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新业态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跨境电商贸易规模快速增长，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也为金融机构提供相关跨境金融产品带来了较大机遇。本文首先对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业务发展现状，以及开展相关金融服务存在的挑战进行了分析；其次总结归纳了银行可以提供的跨境电商金融服务主要产品模式，提出了通过跨境电商金融产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的产品创新思路；最后对跨境电商综合服务平台的建设目标和思路提出了设想。希望相关分析能有助于促进跨境电商领域的金融科技应用，进一步提升落实国内国际双循环战略，提高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关键词：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金融科技

伴随着互联网行业的高速发展，以及全球经济依存度的提升，跨境电子商务在政策的扶持下得以快速发展，近年来跨境电商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市场规模连续多年保持15%以上增幅，多地进出口数额创新高。国务院、外管局等方面提供了更多的政策支持，为相关跨境金融业务的办理扫清了政策障碍，各地方政府和金融机构也积极介入跨境电商领域的平台建设，提供综合性的跨境金融服务。跨境电商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和重要作用日益凸显，加快促进贸易新业态发展已成为我国培育外贸发展新增长点、推动外贸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主要从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业务发展现状和挑战、金融服务思路和技术方案等方面进行展望。

一、跨境电商贸易新业态业务发展现状

（一）跨境电商市场发展较快，形成了大量头部电商平台和支付公司

1.跨境电商市场规模快速增长，电商出口收汇占比最高相关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市场规模达10.5万亿元，较2018年的9万亿元同比增长16.66%（网经社，2020）。2020全年市场规模达12.5万亿元，同比增长19.04%，其中出口占比77.6%，进口比例22.4%（网经社，2021）。2021年跨境电商延续良好发展态势，多地进出口数额创新高。一季度进出口4195亿元，同比增长46.5%，其中出口2808亿元，增长69.3%；进口1387亿元，增长15.1%，均呈现大幅增长态势(中国信保资信评估中心，2021)。2.跨境电商平台众多，头部平台是银行对接的首选跨境电商业务模式较为复杂，分为跨境进口和跨境出口，另一个维度又分为零售B2C和批发B2B两类。出口跨境电商主流运营模式为：中国卖家通过在亚马逊、eBay、天猫国际等跨境平台上开设店铺直抵国外终端消费者。出口电商卖家主要集中在外贸发达地区。2019年，中国跨境电商零售进出口总额排名前五的省市为：广东省、浙江省、河南省、上海市、天津市。2019年亚马逊美国站中有36%的活跃卖家来自中国，其中以广东浙江为代表的沿海地区是我国电子类产品和服饰类产业集群地所在，合计占中国卖家的一半以上，广东省有45.5%的中国卖家，浙江省占比10.1%(艾瑞咨询,2021)。跨境电商平台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亚马逊、WISH、阿里速卖通、eBay、天猫国际、新蛋等大的电商平台，这类平台规模相对较大，入驻电商卖家较多，相对IT实力较强，监管规范性等方面更好。其中亚马逊作为出口电商最大的境外合作平台，交易量稳居第一，2019年亚马逊在全球的商品交易总额为4408亿美元。平台上有38%以上的销售份额来源于中国卖家，交易量约1675亿美元，折合人民币11320亿元。亚马逊反洗钱审核以及规范性相对较完备，是各家银行对接跨境电商首选的目标。二是垂直电商自建站点类型，例如环球易购、SHEIN、Geekbuying等。自建站点对于卖家的好处是可以积累自己的用户，用来做后续持续的重复营销和交叉销售，也可以完全控制自己的品牌，采取很灵活的方式做营销活动的设计和宣传，不会因为第三方的政策或规则的变化而受到掣肘。但是此类平台IT实力、监管合规等方面参差不齐，银行一般在跨境电商金融业务相对成熟后对接一些较大自建站点。3.跨境支付公司是目前电商出口跨境资金汇入的主要途径在外管局2020年新规出台之前，跨境电商的跨境资金结算以第三方支付公司为主；例如北美的跨境支付体系较为成熟，主要第三方支付机构均提供多种在线支付通道，本地化程度较高。平台一般认定两种收款方式，银行卡和第三方，因为跨境电商卖家多以直邮方式发货，无法按照一般贸易申报出口，收款多使用第三方支付或离岸账户。其中第三方支付机构凭借便捷的手续与高效的到账速度超越了银行与付款公司成为最普遍的收款渠道(艾瑞咨询,2021)。历年来支付宝、PingPong、连连支付等跨境支付公司在跨境支付领域业务量高速增长，PingPong已快速成为第三方跨境支付独角兽。银行基本还是承担传统的跨境汇出和汇入汇款功能，一是作为第三方支付机构的合作银行，为支付机构办理跨境电子商务项下结算服务；二是直接对接跨境电商平台，凭交易电子信息为依据提供跨境金融服务，例如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宁波银行等商业银行通过对接亚马逊等电商平台，提供跨境电商金融服务。

