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规制论文范文10篇

2005年6-7月，进行中的wTO的GATS协商过程中所提出来的修订许可案，对评价韩中两国服务业分类自由化水平有用。而且维持开放的部门政治、经济上是敏感的部门，在这个角度上它具有分析的意义。2005年，中国对10个领域的98个行业允许开放，其开放的水平达到60%。韩国的硕士论文情况是，在总共21个领域的155个服务业中约定10个领域104个行业施行开放，开放规模达到67%程度。

首先，中国在专业服务领域中还未开放兽医学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治疗师、研究开发服务、租赁服务，在交通部门没有开放邮政服务及视听服务、电视通讯。保健医疗部门中把旅游导游排在开放之外。娱乐文化服务部门中除了体育娱乐，没有允许移动多媒体服务、新闻提供服务、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运输服务部门没有开放宇宙航空、管道运输。

另外，韩国在整个部门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动。专业服务领域中，没有开放医学牙科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护士服务，也没有开放有关能量流通服务、建筑物清扫服务。在视听服务中的电影、录象放映服务和广播电视服务部门，在国内是比较敏感的部门，所以至今没有允许。还有，保健、医疗部门没有开放整个部。教育部门，没有允许中小学教育及其他领域硕士论文。环境服务部门，没有开放有关卫生设施的服务。娱乐文化部门，把新闻提供、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体育服务从开放对象中除外。运输服务部门，把内部水路运输、宇宙航空服务从开放中除外。

在市场经济里，形成了以WTO为中心的，与多边主义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媒介的与区域主义的接近两个方向。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表现出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还比较明显。与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则表现繁荣的现象。

服务的自由化意味着民营化与竞争的引进。据研究，服务与商品贸易不同，它不是通过区域协力引起贸易转换，而是比多方协商期待更多的利益。就是说，类似的国家集团之间，在国内管制方面，以自然发生的相互认定及调和的形态可能形成实际的协助。汉语圈、儒教和佛教相连的宗教性的纽带及人的习惯、制度方面，跟其他文化圈相比韩中之间的区域协力，比泛世界性的接近更加给对服务自由化起帮助的作用。服务贸易的主要障碍是，让外国服务供应者对市场接近的不允许、资格条件、承认、许可、对其他外国服务供应者限制服务供给等与国内规制相关连的内容。

对服务部门的适当的管制废止和自由化会使竞争得到加强，使得韩中两个国家的服务部门发挥积极的作用，劳动与资本的有效率的再分配，企业降低投入材料的价格，灵活地应对骤变的竞争状况，从而带来有关部门的比较优势的加强。这会进一步给GDP的成长及成长率带来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多种多样的商品和服务。服务部门的硕士论文管制废止和自由化对服务部门的竞争力的加强和增长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自由化，不但维持了韩中两国服务部门比较优势，而且也对商品的竞争优势的维持发挥积极的作用。

摘要：哈贝马斯口中的公共领域是一个平等交往的理性空间，这样的理性空间是否真实存在？这个问题一直以来备受争议，就连哈贝马斯本人也一度认为这一理性交往的空间正在重新封建化。本文研究梳理了“公共领域”1998年正式进入中国新闻传播学视野后近二十年的研究路径，总结了公共领域在六个关键领域的探讨，即：①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②传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③网络舆论的产生、表达与规制问题；④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⑤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⑥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

关键词：公共领域；哈贝马斯；公共性

一、前言

哈贝马斯无疑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认为所谓的公共领域，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公众在这一领域就公共议题自由讨论，反对公共权力。哈贝马斯在其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概念化的论述后，公共领域从此成为其重要的理论工具。20世纪末，“公共领域”开始进入中国传播学者的视野，成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等学科领域的重要概念。传播学界也注意到这一重要学术概念，邵培仁等人直言这一公共舆论范式让诸多分析如获理论至宝。但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显然具有一定的理想性，特别是在中国语境下，“公共领域”能否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在中国这样的异质文化语境中有效运用引起了学者们的广泛质疑，因为公共领域理论的前提假设是西方自由主义模式下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关系，在我国，国家与社会是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因此“公共领域”在这样的国家—社会高度重合的中国饱受争议，将这样的西方概念直接套用与照搬显然是不现实的，那么此后这一概念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演化路径到底是怎么样的？本为主要探讨这一理论如何启发中国学者去运用这一理论资源。

