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改革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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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金融本源

人类社会早期的金融活动源于各种形式的信用，而这些信用活动通常本身就是商品生产与流通的一个环节，最典型的莫过于商业信用：信用活动与商品交易是同步进行的。由于交易的一方遇到资金方面的问题，交易的另一方通过提供信用的方式使得商品交易完成，价值与使用价值得以实现，商品从流通领域顺利进入消费领域。由此可见，正是因为商品生产和流通的需要，产生了信用活动（当信用活动愈来愈货币化之后我们称之为金融活动），此时，金融活动是完全嵌入实体经济活动内部的，两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一者不存在，另一者也就消失了。这一命题，源自于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根据其分析思路，资本循环的全部过程是：G-W…P…W′-G′，而金融活动是嵌入在G-W和W′-G′者两个过程当中，为生产资本、商品资本、货币资本的相互顺利转化提供服务的，亦即为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不延迟、不受阻地顺利完成提供助推力。在这一过程中，金融活动无论是采取典型的货币信用抑或原始的商品信用以及其他更高级更复杂的信用形式，其功能都大抵如此，这就是金融最基础、最朴素的本源。离开了这一本源，金融活动不会产生，更不会由低级到高级演进。

二、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随着社会经济活动由低级向高级演进，金融活动的内容与形式也发生变化，站在金融的角度观察分析这种变迁，被理论界称之为“金融发展”，这一概念源自于西方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流派分支，该分支的代表人物有戈德史密斯、格利、麦金农、爱德华•肖等。根据金融发展理论，金融发展水平变化表现有：金融相关率（金融活动总量与经济活动总量之比）不断提升、金融中介率（通过专业金融机构或市场融通资金的比率）不断提升、金融资产规模迅速增长；金融资产持有方式向“机构化”转变，金融工具随之多样化等等。事实上前述表现是随着市场经济深化发展过程中基于金融层面的“外化”，换言之，是经济货币化、信用化的外在形式。以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商业信用“升级”为银行信用为例，原来嵌入产业资本循环的信用资本运动形式显性化为G-G′，并且这种显性化的金融资本运动方式依附于专门金融机构———商业银行之后可以取得独立性，可以不依附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独立存在并快速获得盈利。特别是从表象上看，金融资本还可以凌驾于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上，支配整个社会资本的运行，即金融资本的规模和数量决定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的规模和数量。于是，根据金融发展理论，得出如此的逻辑推论：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发展水平。从辩证的角度看，我们丝毫不否认，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由于货币资本的匮乏，受到阻滞的情况下，通过增加金融工具数量、扩大金融资产规模，丰富金融交易及其市场的结构层次，可以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关于这一点，马克思的论著中早有过精辟的论述，马克思认为，货币资本是社会再生产的“第一推动力”与“持续的动力”，但是，“第一推动力”和“持续的动力”是需要有条件的，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运行要有较高的关联度（曹彦生，汪海玲，2008）。在市场经济早期，由于信用活动是嵌入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过程之中的，加之金融业尚未形成独立的产业，所以，金融活动与实体经济能够天然地保持较高的拟合度，此时，整个社会经济亦不会因为金融活动的“泡沫”而产生危机。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深化发展，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金融产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成为社会经济结构中的一个独立的体系———金融体系之后，金融资本一改以往需要等待产业资本循环结束后才分割利润的方式，变为通过金融市场快速获得高额回报（张林，张维康，2017）。以金融市场中二级市场为例，尽管就整体而言，二级市场的交易结果是“零和博弈”，但由于其交易规则能使参与交易的一方一夜之间暴富，因而对金融市场的交易主体特别是其中的“机构投资者”极具诱惑力。此时，金融活动“脱实趋虚”即脱离实体经济趋向虚拟的金融经济不仅可能，而且常常成为现实。当这种现实“普遍化”、“常态化”的时候，就是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刻。80年代的拉美金融危机、90年代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2007年一直延续至今的美国金融危机，究其原因，无一不是金融活动“脱实趋虚”所引发的。剖析其根源，勿需做高深的理论探讨与技术分析，仅用马克思的资本循环原理就能一针见血地找到症结。G-G′是金融资本或借贷资本的运动形式，在金融产品、金融中介、金融市场形成相对独立的体系，并可以“闭合运行”的条件下（诚如一个时期以来我国各种理财产品大量涌现，银行、证券公司、信托机构等利用货币市场大量“对倒”资金），G通过“捷径”变为G’是可能的，但从长期看，这个运动形式要成立并具有可持续性，单靠金融资本自身是不行的，必须有完整的产业资本循环介入。G到G’的增值才能最终实现，否则，任何形式的金融交易都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尽管二级市场可以在短期内形成远远超过同期GDP的市值，但离开了实体经济创造的真实财富的支撑，这些市值总有一天会烟消云散的。以上所述，就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

