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古代政治信息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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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够发现政治信息的载体，首先便是政治制度，这一点很容易被忽视。譬如官制，春秋时期楚国有观氏世掌占卜，钟氏世掌乐官，晋国有籍氏世掌典籍，那时存在世官制，沈文倬曾谓:“爵可世袭，官是否随之世爵?史书虽无明确记载，而西周鼎彝铭文中，授官时常有‘更乃祖(或考)司某事’，更读为庚，训‘续也’。据此而知，宗周存在过世官制度。”世官制度就承载着大量的政治信息。公共权力的分配与血缘紧密相连，有何种血缘关系，就会获得某种权力，它们是对应的。权力的分配也是割裂而封闭的，一旦权力被对应的家族世袭，格局就很难变更，各种权力成为绵延数百年的家族领地，外族不可能轻易渗透进来。从更广的范围看，世官制还体现着古代家国同构的特点。所有的制度，包括类似于世官制的官制在内，有其天生的因素去承载政治信息。它具有稳定性、共识性、显现性，当需要对权力的自私性、隐蔽性、随意性作出对抗的时候，制度是个很好的选择，人类社会很早就意识到这一点。在五、六千年前的陕西临潼姜寨村的母系氏族，他们的遗址由5群大、中、小房屋组成，其分布格局反映出当时的女性权力和地位。其中，小型房屋是最多的，面积一般为10平方米左右，有基本的生活设置，可住2至5人;中型房屋为方形半地穴式，面积为20至40平方米，可供10余人居住;大型房屋面积为50至90平方米，总共有5座，里面没有生活设施，应该是氏族成员议事或宗教活动的场所。中型房屋在遗址居住区的东、南、西、北都有分布，它们和周围的小型房屋构成一个个单元，这样的若干群中、小型房屋，又分布在5座大型房屋周围。房屋的分布格局体现出氏族成员的亲疏远近，受到特定习俗的制约，在某个中心大型房屋居住的长者，其权力所及范围估计限于住在该组房屋的氏族成员;小型房屋和中型房屋的成员，估计处于服从的地位。随着中国政治的纵深发展，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制度对权力的规范作用。春秋时期，无论革新派抑或保守派，都强调以礼治国。《左传》载:“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也。”归根结底，政治制度能够成为权力的载体并非偶然的，它在权力的若干性质支配下，以人文的、非自然的形式把是权力运行的轨迹外化出来。当然，不是在所有场合的权力运行都是有迹可循的，很多历史事件都表明这一点。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病死于外巡途中，宦官赵高隐瞒皇帝病逝的消息，矫诏杀死了太子扶苏和将军蒙恬，扶持公子胡亥登基。赵高的所作所为有违常制，而整个的夺嫡过程处处皆有权力参与，此种情况下的政治信息又被承载于哪里呢?通观胡亥夺嫡，存在权力的发出，如秦始皇命令赵高拟写诏书，也存在权力的承受，如扶苏奉旨自杀，由于假诏书的作用而受到影响的，还有秦帝国的皇位、丞相职位，原本应属于扶苏的、蒙恬的，所以夺嫡事件中权力的发出者、受用者都是其存在和运行的载体，离开了它们权力便无法被感知。在古代中国，类似的权力存在和运行，是具有普遍性的。举凡发生的政治事件，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等等，都隐藏着权力的支配。历史事件之所以能成为政治信息的载体，在于如上分析所展示的那样，事件的参与因素都与权力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权力的来源、传递、受用，需要借助事件因素的承载才能实现。与政治制度相比，它表现的权力运行属于实际层面，也就是现实的情况，不像前者只是一种设想的状态。世官世爵制度之下，各人皆有名分，不得逾越，这是对权力运行作出的理想规范，政治生活却是另一番情形。《论语•八佾》:“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季氏无视礼制规定，妄自尊大，孔子非常生气，却没有办法，三桓势力太大，鲁国君主已经无力控制，这种局面与周初设想的封建制和世官制的初衷相去甚远了。