摘要：疫情给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也给不少外贸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打击。本文首先对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现状进行简要分析；其次结合当前局势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国际市场严峻、需求不稳定，出口商品附加值低、外贸结构有待进一步优化，跨境电商新业态发展、外贸企业出口转内销任重而道远等问题进行深入剖析；最后从国家、外贸企业两个层面为中国对外贸易发展提供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疫情；对外贸易；风险；发展策略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已跃居世界第一，在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商品贸易的第一大国。近年来，我国对外贸易方式和贸易结构不断优化，逐步形成了全面，多元化，多元化的进出口市场结构，对促进和刺激中国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然而我国对外贸易发展在新时期仍然存在很多问题。尤其是在过去的2020年，肺炎疫情对中国外贸既造成了伤害，又带来新的风险和新的考验，思考疫情对中国外贸发展造成的影响、中国外贸企业如何在疫情中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中国外贸整体如何向高质量发展成为了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一、疫情背景下中国外贸发展现状

2019年末2020年初爆发的疫情给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发展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2020年，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指出，这一流行病严重破坏了全球经济，并将导致2020年国际贸易急剧下降。全球经济处于严重衰退之中，达到了创纪录的水平，但预测中国将是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据海关总署统计，2020年4月，我国出口总额1.41万亿元，同比增长8.2％。这是商品出口首次实现同比增长两位数的增长。一季度同比下降。2020年6月，我国商品的进出口量首次出现正增长，进出口总值较2019年相比首次出现同比增长（如图1所示）。进入第三季度，外贸持续回暖，我国外贸累计增速年内首次由负转正达到0.7%。第四季度，外贸向好势头依然不减，增速呈现加快趋势，全年低开高走态势明显。2020年，我国商品进出口总值32.16万亿元，同比增长1.9％，其中出口总值17.93万亿元，同比增长4倍。进口总值为14.23万亿元，同比下降0.7％。这与2019年相较2018年同比增长3.4%、5%、1.6%仍然存在差距。这些数据大致可以说明疫情发生以来，中国政府出台的系列稳外贸政策、采取的强有力疫情防控等措施，使得中国外贸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实现了逆势增长，但是疫情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仍然存在，国外的疫情局势仍然严峻，中国对外贸易发展存在的问题仍亟待解决。

二、中国对外贸易发展面临的问题

【背景材料】

数字经济，主要是指将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当前和今后，数字经济的理念和生产方式应被应用到各个领域，这是时展和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产业是经济的核心，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必须落脚在产业的深度融合上，把重点放在提升产业层面的经济功能上。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使产业由原来的上下游、产供销的线性关系向立体的、多维的网络化和生态化方向发展。

【理论分析】

一、从《经济生活》角度分析

1.坚持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创新+实体经济“融”出新动能。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变量。科技创新和实体经济融合，以创新赋能实体经济制造业，激发市场活力，促进产业提质增效。2.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通过科技创新和实体制造业融合的方式，缔造中国全新的发展模式，优化中国经济的结构，促进中国经济稳步增长。3.消费拉动经济增长，促进生产发展。线上线下融合提速，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兴起，数字化浪潮正在带动新业态经济蓬勃发展。以网络购物、新零售等为代表的新型消费规模不断扩大，不仅有效保障了居民日常生活需要，也推动了国内消费恢复，促进经济企稳回升。4.实施科学的宏观调控，助企纾困、提振信心，注入发展新动能。2020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相继《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关于推进“上云用数赋智”行动培育新经济发展实施方案》，激发企业新动能，力促经济向好发展。5.提高生产效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本质功能在于通过实体经济数字化变革带来全社会、全产业、全要素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和价值创造模式的改进，以实现经济整体效能的放大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6.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培育产业生态是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核心路径，平台是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重要载体。要不断推动企业与企业之间从竞争转变为相互连接、相互赋能，放大经济效能。

