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事业贡献管理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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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时期，面对政府对中医的歧视政策，福建中医药界人士以创办中医学校、培养中医人才、组建中医药社团、救治民众、创立医学图书馆等各种形式来传承与发展中医药学，为扶持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应尽的贡献。

【关键词】民国福建中医药贡献

民国时期，中医倍受歧视。国民党政府多次通告全国，限制“旧医”，不许其进入公立医院，不许列入教育计划，致使中医事业每况愈下。在这危难之际，中医药界人士为保存、发展中医作出了艰苦的努力。福建中医药界同仁也和全国同道一起，为扶持和推动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了应尽的贡献。

反对“废止中医药案”

1914年，袁世凯提出“废止中医，不用中药”的主张；则极力提倡“不但国医一律不许执业，全国中药店应限令歇业”。1929年，南京国民政府中央卫生委员会通过余云岫提出的“废止旧医（中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案”，以及旨在消灭中医的“六项措施”，激起海内外中医药界和社会人士的极大愤怒和强烈反对。同年3月17日，全国15省市132个中医药团体262名代表，在上海召开会议，成立“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福州市台江地区名中医林趋愚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结束后组织请愿团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保存国医。福州中医公会推派刘通、蔡人奇、陈天尺等代表赴南京参加请愿，建瓯县也派方修甫（在上海学习）和刘春波（在上海行医）为代表，与全国各地中医药团体代表齐赴南京请愿。与此同时，各地广大人民纷纷通电抗议，福建省福州中医公会同仁高润生和郑孝铭等、东山县中医界、仙游名医温敬修、南平浦城县名医徐泰昌等均及时通电响应抗议。在全国中医药界的坚强抗争和各界人士社会舆论的声援下，国民政府被迫停止执行并撤销原决案。

1930年，“全国中医药团体总联合会”建议政府设立“中央国医馆”，然而，行政院和卫生部却借口国医馆章程需要审核，拖延不予办理。1930年5月，焦易堂、谭延等7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成立国医馆的建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终于在1930年5月17日批准了设立国医馆的建议［1］。同年10月19日下午3时，中央国医馆发起人在南京八府塘“女子法政讲习所”召开发起人会，到会17人公推焦易堂为临时主席。这一提议获得国民党中常会审议通过，并送国民政府行政院审核［2］。1931年国民党政府同意在南京设立中央国医馆，各省市设分馆，海外也设有分馆，县设支馆，作为整理中医学术的领导机构。1931年3月17日，中医药界人士于南京召开中央国医馆成立大会，焦易堂任馆长，副馆长为陈郁、施今墨二位先生。会议决定每年的3月17日为国医节，一则纪念1930年3月17日全国中医药界一致奋起联合侮御的既往精神；二则纪念1931年3月17日中央国医馆的成立［3］。福建于1935年5月10日在福州成立了中央国医馆福建分馆，刘通、蔡人奇、陈天尺任正副馆长。部分县市也先后成立分馆。

中央国医馆及各分馆只能研究学术，而没有行政权。但是中医药界通过中央国医馆及各分馆团结在一起，整理中医学术，改良中药制作；兴办中医学校，编写教材，并力争中医学校加入教育系统；创办中医杂志，宣传中医药，指导民众健康常识；呈请国民政府，从速颁布国医条例。

在众人的努力下，南京立法院于1933年12月15日第43次会议通过《国医条例》十条，规定了可发予证书以执行中医业务的条件，1936年1月22日《国医条例》公布，中医药界同人从此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国医条例中还规定，中医学校毕业并取得证书者，经审查合格，可执行中医业务，这一条款实际上是认可了中医教育的合法性。然而，国民党当权者反对中医的顽固态度并没有发生改变，《国医条例》中所认可的中医教育的合法地位也仍未被国民党政府教育部所承认。直至1938年，偏安于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在中医界人士的督促和直接参与之下，颁布了“中医学校通则”。至此，中医界为将中医学校纳入教育体系而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总算是有了一个结果［1］。创办中医学校

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中医界人士为了救亡图存，培养后继人才，先后创办了许多中医学校。福建省中医界也不例外，相继创办了一批中医学校，其中较知名的有福州中医学社、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等。

