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析证券稽查与诚实守信

时间:2022-05-14 09:2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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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证券稽查与诚实守信

诚信是证券市场的基石。《现代汉语词典》解释“诚信”,“诚”,真实的、实在;“信”,确实、信用、相信。《牛津高阶英语词典》解释“honesty”(诚信):thequalityofbeinghonest,诚实正直的品质。“诚”是指一个人的诚信,反映的是理性认知维度,“信”是指一个人的依赖,反映的是感性情感维度。笔者于2012年1月,以稽查与诚信为主题,做过两次问卷调查:一次是对证券监管人员的“稽查与诚信问卷调查”,调查涉及广东、深圳、厦门、江苏、青岛、辽宁、云南、贵州和重庆等地区的证券稽查人员。共发放问卷48份,回收问卷42份,有效问卷42份;另一次是对证券监管对象的“稽查与诚信问卷调查”,调查涉及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营业部、期货公司和证券中介公司等高中级管理人员。共发放问卷20份,收回问卷15份,有效问卷15份。同时,笔者还进行了一些相关人员的访谈和电话访谈。了解证券监管人员在证券稽查中对“诚信”相关问题的想法、思考。并且,将平时在稽查案件中涉及“诚信”问题的疏理,以及有关稽查人员对该问题的探讨。通过问卷调查、探讨研究,表明研究证券业“稽查与诚信”相关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推广价值。通过问卷调查及证券稽查办案中,笔者发现:影响稽查诚信,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人格因素,最主要是从自身(稽查人员)的因素来思考;情境因素,最主要是从稽查(案件涉及相关人员)对象来思考。

一、诚信的人格因素分析

稽查诚信的建立,是基于证券监管的互动过程之中,其稽查诚信是由多要素构成的,即权威诚信、态度诚信和能力诚信等因素。

权威诚信:《证券法》第179条和180条明确授予证券监管职责和监管措施;《证券法》183条规定: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履行职责,被检查、调查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如实提供有关文件和资料,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法律条款明确了监管的权力,证券监管者负责代表行政机关行使这种权力。因此,他们的言行举止应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但在现实证券稽查过程中,由于其稽查结果的严重性(警告、罚款、市场禁入、追究刑事责任等),稽查对象对这种权威的对抗性很强;稽查对象不讲诚信,不提供应提供的证据材料,甚至编造谎言、提供假证词,谎称客观原因不接受调查等失信行为时有发生。虽然《证券法》230条规定:拒绝、阻碍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工作人员依法行使监督检查、调查职权未使用暴力、威胁方法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实际不具有操作性。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搜集到不诚信的证据是否应该通过法律法规进行处罚?”选择:“是”占88%、“不管”占2.4%、“否”占4.8%(其它回答的占4.8%)。诚信行为一旦成为法律规范时,承担的将是一种法律责任。其后果可是财产性的,也可是人身性的;可是民事的、行政的,甚至可是刑罚。香港《证券及期货条例》将若干妨碍行为界定为犯罪,给予刑事处罚。如:向调查员提在供重大事件上属虚假或误导的记录或文件,或作出重大事件上属虚假或误导的回答,并存在直接或间接故意;英国《2000年金融服务和市场法》规定:有权力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特定时间到达某个地方接受调查,否则,可以将案件交给法庭;若当事人拒绝法院的调查,则有可能被判刑。并明确规定被调查对象在接受(FSA)调查时,没有“沉默权”,必须回答问题,比警方权力还大;意大利证监会,在稽查过程中如遇到被拒绝提供所需信息资料时,可要求司法部门协助强制对方提供,或者向法院起诉;比利时在2002年制定新的金融监管法案:为保证独立执行职务,银行金融委员会(银行、证券、保险统一的监管机构)监管人员在做出决定和执行任务时,除欺诈等错误行为外,可以不受国内法的限制;对经纪人有搜查权;对企业中所有不被定义为私人区域的地方可以进行搜查(向法院申请搜查权);有权询问证券交易人员,要求其提供相关的信息,对不配合调查的,可以向法院起诉。很特别的是日本证券监管的职权非常小,仅有调查权而无处罚权。这在全球证券监管中属于特例。

态度诚信:探讨诚信态度,往往人们自然会想到的是稽查对象的诚信态度。其实在证券稽查案件调查过程中,稽查人员的诚信态度也是非常重要的。就如莎士比亚所言:如果要别人诚信,首先自己要诚信。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的诚信是指?”选择:“调查人”为零、“被调查人”占26.2%、“双方的诚信”占73.8%。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调查人员的诚信对被调查人员有影响?”选择:“影响大”占86.7%、“一般”占13.3%、“无影响”为零。笔者曾对上市公司某高管进行询问谈话,开始他所谈的内容明显与客观事实不符,通过提醒并告知所谈内容不属实,将会留下不诚实记录后,他才如实陈述了客观事实。诚信原则从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层面始于罗马法。我国《证券法》第四条规定:证券发行、交易活动的当事人具有平等的法律地位,应当遵守自愿、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诚信是市场经济中形成的道德准则,但被证券法律法规规范之后,从而使道德准则成为人人必须遵守的法律原则,即诚信原则为道德准则的法律化。所以,稽查人员本身的诚信态度,对证券案件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调查人员的诚信对调查有无影响?”选择:“有”占88%、“一般”占12%、“无”为零。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证券市场的诚信问题,首先应该从监管人员(队伍)抓起,遵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依法办事的原则,自觉树立诚信态度。

