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数字化范文10篇

摘要：数字化转型，是将数字化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推动企业商业模式创新，进而实现商业模式数字化的过程。随着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不断深入，数字化转型在全社会范围内加快了脚步。在数字化转型的影响下，现有的生产方式发生了极大变化，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经济体系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新的调整。面对数字化转型引发的国际格局变化，我国应加大对数字技术的开发投入，推动数字产业创新升级，培养数字化技术人才，努力提高国家在数字化领域的国际地位。

关键词：数字化转型，生产方式，国际经济格局

随着数字技术的高速发展，数字化转型对全球经济和贸易的深远影响，已经逐渐露出了端倪。虽然数字化引发的变革仍不足以改变当前国际经济格局，但在生产方式数字化的大趋势下，未来国际经贸关系的变化是可以预见的。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在生产方式和国际经济格局变革中的作用和影响，试图为中国在数字化转型大潮中的应对策略，提供一点有益的思考。

1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

自工业革命以来，科学技术革命一直是影响生产方式变革的根本原因，也是推动国际经济格局发生变化的关键力量。历史证明，每当社会生产方式发生巨大变革，必然有颠覆现有认知的全新生产技术出现；而以往三次技术革命对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产生的影响，同样是显而易见的。如今世界进入数字化的时代，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被广泛应用到社会各个领域，数字化转型的趋势已不可阻挡。大体而言，科技革命推动经济发展的历史规律可以概括如下：科学技术更新——生产要素更新——生产方式更新——国际经济格局变化。进入数字化时代，以煤炭、石油等旧能源为代表的旧生产要素不再占据主导地位，取而代之的，是物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数字技术所提供的数据资源。数据资源与新能源、新材料的融合，形成了新的核心生产要素。而核心生产要素的变化，又对企业生产经营和资源配置的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了产业革命的催化剂，在社会范围内推动了产业重组，传统产业逐渐退出舞台，新兴产业纷纷崛起。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洗礼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竞争优势也随之改变，旧有的国际经济格局面临新的挑战。

2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转型的主要表现

摘要：本文首先对数字贸易的定义与分类进行了简单介绍，其次分析了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最后提出了数字贸易在我国发展的有效路径，即积极发展数字基础建设、推动产业数字化升级转型、完善数字贸易法律体系、建设有利于数字贸易发展的制度环境，以及把握数字贸易发展机遇，旨在为我国数字贸易的有序、健康、长久发展提供一定参考。

关键词：数字贸易；数字技术；发展路径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技术已经渗透到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是互联网、人工智能、信息技术等，也标志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贸易行业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数字贸易。数字贸易的出现，不仅为贸易行业的发展带来了生机，而且也为全球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活力。作为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大国，为了持续保持国际贸易领先地位，我国理应加快数字贸易发展。

数字贸易的定义与特征

（一）数字贸易的定义

关于数字贸易的定义，至今尚未形成统一认识，本文通过整理分析，对数字贸易进行如下定义：数字贸易指的是交付数字产品、数字服务与数据信息的一种国际化贸易模式，可以分为两大类，即数字产品、服务贸易与数据信息贸易[1]。其中，数字产品、服务贸易又可以分成两大类，其一是以数字技术为载体，其二是以物理货物为基础。而数据信息贸易，指的是交付对象是数据的国际贸易。

随着新一代信息技术与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及数字基础设施的大规模普及应用，全球数字贸易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并引发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经贸格局的重构。在数字贸易兴起的今天，全球航运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初期阶段，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我国航运业应积极把握数字贸易发展大势，大力促进我国航运业创新发展，构筑增长新动能、发展新引擎、竞争新优势。

