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政治动员地方实践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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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推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推行了统购统销政策。政策实施初期，面对这一新生事物，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呈现出担心、忧虑、违抗、抵触相互混杂的特点。为此，党和政府对乡村社会进行了全面、深度的政治动员。期间，出现了一些偏激化、极端化情况，基层干部的行为存在着程度不一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现象。

关键词：统购统销；乡村政治动员；农民；乡村干部；行为越位

统购统销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制度安排，它的推行，直接导致了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和规划社会变迁道路的实现[1]。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千百年来中国农民的生产、生活和行为习惯，由此造成的震动、冲击会深刻影响农村社会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作为一种嵌入型制度安排，统购统销在地方实践中会呈现怎样的复杂面相，基层农民、干部基于自身的境遇有着何种思量、会有怎样的行为，乡村政治动员如何得以实现，产生了哪些不良的效应，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研究者从历史社会学的区域视角加以深入研究，才能呈现出统购统销初期乡村政治动员地方实践中的真实图景和复杂面相。当下，围绕这样一场深刻影响中国当代历史发展的重大制度，学术界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和探讨。一是政策、制度层面的宏观研究，其着眼的是中央政策的出台、推行和效果[2-4]；二是区域、个案的微观研究，其聚焦的是统购统销政策在区域、地方的铺开和实践[5-7]。上述研究成果，政治学、历史学视角考察较多，历史社会学视角揭示较少；政策、制度宏大叙事式研究较多，过程、细节历史性刻画较少；过程描述揭示较多，对乡村社会基层干部和普通农民主体性刻画较少。为此，笔者拟以湖南省为中心，从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揭示统购统销初期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分析中国共产党乡村政治动员的政策、策略、方式和途径，以及乡村政治动员中基层干部的行为越位状况。

一基层农民、干部的思想和行为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后，走社会主义道路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话语。为完成农村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共产党在发动农业合作化的同时，推动了统购统销政策的实行，目的是要“在原料供给和市场销售两头”根本“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8]，以推动生产、流通、消费领域新的社会经济网络的形成，“把分散的小农经济纳入国家计划建设的轨道之内”[9]。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农民长久以来形成的生产、生活习惯和文化、行为方式，对乡村社会震动很大。统购统销初期，乡村农民很多都觉得它是一件“稀奇事”“新鲜事”[10]，有的人担心、忧虑，有的人迷失、错乱，有的人违抗、抵触。区乡干部处于国家与社会之间，位置特殊，行为尴尬，他们中有的人有模糊认识，有的人有抵抗思想和行为，有的人对统购统销没有信心，有的人怕得罪农民，等等。（一）基层农民的心态和行为。首先，基层农民思想较为紊乱，生产情绪不稳定，怕统购，叫喊要减产，想摸政府统购的底子。有的农民说“多增产了粮食，反正政府都给统购去，生产冒得搞手（湖南方言，没有干劲的意思）”[10]，因而生产消极，轻农业重副业，轻水田生产重山土作物生产。