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分析师话语分析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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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市场有效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能正确分析市场信息并对其做出恰当反应。但证券市场大量的信息披露及相关市场信息需求主体自身知识的缺陷，很难让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及时有效地被广大信息主体捕获，这也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的有效性。而证券分析师作为解读市场信息的专业人士就显得尤为重要，证券分析师运用其对于市场公开信息的分析能力优势以及信息资源渠道优势，将信息分析结果从只属于分析师专属的私人信息状态转化为市场公开状态，最终实现加强市场有效性的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证券分析师并非完全“道德人”，他们也会有意无意的运用自身的话语优势，直接间接地影响投资人判断，实现其私人收益。这也严重损害了投资者利益，挫伤了投资者的市场信息。鉴于此种状况，研究证券分析师如何运用其话语优势影响投资者信息判断就十分有必要。

一、知识考古学及证券分析师话语分析的相关研究现状

“知识考古学”是福柯在其学术研究生涯中对“话语”进行分析时采用的一种基本模式。所谓“知识考古学”，就是一种应用“考古学”的意识和方法来对“知识”或“观念”的构成(前提、条件、机制)与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方法。按照福柯在《词与物———人文科学考古学》一书中的说法，“知识考古学”的主要目的是“旨在重新发现在何种基础上，知识和理论才是可能的;知识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起来;在何种历史先天性基础上，在何种确实性要素中，观念得以呈现，科学得以确立，经验得以在哲学中被反思，合理性得以塑成，以便也许以后不久就会消失”。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说，也即讨论问题的时候，不是从思想传统本身的脉络出发，而是着眼于历史中的话语实践，关注“思想如何以话语的形式，即历史情境中的言说行为，而不是简单的概念的发生———参与和创造了历史”(刘禾，2010)。［1］从这个层面上讲，知识考古学也就明确地成为一种对“话语”的构成和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和分析的研究方法。目前我国学术界关于证券分析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即分析师股票评级和推荐是否具有信息含量;分析师股票评级和推荐的长期效应;分析师报告中其他信息的市场反应;分析师报告信息含量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研究(郑方镳和吴超鹏，2006)。［2］对于改善资本市场有效性的目的而言，证券分析师的分析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是很必要的研究视角。这些已有研究都把证券分析师话语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研究其对资本市场的影响，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却是证券分析语是话语主体———证券分析师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受到主体意识的很大控制。胡奕明等(2003)在《证券分析信息解读能力调查》一文中指出证券分析师对年报信息的使用能力在提高，对管理信息和会计信息的使用频率都有所上升，且会计信息的使用比例远高于管理信息。［3］这也就说明了证券分析师在其分析行动中所占有的能动性地位，证券分析师如何筛选信息、用什么方法分析信息、以何种方式提供信息都会对广大信息受众产生影响。纵观国内现有对证券分析师相关问题研究的现状，很少涉及对证券分析师主体的研究。正是基于此种研究现状及研究特质的启发，笔者试图尝试着结合资本市场中的股评现象，沿着知识考古学研究路径追寻证券分析师话语分析的新思维。

二、基于知识考古学视角下的证券分析话语重新审视

我国现有关于信息研究的边界往往定位在信息(包括证券分析师的行为)本体作为客观存在对信息接受者的牵引作用，很少考虑信息形成的过程及其在度构建过程，也即福柯所说的很少考虑知识信息在哪个秩序空间内被构建，其在历史情境中的发展路径。而在证券分析师场域里，证券分析师信息的再传递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信息受众的接收边界，所以，研究证券分析师的话语架构对于信息传播的准确性，对于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不言而喻。

(一)证券分析师语境的信息构建分析

具体到资本市场的股评行为，信息的重构过程即:信息经过证券分析师具体情境(分析工具、传播媒介电视或呈现方式等)后的传达，信息接受者会做出一定的反应，而这个反应会再度循环成新的信息内涵，信息传递方会基于各种市场表现结合其本人新的体验、理解和思考方式变化而再阐释。李晓东(2009)在其《会计信息流逻辑及其优化》一文中指出，“会计信息是公开信息的主要组成部分，证券交易者基于会计信息的解读，进行一系列逻辑推断形成交易信念，并通过实施交易行为来影响证券价格的形成。信息接受者会从当前场景实际看到的信息流向凭借信息通道推导出另一些场景的信息”。［4］所以，笔者认为信息传播媒介主导下的信息已不在是仅仅框架式的财务报表信息解读，更是信息传播媒介，也即证券分析师在传达市场信息的语义逻辑分析。首先，笔者对信息形成和重构的思考也就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点:(1)对信息受众来说，证券分析师传递的每条信息可以呈现出两个方面的困难，它们是:(甲)信息受众理解信息含义的困难程度，例如，对“建议观望”、“大盘持续震荡”这类模糊语句的含义的理解就对例如“建议持有”、“建议抛售”这类直观的语句的含义的理解困难的多。(乙)信息受众从大量信息中筛选有用信息的能力，由于基因生存本能的经济性能源和营养配置原则，面对大量信息时，信息受众的大脑作为信息的处理系统也会出现“自我服务意识”———采取心理办法简化智力消耗过大的信息量(周菲，2008)。［5］(2)信息受众信息接收的主动性依赖于“成本—效益”权衡，信息受众对信息广度的可能会不自然的受到物质收益和心理收益的影响，因为认知过程中很难进行完全意义上的理性思考，而是会尽力寻找思考捷径，采用把复杂问题简化的策略。这就会形成有用的信息并没有被投资者认识，而是基于其生理需要简化处理。(3)信息传播者(证券分析师)传递信息的方式:包括信息传播媒介、信息表达方式及信息传播时间把握。国外的研究表明信息披露存在明显的“自我服务”意图，上市公司会策略性地选择不同的披露时间、内容、方式，来实现公司或者管理者自己某种特殊的目的。而这种自我服务意图又必然会产生一定形式的信息偏差(王雄元，2005)。