数字贸易是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关键性力量

数字贸易是科技赋能的标志，是数字技术与经济、社会共同演进的产物，是未来全球贸易的发展方向。近年来，经济全球化严重受阻，“逆全球化、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排外主义”风潮迭起，特别是百年一遇的疫情全球大流行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互交织，使大变局加速演化。然而，以数字化驱动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仍保持高速增长，并重塑全球化格局。特别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推动了互联网信息技术与现代贸易的深度融合，促进了与国际贸易相关的全球采购体系、生产体系、支付体系和物流体系的数字化转型，催生了数字贸易的蓬勃发展。与传统贸易方式相比，数字贸易能够大幅提高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并且通过创新交易方式推动贸易业态与模式的不断创新。近年来，数字贸易快速发展成为引领和推动全球贸易发展的重要引擎，借助互联网、数字化技术手段提供跨境服务面临更大的发展机遇。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数据显示，2009-2018年，全球数字服务出口规模从17154.2亿美元增长到29314亿美元，增长幅度超过70%，年平均增长率约为6.13%，而同期服务贸易出口增速为5.53%，货物贸易出口为4.98%。2019年全球数字贸易规模进一步逆势增长3.75%，达到31925.9亿美元，占服务贸易比重上升至52%，占全部贸易比重上升至12.9%。目前，全球已有一半以上的服务贸易实现了数字化，超过15%的跨境货物贸易通过数字平台实现。数字技术创新正深刻改变世界贸易模式、贸易主体和贸易对象，对全球价值链、产业链、供应链和国际贸易格局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当下，疫情正加速全球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打破了物理阻隔和封锁带来的阻力，显示出巨大的优势和极强的韧性，激发出对数字服务的强烈需求。因此，大力发展数字贸易，不仅是世界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与战略支撑，也成为重塑全球经贸格局的关键性力量。与此同时，数字贸易也在加速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演变、分化与重组。特别是2020年以来，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无纸化、零接触的数字贸易和传统贸易数字化的发展步伐。一方面，数字贸易能够通过数据流动，加强各产业间科技创新要素的共享，引领各产业协同融合，带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并向全球价值链高端延伸；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带来颠覆性创新，催生了大量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整体大幅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地位。其主要表现在如下四方面：一是数字产品作为中间品贸易的比重越来越大，逐步嵌入全球价值链生产体系，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二是数字贸易推动更多服务和产品嵌入全球价值链，一些原来本地化特征明显的服务在数字技术的推动下全面高效地融入全球价值链；三是数字贸易推动更多中小微企业甚至消费者个体融入全球价值链，大幅降低各环节成本，推动传统大规模同质化批量生产向柔性化、定制化与个性化制造发展，催生出大量的个性化小规模订单；四是数字贸易推动全球价值链同时向区域化和全球化方向发展，价值链的区域化将主要体现在制造环节上，而全球化则将主要体现在服务环节上。我国须以发展数字贸易为抓手，加快产业链重构，打造全新产业链，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

数字贸易加速航运业全面转型是大势所趋

当前，新一轮的数字化浪潮正对全球航运业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以往的全球航运大都受制于数字技术的发展，但随着数字经济/数字贸易，以及新一代数字技术实现群体性突破，全球航运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迎来前所未有的机遇。全球航运市场数字转型报告显示，预计到2027年，全球航运市场数字转型将达到384亿美元左右。2019-2027年间，市场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1%。数字贸易将为全球航运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方面。首先，数字技术将加快促进航运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当前，物联网、智慧仓储等技术逐步与数字平台企业的研发生产、物流配送等环节相融合，并实现对跨境物流运输、仓储的可视化管理，提高平台交易撮合效率。区块链作为重要的关键技术可以成为重构多方协作信任体系、实现资产数字化的关键基础设施。可以通过区块链技术创造可信的价值流转平台，构建去中心化的多方协作信任体系，让数字化资产全链路流转，并利用数据技术、区块链、超级计算等新技术与航运物流业实现深度融合，助力催生智能航运供应链体系。其次，数据资源互联互通将有助于打通航运数字链协同。航运业须实现“业务链”向“数据链”的转型，形成产业链各个环节之间的“链式协同”。数据联通与开放共享是实现“链式协同”的关键。例如，搭建数据平台连接所有船东，利用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就可以了解船舶的适货性及优缺点，让货主可以更便捷地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优质船舶，这将有助于大幅提升企业物流招采环节的效率和质量。因此，通过破解数据标准不统一、数据质量不可靠、数据产权不明晰、数据条块分隔等痛点难点，使数据互联互通，有助于推动货流、资金流、信息流的无缝衔接和顺畅流转，从而实现航运、港口、金融等领域的跨链合作，降低全球贸易壁垒。第三，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大大提升数字贸易清关效率。特别是电子认证和电子签名、无纸化贸易、国内电子交易框架等条款的实施，将显著提升海关信息化智能化水平，有效缩短进出口整体通关时间。比如《亚洲及太平洋跨境无纸贸易便利化框架协定》的生效和实施，将有助于我国加强与周边国家间的信息化基础设施联通、提高相互间的通关效率、降低通关成本。同时，数字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升还有利于推动我国海关“单一窗口”的建设与应用，世界贸易组织已生效的《贸易便利化协定》明确要求各成员应努力建设或维持国际贸易的“单一窗口”。数字贸易便利化措施将加快海关数据、门户、认证、数据接口标准、数据管理规范等方面的统一，对提升我国整体跨境贸易便利化水平，以及提升航运港口的全球竞争力形成巨大助力。

