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监管范文10篇

摘要：为保障绿色发展战略的有效实施，党的报告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绿色金融”。然而，当前环保和金融领域出现的“洗绿”现象及其危害正发挥着阻滞作用，严重影响了我国绿色金融的快速健康发展。强化监管是防治“洗绿”隐患的关键举措。纵观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的立法发展史，萌芽期、起步期、缓行期、健进期的四个不同阶段，都有不同程度的建构监管制度，从整体上搭建起了基本框架。但现有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相较于迅速发展的监管需求和错综复杂的市场结构而言，都显得有些缺乏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基于此，我国有必要着力建构科学而合理的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以有效防治“洗绿”风险。

关键词：洗绿；绿色金融监管；信息披露；绿色认证；环境法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绿色金融在全球范围的发展与推广，是当代金融领域实现的重要创新之一。在绿色发展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共识的背景下，绿色金融通过资源的合理配置，有效预防与应对环境问题，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1〕为服务“绿色发展”战略，我国作出了发展绿色金融的顶层设计。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的《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下称《生态方案》），首次提出“建立绿色金融体系”。次年，中国人民银行等七部委又联合了《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明确了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主要目的，即动员与激励更多社会资本投向绿色产业，以有效抑制污染性投资。在国家政策的引导下，地方政府纷纷行动起来，陆续出台支持性政策并积极开展实践探索。绿色金融在中国的发展可谓突飞猛进，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外国学者如此评价：基于“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发展模式的优越性，在一些成熟市场国家绿色金融发展逐渐陷入困境之时，中国渐渐开始主导全球绿色金融市场。〔2〕据中国银行保险监督委员会（下称银保监会）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7月末，我国绿色信贷余额已超9万亿元，绿色债券余额已超5000亿元，成为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然而，这一喜人数据却遭到了质疑，我国绿色金融基本处于“口惠而实不至”的状况〔3〕、正面临着“叫好不叫座”的尴尬局面〔4〕等。学术界在肯定这一现实困境的同时提出绿色金融监管缺位是重要诱因之一。比如，赵以邗指出，绿色金融市场存在监管不到位、隔靴搔痒、处罚力度弱等情况〔5〕；饶淑玲等分析道，绿色金融以金融机构自我认定为主，缺乏第三方认证等外部监督，使金融机构面临着实施“洗绿”行为〔6〕的潜在风险〔7〕；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的评估认为，在我国绿色金融发展初期，由于有效监管不足和监管协调不到位，容易出现滥用政策红利而衍生“洗绿”风险。〔8〕客观而言，监管缺位已构成影响绿色金融快速发展的重要障碍。具有资本逐利性的金融机构和融资企业，在缺乏必要外部制度的约束下，基于违规的低成本而往往选择将资金用于投资回报率更高的非绿色行业。为此，强化监管已成为当下保障绿色金融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任务。

