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转变中的工厂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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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厂政治

全能主义是学界对时代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特性的概括，其基本观点是指政治权力可以不受限制的渗入和控制社会的每个领域，全能主义发端于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全面危机，成熟于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实践①。毋庸讳言，共产党革命的成功同全能主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在掌握政权之后便将全能主义贯彻到治国理政的活动中去，构建了以政治挂帅、政党一元化领导、权力高度集中、群众动员、计划配置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经济体制。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企业不是单纯的经济组织，毋宁说是政治组织。在共产党关于工业企业的纲领性文件中曾有清楚的说明：国营工业企业，在一切工作中，必须以思想为指针，把思想的普遍真理和工业企业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正确地进行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使企业不断地革命化和现代化。企业在三大革命运动中，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为纲，在政治上、经济上、组织上和思想上进行兴无灭资的斗争，坚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反对资本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倾向②。工业企业的政治特性不仅是全能主义塑造的产物，同时也是国家与工人阶级之间特定关系的产物。以农村地区作为革命中心地带的道路，使得共产党与工人阶级在很长的时间里处于隔离状态，加上国民党有意识清理共产党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影响，因此开国建政之初共产党在城市工人阶级中的组织工作十分薄弱③。为此共产党一方面通过政治运动竭力改观其在工人阶级中的组织工作，另一方面依靠党政合一的政治体系，推行赶超型的现代化战略制造出一个规模庞大的“新工人阶级”④。当此“新工人阶级”出现后，在工人阶级聚集的工业企业中，构建党组织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成为共产党巩固政权的基本手段。社会学的研究对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企业的政治性质做了深入的分析：“它既是国家行政组织，同时也是社会资源或财产的占有者。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不再是人们组织起来的运用资源实现利益的一种形式，而是转化为国家实现统治的一种组织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单位组织’是整个社会统治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是维持国家统治即命令统治的手段或工具。这种统治结构本身构成了社会结构的核心部分。”⑤要言之，在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业企业实际上就是基层国家政权性质的“微型国家”。工业企业的经济属性和政治特性，孕育了以制度性依附、政治控制和半顺从为基本内容的工厂政治。职工对企业的制度性依附是以企业占有社会资源为前提的，企业作为国家的代表对其内部的经济资源拥有“一部分的所有权和全部的控制权”，在“短缺经济”的配合下，职工工资和福利的实现完全取决于其所属的企业⑥。其实，相比于工资收入而言，企业为职工提供的福利更加重要，企业福利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企业在福利政策上具有自主权，城市工人阶级在待遇上出现的差异主要反映在其所属的企业为其提供的福利方面⑦。