数字贸易加快促进航运业新优势的政策建议

准确把握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滑5.3%；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同比下降15.4%。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措施，线上需求迅速增加，加速了数字贸易的发展，2020年全球数字贸易虽有下滑，但同比仅下滑1.9%，远远低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跌幅。可以说，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亮点，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数字贸易既是贸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也是各国争夺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焦点。目前，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重视。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高度关注数字贸易，自2008年起，法国、日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方面的战略规划，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力图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打造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国家层面看，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从省级层面看，兄弟省市正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北京于2020年印发《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率先推动跨境数据流动试点；上海在《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1年）》中提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广东在《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提出，将广东建设成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和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浙江已于2020年实施《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并在《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

深刻认识数字贸易带来的深远影响

数字贸易因其先天的特殊性，将会给基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分工投资贸易体系带来重大冲击，影响广泛且深远。数字贸易将改变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地理构成。根据世贸组织划分标准，国际贸易成本主要包括运输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贸易政策障碍等四大部分。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上述成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贸易参与国（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发生重大改变，进而影响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例如，3D打印技术可通过减少零部件交易量以及支持靠近客户的分散生产而大幅度降低运输物流成本。数字贸易将改变国际贸易主体的构成。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将有效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惠性增长。同时，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还能有效降低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准入门槛和开拓成本，使其更加专注于产品研发，有助于其快速增强全球竞争力。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贸易能迅速壮大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等国际贸易主体力量，稀释其他国际贸易主体的权重。数字贸易将冲击知识产权等国际经贸规则。数字贸易模糊了数字产品（服务）与传统知识产权的边界，容易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特别是以设计、软件等形式提供服务的数字贸易更易引起纠纷。数字贸易还会因为设计和生产相分离现象冲击原产地规则等现行的国际经贸规则。

科学谋划江苏数字贸易的发展路径

数字贸易是江苏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优势，推动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向未来，我们既要看到江苏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等客观现实，又要科学研判数字贸易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具有江苏特色的数字贸易发展路径。推进数字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数字产品国际供给能力。研究出台数字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挑选培育江苏本土化的数字化平台企业，以平台为载体、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为核心、全球客户需求为导向，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大力引进各种类型轻资产数字企业，推动江苏数字产业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大市场，借助国际市场力量，全面提升数字内容服务、社会媒介服务、搜索引擎服务等数字产品国际供给能力。支持制造企业使用大数据、5G和云计算等新技术进行产品流程再造，完成生产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和服务环节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赋能制造业，提升其数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构建良好的数字贸易发展环境，促进数字贸易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快，涉及领域广，业务繁杂且交叉现象普遍，正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已出现肆意收集数据、无视个人隐私、危及国家数据安全等不良现象，需要及时予以规范。要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贸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争取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数字平台责任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快研究出台数据安全评级、个人隐私保护、数据资源确权、非涉密数据开放、跨境数据流动等相关配套制度，为江苏数字贸易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为数字贸易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和兄弟省市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研究制定江苏数字贸易高端人才分类标准，并进行人才认定和补贴，提升江苏对数字贸易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创新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在苏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等多方资源，开展产学研合作和产教深度融合，共同制定数字贸易国际人才培养标准，联合开发理论课程和实践基地等教学资源，建立高效的数字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人才终身学习和人才教育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建立数字贸易人才在线学习平台和人才教育国际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数字贸易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深化数字贸易领域国际合作，提升江苏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话语权。与货物贸易相比，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远远落后于其发展现状，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呈碎片化态势，在数据已变成重要生产要素的当下，加强国际磋商协调、推进规则体系重构日益紧迫，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将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要积极加强与数字贸易强国的国际合作，鼓励产业界、学术界、民间机构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积极融入国际数字贸易，共同协商促进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体系完善，提升江苏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话语权。