1.福州中医学社

1929年，王德藩召集名中医董幼谦、黄云鹏、王叔明、陈芑洲等，创办“私立福建中医讲习所”。为了筹集办学经费，王德藩不惜变卖华林坊自己的老屋。后讲习所呈请福建省教育厅备案，于1931年2月立案，并奉教育厅令改名为“福州中医学社”。校址最初在北门夹道坊，后搬迁至南后街闽侯中医师公会内，1937年抗战爆发后，学校又迁至闽侯县厚美乡。

福州中医学社以“昌明国医学术，融会新知，造成医学高尚人才”为宗旨，招收中学毕业或具有同等学历者，报名者需经过笔试和口试且考试合格后才能进入学校学习，学期初为3年，后延至4年，1940年起遵照教育部新颁布中医专科学校暂行课目表规定，将修业期限延长至5年。无论学习期限长短，都安排有1年的实习时间，将学生分派至福州中医学社附设之诊疗所实习，并派教员分别负责指导。学习科目既包括“《内经》、《难经》、《伤寒》、《金匮》、针灸”等中医经典理论，也包括“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组织学、胚胎学、药理学”等新传入中国的西医知识，还有“国文、外国文、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而内科、外科、妇科、儿科、眼科、喉科等则中西兼修。学习共分三个时期，第一时期为理论期，“讲习历代医学，采灌输法”；第二时期为研究期，“研究诊断方略，采解释法”；第三时期为实习期，“实习治疗与手术，采指导法”。

学校教师白天诊病、讲课，晚上编审教纲、教材，备尝艰辛。王德藩担任班主任并教授内科、《伤寒》等，王叔明担任教导主任并教授外国文、疫症，董幼谦担任总务主任并教授热病学、医经，黄云鹏教授病理学、诊断学，陈芑洲教授针灸、体育，萧治安、陈天尺、梁肖程、郑海楼、黄萍湖等福州名中医均为学校教员，早期毕业的学生，如徐幼鸣、叶崇琳、林应芝、葛滋珊等也留校任教。

从1929年8月至1947年7月，福州中医学社共办学十届，培养中医后起之秀共249人。建国后省市各医院和闽侯、福清、连江、罗源、永泰、莆田等县市的许多名老中医，如陈桐雨、陈明藩、林伯锐、陈树榕等，均毕业于福州中医学社，他们在中医临床、教学、科研的工作岗位上均发挥了重要作用［4］。

2.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

1931年，高润生、萧乾中、林笔邻等在福州南台大庙山创建“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聘请蔡人奇担任校长，还聘林心斋、郑迈庵、姚亦珊等为教师。该校在中央国医馆立案，并在福建省政府、福建省民政厅及福建省国医分馆备案［5］。学校建筑校舍以及购置仪器等费用均由学校董事解囊相助。蔡人奇办校重视经典理论学习，聘请名师讲授《内经》、《难经》、《伤寒论》、温病、本草等，又有所革新；衷中参西，开设生理、解剖课程；注重直观教学，购置解剖学教具，中药课无论是常见药材还是贵重药材，均由授课老师带来实物详为讲解；主张医理文理相通，因中医古籍深奥，古文一门至关重要，蔡人奇聘请前清一举人讲授古文；重视临床实习，在第三至第五学年安排学生在各名医诊所实习，学生毕业前还要在“福州述善社”附设诊所诊病。蔡人奇自己讲授妇科学，编著《妇科讲义》作为教材，结合自己的临床心得，条分缕析［4］。学校管教学生甚严，每学期学生成绩表及在校学生名册，按期呈报中央国医馆，并存案备查。该校学制5年，前后共办3届，毕业者100多人，多为福州医林骨干。1936年，福州中医专校医学研究社还创办了《医铎》杂志，号召中医学者钻研祖国医学，发扬祖国医学精萃，培养中医人才［6］。

3.厦门国医专门学校

1929年，吴瑞甫邀请厦门热心公益事业的知名人士，如洪鸿儒、陈培锟等，创办厦门中医传习所。1932年，吴瑞甫报请中央国医馆备案，创立厦门国医专门学校，自任校长，先办业余研究班，后又扩充为全日制本科班，大力培养中医后继人才［7］。