二、从《政治生活》角度分析

[摘要]为研究外向型专业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发挥的作用，分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内外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的基础和优势，提出以“十大行动”为抓手，以数字化改革为手段，从探索新机制、培育新品牌、搭建新平台、壮大新主体、发展新业态五个维度推进内外贸融合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双循环；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革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着眼于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专业市场新一轮发展的宝贵机遇。当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双循环的时代背景、内涵和面临困局进行分析[1-3]，指出中国发展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扩大内需上。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过多依赖于外国市场，如DefeveraandRiano[4]发现一半出口企业将70%以上的产值在国外市场销售。一旦外部需求萎靡，没有国内贸易支撑的纯出口企业将遭受严重冲击。部分学者从企业出口与内销的动态市场选择行为进行研究[5-6]。张昊[7]认为当地市场的产需匹配度、消费饱和度等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转内销，而批发环节的发展程度则会促进企业的出口转内销。高宇[8]从贸易成本角度解释了纯出口企业的存在原因。程玲[9]、叶宁华[10]指出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及改善外部融资将显著提高出口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概率。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完善的工业体系、数字化发展的新商业模式，都为专业市场的规模化、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双循环背景下，进一步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积极作为，以专业市场为平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一、专业市场助力双循环建设的基础和优势

义乌商贸优势突出，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助力双循环建设上，具有4个方面的突出优势：

(一)规模庞大、外联紧密的市场网络

摘要:新常态，简单的理解就是经济发展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2014年，“新常态”一词由中共中英总书记首次提出，之后在不同场合的发展中又进一步被系统化，成为指导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一个新理念。本文基于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视角，简单分析了新常态下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新态势，在此基础上，又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贸易业态、外贸环境等方面提出了新常态下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取向，为江苏当前和今后的外贸发展提供一定程度的借鉴。

关键词:新常态;江苏外贸;发展特点;发展取向

一、新常态释义

新常态是12个“习式热词”之一，“新常态”指的是经济发展状态的转变过程，向着新的相对稳定的常态发展的趋势。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说，新常态是一个全面、持久而深刻的变化阶段，同时也是中国发展的各方面进行调整和优的关键时期。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社会的各方面都朝着新常态的方向发展，经济、政治、文化等层面无不呈现出新常态的变化趋势。具体表现为:政治作风新常态，经济改革新常态，文化传承新常态，社会风气新常态，生态恢复性能常态等等。2014年5月份，中共中央总书记亲赴河南进行实地考察，在考察期间曾说道:“中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增强信心，从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这也是“新常态”一词的首次“亮相”，也是领导者第一次用“新常态”来形容不断发展着的中国经济。简单的三个词中蕴含着重要的政治或经济信息。“新常态”频现于各种场合，在不断的发展中逐步被系统化，直到最后正式成为治国理政的新理念和决策依据。2014年11月9日，亚太经合组织(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展开，会上中共中央总书记第一次用对“新常态”一词作了相对系统的论述。2014年12月9日至11日，落幕于北京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相关领导人基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设计情况，从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三大马车、经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市场经济发展和竞争趋势、未来将面临的经济风险积累以及化解方式、国家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方式等九个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进行了一次相对完整的论述。“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结构———经济结构不断优化升级;动力———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这三个方面是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中最基本的内容。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将给中国的经济政府提供新的机遇:不断放缓的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蕴育着经济增量;平稳状态发展下的中国经济具有具有多元化的增长动力;在不断升级转型的经济结构中蕴育着明朗的经济发展前景;政府大力简政放权，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而基于新常态的经济背景之下，江苏的经济发展也迎来了新的机遇和新的挑战，曾亲赴外贸和经济发展大省———江苏进行考察和调研。在调研期间，他对江苏的经济引领发展寄予厚望，希望江苏能够抓住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有力因素，紧紧围绕“两个率先”的光荣使命，“迈上新台阶、建设新江苏”。江苏省是为全国经济发展探路的向导，一直走在经济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一个外贸大省，不断为中国的发展输送后经济活力。纵观2015年江苏外贸的发展，外贸环境未得到有效改善，企业的生存压力也随之加大。而处在新常态的经济发展背景之下，江苏的外贸发展也应该走上一个新台阶，迎来新姿态。基于长远的观点来看，新常态将会是一个长久发展阶段。同时，处于新常态经济发展背景下，社会各方面的发展也将会面临更多的挑战和机遇。因此，从江苏省的外贸发展趋向来看，“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才是其发展的大逻辑。

