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嘉谷教育思想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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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根本宗旨在救国

先生淡出宦海之后,一再谢绝各方面入仕之邀,弃政从教,献身云南教育,为培养地方人才作出了贡献。

他为什么要弃政从教?究其原因,首先是出于他强烈的爱国之心、忧国之思和报国之志。其次是他前大半生经历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演化交织融汇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生活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里,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烈震荡:甲午战争、瓜分狂潮、、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辛亥革命、列强疯狂的经济侵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的产生与壮大……等等。这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说明中国的近代化进程正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时期。由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在这时期中国社会的矛盾斗争十分复杂、尖锐、剧烈,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历史正处在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代。在这个时期里,已经经历了鸦片战争以来半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潮流冲击的中国人民,终于认清了近代化是大势所趋,开始了为中国近代化而奋斗的艰难历程。但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却严重威胁着中国的独立和中华民族的生存发展,导致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在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独立化已成为中国近代化首先要解决的根本问题。当时中国社会的各阶级各阶层曾为此而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卓绝的斗争,可惜都失败了。生活在这一剧变漩涡里的先生虽然耳濡目染了这一系列变化过程,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还不可能完全看清这一中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意识不到这一切社会变革正是中国近代化进程所必经的产前阵痛。不过,他“睹中国历史之真”,并因此看清了列强的侵略完全是“处心积虑久矣”,感受到了“外患之来,迫在眉睫”(《袁嘉谷年谱》)。在民族危机如此严重的形势下,先生“环顾国人”,却依然是“纷纷然、沓沓然”,既不问“国势之如何振兴”,也不问“人才之如何培养”,更“不闻如勾践卧薪、夷吾内政、贞观雪耻、永乐航洋”这等激荡人心、振奋国威的壮举和能人出现。相反,他看到的却是“濠镜通商,香港弃地,台湾奇耻,辽沈钜伤”(《讲易管窥》),以及“我国人民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徒以大国自豪”(《年谱》)的愚昧与浅薄。这深深刺痛了他的心,于是乎发出了“羲、农、轩、颉之孙,竞至于斯”的浩叹。在如此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和爱国爱乡之情的激发下,他觉悟到了一个真理,即“人知爱国爱家,必以学问、经验立其根本”。只有教育人民,提高其认识,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知识犹浅、不暇自顾”和“纷纷然、沓沓然”的浑噩状态。在这一认识基础上,他进一步提出了自己改革现状、振兴国势的主张:“夫一国之兴衰,系于人才之消长;人才之消长,系于教术之明晦”,决心以“衰龄讲学,厚期后起”,让他们都成为象勾践、管仲、李世民、郑和那样雄才大略、立志高远的治国人才来振兴国运,救民众于水火,免生灵于涂炭。并表示自己愿意为此而尽绵薄之力,只要能使学生“获一益于学,获一益于国”,他都愿意“执小旗,率众前躯,指一学径,急起直追”(均见《讲易管窥》序),甚至还豪迈地说:“然一息尚存……吾老当益壮耳(《年谱》)。这些话,既表达了一个爱国者对中国之教育事业寄予的厚望,也表达了一个教育家对后学的深情。于是,“教育救国,文化兴滇”的思想便这样形成了。这是他用“以报中国”的“光大之作”,是他对“以兴将来之滇”的杰出贡献。在他看来,救国兴滇,舍教育别无他途。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不抓教育的结果必然是“国将危而学犹晦,材难笃而效可知”。倘如是,则国运将不堪设想。

客观地说,先生教育主张的形成,是必然的,也是进步的。他还以余年去实践自己的教育思想,这种精神也是可贵可敬的。但是,在还没有实现国家独立化的中国实施这一主张,其收效必然甚微。为什么?因为中国近代化的根本任务是要实现国家的独立化和经济、政治军事的近代化。没有这四个近代化,教育的近代化便失去了他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前提。只有到了今天,时代不同了,中国已经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党中央领导下,已经把“科技兴国,教育为本”作为治国方略,并确定为中国跨世纪发展宏图的两大指针之一(见文汇报1996年3月29日第一版)。在这一教育新思维的指导下,人才被看作是最可宝贵的人力资本,是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体和灵魂。教育对国运的振兴作用,在这时才得以充分发挥。先生九泉有知,看到自己“将引领而望之矣”的强国之梦已经变成现实,一定会感到十分欣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救育救国的思想主张从历史的角度印证了党中央决策的英明;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地理解科技兴国这一战略部署的伟大意义。重视研究先生教育思想的现实价值,可见一斑。