[摘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通信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经济进入了数字时代。数字贸易也随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成为极具竞争力的新型贸易形式，其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将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以数字经济全球化作为研究背景，深入研究了中国数字贸易的发展现状，并从生产、消费、外贸及国内经济等角度分析了中国数字贸易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得知数字贸易是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因素之一，其将在中国对外经贸发展中发挥战略性作用。

[关键词]数字贸易；数字经济；经济效益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世界进入了数字经济时代，也使得全球生产力发展方式和全球生产方式发生变革。数字经济国际化最直观和最主要表现形式就是数字贸易，它是数字经济的最主要组成部分。数字贸易也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动力因素之一，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前景具有深远意义。

一、数字贸易的概念及特征

数字贸易是随着数字经济发展而出现的新型贸易形式，其对于全球经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目前为止，还未有具有公信力的国际组织明确地对数字贸易的概念及内涵进行定义。因此大部分国家采用GATT(关税与贸易总协定)和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来规范数字贸易市场秩序(数字贸易产品归类于商品时适用GATT，数字贸易产品归类于服务时适用GATS)。2013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首次提出数字贸易的定义，即数字贸易是一种通过互联网传输产品和服务的国内商务和国际贸易活动。具体又分为以下四类，一是数字化内容，如电子书籍、网络游戏、音乐视频等；二是社会媒介，如社交网站、购物网站等；三是搜索引擎；四是其他数字化产品和服务，如软件服务、通过云计算提供的数据服务。中国目前对数字贸易的概念还尚未进行过官方定义，但在2016年举办的G20峰会中明确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即“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1]数字贸易虽然没有明确的权威定义，但是它是一种依托互联网产生的，通过数字交换进行的贸易方式。与传统的国际贸易方式相比，数字贸易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征：一是贸易方式数字化。电子信息的高速发展减少了贸易中间环节，使数字贸易成本低于传统贸易，极大地提高了贸易效率；二是贸易产品数字化。数字贸易交易的产品多为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数字产品和服务，具有高新科技、高创新、高专利化的特点。

二、中国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摘要]为研究外向型专业市场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发挥的作用，分析了义乌小商品市场在内外贸融合发展方面具有的基础和优势，提出以“十大行动”为抓手，以数字化改革为手段，从探索新机制、培育新品牌、搭建新平台、壮大新主体、发展新业态五个维度推进内外贸融合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双循环；专业市场；数字化；改革加快

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国家着眼于长远发展和长治久安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更是专业市场新一轮发展的宝贵机遇。当前，国内学者主要从双循环的时代背景、内涵和面临困局进行分析[1-3]，指出中国发展双循环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扩大内需上。改革开放以来，出口导向型战略使得义乌小商品市场过多依赖于外国市场，如DefeveraandRiano[4]发现一半出口企业将70%以上的产值在国外市场销售。一旦外部需求萎靡，没有国内贸易支撑的纯出口企业将遭受严重冲击。部分学者从企业出口与内销的动态市场选择行为进行研究[5-6]。张昊[7]认为当地市场的产需匹配度、消费饱和度等会抑制企业的出口转内销，而批发环节的发展程度则会促进企业的出口转内销。高宇[8]从贸易成本角度解释了纯出口企业的存在原因。程玲[9]、叶宁华[10]指出提高企业生产率水平及改善外部融资将显著提高出口企业进入国内市场的概率。我国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完善的工业体系、数字化发展的新商业模式，都为专业市场的规模化、高质量、创新性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在双循环背景下，进一步抢抓机遇、发挥优势、积极作为，以专业市场为平台，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加快形成。

一、专业市场助力双循环建设的基础和优势

义乌商贸优势突出，义乌市场被联合国、世界银行与摩根士丹利等权威机构称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在助力双循环建设上，具有4个方面的突出优势：