黔阳县岩门乡农民胡××说：“去年吃一年白米饭，今年从八月起就开始红薯拌饭吃了，哪有增产。”[11]这样，有的干部下乡统购遭到农民的讽刺和谩骂，而有余粮、余钱的农民，则“私等涨价，看涨价”[12]，不愿把粮食卖给政府。其次，有的农民认为统购任务太重，生活口粮留得太少，农业生产压力大。有的农民说“农民背臭时（不走运），作田冒搞手”，“半夜望天光（天亮），越搞越精光（没有）”[13]，显示出对党和政府政策的不信任以及对自身前途、命运的悲观情绪。再次，农民积极分子情绪低落、行为失范。乡农民代表中很多人因为“怕挨骂”不愿参加会议，有的派子女顶替自己开会，有的则要多次催请才勉强到会。有的代表统购时“前怕狼后怕虎”，行为畏缩，不敢发挥带头作用。在乡代表会上，有的代表要么不发言，要么不耐烦地说：“我对政府统购冒得（没有）意见，算我好多，我就卖好多。”[11]（二）区乡干部的思想和行为。区乡干部处在统购统销的最前线，他们既是国家政策的执行者，又身处农村社会的最基层。作为政策的实际执行者，他们必须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如此才能保证自身位置的安全和政治上升的可能；而农民出身、身处基层的角色，又决定了他们对农村实情比较了解、对农民的体验感同身受。因此，模糊、抵抗、没信心、怕得罪等思想，反映了他们身处特殊位置中的尴尬、纠结状况。1.认识模糊，行为抵触有的干部抵触情绪严重，不认同党和政府的粮食政策。湘潭地区有干部抱怨“粮食是政府调走了”“不该大卖大买”。邵阳三公乡一乡干部讥讽说“社会主义是好，好就是钱和谷都由政府统一掌握，老百姓要一点发一点”。城步县乡干部徐××有余粮，对政府统购思想抵触很大，赌气说“说有条道路，我一条也不走，我走我的道路——有好多吃好多”[14]。攸县八区有43.2%的区干部和79.2%的乡干部存在着生产积极性下降的退坡思想和放高利贷、卖新谷的行为[12]。2.信心缺乏，行为自利有的区乡干部同情农民，对统购缺乏信心。零陵县城关镇委书记下乡走访后，反映农民存粮很少，“生活很苦”。醴陵县一副区长认为“政府要农民卖粮食，是作孽的事”。澧县福民乡民兵中队长王××说“政府把粮食买去了，穷人在乡里就会借贷无门了”，三合乡乡长赵××反映“征粮后农民连饭都没得吃了，哪还有什么余粮啊”。安乡县六区是个粮食甲等区，县委下达的统购任务为1600万斤，但该区区委书记仅自报500万斤[14]，显示出严重的地方本位主义自利思想。3.质疑、顾虑，工作不主动不少干部顾虑重重，怕得罪农民。醴陵县干部易××说“统销工作是侵犯农民私有权”，湘潭县有干部说“统购搞得太早了”，长沙县有的干部甚至认为“中农余粮是劳动所得，不能强行统购”，邵阳有个民兵队长说“有粮的都是发狠（干劲大）的农民，统购只对二流子有好处”。这样，不少干部对统购工作“看不起，抓不紧”。有的干部对农民采取“卖多少，算多少”[14]的听之任之的态度和行为。攸县有的区乡由于统购工作抓得不紧导致粮食大量外流，卖给国家的粮食很少。有的干部说“夏天预购，秋天收购，现在统购”，这是“人民政府打农民的主意”，是“向农民开刀”[12]。4.处境窘迫，左右踯躅益阳县有干部认为农民纳了公粮后，再统购粮食“会把农民得罪”。沅江、东安县有乡村干部认为征粮、还贷、收购后，农民存粮已经不多，如再统购，“一定会出乱子，农民非打脑壳不可”。芷江县罗旧乡乡主席反映统购工作“两头为难”，不落实上级指标会受到领导批评，强行统购又会遭到农民群众的谩骂。在此情势下，区乡干部左右为难，行为踯躅。宁乡县十一区区委委员说“统购难搞，将来一定会有人自杀”，十五区副区长说“统购如果搞得不好，自杀的自杀，跑的跑，不得了”。浏阳十三区区委书记认为粮食紧张“是我们自己搞起来的，现在包起来（完成统购指标）是惹火烧身”[14]。

二乡村政治动员的展开

统购统销作为一种嵌入型的制度安排，势必打破乡村社会原有的经济社会网络，造成乡村社会基层干群思想的恐慌、迷乱和行为的尴尬、失措。上述基层农民、乡村干部的种种思想和行为，对粮食统购统销的推行造成了极大的阻力，要化解这些不良因素，有必要从思想和组织层面进行深入、全方位的乡村政治动员。（一）思想发动。统购统销，表面上是要解决粮食问题，但归根究底还是要处理好党、政府和农民之间关系问题。为此，全省各地在动员形式、动员策略、动员内容上采取了针对性强的政策和措施，“造成了极大的声势，形成了巨大的舆论”[15]。一是在动员形式上，采取有针对性的回忆、对比方法，引导农民认同党的统购统销政策。通过解放前后农民典型户生活情况的对比，说明只有跟党走、听从党的号召才能改变自身的不利处境。通过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对比走资本主义道路和走社会主义道路哪个好。通过国家、集体和个人关系的讨论，让农民坚信“大河涨水小河满”“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越走越明亮”[16]的道理。