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法责任检讨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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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带责任之产生

（一）法律上的基础

连带责任是指两个以上当事人分别对债务均需承担全部清偿的责任。依据连带责任产生的根据不同，可以将连带责任分为法定的连带责任和约定的连带责任。约定的连带责任须当事人有明确的意思表示，且债务的性质允许成立连带责任（如债务的履行须数个债务人共同的行为方可完成，客观上就不可能构成连带责任）。[2]这里主要讨论法定的连带责任的情况。连带责任是一种较为严格的民事责任，法律一般基于以下的情况明确规定需要负担连带责任：共同侵权行为、保证人、合伙人以及关系中的当事人。

《证券法》161条主要是规定虚假陈述的民事责任。那么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基础是什么呢？理论界的观点不外乎三种[3]：契约责任说、侵权责任说和独立责任说[4]。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似以侵权责任的认定为佳[5]。所以连带责任的承担的法律基础主要是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

对于共同侵权行为有“共同行为说”和“共同意思说”。共同行为说主张不以共同的意思联络为要件，只要各行为人有故意或过失，且各行为相互间构成客观上的“关联共同”即可。而共同意思说十分强调各行为人在主观上的共同意思，而对各行为客观上的关联关系则不予重视。自1955年以来，法国法院在一系列“打猎案”中建立了共同过失的原则，即认定全体狩猎人因违反共同的注意义务而构成共同侵权行为，令其负连带责任[6]。那么在证券民事责任中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种变化呢？有的学者认为连带的基础在于其具有共同的意思联络，所以认为在证券法中让中介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合理。[7]我想，探求这个问题要从产生这种变化的原由来看：在现代社会人们以某种联系方式“共同地”致人损害的机会和形式越来越多。从加强保护受害人的立法政策出发，需要法律对这些行为的控制保持一种机动灵活的姿态，抛弃严格的共同意思的要件。

证券法无疑加剧了这样一种损害发生的可能性，而主观上的意思联络在证券行为中证明又是更加的困难，由此可见证券法中的共同侵权的构成也应适应现代社会的变化，不应拘泥于传统的共同意思构成要件。而且在证券法中有强烈的保护投资者的立法理念，鉴于此连带责任产生的法律基础应采共同侵权中的“共同行为说”为益。《证券法》161条并未明确规定主观上须具有联络才负连带责任，所以在司法实践中我们可以从保护投资者的角度出发来认定共同侵权行为的成立。

（二）经济学上的基础

连带责任的实质是多个当事人彼此之间承担一种履行债务的担保责任。[8]那么让这些连带债务人承担担保责任的经济学基础又是什么呢？换句话说，是连带责任还是按份责任更符合经济学含义？正像区分过错责任和严格责任一样，这里的关键区别是在两种情况下，最佳预防措施是由其中一个被告单方面进行的预防还是由他们共同进行预防。在最佳预防涉及数个被告的共同行为时，通过把剩余责任强加给每一个被告，不分摊规则就为每一个被告采取预防措施创造了最佳动力。[9]这里主要是谈预防的动力问题。而信息经济学则从预防的能力问题给连带责任提供了经济学的基础。[10]让那些更有可能掌握信息，并据此预防事故的人分担责任，则会使事故发生的可能性最低。

那么161条上的连带责任是否是建立在这样的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呢？我想，通过后面对于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的分析可以看出，161条的规定并非十分的妥当。并不能很好的达到连带责任的预防和监督的作用。

二、连带责任之承担主体

（一）其他国家的规定

在美[11]、英[12]、日[13]、德[14]以及台湾[15]和香港[16]都规定虚假陈述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是：发行人及其负责人、在公开说明书上签章的发行人的职员、承销商、会计师和律师等专门职业或技术人员。

（二）我国的规定

对于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的承担主体涉及的条款主要有《证券法》63条、161条、175条、202条。175条的规定主要是针对认股人的，而且只是退还所募资金的问题，并不涉及民事的赔偿，所以不予讨论。

63条虽然规定对于虚假陈述发行人和承销商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并未规定是否为连带责任。因为从63条对“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的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经理应当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表述来看，在“……发行人、承销的证券公司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表述中遗漏“连带”的可能性很小。所以可以推断这里发行人和承销商并非承担连带责任。[17]