(一)规模庞大、外联紧密的市场网络

内容摘要：数字经济能否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目前缺乏数字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定量检验，使得二者的关系难以进一步解释。针对这个问题，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分析了数字经济影响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在此基础上，使用GVC指数，借助OECD和WTO的2018版TiVA数据，从价值增值角度考察了主要国家的贸易地位，并从贸易地位角度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对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此得到结论：数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GVC地位指数的提升，提高了国家贸易地位，对于一国贸易高质量发展有着显著的正向作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贸易地位；贸易高质量发展；GVC；价值增值

在传统理论中，国际贸易指的仅仅是货物和服务贸易，而在全球生产与分工日益紧密的环境下，它逐渐转变为“任务贸易”（WTO，2011），全球投入与产出相联系的贸易模式往往比无联系的贸易模式带来更大的贸易利益（Antràs，de Gortari，2019）。对外开放以来，中国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制造大国的优势生产出低价优质的出口商品，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市场中取得了大量份额，中国的国际地位也得到了明显提升。在国际贸易中，数字资源逐渐成为主要竞争力，未来贸易的发展常态将会是由政府主导的数字化发展（王玉柱，2018）。不同于传统的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这种新的经济形态——数字经济悄然产生（裴长洪等，2018），它利用数字化的信息和现代信息网络的载体功能，大幅度提升了生产效率，对于经济结构的优化也有着关键推动力，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各国乃至世界经济社会发展和技术创新的主导动力（世界银行，2017）。可以预见，数字经济已经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力量（任保平，2020），一国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将会影响其贸易高质量发展。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出数字经济对于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数字技术通过减少企业在试图加入全球价值链时面临的许多障碍来鼓励其参与全球价值链。扩展高速互联网接入和扩展电子商务等数字技术还加强了更广泛的库存和物流管理，从而提高了全球价值链制造部门的参与度（Fort，2017）。但发展中国家也可能会因为数字技术可以缩短供应链长度的特性，而失去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机会（WTO&IDE-JETRO，2019）。数字经济是否会影响一国的贸易高质量发展呢？易宪容（2019）等学者基于现代经济学分析认为，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据是促进贸易升级的关键要素。任保平（2020）从产业角度分析，认为数字经济促进了新产业的发展和传统产业的融合，从而促进高质量发展。但目前缺乏数字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定量检验，使得二者的关系难以进一步解释。明确数字经济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关系，可以进一步拓展数字经济的研究领域以及贸易发展的多种可能，为提高我国的贸易地位、促进贸易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依据。

贸易高质量发展——基于贸易地位的评估

贸易地位是衡量一国贸易发展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随着国与国之间分工的细化，传统的贸易数据与计算方式已经不能有效反映出新时代下的贸易状况，而经合组织和世贸组织联合的附加值贸易数据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Koopman等（2010）通过对增加值贸易的研究，将出口贸易进行分解，由此构建了GVC参与指数（GVC Participation）和GVC地位指数（GVC Position），分别用来反映一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国际分工地位。计算公式如下：其中，下标i、r分别表示国家和产业；Eir表示以附加值角度核算的出口总量，IVir和FVir分别代表一国出口总量中的间接国内增值和国外增值部分。本文根据OECD-WTO附加值贸易数据库，选取以2016年出口总额排名前15位的国家，包括美国、中国、德国、日本、英国、法国、韩国、意大利、加拿大、印度、西班牙、墨西哥、瑞士、荷兰、爱尔兰，计算了各国2005-2016年的GVC指数值，就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深入程度与国际贸易地位进行分析。虽然2005年中国的GVC地位指数较低，但随后几年有了很大程度提升。2005年GVC地位指数为0.113，在十五个国家中排名第六，处于中等水平；GVC地位指数在2009年有了大幅度的上升，达到了0.204，中国的排名提升到了第二名；在2012年指数值为0.194，虽然略有下降，但排名上升到了第一名；GVC地位指数在2016年达到了最高，为0.271，保持了2012年以来的第一排名。可见，2005年以来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越来越高，2012年以后始终处于领先地位。充足的资源、丰富廉价的劳动力、高效的物流水平，以及日益加强的数字化技术，使中国在中间产品贸易中占据着较大优势，中间产品到最终产品的转变经历的过程也高于其他国家。2012年后，GVC地位指数排名前三的分别是中国、日本和美国。日本在2005年GVC地位指数为0.214，在十五个国家中位列第一，而2012年日本GVC地位指数为0.174，有所下降，排名也下降到第二名；美国的GVC地位指数由2005年的0.185降低到了2012年的0.168，由于中国的后来居上，美国的名次下降到了第三。2016年虽然美国的GVC指数有所上升，达到了0.195，但仍处于第三。结合各国的GVC指数，可以发现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和地位都很高。相反的是，虽然日本和美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相对较低，但地位较高。GVC地位指数较低的是韩国、墨西哥、瑞士和爱尔兰，他们的GVC地位指数均呈负值，从这里可以看出，这些国家的出口贸易中对国外附加值的依赖程度较高。

