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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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新世纪以来，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此种舆论新模态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存在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良好的舆论场治理与政治文化生态的和谐至关重要。目前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及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但在实证研究和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等方面也有不足，需要做出持续的学术跟进与创新。

关键词：两个舆论场;政治文化生态;国家治理

新世纪以来，源于发达国家的“网络社会的崛起”波及了中国，互联网在中国的迅猛发展已经搅动了传统的政治运作范式，推动着整个政治发展环境悄然嬗变，为政治生态注入了诸多新因素。尤其是在舆论领域，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民间舆论汹涌不已，客观上出现了所谓“两个舆论场”①。此种舆论新模态在对中国政治生态发挥着更新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某种失序、混乱与不平衡、不和谐现象。舆论场治理直接关系到中国当下政治文化生态的良性发育，增强舆论场共识度与和谐度的任务十分紧迫，对国家治理现代化至关重要。我们有必要正视和详细分析“两个舆论场”发生发展的脉络与原因，并不断完善应对之道，消减对立，促进融合，共同构筑公共理性舆论平台，实现更加和谐的政治文化生态与更加良善的国家治理。

一、国外研究现状

美国学者高斯和里格斯等在二十世纪中期把“生态学”一词引入政治学和行政学研究领域。二十世纪末互联网技术蓬勃发展和网络政治现象层出不穷的背景下，西方学界开始关注网络舆论和互联网参与对政治系统和文化生态建构的影响，认为：网络改变着官民之间的沟通与互动关系，代表作有K.Hill&J.Hughes的Cyber-politics：CitizenAc-tivismintheAgeoftheInternet及C.J.Alexander&l.A.Pal的DigitalDemocracy：PolicyandPoliticsintheWiredWorld等；网络舆论监督的直接性、平等性、快捷性等特点正是民主发展的时代需要，公民可借助互联网参与政治、规约公权，进而在信息时代重塑西方民主政治，代表作有L.Cross-man的TheElectronicRepublic：ReshapingDemocracyintheInformationAge和JohnNaisbitt的Megatrends：TenNewDirec-tionsTransformingOurLives等。由于国情不同，特别是西方舆论场的二元分立远不如中国的典型②，因此“两个舆论场”的研究主题并不很突出。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一）关于“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新华社原总编辑南振中于上世纪末率先提出了“两个舆论场”的概念，指出现实生活中实际存在着老百姓的“口头舆论场”和主流媒体着力营造的舆论场［1］43-46。现在，“两个舆论场”更多地表述为官方舆论场和民间舆论场［2］34-36。后者主要是指网络舆论场。（二）关于“两个舆论场”和政治文化生态张力的现状描述。有人指出：“主流媒体舆论场”依赖传统大众媒体，传播模式是单向的，更关注宏观社会效应；“民间舆论场”以互联网新媒体为代表，具有双向通道，拥有更强大的参与能力和放大效应，往往形成超出预期和传统控制的舆论影响力［3］2。网络舆论场既存在积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主动建言献策、理性批判、对公权力的监督，又存在消极的政治生态维度，如“群体极化”、虚假信息与理性不足、网络社群的分层与隔阂［4］50-56。有人强调，互联网舆论的崛起产生了大量的舆论生产消费者（prosumer），带来了舆论环境的“去中心化”与秩序的“混乱”，包括舆论引导的“总体性困境”、政治谣言流布的病毒式传播等［5］84-90，［21］22-25。也有学者认为，网络新舆论场的兴起深刻改变着中国的政治生态，推动着政府理念与角色的转变，促进合作治理态势，加快了民主文化的生成［6］7-9。研究者进一步发现，网上社会话语通过构建新话语体系、独立新闻议程设置、内容争辩等方式，在政治舆论场域中暂居优势地位，政府正积极地进入网络空间，进行舆论引导和话语权争夺［7］49-53。学者指出，公共舆论场域所展开的喧哗的意见竞争和交锋，并不局限于虚拟空间的公共讨论，而是虚实交融的赋权过程，网络社群由围观者、表达者“升级”为积极的行动者［8］5-12。有人指出，官方和民间的舆论场中亦存在着“交集”，即对大事、大势的关注，对矛盾、冲突的关切，对理性、人性的关照［9］64-67。（三）关于“两个舆论场”分立态势产生的原因。较早关注并高度重视“两个舆论场”问题的人民日报（人民网）指出：互联网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由于官方往往对突发公共事件反应迟缓，平时对群众焦虑的问题关注不够，再加上事态平息后不能反思漏洞等原因，民间舆论场在很多时候失去了对对方的信任［10］。有研究者认为，“两个舆论场”出现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于，舆论场之间传播差异（传播者、传播目的、传播路径、话语方式）导致的沟通不畅，以及官方舆论场的公信力不足和民间舆论场的非理性化［11］30-32。学者从技术层面指出，网民占据人民角色的道德优势、“云智慧”的知识优势、大众参与的规模优势、青少年活跃群体的技术/工具优势、即时移动聚散的机动优势等五大优势，导致了网上的“人民战争”，造就了舆论格局的剧变与二元化［12］4-9。（四）关于“两个舆论场”生态互动（博弈与融合）的实证分析。有人针对人民日报微博的开通对于对接“两个舆论场”的过程与效果进行了分析，总结出如下经验：官媒开博最佳时机需精准把握；从重视地域话语权和民众重大关切事件入手，迅速融入微博舆论场；开博初期的负面情绪须容忍；需整合多方优势资源并最大化效用；发博时间要与网民习惯契合［13］15-17。另有研究者进一步对人民日报微博在“两会”的报道创新方面进行了观察研究，认为官媒正积极进入民间舆论的核心平台，话题更加贴近受众，更加强调用户的体验和参与性［14］23-26。有人对《南方日报》、荆楚网等也进行了类似的分析。还有研究者分析了个案———某省“疫苗恐慌”事件，展现了“两个舆论场”的博弈过程，发现其中舆论引导的主体变得模糊，舆论走向多次出现变焦，两个舆论场之间的交流也逐渐增加———官方舆论场通过传播权威信息进行舆论引导，民间舆论场通过自由表达意见进行舆论监督———虽然双方的表达方式存在差异［15］10-13。（五）关于舆论场综合治理和政治文化生态优化的对策探讨。有学者指出，面对中国式的“两个舆论场”，强势群体应秉持“谦抑性原则”，保持适当的宽容度和合理的信息竞争，特别是以端正政府角色、双向平等互动为主要内容的“政府再造”才能真正实现舆论引导提升和政治生态优化［16］62-65，31-36。须增强网络舆论引导的“时度效”，加强与网络意见领袖之间的沟通，注重以内容优势赢得引导优势，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将价值观传播置于舆论引领的核心地位［17］3。有观点认为，主流媒体的官方微博兼有传统媒体的“主流属性”和微博的“草根属性”，是打通“两个舆论场”的理想媒介，需要大力发展［18］7。官媒指出：应按照“三贴近”的要求，从事实的认定到价值判断乃至话语方式，与网民坦诚交流，同时也需民众的理性表达和有序参与，从而打通“两个舆论场”［10］。一方面看到网络舆论自身的某种“对冲”与“自净”功能，另一方面不能落入自由主义的幻想中，既要保护参与者表达的权利，又要用社会责任和治理规则加以约束［19］14。也应注意到，政治体制是政治传播生态中的“主导因子”，须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考量，努力缩小现实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政治落差［20］24-26，［22］22-25。