不同的历史事件，所承载的政治信息量存在差异，可以对其作相对的比较。有些事件直接围绕权力的运行展开，就像胡亥夺嫡之类，几乎每个参与因素皆与权力紧密关联，政治信息非常集中地呈现出来。在有些历史事件里，情况恰恰相反。《文献通考》记曰:“汉兴，以为秦钱重，难用，更令民铸荚钱，而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赢以稽市，物踊腾趋，米至石万钱，马至匹百金。”引文记秦汉货币变更之事，秦、汉、钱、民诸因素与权力直接关联，或发出命令，或者接受命令，市、物、米、马等因素则非铸钱令效力的直接承受者，如果不知道铸钱令，单就市场的物价变化，很难确定它们是西汉政府更改货币政策的结果。因此，该事件所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小于胡亥夺嫡之类，非直接承载的政治信息占了些许的比重。在古代中国，与政府或王室相关的事件承载的政治信息密度较大。他们本身就是权力的中心所在，所为之事与权力运行直接相关也是自然的。譬如王位继承、祭祀、私法判决、册封、战争、兴建土木、任免官员之事，皆无不与起自政府、王室。可能正因为如此，王室与政府之事往往备受关注。例如，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时局牵动国人之心，及《马关条约》签订，举国激奋。《申报》载:“中日和约十一款，全权大臣电传至京，举国哗然。内之郎曹，外之疆吏，咸有疏争。而声势最盛、言论最激者，则莫如各省公车联名同上之一疏。是书系粤东康长素先生主稿，洋洋洒洒，万八千字，皆力言目前战守之方、他日自强之道。近闻美国公使已将书翻译至美。前《新闻报》曾按日排登，然未得全豹，不及十分之一，凡迁都、练兵、变通新法诸说，皆缺如焉。”又如，元朝仁宗延祐二年重开科举，士人获闻便奔走相告，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参加科举者颇多，有些士人年事已高，也抱着“重期将相公侯选，肯信倡优卜祝同”的信念，赴京考试。相反，政治信息密度小的历史事件是不会被关注权力运行的人重视的。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陈述编撰初衷:“每患迁、固以来，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读之不遍，况于人主，日有万机，何暇周览!臣常不自揆，欲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他关注的只是与国家相关的大事，生活细节不能入其视野，那里面没有多少直接政治信息，不能达到“资治”的目的。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制度和事件，人们不会任凭它们消失，总会通过各种途径予以保存。最普遍的情况是把它们文本化，即以转化为文字表达的文本。中国古代有浩若烟海的典籍，记录了大量的制度和事件。阎步克曾提出:“专制官僚政治在战国秦汉呱呱坠地，文书和法规的运用成为帝国行政的日常事务，这不是一个突变而是其来有自。在此之前，典章图籍的使用已有相当的规模，并为此后的飞跃提供了‘百尺竿头’。……战国以来的官僚政治，正是在严格依照成文法典和充分运用文书档案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典章图籍是政治信息传递的重要载体，阎氏的考察恰好也说明了政治信息传递在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形成过程的作用。在清代乾隆年间，曾组织大批学者整理可见的文献，汇编成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其中，史部收录的文献分为15个大类，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含有的政治信息密度最大。例如，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国史、日历为主，而参之以稗官、野史、家乘、案牍、奏议、百官题名，无不胪采异同，以待后来论定。故文虽繁而不病其冗，论虽歧而不病其杂，在宋人诸野史中，最足以资考证。”又如，唐杜佑《通典》“博取五经、群史及汉、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每事以类相从。凡历代沿革，悉为记载，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元元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四库全书》的史部文献远非只有上面两种富含政治信息，事实上，几乎每种文献都是这样的。其他类型的文献，经部、子部、集部包含的政治信息相对少一些，却也不是没有。例如，《尚书》收编的典谟诏令也有反映当时的政治情况的，《汤誓》是商汤伐纣之前发表演说，号召众人全力投入战斗，这段文字被保存在最古老的传世文献《尚书》里，夏商之际新旧权力核心的终极搏斗，商族对其他部族的控制，清楚地呈现出来。又如，《周礼》记周代官制，“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则治都鄙:……以八柄诏王驭群臣:……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以九职任万民:……以九赋敛财贿:……以九式均节财用:……以九贡致邦国之用:……以九两系邦国之民:……正月之吉，始和，布治于邦国都鄙，乃县治象之法于象魏，使万民观治象，挟日而敛之。置其辅。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乃施则于都鄙，而建其长，立其两，设其伍，陈其殷。乃施法于官府，而建其正，立其贰，设其考，陈其殷，置其辅。凡治，以典待邦巩之治，以则待都鄙之治，以法待官府之治，以官成待万民之治，以礼待宾侩其疚。”《周礼》所载的周代官制多般与此段文字类似，描述了各种官职的职掌和治理要领，它们都对政府公权的运行作出了规范。

古代中国的政治制度作为信息载体，不仅只保存在文献里。它像活化石一样，留下昔日政治权力运行的轨迹，至今仍能看到其片断踪影。制度有别于历史事件，不是转瞬即逝的。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经历数百年时间而不消亡。封建制度自从西周施行，在整个古代中国便没有真正废除过;由宰相领衔的内阁制，自秦朝确立至清末，一直是核心的制度。就像前面所论述的，政治制度超越具体事件的层面，为公共权力的运行提供了稳定的框架，确保其不失范、不零散;某个朝代或政权崩溃了，接下来的朝代或政权选择了原来的权力框架，于是制度又复活了，这就是它作为政治信息载体的强大生命力。也由于这个特点，政治制度所提供的信息较之历史事件承载的信息而言，时效跨度大。黄宗羲曾言:“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者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其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兴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三代之时，天下之权由各诸侯或方国共享;封建时代，天下之权由君主一人掌控，又不得不防止下属滥用所分之权。黄氏所言的权力结构情况，跨越古代中国的数千年，都是有效的，因为制度架构在那里，政治人物的变化对权力的总体运行机制没有多大影响。历史事件所反映的政治信息，往往是很短暂的。汉高祖刘邦战胜项羽之后，承认自己取得天下，萧何居功至伟，不过取得天下之后，情形就有变化了。汉高祖十二年秋，亲自带兵攻打叛将黥布，经常派使者问萧何朝廷之事。萧何仍旧素日一样，拊循勉力百姓，支援前线的高祖。有门客劝说萧何:“君灭族不久矣。夫君位为相国，功第一，可复加哉?然君初入关中，得百姓心，十馀年矣，皆附君，常复孳孳得民和。上所为数问君者，畏君倾动关中。今君胡不多买田地，贱贳贷以自污?上心乃安。”萧何听从门客的建议，借钱购置田产，汉高祖方才心悦。这两件事表明，汉高祖和萧何之间同样存在权力的矛盾，是西汉初年很重要的政治信息;不过，随着刘、萧二人的去世，该则信息的效力也就消弱了很多，根本无法与君主专制、相阁首辅制确定的政治框架所承载的信息相比。

本文作者：边涛工作单位：湖北省黄石市电视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