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术论文范文10篇

在完成一项美术教育研究（或完成一项研究中某一阶段）之后，选择适当的形式将研究成果明确地，具有说服力地表述山来，并通过科学的评价使之得以推广和运用，这对促进美术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盼作用。

特别是自2001年7月，我国教育部公布了《全日制义务教育美术课程标准（实验稿讨以后，全国中小学美术教师投入了美术教学改革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如何及时。准确地把这些成果进行总结与发表，使之得以迅速地推广？这是摆在美术教师面前的新课题。在此，围绕如何撰写美术教育论文（或调查报告等），总结美术教学改革成果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一、研究成果表述的类型与意义

（一）研究成果表述的类型

研究成果的内容是由研究目的所决定的。美术教师或美术教育研究者根据不同的研究目的选择了不同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由此产生了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在对这些不同类型的研究成果进行表述时，就形成了不同的表述类型，一般来说，美术教育研究成果的表述可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1、侧重于以事实来说明问题。包括观察报告。测试（测验）报告。问卷调查报告、访谈报告。经验总结报告和实验研究报告等。

[论文关键词]人文主义教育观美术教育艺术修养

[论文摘要]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

教育的人文主义是以人的和谐发展为目标，希望人的本性、人的尊严、人的潜能在教育过程中得到最大的实现和发展。在我们提倡素质教育反对应试教育的今天，人文主义教育观对我们现行教育有很好的指导作用。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学科教育，它有自己的独特性，它主张以学生自身的发展为目的，强调发展人的天性，发展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是顺应时代的潮流，是未来教育的一个发展趋势。

美术课程是一种人文课程，是人文主义精神的集中体现。人文主义指的是一种高度重视人和人的价值观的思想态度。它注重人的自由与平等，人与社会、自然之间的和谐。美术是人类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载体之一，运用美术形式传达情感和思想是人类历史中的一种重要的文化行为。美术并不是单纯的技艺，而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和人类想象与创造力的结晶。它记录着不同时代的文明，闪烁着人类的智慧、代表着人性的深度。美术是人类情感和精神生活的创造表现。任何美术表现形式都包含着一定的情感和思想。学生通过美术学习与自己情感生活的连接和相互作用，学习用美术方式表达和交流情感，使学生的不良情感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恢复他们心理的平衡，从而获得创造、表现和交流的能力，达到健全人格，陶冶性情的目的。因此，通过对美术的学习，将使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不断提高，性情不断得以陶冶，从而增强对自然和生活的热爱和责任感，形成尊重和保护生命和自然环境的态度，以及创造美好生活的愿望与能力。可以说，美术已经成为人文教育的核心学科。

美术课程的人文性开始受到广泛的关注和重视。美术教育作为一门基础学科教育，它没有应试教育的功利性和目的性，能更好地贯彻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即使在高等教育阶段，美术教育作为艺术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教育目的和作用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1997年5月，北京大学隆重宣布成立艺术学系，并明确表示：希望通过在全校开展艺术教育，培养学生的艺术感受力与理解力，用艺术生动的表现形式陶冶他们的情感，使他们具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开阔的胸怀和眼界、更丰富多彩的生活经验和人文修养、更健全的人格，成为21世纪合格的人才。我们知道，当下的美术教育不再是传统的素描、绘画、版画、雕塑课程及欣赏课，它有了更宽泛的内容。在欧美很多国家，开始用视觉艺术教育来代替美术教育，它超越了传统的“纯艺术”范畴的教育，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艺术教育。美术教育的对象不是针对那些对美术感兴趣的少数学生，而是面对全体学生的，倡导全面发展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强调通过直觉、推理、想象、技巧以及表达和交流的独特形式过程逐渐形成丰厚的文化修养。美国的《艺术教育国家标准》在强调美术学科结构特点的同时，始终贯穿着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思想，内容标准是根据学生达成目标来制定的，注重学生在参与美术活动时的感性体验，发展美术创造的基本能力。中国现行的美术教学也开始以强调美术学科体系转向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和创造精神，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精神。因此，用人文主义教育观来指导美术教育，成为对现行教育进行改革的一个重要理论依据，开始受到更多的关注。

美术课程具有人文性质，是学校进行美育的主要途径，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如何在美术教育过程来充分体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呢？首先，创设良好的人文环境，培养人文精神。美术教学可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的多元文化的总体效益，整合社会、社区、家庭各方面教育影响，引领学生走向生活、走向自然、走向社会。通过欣赏、认识自然美和美术作品的材料、形式与内容等特征，通过描述、分析、对比与讨论等方式，了解美术表现的多样性；通过走进博物馆、美术馆、民俗馆，了解其中的民族民间美术、艺术等文化，了解它们与其他地区或其它民族美术文化的异同；通过参观、座谈、调查、访问艺术家工作室等参与活动，了解中外艺术家的艺术思想、生活及作品诞生的过程，或结合有关资料，让学生了解相关国家的地理、历史、风俗人情、社会风貌，增进对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风格画派的了解与尊重；通过借助信息技术手段来更加全方位直观地了解艺术作品。其次：整合美术与其它学科的关系。未来社会需要具有探究精神与创造能力的人才，通过建立在广泛的社会、文化情景中的、以美术为主体并联合其它学科部分内容的学习，引导学生学会在新情景中探究、发现与美术有关的问题。在寻找解决问题方法时，主动地融汇不同学科的内容，使各种知识与技能相互融通、彼此联系，使他们真正获得探究能力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在理性与感性之间求得和谐平衡。使身心得到健康和谐发展。由于美术学科具有人文性质，因此，美术学习的范围不能仅仅局限于美术自身的领域中。需要在美术学科与其它学科之间架起桥梁，通过引导学生对一些美术或跨越美术学科的课程进行综合与探索性的学习，能使学生在良好的时间内比较全面地认识美术的特征、美术表现的多样性以及美术发展规律与趋势。其次，加强艺术修养，提高审美素质。艺术修养是衡量一个人审美素质高低的重要因素。艺术修养的规定将直接影响个体人格素质与生存质量的高低。一个有较高艺术修养的人，能够主动地、充分地使其感性、情感和理智得到协调共处，使其心理结构的各个方面得到较好的发展和完善。假如整个社会成员都有一定的艺术修养，那么，就有助于在心灵和交流的氛围中培养一种协调的人际关系，就有助于人们更好地交流内心感受，更好地实现人际间的沟通和理解。只有艺术修养在社会上升值，才能全方位地提高人们的精神素质，协调人际关系，重塑健全、自由的人格形象，从而在根本上推进一个社会的内在品格。