而161条和202条规定的民事责任的主体相同，但是其中的连带责任的承担究竟是专业机构与其人员的之间的连带，抑或是专业机构及其人员与发行人之间的连带[18]还是专业机构之间的连带是存在疑问的。从学理上来看，对于专业机构与其人员之间的连带责任问题，是雇佣人责任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国家虽然在民法中雇佣人责任没有明确的规定，但可以通过关系来解决，无需通过证券法来明确，所以这个疑问基本可以解决。但究竟是否与发行人连带就很是问题。从共同侵权的原理来看，承担连带责任的主体应该是所有的共同侵权行为人，《民法通则》130条也就此作出了规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不可以通过法律特别的排除这种连带责任的承担，或是使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有所改变。从《民法通则》和《证券法》的关系来看，是普通法与特别法的关系，法理上认为，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所以这里应该仅以《证券法》作为判断连带责任承担主体的依据。但是有些学者在讨论虚假陈述的连带责任的承担问题的时候的基础就是法律规定与美国责任承担主体相同。[19]但从疑问的产生的论述来看，则可以肯定有很多的学者认为连带并非包括发行人和承销商。从官方的释义[20]中的解释来看，也进一步证实，我国《证券法》161条和202条的连带责任的主体仅仅是提供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和法律意见书等文件的专业机构和人员。（后文称三个机构）

（三）评价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我国的规定与其他国家规定的不同。从161条的产生来看，证券法是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规定不同的。在《暂行条例》中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的主体只是规定了公司发起人、董事以及证券承销商，而未包括发行公司的董事、经理及其他职员以及会计师、律师、工程师等其他专业技术人员。[21]《证券法》之所以增加了161条，就是考虑到这三个机构及其人员工作的好坏会直接影响到投资者的利益和证券市场的稳定与否。[22]而之所以让三个机构承担连带责任可能是考虑到我国的现实情况是三个机构联合造假的可能性较大，所以让他们互相监督。而没有规定和发行人承担连带责任可能是考虑到中介机构的责任不宜过重。[23]所以161条的存在是有其合理性的。

但从对连带责任产生的经济学上的基础的讨论来看，161条的规定存在不尽合理之处。因为三个机构虽然都在发行的过程中起很大的作用，但是其具体的负责的部分确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他们的专业知识存在很大的差异，是否可以占据很好的信息优势是值得疑问的。既然预防的能力将会受到置疑，那么预防的动力就成为空谈。而且从后文的讨论中可以看出，由于法条规定的模糊性，使得这条在具体实行中可能遇到更多的不可操作的问题。而从国外的规定来看，之所以要与发行人、承销商一起承担连带责任，是因为发行的每个过程都会存在发行人、承销商与三个机构之间就某一个部分产生联系，这些部分都是此机构的专业范畴，而在联系的过程中三个机构也有信息获取的优势，并有必要强化责任分担，以实现损害的预防。因此建议未来的民事责任的规定中进一步完善。但鉴于161条的现实规定，后文的很多的讨论还将建立在三个机构的连带责任基础之上。

三、连带责任之性质

连带责任根据效力发生的不同条件，可分为一般的连带责任与补充的连带责任。在一般的连带责任中，债的关系一经成立，各连带债务人即无条件地对整个债务承担清偿责任，债权人即可同时或先后请求债务人中任何一人或数人为部分或全部给付，未被请求的债务人是否有不履行义务的行为或是否有履行能力等，均不影响债权人对其选择请求权的行使。而补充性的连带责任的生效则是需以债务人中的一人不履行或不能履行义务为根据的。即债的关系发生时，债权人并不当然享有选择请求权，债权人只能首先向债务人提出其所承担的债务或债务份额的请求，只有当这一请求未获满足时，债权人才有权向承担连带责任的其他人提出代为清偿的请求。[24]在共同侵权中一般认为应负一般的连带责任。但是并不排除法律通过规定加以排除的可能性。

在证券法的民事连带责任中，有的学者主张应采用补充的连带责任。先由上市公司承担责任，而中介机构承担补充的责任。[25]从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这种观点是建立在发行人、承销商与三个机构共同承担连带责任情况的基础上的，但是161条的连带责任并非如此。161条规定的责任的承担主体之间是平等的，都是发行过程中的专业服务机构，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应存在由某个主体先承担责任的问题，责任的性质应是一般的连带责任。当然这里不排除法律通过规定确认，在某种情形下，比如主观的状态不同时，由主要的过错人承担主要责任，另外的连带责任人承担补充连带责任。而且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这种连带责任的实质在于目的上的单一，即使债权得到满足。所以当事人无权仅仅免除部分共同侵权人的责任，如果免除，则效力及于其他连带责任人。