三、简评

在当今中国，“两个舆论场”的存在既显示了政治“新常态”及政治生态平衡的挑战与机遇，又凸显了中国特色政治文化生态再平衡努力的必要性所在。到目前为止，学界对于“两个舆论场”的研究已有一定规模，特别是在现状描述和治理对策方面已有不少成果，这些都是下一步研究的基础和借鉴。同时我们也看到，理论性探讨已相对较多而实证研究较为匮乏，针对舆论博弈过程的研究和调查统计研究明显偏少；在相关的研究中急需更加专业性的政治传播学分析而非泛泛而谈，需要进一步应用和检验相关传播学理论（如“议程设置”理论、“多级传播”理论、“沉没的螺旋”理论、“群体极化”理论、“公共领域”理论等）；在用宏观视角探讨“两个舆论场”的同时，也不可忽视“两个舆论场”内部尤其是民间舆论内部的区隔（如“五毛”与“美分”，“带路党”与“自干五”、“小粉红”等的对立），需要进一步细化；此外，我们可能需要跳出舆论政治看现实政治，不局限于舆论文化生态（狭义政治生态）治理探讨，而是上升到整个政治生态优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方面的讨论，两者不可分割，应做扩展性分析。

总之，在相关研究于近两年明显减少而现实发展仍在加速的当下，严肃的学术跟进不可或缺，重点须分析舆论文化生态优化的内在机理，进而寻求构建平衡而健康的政治生态的有效路径。这正响应了中央“高度重视互联网等新型传媒对社会舆论的影响……形成正面舆论的强势……建设网络良好生态”的呼吁。这是我们的学术责任与时代责任———既丰富政治传播和政治生态领域的理论研究，又助益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实践。注释：①学者指出：“舆论场不仅包括舆论的条件和环境，还包括舆论的内容、结构、舆论形成中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的强度和方向，亦即指的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人们的意见、态度及表达行为、方式、过程的总和。”见支庭荣：《集合传播权与谦抑性原则———解析社会化媒体时代的“两个舆论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②当然，我们也注意到，西方的舆论格局也正在发生变化，虽然传统媒体（报刊、广电）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但新媒体尤其是社交媒体也正在对政治产生重要影响，比如近期美国发生的“黑天鹅事件”———特朗普总统当选。他在竞选前后就充分运用了新媒体（包括自己的社交平台“twit-ter”和竞选团队办的新锐网站）来对抗传统媒体的“围剿”———后者大多支持另一位候选人希拉里，并且在任职前后均公开表达了传统大纸媒都是“骗子”的惊世骇俗的观点，“两个舆论场”似乎有对立加剧之势，值得进一步跟踪研究。

作者:王蒙 单位:南京工程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