除却生活之外，职工的政治身份也必须通过其所属的企业加以落实，职工从事公务的介绍信、旅行证明由企业开具，职工及其家属的户口有赖于企业办理，企业还可以为其职工出面干预市政房屋部门、公安和法院部门的决定，“在政府部门那里，企业代表职工，而职工在这些部门里所受到的对待要仰仗于企业在法律上的地位及其通过非正式渠道所能够施加的影响。”⑧职工对企业的依附是全能主义的产物，而潜藏在制度性依附背后的则是政治权力对社会的渗透与掌控，而这是通过党的组织体系及其外围组织（共青团、工会）实现的，其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到生产车间中去，动员工人聚集在党的旗帜之下；其次，在工人中发展积极分子，塑造工人阶级对党的支持和忠诚；再次，建立政治学习制度，有意识的向工人灌输党所主张的价值观念⑨。工人对企业的制度性依附和企业对工人的控制滋生了工人特定的行为模式。魏昂德认为，单位制企业中盛行一种“有原则的任人唯亲”的政治亚文化，一方面党的干部在分配发展机会和物质利益时受到私人关系的影响，另一方面这些私人关系又是建立在党的政治原则之上的，即党应当激励积极向党靠拢、对党忠诚、支持党的工作的工人，然而党的政治原则和私人关系又是杂糅在一起的，积极分子对党的忠诚和对党的干部的忠诚实在是难以清楚的区分，于是工人对党组织的依附与工人对党的干部的个人依附也交织在一起，政治组织的权力转化成了干部个人的权力⑩。在这种情况下，有原则的任人唯亲反应到工人的行为上就体现为干部与群众之间的施恩回报关系网络、工人阶级中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冲突、工人努力拓展实用性的私人关系并借助此类关系来谋求自己的利益瑏瑡。魏昂德对工厂政治的分析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首先，魏昂德注重分析工人对企业的依附，但是忽视了企业对国家的依附，因此魏昂德过于看重了工人在企业干部与工人之间关系中的不利地位，对工人在国家与企业之间关系之中的机动空间分析不够，所谓机动空间就是指工人在企业为完成国家任务而必须寻求工人合作时具有的讨价还价能力。其次，魏昂德认为工人阶级中积极分子与非积极分子之间的划分“是最具政治重要性的社会结构性分野”瑏瑢。实际上工人对党组织的政治态度、同党的干部的私人关系，只是导致工人之间冲突的一个因素，地缘、职业、身份等界线在解释工人内部冲突时同样重要瑏瑣。有鉴于此，不能简单的认为企业中的政治行为模式就是依附和顺从，工人的行为模式可能别有复杂的内容。如果将魏昂德所忽略的因素补充进来，党组织主导下的工厂政治更可能是一种以半顺从为表现形态的“共识政治”（consensuspolitics）。“共识决非意味着一致同意，而是表示挑战的代价高于顺从。没有人愿意自己的利益受损，共识就形成了建立在领导者与职工非均衡关系基础上的特色政治”瑏瑤。企业里公开的冲突会导致流言的快速发展进而成为公共话题，就一些事情公开谈论就是一个政治行动，它就限制了干部滥用权力的空间，在企业内部很少发生干部与职工之间的公开冲突，而且公开的立场表态也很少见。质言之，“共识政治”以“半顺从”（semi－compliance）为表现形式。但是建立在干部与工人非均衡基础上的顺从绝非意味着工人没有制衡的力量，一方面企业担负的生产任务需要工人的合作才能完成，如若不能取得工人的合作，干部就不能完成其对国家的职责，另一方面企业作为基层社会共同体，国家、工人对干部的评价以干部能否实现基层社会共同体的繁荣与和睦为依据瑏瑥。在这种情形下处在顺从地位的工人就能够获得转变不利地位的机动空间，反而使干部处于弱者地位。

二、转型时期的工厂政治及其危机

全能主义条件下的工厂政治建立在工人对企业的制度性依附和企业对工人的政治控制的基础上，因此制度性依附的消退和政治控制的松解将带来工厂政治的转型，当然无论是制度性依附的消退，还是政治控制的松解，都意味着国家力量从企业退却。国家力量的退却是一种战略行动，因为它不仅是企业层面的机制调整，更为重要的是带来了宏观政治经济体制的重构；国家力量的退却也是一种理性行为，因为党认识到党政合一的权力体系出现了衰败，因此必须改弦更张以开发体制的活力。乔伊特认为全能主义权力体系的存续，取决于它能够以明确的社会—政治任务、行动策略，来保证特定的成员实现一般的组织性利益（OrganizationalInterests），如果全能主义权力体系不能清楚的界定其政治任务、行动策略，致使特定的成员将其自身利益与组织利益相混淆，或者凌驾于组织利益之上，那么全能主义权力体系就出现了衰败瑏瑦。企业权力结构的衰败是以政治表现为基础的奖励制度运转的意外后果。党是具有共同政治信仰的成员组成的，意识形态是党的凝聚力和基本利益所在，然而工人的政治表现缺乏清楚的标准，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干部的主观评价，因此工人在表达对于党的忠诚和意识形态信仰时，就添加了个人的精心计算，也考虑到了自己同党的干部的私人关系，也就是说在工厂政治中形成了以依附－庇护为主要特征的上下级之间的施恩回报网络瑏瑧。