假设未来证券法修改，虚假陈述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同美国现行规定一样，那么是否应存在补充的连带责任的问题呢？我想这主要是个立法取向的问题。关键看立法更注重保护那一方的利益，保护的程度有多大。

美国95年私人证券诉讼法对1933年证券法11条的改革[26]由于其他相关条文（比如10b—5）的存在，和州法的存在，对于现实的诉讼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可见的是其修改的初衷，即减少滥诉的情况。我们国家还没有关于虚假陈述的证券民事责任的相关案例判决，更不用说滥诉或给三个机构造成严重负担的情况，而且，从行政的处罚来看，三个机构确实存在很多和发行人、承销商共谋的情况，所以应该通过责任分担的强化达到预防和监督的目的。当然可以在某些情况下存在变通，比如根据主观的不同的判断是承担一般的连带责任还是补充的连带责任甚至是按份责任，但是这将是一个看来很遥远的构想。

四、连带责任承担主体之免责

对于连带责任承担主体之免责存在两种情况，一方面是根本就没有责任，当然也就谈不上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另一方面是虽然有责任，但法律上规定在某种情况下只需承担按份责任，而无需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第二个方面，在上文中已经有所论述，所以这里主要讨论第一方面的免责事由。而这里的主体也主要是指作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的律师和会计师，而不涉及发行人、承销商及其董事。

（一）美国、日本和台湾情况的介绍

1、美国概况

在美国证券法11（b）中规定了相应的免责事由。在现实的案件中对于专业人士是否要承担责任主要判断的事项是虚假陈述的内容是否构成“重大事实”，专业人士主观上是否恪尽职守（Duediligence）及合理调查(Reasonableinvestigation)。后者就是所说的法定的免责事由。法院判决说，除非误导性的信息非常明确的来源于会计师，否则会计师不承担责任。此外，即使律师准备了或者审查了登记文件，也并不意味着整个登记文件就被“专业”化了，也不等于因而也就可以根据第11节追究律师对整套登记文件的责任。核心是判断谨慎程度的标准，以及被告可以用来为自己进行辩护的依据。[27]

在EscottV.BarChrisConst.Corp.[28]的案件（以下简称Escott案）中，法官对于恪尽职守和合理调查进行了详尽的论述，确立了基本的判断标准即最高的谨慎标准。在此案中充分显示了美国的法官对于这种标准在具体案件中的具体分析。法官注意到了会计师事务所和主管会计Marwick的特性，并通过其曾经所从事的审计行业来判断其是否适合保龄球道企业的业务状况。并且区分了不同的审计项目，具体判断在各项业务中其是否真的进到了谨慎的义务。并认为会计师等专业人员不能以依赖发行人或发行人主管提供的资料为由为自己进行辩护，他们必须进行独立的恪尽职守的调查。此案中对于律师Grant的责任探讨的并不是很多，因为此案最后判决承担责任的律师的原因并非其为专业人员，而仅是因为他签署了登记文件，并且因为其后来成为公司董事会成员。对于律师只有在对发行的合法性等提供建议时才被认为是一名专家。

但是在Escott案之后，在证券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因为法官在判断被告是否达到恪尽职守标准是，总是事后诸葛亮。经过很多年的发展，证券业本身已经形成了一套尽职标准。对于律师而言，在审阅公司文件时要尽心尽责。公司文件范围包括组织文件、贷款协议、发行人及其下属机构的董事会会议纪要、股权与利润分配计划、雇佣合同、租约、销售和供给合同以及其他重要协议等等。律师还要了解发行人目前是否正在打官司，以及是否从事了什么与法律规定相抵触的行为。并就有关问题和发行人的管理层进行讨论。为避免登记文件中对某些重大事实有所遗漏，还应当提出适当问题。[29]但是对于会计师到底何谓尽职的标准，确始终存在争论。注册会计师协会、证监会和法院经常各持己见，并在程序问题还是客观标准的问题上争论不休。[30]

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具体判断的标准是否已经明确并得到统一，但就归责原则来讲，是采用过错推定原则，也就是说事实上存在免责的事由。无论这种证明在现实中多么困难。

2、日本概况[31]

日本法上所谓的会计监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民间审计，其区别与企业会计。依据日本《证券交易法》其需要出据监察证明和监察报告书。并就其中的虚假记载承担连带的责任。但是可以无过错为由，行使抗辩权。判断的主要标准为是否公正妥当。大致按照《关于监察基准、监察实施准则及监察报告准则的修订》中的规定所实施的监察即可。