二、公共领域研究的演化路径

公共领域这一理论在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新闻传播学等各个领域都有应用。从新闻传播学这一视域去看待这一概念，因为其并非是一个特定的研究领域，更多是一个理论工具，因此其研究比较分散。本研究通过选取中国知网学术期刊网站，选取其中CSSCI中“新闻与传媒”中以“公共领域”为主题的学术期刊，去除重复及不相关论文，共得到525篇学术论文，通过分类和整理，得到以下六类公共领域的研究。（一）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梳理与批判。此类研究包含对“公民社会”“工具理性”“资产者”等概念的讨论，最早出现的年份都是2000年以前，正是哈贝马斯的经典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刚刚进入学者们视野，在此期间，哈贝马斯所说的公共领域是饱受争议的。他设想的公共领域以国家与社会的分离为前提，是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市民社会，也是一个高度精英化的公共空间。这样理想化的公共空间从一提出就已经不乏争议，将它在中国具体环境的运用更是让中国学者抱着非常谨慎的态度。现代国家的形成从一开始就不是与社会对立开来，尤其是在市场经济之前的中国，国家与社会紧密联系，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公共领域在现代国家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景呢？他本人也在第二版序言中提醒人们注意在理解公共领域结构转型时，需要根据国家与社会这两个体系的实际功能来考察社会的理论视角。而国内学者恰恰是从变动的观点中去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才让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充满无限的想象力，使其在中国语境下去谈论公共领域的存在于建构的路径具有了可行性，让这一概念为传媒研究提供了一种理论视阈和批判维度，这也不难理解为何在概念引入之初会出现类似的学术探讨。（二）传媒的公共性以及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此类研究包含对私人领域和传媒公共性的讨论。公共性是公共领域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大众传媒的公共性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但他这一说法也引发了大量学者的批判，认为哈贝马斯过分低估了媒介的抵抗能力与大众的批判能力。我国学者认为公共性包含着“应然”和“实然”双重含义，理念层面的公共性代表传媒实践的“应然”规范，是公开性、批判性和公益性的统一，而体制与实践共同构成传媒公共性的“实然”存在。二者的冲突也就是国内媒介欲建构传媒公共性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国内学者在探讨这一问题多是探讨中国的不同大众传媒公共性的建构、实现路径以及矫正问题，这里的具体媒介既包括传统媒体中电视报纸的公共性的构建与反思，也包括网络公共领域中的论坛、博客、微博、微信等。此外，“公共性”这一概念也有另外的语境，在公共领域讨论的议题本身应该是面向大众的，然而随着社交网络的发展，以及粉丝文化的兴起，众多私人议题入侵公共议题，导致公共领域的空间被挤占，于是公私领域的边界问题成为此类研究的热点。（三）网络舆论的产生、表达与规制问题。舆论是公共领域的重要概念，公共领域是一个自由讨论公共事务的空间，在这里舆论能够经过讨论自发形成。在中国环境下，网络时代公共领域的舆论平台得以极大地扩展，网络时代的公共领域似乎正在经历着第三次结构转型。相对传统的公共空间，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虚拟公共领域更容易成为自由交往的空间，由于其参与主体的多样、传播的迅速、覆盖公共事件广泛等等因素，都导致了舆论的产生与表达形式明显区别于传统的公共领域。因此了解网络公共领域的舆论产生与表达是公共领域的必要课题。同时，这种全民参与的公共表达途径颠覆了传统的政府监管的制度安排，规制互联网公共领域的舆论问题对维持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以及意识形态安全具有关键性作用。（四）政治传播与协商民主。对公共领域的考察一直是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大众一直在试图通过各类公共领域寻求与公权力机构对话的能力，互联网时代的民主受到文化、制度、市场、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但网络也因其自身信息传递的即时性、公开性、多元性和公共性使网络民主具备了发展的基础和可能性，国内研究着眼于对这种民主可能性的考察与建构。网络公共领域给公众提供了民主的土壤，而民主往往又与意识形态关联紧密，如何在意识形态内实现最大的民主，又如何去有效规避和监管各公共领域存在的风险成为中国国情需要去考虑的问题，具体到微观层面的研究就是考察微博、微信等领域的政治、政策传播的策略与手段问题。（五）各类公共领域的建构与治理问题。在此类探讨中，我国学者一直尝试着去建立一个能够自由讨论的公共领域。在这一理论的早期探索中，甚至可以将手机短信作为公共领域建构的一种有益尝试。总的来说，国内学者们尝试着将这一理论与传统大众媒体联系在一起，例如将各类民生新闻（《1860新闻眼》）、电视综艺节目（《金牌调解》）、访谈节目（《一虎一席谈》）等联系在一起。在互联网兴起后，又将公共领域与新兴的互联网平台联系在一起，从论坛到微博，再到全面普及的微信，学者们衡量着虚拟公共领域实现的可能性。当在互联网平台发展到某种程度上，这些公共领域的失范行为开始被学者关注，又不得不考虑这其中的治理问题，包括其中的隐私问题、话语权力问题、舆情失范以及知识鸿沟等问题，如何治理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点。（六）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这一类别的研究是国内学者对于公共领域这一理论资源认识较为成熟后，才基于此进行大量的网络公共事件的个案研究。此类研究多是对影响较大的公共事件的具体分析。例如南昌“象湖事件”、番禺“反垃圾焚烧”维权事件、“方舟子韩寒之争”“华南虎事件”等。此类研究多从具体的公共事件聚焦特定领域的形成与发展，探究应对此类公共事件的抗争策略。