二、教育思想的终极目标是为政治服务

从先生“教国救国、文化兴滇”思想的形成过程来看,他是从政治的角度出发来思考教育问题的,或者说是把教育当作政治问题来处理的。在他思想中,教育与政治永远是一个分不开的结。为了这个结,他奉献了自己的后半辈子。这可以从他的文论得到证明:他说:“天子事功,视乎学,学则视幼时之教”(《诸葛孔明庾元规教储君异同是非辨》)。明确指出天下治乱取决于君,君之贤愚决之于所学,尤其是他幼年之学。又说:“天下奚冶乎?冶以人才;人才奚出乎?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汉武帝宣帝合论》)。

在他眼中,教育状况是国家状况的一面镜子。教育重则人才积,人才积则国运倡。而且教育还必须从头、从小抓起。他把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说得如此透彻,说明他对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认识得极为深刻,极有远见。在他看来,教育只有为政治服务,才能充分体现教育的价值,政治只有以教育为基础,才能长治以安。这是因为教育可以起到“正风俗、范政治、立人道、巩国本”,而且对于个人,也能“终身用之不尽”。就拿“天下竞言”的“宪政”来说,同样是“立宪必重乎国民教育”。为什么?“盖统一全国之人心,而作其爱国之思想,舍教育莫属”(《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很显然,教育为政治服务的主张,与他教育救国的宗旨是一脉相承的。毕竟教育救国,就是最大的政治。

为了贯彻教育救国之宗旨,把教育为政治服务落到实处,他又提出了明确的教育培养目标,那就是“期其全备,备其专一”。而这“全备专一之旨”,就在于“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而一一法之;复举《周礼》农政工政商政之外一一备之,毋悖古,毋泥古,因时制宜”(《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简而言之,就是要把学生培养成全面发展的专门人才。对于这个培养目标,他进一步解释说:“全备者精”,即只有德才识学全面和谐发展的人,才能更好地掌握知识的精妙;“专一者密”就是只有在全面和谐发展基础上拥有专门的科学文化知识的人,才能更进一步去探索科学的奥秘。只有全备而专一的人才,才是社会的精英,国家之栋梁。所以先生才要“期其全备,备其专一”,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寄托于后学。他认为只要坚持贯彻落实这一培养目标,就可以保证国家对高质量人才的需求,使“良臣能臣,用不胜用”(《汉武帝宣帝合论》),这样一来,救国雪耻、振兴国势也就指日可待了。

为了保证教育真正为政治服务,实现教育培养目标,他还主张把教育与做官结合起来,即“合学校、选举、官制而一贯”,“无官不选之于学,无学不用之于官”(《周礼农工商诸政各有专官论》)。这样,学校就必须按国家要求和社会需要去培养人才,国家和社会则从学校培养的人才中去选拔人才,使教育、选举、官制形成一个制度,用制度来保证教育培养目标的实现,这样,教育为政治服务就不会落空。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先生的教育思想是一个全面、深刻、周到、缜密的体系:从教育的宗旨到教育培养目标,从教育体制到教师队伍建设,从教学方法到教育经费的筹措(关于后两点将在后面论及),无不一一论及,并且把它们综合建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这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的许多观点,至今仍被我们奉为圭臬。这样的远见卓识,不禁令人肃然起敬。

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贵德

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教育的培养目标何在?应该采用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去实现教育培养的目标?实现培养目标的衡量标准又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教育者从事教育工作必须弄清的重要问题,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我国教育理论界普遍认为:教育的本质在于育人;育人的目的是为了促进人在德、智、体诸方面全面和谐地发展;因此,德智体全面合谐发展,既是衡量教育目标实现与否的指征,又是实现培养目标的途径和方式。它反映了教育动机与效果的辩证统一,是教育的育人本质在教育过程中的体现。对于上述理论,我们习惯于把他高度概括为“培养四有新人”。本来,这一教育培养目标并无先后之分和轻重之别,但四项指标中的第一二项有理想、有道德和第四项有纪律讲的都是做人的道理,也是全面和谐发展所必须达到的指标,而且它们都属于道德的范畴。这说明道德教育即德育始终是被放在教育的首位的。