3、台湾概况

台湾证券交易法对于32条作出了修改，从前后的变化可以看出，其抛弃了原来的结果责任主义。参照美国和日本增加了第二项可免责事由，“以减轻各该人员之责任，并促进其善尽调查及注意之义务。”[32]对于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员主张免责抗辩者，必须“证明已经合理调查，并有正当理由确信其签证或意见为真实者”。即必须证明其签证陈述意见前，对于有关事项已做独立深入之调查，并已尽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义务，始能免责，其标准较第一类人（董事等）为高。也就是根据专家责任[33]来判断。

由于法律设定的标准较为抽象，学者就此也有很多的见解。但总结之，主要考量的是公认的会计原则、公正表示及补充性的公开。

（二）我国的情况

对于我国《证券法》目前是如何要求三机构的主观状态，学界有不同的认识：（1）“中美两国立法例最大的差别在于前者具有免责规定，而后者实行结果责任主义，没有免责的余地。”[34]（2）“我国证券法规中对专业中介机构的规定却似乎始只有他们主观上故意时，才需要承担责任。”，并举例为《证券法》202条，同时认为应将“弄虚作假”改为“不实陈述”，以免受害人证明故意时举证上的困难。[35]（3）根据《证券法》161条的规定，“中介机构承担某种程度的保证责任，但在确定并追究中介机构责任中，显然应以过失责任为根据。但由于投资者举证的困难，各国在证券法中多采用过错推定原则。”[36]（4）“中国证券法没有对在信息公开中专业人士的民事免责问题作出明确的规定，但并不意味着所有民事责任的主体都要承担绝对的民事责任，”[37]

笔者较为同意第4种观点。不能将共同侵权归入特殊侵权的原因就在于他们归责原则上不同。特殊的侵权往往对应特殊的归责原则，而共同侵权的归责则仍是建立在过错责任的基础之上的。当然，这只是民法的一般理论，不足以证明《证券法》规定的情况。我国与上述国家和地区的规定不同，并没有明确细致的规定哪类人员在哪种情况下可以依据什么免责。而是采取了一种粗放式的规定，仅从161条很难直接判断是否可以免责。但是并非不能从法律的规定中找到可以免责的根据。从各类的行政处罚来看，我国的法律是注重主观的状态的。在《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73条就根据不同的情况规定了不同的行政处罚。161条和202条的区别虽然在主观状态上，但并非161条就是严格责任。161条的责任承担是因为没有尽到勤勉之责，由于“核查验证”时把关不严而产生的民事责任；而202条的责任人则是直接参与弄虚作假。[38]

所以判断161条连带责任承担的主观状态的要求落脚点应在于如何解释“必须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对其所出具报告的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进行核查和验证”。可见这里对于责任承担有两个判断的标准：是否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对出具的报告内容是否真实、准确和完整进行核查和验证。仅从表述的逻辑来看，前一个标准又可作为判断后一个标准的尺度。由此，如果三个机构能够证明是按照执业规则规定的工作程序出具的报告，既可以实现免责。对于会计界对程序上的真实和事实上的真实的争论笔者并不像介入，这里只是想说，如果用主观上的过错作为归责的原则是可以消除两者之争的。

但是十分遗憾的是，面对官方[39]的解释，上述的讨论似乎失去了基础。在释义[40]中称：“当其出具的审计报告，资产评估报告或者法律意见书等事件核实，准确完整地反映委托单位的情况给投资者造成损失时，出具报告的审计机构、验资机构和提供法律意见书的机构（律师事务所）和人员应当就其负有责任的部分承担赔偿责任。”也就是说即便准确完整反映情况，但只要造成损失，就要负责。相当于台湾证券交易法修改以前的结果判断主义。我反复看了多遍，确定书中确实如此表述，我想，如非印刷上的错误，建议编者重新审视，是否为笔误所致，并希望给出更具体的说明。

五、“负有责任”之含义

（一）“负有责任”之内涵

有学者认为“所应负责的内容”应指“其所出具的报告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其含义为审计报告的客观适当性。[41]其将“负有责任”落脚于主观的判断。但是从台湾的规定来看，并非如此。台湾证券交易法32条在修改前后都有“应就其所应负责部分与公司负连带赔偿责任”的表述，从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了解，修改后的32条主要解决的是主观免责的问题，所以在台湾证券交易法上“负有责任”并不能作主观状况的理解。虽然我国的法律与台湾规定不完全一致，但其中有借鉴的意味是不争的事实，所以用来说明我国证券法的“负有责任”的规定并非解决主观问题是可行的。