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模式选择透视论文摘要：公司社会责任规制依据、动因、及进路的研究有利于利益相关者(除股东外)的保护,有利于股东利益最大化与社会公共利益的平衡。本文以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为主要切入点,对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范围、动因和具体进路(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和非上市民营企业)进行法律分析。

关键词：公司社会责任规制依据规制动因责任分配

一、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

我国现行公司法虽然第一次将公司社会责任载入法律条文,但尚未对其具体内容进行界定。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界定的观点主要有:“中国人民大学刘俊海教授指出,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在于公司的社会性、公司的经济力量、明智的公司经营方略、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公司推动社会权实现的社会义务。中国人民大学史际春教授认为,公司社会责任本质上是特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对公司的客观要求,是指企业应当守法、“做好自己”及在此基础上对利益相关各方和社会自愿承担道德义务。甘培忠教授以经济学“外部性”理论作为依据,将企业社会责任分层,指出作为一种以国家强力维度为保障的制度设计,负外部性的弥补是企业社会责任在法律强制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与之相对,具有正外部性的企业捐赠、公共设施建设赞助等公益行为则是企业社会责任在道德激励意义上的所指与能指。”同时,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时,既要做好责任规制范围的界定。同时需要把握好一个基本原理,即:公司社会责任往往表现为政府、法律、国家对企业的要求,以此作为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媒介;同时,要避免把政府、国家的责任与公司责任相混淆,也不能把社会的要求过度转化为法律、国家、政府对企业的强制性要求,或者国家、政府、任何团体和个人以社会的名义对企业进行权力干涉或权力的直接摊派。

二、规制依据

通过对公司社会责任的界定分析可得,公司社会责任规制的依据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道德、实体法、自律准则(主要为公司章程)。由于道德的约束性较弱,所以不宜作为规制的直接依据,可作为辅助依据;实体法的直接规定具有刚性的弊端,不能体现公司自治的精神;所以,我认为通过公司章程对公司社会责任进行规制是合理的选择。一方面能够体现现代公司法的精神、符合公司自治的要求;另一方面,当公司面临责任承担时,既可以直接约束股东,如果股东怠于履行责任或给履行责任造成障碍,可依据《公司法》来赋予章程强制性。我国《公司法》第五条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我认为《公司法》的规定可以作为裁判的依据,属于法律强制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维度。但该条规定不具有裁判的可操作性,需要明确相关的操作细则,具体包括司法解释、商务部的操作规范等等。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社会实践

事实聚焦：

1927年BBC改组为公共公司，并获得皇家宪章，建构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形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本理念。

1986年5月，皮考克报告提出英国广电业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

2006年3月，英国政府题为“为所有人提供服务：数字时代的BBC”的白皮书认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除BBC之外，还包括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C4即Channel4）、第五频道（C5即Channel5），称之为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ommercial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

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1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广电业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

关键词：广播电视公共服务政治理念社会实践

事实聚焦：

1927年BBC改组为公共公司，并获得皇家宪章，建构了英国乃至世界范围公共广播电视体制，形成广播电视公共服务基本理念。

1986年5月，皮考克报告提出英国广电业应当转向高度发展的基于消费者至上的市场体制，这就要认识到观众和听众等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与喜好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也就是说通过自由购买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其需求。

2006年3月，英国政府题为“为所有人提供服务：数字时代的BBC”的白皮书认为英国公共广播电视除BBC之外，还包括独立电视（ITV）、第四频道（C4即Channel4）、第五频道（C5即Channel5），称之为商业性的公共广播电视机构（commercialpublicservicebroadcasting）

2003年，《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出版署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意见》（21号文件）和新闻出版总署下发了《关于促进广播影视产业发展的意见》，广电业划分为公益性事业和经营性产业两类，涉及到了广播电视公共服务问题。