假设先生仍然在世,他会怎样回答上述问题呢?他在《经说·三》中开宗明义的话便是“经何以必学乎?学何以必经乎?吾吐吾衷,盖有八义:一曰,经学者,明人之所以为人也。二曰,明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也……”。这就是说,他也意识到,要培养出救国人才,首先要教育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明确自己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以及怎样去做这样的人。

这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

《经论三》可以说是先生阐述道德教育重要性的一篇专论。说的虽然是读经的重要意义,可阐释的全是做人及做学问的道理。如八义之三教育人们要“宏胞与民物之志”,要“具经天纬地之才”;八义之四教育人们要“正人心,立人极”;八义之五教育人们读经要“条其指趣,观其会通,洞澈本末,务剖其是;之六要人们求真明是;之七要有专门之学;之八要以学自立求富;如此等等。虽然他推禅的只是六经之义,与我们今天的德育目标及其内容均有很大差别。但贵德的义理却是共通的。因为在过去与现在,现在与未来之间,本来就存在着一种继承与发展的纽带关系。因此,先生思想与现代教育科学理论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也就不足为怪了。不过就是印证了先生思想的科学性。如此而已。先生还指出:德育的作用在于“正风俗,范政治,立人道,巩国本”。所以只有贵德,才能使“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国家闻暇”。不然的话,就会出现“能臣既稀,良臣尤寡”的局面,进而导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倘如是,则“天下无才,其犹可望治乎”(《汉武帝宣合论》)。这些思想说明,先生对成才与道德,成才与治国的重要性,认识是非常深刻的。他还指出:“必有德,其行乃成;其言乃重”,才能够“专天下之学”,才会有“先天下之识”,“而后敢决天下之事”。泛观古今,有才之士不少,他们中有许多人成了国家民族的栋梁,但也有的成了祸国殃民的权奸大恶,造成这一差异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有德”还是缺德。缺了德就无法做到“知愚”“行谬”,任这种人为官,政绩可想而知。

德育既然如此重要,应该怎样教育学生贵德即重视道德修养,实现道德行为呢?他说:“吾中国人也,读中国书,应有光大中国之作以报中国!”(《云南大事记·序》)这是说,人之所以为人,首先要有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效国之行,这就是“光大之作”。他把这叫作“国性”即爱国主义精神(今人也有叫国魂的)。他还进一步指出:人一旦失去国性,就是忘本;“忘本之人,何从而富且强乎?”!

根据以上分析可知,先生贵德的含义有三:从伦理的层面看,讲的是做人的标准;从政治学的层面看,讲的是一种民族精神(或国民意识);从教育学的层面看,讲的是一种思想修养和道德规范;统而言之,贵德就是“以修身为道德之实践”(《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序》)。这些认识,仍值得我们借鉴。

这里应该特别指出:在先生的贵德思想中,蕴含着一种极为可贵的德育理念,那就是他认为教育归到底是为了把人培养成人,而不仅仅是培养成材。“成人”还是“成材”,这是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在培养目标上的根本区别所在。如果教育仅仅是把人培养成材,就意味着人只是教育施加的对象(实体),人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只能被动地接受教育施加的影响来改变自己,使自己适应教育的需要。成材之后,也只能是作为被使用的工具或手段。所以,成材并不一定意味着成人。因为,作为主体的“人”已经被物化到“材”中去了,“人”的主体地位、主体意识、主观能动性也就被不自觉地否定掉了。很显然,这是一种应该改变的陈旧教育观。而先生的贵德却主张把教育对象作为主体的、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意识的“人”来培养,让他们自觉地、主动积极地按教育培养目标的要求去学习、去实践,最终使自己成为甚匡时济世之人才。两相比较,前者即传统教育观是让人被动适应教育过程;后者现代教育观则强调主动参予;前者仅在于使人成“材”,后者则仅仅将材作为人的一种特质来看待;按前者培养人材,难以做到全面和谐发展;按后者培养人才,人的主体地位得到充分肯定与尊重,人与培养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要求、以及教育环境之间才能真正做到统一与合谐,才会促进受教育者全面发展。先生教育思想的幽远深邃,于此又见一斑。