一、要给学生营造轻松愉悦的学习氛围

美术课与其它学科不一样,课堂气氛应尽可能地让学生感到轻松、愉快。这就要求教师在语言上可适当地幽默一点,尽量口语化。在阐明一些美术理论知识时,教师应尽量避免用呆板、空洞的语言陈述,多用通俗易懂的例子、歇后语,力求复杂的知识简单化,效果会更好;在欣赏作品时可结合有关作品内容或作者的趣闻轶事,使学生如同听故事般地被吸引到作品中来。同时,美术教师还可以采取多种手段来辅助教学,如用幻灯、投影、录像等播放作品,给学生一个直观的感受,在欣赏的同时还可以播放与作品内容相关的音乐。如在《韩熙载夜宴图》一画的欣赏中,放一曲中国古典音乐,那么学生在视觉、听觉上就会有一个直观的感受。除此之外,有条件的学校还可组织学生实地参观一些建筑、雕塑、博物馆、展览馆等,把课堂放在教室以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学生学习的氛围会更加浓厚。总而言之,教师只有营造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氛围,才能吸引学生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学习,才能培养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

二、导入热点话题,引导学生积极学习

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教学思路的设计对于激发学生的兴趣是非常重要的。教师可引入当今热点话题,巧设悬念。例如,引用荷兰画家凡高的作品《向日葵》在二十分钟内拍卖到近几亿人民币的报导,笔者提出问题:《向日葵》是何种画?大家听说过画家凡高,知道他的故事吗?这幅画给你什么感受?这幅画好在哪里,美在哪里?让学生以团队为单位讨论,回答上述问题,教师总结。这样的设计,旨在紧紧吸引住学生的注意力,引导学生主动学习。同时,这样的课程设计,肯定比对课文呆板、单调的陈述更能引起学生的兴趣。所以设计一堂完美的美术欣赏课,就如同完美的“作品”一般,这样的“作品”相信会激发学生学习美术欣赏课的兴趣。

三、多欣赏中国画,增加爱国主义教育

在美术欣赏课上,教师有必要更多地让学生了解中国的艺术,提高民族荣誉感。长期以来,由于欧洲中心论的影响,把科学的发达等同于美学的发达的错误理论,中国的艺术跟在西方科学后面,疲于追赶,在一定程度上舍近求远,忽略了中华民族的审美优势。正如毕加索所说:“在这个世界上谈到艺术,第一是中国人有艺术;其次,是日本人有艺术,当然日本人的艺术又是源自你们中国;第三是非洲人有艺术。除三者外,白种人根本没有任何艺术可言。我最莫名其妙的,何以有那么多的中国人,东方人要到巴黎来学艺术。”

内容摘要：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内的文化机构，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历史自身写作的需要，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艺术史进入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艺术史的自觉努力。美术馆主题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美术馆的出版物中，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取和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理论写作对美术馆主题的忽视。

关键词：美术馆文化研究

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两次上书清朝廷未果的情况下，自费在家乡办了“南通博物苑”，内分自然、历史、美术三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个兼具美术馆性质的博物馆。1914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故宫更名为“古物陈列所”（1925年更名为“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故宫的博物馆性质）向公众开放，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效仿西方民主革命的一个政治、文化举措。这一举措是针对通过革命手段颠覆了封建王朝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塑政治、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如卡若·邓肯在谈到法国卢浮宫的转型时所说：“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故宫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旧秩序结束的象征有余，但作为新秩序开始的象征却不足，它身上所沉积的旧中国审美趣味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是极不相衬的。因此，对一个新的国家艺术造型博物馆的呼唤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强烈。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林凤梁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纷纷上书或撰文呼吁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国立美术馆。

时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于1913年提交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道“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而曾留学法国，对国外美术馆印象深刻的徐悲鸿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而画家的画作“其作品乃代表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购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之天才，亦将终致烟灭，其损失不可计偿”。林风眠于1932年撰文《美术馆之功用》，平实地探讨了美术馆对于认识历史、教化民众、促进艺术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问题。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美术馆是一个国家形象工程，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和保藏、研究艺术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呼吁声中，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于1936年落成。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收藏及陈列众多艺术品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件十分艰难和不现实的事情。新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是在新中国建国近10年之后才破土动工的。而中国美术馆从建馆到如今，也走过了一段颇不平静的道路。事实上，直到2003年，内部全面翻修的中国美术馆重新开馆，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博物馆性质的国家级美术馆才出现在我们眼前。

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之路并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文化修正的矛盾心态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革命、改革的大氛围之下，艺术的独立性受到较强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的美术馆难以从本位出发创造自己的前途。

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两次上书清朝廷未果的情况下，自费在家乡办了“南通博物苑”，内分自然、历史、美术三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个兼具美术馆性质的博物馆。1914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故宫更名为“古物陈列所”（1925年更名为“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故宫的博物馆性质）向公众开放，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效仿西方民主革命的一个政治、文化举措。这一举措是针对通过革命手段颠覆了封建王朝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塑政治、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如卡若·邓肯在谈到法国卢浮宫的转型时所说：“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故宫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旧秩序结束的象征有余，但作为新秩序开始的象征却不足，它身上所沉积的旧中国审美趣味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是极不相衬的。因此，对一个新的国家艺术造型博物馆的呼唤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强烈。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林凤梁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纷纷上书或撰文呼吁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国立美术馆。