二、新常态下江苏对外贸易发展的新特点

“适应新常态迈上新台阶”应该是江苏当前和今后在各方面发展的努力方向。而作为外贸大省的江苏，自然也要把外贸发展提到一个新的台阶。纵观2014至2015年江苏的外贸发展趋势，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逐渐迈向新常态”，贸易朝着稳态的趋势行进。2014年，江苏省外贸进出口延续了上年的低速稳定增长态势，外贸发展进入“新常态”，江苏省进出口34635．2亿元，增长1．3%，在我国同期进出口总值中的比例约为13．1%;从出口方面来看，其值约为21001．5亿元，相比同期增长了2．9%，在中国同期出口总值的比例约为14．6%;而从外贸进口来看，其值约为13633．7亿元，相比同期大约下降了1%，在中国进口总值中月占的比例为11．3%。月度进出口值和进出口增速均冲高回落，一般贸易“入世”以来首次超过加工贸易成为第一大贸易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略降，江苏外贸中，与欧美市场的贸易相对良好。但是，基于长远发展的观点，新兴市场整体不佳，外商投资企业恢复性增长，民营企业增速显著放缓，钢材、太阳能电池出口明显增长，苏南部分地区增长乏力，苏中、苏北增长较快。而进入2015年1月份，江苏外贸进出口总值约为34635．2亿元，相比2014年来说，增了长1．3%。其中，从出口方面来看，其值约为21001．5亿元，相比2014年增长了2．9%;而基于进口的角度，江苏省的进口总值约为13633．7亿元，相比来说下降了1%。2014年，中国完成的进出口总值约为43030．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基于江苏省外贸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进出口规模持续保持全国第二，总体呈现“微增长”的状态，江苏外贸步入稳步发展的轨道。

[摘要]当前，在经济下行、工会工作改革面临复杂的国内外环境的背景下，工会主动作为是实现工会改革攻坚克难的重要路径。工会工作面临经济下行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压力大、非公企业营商环境差、新业态劳动争议多和职工群众民生问题增多的四大困境。在贸易争端不确定的情况下，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了农民工、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僵尸企业”下岗职工等特殊群体的就业难度，劳动力市场的振荡加剧，劳动关系趋紧，可能进一步加大产业工人队伍改革的风险。工会可以通过促改革、惠民生、强参与、抓关键、能创新、树品牌、防风险和走出去等八大路径主动作为，积极发挥经济下行期“减压阀”“稳压器”作用。

[关键词]经济下行期；工会主动作为；特殊群体；工会对策

2019年3月5日，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2018年我国发展面临多年少有的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1]。当前，工会工作面临经济下行带来的四大困境，工会需通过促改革、惠民生、强参与、抓关键、能创新、树品牌、防风险和走出去等八大路径主动作为，积极发挥经济下行期“减压阀”“稳压器”作用。