显而易见，奖励制度的实践导致了实用性关系对党的政治原则的侵蚀、私人利益与党的利益的混杂、工人对党组织的忠诚与对干部个人的忠诚的交织。权力结构的衰败是全能主义无法克服的，因为全能主义的权力体系本身正是衰败的根源所在，因此任何试图强化全能主义权力体系的努力只能获得一时的改观瑏瑨。既然全能主义体制出现了自我衰败，那么就必须对全能主义进行必要的改革以挖掘新的活力。改革在两个方向上推进，一个是国家力量逐渐退却，另一个是市场力量逐渐引入。国家力量的退却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国家通过改变企业的性质从而调整其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退去企业的政治性质，企业不再作为国家统治结构的组成部分而存在，转型成为单纯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国家通过改变职工的身份从而改变职工与企业的关系，也就是工人不再是依附于企业的国家职工，转变成为同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契约劳动者。企业性质和职工身份的置换对工人造成了重大的影响，工人掉进了一种“权利陷阱”之中瑏瑩。工人在全能主义条件下享有的、由国家直接保障的社会和经济权利被剥夺；失去权利保障的工人还得应对市场的冲击，国家虽然允诺了与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和经济权利，然而这些权利的实现只能取决于工人自己。市场化改革是国家主导的，国家营造的市场化改革及其后果的正当性的意识形态霸权不断的塑造工人的价值观念，以达到遏制工人反市场行动的目的瑐瑠，在此情形下工人实在难以维护法律上所规定的、同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和经济权利。失去权利保障的工人陷入了工厂专制主义的泥潭，“制度的非连续性消解了很多国有企业维持父爱主义的关键的分配能力，撤销了对经理支配权力的约束，通过制造分化和冲突而非新传统主义下的方式使得工人阶级碎片化。除了战略性的、垄断性的或者技术密集型企业之外，市场化拆解了旧的单位社会主义模式，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失序的专制主义出现了。”瑐瑡失序的专制主义指涉的是一种极度不平衡的工人—管理者关系或者劳动—资本关系：一方面工人在工厂中没有可以凭借的组织化力量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管理者的权力很难受到组织化的约束；一方面工人为了生存不得不依附于工作，并被迫接受强制性的劳动控制模式，另一方面资本的管理权力越过生产过程渗透进劳动力的日常生活中构造出“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laborregime），通过对工作日和劳动时间的灵活控制替资本更好的服务瑐瑢。工厂政治走向专制主义是工人权利严重受损的证明，专制主义虽然能够维持工厂内的秩序，然而更加能够激化工人同管理者的矛盾。矛盾的激化通过多种多样的方式表现出来，包括消极怠工、阴谋破坏、罢工、集体请愿、针对管理层的人身暴力等等，尽管国家试图控制住工厂中的冲突、并竭力消除工人抗争活动中的爆炸性因素，但是矛盾却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瑐瑣。工人采取激烈的对抗行动，无论其目标是针对资本还是政府，都是国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因为公共领域中的抗争活动，不仅直接影响了地方公共秩序，而且间接地损害了宏观政治秩序的基础，因此国家力图将工厂的冲突纳入到行政仲裁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行政仲裁程序和司法诉讼程序的有效性有赖于两个条件：首先，劳资双方力量基本平衡，保证工人得到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的支持，故而能够负担行政仲裁和司法诉讼所需的成本；其次，地方政府不袒护资本，能够在劳资冲突中持中间立场。现实情况则是两个条件都无法得到满足。国家之所以要把劳资矛盾纳入行政仲裁和司法诉讼渠道，主要的原因是行政仲裁和司法诉讼开辟了国家得以持续的参与劳资争议处理的新渠道，国家借助于这个渠道能够掌握劳资关系的信息，从而能够保障国家及时干预那些影响政治和社会稳定的劳资争议瑐瑤。