时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于1913年提交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道“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而曾留学法国，对国外美术馆印象深刻的徐悲鸿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而画家的画作“其作品乃代表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购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之天才，亦将终致烟灭，其损失不可计偿”。林风眠于1932年撰文《美术馆之功用》，平实地探讨了美术馆对于认识历史、教化民众、促进艺术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问题。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美术馆是一个国家形象工程，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和保藏、研究艺术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呼吁声中，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于1936年落成。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收藏及陈列众多艺术品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件十分艰难和不现实的事情。新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是在新中国建国近10年之后才破土动工的。而中国美术馆从建馆到如今，也走过了一段颇不平静的道路。事实上，直到2003年，内部全面翻修的中国美术馆重新开馆，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博物馆性质的国家级美术馆才出现在我们眼前。

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之路并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文化修正的矛盾心态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革命、改革的大氛围之下，艺术的独立性受到较强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的美术馆难以从本位出发创造自己的前途。

美术馆在中国发展的这种状况，也直接地反映到了美术馆的研究状况当中。了解一个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状况，最直接和直观的方法就是搜索其研究成果。下文的表、图是根据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含海外中文图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目录对美术馆主题图书进行的一个粗略统计，统计时间截止于2005年：

表一、图一表明，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美术馆主题图书最全的图书馆，其美术馆主题中文图书数目仅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术馆主题图书的1/7。这个检索结果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中美两国的美术馆发展规模、发展水平进行一番比较。

文学界早就感叹这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美术界随后也有人发出了同样的感叹。文学与美术的一大相通处，是文字写作。美术的文字写作，指美术史、美术理论、美术批评中的学术和非学术书写。对我们当下的美术写作而言，无论学术与否，这都是一个没有大师的时代。为何没有大师、我们在后现代的大众消费文化时期还需不需要大师？本文无意直接回答这些问题，但欲就此议论一番，而不仅仅是发几句感叹。

一、大师何在

从事美术写作的人，只要是认真的，就该算是学者。美术学者大体可分三流，一流学者有理论独创，可称大师；二流学者虽无独创，但讲究学术性，且有学问；而三流学者则语无伦次、不知所云，实与学术无缘。

真要给“一流学者”一语下个学术定义，其实比较困难，因为各家标准不同，更不知谁有资格来定这标准。所以，我只能大致说，在美术领域内以其理论独创而具有国际公认之成就和影响的，就算一流学者。照这个标准，时下国内美术界鲜有一流学者，那些活跃于各美术论坛的主要，多是二流。其中更有不思上进者，只以美术书写为利器，在名利场中厮杀，成为三流文字的炮制者。

由于国中为数极少的一流学者，一心向学，深居简出，在闹哄哄的美术写坛上看不见，我不愿打扰他们，所以此处只拿洋人来说事。洋学者在中国美术圈子里有影响的，多以英语书写。在二十世纪的英国，不管是土生土长还是外来移民，一流学者之多，远超出二十世纪的中国。我这样说，基于两点考虑，一是美术在全国总人口或受教育人口中的比例，二是美术书写的理论水平。与地大物博、地灵人杰、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相较，英国实在是一个弹丸之地，但二十世纪的英国美术界，却有许多世界一流的学者，远非二十世纪的中国美术界能比。且让我按时序举出英国的十位美术学者。

罗杰·弗莱(RogerFry,1866-1934)，二十世纪早期的现代主义和形式主义理论家、批评家、画家，其《视觉与设计》(1920,也译《视觉与形式》)一书，早有中译本出版，对中国八、九十年代的形式主义艺术思潮颇有影响。

摘要：比较视域中的美术话语关系到中西比较美术学的基本原则。在中西比较美术学的研究工作中，一定要注意防止“西方中心主义”和“本土主义”两种倾向，以避免在研究工作中得出错误结论，从而促进中西美术彼此间的公平对话、和谐并进与共同发展。

关键词：美术；话语立场；公平机制；西方中心主义；本土主义

中西美术自从相互交流伊始，就存在着话语的问题。比较视域中的中西美术话语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中西美术在当代话语下的对话机制比较复杂。我国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大量译介西方当代文艺思潮，接受到西方现代文化与艺术的广泛影响。中国美术界的“85新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一种现代“美术运动”，而西方美术这时已处于后现代艺术的活跃时期。由于中国对西方思想、文化、艺术的现状了解甚少，一味地以为所译介的西方思想、文化、艺术都是现代主义的，这就形成了中国对西方文化思想认识上的错位。而美术也遭遇了同样的问题。90年代中后期，当我们意识到，西方文化不仅仅是现代主义，也有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又把许多本该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当作了后现代主义的艺术思潮，一些研究者在心态上、文化意识形态上，无形中都被西方文化所左右。而西方的文化意识形态是以他们自己为中心的。这种背景下的中西美术的对话机制和话语，显然需要梳理，更需要重新构建一个平等的对话机制，使中西美术的相互交流和影响正常地发展。

一、比较视域下的美术话语立场

“‘西人’进入中国，本不自晚清始。汉代——佛教传人，可以叫‘西天’。明代——天主教人华，那是‘西教’。晚清——可以称作‘西潮’。”这种认识基本与实际状况相符合。虽然说中西美术的交流早在东汉就出现了，但真正的相互影响和交流却盛行于明清时期。明清时期美术交流双方的话语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等的，还没有明显的中心话语问题。而且西方美术的传播者也始终存在着一种主动融入的姿态，比如郎世宁等传教士画家，尽量使自己的作品符合中国的美术趣味和融进中国传统绘画的元素。而中国的一些宫廷画师也主动学习西方绘画中的一些元素，比如透视、造型等。当然本土中心主义的观念还是有的，但仅仅是在文人阶层。譬如说邹一桂的观念和言论就最具代表性，认为西画“笔法全无，虽工亦匠，故不入画品”。

如果说清代邹一桂在心理上和观念上拒斥西方写实油画，那么后来的“西渐”影响伴随着西方经济的强盛逐渐使西方的美术话语走向强势。这一点从五四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都纷纷提出甚至是大声疾呼需用西方的写实主义绘画改良中国画的衰微，就已经反映出来了。至于清初“四王”是否带来了中国传统绘画的衰颓，这里暂不作讨论。但中国学者和画家们主动提出用西方绘画的元素改造中国绘画的衰微，本身就说明了西方美术的强势已经在中国形成。中国美术与西方美术的交流和对话就显得不平等了，之后的西方美术史论家，在研究中国美术时的观点和立场更是偏移在西方的文化立场上。