三、供给侧改革与完善金融制度的着力点

在2017年金融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指出：金融工作要把握好的重要原则之一是要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要坚持质量优先，引导金融业发展同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促进融资便利化、降低实体经济成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保障风险可控。这实际上已经为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金融工作指出了明确的方向。促使金融回归本源、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自身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充分条件，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积累的根本之计。金融回归本源、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设计未来一个时期金融改革乃至整个经济改革的方方面面，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从金融制度建设的层面而言，以下几个方面是值得关注的：建立健全适合中国国情的普惠金融体系。从金融的本源看，其实是一个为生产和流通服务的“普通产品”或“大路产品”，而非“奢侈品”。考察一下金融发展史，金融业的“老祖宗”其实就是“小炉匠”———金银兑换商与保管商。“小炉匠”显然不是提供“奢侈金融产品”的“土豪”。因此，金融的本源其实就有一定的普惠属性。但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金融部门形成完全独立的系统之后，在金融资本逐利的驱使下，使得金融活动有了越来越明显的“高端化”取向，金融“嫌贫爱富”特征日益明显，为此，普惠渐渐变为社会弱势群体的梦想。这显然是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二律背反”现象。为矫正这种倾向，世界各国都做了不懈的努力。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孟加拉国的尤努斯博士创办“穷人银行”获得成功，就证明了在不违背市场法则的前提下，金融的普惠是可行的。事实上，尤努斯博士创办“穷人银行”绝非个例，大名鼎鼎的美洲银行的前身也是靠主要服务于下层移民的“贫民银行”起家的。建立普惠金融体系不是让金融机构和金融体系“越俎代庖”取代扶贫体系与社会慈善救助体系，而是要支持市场主体当中基数最大的中小企业群体走上由小变大、由弱变强的良性循环发展道路。企业发展了，金融才能从根本上得到稳固，这就是建立健全普惠金融体系的必要性与迫切性。在我国，普惠金融提出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各方也在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途径，从目前情况看，单靠金融机构的“社会责任感”以及银监会、中央银行等施压，要求银行等金融机构向小微企业倾斜金融服务、倾斜信贷投放只是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计，还必需进一步完善顶层设计与配套制度建设，才能促使金融机构从被动介入普惠金融到积极主动参与普惠金融。诸如完善与普惠金融相关的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征信体系、风险损失补偿体系、普惠金融政策支持体系等约束激励机制，同时在实践中还要严格区分社会救助、扶贫与普惠各自的服务范围，才能使普惠金融进入良性发展的轨道。完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策金融体系。政策金融体系是整个社会金融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存在的意义就在于矫正商业金融单纯逐利，脱离实体经济的倾向，为此，各国都在努力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政策金融体系。我国在金融改革开放的过程中，以设立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银行为标志，建立了相对独立的政策性银行体系，但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我国的政策性银行体系不但没有进一步“发扬光大”，反而呈现出相对萎缩的态势。与日趋健全、日趋完善的商业金融体系形成鲜明的反差。这不能不说是我国金融体系建设的一大缺憾。美日等发达国家，金融发展水平要比我国高出很多，其商业性金融体系已经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但依然没有放弃政策金融体系的构建，依然具有比我国完善很多、实力雄厚很多的政策金融体系。