二、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的立法发展与制度设计

随着绿色金融在我国的持续推进，监管网络正逐渐织密并已现雏形，这从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的立法发展中可以得到印证。经中国人民银行发起与倡导，众多部委陆续参与进来，支持和保障绿色金融发展的各方面规章制度，刻画了绿色金融监管立法发展的清晰脉络，展现了绿色金融监管制度循序渐进的发展规律和初步框架。（一）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立法的阶段性分析。第一阶段，1995年至2006年的萌芽期。严格地说，我国绿色金融监管立法始于1995年。当年，中国人民银行颁布了《关于贯彻信贷政策与加强环境保护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各级金融部门在信贷中把支持国家经济发展同资源保护、改善生态相结合。2001年起，保障绿色金融发展的监管机构得到进一步扩展，证监会、发改委、原银监会陆续参与进来。2001—2003年间，原国家环保总局与证监会了《上市公司环境审计公告》等系列文件，将绿色金融监管的着力点放到了融资企业，对上市公司发行证券募集资金作出了前置性约束。2004年央行联合国家发改委、原银监会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为银行在开展信贷业务中防控环境风险提供了具体指导。2006年央行联合原国家环保总局的《关于共享企业环保信息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先从企业环境违法信息起步，逐步将企业的环保信息纳入央行的企业征信系统，要求银行审查企业的环保信息作为银行发放贷款的依据。在萌芽阶段，央行、环保部门、发改委、证监会、原银监会作为绿色金融发展的推进与监管机构，就已经开启了通力协作的尝试。重点设计的监管机制包括监管部门对企业环境信息的共享机制、融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机制、违规责任追究机制等。第二阶段，2007年至2011年的起步期。央行联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原银监会于2007年7月了《关于落实环境保护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该文件旨在落实国家环保政策法规，推进节能减排，防范信贷风险，强调金融监管部门、金融机构要与各级环保部门通力合作，建立畅通有效的信息沟通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同时还设定了追责性规定。该年1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与原保监会联合的《关于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的指导意见》，正式确立了建立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2008年2月，原国家环保总局联合证监会等部门了《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环境保护监督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旨在督促上市公司公开环境信息。可贵的是，在此发展阶段出现了法律层面的绿色金融规范条款，集中体现在2007年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第65条、2008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第45条。相对于上一阶段，此阶段出现了国务院的统筹推进和较高层级的立法，新增了原保监会这一监管主体，绿色金融工具也在已有绿色信贷和绿色证券的基础上新增了绿色保险，在运行机制上更加注重监管主体之间的互动与协作，进一步强调违规的不利后果。第三阶段，2012年至2015年的缓行期。此阶段以绿色信贷行业为突破口和试验区，我国开始了全面探索绿色金融监管的经验之路。银监会于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是对银行业专门设立的绿色金融发展规范，是在绿色金融监管专门立法上走出的重要一步，是我国指导和监管绿色信贷发展经验的系统呈现。该指引明确规定了原银监会的监督管理权，依法负责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绿色信贷业务及其环境和社会风险管理实施监督管理。在全面探索绿色信贷监管经验的同时，也制定了规范其他绿色金融工具的监管规则。2013年，环保部和原保监会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环境污染强制责任保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设定环境污染强制责任投保范围、条件与程序的同时，明确了环保部和原保监会的监管职责。2015年，央行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为绿色债券审批与注册、第三方绿色债券评估、绿色债券评级和信息披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同年，绿色金融进入中央文件。《生态方案》首次明确提出要“建立绿色金融体系”，并将其列入“十三五”发展规划，这标志着构建绿色金融体系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第四阶段，2016年至今的健进期。该阶段以央行等七部委于2016年联合的《指导意见》为开端，全面启动了我国绿色金融综合推进与监管的探索工作。《指导意见》明确提出：为防止绿色项目“洗绿”问题的出现，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要求完善与绿色金融相关的监管机制。如果说上一阶段主推绿色信贷的发展与监管，本阶段的重点则是绿色债券的推行与监管。2016年1月，国家发改委开始实施《绿色债券发行指引》，对绿色债券的适用范围和支持重点作出了限定，并规定了绿色债券发行的具体审核要求。同年3月，证监会了《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在设定绿色债券发行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的同时，规定严禁金融公司冒用以及滥用绿色环保名义进行绿色债券资金募集，确保绿色债券资金进入绿色产业。同月22日，银行间交易商协会的《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业务指引》，除了提出发行程序和信息披露等方面的要求外，着重强调对债务融资工具绿色程度的第三方认证和跟踪评估。2018年，央行了《关于加强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监督管理有关事宜的通知》《绿色金融债券存续期信息披露规范》以及信息披露报告模板，指出要重点核查发行人募集资金投向绿色项目的真实性、筛选和决策程序的合规性、募集资金管理的规范性、环境效益目标的实现情况。两份文件表明央行开始关注并加强绿色债券存续过程性监管。（二）绿色金融监管的制度设计。我国绿色金融工具从最开始仅有的绿色信贷，逐步发展出绿色证券、绿色保险、绿色基金等。绿色融资工具的多元性，决定了我国绿色金融监管框架的复杂性，但可以整体上总结出以下特征。第一，政府主导、自律为辅的监管体制初步形成。我国绿色金融在央行的发动与倡导、各监管部门的陆续参与下，逐步建立起了分别负责、密切协作的工作机制。在央行的统领与协调下，银保监会主要负责监管绿色信贷与绿色保险，证监会主要负责监管绿色证券，原环保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等行政主管部门则在自己的职责范围内主要负责协助“一委一行两会”实施监管的工作。监管机构之间的协作通常采用联席会议制度，在各单位内部确定责任部门和联络员，通过定期召开协调会议的形式保持沟通。除了政府部门的监管外，绿色金融领域已出现金融机构、行业协会或学会的身影。无论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还是绿色基金，起步发展之时主要是以市场主体自律为主，但随着各类市场的规模化发展，行业协会或学会开始发挥行业自律的作用。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和银行业协会成立的绿色信贷业务专业委员会，对绿色信贷实施行业自律监督；证券业协会成立的绿色证券专业委员会，对绿色证券实施行业自律监督；中国证券投资协会则在绿色基金的发展与监督中正发挥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基于绿色金融统计与信息披露的局限性，社会监督还未真正起步。第二，绿色金融发展伊始就非常重视信息披露和共享机制的建立。及时充分的环境信息是绿色金融发展的基础性条件，有助于金融机构准确评估项目的环境风险；而绿色金融信息是反映绿色金融发展的实质状况，倒逼金融机构大力提升其环境风险防范能力，也有助于监管机构、社会组织和个人实施外部监督。1995年，中国人民银行就与原国家环保总局协商筹建环境信息共享机制，几经努力发展至今，环保部门的企业环境信息已纳入人民银行的征信系统，为金融机构评估融资项目的绿色化程度提供了极大便利。2012年的《绿色信贷指引》明确提出设立绿色信贷统计制度；2017年的《关于支持绿色债券发展的指导意见》则明确设定了发行人关于绿色债券信息披露的义务，以此方便相关主体监控绿色金融的实施情况。第三，已认识到第三方评估认证工作的重要性。绿色金融评估认证是金融机构辨识绿色项目和实施贷（借）后监督的重要基础，也是进一步撬动社会资本的核心条件。为此，《绿色信贷指引》首次提出，建立健全绿色信贷标识制度，必要时可以借助合格、独立的第三方对环境和社会风险进行评审。在绿色债券领域，证监会也明令绿色公司债券申报前及存续期内，鼓励发行人提交由独立评估认证机构就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属于绿色产业项目所出具的评估意见或认证报告。为确保第三方机构实施客观、公正的评估认证，央行联合证监会于2017年10月了《绿色债券评估认证行为指引（暂行）》，对评估认证机构、业务承接、评估认证内容、评估认证意见表述等事项作出了系统规定，初步建立起了评估认证机构的行为规范。第四，提出了金融机构承担环境法律责任的要求。我国金融机构的环境法律责任制度最早见诸2004年的相关规定中。央行联合国家发改委、原银监会的《关于进一步加强产业政策和信贷政策协调配合控制信贷风险有关问题的通知》首次规定：“对违反本通知要求或政策执行不力，违规审批项目和提供授信支持，造成严重损失的，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追究有关当事人和负责人的责任。”2007年，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原国家环保总局和原银监会的《关于落实环保政策法规防范信贷风险的意见》，明确规定“加强监督检查，追究违规者的责任”，“对商业银行违规向环境违法项目贷款的行为，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对造成严重损失的，追究相关机构和责任人责任”。两项规定都明令禁止金融机构违反绿色金融监管规范要求而为重污染性项目提供信贷支持。一旦违规并造成严重损失的，需依法追究法律责任。两项规定的差别在于前者仅规定了金融机构内部工作人员的责任，而后者则增设了金融机构的单位责任。遗憾的是，金融机构环境法律责任的制度发展止步于此，后期很长一段时间内的立法都未有实质性突破。为此，《指导意见》提出了“研究明确贷款人环境法律责任”的重要任务。