从台湾证券交易法32条的表述和台湾学者的解释[42]可以判断，这里的“负有责任”的含义是其签章或陈述的部分，而非文件的全部。同样的观点在内地学者的文章中也有表述。[43]

这里需要进一步解释的是，“负有责任”的落脚点实际上在损害因果关系的判断上，也就是说三个机构是否要承担连带责任，其前提是这个机构负有责任的部分与损害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如果不具有因果关系当然无需承担连带的责任。比如证券律师不应对审计报告的虚假陈述承担责任。因为审计报告并非律师所应负责任的范围。但若招股说明书中发行的合法性方面和审计报告都出现虚假陈述，那么律师和会计师都对此负有责任。依据161条，其应承担连带责任。

（二）“负有责任”范围的依据

我们国家证券业的发展才10多年的时间，而律师业、会计师行业的发展也不过是改革之后的事情，因此，对于实践来说，在范围上并没有很多的积累。而我国目前尚没有判决的关于虚假陈述的民事诉讼的案例，因此从司法中也找不到判断的依据。而证监会目前是管理证券业的主要机构，因此它所的有关文件和所作出的有关处罚将是主要的参照。刚刚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受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侵权纠纷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更是将行政处罚作为前置的程序，所以对于已有的行政处罚的研究，可以多少窥探出“负有责任”的范围。

在《关于四川省经济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国方律师事务所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44]中证监会认为其“没有按照本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和道德规范，对红光公司的相关文件材料进行全面搜集和深入、细致的核查验证，就在各自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称在招股说明书中‘未发现对重大事实的披露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严重误导了广大投资者和证券监管部门。”在《关于成都蜀都会计师事务所违反证券法规行为的处罚决定》[45]中对其出具有严重虚假内容的财务审计报告和含有严重误导性内容的盈利预测审核意见书做了相应的处罚。同时在《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的通知》[46]中的第20、170、171、172、173条分别规定了发行人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和验资机构大致的责任范围。在《关于<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2号——公开发行证券的法律意见书>的通知》[47]第20条明确了律师对发行认的行为以及本次申请的合法、合规、真实、有效进行充分的核查检验。而且从对工作底稿应记载的内容来看，也可以判断律师应负责任的范围。在这里顺便提一句，此通知的第14条规定，工作底稿的质量是判断律师是否勤勉尽责的重要依据。多少可以证明前面关于免责事由主观方面的标准问题——勤勉尽责。

在释义中认为注册会计师应对其出具的审计报告真实性和合法性负责，审计报告的真实性是指应如实反映注册会计师的审计范围、审计依据、实施的审计程序和应发表的审计意见；审计报告的合法性是指审计报告的编制和出具必须符合有关法律和职业规范的规定。而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内容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为公开发行和上市证券的公司出具有关的法律意见书，二是审查修改、制作各种有关法律文件。[48]反映了对“负有责任”部分的认识。

六、连带责任之效力

（一）连带责任之外部效力

连带责任对外效力的实质上是权利人如何行使请求权的问题。[49]在一般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对外效力主要是指，受害人可向连带债务人中的任何人，就任何赔偿以内的数额请求，被请求人不得以其他人先被请求或其实际不应承担被请求的数额作为抗辩。具体的一些问题并非本文关注的重点，这里只就161条可能存在的特殊情况加以分析。

正如上文所述，“负有责任”只是在于因果关系的界定，对于赔偿的限额并没有作出规定，由于连带责任的存在，实际上161条中三个机构可能承担的责任很大。而且会引起承担责任数额上的模糊性。这种模糊在承担主体的讨论中我已经提到，也就是说可能导致的混乱是由于我们将三个机构和发行人、承销商人为的分割开，使责任人承担的赔偿数额的确定十分的古怪。

假设如下一个案例：A公司为发行人，B为律师，C为会计师[50]。虚假陈述导致投资者受损，损失额为500万。如果最后查明，B未对A公司的相关文件材料进行全面搜集和深入、细致的核查验证，就在其出具的《法律意见书》中称在招股说明书中‘未发现对重大事实的披露有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C则出具有严重虚假内容的财务审计报告。同时法院采纳了C对于盈利预测审核意见书内容免责的抗辩。判定C对此已尽谨慎义务，主要是由于A公司的内部会计未能充分提供数据而致。