厦门国医专门学校以“研究我国医学，融会新旧学术，养成医药专门人才”为宗旨，招收中学毕业及有同等程度者和曾经行医3年以上者，学习期限为5年，预科1年，本科4年。学习科目也是中西兼学，包括：药物、方剂、医史、病理、诊断、伤寒、温病、杂病、传染病、儿科、妇科、眼科、喉科、耳科、外科、伤科、花柳、针灸、生理解剖、卫生、西医诊断、西学药物［8］。吴瑞甫呕心沥血，备历艰辛，亲自筹集经费，延聘师资，主持教务，并自编讲义《伤寒纲要》、《四时感症》、《中医生理学》、《中医病理学》、《传染杂病学》等16种。当时医校学员数百，遍及省内外各地，还有台湾学生亦远道前来求学。从厦门中医传习所至厦门国医专门学校，先后毕业600余名学生，桃李遍及国内外。1938年5月，日军侵占厦门，该校被迫停办。

4.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

1933年，温敬修邀请热心医学教育人士胡友梅、洪春魁、吴兆相、江谐、郑少斋诸位名医，共同创办仙游县国医专门学校，兼设仙游国医院为学生临床实习基地，并可方便病人就诊。温敬修捐银圆500元，并亲赴海外向华侨募得近二万银圆，集资办起国医专校与国医院，他被推任为国医专门学校校长，兼国医院院长。医校于1933年春季招生上课，第一期录取39名。国医院也于同一时期开始对外医治病人，由医校教师兼任医院诊疗，并指导学生临床实习工作，又聘请刘明庭、郭嘉华等专门负责医院的诊疗工作。

温敬修教授针灸、按摩等科目，所编《药用植物学》于1933年8月印行，后经上海名医秦伯未审阅，更名为《最新实验药物学》，由上海中医书局出版。还有《针灸学》、《按摩学》、《食物疗法》等讲义，未曾出版。学校还聘请胡友梅担任教务长，并教授内科、妇科。胡友梅编写的《内科学》讲义，经修订后由上海世界书局更名《中西对照医药学》，在抗战期间及抗战胜利后多次出版，畅销国内及东南亚。该书以科学方法讲通中西医学理论，内容丰富，系统明晰，受到医药学者好评［9］。当时莆田名医施启谟、江谐、郑少斋、林伯渠、郭嘉华等均为学校教师，自编讲义，悉心教学。解放后，仙游中医界的支柱，如张宗本、施天河、蔡增范、岳金瑛等，都是该校培养出来的。

5.其他中医学校

1934年，张琴、魏显荣于莆田涵江紫璜山创办“莆田国医专门学校”。学校附设“涵江国医医院一所”，作为学生实习的基地。1937年抗战爆发，学校处境日益艰难，全校教师齐心协力，克服困难，至1940年夏，第二届学生毕业，学校才不得不停办。第一、二届共有毕业生81人［10］。

1935年，建瓯县医士公会创立“建瓯国医传习所”，由该县名中医黄焕琮担任所长，教师亦均为热衷教育事业的建瓯县名医。其中：《内经》由黄焕琮教授，中药学由陈颖谷教授，诊断学由翁翰珍教授，《伤寒论》由徐伯葆教授，内科学由佘耀宗教授，外科学由杨金镜教授，儿科学由金仞溪教授，妇科学由丁美教授，医学史由程才教授，解剖学由方修甫教授。建国后建瓯县医院、乡医疗站、学校卫生所等均有该校的毕业生。

1935年底，在徐泰昌主持下，浦城国医支馆也曾办过一届国医训练班，学员20人，后因经费不足停办。

另外，规模较小的还有1930年2月龙海陈运才设立的“中医经典学习班”，莆田涵江林韬安开办的“神州国医学社”，1943年姚亦珊创办的“福州国医专修学校”等［10］。

【参考文献】

1吴中云，谢扬.焦易堂与中央国医馆［J］.文史精华，2000，(119)：32～38.

2医药评论编辑部.中医馆开发起人会［J］.医药评论，1930，(45)：30.

3程迪仁.三一七商一切［J］.神州国医学报，1935，3(7)：2～5.

4孙坦村，肖诏玮.福州近代中医流派经验荟萃［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19～20，262～263.

5福州中医专校医学研究社.私立福州中医专门学校谨启［J］.医铎，1936，1(3)：封面.

6仓山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仓山区志［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4：469.

7厦门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厦门市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04：3814.

8吴瑞甫.厦门国医专门学校简章［J］.国医旬刊，1934，1(12)：15.

9仙游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仙游县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5：1114，1116.

10刘德荣，黄玉良.近代福建的中医教育［J］.中医教育，1995，14(1)：42～44.