这说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发展，政策性金融体系不是走向消亡，而是要不断健全。特别是美国经历了2007年金融危机的冲击之后，也在进一步反思政策金融体系的功能与作用，这更值得我们认真借鉴。因此，扭转我国政策性金融体系相对萎缩的颓势，健全与我国商业性金融体系相配套、相适应的政策金融体系也是当务之急。不断探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强有力的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体系。纵观整个金融发展的历程，是一个不断自由化的过程，但从金融监管和金融调控的演变进程看，则是一个不断强化的过程。这也构成了金融发展中的辩证关系。世界各国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金融发展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金融自由化绝不等同于监管与调控可以放松。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正因为在当时金融自由化的浪潮当中，泰国的金融监管体系与调控体系建设严重滞后，在索罗斯等投机集团投机资本面前显得不堪一击，因而泰国的金融体系与金融市场成为危机的引发源。美国号称有世界上最完善的监管与调控体系，但也因为在一轮又一轮的严重脱离实体经济“金融创新”产品的冲击之下，漏洞百出，因而酿成了影响全球的金融危机。这些经验教训都是值得我们认真汲取的。2017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释放出来一个强烈信号就是要进一步强化对金融工作的调控与监管，特别是结合中国的国情提出要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金融市场出现了数量庞大“通道产品”，具有严重的脱实倾向，不仅扰乱了金融秩序，而且潜伏了越来越多的风险，这些与我国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中一行三会的模式存在监管交叉与监管真空、相互之间缺乏必要的协调与沟通不无联系。2017年的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这将是强化我国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的一项重要举措。基于中国的国情，要强化金融调控与金融监管需要处理好两个关系：一是处理好金融体系市场化与引导社会资金更多附着、固化于实体经济的关系。金融体系市场化包括调控手段市场化是一个不可遏制的趋势，但金融体系的发展也好、改革也好，不能单纯为了市场化而发展、而改革，还要看这些改革步骤与措施是否有利于更多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服务实体经济、助推实体经济。这其中，中央银行任重而道远，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强化中央银行对社会资金流的引导控制，至关重要。其中，贷款这一调控工具在过去一个时期，在引导资金流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这一调控手段不应被削弱，还应进一步强化。二是监管部门要处理好风险控制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没有风险的金融活动是不存在的，金融脱离实体经济当然会出现风险，而且是很大的风险———系统性风险。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同样存在风险，没有哪家企业在市场经济当中会是不倒翁，没有那个项目是稳赚不赔的，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当然不可避免要受到这些风险因素的影响。我国现行的监管规则及其模式对风险的要求有一种越低越好的倾向，没有风险是最佳的。这样的游戏规则与理念同样是不利于资金流向实体经济的，因为对被监管者而言，无所作为、将资金封锁在“自己门内”是风险最小的选择，这样一来，实体经济发展也会处于不利的境地。一个时期以来，经常出现的“企业资金越短缺、银行越抽贷”就是这种境况的真实写照。为鼓励更多的资金流向实体经济，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提倡适度的“风险容忍度”：只要风险在可控的范围内，只要不引发系统风险，同时这些资金又是应用于实体经济的，这种风险就应当“容忍”，而不应当被“终生追责”，只要实体经济整体处在良性发展的轨道上，就不会出现大的、全局性的风险，金融自身的发展亦然。

参考文献：

〔1〕曹彦生，汪海玲.对马克思货币第一推动力和持续推动力理论的阐述与思考［J］.前沿，2008，（8）：53-55.

〔2〕张林，张维康.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效率及影响因素研究［J］.宏观质量研究，2017，（3）：47-60.

作者:王桂堂 单位:河南财经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