四、实施教育的关键在尊师

韩昌黎有《师说》一文,讲的是为师之道,强调学习不可无师。先生也有《广师说》一篇,支持韩的观点,其目的都是要肯定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彰显教师的地位。《广师说》除了讲师的作用之外,还讲尊师之道、师生关系、教学关系,特别是讲师德。他认为:大江之有源头,方能成滚滚之势,学习必须从师才会有炯炯之辉。师之于学,其作用正在于“正其途,定其趋”,帮助你确立一个值得“笃信坚守之”的人生目标。此外,师的作用还在于“为君育士”即为国家培养人才,这与他教育救国主张相一致。正因为师能起到上述两种作用,所以人们才会尊师,社会也才会“重师”,而教师呢,则也应该以此自重。故而,“师之益人大矣哉!”“言乎人不可无师”也。

先生把师分为经师、文诗之师、性理之师、和治世之师四类。认为能博约经史,究通性理,匡时济世的人,才够得上为师。不具上述品质的人,是不能为师的(“舍是四者,又恶乎师”?)。《广师说》最有创意、最有特色的是,他从学生、从学的角度出发来谈师与生、教与学的关系,而且论述十分精彩。他说,社会和学生都应该尊师,这是毫无疑义的。但尊师不能只重形式而应重内容。最根本、最有价值的尊师应该是学生能做到“多师为师,萃师之长,铸我之真”。

除此之外,尊师还应有多种途径和多方面的内容。例如:“温温矩范,是曰亲师;疑问无隐,是曰敬师;师有过则谏,是曰爱师;力成己学,是曰尊师;师传没而不忘,是曰报师。”并强调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去尊师,“庸有当也”。作为教师,则应该以自己高尚的德行、高深的学识去赢得社会和学生的尊重,决不容许“误束修之训”、“为谋食之计”来辱没教师的尊严。这是多么深刻而富于哲理之言啊!若非有切身体会和实践,绝不能有此震聋发聩之语。先生师说之高远,竟至于斯。捧读之余,联想到当今有的教师只把自己从事的高尚职业作为诂名钓誉的资本,用教书去作稻梁之谋,不禁汗颜。更感先贤言之不谬。作为教师,唯有谨尊先生教诲,“见不贤而内自省,是亦师也”。

《广师说》还阐述了师与生、教与学、识与行的关系。指出弟子无良师,无以为学;教无良弟子,也无以成教,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互动、互补、互相制约的关系。只有师生思想相容、情感相怡,才能教学相长,相得益彰。先生所有这些见解,都被后人的教学实践所验证,并被总结、发展、升华成为教学的基本原则来指导教师行为。所以,称他的《广师说》为真知灼见,至理名言,当不为过。

五、讲究“学法”是治学成功的捷径

先生一生志于学,所以学识博而渊。这是他之所以成为一代宗师的根本原因。他说:“才须学也,学需大也”(《与属员教》)可见其立志之高远;又说:“庸庸而生,不如苦学而死”(《悔箴·读书》),可见好学之笃定。他认为学习是为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寻求一种“自尊自乐之境”的行为(《经说三》)。他以自己一生的实践,证明了“夫今人自立之道,其惟学乎”!这是在告诉我们要“明人之所以为人”,就得好好学习(引文同上)。因为学习能激发信心,砥励意志,指导实践和增长智慧。先生不云乎:“士君子学以为己,自勉躬行”(《王阳明以良知为圣学宗旨辨》)“非智无以存,非学无以智”(《石屏图书馆启》)。不仅如此,学习还能使人“变墨守之规,成宏通之识,本简策之迹,切身心之图,反而求之,约而守之”。先生之所以把学习的意义和作用阐释得如此清晰明确,其用意仍在启发后人,“明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经说二》)。那么,应该学什么,怎样学呢?