数字经济对于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摘要：优化和升级蔬菜出口商品结构能显著提高山东省蔬菜产业对外贸易水平，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蔬菜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重要途径。文章基于2010-2020年相关数据，运用相对熵的TOPSIS法对山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结果表明：2010-2020年山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总体呈上升趋势；进一步建立VAR模型，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就数字贸易对山东省蔬菜出口结构升级的长期影响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对山东蔬菜出口结构升级具有长期显著的影响。因此，要从多方面推动数字贸易高速发展，加强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提升山东蔬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0引言

山东作为全国蔬菜出口第一大省，但近年来蔬菜出口贸易发展缓慢，研究能否通过发展数字贸易来升级传统的蔬菜出口商品结构，不仅能为山东数字经济发展提供新的途径，而且能够借助数字贸易发展优势增强山东蔬菜产品的出口竞争力，对调整和优化蔬菜出口商品结构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作为全球数字贸易大国，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智慧物流等数字技术迎来快速发展，数字贸易已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作为新的贸易方式，其产生与发展给各行业带来极大影响。以下主要从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测度和数字贸易与蔬菜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关联度两个方面对已有研究进行综述。关于数字贸易发展的研究，梳理现有研究文献，发现国内外对数字贸易的内涵、测度以及如何实现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方面研究居多。蓝庆新、窦凯（2019）[1]在美版“数字贸易”定义基础上将数字贸易内涵可定义为：依托信息网络和数字技术，实现传统实体货物、数字化产品与服务、数字化知识和信息的高效交换的商业活动。李俊等（2020）[2]对数字贸易概念的理解是：数字贸易以数字平台为重要载体，高度依赖数据跨境流动，是以数字订购和数字交付为主要实现方式的数字货物贸易、数字服务贸易和跨境数据要素贸易的总和。以上两位学者赋予数字贸易广义内涵，而盛斌、高疆（2020）[3]对数字贸易的狭义理解是：在简单的货物和服务交易活动的基础上，进一步强调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型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的融合发展，是跨境电子商务的业务内涵的拓展。关于数字贸易与蔬菜出口商品结构升级关联度研究，多数学者支持数字贸易能显著促进出口商品结构、出口方式结构、出口市场结构、出口主体结构升级。姚战琪（2021）[4]认为提升出口技术复杂度能有效提升中国创新能力，而发展数字贸易是促进中国出口技术复杂度提升的重要途径。郭伟锋、贺静（2019）[5]分析了数字贸易对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影响，提出了数字贸易的发展将普遍降低农产品出口贸易成本、时间、准入门槛等。文章在数字贸易背景下，对山东省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评估、研究，并从理论和实证层面研究数字贸易与蔬菜出口商品结构升级的内在关联，为数字化贸易对蔬菜产品出口影响的研究提供支持，这对山东省蔬菜出口贸易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山东省蔬菜出口贸易现状

近些年来，随着我国蔬菜产业的迅速发展，国内蔬菜市场已经趋于饱和，蔬菜出口贸易数量与额度持续上升，蔬菜产业转为外向型发展。自2004年以来，山东省蔬菜出口量和出口额连续16年位居全国首位，在我国蔬菜贸易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几年山东蔬菜产品出口量持续递增，但蔬菜出口额增长率波动较大，2018年、2019和2020年分别为-17.8%、15.2%及4.9%，主要原因是中美贸易争端激烈、进口国家贸易壁垒加严、蔬菜市场自身的变革等，导致蔬菜产业外贸市场价格极其不稳定。

