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事会制度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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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董事会制度的设计已经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各国董事会的具体设置有所差异,但董事会制度正逐渐在进程发展中趋同,这种趋同表现在:董事会规模逐渐缩小;对董事监管放松;强化外部董事监控等｡本文主要以美日欧企业的董事会运作方式作为分析内容,对其中不同类型的董事会制度进行了一般性的归纳,并追踪其在时间上的演化过程,从而揭示出对中国企业的有益经验｡

[关键词]董事会制度;演化过程;国际比较;路径依赖

董事会作为企业所有者的代表,监督着企业经理并保证企业的管理团队为达到所有者利益最大化来经营企业｡十几年前,市场经济国家的公司治理模式中的董事会制度存在着巨大的差别｡然而,随着企业对经济全球化的适应和调整,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董事会制度的统一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董事会规模逐渐缩小

美国公司是股东具有选择董事的权力｡董事会曾经由执行官控制,近年来,非执行董事逐渐起到非常大的作用｡权益由包括13-14个成员组成的董事会来治理,他们当中大约1/3是内部人,2/3是外部人｡自1972年以来,董事会成员的数量已经明显减少,大公司董事会的平均人数已经从14人减少到12人,而小公司从12人减少到9人｡

日本企业缩减董事会规模最常用的例证就是索尼公司进行的改革｡1997年,索尼公司将其董事会规模由38人减少为10人｡并任命从董事会退出的28名董事作为企业执行役员(executiveofficer),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将决策和执行相分离｡在企业执行役员制度中,先由董事会做出决策,然后由企业执行役员加以执行｡这种体制已经在日本大公司中被广泛运用｡在2000年9月东京证券交易所进行的一项调查中,35.5%的被调查企业已经采用了企业执行役员制度,比1988年进行的类似调查结果增长了32%｡

旨在缩减董事会规模的企业执行役员制度,也是由索尼公司最先采用,并为日本众多企业所效仿,这说明日本企业董事会改革确实有了一定行动｡然而,这种形式上的转变是否会带来实质性的变化,还需要对企业执行役员体制进行仔细分析｡

索尼等日本企业认为,采用企业执行役员体制可以改善公司治理,因为该机制将监督和经营相分离,董事会将专门监督企业经营,并全盘考虑企业战略｡而企业执行役员则专注于企业的经营方面｡然而,企业执行役员制度实际并没有改变由内部人控制董事会的局面｡不过,相对于40人的董事会而言,10人的董事会在办事效率和机动性方面肯定有许多优势,从而受到企业经理们的青睐｡

二､对董事会的法律监管逐渐放松,声誉激励日益强化

在法律激励方面,不少人都认为国外之所以董事会制度运行得较好,是因为完善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了约束,董事会必须按照法律规定来履行其受托责任,倘若董事会不能在企业经营､管理和战略规划等方面履行职责,那么他们就要对由此而造成的损失承担责任;相反,中国董事会的立法与国外的相比较薄弱｡正是因为缺乏这样严格的法律,所以董事会才不能充分发挥理想的作用｡但是,根据国外学者的研究,这种看法并不符合实际的情形｡事实上,国外的董事会也和中国的董事会一样,很少受到法律的各种形式的制裁｡

其中,注意(谨慎)义务只是关于董事应该如何作为的一个期望,而不是董事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时所要承担的责任,除非董事作出完全不理性的商业决定｡披露义务是当信息的披露与否会影响股东的投票结果时,董事会就应该为股东提供完全透明的信息｡美国允许公司以公司章程的形式,减免董事违反披露义务的责任｡当公司被接管的时候,特殊注意义务是为了防止董事在接管过程中获利,如抵制对股东有利的接管,对于董事没有自我交易的接管过程则不太细查｡美国同样允许公司章程中对于董事的这一义务进行豁免｡