暂不论信息的真实性及信息接受者和信息传递方的接收和传递能力，作为有意义的话语，一定是能够被信息接受者理解和接受的，但实际上现有证券分析师话语研究都暗含了一个基本假设:即信息传达方和信息接受者之间有着想当然的“桥”———以供双方达成信息共识，但实际情况却大相径庭。第一，信息传播媒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曲解”了纯粹的客观现实;任何陈述或话语所指涉的对象不仅都是由这些陈述或话语本身建构起来的，而且其范围和界限也往往是变动不居、充满着“差异、间隙、替代和转换的游戏”(福柯，1998)。［7］(P47)吴联生(2006)在解释会计信息规则性失真时也指出，人类认识的“客观事实”，实际上是人类对客观事实的认识，而不同的人对同一客观事实的认识可能存在差异，因此，也就不存在大家所一致认可的“客观事实”。［8］(P30)第二，我们也会发现，不仅很难找到所有概念都完全一致的陈述，而且表面上看似相同和一致的概念在不同陈述中其含义却可能大相径庭。我们还会在概念系统看似相同的陈述当中“身不由己地发现一些新概念的产生，其中有一些可能是从旧概念中派生出来的，但是，其他的概念是异质的，并且其中有些甚至与它们是不相容的”(福柯，1998)。

(二)证券分析师话语实践特质性逻辑分析

确定上述分析后，针对确定什么样的标准来对证券分析师话语类型加以确认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本文从两个维度———即文本维度(关注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的语义逻辑)和实践维度(说明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生产和解释过程的发散性性质)———尝试着重新构建证券分析师话语框架。1.证券分析师话语文本的语义逻辑构建(1)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接续的形式。具体包括证券分析师话语陈述系列的各种秩序(具体到证券分析，也即证券分析师推理论证其观点的行为，包括其所传达的信息覆盖的空间以及其话语组织表达的内在逻辑)、证券分析师话语各种陈述的从属类型(即证券分析师对其观点佐证的形式，是“提出观点———证据支持”、或“市场表现———行情预测”和“市场规律———特殊情况”等)及证券分析师话语各种修辞模式(即证券分析师话语内在逻辑机理，其是如何表述市场行为及其表述观点的描述演绎方式)。(2)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共存的形式。证券分析师话语概念共存的形式至少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勾画出来:①证券分析师话语在场领域。由于信息传播平台及证券分析师并不唯一，所以就涉及到谁、在什么场合发表的信息可信度更高。②证券分析师话语伴随领域。即分析师用支持其信息观点方式以外的其他佐证性技术或话语。③证券分析师话语记忆领域。即那些被信息者或接受者接收的既定的真理实体或有效性范围，但这些既定真理实体或有效性范围却与信息者形成其信息相关联。2.证券分析师话语场域下的实践指向分析(1)确定证券分析师话语的可能转换或衍射点。众所周知，文学家历来组织文字意思表达的形意与意意，也即我们说的言传与意会。信息的文字性表述虽然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理解是什么意思。殊不知信息表述本身所传递出来的行动意识性。刘禾(2010)在其《“话语政治”和近代中外国际关系》一书中指出:“话语涉及的是行动，而不是纯粹的表述”。

正如其对“夷”字的解读，充分揭露了这种文字的表述的行动意识性。当然，在此并不是否定文本表述的意义，更多的是想说明条约文字的束缚、话语实践对行为的潜在影响性。故证券分析师的信息已经不在是单纯的文本信息，其背后隐藏的是行为模式。(2)确定证券分析师话语某一主题被选择的内在权威或根据，即“话语的权威或根据”。并非话语在主题或理论选择方面所隐含的所有可能性都能够被实现。在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能够实现的选择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或一些。由于股市的风险，证券分析师也不可能准确的预测各种信息，其在表明立场时，为规避由于预测信息失误而造成的声誉风险，必然只会提供一个动态信息空间(如常见的证券分析师用语:建议观望)，所以这时证券分析师的话语构成并不会完全占据它的对象构成、陈述构成和概念构成系统。这也需要信息受众结合其他话语丛来理解，以揭示新的可能性。