能力诚信:证监会主席郭树清强调,投资者信心是资本市场的基石,稽查执法工作维护投资者信心、保护投资在者利益、保障市场健康运行最直接、最有效的手段。要切实将稽查执法纳入证券期货监管的中心工作,始终把稽查执法这一证券监管部门的基本职责,作为监管工作的重心。中国证监会对内幕交易和证券犯罪,始终坚持“零容忍”的态度,发现一起坚决查处一起。作为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在目前社会、经济、法律以及诚信缺失的背景下,稽查人员需要具备怎样的能力才能胜任这项工作。稽查人员不仅应具有很强政治素质、专业知识、稽查能力,包括诚信能力。诚信不仅是人的一种素质,也是人的一种能力诚信能力:一是尊重客观事实、体现客观真实,即一方面要体现稽查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始终坚持“诚实”尊重“客观事实”;另一方面要体现稽查人员具有将法律事实还原为客观事实,“重现客观真实”的能力。因此,从这个角度上讲,诚信也是一种能力诚信能力;二是在稽查办案中稽查人员力争调查对象尽可能配合调查的能力;搜集、获取、鉴别、证据真伪的能力;通过对不同的调查事项、调查对象采取不同的调查方式和方法,体现出稽查人员的诚信能力。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调查人员强调配合的态度对被调查对象诚信态度的影响?”选择:“有”占73.3%、“一般”占6.7%、“无”占20%;三是证券稽查办案的效率。挪威金融监督委员会,非常强调采用先进技术手段,提高监管准确性和实效性。2003年开始,监管案件提供时间表,要求90%的案件处理时间不得超过30天。每季度汇报进展情况,并登在网站上,接受公众监督。

二、诚信的情境因素分析

稽查诚信是在特定环境之中:地点时机、角色态度、认识观念等因素,对稽查诚信的确立,及其对稽查案件的开展起着重要影响。

地点时机:稽查办案没有明确规定对涉案当事人进行调查的场所限制,但在实际工作中一般会选择在监管部门的办公场地、被调查对象提供的办公场地,或特定场地。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与被调查人员谈话的地点,你认为在哪里其诚信度更高一些?”选择:“监管部门的办公室”占83.4%、“特定的公共场所”占9.5%、“被监管对象的办公室”占7.1%。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与被调查人员谈话的地点你更愿意在哪里?”选择:“特定的公共场所”占26.7%、“被监管对象的办公室”占53.3%、“监管部门的办公室”占20%。所以,证券稽查过程中,作为稽查人员在选择调查场地上,最好选择监管部门的办公室,对稽查对象的心理产生一定的影响,提高其诚信度。笔者曾经在一起涉嫌内幕交易案的调查中,发现涉案重要当事人,在不同的地方,对其“证词”出尔反尔三次。当他得知调查目的和结果的严重性时,编造谎言,其“证词”毫无诚信可言。在香港证券期货管理委员会如果通知当事人到办公地“喝咖啡”,那么就意味着你的诚信度可能受到了质疑。稽查办案中与当事人接触的时机把握与诚信度也有一定关系。与当事人了解一般情况的接触;确认重要事实的接触;确定责任的接触。不同时机选择,稽查对象的诚信度是不一样的。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与被调查人员谈话的时机不同,所获取的证据与对方的诚信度有无关系?”选择:“关系大”占76.2%、“一般”占23.8%、“无关系”为零。当了解一般情况时,调查对象防范心理较弱,诚信度相对较高;当涉及到实质性问题时,调查对象防范心理较强,诚信度相对较低。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一般了解情况与正式谈话对诚信的影响?”选择:“有”占40%、“一般”占26.7%、“无”占33.3%。稽查对象当知道或猜测到问题的严重后果时,其诚信度大大降低。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被调查对象知悉调查人员已掌握的相关证据对诚信的影响?”选择:“有”占66.7%、“一般”占6.6%、“无”占26.7%。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被调查对象知道调查后果对诚信的影响?”选择:“有”占73.4%、“一般”占13.3%、“无”占13.3%。