2山东省数字贸易发展现状

[摘要]《国家信息化发展战略纲要》《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数字山东发展规划（2018—2022年）》《烟台市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实施规划》以及乡村振兴、创新驱动等重大战略关于信息化部署要求，推动烟台率先突破、走在全省前列，巩固提升核心引领地位，打造数字山东建设示范区，特制订本规划。基于此，本文围绕山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产业的基础条件、发展数字经济的总体要求展开了研究，并据此提出了发展数字经济的可行性策略，以期有所贡献。

[关键词]数字经济；自由贸易试验区；产业融合；策略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展数字化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我国也捉住了时代以及科技赋予的契机，将推动数字经济，作为了经济发展的主要方向。作为数字经济发展较快的省份，山东省部分城市已经实现了信息技术的全面覆盖，数字经济也在工业产业中占据着越来越重的份额。烟台市的数字经济的发展现状和速度虽然十分乐观，但是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一些不足。为此，烟台市还需要地数字经济进行深入研究，并探求新的途径实现产业融合，以加快数字经济发展的步伐。

1.山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产业的基础条件

烟台市信息化发展的步伐较快，曾先后获得过“宽带中国试点城市”“首批智慧旅游试点城市”等荣称。截止到2018年底，无线网络基本已经覆盖了整个烟台市。当前，信息产业在烟台市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重，2018年，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经占据了工业产值比重的46.8%。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推动了产业数字化的转型速度。烟台市大力推进互联网与同业的融合，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其中有24家企业成为国家级试点，有34家企业成为省级试点。数字化对于烟台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政府部门将互联网应用到了办公系统，并推出了app软件，为老百姓提供了不出门就可以查信息、办业务的惠民服务；教育体系不仅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了城乡教育资源的贡献，还着力引入了电子白板、触摸式一体机等设备，实现了教育的数字化；社会治理手段也因为信息化的引入，变得更加丰富多彩。烟台市构建起了智慧警务系统，实现了监控探讨的全面覆盖。

2.山东省自由贸易试验区烟台片区产业发展数字经济面临的形势

中国数字经济呈快速攀升态势，其规模在全球仅次于美国。政治经济学研究要有时代性，不仅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而且要涵盖技术经济的时代性。经济发展进入数字经济时代，必然会产生具有颠覆性的经济理论问题，研究数字经济背景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影响

（一）数字经济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影响

数字经济优化市场机制的资源配置效率，具体表现有四。一是，数字技术通过优化供需匹配度，协调微观经济主体的行为，从而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消费者和企业等经济主体的行为在不确定性前提下，局部资源配置低效与全局性资源配置潜在高效之间始终存在矛盾，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借助技术创新来不断优化整体层面的资源配置效率。二是，借助数字技术手段，在交换环节能够显著缩短流通时间、扩大流通范围、加速资本循环和积累。三是，数字平台的统一调配使共享经济成为可能，共享出行、共享物品、共享空间等共享经济的产物，能够显著提升闲置资源的利用效率。四是，借助大数据模型和算法经济能够精准预测市场需求的动态趋势和变动规律，提升即时交易的履约效率。

（二）数字经济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数字经济带来生产方式变革的同时，从数字化趋势和普惠性方面促使收入分配格局进行调整。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关键性生产要素，占有数字化生产要素越多，在财富创造和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越高。数字行业的专业门槛高、规模经济等特点，使数字经济为数字创新者带来了财富，但同时，智能化生产替代社会经济对劳动力的需求，且区域、城乡和行业间存在的数字鸿沟会导致收入分配的恶化。数字经济通过劳动技能和技术的匹配关系影响就业作用于分配结构，简单劳动力逐渐被智能化和自动化机器替代。在短期，被替代劳动力无法调整技能，获取新工作岗位的难度较大；但在长期，数字经济却会创造新任务而间接增加对科学家、工程师以及熟练技工等高端人力资本的需求，其报酬远高于简单劳动力的工资。此外，数字连通、数据共享、产业数字化和收入分配均等化使得数字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了共建共享，充分体现收入分配的普惠性原则。数据参与分配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尤其是在数据权属界定、数据资源的开发利用与安全保护、数据的科学分类与交易流通机制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