三、证券分析师话语误导分析

由于语言构成了人成之为人的主要维度，不了解语言，不研究语言在人类社会形成和市场机制运作中的作用，显然难能对人类“经济世界”的内在秩序及其变迁机理有一个到位的理解和把握(韦森，2009)。［11］语言构成了人类社会彼此沟通的桥梁，但作为一个有意义的话语，其存在至少有两个前提:语言传递的真实性和彼此语言认知的同一性。信息市场夹杂着大量的、无用的或者是虚假的信息，以及话语双方对同质性概念认知的不共存性，都动摇了话语认知的当然性。徐贵权、任孟山(2010)在《时评作为一种利益表达方式:传播社会学的考察》一文中将时评视为一种利益表达的象征行动。［12］联系资本市场的股评现象，证券分析师难免会脱离“利用”话语权实现自身利益的可能，不过不同于可观察的社会行为，文本形式的话语背后隐藏着“实践”性，所以社会现有规则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监管。在这个意义上，如何认识证券分析师形式话语背后的“影子”，如何分析并构建一个资本市场话语框架以更好的引导信息传递方和信息接受者以提高资本市场有效性是一个值得思考的现实问题。借鉴吴联生(2006)对会计信息失真的结构分析，笔者也尝试着从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误导和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误导来分析证券分析师文本话语和实践导向不协调的内在机理。本文中定义的证券分析师违规性误导是指由于相关证券法律法规客观存在的不完善，使得证券分析师的行为出现偏差而造成的误导;证券分析师违规性误导是指证券分析师故意违背相关制度规定而造成的误导。

(一)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与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误导

资源是稀缺的，信息作为资本市场上特殊的商品，其供给和需求之间的矛盾，决定了人们必定追求自身的利益。但若是人人都自谋私利，那么社会就会处于极度无序状态，所以社会成员若想获得收益，则必然会进行合作，这样，不同的社会公众就成为该合作投资的不同利益相关方，而利益相关方合作投资的结果，就是社会形成一种自发的投资秩序。资本市场中股评师话语信息供需双方若想获得合作的成功，其基本前提就是需要对利益相关方所投入的不同资源和利益相关方所享受的收益进行计量。证券分析师进行股票分析，其投入的是专业素质，需要获得的是专业劳动报酬及潜在声誉收益(这种声誉收益在其以后职业生涯中可通过可计量物质实现)，信息受众在资本市场投入资本则希望得到专业指导实现资本收益。由此可见，包括资源和收益价值的计量以及证券分析师相关分析等内容的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实际上是利益相关方以其所投资的资源为依据而进行互动的结果，是他们利益冲突与协调的结果，它是一种自发生成的秩序。证券分析师话语是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微观企业财务信息规则而构建的，只有当证券分析师依据宏观经济形势及微观企业财务信息规则生产的股评话语与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相一致时，才能被利益相关方所接受并予以运用。但是，由于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以及经济形式和财务会计规则的自我修复性，证券分析师师即使客观公正的进行分析，也可能会模糊一些相关证券制度及财务会计规则漏洞的存在性，造成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诱导。到目前为止，我国的证券法仍未出台明确的证券分析师制度，只是规定了一些禁止条款，这些给证券分析师灰色行为留下了空间。

(二)信息不对称与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误导

法国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2007)认为，商品世界有两类不同的交换:一种是普通的交换，带有竞争性。因为是公开的;另一种是高级的交换，带有欺骗性和独立性，这是一种私下交易，目的正是摆脱传统市场种种规定的束缚，摆脱市场的竞争。［14］(P89)证券分析师话语引导毫无疑问是很难监管的，有时对于其到底是证券分析师话语规则性失真，还是证券分析师话语违规性失真很难去分清。证券分析师的初衷是为了增强资本市场的有效性，但在不完善契约的背景下，理性人很难以道义性原则去行事，这就不可避免出现“有意”或“无意”的违规行为(证券分析师会顾虑其职业生涯而做出不一定是显性的经济形势判断或财务分析，其表象的和潜在的含义需要信息受众的领会，所以说证券分析师话语的“真实性”具有相对性，其“真实”的程度很大程度上依靠信息接受者的自我甄别，这也是证券分析师逃避监管的一个惯用途径。

四、规范证券分析师话语的建议

证券交易所在2007年4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部分分析师滥用信息优势误导投资者，这已成为助长股市虚假繁荣，影响市场健康稳定发展的一个潜在的重大风险点”。在这种背景下，如何有效防范化解证券分析师话语误导，已经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证券分析师话语规范性误导的治理首先在于证券分析师要及时准确把握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在此基础上能够尽可能地运用已有的存在于所有信息需求者头脑中的证券制度及相关财务会计制度，对证券分析师话语秩序进行准确的表述。而证券分析师违规性误导治理的关键在于设计一个合理的责任合约安排，使证券分析师的违规行为所带来的成本超过其带来的收益，从而改变理性的证券分析师的话语行为决策。同时，重视发挥市场声誉机制，劳动力市场信号等市场调节力量，实现以间接监管为主体，以直接监管为引导的高效的利益冲突治理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