回忆、对比注意因人而异、因时而异、因势而异，注意农民个体切身体验的提炼和发动对象思想特点的挖掘，在此基础上，再进行思想的诱导、典型的宣传和社会主义氛围的营造。桂阳县新澄乡不少村通过小型会议的形式，让农民代表和先进分子检讨自己原来的错误思想和认识，由此带动了大部分农民群众统购统销积极性，仅一天半时间，全乡就发动了69人团结在乡村干部、积极分子周围，参与统购统销，群众交粮进展顺利，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得到了增强[16]。二是在动员策略上，注意归因、施压，以此转移、引导和强化农民的思想和行为。统购宣传时，进行动员的干部注意把造成农村粮食危机的根源归因到城乡粮食投机者身上，把农民的视野引向走社会主义道路上来。针对农民“发家致富”思想和干部“去政治化”的退坡行为，进行动员的干部重点宣传农村“两极分化”对农民翻身户和干部政治主导地位的威胁，使他们“把仇恨地主的火力发泄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上来”[12]。在此基础上，抓住火候及时引导他们，强调粮食投机会造成农村的阶级分化，不实行统购统销农村会走向资本主义道路，农民的翻身成果会白白葬送，干部的政治主导优势会丧失全无。这样，乡村干部的积极性和主体性得到发挥，农民的积极性也被调动起来了。为避免污名化、边缘化的恶果，乡村干部纷纷跟上党和政府的步伐，积极引导农民统购统销工作，很多农民纷纷交出了自己的余粮。三是在动员内容上，强调“过关”“打算盘”的考验，以此消解各种不利于粮食购销的思想和行为。进行动员的干部下乡时，明确宣布要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乡村干部必须过好统购统销这个关口，要善于把“个人的小算盘与国家的大算盘”连接起来。攸县县委就提出“要粮食不涨价，国家就得掌握大批粮食，要国家有粮食，就只有完成统购”。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目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存在冲突的时候，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要善于从政治上“打算盘”[12]，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和长远利益，如此，才能不走旧路、邪路和弯路，才会迎来社会主义的美好前途。要完成乡村干部和基层农民观念的转变和政治认同的强化，就有必要采取非常规的动员方式、途径和策略。从湖南个案看，通过形式多样、因人制宜、因时制宜、就地取材、典型带动和互动强化的思想发动，较为顺利地解决了基层农民和乡村干部实行统购统销过程中存在的思想、行为问题，有效化解了统购统销推行的阻力。（二）组织动员。统购统销体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更是考察乡村干部政治觉悟标尺的指标[6]30，表现一般、消极，还是表现积极，直接关联到乡村干部的政治上升通道和优势资源的掌控。因此，在统购统销高压语境下，党团员、乡村干部和农民积极分子纷纷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基层党政组织充分调动各种力量，对乡村社会进行了系统、全面的组织化动员。首先，基层政府紧紧依靠乡村政治骨干的力量，以统购统销动员中的表现作为他们作用发挥和政治上升的考核指标。有的乡村，有些落后群众不满上级分配的统购指标，纷纷“叫苦、诉苦”。有的乡村，不少缺粮户不是积极生产增加粮食供应，而是消极应对，“坐等加粮”。针对这种状况，乡村干部先是采取找典型户算缺粮账的方法，打消他们的缺粮叫喊[17]；其次是宣扬典型互助组劳动致富的事例，以此带动周围群众积极生产。在此基础上，相继召开农民代表会、党团员积极分子会、互助组长劳模会和片组群众会，以积极促消极、以典型带一般，层层递进，波浪式铺开，造成爱国、卖粮光荣的浓厚氛围[18]。各级干部和全体党员不仅要亮明身份，领回粮食购销指标，不折不扣地完成政府下达的任务，还要结合自身特点和优势，有针对性地向农民现身说法，讲清道理，带动一片。最后，基层党组织结合粮食购销工作中各自的工作表现、实践业绩考察基层干部和积极分子，决定哪些可以入党，哪些可以转为入党积极分子[19]。这种排队对比的方法，极大地激发了乡村干部群体的积极性，争当先进、争先入党，成为不少干部的不二选择。其次，采取会议动员和个别发动相结合，由干部到群众、由党内到党外的组织动员路线。粮食统购，直接关系到乡村社会每一位农民、每个家庭的生产和生活。统购开始时，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中有的低估了政策的影响，企图简单行事，不愿去和农民个别商量、个别动员；有的信心不足，有为难情绪怕“搞不成气”[20]（不成功）、怕碰钉子；有的怕统购时间拖得太长，耽误自家生产，因而工作热情低落。