在我国161条的法律规定之下如何判定连带责任承担的数额？从主观免责的规定来判断，理论上应从500万中排除由于A内部会计所致的损失，因为此非为C的原因所致，不应让B和C就此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但是事实上这种排除几乎是不可能的，投资者信赖的是整体的文件，如何区分部分文件的具体损失额？解决这个问题将面对损失因果关系的证明，不仅如此，还要进一步证明，整体原因的一部分所对应的具体损害数额。计算整体的损害数额已经让各个国家的学者和实践人士头疼了，还要具体计算部分的原因所致的损害，更加的可怕。当然，如果我们仅仅以简单的按份来作为标准，倒是看上去很轻松，但是细细想来，如何又判断A内部会计师责任所占的份额呢？如果让发行人也承担连带责任，这样的问题将迎刃而解。当然，可能这样受害人向161条所包含的三机构求偿时负担的连带责任的数额会有所增加，但可以通过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内部求偿来解决。

另一个问题是，让律师B和会计师C对他们无法监督的部分承担连带责任与我们前面所论述的经济学上的基础是不相吻合的。虽然在现实中确实存在共谋的情况，那一般也是通过发行人作为桥梁，就三个机构之间直接的沟通还是不很多的。

可见现行161条外部效力的问题源于连带责任承担主体规定的不合理。

（二）连带责任之内部效力

连带责任的内部效力主要是连带责任人的内部求偿权问题。所谓内部求偿权，是指承担的责任超过其应分担的责任额，责任人可向其他责任人请求偿还的权利。[51]

在共同侵权行为，数行为人事先约定分担部分，事所罕见。[52]依瑞士判例学说，主要应斟酌其对损害发生过失的轻重及其原因力的强弱。德国法就内部求偿关系，在共同侵权行为之情形，未明文规定，一般平均承担义务。进来，判例有依据过失相抵原则，以过错来分担责任。普通法上连带责任侵权责任人间无分担义务的基本原则，直至1935年，才得以修正。其数额由法院依合理公平的原则裁量决定。主要考量损害与过失的轻重。[53]

我国《民法通则》第87条规定了连带债务人之间可行使内部求偿权。但对于分担的原则并没有明确。由学者认为，原则上应平均分担，如此不合理事可考虑按过错等情节确定其内部分担比例。[54]

以上主要讨论的是民法的基本原理，但就证券法而言，在内部求偿问题上是否具有特殊性？美国证券法第11（f）规定了内部求偿的有关内容。确认了内部求偿的权利，但认为如果负有责任的这个人犯有欺诈性陈述罪，而其他人没有的，除外。在Escott案中，法官在判断整体责任之后，将内部求偿的问题暂时搁置。让当事人就此问题提交进一步的说明，再做判断。[55]

对于美国所规定的连带责任人来看，还存在公司和其董事的补充协议问题。就是根据协议规定，公司对其董事和主管在销售和发行公司证券过程中可能导致的各种责任，都会进行补偿。这类协议要受到证券法律的审查和限制。[56]我国这属于63条讨论的范畴，对于161条来说并不存在这种状况。当然，通常会存在通过责任保险的形式来降低承担赔偿的风险。但是，这种保险转移，将会使我们前面谈到的经济学上的预防风险的动力降低。

我国的《证券法》对于这个问题并没有作专门的规定。国内学者很少讨论此问题，盖是因为没有具体的案例可以分析的缘故，所以讨论多集中于构成要件的分析。而对于国外法的介绍也很少论及此问题。我个人认为，证券法在内部求偿的特殊性主要是过错的比例判断上。就我国《证券法》161条的连带责任的承担主体而言，主要应根据引起责任的原因，来判断谁更有预防之能力。有学者认为总的来说，上市公司、券商承担的责任比例较大，证券服务机构就其签章，出具意见书等相应部分承担责任，而证监会、证交所等承担的责任相应的有所限制（比如最高限额）[57]。上文的讨论已经说明161条的连带责任只是针对三个机构之间的，即便是将来确定与发行人、承销商共同承担连带责任，也很难一概而论，认为发行人应承担主要的责任。总之，这种责任的分担有赖于法官在个案中的认定，具体的规则也有赖于实践的积累。这就涉及到下面要讨论的诉讼的问题。

七、连带责任之诉讼与执行

关于连带责任，我想不仅仅是实体的规定的问题，还涉及到诉讼的实现问题。这里并非要讨论证券民事责任中的诉讼机制，即集团诉讼的研究。只是对161条连带责任的实现就诉讼和执行粗浅的谈点看法。