一、课题的确立

一九九八年，党中央确立科教兴国战略，提出要切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全国上下重教兴教，教育战线出现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由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成了教育改革的方向，也形成了共识，并取得一定成效。科研促教育，教育要科研已势在必行。为了配合省教厅的《学科教学与素质教育》的总课题的实验，大良镇教办组织了镇各科中心教研组，制定相应的科研课题，美术中心教研组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制定了《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一科研课题。围绕“发展学生的智力”这一教学重点，开展美术科实施素质教育的实验研究。

在《素质教育与美术教学中智力的培养》这总课题的基础上，再分几个子课题，如《注意力、观察力的培养》、《发挥想象力、诱发创造思维》、《记忆力、写生力的培养》、《美术教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等。用三年的时间分层次、不同形式地发开展美术素质教育。

二、课题的依据及指导思想

1、《美术教学大纲》明确了美术教学的目的、性质、任务，并要把美术教学的重点放在提高全体学生的美术素质、审美修养和培养能力、发展智力上。在教学中利用本学科的特点，根据不同的教学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在学习基础知识进行简单训练的同时，进一步加强美术欣赏、艺术原理、美学知识的教学，变单一的知识技能为多元的知识结构，使美术教学真正落实素质教育。

2、美术教育的定义是将人类在视觉艺术方面创造的理论，技法及成果，按照教育规律再创造成适合不同对象的教学材料，用科学的教育方法和手段来培养公民对美的认识、判断、创造能力的教育活动。可见美术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公民的素质，也是立足于提高学生的文化层次，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能力上。