针对上述种种消极状况，各地下乡动员干部一是紧紧依靠乡村干部和积极分子进行组织动员，逐步扩大统购统销队伍，团结群众的大多数；二是充分发挥会议（如小组群众会、屋场会、妇女会、军工烈属转业军人会、互助组长会等）的组织动员功能，召开形式不一、内容侧重点不同的专题会议，营造强大的社会主义氛围，使“惜粮可耻，售粮光荣”[19]成为农村社会的主流话语。通过发挥群众运动的强大作用，由党内到党外逐步推动统购统销。对思想不通的困难户，则采取“一对一、面对面”[21]各个击破的策略，有针对性地培养典型，带动一批，覆盖一片。再次，党政力量多管齐下，形成全方位、无死角、齐抓共管、全面覆盖的组织格局。一是粮食购销任务，“由县到区、由区到乡、由乡到户，层层分解，层层落实”[22]，形成纵向下沉、压实任务的压力型执行体制和机制。从政府分工看，乡政府主席负责统购，乡长负责征粮，队长负责治安和生产。从群团组织、积极分子分工看，每个党团员、农民代表均需负责一个互助组的粮食工作，各负其责，层层压实任务。在此基础上，对农村社会各阶层粮食购销户进行分门别类的排比，具体分为五类不同户，即统购和收购数已完成的户、自报达到任务数的户、不购不销户、统销户和统购户[13]。对不同类型的购销户，采取政策不同、区别对待的策略。最后，发挥互助组、合作社在粮食征购中的经济政治功能，以合作化带动统购统销，以统购统销促进合作化发展，形成两者互为促动、互为强化的有利局面。二是发挥乡农民代表大会影响、带动农民的功能，消除阻滞粮食购销工作的不良因素。具体做法是：（1）通过回忆、对比解放前后的生活，使农民代表思想上坚信在共产党领导下生活能得到不断改善；生活改善的原因是党和政府扶植了农民，兴修了水利，改进了耕作技术，发展了生产，增产了粮食。回忆、对比活动开展后，有的代表就说“共产党来后，不但人翻了身，连田也翻身了”[16]。（2）宣传国家建设、统购统销与农民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有的代表对比解放前后的物价，说“过去一石谷（折谷150斤）买8斤盐，现在一石谷要买60多斤盐，这是共产党领导的正确和伟大”，很多代表相信“国家建设与农民的长远利益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再提出国家建设与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性，以及搞个人发财、放新谷、放高利贷、投机套买粮食的危害性。经过大张旗鼓的宣传，有的代表说“如果这样下去，再搞得几年，会像国民党时候一样，卖田的卖田，卖屋的卖屋，抬轿的抬轿，做长工的做长工”[16]。这样，农民代表就懂得了国家掌握粮食的重要意义，认识到了国家工业化建设与农民长远利益的一致性，解决好了他们不愿干工作的松气退坡思想问题。

三乡村政治动员的偏激化、极端化

政治动员是国家、政党等动员主体为实现特定政治目标，通过一定的策略、手段和方法，引导动员客体接受和认同主体权威，进行特定指向政治参与行为的过程[23]。以统购统销而言，乡村政治动员的过程，就是下乡干部、乡村干部群体通过上述思想发动、组织动员的途径和方式，把基层农民引导到认同社会主义道路，积极、主动参与到党和政府推行的统购统销运动中去的过程。这当中，动员的环境、动员的方式和手段，直接制约着动员的效应。从动员环境看，乡村政治动员是“旧的社会、经济、心理义务受到侵蚀而崩溃的过程”，也是农民“获得新的社会化模式与行为模式的过程”[24]，因此，政治动员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长期适应、互动的过程。从动员的方式和途径看，政治动员如果不能被基层农民所适应、认同和接受，就会发生政治动员的偏移。从湖南省个案看，统购统销运动中，乡村政治动员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不应忽视的是，有的地方，也出现了乡村干部行为的越位、错位和失位等偏激化、极端化状况。（一）行为的越位。有的乡村干部方法简单，对农民参与统购统销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湘潭县有的乡干部提出要搞好统购“不打击三五个人，是搞不出的”。洞口县、双峰县有的区乡民兵队长抓粮食购销时采取“四步走”（一动员、二命令、三关、四杀）的行为，说“左动员，右动员，还不如挨户造册，组织骨干用箩筐挨户担（粮食）”。衡阳县、石门县有的区委领导说统购粮食“不是绣花，不能束手束脚”，要完成统购任务“不出乱子”是不可能的，有的甚至提出要“带枪下乡”，开展“斗争”[14]。这样，为完成粮食统购任务，不少地方干部急于求成。衡阳县黄光乡有的干部第一天到乡，第二天造册，第四天就发动交粮；有些干部甚至“号召一天就要完成（粮食）入库任务”。有的乡干部因担心统购任务不能完成，干脆不宣传政府对农村特定对象的粮食减免政策。