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业资产证券化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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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委员会成为战时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组织者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在抗战的烽火中成立。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上海金融市场陷入恐慌，局势日趋严重。上海市银行业同业公会“为谋金融的稳定和各银行实力充裕起见”，遂在当年2月4日后发起组织联合准备委员会。经过数日三次紧急集会和磋商，该委员会在2月8日筹组成功，于2月27日公布《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章程》（下称《章程》）和《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公约》（下称《公约》），并经由第三次委员银行代表大会议定，于3月15日开始办公。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公约》第1条、《章程》第3条规定其宗旨和职责是“办理联合准备及拆放款项等事宜”，即要担当部分“银行的银行”职能。为获得该委员会在战时提供至关重要的流动性支持，上海有26家银行类机构加入该会，成为其委员银行。联合准备委员会建立联合准备财产作为证券化的基础资产。作为银行业的同业组织，该委员会需要依靠沪上银行同业的力量，集合各家委员银行认缴的准备财产，建立联合准备库来取得“最后贷款人”应有的财力。为此，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要求入会的各家委员银行都要按照《公约》第7条和《章程》第5、6条的规定，选择并认缴相应的准备财产。这些合格的准备财产分为基本准备财产和普通准备财产两类，其中“大都全属于最稳实的房屋及有价证券”，具体包括以下五项：公共租界及法租界以内的房地产；立时可以变价的货物；在伦敦或纽约市场有价值的股票或债券；现金币或可以资兑现的金币或现金条；经该委员会许可的其他种类的财产。为保证联合准备财产的稳实可靠，使其发挥确实的担保作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还在《公约》第9条和《章程》第8条中规定，认缴基本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非因该银行解散不得退出委员会，也不能全部或部分取消其原先认缴的基本准备财产；而认缴普通准备财产的委员银行必须提前一周通知委员会并经过执行委员会的同意，才能退出委员会或取消其原先认缴的普通财产额的全部或一部分。另外，委员会还规定“准备财产认缴总额减少时得由委员银行增认之”“委员银行所缴存之准备财产如遇市价低落或有败坏之虑时经本委员会通知即照数补足”。通过上述制度安排和努力，26家委员银行认缴的准备财产总额达到了7000万两上海规元。沪上商界认为该委员会掌握的此项联合“准备财产十分充足，颇为乐观”，市场信心为之一振。尽管联合准备委员会集合了巨额的准备财产而且这些资产中的大部分还被认为是价值最稳实的财产，但是国内外政局、市场及公众心理预期是变化无常的，不同准备财产的流动性不仅存在差异，而且会有变化。为稳妥起见，联合准备委员会遂以委员银行的准备财产为担保，筹划资产的证券化，设计出三种可流通的有价证券，一来增强联合准备财产的流动性，二来创造出新的交易筹码，提升该委员会履行“最后贷款人”职能的财力，满足委员银行维持战时流动性的急需。淞沪抗战期间，上海银行业资产的证券化是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所属的委员银行间开展的，其具体的设计和实施者就是该准备委员会下设的执行委员会及后者领导的三个委员组（分别是常务委员组、保管委员组和评价委员组）。随后，联合准备委员会的“一会三组”设计出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三种样式和功能不尽相同且都可以流通转让的有价证券，再按照委员银行认缴的联合准备财产评估价即规元7000万两的70%，发行总面额为规元四千九百万两的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以此满足联合准备委员会办理联合拆放和维持委员银行流动性的需要。