角色态度:证券稽查办案中,涉及的调查对象自身在该案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其诚信度不同。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涉嫌问题关联较大的调查对象诚信度?”选择:“高”占2.4%、“一般”占28.6%、“低”占69%。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工作中被调查人员的身份对诚信有无影响?”选择:“有”占26.7%、“一般”占40%、“无”占33.3%。如果被调查对象只是参与有关事情的过程,而自己并没有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其诚信度较高;如果被调查对象不仅参与有关事情的过程,而且参与涉嫌违法违规行为,其诚信度一般较低。当然前者虽然本人可能并不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但为了帮助其他人或受他人指使,其诚信度受极大的影响。在证券稽查案件中,发现不诚信的行为,只是采取不信任的态度,而不会采取相应措施对其实施处罚。在香港,证券执法中一旦发现被调查对象出具不诚信的证言证词,就可根据相关法律就不诚信的行为向法院进行起诉。因此,在参与事件的各方只要自己并没有涉嫌违法违规,一般不会为其他人的行为出具不诚信的证言证词;涉嫌违法、违规者也会考虑其行为是承担的责任大小来确定不诚信可能承担的刑事责任。另外,对稽查对象在调查中采取积极、主动的配合,在最终处罚的尺度上是否给予适当的考虑。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调查对象采取合作诚信态度的在处罚的尺度上是否应该区别对待?”选择:“应该”占92.9%、“无所谓”为零、“不应该”占7.1%。美国证监会在对公司作出罚款时,会考虑一些补充因素:如公司是否采取了补救措施;公司是否很好地配合调查(主动报案、主动提供资料等因素)。

认识观念:诚信应该是道德的范畴,还是法律的范畴?人们对诚信的认识差别是非常之大。在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从传统意义上讲,将“诚信”视为伦理道德。在当代西方,“诚信”的概念,起源于经济领域(市场经济),其内涵就有着法律化的意义。如果没有法律意义的诚信,就不可能到达终极意义(道德)的“诚信”。也就是说,“诚信”在历史发展的不同阶段,所属的范畴是不一样的。在现代商品社会中,更多地应该运用法律的手段来规范人们的行为。或者说,诚信是支撑社会的法律支点,是法律规范的道德。只有社会诚信的不断提升,社会才能向前发展。

笔者对稽查对象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诚信属于什么范畴?”选择:“道德”占60%、“行为规范”占33.3%、“法律”占6.7%。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诚信属于什么范畴?”选择:“道德”占57.1%、“行为规范”占23.9%、“法律”占19%。选择诚信属于道德范畴的大约占到了近6成,尤其是稽查对象选择诚信属于法律范畴的仅仅只占6.7%。所以,在证券稽查过程中,稽查对象对于诚信的表现:说谎、提供虚假材料等不诚信行为。因为,在他们看来,诚信是可有可无的,只要对自己“无损失”、可以“帮助”他人,甚至有利可图,要不要诚信无所谓,大多认为也不会负法律的责任。失信者不仅应对背信弃义承担现实责任,还要长期利益损失。如果只追究失信者的现实责任而无长期责任追究,失信者就难以感受到未来的长期利益损失,可能还会继续出现失信行为。在证券市场中,由于监管者与市场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失信低成本,守信高成本”的情况较为严重。其主要原因:一是失信成本低。我国证券法律法规对失信者缺乏具体的、操作性强的、强硬的诚信规范。对于上市公司、证券公司、证券中介公司等,许多国家对他们都实施“无限连带清偿责任”。而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和《刑法》等均没有证券中介机构承担“无限连带清偿责任”的规定;二是平摊失信成本。一旦失信出现风险,不是仅由失信者本人承担,而是由所有参与者承担(包括政府“埋单”)。如美国“安然事件”的出现,对整个美国经济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三是失信者独享利益。失信行为产生利益,“理”归失信者独享。如果不对失信行为进行规范,势必将会出现“马太效应”。美国的金融危机就是很好的实例。所以,对诚信行为必须运用法律化的概念来规范。从全球证券业来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证券监管模式自律管理,随着证券市场的发展,政府监管部门的监管力度都在不断的加强。香港地区证券管理模式也由自律管理模式转变为政府(法律)监管型模式。要扭转“失信低成本,守信高成本”的局面,必须要创新制度设计:一是诚信行为均进入“诚信信息库”,如意大利新的监管措施,即诚信信息处理制度,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媒体、网络公布(黑名单)制度等。笔者对稽查人员问卷调查统计显示:“稽查办案中搜集到不诚信的证据是否可通过新闻媒体或‘证券诚信库’对不诚信的人员的行为给予公开披露?”选择:“应该”占81%、“无所谓”占2.4%、“不应该”占16.6%;二是“一票否决”制。失信者不仅应对其失信行为承担现实责任,而且还应承担长期责任。如失信者只承担现实责任,而不承担长期责任,失信者就难以思考到未来长期利益的损失,继续失信。所以,应建立“一票否决”制,即只要曾在稽查调查中发生提供虚假材料、出具虚假证言等不诚信行为,就可建议不适合担任证券公司、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三是应加大对法人实体中公司高管者的处罚力度,就犹如在美国首次制假将面临200万美元的罚款和10年监禁。使失信收益远远不足以弥补失信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