益阳四区乡干说，不要多管闲事，说了会“惹火烧身，自找麻烦”。有些地区执行粮食减免政策不规范，粮食册串手续混乱，很多乡出现了农民向区、县请愿告状的情况。南县有63个乡不通过群众评议即定案送粮，引起群众极大不满，到县政府告状的一天就有20多起[25]。(二)行为的错位。有的乡村干部为完成统购任务，对农民采取强迫命令的方式，导致恐慌情绪蔓延。有的乡干部对不愿卖余粮的农民，不是耐心说服，而是批评、指责和谩骂。桃江县杨家坳乡贫农吴××，统购中他应卖余粮500斤，吴××思想不通，就找乡干部刘××要求减少点，刘××当场指责说“抗缴余粮，枪毙你”[10]，使吴××对统购思想很抵触，开会经常不到，生产非常消极。有的干部逐户搜查封仓，个别地区甚至出现了自杀恶性事件。华容六区新鼎乡区干部支持该乡团员文××率领民兵12人逐户搜查粮食，发现谷子就盖上印，引起群众惊慌不安。临澧县有的干部说“群众要发动，命令要强迫，群众是庙里鼓，三天不打落尘土”。沅江县七区仁安乡贫农王××在乡干检查粮食时，问他准备没有，他回答说“没有”，乡干部竟威胁说“不交粮，收你（蚊）帐被（子）”，王××受了气后，竟吊颈自杀了[25]。长沙县九木乡少数农民代表和积极分子本来缺粮，但为了响应政府号召，就带头表现，硬凑数字。八组农民代表完不成统购数字，但为了不受批评，竟由缺粮户龙××等6户贫农凑了320斤谷来完成任务。很多农民积极分子之所以能凑数交粮，是认为完成政府统购任务是硬指标，到将来“真正搞不下地（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党和政府“不会饿死我们，放任不管”[26]。还有干部采取“非此即彼”、排队施压的做法完成粮食统购任务。浏阳县渣田乡干部动员时召开群众会自报，会场上挂着两个灯笼，一个上面写着“社会主义道路，生路”，一个上面写着“资本主义道路，死路”。掌握会场的人，手握余粮户的摸底数，手持红、白两旗，余粮户自报彻底了的，就举红旗，群众也拍手呼“通过”，便往社会主义那边走；报的不彻底的（即不符合摸底数的户）就举白旗，群众便喊“顽固分子”“打倒资本主义”。平头乡第五大组用登红榜、黄榜、黑榜的方式，喊口号，加压力，使57户统购户一次就全部认购，登上了红榜[27]。(三)行为的失位。有的区乡，基层干部统购前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摸底工作，片面追求上级布置的数字，导致应统购没统购、统购户变成统销户、统购户既被统购却又缺粮的混杂局面。粮食统销时，不少干部行为失位，导致出现了要统销而没有统销、已经统销但销得过少的不良局面。有的干部对统销所剩余的大米分配、处理不当，其处置只由个别干部决定，对此群众非常不满意。新邵县汤仁乡副乡长廖××，原已统销160斤米，后又给他增加200斤米任务；11片片长廖××也在原有基础上增加了200斤任务，群众得到消息后十分不满，提出“要加大家加”“向干部看齐”。一些农民不满情绪得不到宣泄，对政府和干部的工作十分抵触，他们中有人愤懑地说“政府是要先饿死农民”，有人抱怨说“只有一个，又哪里来了这么多”[17]。这些情况造成了地方社会的震荡和普通农民的不满，一时间使得干群关系极不和谐。统购统销政策是1950年代中国共产党为形塑新的国家与乡村社会关系采取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和部署。统购统销初期，农民思想的紊乱、生产积极性的下降、对前途命运的悲观、对政府的对抗行为，以及干部模糊的认识和抵触的行为、信心的缺乏和自利的行为、思想的顾虑、工作的不主动、窘迫的处境、左右踯躅的行为，都说明：对乡村社会而言，统购统销要改变的是农民长久以来的生产、生活习惯，是一个外来物和新鲜事。要改变上述对统购统销政策质疑、排斥和不配合的状况，有必要对乡村社会进行全面、深度的政治动员。通过回忆对比的场景、分类归因的宣传策略、党团员和积极分子作用的发挥等等措施，终于消除了乡村社会实施统购统销政策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阻滞力量和不利因素。但不应忽视的是，与乡村政治动员如影随形的还有乡村干部行为的越位、错位和失位，其表现形式有急于求成、程序不清、排队施压、强迫命令、本位自利、胡乱作为等等。这说明国家政策和措施要在乡村社会得到顺利推行，必须关照长久以来形成的乡村传统和农民的思想和行为[28]；也显示国家权力的下移、深入和渗透并不具有单向度、线性的实践逻辑，农民的思想状态和行为取向、乡村干部权力行使的操略，都可以深刻影响和制约国家政策的实施。因此，如何处理好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仍然是今后社会发展中党和政府必须认真思考的课题。

作者:陈益元 夏双双 单位:湖南工业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