《金融监管研究》是由中国银监会创办和主管的专业学术期刊，主要刊发金融监管相关的学术研究和政策研究成果，旨在传播金融监管思想，提升金融监管理论研究与政策研究水平，扩大我国在国际金融监管政策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服务金融监管理论创新与工作实践。

目前，《金融监管研究》发行量约为1.5万本，被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评为重要转载来源期刊，在中国知网公布的《中国学术期刊影响因子》金融类期刊中综合影响因子排名第三，在学术界、政策层和金融业形成了较强的影响力。

围绕当前国内外金融风险、金融监管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中的重点、热点、难点问题，《金融监管研究》2017年将主要刊发以下方面的文章：

1.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

2.实体经济去杠杆率与金融风险防控3.资产价格泡沫和房地产金融风险防控

4.金融周期与金融风险防控5.系统性金融风险防控与宏观审慎监管

本文作者：李鹤工作单位：东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碳金融监管的内容及障碍分析

所谓金融监管，是指货币管理当局对金融业的限制、管理和监督。金融监管是指能够通过监管使建立金融制度的目的充分实现。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不是一种有效监管，而只是一种存在诸多缺陷的权力监管。碳金融监管是指政府在低碳经济视域下通过特定的机构（如中央银行）对金融交易行为主体进行的某种限制或规定。金融监管本质上是一种具有特定内涵和特征的政府规制行为。综观世界各国，凡是实行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无不客观地存在着政府对金融体系的管制。金融机构的风险对于社会稳定的影响要比其他产业部门高得多。金融监管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通过金融监管可以减少金融系统的风险，保持金融机构的稳定，提高金融运行效率；另一方面，如果监管不当，或者监管过度，将加大监管成本，降低金融市场效率，阻碍金融业的发展。所以，金融监管是维护金融制度有效的必要条件，而且金融监管本身必须是有效的。有效金融监管是有效金融制度的组成部分，而且是有效金融制度的必要条件。中国传统的金融机构性监管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发展要求。金融创新的浪潮集中出现了许多逃避管制、防范风险、追求收益的金融产品创新和金融机构创新，这些创新涉及保险、证券和银行业对传统的金融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金融监管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一是金融监管制度不健全。中国碳金融的制度环境不健全，碳会计制度缺乏，政府、企业和个人无法测算碳资源，如果金融行业协会能够将市场主体的经济信息传导至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又汇总到各自的行业协会，再将碳金融市场信息传送到中央金融决策机构，中央就能根据碳金融市场决定碳金融政策，而后通过金融行业协会进行分解和落实。二是权力监管，监管成本偏高。中国的金融监管只是一种权力监管，而不是权威监管。在权威监管制度之下，金融机构按照金融监管当局的要求去做，就能够降低风险而增加收益，反之，违反金融监管当局的规定，就会增加风险，但却不一定能得到更好的回报。中央银行监管力度不够，这样造成银行无序竞争仍很突出，一方面会提高银行的经营成本，另一方面也影响了金融秩序和金融环境，加大了金融风险。金融监管在带来收益的同时，将导致巨额成本。三是缺乏有效的稽查制度，内部审计组织缺乏独立性和权威性。金融业自律机制方面，现有的自律性组织还难以与政府监管机构彻底脱钩，带有一定行政色彩，缺乏独立性，行业协会规则约束力较差，权威性欠缺，措施流于形式。四是现有金融监管机构人员素质和监管手段跟不上全面监管的需要。中国金融监管主要以现场监管为主，哪里出现了问题就到哪里监管，实质是事后监管，缺乏主动性和超前意识。面对国际金融市场上金融创新的日益变化，银行监管人员所惯用的行政手段已不再适宜，急需提高对金融创新的监管能力。

实现有效碳金融监管的策略

国际金融界亏损倒闭事件频频发生，究其原因，主要是金融机构内部控制不严所致。在金融风险日益突显的今天，碳金融监管体系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构建一个健全有效的碳金融监管体系，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要任务之一。1.建立有效的碳金融监管制度，实施绿色金融。建立有效金融制度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之一。一是建立和完善金融企业的信息公开披露制度。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兼有成本低和保障债权人利益的作用，可以对金融企业的经营产生强有力的外部监督作用，促使金融企业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对流动性、安全性给予充分的重视。二是进一步完善金融法律体系。建立科学完备的金融法律体系，是建立有效金融监管的必要前提和基础。努力完善保护环境的法律法规，加大碳权市场和碳会计执行范围，清除阻碍企业使用碳会计的短期利益的驱动机制。实施绿色金融是金融业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绿色金融指金融部门把环境保护作为一项基本政策，在投融资决策中要考虑潜在的环境影响，把与环境条件相关的潜在的回报、风险和成本都要融合进银行的日常业务中，在金融经营活动中注重对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环境污染的治理，通过对社会经济资源的引导，促进社会的可持续发展。2.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降低监管成本。要使中国金融监管成为一种有效监管，必须将目前的权力监管转化为权威监管，即监管当局的监管基础要建立在其监管措施具有技术合理性、符合技术指标的内在规定性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行政权力之上。实施有效监管要努力降低监管成本。一是建立退出机制。构建监管体系的关键是退出机制。通过退出机制约束金融管理者和投资者，提高金融机构自身竞争能力，从而更好地保护好利益相关者的主体利益。二是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加强信用体系建设是促进监管体系建设的基本前提之一。三是建立权威监管和碳稽核。建立碳稽核是有效金融监管的重要手段。碳金融监管需要加大碳排放稽核力度。碳稽核是调节生产与环保、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之间矛盾的。碳稽核是碳会计的再监督，加强碳稽核，有助于碳会计不断完善。碳会计提供的碳排放信息的合理性、合法性、全面性、真实性，由碳稽核进行监督，并明确其环境经济责任，即保证碳信息的有效披露。加强碳稽核内部监督的同时，还必须接受社会监督，使企业的生产经营符合人类发展的需要。3.构建完善的碳金融监管体系和监管手段。有效金融监管不仅需要配套的碳金融监管体系，而且更加需要有效的监管手段。“三位一体”即“国家监管部门—社会团体—市场主体”，三维结构是碳金融监管的核心体系。在碳金融调控之时，央行、银监会、财政部等与市场主体博弈过程中，政府部门并非能发挥高效的决策与实施对碳金融业务的市场调控作用。金融行业协会更能够贴近低碳经济的市场行为，更能沟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弥补政府在低碳经济金融管理过程中的外在性缺陷。实施有效的金融监管手段是解决金融监管障碍主要途径。一是在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的同时，发挥行业互律组织的监管作用。二是碳金融监管需要尽快建立会计部门、业务部门与环境管理部门之间的MFCA信息系统。通过环境管理部门可以直接得到有关环境污染方面的数据；尽快将环境相关的成本从经营费用中分离。三是建立相应的监管信息系统，加快监管当局之间的监管信息网络建设，以实现金融监管信息共享，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实施动态、实时、持续全过程的碳金融监管模式。这既是各国银行业监管的发展趋势，又是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的重要途径。