用控制劳资冲突代替有效解决劳资冲突有着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当工人无法通过国家规定的法律渠道解决争议时，相关制度本身的合法性便会受到工人的质疑，当制度内的方式行不通时，工人将采取抗争行动来表达自己的不满和诉求。工人采取的抗争行动可以区分为集体抗争和日常化抗争。集体抗争因其破坏性大和影响力强的特点，一直都遭到国家的反对。在国家与市场的双重压制下，工人往往只能采取日常化抗争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所谓日常化抗争就是工人在生产领域或者公共领域寻找规则的缝隙地带，并据此挑战资本权力或国家权威的暴力行动或者非暴力行动。工人日常化抗争的形式是复杂多样的，其中最为重要的则是工人参与公共领域中的集体骚乱，工人的参与有着三个特点：首先，工人是以个人身份参与其中；其次，工人不是以工人身份参与其中，骚乱的庞杂性也掩盖了工人的身份；最后，不管骚乱的具体起因为何，工人与其他参与者共享着一种不公平感。发生在公共领域中的日常抗争是一种形式特别但是蕴涵复杂的抗争形式，工人在生产领域之外参与非劳工运动性质的集体行动说明了工厂政治的失败，因为工厂自身的组织和制度已经无法来协调劳资矛盾，因此工人借助公共领域所提供的机会来表达不满，重要的是工人的表达不是立足于工人身份进行的，而是混杂在其他社会群体之中的，不管工人的身份模糊状态是有意为之还是无意识的掩盖，参与本身就昭示了工厂政治的“资本主义性质”瑐瑥。同样重要的是，工人以模糊的身份参与集体行动使得国家不能够获得劳资冲突的信息，在国家看来，既然公共领域中没有发生工人的集体抗争，那么工厂中的控制与协商制度是有效的，国家也就不会担心工人会成为一种反抗的力量，而实际情况则是工人采取日常化抗争的方式参与到公共领域的集体行动中去了，工人正在与其他的反抗力量汇聚。质言之，这样一种扭曲的互动模式说明国家调控劳资关系的失败和工厂政治的危机。

三、工厂政治重塑的前景

工人的抗争无论采取日常化抗争的形式还是采取集体抗争的形式，都昭示了工厂政治的危机和国家对劳资关系调控的失效，然而对于工人抗争的理解不能局限在微观层次。工人抗争有着同宏观政治体制直接相关的深刻蕴涵，一方面工人抗争显露出国家与工人之间关系的性质，另一方面也揭露了政治体制所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可以从三个方面来分析工人抗争所包含的同宏观政治体制直接相关的深刻蕴涵：首先工人之所以采取制度外的行动，是因为缺乏有效的制度内渠道，国家没有赋予工人罢工、结社、聚会等集体性的权利，因此国家对制度外的行动负有责任；其次工人的利益诉求可能只是以具体的经济利益的形式出现，但是具体的经济利益背后包含着政治诉求，因为向资本争取具体利益是对国家维护的既定劳资利益格局的挑战，它要求国家调整其在劳资关系中的位置；最后根源于国家对劳工的压制和工人抗争的政治性，工人的制度外行动打破了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生产领域之间的界限，模糊了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生产领域在议题方面的区分，工人的行动将劳资议题政治化了。在国家领域、公共领域、生产领域走向混合的条件下，国家成了工人抗争的对象，因此倾向于镇压工人的抗争，而工人据此来认知和评判国家，从而选择同国家对立，如果国家与工人的互动形成了恶性循环，将会导致无法承受的爆炸性后果瑐瑦。既然工人抗争的根源是工厂政治的危机，那么只有重塑工厂政治、构建有效的生产领域，从而实现生产领域、公共领域、国家领域的分离，才能理顺国家与工人之间的关系。工厂政治的危机是工厂专制主义导致的，因此重塑工厂政治只能通过工人的再组织化来制约资本的专制权力，以形成相对平衡的劳资关系。工人的再组织化，是指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来承载工人阶级的集体性权利，特定组织的行动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集体性权利的行使，因此两者就成为保障工人权利和抗衡资本的基本力量。工人的再组织化是相对于去组织化而言的，去组织化就是指在公司制改造的过程中将工会组织、职工代表大会组织边缘化，使其难以在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分享权力，工会和职工代表大会即使存在也难以发挥作用，工人在事实上处在没有组织支持的状态，因此资本的权力可以专断的行使。陈锋在分析转型时期劳工权利时就敏锐地指出，工厂专制主义的关键是工人虽然享有个体权利，但是缺乏结社、集体谈判、罢工等集体性权利，缺乏集体性权利支持的个体权利难以抵挡资本权力的压制，最终流于形式瑐瑧。如果将工人的集体性权利行使的领域进行区分，就能够更加清楚的分析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在公共领域中工人确实不具有结社、罢工、集体谈判等集体性权利，但是在生产领域中结社和集体谈判等集体性权利则不能说没有，只是对应的组织由于缺乏可行的机制不能有效的行使此类权利。