关键词：抗战前；新美术；运动回眸二十世纪开始的三十余年间，中国处于历史的巨变之中，延绵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的长河，被中国人强烈的求变呼喊和雷电般迅疾威猛的外来文化激起惊涛骇浪。伴随着传统文化价值观与信仰从被怀疑到被批评，中国传统美术观和形态遭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最为猛烈的抨击。特别是文人画的价值观念，更是不断被当时思想文化界具有相当感召力的改良派和革命派的领导人物所痛击，动摇了其画学正宗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四王”为代表的画坛“圣人”被时代变革的狂潮吹打得体无完肤。“丧乱之后多文章”，既然旧价值已丢失了精神感召力，原先定于一尊的权威已跌落，那么，中国美术向何处去？时代突然给中国美术界提出了这样一个全然陌生的难题。何谓陌生，是因为在中国美术的发展过程中，作为艺术创作主体的美术家虽也时常掀起变革的波澜，探寻着艺术演进之路，但是他们都浸润在超稳定的文化结构和价值体系中，他们的变革主张与举措，本质上看只不过是在一个既定的传统框架中，试图贮藏个体的特殊经验而已，改朝换代的战争，也时常扰乱历史老人缓缓行进的步子，打破艺术家的宁静的心灵，以至使他们生发出离愁别恨的哀叹，或“亡国”的悲伤郁懑。但是，历史绝没有无情地斩断他们心灵中的文化之链，他们尚未品尝过维系自己艺术生命的精神之柱轰然倒塌的痛苦，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必为中国美术向何处去而自忧。只有到了19世纪中叶以后，长久以来被中国人视为“蛮夷”的西方人，一次次用炮火轰开“天朝”的大门，也轰开了中国人封闭的心灵，“天不变，道亦不变”这种千年帝国治乱循环的逻辑和中国人的心理定势，被彻底打乱，再也无法照旧演绎下去了。中国的知识精英在刀光剑影、民族危亡的现实中，意识到文化精神的守旧不变与萎靡僵滞，是国势衰微的根源。于是，包括中国画在内的传统文化体系在遭到西方文化猛烈冲击的同时，也被一大批由这种文化孕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反戈一击。旧的被否定了，那么，中国美术的出路在何处？自然成了美术家和关心美术并有志于“再造文明”的知识精英们面临的全新课题。救亡图存紧迫的情势、急促剧烈的变革思潮、迫切的求变心理迫使中国的美术家们必须在短时期内，选择再生之路，完成与传统绘画体系迥然有别的美术的现代形态设计。其最初的反应和表现出的情形，必然是诸说杂陈，相争相生。作为各种思潮具体体现的各种流派，自然是应运而生，争持消涨。不同的流派冲突与交融、对抗与共存构成五四以后新美术运动的一大特点。各种美术思潮不管其在美术界振荡的强弱、盛行的时间长短如何，不管其内蕴的正确程度大小，作为文化设计，都从属于历史性巨变。来势凶猛的西方艺术思潮对传统绘画价值观的冲击，造成了足以容纳异端的空间，也为五四以后之所以思潮勃发，流派纷争的外缘。五四以后，中国美术界兴起的诸多思潮，出现的各种流派何尝又不是西方美术的冲击与融入的结果呢？不少思潮与流派是外来美术的直接移植。从学院主义到后印象派，从野兽派到超现实主义、从达达派到普罗美术，都先后或共时性地出现在中国画坛上，海外留学归来的美术家无疑是这种局面的直接营造者，他们将西方传统绘画风尚和正在流行甚至刚刚兴起的艺术风尚引进中国，或以教学或以创作实践或以文字介绍等多种方式在国内传播，使中国美术界出现了纷繁复杂、多元并存的热闹景象。在此，可将新美术运动中的主要思潮和流派归纳为以下几个主要方面：（1）学院主义与现代主义在诸多流派中，学院写实主义美术一直在新美术运动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倡扬者、推崇者众多，这是其他流派所不能比拟的。学院写实主义绘画在西方美术史上曾有过辉煌的历史，但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后印象主义、象征主义、立体主义、表现主义、野兽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诸多现代流派的兴起，她已结束了自己的“黄金时代”，失去了画坛的主导地位，正如英国著名美术史家赫伯特·里德所说：“自从19世纪中叶以来，艺术的主流已经叛离了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而且一直与不重功利的审美价值表现有关。应该承认，在这个过程中，学院艺术已不再受到人们的欢迎。”就是这样一个在西方已受到冷遇的流派，却被中国的美术家热情地迎进国门，并将其视为拯救“衰败至极”的中国画的妙方良药。中国人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在于在救亡的重任之下，中国的知识精英（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等）在“重形似”的西方传统绘画的对照中，发现了传统绘画只尚“写意”不求写实的弊端。所以都把西洋画“写形”之特征看作是与中国画最大的区别，在呼唤“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西方的写实绘画更是被看成是科学、进步的美术观和形态，而得到大力的倡扬。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一批批艺术学子满怀了解、学习西方美术的强烈渴求走出故土，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日本、欧洲接受了学院写实主义绘画的训练，学成回国后，多以教学方式极力推行写实主义绘画，以至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成为影响最大，画坛主导地位的流派。在学院写实绘画盛行的同时，西方现代主义绘画思潮，也涌入中国，不少画家或以教学，或以组织社团的形式推崇西方现代主义绘画，他们既对传统中国画表现出坚决的批判态度，也与学院写实主义绘画拉开了距离，试图将西方现代主义美术观移入中国画坛，从而建构起与西方现代美术潮流同步的中国现代美术体系。20年代至30年代中期，是20世纪80年代初之前中国美术史上最为活跃纷繁的一个时期。这一时期，在以推崇西方现代美术的社团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无疑是1930年9月由庞薰＠①、倪贻德发起组织的“决澜社”，该社聚集了王济远、周多、阳太阳、杨秋人、段右平、张弦、邱堤、刘狮等一批富有朝气，充满激情与理想的青年油画家。他们看到“20世纪以来，欧洲的艺坛实现新兴的气象：野兽派的叫喊，立体派的变形，Dadaism的猛烈，超现实主义的憧憬……。”（注：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第5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7月出版。）因而对中国美术界“沉寂”、“衰败”、“病弱”的现状表示出强烈的不满，发出了“二十世纪的中国艺坛，也应当出现一种新兴的气象了。让我们起来吧！用了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型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1931年10月举办的《第一次决澜社画展》的参展作品，尽管表现出画家们试图用新的技法来表现新时代的精神所作的努力，但是并没有囿于一路，而显示出多元选择的倾向。“庞薰＠①……的作风，并没有不同的倾向，却显示出各式各样的面目。从平深的到线条的，从写实的到装饰的，从变形的到抽象的……，许多巴黎流行的画派，他似乎都在作着新奇的尝试。……周多在画着莫迪里安尼风的变形的人体画，由莫迪里安尼而若克，而克斯林，而现在是倾向到特朗的新写实的作风了。段右平出处在毕加索和特朗之间，他也一样的在时时变着新花样……。杨秋人和阳太阳可说是……在追求与毕加索和契里珂的那种新形式，而色彩上是有着南国人的明快的感觉。……张弦……老是用着混浊的色彩，在画布上点着、点着，而结果往往是失败的，于是他感到苦闷而再度赴法了。……”（注：（英）赫伯特·里德：《艺术与社会》第128页，陈方明、王怡红译，工人出版社1989年3月出版。）通过在倪贻德的这篇评论，我们不难把握青年油画家们在艺术观念上的价值取向，感受到他们在艺术风格探索过程中借鉴与摹仿的痕迹。在强烈求变的心理趋使下，面临形形色色、变换莫测的西方现代艺术，他们来不及对其仔细审视，深入研究，选择的茫然与困惑不可避免。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由留日归来的梁锡鸿、赵兽、李东平等在上海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以“新的绘画精神”、“前卫文化”掀起一个新的美术运动为宗旨，采用野兽派和超现实主义等西方现代派绘画方法进行油画创作。由于处在民族存亡的关键时期，该会成员的“艺术家不应该为环境所支配”的认识及创作的作品，显然是相当不适时宜的，所以，他们的主张及作品不仅没有寻觅到更多的知音，而且成了战前中国现代主义绘画的谢幕礼。现代派绘画在中国美术曾掀起微澜，但是其声势和影响与学院写实主义绘画相比，却相去甚远。不仅社会与民众对之表现出冷漠，而且还有同样是留学归来的美术家也对之进行贬斥。1929年在国民政府教育部举办的《第一次全国美展》上，写实性作品和现代派绘画都各占有一定的比例，学院派的代表画家徐悲鸿对引入西方现代派绘画表示困惑和强烈的不满，从而引发了耐人寻味的如何评价现代绘画的“二徐论战”。这场论战，虽经几个回合的唇枪舌战后，并没有孰胜孰负的结局，但是，却亮明了学院主义绘画与现代派绘画的矛盾冲突。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民众，对二者的态度还是有所偏向。如果说，第一次全国美展，学院主义和现代派绘画及“月份牌”一类绘画都各占有一席之地，显示出多元并存的特色的话，时隔八年在南京举办的第二次全国美展，参展作品在风格上的主导倾向就十分明显了。“在现代画部分的二百二十件西画中，写实的作品占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注：《决澜社宣言》，载1932年10月《艺术旬刊》第1卷第5期。）而现代派绘画被大大冷遇。一些人把现代派绘画在中国由兴盛到被冷遇的变化，归罪于学院派的排斥与压抑。在他们看来，“对于现代绘画艺术的精神与技法，至少是不该怀疑，而且已经有很多的人接受了，尝试了。……可是，在第一次全国美展，毕竟有人会提出对于现代绘画的‘惑’，简直就是要使中国现代绘画再发展到畸形的路上去，把欧洲艺坛已经抛弃的，而且空虚的学院派的风格，由徐悲鸿竭力鼓吹，想混进中国现代绘画的本质里来，老实造成中国现代绘画的学院派的发展。……所以徐悲鸿的一篇‘惑’，是十足暴露了他对现代艺术趋势认识的幼稚，同时更显示了他对于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上犯了一些罪过。……流弊所及，已经足够使中国现代绘画的发展上重受一个打击了。”（注：此文发表在上海《青年界》第8卷第3号上，转引自《朵云》第47期。）他们认为30年代以来“决澜社”和中华美术协会的创立与活跃，“已使中国现代绘画发展上建设的正确道路”，在第二次全国美展上“因为主持的人，似乎太笼统一点，把代表中国现代艺术的现代绘画，看轻了一点，善意的扶助，确变为恶意的阻挠了。”对学院派绘画大肆奚落，而认为“中国的现代绘画的发展，是无须疑异的要跟了这一个目标走”的温肇桐在《时代艺术与艺术时代》一文中，谈到时代与艺术的关系时说：“艺术的决定作用是属于时代的。而艺术则也可推展时代，使时代前进。因之：今日的艺术家，在艺术创造里，不但要反映时代，进而要领导时代，这种倾向，是积极的，有益的；如只能追随时代，甚至无视时代，那么，他的艺术，不但消极，而且有害，更可说它已被时代遗弃了。”（注：陈晓南：《抗战四年来的美术活动》，载《文艺月刊》1942年8月号。）用这段话来解释现代派绘画在20、30年代中国的境遇，倒是十分恰当的。（2）左翼美术运动就在学院派与现代派的冲突与论战的过程中，普罗美术思潮也悄然兴起，并演化为美术界颇有影响的左翼美术运动。普罗美术思潮同样是外来文艺思潮的移植，所不同的是其思想外缘不是来自于西欧，而主要是接受苏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日本左翼文艺理论的影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论文艺观，也开始被早期共产党人和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家所接受，并力求运用马克思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解决中国的社会和文化问题。就象改造中国画，“美术革命”的口号最早是由思想界、文化界的精英人物提出和美术变革的运动从属于新文化运动一样，普罗美术意识和左翼美术运动，也是受革命文学浪潮的激动而兴起的。20年代以后，美术界的流派之争主要表现在怎样对待中西绘画和西方学院写实主久与现代派绘画的态度上，很少有人用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来分析、研究中国的美术现象，指导美术运动的发展。与文学界热衷于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掀起“革命文学”浪潮的热闹景象相比，美术界相当一段时间仍沉浸在“美术革命”的热情之中，而文学界以创造社为代表的进步文艺社团早在1924年至1927年间，已完成了由“唯美”、“为艺术”而“为人生”、“为社会”而“为革命”、“为无产阶级”的转变。1927年以后革命的文学运动已形成磅礴之势，美术界受其涉及，才逐渐使普罗意识在部分美术家中确立起来，酿成左翼美术运动。[1][2][][]美术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观点来阐述美术运动和阶级意识关系，倡导无产阶级革命美术的是留日归来的许幸之。