Black(2004)对美国和其他6个国家包括英国､加拿大､德国､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的董事会的法律风险进行了跨国别的法律比较,研究发现,虽然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认为董事会在公司治理中起着关键的作用,针对董事会的法律约束也很多,但是外部董事所面临的实际风险(即从自己的口袋里拿钱赔偿)是非常小的｡尽管各国董事会所面对的法律环境不尽相同,但总的来说,董事会的底线是类似的,即董事会其实并不需要承担多少实际的法律责任｡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股东往往起诉公司而不是董事会,因为公司更有经济实力进行赔偿;二是绝大多数公司通过公司章程限制或免除董事会的注意义务;三是当公司破产或不能赔偿时,大部分情况下保险公司会为董事会赔偿,因为公司都为董事会购买了D&O(DirectorsandOfficers)保险｡在实践中,即使是在美国这种对于诉讼最为宽容的国家,历史上也极少有对董事会真正进行经济处罚的案例｡可见,真正处罚董事会的案件非常少见｡即便如此,只要有对董事会不利的判决出现,立即就会引起董事们和他们的支持者不满,并带来相应的法律修订｡几乎每一个州都制定了法律规定:董事会只要没有故意的不正当行为,都可以免除责任｡

日本对董事会的法律规制也有放松化的趋势｡2001年6月-2002年5月,在美国发生了安然､世通､施乐等公司的财务丑闻､人们在普遍要求强化对公司监管､加重对公司决策管理层惩处力度的呼声日益高涨之时,日本却对公司法､商法作了较多的修改,其中的主要内容之一,不是加重公司董事､监事的法律责任,而是减轻了公司董事和监事的法律责任:规定当董事､监事的失误是基于善意或非重大过失时,可以在一定的范围内减轻其责任;对违反法令或公司章程的董事(监事),经股东全会特别决议通过,或修改公司章程后由股东全会授权董事会作出决议,可以在一定范围内减轻责任｡这一做法值得中国企业深思｡

Gilson(1990)研究了在1979-1985年间破产重组的111家美国上市公司,发现这一时期由于破产使得银行成为大多数公司的最大股东,银行往往重新任命董事会成员,原董事被迫离职之后在其他公司再次担任董事的机会将大大减少,说明董事的声誉因此受到了严重影响｡Harford(2003)发现所有的目标公司董事在接管之后都很难保住自己的董事职位｡他还发现外部董事未来能否获得董事职位,取决于被接管之前他们的工作表现,在表现差的公司中拒绝接管要约的董事在人才市场上将终结自己的职业生涯,而接受接管要约的董事则不会有上述结果｡

三､双层制结构逐渐兴起

有证据表明,英国公司中已经出现了事实上的双层制结构(Davies,2000)｡根据法律的要求,公司董事会的职能已经更多地向监控方向发展,一些公司管理职能已经转移到仅有一个执行人员组成的非正式委员会的手中｡在英国,将日常管理和主要经营决策权转移到“管理委员会”已经越来越普遍｡在美国也同样如此｡

事实上,英美公司在董事会中设立由外部董事组成的专门委员会,如薪酬委员会､审计委员会､提名委员会,一定程度上引入了双层制的结构｡独立董事虽是董事会的组成部分,但担负特别的监督功能｡通过设立独立董事并由其组成专门委员会,使得管理和监督职能得以分离｡此外,英美公司中董事会主席和CEO的日益分离,以及不断增强任命非执行董事的趋势,也表明英美公司决策管理权的职能被逐渐分离｡或者说,董事会结构从某种程度上在向双层制趋近｡转任命委员会也在日本悄然兴起｡像美国公司那样,有一些日本公司建立了薪酬委员会来决定各个董事的报酬,或者由任命委员会来挑选可以成为董事的候选人｡

四､强化外部董事的监控

由于现代公司的董事会越来越成为经理层的附庸,其独立性受到广泛质疑｡20世纪90年代起,始于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开始席卷全球,掀起了全球公司董事改良的热潮｡独立董事制度首创于美国,1977年纽约证券交易所率先要求在该所注册上市的公司应于1978年6月30日前设立并维持一个由独立董事组成的审计委员会,从此独立董事作为上市公司董事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成为一种正式制度确定了下来｡英国在1982年建立了“非执行董事促进协会”,以促进英国公司广泛而有效地实施独立董事制度｡1992年由英国政府设立的Cadbury委员会著名的《Cadbury报告》,要求上市公司必须聘请独立董事,从此英国聘请独立董事的公司逐渐增多｡日本也引进了美国的独立董事制度,以改革传统的董事会｡此外,独立董事制度作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举措,在巴西､泰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独立董事比例越来越高｡早在1977年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就上市审查规则,要求上市公司独立董事在董事会中人数应达到半数以上｡到了20世纪90年代,该比例呈越来越大的趋势｡1995-1997年之间,标准普尔500家公司中独立董事占公司董事人数的比例以每年约1%的速度增长,从1995年的64.7%上升到1996年的65.8%,再到1997年的66.4%｡1997年美国投资者责任研究中心对于标准普尔l500家超大型企业的调查表明,所有涉及的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平均为61.1%,并且还有进一步扩大的趋势｡1999年底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市值前6位上市公司董事会中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平均高达85%｡英国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在1992年Cadbury委员会《Cadbury报告》后迅速攀升,1996年伦敦股票交易所全部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中该比例达到42.8%｡平均来讲,日本企业的独立董事构成比例占大型上市公司的大约1/3｡

