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诉讼论文范文10篇

一、现代型民事诉讼的基本内涵

从20世纪中叶起，社会关系日益复杂，社会矛盾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多数人共同利益受到侵害的事例逐渐增多，成为社会现象中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全球范围内要求加强环境权保护、消费者权益保护、社会福利权保护及其他共同利益保护的呼声愈来愈强烈。因此各国的立法、学理和司法界，对多数人利益受侵害的救济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1}。多数人纠纷之所以能够引起社会各界的瞩目，其原因不仅仅在于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案件具有新颖性、社会影响较大，更重要的是这类纠纷所产生的多数人利益的共同性，即这类纠纷中的多数人一定意义上处于利益共同体的关系。因此，一个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害，往往超越了个别损害的范畴，而可能构成对某个潜在利益集团的损害；与之相对应，民事纠纷的形态也由近代民事诉讼法典调整的个别纠纷演变成现代大规模的群体性纠纷，民事诉讼则除了过去的一对一的个别诉讼外，增加了专门处理多数人纠纷的群体诉讼形式，如美国式集团诉讼、英法中三国的代表人诉讼、德国的团体诉讼、日本的选定当事人制度，等等。20世纪70年代后，日本学界将这类新型的民事诉讼称作“现代型诉讼”，也称“政策形成型诉讼”、“政策指向诉讼”，并从民事诉讼法学及法社会学的角度开展研究，积累了各种经验，也对日本的整个法体系形成了很大的影响{2}。

现代型诉讼一词虽源自日本，并被广泛使用，但这并不表明其含义已经明确。相反，日本学者指出：“现代型诉讼”是一个难以确定的概念，其外延也非常模糊，一般是对环境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纠纷形态的泛称{3}，美国则称之为“公共诉讼”（PublicLawLitigation）或公益诉讼（PublicInterestLitigation）。尽管现代型诉讼存在着内涵和外延不够明确的问题，但不可否认，有关现代型诉讼的各种表述方式和纠纷形态在本质上必定具有诸多共通性因素。寻找和探究其共通性因素之所在，正是揭示现代型诉讼基本含义的关键。

首先，作为现代型诉讼之基础的现代型纠纷与现代化大生产引起的社会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急剧变化有关，但它并非现代社会所特有的产物。即使在民事诉讼法典化的近代，也存在着环境污染、小范围医疗事故等问题，但由于诉讼制度的欠缺和不完善以及人们权利意识的不自觉，才导致当时的人们或是对此类问题熟视无睹，或是通过诉讼外的方式加以解决{4}。因此，现代型诉讼，一方面在时间要素上，它是相对于近代自由主义民事诉讼法典时期的民事诉讼而言的，另一方面又不能简单地从时间意义上加以把握，将其理解为“现代社会才出现的纠纷诉讼”。

其次，现代型诉讼是均涉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具有相同或相似诉求的多数人利益的纠纷。多数人的利益理论可分为扩散性利益（diffuseinterest）或普遍利益（interessidiffusi）和集合性利益（collectiveinterest）或集体利益（interessicollettivi）两种。二者的共同之处都在于享有利益的主体众多，但区别何在理论上仍有分歧。有人认为，二者区分的标准在于是否存在一个能够表达该利益的机构：如果有，就是集合性利益（集体利益）；否则为扩散性利益（普遍利益）。因此，集合性利益涉及的群体总是有组织性的，例如代表该集合性利益的协会、工会，职业性团体等。还有人认为，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主体因素，扩散性利益的享有者总是一些不确定的人，他们是因为一定的事实因素（如居住在同一地区或者消费同样的产品）而联系起来的；而集合性利益的享有者则是一个群体或者阶层，组成这个群体或阶层的人之间具有法律上的关系{5}（P．17）。实际上，在意大利，许多学者或毫无区别地使用这两个概念，或仅对二者进行非常简单的区别。即使在立法领域，也没对它们进行严格界定，有时也交替使用这两个概念{1}。

多数人利益无论表现为集合性利益还是扩散性利益，它都具有相对普遍性和社会共享性。尽管多数人一方是临时结成的群体，但是由于人数众多、影响巨大，其诉求可能会被政党所代表的利益集团所考虑，其力量会被一些党派充分利用，直接成为政治斗争和利益分配中的砝码。西方现代民主政治主要是依靠政党、代议制实施，而多数人利益就是这些利益集团政策的基石。因此，集团或群体的利益及其力量必然会在社会决策、资源分配和纠纷解决中扮演重要角色{6}（P．75）。故以解决多数人利益争议为依归的现代型诉讼，在审理对象要素上就超越了过去那种纯粹私权纠纷的“就事论事”的性质，而带有强烈的公益性色彩，这也是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着重于公共诉讼或公益诉讼研究的一个原因。当然，不能机械地认为“现代型诉讼=公益诉讼=群体诉讼”。群体诉讼既有一般私权主张在规模上的扩张，也有与其他群体乃至公共利益相冲突的特殊主张，同时也存在一部分新型的具有很强公益性的诉求{6}（P．141、183）。因此，作为解决多数人利益争议的形式，现代型诉讼与群体诉讼存在着交叉现象，纯粹以私益的保护为目标的群体诉讼无非是传统“一对一”诉讼的复数叠加而已；而公益诉讼则属于现代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公益诉讼中的公民诉讼、社会福利关系诉讼等纠纷形态，虽不如环境权诉讼、公害诉讼、消费者诉讼等那么典型，但仍然属于现代型诉讼的范畴。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