摘要：基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农业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金融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对“双循环”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从金融资金循环的角度出发，通过编制2007年至2020年的矩阵式资金流量表来分析论证中国当前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对“双循环”存在一定不适配度。为畅通“双循环”，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进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应主要着眼于改革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三方面，以加速中国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双循环”；农业金融服务体系；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共同富裕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一）“内循环”发挥主体作用

目前，中国已具备畅通“内循环”的基础。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较强的供给能力；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多人口及蕴藏其中的巨大消费潜力。因此，中国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扩大内需为基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内循环”的主体作用。

（二）“外循环”发挥联动作用

摘要：基于国内外的复杂形势，中国提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部署，这对中国农业金融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背景下，金融体系的完善，尤其是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对“双循环”的构建起到至关重要的支撑作用。从金融资金循环的角度出发，通过编制2007年至2020年的矩阵式资金流量表来分析论证中国当前农业金融服务体系对“双循环”存在一定不适配度。为畅通“双循环”，助力乡村振兴，促进经济高质量绿色发展，进而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应主要着眼于改革金融机构体系、健全金融市场体系、完善金融监管体系三方面，以加速中国农业金融服务体系的转型升级。

关键词：“双循环”；农业金融服务体系；乡村振兴；绿色发展；共同富裕

一、“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内涵

（一）“内循环”发挥主体作用

目前，中国已具备畅通“内循环”的基础。从供给方面来看，中国拥有完备的工业体系，具有较强的供给能力；从需求方面来看，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拥有14亿多人口及蕴藏其中的巨大消费潜力。因此，中国若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以扩大内需为基础，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的动态平衡，充分发挥“内循环”的主体作用。

（二）“外循环”发挥联动作用

后危机时代的特征

各国都在探寻新的金融监管模式全球危机以来，各国都意识到现有金融监管体制的不足，总的趋势是向统一监管发展，同时加强宏观金融稳定防止系统风险和强化微观金融监管降低机构破产风险。同时强化对全球资本流动和大型跨境金融机构的监管，加强全球金融监管的协调和沟通，逐渐建立全球的金融监管平台。[2]（2）全球金融市场发生结构性变化[3]美国、欧洲的金融机构在金融危机中遭到重创。就从银行业来看，在全球1000家最大的银行的总利润中，美国的银行的税前利润从2007年的1887亿美元下滑到‐911亿美元，欧洲的银行的税前利润从2007年3742亿美元下滑到‐161亿美元，只有亚洲的银行业仍然保持了1461亿美元税前利润成绩。由此看来，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的地位受到严重的冲击，全球都在重新定义金融市场结构，更关注亚洲。（3）碳金融、低碳经济搬上了国际舞台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下，全球经济进入衰退，在解救全球危机的同时各国都在寻找下个引领全球经济走出困境的领头行业。从现有的情况看，世界加大绿色投资、倡导绿色消费、促进绿色增长、低碳经济发展方兴未艾，发展低碳经济成为各国抢占未来经济制高点的战略。低碳经济的快速发展将对全球产业及金融产生深远影响，进而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及发展的新模式，并形成相应的新的游戏规则。（4）“战略伙伴关系”走向机制化，大国之间战略互动关系加强由于国际格局多极化深化发展，大国在国际格局中的位置进行重新调整，大国关系呈现多面性与复杂性。既是“竞争对手”又是“合作伙伴”已为大国关系的常态。近年来，大国之间在增加政治互信基础上，使“战略伙伴关系”逐步走向机制化。从新的视角共同应对我们人类今天面临的共同的挑战，包括改革国际金融秩序，研究经济可持续发展。消除贫困、节约资源等等。