摘要：本文概括了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其功效进行了初步探讨。结论是：韩国广电业的市场结构调整，是在公共广播体制框架内藉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其目标是打破垄断、活跃市场和提高效率；就功效而言，结构调整仍有长路要走。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电视产业化的浪潮席卷全国。而由于在人员、资金、规模、覆盖范围等各方面的劣势，使在电视产业链中处于弱势地位的县级电视媒体却面临着极大的困境。在这个过程中，有人提出要取消县级电视台，觉得县级台已经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其原因不外乎县级台没有做到“三贴近”、节目质量不高、人员素质不高、宣传舆论引导不力、人浮于事、管理滞后，整体发展缓慢、成为县级财政负担，等等。似乎一撤就灵，县级电视台的所有问题都可以规避掉了。然而这却是一种不负责任、逃避问题的做法。造成中国当前县级电视台现状的最根本的原因是隐藏在其背后的体制性障碍。面对全球化的浪潮，现在的关键是突破这种体制性障碍，将县级电视台从各种体制限制中解脱出来，使其自由发展。

一、县级台的体制障碍生成过程

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我国县级电视台的现状和危机折射出的是我国整个电视产业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国长期以来在媒介领域强化意识形态和政治话语控制的一种映射。内紧外松的媒介规制特征，使媒介规制变迁是沿着强化政治规制与放松经济规制这两条主线进行的（胡正荣，2004）。这使得我国整个媒介的问题错综复杂，同时又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水平不同，各地区的县级台的状况就呈现出了时间、空间的阶段性差异。造成我国县级电视台现状，从时间上看大致可以分成以下几个阶段和标志性事件。

第一阶段，“四级办”体制的确立。这个阶段以1983年中国中央37号文件为标志，该文件以1983年第十一次全国广播工作会提出的中央、省、地区、市县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为中心内容，确定了“四级办广播、四级办电视、四级混合覆盖”的事业建设体制，形成了行政区域化的广播电视发展格局。

“四级办”方针虽然在短时间内解决了中国频率、频道不足的现象，广播电视台数量迅速增加，但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闲置、内耗的现象，县级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就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形成的。各级台被严格限制在行政框架体系之内，不仅省市级台，就是县级台也要严格按照科层制的官僚体系来运作，电视台不能打破行政级别和行政地域的限制，从而将县级台严格限制在一县（市）的空间内，活动空间十分狭隘。再加上县级财政有限，投资追加不足，无法同上级台相比，在节目内容上就会陷入匮乏。我国县级电视台存在的主要问题就是在“四级办”体制确立后逐渐形成和恶化的。

禁止跨地区、跨媒介、跨媒介从根本上阻碍了县级台的发展可能性，注定了县级台只能作一只麻雀的命运。

摘要：本文概括了韩国广播电视业的结构特征，以此为基础，分析其进行市场结构调整的内容和特点，并对其功效进行了初步探讨。结论是：韩国广电业的市场结构调整，是在公共广播体制框架内藉法律规范和市场机制的双重作用进行的；主要内容包括“制播分离”、发展有线电视和卫星电视；其目标是打破垄断、活跃市场和提高效率；就功效而言，结构调整仍有长路要走。

关键词：市场、结构调整、制播分离、节目配额、公共广播体制

引言

20世纪90年代，数字化和全球化浪潮兴起，媒介工业的资本扩张和市场拓展运动不断加剧。面对新的世界潮流——放松规制、媒介融合、跨国竞争和自律的市场机制，世界各国包括那些历来注重自身广播电视国有和公共属性的国家和地区，都在增强自身传媒实力、参与全球竞争的目标下，以提高效率为导向，引入或强化市场机制，进行结构调整。

韩国是一个采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1980年，韩国政府在“电波属于公共财产，不能一味用于商业利益”的口号下，对广电业进行了以“统一合并”为特征的结构调整，将所有民营广播电视收归公营的韩国广播公司（KBS——KoreanBroadcastingSystem）麾下，韩国公共广播体制至此确立。1990年，韩国广电业又进行了一次“有限开放”式的结构调整，在对公营广播低效率弊端的反思和抨击声中，民营的汉城广播公司（SBS——SeoulBroadcastingSystem）正式开播，一度被逐出业外的民营广播电视被再次纳入广电业结构中。从那时起，韩国广电业一直在公营与民营并存的二元结构中成长，也在公益性与商业性的竞争中寻求平衡；电视市场格局则由两强（KBS和MBC，后者为非民营的文化广播公司）独占，逐渐演变而为三足（KBS、MBC、SBS）鼎立，并一直延续至今。