一、工会工作面临经济下行带来的四大困境

（一）劳动力市场压力传导效应显现。劳动力短缺和工资上涨成为常态，政府就业部门的工作重点由促进就业转向兼顾推动劳动力市场正规化[2]。如图1所示，国内外复杂严峻形势会伴随经济下行压力通过劳动力市场传导到企业，加剧劳动力市场动荡，导致失业人数和失业率双增加，会进一步加大产业工人队伍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经济全球化遭遇波折，多边主义受到冲击，国际金融市场震荡，特别是中美经贸摩擦给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市场预期带来不利影响。我们面对的是经济转型阵痛凸显的严峻挑战。新老矛盾交织，周期性、结构性问题叠加，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变中有忧[1]。伴随着中美贸易摩擦，2019年复杂多变的外界环境仍继续存在，加之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以及“僵尸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压力，在经济下行压力作用下将通过劳动力市场传导效应进一步加大产业工人队伍改革难度。2018年4月2日，李玉赋同志在《凝心聚力攻坚克难持续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深化发展———在推进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协调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随着全面贯彻落实党的精神，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已全面启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也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改革将进一步触及深层次利益格局的调整和制度体系的变革，改革的复杂性、敏感性、艰巨性更加突出[3]。（二）非公企业营商环境改善难度加大。营商环境是一个有机的系统，非公企业营商环境出现了“融资难融资贵”典型问题，势必会加大工会在非公企业的工作难度。营商环境虽然侧重于“商”字，但不仅仅是“商”的环境，文化、教育、医疗都是营商环境的体现，优化营商环境也是民生工程[4]。2019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消费增速减慢，有效投资增长乏力。实体经济困难较多，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尚未得到有效缓解，营商环境与市场主体期待还有差距[1]。3月5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坚持和完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完善各类国有资产管理体制，积极稳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5]。这无疑释放一个重要信号，就是要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着力优化营商环境。（三）新业态劳动争议问题凸显。新业态是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6]。新业态从业人员主要通过“互联网+平台企业、产品+服务创新、服务+延伸”三种路径形成新的就业群众，因法律规则缺失，常常产生新型劳动争议。事实上，传统劳动争议的调解就存在权威性低、处理问题专业性弱的劣势，新业态劳动争议成为影响劳动关系和谐的新因素，加大了工会协调劳动关系的难度。2019年3月6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何立峰表示，中国是拥有近14亿人口的大国，市场主体据不完全统计达1.1亿户，其中有企业3470多万户，这就说明中国有庞大的生产资料消费市场，也有非常庞大的生活资料消费市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是一个增长非常快的市场。2015年到2017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年均增幅达到28%，“三新”经济（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了15.7%[7]。然而，网约工劳动争议问题突出，在平台企业和网约工相关劳动关系法律法规还未建立的前提下，工会参与协调网约工劳动关系的难度在加大。（四）职工群众民生问题增多。改善民生不仅有利于经济发展、社会和谐，还有利于政治稳定和文化繁荣，关系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8]。民生问题是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特别是涉及职工群众的民生问题更是各级工会组织关注的重中之重，究其根本是要着力改善和解决职工的就业、收入等民生问题。2019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食品药品安全、收入分配等方面，群众还有不少不满意的地方。2018年还发生了多起公共安全事件和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教训极其深刻[1]。要根治农民工欠薪问题，抓紧制定专门行政法规，确保付出辛劳和汗水的农民工按时拿到应有的报酬。诸如此类涉及广大职工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十分突出，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工会维权服务难度加大。

二、经济下行压力下工会主动作为的八大路径

摘要:肺炎疫情干扰了我国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秩序，造成国际市场供给阻滞和国际市场需求下降的双重负面冲击，引发全球价值链重构和国际经贸格局变动，还产生了全球政策协调难题。我们需要促进多边国际合作，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实施精准支持政策，助力外贸企业渡过难关;促进核心技术创新，加快完善我国产业体系;创新商务运营模式，打造出口贸易新业态，实现我国出口贸易健康平稳发展。

关键词:肺炎;出口贸易;疫情冲击

2019年底以来，肺炎疫情以始料未及的速度在全国蔓延。在及时、务实、严格的防控下，中国肺炎疫情迅速得到有效控制，各地的风险等级逐步降低。在全球疫情还在持续爆发的同时，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重大阶段性进展，中国各地在持续实行健康监测和疫情防控等工作的基础上，及时有序开展复工复产工作，充分展现了中国的疫情防控能力和中国经济的韧性。一般来说，发生国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会对国际贸易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邵柏等，2019)。随着全球疫情的爆发，国际上的疫情防控严重影响了全球经济贸易交往和国际经济合作，如果考虑到疫情防控措施撤销的延迟性和疫情影响的翘尾效应，疫情对全球经济和贸易产生的影响会十分深远。肺炎疫情的爆发速度快、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不但干扰外贸企业生产、增加外贸成本、降低国际需求，而且还引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重构和全球政策的不确定性，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严重的负面冲击(沈国兵，2020)。肺炎疫情是一个突发性外生事件，对中国出口贸易的负面冲击是阶段性的，不会从根本上改变中国贸易竞争力越来越强的长期趋势。但在疫情冲击、经济增速换挡和经济发展动能转换、贸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趋势抬头等多重不确定性压力叠加的情况下，中国出口贸易面临重大挑战，决不能忽视或低估任何环节的负面冲击。