中国金融的新战略

就后危机时代而言，中国金融业发展提供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而面对国际金融格局的变化，从2008年底开始，我国政府在金融方面展开了一系列密集行动，主要包括人民币国际化、区域货币金融合作与国际货币体系重建三个层面。第一，巴曙松（2007）指出，人民币国际化需要经历自由化、区域化与全球化三个发展阶段。货币自由化是指货币自由兑换以及利率与汇率的市场化。人民币区域化可以经历四条路径：通过边境贸易促进人民币区域化、加强区域货币合作、加强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利用中国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辐射作用。人民币全球化可以经过两条路径：发行以人民币计价的国际债券；二是加强人民币资产的对外直接投资。第二，区域货币合作或区域货币一体化是指一定区域内的国家和地区在货币金融领域实施协调与合作，特别是联合实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楼继伟（2004）指出要从四个原则出发：一是以贸易投资合作在先，货币金融合作随后，或两者并行。相互促进；二是要广泛考虑区内各经济体的经济与金融利益，保护各参与方改革与合作的积极性，愿意付出相当的转换成本；三是，由易到难，从建立区域资金自救机制，逐步走向比较高级的货币合作形式。[1]第三，周小川指出，但凡以国别货币充当世界货币，均不能解决“特里芬难题”。从短期来看，他建议扩大SDR的发行和使用范围，以降低全球经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具体对SDR的措施包括：扩大SDR的定值货币篮子，将以人民币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纳入该货币篮子；积极推动在国际贸易、大宗商品定价、投资等中使用SDR计价，同时考虑用SDR来计算一国外汇储备的市场价值；通过推出以SDR计价的金融资产来提高SDR作为一种储蓄货币的吸引力等等。当面对着世界金融格局重新构建的时候，中国因为特殊的地位和不断壮大的金融实力而更多地受到世界的关注。总而言之，后危机时国际形势跌宕多姿，变幻莫测。世界各种力量粉墨登场，加紧角逐，纵横捭阖，分化组合。各国忙于本国经济尽快企稳回升，并为后国际金融危机时代布局谋篇，力争在国际舞台上占据有利地位。全球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之中。而中国应以一种沉稳、积极的态度面对困难和挑战，及时制定新的金融新战略，并且要准确地适应于当前的金融环境，这就必将为中国金融今后的发展提供绝佳、甚至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文作者：程婷工作单位：安徽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摘要：2020年9月22日，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重要讲话，表示中国将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力争于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本文通过对目前国际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宏观经济金融政策工具进行梳理，为我国进一步完善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体系、实现碳中和目标提出了相关建议。

关键词：金融政策；财政政策

研究显示，应对气候变化和向低碳经济转型有多种政策工具可使用。除产业、能源、环保政策外，经济金融政策也能发挥积极作用，包括财政、金融和货币政策。其中，最有效和最主要的是财政政策，金融和货币政策工具能够起到积极补充作用。

一、财政政策工具

财政政策工具指直接影响政府预算，并由财政当局实施的政策工具，主要为碳定价政策（CarbonPricing）、支出和投资政策。

（一）碳定价政策

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既大量使用数据，也大量生产数据。在依法合规、保障安全的前提下，金融数据资源的融合利用与数据资源价值的充分挖掘，有利于增强宏观分析和金融监管决策支撑，推动金融数字化转型升级，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助力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金融数据利用取得初步成效

近年来，人民银行重庆营业管理部积极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利用金融数据服务普惠金融、服务宏观分析和金融监管，取得初步成效。数字央行建设成效显现。一是持续开展数字央行大数据平台建设，利用先进技术架构、建立统一数据标准、拓展数据覆盖范围、强化数据治理，实现主要业务应用数据的统一归集、统一存储、统一处理和统一展现，探索开展数据分析，初步形成大数据应用体系。二是搭建金融服务大数据平台，提供标准化数据交换接口，实现一点对接重庆市大数据局、市场监管局、民政局等政府部门，降低金融机构获取相关数据的门槛和成本，提升金融机构跨行业数据的应用能力。系统上线以来，已注册市、区（县）金融机构482家，为金融稳定重大事项报告、支付结算企业账号管理等提供了有效手段。助力普惠金融发展。一是整合银企供需数据建设“渝融通”民营小微企业首贷续贷中心，有效提升市场主体融资便利度和获得感。系统上线以来，已覆盖重庆各区县，累计放贷超15亿元。二是开发“长江绿融通”系统，实现金融、环保、财政、金科技、建设等绿色信息共享，精准识别、定期推送绿色项目，对接市、区两级绿色重点项目和小微企业融资1000多亿元。三是深化金融科技应用试点，推动重庆银行等23家金融机构综合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开展小微普惠金融智能化服务，有效缓解中小微企业和三农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辅助宏观分析决策。一是运用大数据、可视化等技术手段建立“清算云”数据中心，开展支付清算数据的治理、挖掘和分析，将属地明细数据转化为统计分析数据，实时动态呈现辖区资金流量和流向，为区域经济金融形势研判提供有价值的金融数据服务。二是打造智慧国库，建设国库大数据可视化平台，运用关联、聚类、穿透等数据分析方法，对国库海量数据进行快速分析处理，实现国库资金流动情况的动态监测，提升了国库资金运行数据利用率，有效提高财政收支预算分析效率。提升金融监管效能。一是建设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反洗钱智能检查系统，以脱敏后的反洗钱数据以及反洗钱现场检查数据为基础，构建可疑交易识别模型，在现场检查中实现高效、精准的可疑交易筛查和全量数据监管，大幅提升反洗钱现场检查效能。二是基于跨行业数据建设账户事中事后监督管理系统，实现从事前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系统依托重庆区块链政务服务平台，打破工商数据与银行信息之间的数据壁垒，提供企业注册开办、预约开户一站式服务，实现数据“一源多用，有源可循”，助力改善营商环境。三是基于国家外汇管理局应用服务平台（ASone）监管数据，引入大数据、聚类分析、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货物贸易异常线索智能筛选，彻底解决贸易项下违规线索的识别效率难题。同时，通过整合外汇管理内外部数据，创新外汇管理事后综合分析监测方式，强化实时监测，持续提升外汇管理监测分析水平和效率。