先生认为首先要“因时制宜”。即根据宏观实际的需要来确定学习目标,制定学习计划,选择学习内容。并要求自己做到“千驷弗取,一介必严”(《经说三》)。

其次要“博学”。他说“诚之之道在博学”,只有博学,才能“观群经之通”(《经说三》)、“成宏通之识”(《经学二》),进而为通经致用打下深厚的知识功底。同时,只有在“熟诵而博览”的基础上,才能贯穿经史,熟练地驾驭知识,做到“无经不推阐,无传不补缀。或根据以补充,或妙悟而增长”(《经说三》),去开辟自己学习的新境界。

第三要“慎思”。他说:“诚之之道在博学,尤在慎思”(《诚说示八弟》)。慎思是学习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慎思要求做到“勿轻信”、“勿轻疑”、“勿穿凿”(《经说三》),要坚持“无征不信”的原则(《在成德中学演讲录》。“然不可因难而自欺,更不可畏难而不考”(《移山随笔之102》)。唯有慎思,才能达到“起而继之,理而董之,条其指趣,观其会通,洞撤本末,务剖其是”(《和同辩》)。不然的话,学到的只会是知识皮毛。这样的知识除了“徒工口辨”之外,毫无用处。

第四要“居今稽古,不必爱古薄今”(《游小瑞城记》)。稽古,就是对经史“加之以深思,定之以明辨,宣之以语言,出之以记号”,以“达远方,垂远代”(《经说三》即达到“理求是,法贵通,义共济,学无穷”的目的。

第五要讲究教与学的方法。先生说过“德无常师,教亦多术”(《京师滇学堂一览序》)的话,按照他“法贵通,义共济”的观点,则教学一理,学亦应无常师,学亦应有多术。他行之有效的学习方法主要有:

①“学问之道,折衷圣人”(《王阳明以良知为圣学宗旨辨》)即对圣人的东西既不泥古,也不悖古,而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这就叫“折衷圣人”,或曰:“弃无理,取有用”(《守约录跋》)。

②“纠群文,定一尊”(《经说二》)。即善于综合归纳百家之言,提其要,钩其玄,把握其宗旨,探索其本源,进而发现其本质,掌握其规律,用以指导新的认识实践活动。

③“反身而诚,切己而察”(《易说一》)。即要善于结合自己的实际,运用已知去求取真知,察见书中之真谛妙义,并运用逆向思维反求诸己,在正反两个方面的比较分析中提高自己的认识水平,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

④“演绎真谛,整齐万方”(《讲易管窥·赞》)。据先生弟子于兰芬介绍,先生治学的一大特点,是从纵向“考别源流,辨章史实”;从横向“分疏章旨,研究理致”;然后“横竖交沏”,把知识构造成一个纵横交织的体系。这种知识的整体构建方式,对于“启发来学,深切至矣”。据于兰芬的介绍可知,这是一种从掌握知识的内部联系和相互关联入手,从结构、从总体去理解知识,深入本原,把握规律的学习方法。与当今之结构主义教学模式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教育哲学认为,知识的性质、特点和规律,都只存在于整体与要素、以及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过程之中,整体的建构方式不同,相同的构成要素就可以建构成不同的整体。也就是说,只要改变知识的建构方式,就可以改变知识的结构和性质。所以,先生这种“横竖交沏”的学习方式在今天看来,其理论基础是科学的,甚至也是先进的。只要掌握了这一方法的要领,确实可以达到先生所追求的“独抒所见”、“成一家言”或“辟一新境”的学习境界。可见,讲究学习方法,也是先生成就为一代宗师的一个原因。

以上所述,便是笔者对先生教育思想的一些粗浅认识。限于水平,难免挂一漏万;不当之处,还盼同乡及同仁指正。至于先生的“国民教育思想”和“教育经济学”思想,则容后有机会再与大家研讨教。

[论文关键词]教育思想体系教育宗旨培养目标德育尊师教育救国文化兴滇

[论文摘要]晚清经济科“特元”的袁嘉谷后半生献身云南教育事业。通过实践,他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那就是:以救国为教育的根本宗旨;以为政治服务为教育的最终目标;以德育为教育教学的核心内容;以尊师为实现教育目标的前提;以讲求学习方法为教育成功的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