就一般的共同侵权案件而言，其属于民事诉讼法中所说的必要的共同诉讼[58]。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53、119条及司法解释第57、58条做了相关的规定。规定认为在必要的共同诉讼中，应当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也就是说如果受害人将全部共同加害人列为被告，应依其请求判决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如被害人仅向部分共同加害人提出全部赔偿请求，法院应将其余共同加害人列为第三人，判决共同加害人承担连带责任。但就赔偿额是否要在同一诉讼中确定内部的分担数额？按照传统的观点和做法，外部关系处理在前，内部关系处理在后，连带债务人只有在支付全部赔偿之后才能通过诉讼和非诉讼的方式同其他连带债务人解决分配和追偿的问题。但在当代，这种传统的处理办法正在受到批评。认为法院可以在支付赔偿前进行这种分配。特别是在各加害人均有支付能力的情况下，“选择大钱袋”的作法已无必要。[59]在证券法学界也有学者认为应当在同一诉讼中作出分担。[60]同时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分担是否关联到责任的执行顺序的问题。我想这和前面讨论的连带责任的性质有关。在补充的连带责任中当然涉及到顺序的问题，但在一般连带责任中则应按照当事人的请求来执行。但是这样一种看法也可能面临被修正。前面提到的95年美国私人诉讼法的修改就对连带责任的承担作出了修正。认为应该在连带责任内部确定被告间的比例。被告仅就比例部分负责，但若被告中的某人因为破产或其他原因，不能履行支付的责任，那么连带的各方将再次按比例分担这部分的责任。而且还认为只有明知、故意才需负连带责任，而鲁莽并不构成故意。同时法官还就比例分担设定了程序上框架比如要求进行相应的回答质询等。同时采用“judgmentreductionmethod”以修正原有的方法“proportionatefaultmethod”[61]。

但从前面对于Escott案的介绍，可以看出，由于证券诉讼涉及关系的复杂性，对于内部责任的分担可能很难在同一诉讼中完全解决，暂时搁置、另案处理也不失为解决的途径。总之对于责任的分担无需拘泥于一种形式。

另外，上文只是对一般共同侵权连带责任承担问题的解释，但是161条的连带责任承担主体与共同侵权理论并不十分的吻合。前面已经解释了《民法通则》和《证券法》的关系，而且由于连带责任基于法律的规定，所以《证券法》161条连带责任情况的存在是有合法性基础的。但按照现有的规定，同样会产生执行上的混乱。在前面所举的案例的情况下，如果受害人仅起诉会计师事务所C，依据民事诉讼法，要追加发行人A和律师B，按照161条的规定，B又只和C承担连带责任，真是不知该如何划分责任了。

从上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出，161条对于连带责任主体的确定的瑕疵导致了一系列连带责任的认定和承担上的混乱。同时承担主体的主观认定上也有待与进一步的明确，对于文字表述的解释也期待着学术界的共识和司法解释的出台。

同时我强烈的感受到连带责任的分配是一种有力的法律治理的工具，也是经济学上积极的预防、监督作用实现的有效途径。所以我们可以更灵活但需明确的适用连带责任，在立法和司法上最大化的实现它的价值。

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证券法律体系都是一个很庞杂的系统，其中的各个部分都是牵连着的，而且有太多的社会政策的彰显，限于我个人的能力，在阐述连带责任这个问题时很难有一个全面整体的把握，尤其是内外规定的比较，更是如此，但我是努力的作这篇文章的，也就聊以自慰了。

[1]本文的写作得到了汤欣老师很多的帮助，并得益于与工作的同学杨科和在校的同学刘晓春的讨论，以及彭冰老师一学期的讲解，这里一并表示感谢。

[2]尹田：“论民事连带责任”，载《法学杂志》，1986年第4期，第7页。

[3]郭雳、袁平海：“证券私募发行中的民事责任问题研究——以虚假陈述制度为中心”，载《法学评论》，2001年第5期。

[4]台湾学者赖源河先生主张独立责任说。参见《证券管理法规》，民国83修订版，发行人糠素仪。

[5]同时请参见郑顺炎：《证券市场不当行为的法律实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92—193页。

[6]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05—511页；【台】钱国成：“共同侵权行为与特殊侵权行为”，载《现代民法基本问题》，汉林出版社，民国70年版，第58—73页；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81—90页；【台】曾世雄：《损害赔偿法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页。