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前景广阔

深化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利用，支持普惠金融发展。目前，金融基础设施数据包含大量关键支付交易和金融市场交易等数据。这些数据由交易主体发起，实时动态呈现企业和个人交易主体的跨行、跨境资金流动以及票据等金融市场工具信用状况，与银行行内支付结算数据、企业工商注册数据、征信数据等多个来源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和相互匹配，可以完整地反映企业日常现金流量、经营状况以及企业经营业主和个人的消费状况，有利于增强数据的穿透性，厘清企业境内、境外上下游关系网络，避免依靠单一数据来源建模可能面临的欺诈风险，从而建立更加科学精准的信用评估模型。贷款投放前，这些数据可以帮助金融机构完善对小微企业客户经营稳定性、还款能力的评估，提高贷前审核的有效性和准确性，并弥补小微企业缺乏征信记录的“信用白户”问题，提高普惠小微首次贷款和信用贷款的可得性。贷款投放后，金融机构利用实时跨行支付交易、转账流向等数据，可以及时掌握客户信贷资金用途和还款意愿变化，有效缓解资金空转、资金流向不明、资金难以收回等贷后监控难题。金融基础设施数据资源通过适度开放，允许金融机构进行依法合规、科学合理的利用，有利于打破目前在互联网领域和金融领域存在的数据垄断和“数据烟囱”等问题，充分挖掘数据资源价值，降低数据获取和利用成本，缓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矛盾，打造更多“可交互、有温度”的智能普惠金融产品。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优化宏观分析决策。运用经济金融交易实时全量数据，可提高宏观经济金融分析的前瞻性和准确性。目前，人民银行正在建设符合大数据发展方向的国家金融基础数据库，建立覆盖所有金融机构、金融基础设施和金融活动的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借助金融基础设施系统的实时全量支付交易数据和金融市场交易数据，加上对工商、税务等政务大数据融合利用和深度挖掘，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可以为央行决策提供一个更加科学高效的宏观经济金融大数据监测预测平台，为货币政策调控和宏观审慎管理决策提供更有力的支撑。深化金融数据综合利用，强化金融风险防控。金融监管部门和金融机构通过掌握全量、实时的金融交易数据和工商、税务、海关等政务数据，有助于掌握微观主体完整的资金链条和关系网络，大幅度提高对各种异常交易和违法违规风险的快速精准识别和防控能力，有效提升反欺诈、反洗钱、反逃税、反恐怖、反腐败等工作水平。同时，基于跨行业数据可以加强对交叉金融产品在跨行业、跨市场、跨机构交易的风险监测，强化对重点领域、重点机构的风险预警，增强穿透性金融监管能力，防范金融风险交叉传染。技术发展为金融数据的安全利用提供了条件。个人隐私安全和商业秘密保护是数据治理的关键。目前，联邦学习、差分隐私和多方安全计算等主流隐私保护技术能够在不接触明细数据、不传输非加密数据的前提下进行数据的利用和共享。近年来，金融业积极利用新兴技术促进数据资源融合利用，极大地提升了金融服务的智能化、精准化水平。比如，招商银行信用卡中心与中国银联合作，在银联智慧平台基于脱敏后的银联跨行交易商户数据、本行数据构建套现评分模型，精准识别信用卡套现行为，增强支付风控能力。

进一步提升金融数据综合利用效果

摘要：随着我国整体经济的不断发展与进步，在这种大环境下，我国的金融市场正在持续有效地发展。但是，调查显示我国资源环境的发展不容乐观，由于众多资源极为紧缺，严重制约了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进程。因此，发展绿色金融已经成为我国金融行业的首要任务。但是在实际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当中，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导致我国绿色金融产业很难实现既定发展目标。本文就我国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做了简要的分析。

关键词：绿色金融；行业；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

一、我国绿色金融长效机制存在的问题

其一，政策保障机制不完善，由于我国绿色金融的发展时间较短，在这种情况下，导致政府部门所制定的扶持政策当中存在着诸多问题，例如绿色金融监管制度不完善，管理制度约束性不足，缺乏必要的财税扶持政策等等。其二，人才培训机制不完善，现阶段大多数绿色金融企业的人才培训机制极不完善，不仅无法明确培训目标以及培训内容，同时还无法制定出具有针对性的培训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导致人才培训工作过于混乱，进而无法实现既定培训目标。其三，市场运行机制不完善，金融机构的绿色产品创新能力较差，欠缺组织机构体系，在这种情况下，导致市场运行机制很难为绿色金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必须要的支持。