工人再组织化的实质内容就是寻找有效的工作机制，激活行使工人集体性权利的特定组织形式，从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运转起来以制约资本的专制权力。不言而喻，工人的再组织化必将造成企业中劳资关系的变化和治理结构的调整，因此工人的再组织化过程实际上就是“内部国家”重构的过程。“内部国家”被布洛维用来指称生产领域中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机构，也称为“生产政体”，它由一套在企业中“组织、改造或压制生产中的关系与生产关系所引起的斗争的制度”所组成，在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内部国家服务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专制统治，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内部国家开始与资本对劳动过程的专制指令相脱离，从而获得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一方面内部国家通过限制管理者的任意决断来“赋予工人权利和义务”，另一方面内部国家又保障了管理者“塑造和引导劳动过程的特权”瑐瑨。毋庸讳言，转型时期的内部国家是服务于资本利益的，基层工会虽然是工人的群众性组织，承载着工人的集体性权利，担负着保障和维护工人权利的责任，但是工会在实践中一般处在“有工会，无组织”的状态，也就是说工会在实践中多是通过工会干部展开行动，而不是通过工会把工人组织起来并以集体的形式展开行动，问题在于工会的力量正在于其背后的工人，没有工人集体行动的支持仅靠工会干部的行动是难以为继的，因此工会没能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工会组织工人以集体的形式展开行动具有潜在的政治意义易于招致国家的压制。其实，工会以干部个人的形式还是集体的形式展开行动是一个工作机制问题，那么是否存在一种能够为国家所接受的、以工会组织集体的形式展开行动的工作机制呢？本文认为这种工作机制是存在的，而且就存在于国家所支持的基本政治制度体系之中。职工代表大会是国家支持的基层民主的组织形式，工会则是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因此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就获得了能够以集体的形式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的合法且便捷的渠道。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展开集体行动是一种制度叠加（institutionallayering）瑐瑩，这种制度元素的相互嫁接将导致制度发生微妙但却非常重要的转型。在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中，制度叠加所导致的制度转型就是工会借助于职工代表大会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运转了起来，工人得以改变去组织化的困境转而再组织起来，进而实现了内部国家的重构。接踵而至的问题则是内部国家的结构在重构之后，能够实现保障和维护工人的权利、重塑工厂政治的初衷吗？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是工会的角度，基层工会未能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并不意味着所有层级的工会组织都没有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事实上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功地行使了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十余年来中华全国总工会在推进劳动立法方面有效地展开了行动，各项劳动法规的落实则与基层工会直接相关，而基层工会正是由于缺乏行使工人集体性权利的有效方式，导致了工人的合法权利难以得到切实的保障瑑瑠。质论之，问题并不在于基层工会不能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而在于是否给基层工会提供合法且便捷的渠道、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其次是职工代表大会的角度，尽管职工代表大会在公司制企业的治理结构中处在边缘地位，但是职工代表大会仍然在涉及企业职工切身利益的决策方面具有决定权，因此在表达和整合工人利益、确定企业内部的“社会政策”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瑑瑡。