[7]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0页；霍伟：“CPA——你怎么承担责任——从中天勤出局谈起”，载

[8]同注2第7页。

[9]【美】罗伯特．考特、托马斯．尤伦著，张军等译：《法和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560—562页。

[10]参见张维迎编：《詹姆斯．莫里斯论文精选——非对称信息下的激励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11]参加美国1933年证券法第11条。

[12]参见英国1995年证券公开发行规章第14条：虚假和误导性招募说明书的赔偿责任；15条：赔偿责任的豁免。

[13]参见日本证券法21条；【日】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著，侯水平译，陈永忠审校：《证券交易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

[14]参见德国交易所法（1896年通过，1998年修改）第45条。

[15]参见台湾证券交易法第32条。

[16]参见【香港】郭琳广、区沛达著，刘巍、李伟斌等编译：《香港公司证券法》，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51页。

[17]同样的看法可以参见周友苏主编：《证券法通论》，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18]参见符启林主编：《中国证券交易法律制度研究》，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387—388页。

[19]参见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60—61页；齐斌：《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法律监管》，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307—308页；姜丽勇主编：《证券违法案例——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透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78—87页。

[20]卞耀武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释义》，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244—245页。

[21]参见郭敏：“信息披露义务与民事责任探讨”，载《山东法学》，1997年第3期，第24—26页。

[22]同注20，第245页。

[23]这里进行了推测，对于论文来说可能不够严谨，但是相关的资料不知如何获取，而这样的推测是可以帮助理解这条规定的合理性的。

[24]同注2，第7—8页

[25]王利明：“我国证券法中民事责任制度的完善”，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4期，第61页。

[26]此问题在后文会提到。

[27]高如星、王敏祥：《美国证券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119页。

[28]See283F.Supp.643D.C.N.Y1968March29,1968(Approx,58pages)

[29]同注27，130—139页。

[30]刘桥：“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总第16卷，109—123页；毛岩亮：《民间审计责任研究》，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115页；包晔弘：《民间审计法律责任初探》，北京大学硕士论文。

[31]参加杨志华：《证券法律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日】河本一郎、大武泰南著，侯水平译，陈永忠审校：《证券交易法概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3月版，73—82页。

[32]【台】赖英照：《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四册），三民书局，民国80年版，第225—235页。

[33]有关内容可参见屈芥民：《专家民事责任论》，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五卷），法律出版社，第503—552页。

[34]同注18，第384页。

[35]同注23，第65页。

[36]姜丽勇主编：《证券违法案例——证券市场违法违规行为透视》，经济日报出版社，2001年版，第103页。

[37]郑琰：“浅析信息披露不实的民事责任——从红光案谈起”，载吴志攀、白建军主编：《证券市场与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55页。

[38]同注17，第142页。

[39]当然是否就为官方的解释有待讨论，最起码不具有司法的效力。

[40]同注20，第245页。

[41]刘桥：“注册会计师民事责任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总第16卷，121页。

[42]赖源河：《证券管理法规》，民国83修订版，发行人糠素仪，第53—54页。

[43]参见杨明宇：“证券发行中不实陈述的民事责任研究”，载郭锋主编：《证券法律评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第1期，第139页。

[44]证监查字【1998】78号，载《证监会公告》，1998年第11期。

[45]证监查字【1998】79号，载《证监会公告》，1998年第11期。

[46]证监发【2001】41号，载《证监会公告》，2001年第3期。

[47]证监发【2001】37号，载《证监会公告》，2001年第3期。

[48]同注20，第301—302页。

[49]孔祥俊：《民商法新问题与判例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27页。

[50]这里省略了很多的承担主体，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相信对于说明问题并无大碍。

[51]同注49，第129页。

[52]王泽鉴：“连带侵权债务人内部求偿关系与过失相抵原则之适用”，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1998年版，第62页。

[53]同上注，第65—68页。

[54]同注49，第131页。

[55]See283F.Supp.643D.C.N.Y1968March29,1968(Approx,58pages)

[56]同注27，第150页。

[57]马忠法：“论建立我国证券交易中的民事赔偿制度”，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14卷，法律出版社，第664页。

[58]参见刘家兴主编：《民事诉讼法学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132—138页。

[59]参见王家福主编：《民法债权》，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第510—511页。

[60]参见注5，第207页。

[61]MarcI.Steinberg，Symposium:SecuritiesLawafterthePrivateSecuritiesLitigationReform，SMULawReview，Sept-Oct，1996，s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