一、肺炎疫情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冲击

由于肺炎疫情的冲击，我国出口贸易形势非常严峻。出口贸易是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在全球国际经贸关系十分紧张的背景下，必须高度警惕和认真分析肺炎疫情对出口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一)外贸企业生产经营秩序受到干扰。应对肺炎疫情蔓延的一个有效措施是保持合理的社交距离，防控疫情不可避免地需要实施一定的管制措施，我国外贸企业的正常生产秩序难免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干扰。由于肺炎的潜伏期较长，员工返岗工作的日常防护和工作通勤面临诸多不便，不但增加了企业的生产成本，而且一定程度上造成员工情绪波动和心理冲击。国际上的疫情持续时间长，疫情防控导致跨境商品和人员流动的检测检疫程序更加严苛，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受到严重阻滞，部分外贸企业甚至遭遇了全球供应链中断的极端情况。即使是在后疫情时代，供应链的关键环节也难以迅速恢复，外贸企业必须努力设法维持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肺炎疫情导致短期内我国出口企业的贸易成本被动抬高，现有的成本优势将难以保持。疫情初期的“用工荒”引起人工成本急剧上升，物流阻滞造成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运输费用大幅提高。随着疫情的发展，疫情防控造成相关防疫支出增多。跨境物流管制引起产品运输费用增加，检验检疫标准提高带来通关成本上升。国际旅行禁令还增加了国际贸易洽谈成本，许多外贸企业不但遭受展位费、装修费、样品等方面的直接经济损失，甚至错失洽谈贸易业务的机会。(二)全球经济衰退导致国际需求下降。在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生产供给减少和消费需求萎缩会对全球经济形成双重负面冲击，并降低对中国商品的需求。一方面，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人员流动受到阻滞，国际市场对原材料和中间产品需求降低，相关外贸企业的国际订单减少;另一方面，疫情蔓延导致全球消费能力下降，外贸企业的最终产品出口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虽然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都积极支持协调全球抗疫和全球经济复苏，但肺炎疫情引起的全球经济衰退和贸易下滑冲击不容忽视。2020年3月经合组织(OECD)的《全球经济展望》预估，肺炎疫情冲击全球需求和供应，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将超过2008年的全球经济危机。实际上，在肺炎疫情大爆发之前，全球经济已经处于不景气的阶段，不少经济体甚至徘徊在衰退边缘。肺炎疫情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防控成本高，对世界经济的冲击十分广泛。在疫情的影响下，实现世界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经历一个缓慢的过程。因此，在全球经济遭受供给下降和需求萎缩双重冲击的情况下，国际市场的需求变得更加复杂多变，我国出口企业务必做好受到中长期影响的准备。(三)引致全球生产链供应链迁移和重构。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导致世界经济的联系前所未有的紧密，生产过程的分散化使得任何一个环节的不确定性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肺炎疫情对全球生产链供应链造成了巨大冲击，尽管全球生产链供应链并没有被彻底分割断裂，但疫情对跨境贸易的发展和全球供应链的稳定构成了一定威胁。肺炎疫情促使世界各国深刻反思全球生产链供应链的风险以及各自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地位，促使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速重构。后疫情时代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配置不仅仅只考虑节约成本，一些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正在向“自建产业链”和“脱钩”方向转变，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本地化和区域化现象日益明显。我国的生产链供应链是全球供应链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全球供应链阻滞风险通过连锁反应传递到外贸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中，从而影响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发展。我国虽然具有世界上规模最大、门类最全、配套最完备的制造业产业链，但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中的一些关键环节竞争力不足。实际上，近年来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的“制造业回流”政策已经对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体系造成了一定影响。后疫情时代更需警惕美国等发达国家在特定领域对中国企业实施“卡脖子”式的供应链排斥行为。(四)引发后疫情时代的国际政策协调难题。为了应对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冲击，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实施了强有力的经济刺激政策，全球经济发展处于超级宽松的货币环境中;财政刺激政策的运用也几乎达到了顶峰，公共财政支出和政府赤字急剧增加。后疫情时代全球宽松货币政策和扩张性财政政策必然面临逐步退出的选择，在多边主义规则遭到少数国家漠视的情况下，极个别大国奉行自我利益优先原则，只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采取单边主义行动，使全球经济政策的协调变得非常困难。在肺炎疫情加重全球经济不景气状况和引发强力政策支持的背景下，不但存在全球经济刺激政策退出的协调难题，而且还会引起个别国家“以邻为壑”的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或者放大其贸易保护主义，从而破坏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体系。在疫情防控的幌子下，有些国家大幅提高进口检验检疫标准和通关门槛，过度实施贸易限制举措和禁航禁运管制，甚至出现了排斥中国产品的情况。即使全球疫情得到控制，国际上的“甩锅”行为、“种族化”污名行径和贸易保护主义也会继续存在，甚至在某些领域更加恶化，不排除某些国家借机在科技、人才、投资、贸易等领域加大对我国的遏制力度。