由于他在油画、诗歌、戏剧方面都颇具才华，并与郭沫若、夏衍等进步文艺界人士交往甚密，受到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思想的影响，积极投身于左翼文艺运动，成为革命美术运动的倡导者和实践者。1929年底他撰写的《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一文发表在《艺术》月刊第一期上，该文首先着重从历史与现实的角度，阐明美术运动与文化运动的阶级性问题。“历史很明显地突证了出来，过去无论那一个阶级掌握政权以后，必定有相应的文化及文化运动的发生。”根据这种观点，他认为新兴美术运动的问题，决不是单纯的美术运动的问题，而是一般文化运动的问题，而一般文化运动的问题背后，也决不是单纯的一般文化运动，而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意识的问题。他在阐明美术运动和文化运动的阶级性后，对自五四以来的新美术运动进行了反思和剖析，对发展了十年的新美术运动评价相当的苛刻，他认为“不仅不能给他加上冠冕，连功劳的勋章也都不配给他带上。”因为，“过去的美术运动的历史，是他们大小学阀互相格斗的历史……是他们为了利害关系的冲突、是他们为了荣誉地位的攻防，是他们为了拉拢学生的混战。”在他的眼中，这样的历史留给美术界的只是一遍荒园，只是不可捉摸的空想的题材，莫明其妙的神秘的绘影，轻率的构图、颜色的乱舞和极端个人主义的描写。对过去的美术运动加以全面否定之后，他指出美术运动的任务是阶级性的新兴美术运动的任务，美术家应该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反映大众的生活，满足大众的要求。他明确提出无产阶级的新兴美术运动的具体方针：1.我们必须建立在一定的阶级立场，彻底和支配阶级及支配阶级所御用的美术政策斗争。2.我们必须把握辩证法的唯物论，以克服支配阶级的美术理论，并批评他们的美术作品。3.我们必须强大我们的新兴美术运动，并须充分地磨练我们的作品，以驾凌于支配阶级的美术作品。4.我们必须确立美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及其自身存在价值，并须完成支配阶级所未完成的启蒙运动。许幸之的这篇文篇，涉及到新兴美术运动的性质和任务，实际上成为了左翼美术运动的总宣言。左翼美术运动以上海为中心，得到迅速的发展。一个个左翼美术团体，如朝花社、一八社、时代美术社、漫画社等相继成立，并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在此基础上，左翼美术运动的中心团体“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于1930年7月在上海成立，标志着左翼美术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美联”及“美联”成立前后的左翼美术团体，虽然在各自的“纲领”“宣言”的具体表述上有所不同，但都不把新兴的美术运动，仅仅看作是美术上的一种流派运动，而看作是为大众服务，为无产阶级斗争服务的一种手段。“时代美术社”在《告全国青年美术家的宣言》中明确表示：“我们的美术运动，绝不是美术上流派的斗争，而是对压迫阶级的一种阶级意识的反攻，所以我们的艺术，更不得不是阶级斗争的一种武器了。”（注：见1930年3月《拓荒者》第1卷第3期。）“漫画社”的行动纲领要求“画家们的作品要深入街头和工厂。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以至“以绘画为武器，积极促进社会革命。”（注：引自黄可《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的革命美术社团》，载《左翼文化运动史料》。）无产阶级和社会革命的主体是工人和劳苦大众，各左翼美术社团在明确了美术的阶级属性之后，都要求美术家必须走美术的大众化之路，要“走进工厂，和工人劳动者共同生活，彻底的理解工人劳动者的生活，从自己的作品中传达出来，并使自己的作品深入群众中去，以鼓动工人劳动者的斗争情绪。”（注：许幸之：《中国美术运动的展望》，载1930年6月16日《河仑月刊》。）能被工农大众接受，并能成为教育大众、宣传大众、组织大众的有力武器的美术，在形式上当然不能采用被他们视为“和封建一齐走向死途的国粹美术”形式，也不能吸取“即成枯骨的东洋精神，”更“不是资产阶级艺术的印象派、达达派、野兽派、主体派或是‘构成派’，也不是什么‘古典主义’、‘浪漫主义’或是‘写实主义’。……我们要注意的是在工农革命斗争中所生产的内容与被其所决定的形式。”（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显然，普罗美术运动关注的是美术的宣传的战斗的功能，追求的是美术的社会功利价值。左翼美术青年群体，在高昂的革命热情驱使下，不仅在舆论上吁求着美术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而且他们还身体力行，为各个群众团体画宣传画稿，油印画报，并经常参加写标语、撒传单、游行示威等活动。他们把美术同革命的政治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且在两者之间，更倾心于革命，因为这些热衷于革命的美术家“一般由小资产阶级转变，投弃到无产阶级阵营里的”，他们希望并努力在生活方式、思想感情方面都同以往的美术家划清界线，急待在火热的革命斗争中清除与克服“浪漫主义的倾向及左的或右的机会主义倾向”；（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急待在斗争中在伟大的劳苦群众的集体中脱胎换骨。他们心目中的革命的普罗美术家“决不是像资产阶级美术家那样蓄着长头发，躲在象牙之塔内为统治阶级豪绅地主资本家歌功颂德，或带着怜悯的调子，用‘为艺术而艺术’的美名来欺骗大众。而却是群众中的一员，他们的技巧与能力将由群众的斗争中获得”。（注：违忌：《普罗美术作家与作品》，载《文艺新闻》1932年6月6日。）左翼美术运动的主要参与者，是一些资历不深、名气不大的青年美术家，他们充满改变旧世界的理想，他们既不眷念国粹艺术，也不迷信西方传统写实主义美术，对“让我们起来吧！用狂飚一般的激情，铁一般的理智，来创造我们色、线、形交错的世界吧！”的呼喊更是不屑一顾。他们崇尚社会革命。苏俄十月革命的胜利，点燃了他们心中的希望之火。所以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们坚信革命不能不以暴力对暴力，作为文化运动的美术运动必须依附于革命阶级进行阶级反抗的斗争。他们热切地从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卢那察尔斯基《艺术论》、《文艺与批评》等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吸取精神力量。以有“民族的苦闷、叫喊、血泪、豪壮”的苏联艺术和日本左翼美术为参照，企求建构起新兴的无产阶级的美术形态。鲁迅，不仅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也是左翼美术运动的发起者和导航人。他领导成立了左翼文艺运动时期第一个革命美术团体“朝花社”，并对“一八社”的活动直接加以指导，对充满革命激情的青年美术家总是给予有力的扶持和热情的鼓舞。在鲁迅的倡扬下，左翼美术运动不仅将创作的重点转移到木刻版画上，而且从30年代初期到30年代中期随着时局的发展，左翼美术社团的工作重心亦由以“进行对无产阶级的宣传教育活动”，转移到抗日救亡的宣传上。紧密结合社会革命与现实斗争，关注国家与民族的命运，寻救艺术的大众化之路，是左翼美术运动始终如一的特点。抗战前的左翼美术群体大多数是美术学校的学生和青年画家，他们崇尚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来看待艺术问题，把美术运动看作是阶级意识的美术运动，将斗争性、宣传性作为评判艺术优劣好坏的最高标准，对非斗争的非宣传的美术流派、美术家和美术作品，加以全面的否定、诋毁，对美术界众多的名家给以篾视与嘲讽，显示出相当强的排斥性和激进性。这实际上也在左翼美术群体和其他美术流派之间划出一道界线。当然，也给左翼美术思潮的传播设置了障碍。再加上左翼美术运动实质上已经演化为新兴版画运动，所以，尽管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美术思潮波及到北京、广州等地，但其影响并没有扩展到更多更广的层面。正如曾积极参与左翼美术运动的卢鸿基在抗战爆发后对战前美术发展趋势进行回顾时所说：“虽然美术界这时发觉到有另一形态的出现，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宣传的、斗争的。但是没有给他们以丝毫的影响，也许是这支新军的青年都不在他们的眼中吧（只是他们忘记了一句话：后生可畏）。所以，新的理论的移植和新军的出现已有了差不多十年，仍是不能散播到整个的美术界来，一直到了民族的觉醒，开始了对日的抗战这一日，一般的情形，才承认艺术宣传及斗争是真理，也使先觉的鲁迅等成为一般所说的预言家。”（注：卢鸿基：《抗战三年来的中国美术运动》，载《中苏文化》抗战三周年纪念特刊。）的确，左翼美术思潮的影响在战前虽不是全局性的，但是在抗战中许多萌发于左翼美术运动时期的观点、认识却得到进一步的完善深化，并被普遍的认同。（3）国粹主义与民族主义学院写实主义、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绘画流派及左翼美术思潮之所以在中国传播流布，不仅是这些流派和思潮本身具有强大的辐射力，而且重要的是与中国社会内部的某种社会期待有关。也就是说，这些思潮或流派切合了中国不同层面、不同群体美术家的美学价值取向和社会现实需求，因而被中国美术界接受，形成了各种思潮交迭消涨的局面。不管各种思潮的渗透力与程度如何，但最初都是西方同类思潮传输的结果。与来自西方的各种美术思潮相对应的是归属于中国本土文化艺术产物的国粹主义思潮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这两种思潮根本上是从中国的自身艺术问题出发，由固有的美术传统演化而来，一开始就显现出特异的民族色彩。国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艺术思潮，是既有内在联系又是完全不同的艺术思潮。国粹主义或曰国粹派是从属于20世纪初兴起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文化保守主义是人类历史进入现代化阶段以后的普遍现象，既可能发生在现代化是由内在因素催发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是针对反传统的激进倾向而言；也可能发生在因外力而走上现代化道路的国家，其保守主义既针对反传统思潮，同时也针对外来文化。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显然属于后一种类型。含有传统主义与民族主义双重因素。（注：参阅《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戊戌时期，特别是五四以来，在西方文化艺术思潮的猛烈冲击下，一部分美术家为岌岌可危的绘画传统而担忧，他们站出来，以复兴国画为已任，与革新派展开了唇枪舌战。他们强调东西方绘画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体系，各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认为不能以新旧来评判绘画，“化其旧虽旧亦新，泥其新虽新亦旧”，中国画完全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不断精进，中国画家无须去接受西洋美术的洗礼。国粹派画家不仅全面肯定传统绘画的价值，而且还认为西方的传统绘画“可谓形似极矣”，“绘画之长，而不能不别有所矣。”总之，肯定传统绘画价值，寻求中国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生存与发展的理论依据，是国粹派的旨归。国粹主义实际上是西方艺术思潮刺激下的产物，是对异质文化挑战的一种反应模式，所以，国粹主义带有鲜明的民族主义色彩。20世纪以来，中国社会毕竟在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融中，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所以，划地为牢地谈论中西文化艺术的优劣，并试图在两者之间筑起壁垒，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国粹主义在与革新派的交战中不仅没占过上风，而且作为一种思潮其流布的时间也是很短暂的。与国粹派不同的是艺术民族主义思潮在五四以后，特别是在30年代初，在民族危机日渐加深的历史条件下逐渐成为强大的思潮，至今仍具活力。国粹主义一味褒扬传统艺术，拒绝走中西融合之路，其视向基本上是内收与回望的。而艺术民族主义虽体认民族传统绘画价值，但并不固守传统，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融通中西古今艺术。20年代末30年代初，美术界相当多的一部分人已改变了对传统艺术采取全面否定态度，也不再对西方艺术俯首恭维，而是站在现代的立场上来反思清理艺术传统，立足于本土艺术来观照西方艺术之长，力求构起融传统艺术精神与现代性于一体的民族美术形态，使中国美术不仅走出濒于“灭绝”的边缘，而且还在世界艺坛占有一席之地。民族危机。不仅激活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也促使他们达到了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义的觉醒。从而酿成了强盛的民族主义思潮，这一思潮激荡于各个领域，从而生发出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和文化（艺术）民族主义，三者之间相辅相成，互相支持。

