范围《解释》将适用范围界定在向社会公开募集股份的发行市场，与“国家批准设立的证券交易市场”，同时把后一市场上通过协议转让方式进行的交易排除在外（第2条第2款、第3条），显然对“证券市场”持狭义的理解。按照《解释》，证券的私募（PrivatePlacement）和大量存在的证券场外交易不在视野之内，即使现行沪深交易所实践中的“大宗交易”也没有适用的余地。证券的公开发行涉及社会上不特定多数投资人的利益，自然应当严格管制；而私募仅仅向少数财力雄厚的机构投资人发出要约，则可以给予较为宽松的待遇，免除繁琐的注册或审核程序。但“有利益之处必有欺诈”，私募投资人也可能成为虚假陈述的受害者，允许他们通过证券法上的规定向证券出售者索赔，符合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股、法人股等限制流通股份的协议转让，以及按照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进行的大宗交易，同样可能存在出让人对于受让人的欺诈，也应当同时给予证券法上侵权责任的救济渠道。申言之，证券市场上以诈欺为特征、强调主观上需存在过错乃至于故意才能成立的不法行为，如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和面对社会不特定多数人的虚假陈述行为，行为人和受害人之间没有合约关系，行为人在行为当时难以预知将对何人、在何种程度上造成损害，即使确有预知，也难以举证证明其存在，由此使侵权责任制度对于保护受害人利益有天然的优势。但也有一些不法行为，如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欺诈客户、当面或个别进行的虚假陈述行为，可能因违约责任适用严格责任原则（《合同法》第107条），无需证明被告具有过错，同时无需证明原告因不法行为确实遭受了损失，还可以约定违约金条款、仲裁条款甚至管辖法院，其适用对受害人更为有利。立法对此似可秉持宽松的态度，即设置宽泛的救济之道，在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可能发生竞合的时候，由于两种责任在归责原则、责任构成、举证、抗辩、赔偿范围、诉讼时效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则允许原告选择一项对其更为有利的请求权提起诉讼（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竞合）。当然，在一项请求权获得支持之后，相关的另一项请求权即随之归于消灭。

（二）前置程序《解释》要求对虚假陈述行为人提起民事赔偿诉讼的投资人，除满足《民事诉讼法》第108条规定的起诉条件外，还必须持有“有关机关的行政处罚决定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第6条第1、2款），实际上维持了“1？15《通知》”对于案件受理“前置程序”的规定（《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第2条）。只在技术上做了若干必要的处理，如在中国证监会处罚决定之外，追加“其他行政机关以及有权作出行政处罚的机构的处罚决定”，以及“人民法院已经生效的刑事裁判文书”；规定不同情形下计算诉讼时效的起点；并规定对行政处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可以裁定中止审理，有关行政处罚被撤销的，应当裁定终结诉讼。回首2002年，“1？15《通知》”对于案件受理“前置程序”的规定曾引起市场上的很多争议，设问的焦点在于法院有无权力，在《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的起诉条件外，另设额外的要求？当然，来自法院方面的回应不无合理之处，即以证券监管机构作出生效处罚决定为受理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的前提，可以解决原告在起诉阶段难以取得相应证据的困难；同时，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是代表国家对证券市场行使监管的专职机关，由其对专业性较强的市场行为作出是否违法的判断并决定处罚与否，具有法院不可比拟的技术优势。但客观而言，此论仍没有解决前置程序合法性的难题。简而言之，中国证监会等的行政处罚决定固然是确定虚假陈述违法行为存在的有力乃至最佳的证据，却不宜由此认定其具有排他的效力，法院尽可以鼓励原告提供此类证据，但舍此之外，原告应有充足的自由提供其他证据以证明被告确实从事了违法行为。现实存在的问题是，一旦法院认定前置程序“无需讨论”，在法律适用中如何确定前置程序所涉文件（尤其是行政处罚决定或公告）的性质？在证券市场虚假陈述民事赔偿案件中，需要查明和证实的案件事实（证明对象），为被告是否从事了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重大遗漏或不适当披露的行为。证明对象在人民法院作出裁判前处于不明确的状态，有待于证明主体（原告）运用诉讼证据加以证明，因此，又称为待证事实。笔者认为，在该种民事赔偿案件中，原告按要求提供的行政处罚决定或公告宜认定为特殊的证据事实，在性质上类同于公证证明的文书。参照《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公证证明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人民法院应当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但有相反证据足以推翻公证证明的除外”（第67条），人民法院可以把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视为证明被告违法行为的初步证据，但允许被告举证证明处罚决定中认定的事实与客观情况不符，从而否认违法行为的存在。此点在被告因程序上的原因，无法就行政处罚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或者行政复议机关决定及法院裁定不予受理（如超过法定复议申请期限或行政诉讼时效期限）时，对于保护被告的合法权益尤其重要。现实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虚假陈述民事索赔案件中的被告，是否只能是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公告中指明的受处罚人，或者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判文书中列明的受刑罚人？举例来说，如果中国证监会决定处罚某证券发行虚假陈述案中的当事人，包括发行人甲、其董事A、B、C，主承销商乙，其董事D、E，会计师事务所丙和签字会计师F，那么提起民事索赔诉讼的投资人能否起诉甲的其他董事（G、H）或发行人律师事务所丁及签字律师I、J？如果肯定上述决定、公告或文书虽有各自在其他实体或程序法上的意义，但在虚假陈述民事索赔案件中只是特殊的证据，意在证明虚假陈述事实的存在，则受处罚人或受刑罚人之外，参与虚假陈述行为并按《证券法》或《解释》的规定负有责任者，当然仍可作为被告、承担相应的损害赔偿责任。同理，原告当然也可以选择不起诉受到处罚的C董事或E董事，而受诉法院在审理后，也可以依法判决B董事不承担赔偿责任。

论文摘要：自然人民事责任人能力作为民法中的基础性概念，理论界以此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多从比较法的角度进行界定，难说妥当本文认为应从中国实在法出发，将民事责任能力限定为当事人的一种法律地位或法律资格。

论文关键词：民事责任能力概念分析法律责任

从范畴类型而言，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应属于主体论范畴。但主体论范畴是对法律世界的实践丰_体和价值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概括，既反映谁在从事法律活动，又说明谁是法律调整的受益者，似乎自然人民事责任能力又不完全是主体论范畴。这种落差绝非无意义或可以忽略的，相反，笔者认为，对这种差别的追根问底，也许可以找到自然人责任能力问题的所有答案。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与评析

(一)民事责任能力的各种定义

目前，我国民法理论界远没就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达成共识。学者们’般将《民法通则》133条作为民事责任能力的法源性规定，在解释该条规定的基础上形成多种不同的学术观点，根据侧重点不同和出现时间先后，町分为：(1)广义民事行为能力说：(2)侵权行为能力说和不法行为能力说：(3)权利能力涵盖说；(4)客观能力说；(5)独立责任资格说。此外，还有意思能力说、识别能力说两种观点，但学者己对此达成共识，认为它们是认定民事责任能力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