有一个问题必须澄清，当前我国法律规定国有企业要建立职工代表大会，但是从试行职工代表大会的非国有企业的实践情况来看，职工代表大会的运转指向企业和职工的共同利益，已经成为协调企业内部不同阶层利益、构建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良性关系的组织机构瑑瑢。由此可见，职工代表大会功能的发挥同企业所有制性质没有必然联系，重要的方面在于让职工代表大会运转起来，工会作为职工代表大会的常设工作机构，是职工代表大会能否运转起来的关键。既然职工代表大会在工厂政治中能够维护工人的权利，工会则需要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来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那么为何在实践中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相互嫁接的工作机制没有成为常态呢？基本的原因是职工代表大会没有被法律推广到所有企业中去，于是基层工会就缺少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的合法渠道，从而导致了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相互隔离、弱弱相对的局面。尽管如此，现行劳动法要求基层工会通过职工代表大会开展工作，现行职工代表大会制度也确定基层工会为常设工作机构，因此要想改变当前工厂政治，只有通过工会与职工代表大会的相互嫁接才能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才能实现工人的再组织化和内部国家的重构，才能重塑工厂政治。工会借助职工代表大会行使工人的集体性权利，可能是蕴藏在中国政治体制空间中的重塑工厂政治的唯一途径。

四、总结与讨论

工人抗争不仅直接打断了生产过程，破坏了地方公共秩序，而且撼动了宏观政治秩序的合法性基础，因此工人抗争构成了工厂政治重塑的基本动力。但是工厂政治重塑的实质是工人的再组织化和内部国家的重构，也就是制度转型，而制度转型则是在国家力量与社会力量之间的博弈中进行的，因此分析工厂政治重塑的前景就不仅需要确定重塑的基本动力，而且需要确定国家是如何认知和回应这个基本动力的。转型时期的工人抗争发生的频率、规模和影响力，虽然都足以让国家感受到危险，但是工人的行动基本还是地方性的，而且中国的“分权的法治权威主义”（decentralizedlegalauthoritarianism）也有意识的将工人抗争锁定在地方层面上，以避免国家层面上的劳工团结和集体抗争局面的出现，因此很难乐观的认为工人将推动重大的政治改革瑑瑣。从全球视野来看，资本主义将劳动力、货币、自然都商品化了，从而掀起了第三波市场化浪潮，“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国家对劳工是很敌视的”，波兰尼意义上的“反向运动”得以建立的基础被不断摧毁，民族国家层面上的劳工团结尚难以企及，更不用说全球层面了瑑瑤。虽然对于国家和全球层面的劳工团结和抗争难以持乐观态度，但是就转型时期的工厂政治重塑来说，也无需持一种悲观态度。中国经济正处在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其重要的内容就是使经济增长的基础从廉价劳动力转移到知识和技术上面来，这就为松解国家与资本的联盟提供了空间。与此同时，在工人抗争发生时，资本为了避开工人斗争的锋芒，试图将工人对资本的怨恨引向国家，从而将国家置于一种本来想竭力避免的境地瑑瑥。这样的两种情形会削弱国家与资本联盟的力量，从而增强了工人抗争的力量和影响力，在确定工人抗争是推动工厂政治重塑的基本动力时，不只是关注工人抗争本身的力量，而且也要关注工人抗争对自身所处的结构性条件带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所具有的强化抗争力量的反馈效应。立足于工人抗争的复合后果，可以认为工人抗争的力量并不一定在于其组织形式和所能达成团结的层次，工人在地方层面展开的挑战和反抗同样是孕育制度变革的重要力量，甚或可以说转型时期中国工人的力量就在于其进行地方性抗争的能力瑑瑦。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在工厂政治重塑的前景上，不能持乐观态度，但也无需悲观。

本文作者：汪世凯工作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