二、我国应对肺炎疫情对出口贸易冲击的对策建议

摘要：文章从大型电商物流、直播带货新业态入手，分析其火灾防控风险，对破解大型电商物流、直播带货新业态的消防安全管理难题进行研究探讨。

关键词：电商；电商物流；直播场所；火灾防控风险；对策

电子商务，简称电商，是指在互联网、内部网和增值网上以电子交易方式进行交易活动和相关服务活动，使传统商业活动各环节的电子化、网络化，简单地说就是通过互联网进行商业来往。电子商务涉及的内容很多，包括电子货币交换、供应链管理、电子交易市场、网络营销、在线事务处理、电子数据交换（EDI）、存货管理和自动数据收集系统。

1、电商分类

电子商务形式多样，有B2B（BusinesstoBusiness），像阿里巴巴在生产商与批发商之间的搭建桥梁；有B2C（Business　toConsumer），比如天猫、京东企业面对个人消费者。现在流行的直播带货则属于B2C的另一种衍生形式。有C2B（ConsumertoBusiness），比如社区团购，由消费者提出需求，企业按照消费者的需求配置商品。有C2C（ConsumertoConsumer），比如“咸鱼”“转转”这样的二手市场，消费者面对消费者的电子商务。此外甚至于还有企业对政府的电子商务B2G（BusinesstoGovernment）、消费者政府之间的电子政务C2G（ConsumertoGovernment）、美团、饿了么这样的外卖平台O2O（onlinetooffline）、B2M等等。

2、分析大型电商物流、直播带货新业态火灾防控风险

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农业产业化服务链条短、服务贸易结构单一、贸易主体竞争力偏弱等问题，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相关方面已经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对我国农业服务贸易的促进有一定借鉴意义。农业服务贸易是我国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农业服务贸易可以促进我国农业资本、技术、标准、人才向农业产业链高端服务环节集聚，有助于提升我国农业研发、农资、加工、营销及相关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推动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总体来看，相对于货物贸易，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尚处于初级阶段，存在农业产业化服务链条短、服务贸易结构单一、贸易主体竞争力偏弱等问题，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与此同时，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在相关方面已经积累了较成熟的经验，对我国农业服务贸易的促进有一定借鉴意义。

我国农业服务贸易发展现状

农业服务贸易，指农业服务业的进出口，是一国向国外提供或者购买与农业相关服务的贸易形式，通过农业领域技术、人员、资金、数据等要素的国际间流动促进农业服务领域的国际经济合作。农业服务贸易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与农业中农林牧渔生产和经营相关的服务贸易。从产业链的角度看，农业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均可能产生农业服务贸易，涵盖涉农生产、加工、研发、包装、储运、营销、消费等各环节的服务进出口。二是传统服务业中涉农部分的服务贸易，如跨境乡村旅游、跨境农业技术培训等。三是农业货物贸易中的服务投入，融入产品生产过程中，目前被计算为国际货物贸易。1.总体规模偏小我国农业服务贸易仍处于初级发展阶段，与货物贸易相比规模悬殊，这与我国服务贸易的总体发展态势一致。2020年，我国服务贸易总额6617.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排名第二，但却远低于同期货物贸易总额的46462.6亿美元，仅为14.2%。据初步测算，从农业领域来看，我国农业服务贸易规模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较低，2020年如果按最高估值算，占比为4.2%；按最低估值算，占比仅为1.3%。2.模式单一从国际服务贸易提供方式看，长期以来，商业存在是农业服务贸易最重要的提供方式。近年来，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导致境外消费和自然人移动几乎中断，但随着服务数字化转型加快，跨境电商销售、数字农业服务、在线教育等线上消费出现暴发式增长，跨境交付模式下的农业服务贸易增长迅速。根据WTO预测，未来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快，以数字网络方式提供的跨境交付在贸易提供方式中的占比可能扩大。3.产业中低端长期以来，品种选育、农化服务、精深加工和品牌营销等高端环节主要被发达国家的跨国农业企业掌控，我国在作物育种、农业生产资料、农机、农业技术等技术知识密集型领域，面临供应不足和走出去困难等问题。以农药行业为例，我国生产了世界农药中70%的原药，但目前占全球70%市场份额的公司仅有先正达一家属于我国，其余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包括：德国拜耳、巴斯夫，美国科迪华、富美实，日本曹达、住友、日产、石原等。4.政策不完善目前，我国农业服务贸易配套支持政策不足，综合服务水平较低，在知识产权、金融和保险等领域的规则和标准不健全。与此同时，农业服务贸易所需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生产要素瓶颈突出，流动也存在诸多障碍。从国际合作的外部环境来看，迄今为止，我国已签订和正在谈判的自贸协定涉农领域大多以货物贸易降税和原产地规则为主，基本未参与服务领域谈判，在农业服务贸易规则制定方面话语权不高。