二、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其一，手段说：即人都有一种趋利避害的心理。对于民事争议而言，对双方当事人都有利害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利害关系的驱驶，双方当事人都必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搜集和提出所有有利于自己的证据这样，利已的心理趋势成了法院解决诉讼的杠杆，轻易地推动诉讼的发展。这样做，一则可以防法官在搜集证据中的不尽力或偏袒一方。二则如果当事者不积极的收集证据。那么败诉风险的负担就从制度上给确定下来了。但因为自己已经被给予了充分的机会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提出证据，并且由相信是公正无私的法官进行了慎重地审理，但由于自己举证不利而败诉，所以对结果的不满也就只能接受。正如日本学者三月章教授指出：在一般的民事诉讼中之所以要采取辩论主义，是因为民事诉讼以私益纠纷为其对象，当事人能直接并且一次性地感觉到其解决的利害的缘故。因此，利用当事人的利己之心，将提供诉讼资料的责任委任给他，则能够期望得到充分必要的资料。（如果资料不充分，而判决对其产生不利，则将责任归属于当事人就无所谓不妥当）

“法院是法律帝国的首都，法官是帝国的王侯。”——[美]德沃金

引言

我国民事审判制度改革的实践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制度改革的目的是创造一种适应当今社会的新制度，起点比较高，难度比较大，是谋求彻底的变革，为理论界所探讨；而时务界开展的是民事审判方式改革，相对比较保守，侧重技术层面，比较务实，为司法机关所需要。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大致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88年至1991年，变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为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强调当事人的举证责任以及实行直接开庭审理。第二阶段是1991年至1998年，我国民事审判方式改革围绕民诉法展开。第三阶段是1998年至今，主要是对证据的立法的关注，最高人民法院也于2001年颁布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司法解释。

诚然，这样的民事审判方式改革是缓慢推进型的有益之举，但是时务界对民事审判制度的跨时代改革缺少足够的信心，未拿出足够的勇气，因为所涉的利益群体较大，以至于因为重重顾虑而止步不前。虽然我们实行了司法考试，一定程度上拔高了法官的任职标准，但仍有制度的漏洞和法官职业制度保障的缺位等等问题。司法改革的高潮应当是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改革，因为这才是真正实现司法公正的最为有利的保障，非此不可。此外这场改革性质上是对已有制度的“温和抵抗”（罗尔斯语），否则司法改革将难以彻底实现司法公正和确立司法威信，从而难以兑现“依法治国”，更不可能成为法治国家。

一、对审判权行使主体的改革的现实意义

民事审判制度改革之基本目标在于使民事审判这种“国家产品”能够成为有效的满足民事纠纷解决的社会需要，以法院的裁判解决纠纷，通过公正与效率的协调，定纷止争。这种运用法律的纠纷解决机制有效运作的首要前提应当是社会对它的认同与信仰，徒法不足以自行。对于“法律信仰”最简单的理解可以是：法体现人类对正义事业和社会秩序的追求和向往，其本质上是人对社会生活的终极价值和目的的追求。对于单个法的信仰，是基于该法所具有的某些良好品质，如具有民主、自由、平等、理性、文明等价值，而对于法整体的信仰主要是对法群体两大基本功能的追求：保障和救济。对最终救济的信仰的结果是对司法的信仰，而对司法的信仰是基于对法院及法官群体的信仰。其间任何一个环节的问题都会导致司法权威的落空，而司法认同的危机是最可怕的，将意味着公民权利保障的最后一道防线的崩溃，无异于判处法律死刑，而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用伯尔曼教授的话来概括，即为“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

摘要在传统诉权理论影响下依据私法一元论、诉讼法一元论以及平行二元论建立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自身都有着许多缺陷和不足，传统诉权理论以“因何可以提起诉讼”这一命题为出发点，力图根据诉权的来源及性质说明民事实体法和民事诉讼法的关系。现代诉权理论产生后，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推动了诉权理论的发展。