。不管那一种形态的民族主义都是抵御侵略，争取民族振兴的产物，换句话说，民族主义思潮是在外来势力和外来文化的刺激下形成的。艺术民族主义思潮同其他艺术思潮相比，可谓是渗透力最强、流布最广的思潮，可以说本世纪开始以来的所有艺术思潮都呈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抗战爆发后，中国的艺术家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搏斗中，将艺术民族主义推向高潮。抗战前的中国美术界真可谓思潮迭涌，流派纷争。这些思潮与流派之间不管分歧有多大、冲突多么尖锐，斗争多么激烈，它们各自都与解决中国美术的现实危机相联系，都试图为中国美术指示、设计走出迷津之路。而民族的存亡是本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最紧迫最现实的课题，这一课题迫使所有的文化、艺术由杂多趋于单一，多元复归一统。特别是民族间的政治、军事冲突达到尖锐化程度的时候，一切社会资源包括艺术资源都必然要被统配起来，服从于民族存亡的斗争。在这种情况下，众多的美术思潮与流派必然消隐，现实要求所有艺术家的思想行为以救亡为轴心而运转。

红卫兵美术运动是「」中重要的艺术现象，它与语录歌、革命样板戏共同构成「」艺术的三大神话。本世纪60年代，世界处于巨大的变革中，艺术也在动荡中经历了裂变。在西方，艺术由现代主义走向后现代主义的新阶段；在东方，「」也使中国艺术发生激烈的转化。当时东西方艺术并没有机会进行对话，但两者却有不少异曲同工之处。比如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哈罗德．罗森堡（HaroldRosenberg）认为艺术家只有从「审美的圈子」跳出来，才具有真正的社会意义。他主张艺术到大众中去，主张集体创作1。而从红卫兵那里，我们也能听到类似的理论。当然，问题并非这样简单。红卫兵美术既是集权主义、现代迷信的狂热产物，又是带有「红色现代主义」特点的艺术形态。从学术角度来认识、反思红卫兵美术运动，是十分复杂的工作。但现在远非对这段美术史发表文化哲学高论之时，目下更需要的是严肃的「考古」和实证研究。