二、构建我国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长效机制的措施

（一）构建政策保障机制。政策保障机制是保证我国绿色金融行业能够持续有效地发展的重要机制，只有在完善且科学合理的政策保障机制下，绿色金融行业才能够有效地提升自身的市场竞争力进而实现既定发展目标。因此相关的政府部门在推进绿色金融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构建起完善的政策保障机制，为绿色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首先，政府部门必须完善绿色金融制度，通过借鉴国外先进的制度，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金融市场的实际发展情况，制定出具有针对性以及实效性的金融制度。与此同时，还要将，法律元素，业务标准元素，业务实施元素以及监管元素融入金融制度当中，以此来保证金融制度的全面性。除此之外，还必须要明确各个管理部门的职责与义务，使各项金融制度能够有效地落实到实际工作当中，进而营造出良好的绿色金融市场环境。其次，政府部门必须完善财税扶持体系。第一，对财政资金的投入机制进行不断的创新，保证每一笔财政资金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二，必须要对原有的政府普惠政策进行全面改革，适当的减免绿色金融企业的税费，将原有的补贴扶持资金转变为奖励资金，以此来提升绿色金融企业发展的积极性，进而促进我国绿色金融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最后，政府部门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监督考核制度。其一，必须要迅速地建立起与绿色金融相匹配的GDP核算体系，以此来提升绿色金融监管部门的权重。其二，相关的绿色金融企业在实际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定期地进行换金风险预估，结合相关的风险指标制定出下一阶段的发展计划。其三，必须要有效地建立起信息披露制度，并且要严格要求绿色金融企业依照相关标准进行信息披露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够保证绿色金融产业能够实现既定可持续发展目标。（二）构建市场运作机制。市场运作及时是保证绿色金融产业能够在金融市场当中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机制，市场运作机制的完善与否直接决定着绿色金融产业在市场当中是否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因此相关的绿色金融企业必须要与政府部门建立起坚实的合作关系，共同构建出完善的市场运作机制，进而保证绿色金融产业在我国金融市场当中能够实现既定发展目标。首先，相关的绿色金融机构以及政府部门必须通力合作建立起完善的组织机构体系。其一，尽可能购扩展延伸市场参与主体，激励各大银行机构开展绿色金融项目，与此同时相关的管理人员引导其他金融机构共同参与到绿色金融部门建设工作当中。其二，银行机构必须要实现绿色转化，地方政府部门要充分地发挥出引导作用，鼓励各大银行机构进行绿色化改革，并为其提供必需的初始改革资金，与此同时还要为进行绿色化改革的银行机构提供必需的政策扶持，适当的减免该种机构的税费。其三，必须要构建出完善的绿色金融中介服务部门，引导社会当中的各大金融中介机构实现色绿化转变，使其能够积极努力的参与到相关建设工作当中。其次，必须对绿色金融产品进行不断的创新。第一，进行绿色信贷革新工作，依照我国政府部门所制定的相关政策标准以及金融消费者的个性化信贷需求，制定出与之相匹配的绿色信贷业务。第二，重视绿色资本市场的发展，该种市场主要包含了以下三项重要内容：绿色股票；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相关的绿色金融企业在实际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进行多层次融资，大力发展绿色金融项目。最后，全面开展绿色保险项目，创建环境保护责任保险业务，同时还要制定出与之相匹配的绿色保险类型，例如，环保车险，环保建筑险等等。另外，相关的绿色金融企业在实际发展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重视碳金融项目的发展，构建出完善且较为全面的碳排放市场，并结合碳金融市场的特征制定出与之相对应的衍生产品，例如，碳期货，谈保险等等。（三）构建人才培训机制。绿色金融行业要想获得持续有效地发展就必须要有综合素质较高的人才作为支持，只有在专业型人才的支持下，我国的绿色金融企业才能够在市场当中获得持续有效地发展，并且实现既定发展目标。为此，相关的政府部门与金融机构必须进行有效协同合作，共同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人才培训机制。首先，相关的绿色金融企业必须要在内部建立起完善的绿色金融人才培训部门，相关的管理人员在建立人才培训部门的过程当中，必须结合绿色金融人才培训需求为其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以及设备支持，只有在充足的资金以及完善的设备支持下，绿色金融培训部门才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不断地提升绿色金融人才的综合素质。除此之外，相关的培训人员在实际进行培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结合绿色金融企业发展的需求以及绿色金融长效机制的标准明确培训目标以及培训内容，将培养出高素质高水平满足企业发展需求的专业型绿色金融人才作为主要培训目标，将绿色金融理念，绿色金融内容，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确定为主要培训内容。进而保证绿色金融培训部门的长效性。其次，在对相关的管理人员进行实际培训的过程当中，第一，必须要积极努力的引导企业内部的每一位培训人员能够积极努力的参与到相关的培训工作当中，同时还要制定出与之相对赢得奖惩机制，对于一些培训积极的个人要予以一定的精神以及物质奖励，同时还要将工作人员的培训情况纳入到人员考核体系当中，以此来激发工作人员参与培训的积极性。第二，在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具体培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实现制定出短期培训计划以及长期培训计划，在短期内培训计划当中，要将现阶段急需相关工作人员掌握的知识技能进行有效地培训，以此来保证工作人员能够准确地完成短期培训目标，在长期培训计划当中，必须要将所有与金融相关的知识涵盖在培训内容当中，以此来保证工作人员的综合素质能够得到有效地提升。第三，必须要对绿色金融企业的工作人员进行系统的职前培训以及定期的在职培训，在职前培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将绿色金融发展的重要性，绿色金融可持续发展的需求以及绿色金融行业的规章制度告知给每一位受训人员。在对相关工作人员进行在职培训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将一些新型的绿色管理理念，以及绿色管理模式告知给每一位受训人员，使其能够时刻秉持着先进的工作理念，运用先进的管理技术进行实际管理工作，进而保证绿色金融产业长效机制能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使绿色金融产业获得可持续发展。

【摘要】现代金融发展至今有了许多不同方向的衍生面，论文从金融发展的最新形态———互联网金融的监管出发，探讨中央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论文提出目前中央银行对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不足之处体现在监管的发展跟不上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法律体系不完善、互联网金融本质的虚拟性容易被不法分子利用出现违法违规事件。所以，我国未来互联网金融的发展方向也应当从这几个方面着手。