美国农业服务贸易发展经验

1.具有完备的农业服务贸易促进体系美国海外农业服务局（FAS）是美国政府唯一关注世界粮食安全和农业贸易问题的机构。FAS与农业服务贸易相关的职能主要有：一是通过执行各种项目计划为美国农产品出口商在海外开展促销活动、开拓新市场、出口农产品等提供财政资助。二是通过双边或区域合作项目、科学交流和教育培训活动，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的同时，获取美国需要的技术和遗传资源，使合作伙伴增加对美国农产品和技术的认同感。三是利用全球网络为农产品出口国向外国客户提供国际农产品市场的重要信息，并提供技术和监管能力建设项目，帮助伙伴国家理解和接受美国农业贸易政策和新技术。2.重视农业科技研发服务美国政府的农业部门一直致力于为农业科学技术部门提供经费支持，同时引导广大私人科研企业与高校建立合作，并出台了《农业法案》《复苏与再投资法案》《知识产权保护法》等系列法案，来保障其运营经费，也鼓励私人企业开始自主研发农业生产技术。与此同时，美国形成了集教育、科研、推广“三位一体”，完整的人才培养、科技研发及成果转化的体系。美国拥有遍布56个州的1200家服务农业的科研机构，农业推广机构3300多个。尤其是，美国高度重视种业和相关贸易发展。目前，全球70%以上的商业种集中在20多个国家，其中美国排在第一位，占20%左右。3.依托跨国农业公司掌控全球农业服务贸易美国通过支持跨国农业公司发展，逐步向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渗透品和服务。全球四大粮商中，美国有ADM、邦吉和嘉吉公司3家；全球十大食品加工企业中，美国有6家；全球十大食物零售商中，美国有5家。这些大型农产品加工和销售企业凭借信息、技术研发、资金和营销等优势，提高了农产品深加工水平，开拓了国内国际市场，整合各种资源促进了美国农业产供销、农工商一体化经营程度，直接推动了美国农业服务贸易的发展。

欧盟农业服务贸易发展经验

【摘要】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物联网等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宅文化现象的潮流引导，使得数字经济与宅文化巧妙融合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宅经济”。疫情的影响加速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步伐，为“宅经济”提供了源动能。论文从驱动“宅经济”的因素出发分析推动其发展的客观因素，从教育、生鲜供应链、医疗平台、办公这4个方面对基于“宅经济”的新业态发展进行了研究。

【关键词】数字经济；“宅经济”；新业态

1“宅经济”加速数字化进程

随着中国在21世纪初开始的信息化建设，企业的经营模式与数字化正呈现密切联合的新趋势，数字经济的规模也在逐年扩大，其占GDP的比重连年攀升，从2005年到2020年的16年内，占比从14.2%升至38.6%，涨幅达到24.4%。由此可见，数字经济已是势不可挡的潮流，也是企业未来经营战略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也促成新经济产业在这一进程中不断崛起和转型。近年来，年轻人的宅生活理念的兴起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催生了以互联网和现代物流为基础，涉及娱乐、在线教育、线上金融、在线医疗、云办公等多个领域的融合发展的“宅经济”新业态。受疫情的影响，传统商业模式的单体构架让许多企业陷入困境，迫使企业认识到单一商业模式的局限性，迅速建立数字化的云生态进行自救。居民受到的影响，不得不采用居家的隔离措施，催生了消费者的“更新换代”。消费者的改变主要体现在消费观念与消费方式上，这二者的巨变让他们逐渐培养或更依赖新的线下线上消费习惯，为“宅经济”未来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目前，无论是从市场需求，还是信息技术的发展水平，都为“宅经济”开启数字化进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宅经济”的驱动因素

2.1宅文化的共鸣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