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委员银行发行三种银行资产支持证券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计的银行资产支持证券有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三种，其发行方式是各委员银行依照其缴存于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准备财产的一定比例向联合准备委员会领用以上资产支持证券。按照《公约》第14条以及《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公单简章》第1条的规定，各委员银行在认缴联合准备财产后，可依据其认缴的准备财产估值的70%，向联合准备委员会领取上述三种有价证券。其领取比例分别是公单四成，即占所认缴准备财产的28%；公库证二成，即占所认缴准备财产的14%；抵押证四成，即占所认缴准备财产的28%。领用公单等资产支持证券后，各委员银行遂“得为公单发行人”及公库证与抵押证的发行人。作为委员银行资产支持证券之一的公单分为规元500两、1000两、10000两、100000两四种面额。领用银行可以持公单向联合准备委员会拆借款项，起借款保证的作用。该做法有些类似今天我国央行与商业银行之间的质押式回购交易，联合准备委员会此时某种程度上发挥了央行的“最后贷款人”职能。另外，公单还可由领用银行签名发行，在市面流通，代替现金，起到了扩张信用、增加流动性的作用。这种流通证券，当时在市面上属于创新。其在市场上行使之后，不仅使得银行的资金运营更加灵活，而且转移收付亦较为便利。作为委员银行资产支持证券之二的公库证可以用作各持券银行发行钞票和吸收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同时没有能力发行自己银行券的持证银行也可以将公库证四成、现金六成来构建质押组合，以此为保证向有能力发行钞券的银行领用可兑现的银行券。换句话说，公库证的发行和使用，扩大了上海华商银行的发行准备金和存款准备金，在发行准备率一定的情况下，可以扩大华商银行信用货币创造的能力，增加上海银行业的流动性。1932年8月2日上海钱业设立联合准备库，集合准备财产3000万元，其447.5万元的财产准备中有22%是保证准备，该保证准备则是由关税担保的有价证券和上海银行业联合准备库的公库证折合银元97.36万元构成的。作为委员银行资产支持证券之三的抵押证，可以作为委员银行之间同业借款的质押，起借款保证的作用，或作为各持证银行发行本行钞券和应付客户提取储蓄存款的保证准备。显然，抵押证兼有公单和公库证的特点和功能。因此，1934年后，联准会将由准备库财产担保的三种资产担保证券整合为公单和公库证两种，计公库证五成，公单五成。公库证依然作为银行钞票发行、储蓄存款支付、委员银行之间十足商借款项的保证准备；公单仍由领用银行签发，代替现金，在市面流通，其性质相当于流通证券，并可以由委员银行以之为质押十足向联准会拆借资金，拆息为每千元每日二角八分。

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将委员银行资产证券化的影响

“一•二八事变”期间，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发起和组织的银行资产证券化活动，只是我国资产证券化的早期形态，因而还存在诸多的不足。如，被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所涵盖的银行资产种类还较少，仅涉及银行的实物资产和证券、金银等金融资产，尚未涉及信贷资产；银行资产证券化的结构还较简单，涉及的市场主体仅限于华商新式银行，服务的对象也局限于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的委员银行。然而，此次银行资产证券化活动不仅具有金融创新的意义，而且在稳定战时上海金融、支持工商各业复业和对日抗战方面发挥了切实有效的作用。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后，就集合委员银行的准备财产并将其证券化，发行公单、公库证和抵押证，使得7000万两规元的“财产立时凑集，市面新增数千万之筹码”；这顺应了“时势之需要……成为最适当之措置”。此次银行资产证券化活动中由委员银行发行的资产支持证券不仅是可流通的有价证券，而且具有货币性，相当于向战时的上海市面注入了几千万两规元的流动性，缓解了战时上海银钱业流动性窘迫的局面。另外，此次银行资产证券化活动还强化了联合准备委员会的“银行的银行”职能，为其日后先于中央银行建立票据交换所、组织委员银行间的票据清算、加深委员银行间的业务往来创造了有利条件。可以说，上海银行业同业公会联合准备委员会设立联合准备库，面向委员银行办理联合拆放，实施准备财产的证券化活动，在部分银行间扮演了最后贷款人的角色，一定程度上履行了中央银行的部分职能。当时的舆论对此也颇为肯定，认为联合准备委员会及其上述活动虽然“去真正‘银行的银行’却还很远”，但是其“创设……是吾国金融界一个好的现象……性质组织略类似美国的联邦准备银行”。

作者:孙建华 姜玉姗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