【关键词】监管创新；互联网金融；分业监管；中央银行；风险

1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现状

现代金融发展至今有了许多不同方向的衍生面，本文以金融发展的最新形态即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为研究对象，探讨中央银行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问题。综合考虑互联网金融背景下中央银行金融监管存在的不足之处和未来的发展方向。关于互联网金融（ITFIN）的定义有许多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是计算机信息技术应用在传统金融服务的一种金融新模式。传统金融机构利用互联网进行资金的流通、融动、投资或建立于现代互联网交流模式基础上的新型金融机构在理论上都属于互联网金融的范畴。目前，我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主要有“第三方支付平台”“线上众筹”“大数据金融”“信息化金融机构”这4个方面的应用。互联网金融的存在可以解决包括信息不对称等诸多问题，通过互联网的特性和现代技术的发展包括SNS（社会网络服务）、LBS（基于位置的网络服务）可以迅速传递高效信息给特定需求的人群，从而拓展金融服务的范围，让更多人享受到金融服务。这使得互联网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优点，也决定了中国互联网金融自2010年来百花齐放式的高速发展。但是，我国的互联网金融行业面临较大的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运营中资金融通在各方之间主要依靠的就是线上的平台，以第三方支付平台为主。从本质上来看，第三方支付平台集结大量的资金，而这些资金超过了这些平台能保障的最大限额。庞大的用户主体依靠着数量较少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由于这些平台受到的监管规范有限，部分处于法律监管外导致大量的用户资金不能受到完全的法律保障。这点使得互联网金融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此外，互联网金融依托的终端设备即进行线上金融服务时使用的设备也会存在很多不可控的风险因子。互联网金融完全依靠这些电子设备，人为操作时非常容易由于工作人员的失误导致误删、信息提供错误等引发一系列危机。同时，如果互联网电子平台本身就存在漏洞或出现故障会出现更大的危机。而用户使用时，也有可能因为没有完全遵守这些平台的使用法则导致自身财产权益受损，这些也是不可忽视的操作风险。另外，由于互联网金融平台会沉淀大量资金，这必然会使用户遭受不必要的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互联网金融平台多数都会将用户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获得沉淀资金的衍生收入，投资的风险将会被转移到用户身上。虽然央行近年来接连调整互联网金融机构备付金比例，例如，将支付宝的备付金比例由10%上调至20%，提高超额准备金从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用户的权益。用户在使用互联网金融服务时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和违约风险需要中央银行对涉及互联网金融业务的金融机构进行更加充分的监管。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达成加强金融监管和放松金融管制并举的共识后，中央银行也从2方面起手，一方面加强对金融风险的监管，另一方面鼓励金融创新为国内金融市场带来发展新动力。互联网金融更是成为多方面关注的风口浪尖。目前，随着互联网金融行业的日新月异，中央银行因时因地地制定了一些规定。例如，2012年1月12日银监会的《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的通知》，详细阐述了P2P贷款相关风险。建立人人贷中介公司之间的防火墙，严防此类借贷公司从银行获取资金后用于民间借贷；防止银行内部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参与进去以牟取不当得利；加强与工商部门沟通，严防此类借贷公司的不实宣传。《关于人人贷有关风险的通知》是一项针对P2P网络借贷平台的规定，从一定程度上规范了P2P借贷平台的宣传，延缓了此类网络借贷平台过度膨胀的规模。最终，在银保监会后续一系列法规的相继出台下，P2P贷款平台规模在2014年之后迅速刹车，最终在2020年底逐步清退出场。这是银保监会对互联网金融的监管上一个成功的例子。维护了中低产阶级的切身利益，利用市场和规范监管平稳合理地清退了不合历史发展趋势的P2P网络借贷平台。

2中央银行监管面临的问题

虽然，中央银行在互联网金融领域监管上制定了许多切实有效的规定，不可否认的是，互联网金融的发展中也出现了许许多多不可忽视的问题。中央银行当前对金融行业的监管条规多是针对传统金融机构的，其中像上述例子对互联网金融某个领域具有极强针对性的政策规定毕竟是少数，虽然互联网金融是金融行业衍生而来的子行业，理论上属于金融行业，但是其同样具有互联网技术的特性，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造成了中央银行对其金融监管时的困难。同时，目前市面上诸多的互联网金融平台的资本充足率、资金运转规模都还没有达到央行相关部门监管法规的最低要求，这使得当前多数监管法规对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适用性不强，存在着诸多法律漏洞亟待解决。监管规则落后于互联网金融的发展速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中央银行既应在多方面着手也要开创监管创新，为互联网金融发展提供更多更高效先进的监管规则。当然不只是监管机构单方面规定制定的速率导致了我国目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的问题。互联网本身的特性包括其混业性、合法性、风险性都是对中央银行监管部门的一大挑战。首先，混业性特征是互联网金融平台一个十分突出的特征，这使得每当有新的互联网金融平台问世，究查其归属成为让监管部门头疼的难题。如果实行多个监管主体同时监管的模式，势必会造成重复监管或者监管不足的问题。长此以往必定会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同时，使得一些互联网金融机构长年游走于金融监管的真空带。任由其发展将会造成消费者权益蒙受损失。虽然目前还没有具体法规出台规范互联网金融平台根本上的监管归属问题，但明确分业监管的模式已成为解决混业性缺陷最好的办法。落实互联网金融平台监管责任划分，监管部门各司其职通力合作，在各自领域提升监管效率。例如，2010年央行规定第三方支付平台需要持牌经营，2011年发出了27家牌照明确了第三方支付平台的合法性。这使得监管跟上发展，防止第三方支付平台在监管空白中不合理地发展。其次，互联网金融机构在较弱监管下的合法性问题是社会公众投资互联网金融首要考虑的问题。虽然自2011年互联网金融中第三方支付平台牌照的发放确认了其合法性地位，但并不意味着整个互联网金融中的业务都是合法的。互联网金融由于其新颖创新的特性，不断有新的业务形态被发现，其中多数是民间资本的自行尝试，不乏违法却不自知的情况。例如，某女士于2012年6月创办了某传媒公司。在融资过程中，其希望通过互联网来自行融资，通过分发股票共同创业。首次在淘宝网开设网店后反响良好，但在某传媒公司第二轮网上募资之后，证监会随即约谈了该女士，并叫停了这种网上擅自发行股票的行为。最终来看，这种尝试在国内没有先例，风险不可控，没有相关法律保护其合法权益，其合法性不被承认。在淘宝网上购买了相应股份的投资人的权益遭受了损害。最后，互联网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的高风险性是监管面临的最大的问题。这种风险和传统金融中的风险也是不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其风险与收益的线性关系有待商榷。其中的风险更多是跳脱于金融产品本身的风险。根据巴塞尔协议中的定义，互联网金融里的风险重点集中在人员、系统、平台中的操作风险。而互联网金融的虚拟性造成了金融交易中更多的信用风险和虚假宣传等风险。据前文提及的流动性风险，其也是监管部门在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中抉择的一大难题。为提高互联网金融机构的金融创新性，为整个金融界带来活力，监管部门应该在互联网金融机构的沉淀资金问题上适当让步。但出于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目的，监管部门不得不通过对其提高备付金比例、禁止使用沉淀资金参与股权投资等措施来保护消费者的资金。我国目前的互联网金融市场较为混乱，存在消费者个人信息泄露问题，往往互联网金融机构通过内部沉淀的客户信息可以了解客户的资产情况，机构之间交易这些客户信息的情况也是时有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