关键词传统诉权现代诉权公法诉权

民事诉权理论的复杂性使其成为被视为民事诉讼理论中的“哥德巴赫猜想”。多年来，人们给诉权下过多种多样的定义，从而形成诸多诉权学说，比如，私法诉权说;公法诉权说(抽象诉权说、具体诉权说、本案判决请求权说和司法行为请求权说);宪法诉权说;多元诉权说(三元诉权说和二元诉权说)等。

一、国内民事诉权理论研究综述

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界对诉权的研究起步较晚，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附于前苏联的诉权理论而展开探索的。实际上，前苏联的二元诉权学说统治了新中国整整50年的时间。这么久的时间以来，我国学者对诉权学说也进行着独立的研究，最后在前苏联二元诉权说的基础上，形成了内容稍有差异的二元诉权说。顾培东教授于1983年在《西北政法学院学报》(创刊号)中发表的《诉权辨析》一文，首次明确对诉权二分说提出了异议，对中国诉权理论的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主张“诉权是一项程序性权利，不包含实体意义上的权利，但同实体权利又有必然联系”;同样针对二元诉权说的一些缺陷，江伟教授在与单国军合著的论文《关于诉权的若干问题的研究》以及与陈刚、邵明合著的《民事诉权研究》一书中提出了新二元诉权说，主张程序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开始诉讼程序的权利，实体意义上的诉权是当事人请求法院通过审判强制实现其权益的权利;左卫明教授等著《诉讼权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诉讼权，并对诉权与诉讼权的区别进行了阐述;李龙教授的论文《民事诉权论纲》则认为“诉权是当事人因民事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发生争议或者处于不正常的状态，从而请求法院予以裁判解决的权利”。总体来说我国对诉权理论进行研究的学者还是比较多的，也形成了一些独自的见解，从传统诉权理论到现代诉权理论，诉权理论的发展经历了种种波折，每一次都会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

二、传统诉权理论研究

前言：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程序。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新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正在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强化。作为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对诉讼程序的职权干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认真地研究辩论原则，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价值，从而加快我国民事司法现代化进程。本篇中，笔者将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定义、理论依据、内容以及其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阐述分析;在本文结束时，笔者提出自己对该原则的一些大胆的假设和改革构想。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法律的问题，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前言：辩论原则是我国民事诉讼法的一项基本原则，是所有民事诉讼中不可或缺的原则和程序。当前，市场的已经使人们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发生了变化，新的法制观念或法制意识正在形成，并且不断得到强化。作为法制观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诉讼观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就民事诉讼程序而言，就是要弱化法院对诉讼程序的职权干预，尊重当事人的程序主体地位，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的基本权利，强化当事人对诉讼程序的主导权。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必须认真地辩论原则，从而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的转变。同时，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民事诉讼的目的，更好地实现司法的公正和效率等价值，从而加快我国民事司法化进程。本篇中，笔者将从民事诉讼的基本定义、依据、以及其与大陆法系民事诉讼的辩论原则、与刑事诉讼法中的辩护原则的区别等方面进行阐述;在本文结束时，笔者提出自己对该原则的一些大胆的假设和改革构想。

关键词：辩论原则、理论依据、当事人、法院、大陆法系、辩护原则

一、民事诉讼辩论原则的定义

所谓辩论，指的是当事人双方在法院主持下，就案件事实和运用的，陈述各自的主张和意见，相互进行反驳和答辩，以争取对自己有利的诉讼结果，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人民法院则通过辩论查明案件事实。[1]对此，德国的法学家肯纳认为：辩论一般指当事人在诉讼中所提出的事实，并且经过辩论才可以作为法院判决依据的一项诉讼的基本原则。当事人没有提出的事实，就不能作为判决的依据，法院不主动调查，即使调查了而不经当事人提出仍不能做为判决的依据。英美法系国家了多采用此观点。[2]

二、辩论原则的理论根据和法律依据

当今世界，在民事诉讼领域其主要有如下几种学说：

一、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内容和特征

(一)我国民事诉讼审前程序的内容

我国现行民诉法第113条至第119条及有关司法解释对审前准备工作给予了明确规定,在当事人起诉和法院受理后,法院与当事人都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也即所谓的民事诉讼审前程序,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1.向当事人送达有关的诉讼文书,具体包括,人民法院应当在立案之日起五日内将起诉状副本送达给被告,被告在收到起诉书副本之日起十五日内提出答辩状,如果被告提答辩状的,人民法院应当在收到答辩状及其副本之日起五日内将答辩状副本送达给原告。

2.告知当事人诉讼权利义务,法院在立案后就应当告诉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享有哪些基本的权利和必须履行哪些基本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法院可以在案件受理通知书或应诉通知书中告知,也可以口头告知。