与世界上不少实行公共广播体制的国家相同的是，韩国一直允许公营台播出广告，不过，韩国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韩国广播广告公社（KOBACO——KoreaBroadcastingAdvertisingCorporation）的机构，全权KBS、MBC和SBS三家机构的广告业务。换言之，广告公社将营利性广告业务从三台的主干业务中剥离出来，实行集中调控，垄断经营，并预留公益基金。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把住了各台的生存命脉，也在一定程度上约制了各台的赢利冲动，并从制度上保障了公共广播特点的显现。这是韩国公共广播体制的独特之处，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公共广播体制的关键之点。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广告活动主体社会责任的内容；确立广告活动主体社会责任的理论依据；完善广告活动主体的社会责任制度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不良广告、不得侵犯消费者利益、私规则也可能上升为公法规则、商业广告活动本质上是商业活动、建立第三方自律广告审查制度、保证广告行业协会的独立性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摘要]广告活动主体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广告活动主体的社会责任指广告活动主体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不良广告，不得侵犯消费者利益。建立第三方广告自律审查制度、保证广告行业协会的独立性、制订广告行业协会的活动规则，是落实广告活动主体社会责任的有益选择。

[论文关键词]广告法；广告活动主体；社会责任

广告活动主体是与广告监管主体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广告活动主体包括广告主、广告经营者和广告者。与广告活动主体的社会责任相近的概念是公司社会责任。狭义的公司社会责任仅仅指企业责任中的企业伦理责任与企业慈善责任，而不包括企业的经济责任与企业的法律责任。广义的公司社会责任，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的综合性社会契约责任，这种责任包括企业经济责任、企业法律责任、企业伦理责任和企业慈善责任；企业社会责任的对象除股东外，还包括员工、消费者、商业伙伴、社区和环境。公司社会责任是对公司绝对盈利性的一种修正。广告活动主体的盈利并不能代表社会整体利益的增加。广告活动主体的活动不应仅仅以其自身盈利为目的，更应当把社会利益与公司自身的利益平衡考量，取得广告活动主体利益与社会利益双赢的效果。要想达到这一效果，就需要让广告活动主体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一、广告活动主体社会责任的内容

广告活动主体的社会责任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不得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不得不良广告，不得侵犯消费者利益。

[论文关键词]文化；软权力；文化传播力

[论文内容提要]本文力求对文化软权力化作出一种传播学的分析。作者认为，文化要转化为软权力，就必须借助大众媒介传播到国际社会中。在文化传播力的积极推动下，一国的文化可能提升为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世界文化(或国际文化)。基于此，国家在制定文化软权力化的大众传播策略时，首要的是要明确对外传播战略目标。

自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S.Nye,Jr)提出“软权力”(SoftPower，又译“软实力”)概念以来，文化软权力化问题引发了国际传播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也日益引起许多国家政府的重视。当前，中国已经把提高国家文化软权力纳入到国家发展战略中。

一、文化软权力化是文化传播力的实现

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权力是一个关系范畴，它表示的不是某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非对等、不均衡的压迫性关系。而文化，按文化学者的一般性理解，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价值系统，带有某种实体色彩，属于实体范畴。由此可见，文化与权力分属于不同的范畴，二者绝不能等同。基于权力只存在于人(国家)与人(国家)之间的关系中，那么，文化只有进入到个人(一国)与他者(他国)关系中，才可能附带有权力的属性。

实际上，约瑟夫，奈是从权力资源即“无形的力量资源”的角度来界定文化(包括观念、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主要指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它是一种软权力资源(Softpowerresource)，以区别于软权力(softpower)本身。他指出：“一个国家文化的全球普及性和它为主宰国际行为规范而建立有利于自身的准则与制度的能力，都是它的重要的力量来源。”显然，文化本身并不等于软权力一诱导、吸引、劝服和同化他国的“吸纳力”，它并不能自动地“让他人(他国)想做你想要对方去做的事情”。对一个国家来说，要实现在国际舞台上控制他国、影响国际事件的外交目标，首要的是让他国民众和国际社会认可、追随并分享到该国的文化价值观，即被对方民众所认同，并把对方同化，进而对对象国的对外决策施加影响，使对方按照该国的目标、意愿、意图或意志采取该国所预期的行动。对美国而言，就是“把他人转化为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的人”。可见，控制权(包括对思想、态度和行为的影响和控制)是在这种文化“认同”和“同化”中得以实现的。一国的对外控制力一旦增强了，作为一种权力资源的该国文化也就转化为真正的权力。由此可见，对一国来说，只有当自己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在国际社会广为传布并为目标国民众所普遍接受和认同，其文化才变为真正的软权力，从而被软权力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