一一段被遗忘的美术史

由于研究数据的匮乏及视角的单一，在关于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的著作及论文中，几乎没有片言只语提及红卫兵美术运动。由中国美术馆编、广西美术出版社出版的煌煌巨著《中国美术年鉴（1949-1989）》，介绍了1949年到1989年的中国美术发展，唯独缺少了1967年，因为1967年被认为是没有美术事件的年代。其实1967年正是红卫兵美术运动的高潮，而非中国美术史的空白。

随着「」的发展，红卫兵美术运动迅速崛起。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首次检阅红卫兵，等在大会上发表讲话。

此后，全国红卫兵走上街头，向「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发动猛烈攻击，艺术院校红卫兵也初试锋芒。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红卫兵在北京王府井荣宝斋玻璃橱窗里贴出大字报〈砸烂「荣宝斋」！〉，这也许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红卫兵美术文献。大字报写道2：

「荣宝斋」是个黑画店！几十年来，盘剥劳动人民的血汗，为资产阶级小姐、少爷、太太、老爷们服务，为封建地主阔老阔少服务，甚至于甘当洋奴才，为外国的大资本家吸血鬼服务。一句话，就是不为工农兵服务，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反社会主义反思想的黑帮头子邓拓就是你们的大老板，老主顾！黑画家「驴贩子」黄冑就是你们的黑后台。……我们就是要把「荣宝斋」打个身败名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