3.组成合议庭,如果案件需要合议审理的,那么法院在受理案件后开庭审理前应当组成合议庭,并在组成后的三日内告知当事人合议庭组成人员。

论文关键词:民事诉讼;证明标准;高度盖然性;盖然性占优势

论文摘要:我国在诉讼上长期实行一元化的证明标准,即刑事、行政和民事诉讼均采用“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不具科学合理性。我国应根据民事诉讼自身的特点,并结合国外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完善我国的民事诉讼证明标准,形成以高度盖然性标准为基本原则,并辅以其他标准的多元化证明标准体系。

1证明标准的含义

证明标准,又称证明程度或证明要求,可以从两个不同的角度去定义。一是指负有举证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为证明其主张事实的存在所应达到的水平或程度。这一定义通常适用于拥有一系列单独系统的证据规则的英美法系。二是指法官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是衡量证明结果的准则。这一定义通常适用于实行自由心证的大陆法系。

在我国,证明标准通常被认为是“法律规定的法官运用证据证明诉讼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从这个表述可以看出,我国关于证明标准的概念,侧重于从法官的角度来认识,与大陆法系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

2证明标准的模式及层次

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是民事诉讼法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它不仅直接关系到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有关参与者在诉讼中的地位和作用，还牵涉到民事诉讼理论框架的构筑。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建国以后，中国大陆民诉法学界对如此重大的问题采取的却是沉默态度。直到1957年，才有人在要学习“老大哥”后大胆提出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概念。[1]尽管照现在的观点看来，该概念的论述尚有诸多不完善之处，但毕竟开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的先河。照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研究该有个较长足的进展，然而，随着“反右”运动的铺开，学术研究不得不让位于政治斗争。研究中断了，停滞了，一停便是二十余年！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法学界开始复苏。但细心的人们仍会发现，民事诉讼法律关系问题的研究仍然无人涉足。理论文章往往采取迂回战术，课堂讲授常常又顾左右而言它，究其原因，因为存在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如何看待人民法院？有人嘀咕，人民法院是民事诉讼的组织者和指挥者，她的任务是行使国家审判权，是执法，倘引进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理论，岂不是将法院与当事人平起来坐？如是，岂不有损国家审判机关的威严？

随着“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春风吹拂，禁区逐渐打开，障碍开始逾越。1981年5月，吉林大学石宝山等人出了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教程》，该教程虽属内部印刷，但在内容体系上首次堂而皇之地将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安排为一章。从此，论及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的文章、著述逐渐增多。应当承认，我国诉讼法学界对民事诉讼法律关系由回避到正视，由不谈论到初步研究，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但也应该承认，正是由于起步较晚，故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极其有限，加之相互切磋力度甚微，基本上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论其道。故呈现在人们面前的表述可以说是千姿百态，五花八门。

笔者以为，考察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必须穷根溯源，历史地展开，系统地考证，多方切磋。非如此不足以使研究深化。当然，这是项沉重的任务，囿于资料匮乏，水平受限，区区一文是难以达此恢宏目标的，拙文权且作为一块引玉之砖吧。

（一）

直至今天，我国民事诉讼理论，很少关注诉讼行为问题。事实上，诉讼行为问题在民事诉讼领域是一重大问题，涉及民事诉讼的性质和原则以及程序保障等民事诉讼领域的核心问题，在很多情形中甚至构成了这些核心问题的有机内容。有鉴于此，本文就民事诉讼行为（下文简称诉讼行为）作一概要式阐论，以期达到抛砖引玉之效。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和发展

（一）民事诉讼行为的概念

在现代民事诉讼理论中，一般认为，民事诉讼行为是指民事诉讼主体所实施的能够引起一定的诉讼法上效果的行为。这一界定，强调诉讼行为的诉讼法上效果，称为“效果说”。还有学者主张“要件与效果说”，即不仅其效果，其要件也由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行为才是诉讼行为。诉讼行为受民事诉讼法调整，具有诉讼性质。然而，有一些诉讼行为不仅能够产生诉讼法效果，也能产生实体法效果，比如，合法的起诉行为就能够产生中断时效的实体法效果。

在民事诉讼中，各种诉讼主体的各种诉讼行为结成了相互关联的行为锁链和诉讼关系，推动民事诉讼程序向着判决这一目标而展开。各种民事诉讼主体如当事人和法院由于其诉讼地位不同所实施的诉讼行为亦相应不同。

当事人的诉讼行为，不同于私法行为，但同时也具有与私法行为相互交错的一面，探讨诉讼行为与私法行为的区别和关联是诉讼行为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内容；法院的诉讼行为具有国家行为的性质，与当事人的诉讼行为和私法行为区别明显。民事诉讼制度是以国家公权力（审判权）解决私权纠纷和保护私权的国家的正规的制度。民事诉讼是当事人诉讼行为和法院职权行为的集合，内含着当事人个人意志和国家意志，体现着当事人诉权、诉讼权利与法院审判职权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