五､趋同的主要原因

1.市场的全球化｡很明显,金融市场的不断整合,是推进董事会制度趋同的一股力量｡一般来讲,持有一个国际化的资产证券投资组合,比仅持有一个国内的资产证券组合有更高的回报率和更低的风险｡投资者和股票的发行者越来越希望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运作,而这在一定程度上要求对共同价值和标准的认同｡广大投资者要求公司董事会遵守国际标准｡所以,除了应对国内所发生的法律和制度变化之外,公司董事会还必须调整其行为,以便与国际市场相适应｡这种市场既包括资本市场的国际化,也包括产品市场的国际化,这必然会促进董事会制度的国际性趋同｡

2.路径依赖｡每个国家都有特定的政治和历史｡有的学者认为,正是这种特定的历史和政治,形成了国家之间的巨大差别,即使现在市场的国际化越来越明显,董事会制度也不可能完全趋同｡由于政治和制度的相互排斥,确实对董事会制度的趋同是一个相当的障碍｡但由于存在自上而下的趋同,政策制定者越来越多地将地区和全球因素纳入考虑的范围之内｡通过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董事会制度的许多变化将成为可能,从而构成开放世界的一部分｡

3.法律的趋同｡对公司法和有价证券规则的广泛不同,是解释董事会制度不同的重要因素｡有的学者对一般法和民法进行了区别,并分析了对董事会制度的影响,认为公司法本身具有许多不同形态,不同国家的董事会要区别对待｡但这些不同并不像看起来那么重要,而且,它们的重要性也越来越小｡目前,共同认可的是所有权的优势,是公司策略的最终判定标准,并将剩余概念作为公司治理结构的核心｡另外,权益资本市场的日益重要性,使得大部分公司受制于有价证券规则｡最终,董事会制度的趋同,也是不断增长的企业选择制度环境趋势的结果,这是一种对开发和利用流动且便宜资本来源的需要｡通过选择,比如在国外发行股票,企业变得受制于国际通行的有价证券规则和会计标准,这也对董事会制度的趋同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六､对中国企业的启示

通过上述对美日欧董事会机制的初步研究,认为其对完善中国董事会改革有许多借鉴意义,为此提出如下建议:

1.董事的薪酬应与精神激励相挂钩｡这里所说的与精神激励相挂钩,是指在向董事支付合理的薪酬外,还应在精神上加以激励,以更好地发挥董事作用｡现在对董事进行精神激励还没有形成制度｡目前,我国的年薪制和期股激励机制主要是物质激励,而这种激励是无法满足精神方面的需求｡因此,我们在对董事进行物质激励的同时,应进行精神激励｡况且,精神激励具有低成本､高效率的特点｡如果我们对董事们进行了物质与精神激励,那么,他们经营好公司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肯定比现在要好得多,进而,中国上市公司的经济效益亦肯定会比现在要高得多｡

2.独立董事制度应该法制化｡在上市公司治理过程中,独立董事制度在减少内部人控制､保护投资者利益､促进市场规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独立董事的独立性严重缺失,而独立性又是独立董事制度的核心,因此,要真正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必须推行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的独立董事制度｡所以,制定和完善能使独立董事发挥作用的法律制度势在必行｡

3.加强对董事会的责任追究｡中国现行的董事制度并没有针对董事的责任追究问题,特别是对董事怠于行使职权的责任追究问题没有作出专门规定｡这无疑是董事制度设计的一大欠缺｡这一欠缺的存在不仅意味着董事在违法､违规时得不到应有的惩罚,而且也意味着董事不必为自己的碌碌无为而付出任何代价,这对上市公司的规范运作无疑是非常有害的｡因此,对董事责任追究问题作出专门规定迫在眉睫,董事如因怠于行使职权造成严重后果的,除了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外,还要负法律责任,甚至还应被终身取消其担任公司职务的资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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